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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媒妁之言定亲事 女方刁难不忍辱
1978年过后,邱群章到王塚给我说媒。
邱群章是王塚南面5里地之外到齐洼村人,会一手阉猪娃的技术,经常出入在在周围村庄。我小时候在邱洼时,他就不断到我家里,也会拉几下弦子,还能哼哼几句,他管父亲叫哥,我就叫叔。
这个人生性硬直,与其哥嫂不和,经常生气,所以在外面的时候多一些。他看我已经20岁出头了,还没有定亲,就和母亲商量起来。
这两年,母亲也多次向我提起订婚之事,我只是强调家里条件不好,年龄还不算大,等等再说。
做母亲的只是为儿子着想,20岁出头,恐怕不好找对象,因为农村的孩子都是20岁左右就定亲。农村的女方要钱厉害,那时没有三五百、七八百办不成事儿。
经群章这么一说,母亲就心动了,要他操个心,瞅个合适的日子让女方来家里看。
女方的父亲是群章小时候的同学,互相都很了解,他也相信群章的话。群章说,他家不过分要钱,见面礼一百,订婚压二百,再撕三四身衣裳就行了。
我一听说,就表态不同意,我们出不起这钱。群章就反复强调,社会上就是这样,谁家要媳妇不花钱呢?有些人家放着钱还没处花哩!
是啊!村里有一家娶媳妇已经花了700多块了,女方还是不满足,硬逼着男方再拿300块才能结婚。
形势就是这样,一两个人怎能抗得住?母亲就硬着头皮答应了。
群章又专门找我谈了情况,说女方叫小Z,小学四年级也没有读完,就在家照看弟妹,有一手好针线活,地里活也不差,有力气,特别强调咱这个家,缺少干活的,需要这样一个媳妇。
说心里话,没有文化、只能在地里干活的人,绝不是我追求的对象,可是母亲为了我的事终日操劳,省吃俭用,眼下已经凑了一些钱,专门为我办事,我怎好忍心推辞?母亲生怕我这个老大打了光棍,在背地里多次劝我:“不要讲什么文化了,庄稼人只要能干,比什么都好,订了婚,我心里的这块石头就算落地了!”我只是默默地点头称是。
农历二月十六,群章领着小Z和她的干姐到了我家。这第一次见面,我只和小Z简单地说了几句话,看来她对我还比较满意,因为群章已经把情况告诉了她;再说,她舅舅就在北面的李庄,什么情况都可以打听。
我当时很矛盾,只见一次面就能订婚吗?这是一辈子的事啊!小Z给我的印象是很直爽,不客气,很像一个能干的人,至于其他方面就一无所知了。同意吧,心里确实难受;不同意吧,母亲更会难过。为了母亲,我把心一横,就答应了。临走,母亲给小Z了100块钱,还有两身衣服(只是布料,下同)。
过了几天,群章带来了信儿,说是农历三月初六“过八字”,要准备好200块钱和4身衣服,再加一些香皂、毛巾之类。我心里很不愉快,可母亲却很高兴,因为这是儿子的婚姻大事啊!
那天,群章领着女方的人来了,有小Z的父亲和舅舅;我们也找来了同村的大队支书(与小Z的舅舅很要好)和我的一个姨夫,请了一位厨师,做了一桌菜。
吃罢酒席,寒暄了一阵,群章就把事先准备好的钱和衣服摆在桌子上,还一样样进行了清点,然后用一块新红布包裹起来,交给了小Z的父亲。女方为了表示一下“意思”,把一个 ”红包”交给了母亲,也算是来而有往吧(后来才知道里面只有20元钱)。
我看着摆在桌子上的衣服和钱,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这就是“婚姻”的基础?要不是怕惹母亲生气,我死活都不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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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家乡,农历六月六是农家的一个节气,一般都要去“叫客”,有的叫姑姑,有的叫姨娘,有的叫未过门的媳妇。母亲也准备了几个钱,还有一件衣服,叫来了小Z,过了节气就回家了。
春节之前,母亲非让我给小Z家送去几十斤高粱,因为她家里没有种高粱,只种玉米,所以对高粱面很稀罕。初次到小Z家,对我还算热情,为我改善了生活,一家人坐在跟前谈天说地,表现出很诚恳的样子。
但是,那只是来而不往,吃罢饭我就两手空空回到了家里。母亲问我为什么不高兴,我只是叹气:“男人是不是都这样下作呀!”
母亲听出了我的意思,就连忙劝我说:“不要在乎那点儿东西,男方都是这样。”
1979年春,小Z为了找小黑豆来我家一趟,从黄豆中捡出了一些。这次与她的单独谈话中,表白了她的内心世界。
首先,她谈到这辈子的理想是找一个有能力、有志气的人,能说、能干、能办事,自己跟着享一辈子福;
其次,虽然认为我这个人可以,但嫌庄上的地太赖,黄土岗地,泥巴对人怪亲,水井离家太远等等;
其三,说我这么长时间没有到她家去,有点看不起人。
还谈到为什么不到李庄去看望她舅舅,是不是看不起她舅舅等等。
对于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我一一作答,说得她闭口无言。我还半玩笑地对她说:“如果你真嫌我们的条件不好,还是嫌我不近人情,现在退亲还不算晚!”
一句话呛得她不知所措,一句话也没有说。虽说那些话有玩笑之意,但对我们今后关系的恶化埋下了伏笔。
5月份,东陈庄公社有物资交流大会,因为没有钱,全家人谁都不去赶会。
一天中午,我放学后回到家里,母亲正在厨房做饭,告诉我小Z来了,可能是让我陪她去赶会。
我到堂屋一看,她正在床上躺着。我就招呼一声:“来客了!”她一动也没动。我又说:“啊!是贵客呀!架子真大!”
这时,她一翻身坐起来,开口就问:“明天到陈庄赶会去吧?”
这话出自我的意料,我也不感到突然,回口就答:“又不是星期天,我哪有你这么随便!”
这可惹了她,她站起身来,用手指着我说:“你说去不去吧!”
我说:“去如何,不去又如何?”
她更火了:“我不给你玩洋,要去明天就去,舍不得花钱你就不去!”
哎呀!这样的话怎能说出口呢!好像我欠了她很多债似的。
我也不示弱:“想去,你随便去,我没有时间作陪,当然也没有钱!”
这下可好了,惹得她动了高腔:“一年多了,我穿您家了几件衣服?趁有会买点便宜东西,也为结婚准备准备,谁知道你连一分钱也舍不得花,谁还给你结婚!”
好嘛,这真够人受的!我勉强压住心中的火气,想看看她的口气到底有多大:“这样吧,结婚你准备要多少钱、多少东西,请当面讲明白吧!”
她还挺实在:“那好,咱说明白,二百块钱,四身衣裳,先说好,不要凡尔丁、的良!”
一句话说得我火冒三丈,“你给我住口!你想欺负我,找错门了!你算什么人?县委书记还穿劳动布哩,你竟敢说不要凡尔丁、的良!这些东西我们一家连一件都没有穿过,去照照镜子,看看你那样子,亏你还戴着团徽,真给年轻人丢脸!我也给你说清楚,从今天起,一分钱、一件衣服也没有,我就是打光棍也给你说不了好话!你好自为之吧!”
这一番话不当紧,小Z把头低下去了,一句话没有接,眼泪似黄豆般一颗颗滚落下来。
我看到这情景,就乘胜攻击:“为人要讲道德,讲良心。一年多来我家给你家的东西有多少你心里有数,难道我们就不过日子了?为了你还得卖房子不成?不要太不像话了,要叫公道,打个颠倒。都是一个人,谁离了谁都能过。一个庄稼人,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行。如今我家正处于困难时期,你这样紧逼,我到哪里去弄钱?少不了还让母亲作难。实话说,我的事今后不让母亲操心了,根据我的能力和家庭情况,该咋办就咋办!反正这个家现在就是这个穷样子,你如果觉得心里难受,请及早说话!”说罢,我大步走出房门,挑起水桶担水去了。
担水回来,小Z正在厨房强装笑脸帮助母亲做饭。我看那个架势,她是不想让母亲知道这事,我也就若无其事地干着其它事情。吃饭时,小Z坐在桌旁表情不够自然,只是端着碗喝稀饭,不拿馍,不吃菜。母亲见状,让她吃馍吃菜,她只是应付着,并不吃。
我几口吃过饭,对母亲说:“我该走了!”
母亲说:“慌啥?咋就吃这么几口?”
我说:“快打预备铃了!”说罢,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出院子,径直向学校走去。
下午放学后回到家里,母亲就是一顿埋怨:“你们两个咋了?她连一口馍都没有吃,你走后他也要走,我拉都拉不住。”
我说:“这个人不识好歹,口出狂言,我忍受不了,说她了几句。”
母亲说:“我让你忍住,不要说急话,你咋就不听啊!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几百块钱都给她了,哪还在乎这几件衣服哇!”
我说:“母亲你别管,现在咱也没有钱,总不能再去借钱吧!不理她那一套,我就不信,离了她就打光棍了!”
母亲拧不过我,只是摇头叹气,“真是闹僵了,人家要说退亲,我可受不了哇!”我赶忙安慰母亲:“不要紧,她不敢说那话的。就是退,她也少不了咱一分钱!”
小Z走后的第四天中午,我放学后回到家里,只见小Z的母亲和媒人群章坐在东屋里,我打过招呼,就赶忙到厨房问母亲。
母亲非常不高兴,“看看,你惹出了麻烦,她妈找到群章,问你要钱来了!”
我说:“你不要管,我自能应付他们。”
我走到东屋,搬个凳子坐下,问候了几句就扯上了正题。
Z母说:“敏啊!这妮子的嘴不好,惹你生气了,你不要放在心上,结婚的事咱商量商量吧。”
我说:“要说气,我倒没什么,恐怕小Z回去后要大气一场吧!”
Z母说:“她回家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睡在床上不吃饭,三天了都是这样,我们再三追问,她才说明情况,您两个人吵几句嘴能算多大的事?哎!都怨这妮子的嘴不好。”
我看她并没有对我说些什么,态度还可以,心想可能就是找我商量事情的,就心平气和地又把吵架的事叙述了一番。Z母和群众叔只是低头听着,不时地叹口气。
说完经过,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今天当着群章叔的面,咱把情况说明白,免得以后再生气。结婚是场大事,根据我家的条件和小Z的思想情况,先给您弄100块钱,随我意再撕几身衣裳,其它嫁妆我积极准备。您家愿意陪送多少是多少,我没有任何要求。”
Z母说:“那您也得准备棉花呀!”
我说:“那当然了,我们准备套几床被子,棉花是少不了的。”
群章叔接道:“你得给她家弄两双被套的棉花,过门后还是带到咱家。”
我一听是这个意思,就表明了态度:“娘家陪送也要根据自己的条件,能陪送多少是多少,让我为你们的陪送准备棉花,这我不干!”
只见Z母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连忙掏出手绢去擦。
投降了!这人哪,都是软的捏,硬的怯,让她流点眼泪也好。
群章叔只是在一旁吸烟,我知道,他那张嘴实在是不顶用,只是反复说:“这孩子咋恁不听话!”
匆匆吃过午饭,我就去学校了。下午放学后来听母亲说,他们也没有办法,等消消气以后再来商量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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