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复学后文革动乱   升初中复课学习

春节后一进学校，我就感到空气有些不正常。

大门两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变成了“破四旧立四新”、“认真搞好斗批改”；

看看老师，有几个人精神不振，特别是朱玉敏老师好像换了个人一样（他曾被划过右派）；

再看学生，六年级的部分同学臂上戴着红袖章，上面印着“红卫兵”几个字。

我感到莫名其妙，就去问郝老师。郝老师悄悄对我说：“你只管好好学习，不理那一套，他们是在造反！”

“造反？造谁的反？”我反复回味着这两个字，怎么也不理解。

到校后的第三天下午，我发现一队红卫兵拉着几个长辫子妇女慌慌张张地走到办公室，不一会儿，走出来的全是“剪发头”。奇怪！红卫兵怎么成了理发的了！听同学们说，这是破四旧。

我还听说，以后自己一家的称呼都不能叫爹妈什么的，统统叫同志。

天啊！长这么大了，真没有听说过这些稀奇事！

那几天，形势发展的真快，学校成立了“七二九战斗兵团”和“八一战斗队”，这是和大队的两个组织相联系的。

郝老师被他们排除在外，说什么他是老牌大学生，有资产阶级思想，是臭知识分子，谁也不吸收他为成员。郝老师一气之下，宣布自己成立一个组织叫“驱虎豹战斗兵”。

紧接着，什么样的名称都出现了，三五人的，十人八人的，千奇百怪，令人吃惊。这时，也不讲什么学习了，大会，小会，批判会，斗争会，接二连三，让人喘不过气来。谁想发发火，就通知一个或几个地主分子和坏分子来到学校进行斗争，好一派“造反”的气势啊！

不只学校是这样，社会上山头林立，他们的口号都是革命的，都是“破四旧立四新”的。“四旧”，他们的确没少破，就连我家的老油灯也难逃厄运，被他们收走后就给砸坏了。古老的珍品毁坏的不计其数，并且谁“破”得多谁的功劳大。

有一天，大队部门口召开群众大会，名曰“烧四旧书”。只见四个人各自用箩筐挑着满满的一担书走进会场，“造反司令” 一声令下，四担书顿时化作了烟灰。

当时，我不由在心里打起了问号：这就是破四旧吗？从此以后，我们的学习时间逐渐减少，就是上课，也以学习报纸为主。哪个老师还敢按部就班地讲课呢？

朱玉敏老师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在这场斗争中，胆小怕事，表现得很老实，可也逃不脱被批斗的命运。一些学生苦拼硬凑一些“罪状”，拉出去批判斗争。昨天他还在听老师的课，今天把老师拉到台子上进行批判，好好狠心的“革命闯将”啊！良心哪里去了？道德哪里去了？十几岁的顽童怎么就学会了这一套！我一直不理解他们是在搞什么！难道整天就是批判斗争？看来学业就要荒废了。

社会上，会闯的人都当上了官，大部分人是跟着人家跑，有的跑着跑着也挨上了批斗。你整我，我整你，今天你胜了，明天他胜了，真实一派“轰轰烈烈”的战斗气氛啊！

这年秋天，我也不说什么留级了，就糊弄着上了六年级，反正也不分学习程度如何，也不进行什么考试，只要能 “紧跟形势”就能过得去。

1967年秋季开学后，学校仍然是一片混乱局面。

当然，全国各地，各条战线，所有部门，无一不漏地卷入了运动之中。这个局面，平时不爱学习的同学倒挺高兴，并且来了劲头，整天处于“战斗”状态。这可苦了学习上的钻研者，你想学，他们扰乱你，并且说你是走“白专道路”。当时正时兴“读书无用论”，正在大张旗鼓地批判“智育第一”、“知识挂帅”，谁还敢坐下来学习呢？他们喊开会，就得跟着走，谁敢说个“不”字，就是大帽子飞上头，无限“上纲”。

就这样，一周，两周……时间白白地浪费了，谁也不心疼。

1967年11月，父亲说是到外地挣钱，让我自己在家里生活。邻居们非常同情我，劝我回到王塚去。我难道不想回到王塚跟着母亲吗？眼下母亲负担很重，跟前二老二小，每年需要拿出很多吃粮钱。如果我去，尽管是母亲的希望，但我又不忍心。

我拿定了主意，坚持自己单独生活，磨练一下也好。

白天，我照样去上学；夜晚，找一个同学做伴。做饭有什么了不起！不会做麻烦的，就只做简单的，吃饱肚子就行。遇到十分恶劣的天气，我也到王塚去吃午饭，因为王塚离学校只有二里多路，可是，我并没有把父亲外出的事情告诉母亲。

一个月过去了。一天中午，我又到王塚去吃饭，母亲的脸突然阴沉起来，把我吓了一跳。“这么长时间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你一个人怎么生活？”

原来是邱洼的邱兴家到王塚开会时，把父亲外出的事情告诉母亲的。母亲的泪水出来了，她埋怨我不该这么长时间不对她说，哪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单独生活的？真让人可怜啊！

母亲说：“敏啊！这几年跟着你那好父亲没有少吃苦，我心疼你，可是你不听话，非要跟着他不行。母亲再没有本事，也不叫你受这样的罪呀！”

我看母亲伤心的样子，连忙说：“妈，您不要难过，这不是过来了吗？以后我再也不进邱洼了！”

事后，母亲找到大队干部和邱洼的干部，经过协商把我的户口迁到了王塚。邱洼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母亲找了几个人把东西拉到了王塚，两间房子和树木让伯父家的人看管，我于12月底正式回到了王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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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母亲身边之后，生活安定了下来，再也不是饥一顿饱一顿了，尽管生活水平不高，但全家人和睦相处，心情倒是很愉快的。

我把我学弦子的事情给母亲说明后，她非常高兴，并且告诉我她还会唱一些调门。

空闲时间，我就拿出自制的弦子拉起来，还不时地得到母亲的指教。这年暑假，我的弦子功夫进步不少，按音饱满了，清晰了，调门有板有眼了，基本上能够包住腔（伴奏）了。

秋季开学后，我们上的是“七年级”（此前没有这样的叫法），比我们高一级的叫“八年级”。

当时，各派组织已经实行了“大联合”，各级也成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学校也好像安定一些，开了正常的课程，学习时间多了一些。

1968年，学校组织了文艺宣传队，穆文照老师是具体辅导者。他听说我会拉曲胡，还会吹笛子，就让我把乐器拿到学校。我参加了宣传队，很快就成了骨干力量。

不久，王塚、赵庄等村都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搞得非常红火。除了上课时间，我都参加学校宣传活动；夜晚在家参与村里的节目排练。

这一段时间对我来说真是极好的锻炼机会，弦子功夫有明显进步。

春节期间，我还参加了村里文艺宣传队的巡回演出，胆量练大了，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

当时我想，搞文艺活动，整天欢欢乐乐，可真有意思，长大了就搞这一行不也很好吗？

我想得更多的是，要是能象穆文照老师那样，在学校当个老师，专门辅导宣传队多好啊！可是，人家穆老师会识谱，我怎么能学会呢？

一天，我大着胆子走进了穆老师的办公室，向他表达了我想学简谱的心愿。穆老师一听很是高兴，当即表示愿意对我进行辅导。由于我是一张白纸，连起码的音阶都不懂，穆老师就教了我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

“音乐课上，我挂有歌页，你要连谱带词一起抄下来，学完歌曲后，根据词的唱法，哪个音高，哪个音低，高个什么样子，低到什么程度，对照谱子进行琢磨。唱一句词，再唱一句谱，进行对照。这样反复练习，慢慢地你就会唱准音阶了。”

按照穆老师的方法，我就把学会的歌曲曲调往谱子上套，先唱学会的词的曲调，再唱谱子。这样套倒真也是个办法，套的多了，我就掌握了1、2、3、4、5、6、7这7个音节的基本音高，可就是对音乐知识还是一窍不通。

正当我满怀信心地准备努力学习简谱的时候，穆老师突然调走了！我很是难过了一阵子。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穆老师。

1969年秋季开学后，我们那个班命名为“初中部”，从此开始了初中学习生活。

这一学期，又批判了“读书无用论”，提出了“复课闹革命”的口号。气氛有所转变，我们也开设了理化、外语等课程。由于几年的动乱，一些学生不能安下心来学习，有的还公开对抗老师，还有一派“造反”的架势。不过，老师还是诚心诚意的，他们非常喜欢热爱学习的同学，对于不能安心学习的，老师也只是劝导一下，他们不听，老师也就不再勉强，因为都经过了这场斗争，担心再扣上大帽子。

这一学期，我们没有少写文章，当然是“革命大批判”文章，几乎每日都写，甚至每日写几篇。语文课叫“毛泽东思想课”，每学一课，也要写一篇作文。

这一阶段，写作水平确实有些提高，不过净是些华而不实、枯燥无味的“革命口号”，有些干脆抄写报纸。令人可笑的是，有个别同学在抄报纸的时候，连文章中第一行“新华社北京×月×日电”也抄上了作文，老师看了哭笑不得。

我当时在班里是写作上的“尖子”，不少会议发言稿都是由我来写。我从来不只应付交作文，而是真心实意地练习写作，因此进步很快，老师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