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化及学术研究的基本特色，与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性变革直接相关。在这100年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现代社会（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转接，所以有人也称之为“百年转型”。如果以音乐文化的历史脉络看，我们可以说20世纪是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专业音乐的一个分水岭：1900年以前，中国是传统音乐的一统天下，数千年间传承下来的民间歌曲、戏曲、说唱、歌舞、社火、器乐、文人琴乐、庙堂之乐及词调酬唱，遍布于传统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中国民间社会广大民众习以为常的精神伴物。但自世纪之初始，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新旧（古今）文化、中西文化、雅俗文化的冲撞、变革、交流、吸收、融合这一历史背景的影响下，中国音乐自身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其结果是教育、创作、表演、学术研究的高度专业化、“学院化”，史家将这种深受西方专业音乐思维模式影响而产生的音乐称之为“新音乐”。“新音乐”只有100年，传统音乐则有5000年或更长的历史。但新音乐的出现却改变了20世纪中国音乐的总格局，由世纪初传统音乐的“一统天下”，变为“三分天下”（新音乐、西方音乐、传统音乐）、“五分天下”（新音乐、西方音乐、传统音乐、流行音乐、20世纪现代音乐），这一格局伴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向现代化推进的全部进程。因此，中国音乐的多元存在已成为一种定局，一种历史的现实。而在这一历史的“转型期”，音乐家们完成了两大历史性任务，或曰建立了两大历史功勋：一是创造出属于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二是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持久不断的传统音乐采集运动，并为后人留下一个有关中国音乐音响资料、乐器、图片、乐书、乐谱的价值巨大的资源库。

　　一、箫友梅和他的博士学位论文

　　1916年，萧友梅（1884--1940）在德国完成了他的学业之后，向莱比锡大学哲学系交出了博士学位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1该文为20世纪中国音乐学界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全文约9万字。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乐队概述”，又分“上古时代”（前3000年—公元588年）和“中世纪”（589—1700年）两编。第二部分为“乐队乐器情况”，又分“节奏乐器、舞蹈道具及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弦乐器”三编。作者为我们详细勾勒了古代中国的乐器和乐队发展史。是20世纪第一篇以现代眼光疏理古乐器资料的大作。在20世纪中国音乐研究史上，该文居于特殊地位。

　　除此论文外，萧友梅在这一阶段及其之后还发表不少论述音乐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的文章，诸如《华夏歌名之由来》、《古今中西音阶概说》、《九宫大成所用的音阶》、《对于大同乐会仿造乐器之我见》、《中国历代音乐沿革概略》、《十年来的中国音乐研究》、《旧乐沿革》、《复兴国乐我见》等。在科学范畴的中国音乐研究尚处于举步之时，他以如此开阔的思路关注中国音乐研究，难能可贵。

　　二、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一缕曙光

　　这十年间，相继有一批音乐史学著述问世，诸如：叶伯和《中国音乐史》（1922）、童斐《中乐寻源》、郑觐文《中国音乐史》（1928）、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1930）等，它们集中体现了我国音乐史学的最早开拓；青主（廖尚果，1892--1959）发表著名的《乐话》，为现代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开了先河；正在光华大学读经济专业的青年杨荫浏用英文写了《中国音乐史概要》（AnOutlineHistoryofChineseMusic），并在全校英文比赛中获得金奖；刘天华等筹办“国乐改进社”、编辑第一本国乐研究专刊《音乐杂志、》、亲自撰写学术文章、招收国乐表演专业学生、为梅兰芳记录整理《梅兰芳歌曲谱》（共含18出戏的94个唱段）、搜集《安次县吵子会乐谱》、《佛曲谱》等，揭开了现代民族音乐研究、民族音乐教育的序幕；杨荫浏先生在昆曲大师吴畹卿的指导下，一方面全面学习昆曲音乐，另一方面开始学习、采录苏南道派“十番鼓”和“十番锣鼓”音乐，迈出现代音乐家实地采录民间音乐的第一步。

　　三、王光祈和他的博士论文

　　王光祈（1892--1936）在德国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该论文于1934年在德国波恩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哲学院答辩并获通过。曾于1934年在由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出版。后传入中国，由廖辅叔教授翻译。但因战乱而遗失。1981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从日本音乐学家岸边成雄先生处得到德文原件，再由金经言重新翻译，后收入《王光祈音乐文选》[注3]。全文分为十二章，分别是：中国戏曲的发展；题材；曲词；乐律；调和移调；乐谱；音乐；乐队；舞台、行头和脸谱；演员及其动作；中国音乐美学；几个例子（历史剧《琵琶记》；悲剧《一捧雪》；喜剧《风筝误》；悲剧《长生殿》）除本文外，王光祈还撰写了《中国音乐史》、《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之民族音乐》、《音学》、《中西音乐之异同》、《千百年间中国音乐与西方的音乐交流》等一系列专着、专论，在介绍欧洲比较音乐学及以此观察研究中国音乐方面，他是一位伟大的开拓者。

　　也在这一时期，杨荫浏（1899—1984）先生为了全面研究中国音乐史，首先开始古代律学的研究。他通过自己的实际实验（自制铜律管），否定了康熙十四律；又亲自研究历代乐律文献，特别是明中叶朱载堉“密律理论”，写出了《平均律算解》，为进一步研究中国音乐史作充分的学术准备。在教学实际中，他深深体会到音乐史研究不能从文献到文献，而应该引入大量活生生的传统音乐资料。为此，他在1936--1937年，利用暑假返乡的机会，将苏南民间吹打乐“十番鼓”“十番锣鼓”的艺人请到自己家里，依乐器、乐曲逐一请教，直到完全掌握为止。他因此和刘天华先生遂成为本世纪最早深入到民间收集传统音乐的音乐学者。

　　四、杨荫浏和延安音乐家们的新建树

　　杨荫浏假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教学之机会，开始撰写他自己心目中的古代音乐史和中国音乐概论。于1943年底完成《中国音乐史纲》，并自己刻写油印，装订成册。虽不是正式出版，却也获得当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二等奖。《中国音乐史纲》的正式出版，则是在十余年后的1953年了。这一时期，杨荫浏先生还写了一篇《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专论。全文共十节：即国乐的事实；国乐将来地位的前瞻；国乐特殊注意的必要；音乐在我国的出路；国乐研究多方面的准备；国乐基础的深度；国乐基础的广度；国乐园地中的工作；各人的责任；去取的审慎。从学术的角度看，该文是那一历史阶段讨论研究中国传统器乐艺术最具价值的一篇论文。1980年代重新发表后，曾引起大陆民族音乐学界强烈的反响。

　　这一时期，中国音乐理论界的另一位知名学者沈知白先生也陆续发表了数篇论述传统音乐的文章，如《中国近世歌谣叙录》、《民间音乐与民族音乐的建立》、《中国戏剧中的歌舞与演技》、《元代杂剧与南宋戏文》、《论昆腔》、《怎样改革旧戏的音乐》等。其中，有关魏良辅、梁辰渔（伯龙）在昆曲改革方面的历史经验、有关戏曲锣鼓在戏曲艺术中的特殊地位、价值等，均属确当、精辟之论。

　　1940年代，聚集在陜西北部延安的一批音乐家，一方面从事音乐创作，另一方面也以很浓厚的兴趣广泛收集、记录、研究当地的各种民间音乐如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等。早在1938年，在吕骥宣导下，就成立了“民歌研究会”，1941年，改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主要成员包括吕骥、安波、刘炽、李焕之、马可、关鹤童、张鲁等。在音乐学研究方面，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论文有洗星海的《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论民歌的研究》；吕骥的《民歌的节拍形式》；钱仁康的《论民歌》等，均不乏真知灼见。

　　但最重要的一篇著作应该说是吕骥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该文写于1941年，是为延安鲁艺民间音乐研究会写的。1948年发表于《民间音乐论文集》。全文分四部分：前言；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目的；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原则和方法；民间音乐的范围；应该研究的问题。在「民间音乐的范围」一节，论者将中国民间音乐分为八大类别，即民间劳动音乐；民间歌曲音乐；民间说唱音乐；民间戏剧音乐；民间舞蹈音乐；民间风俗音乐；民间宗教音乐；民间乐器音乐。这一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对1949年以后大陆的中国传统音乐分类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在“应该研究的问题”一节，论者分“一般”和“专门”两类：“一般”中包括：民间音乐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及其对于人民思想感情的影响；从民间音乐所见到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思想及感情，各民族人民表现思想、感情的不同方法与表现形式；从民间音乐中所见到的人民的审美观点、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对于音乐的影响；民间宗教、风俗与民间音乐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各时期的宫廷贵族音乐与民间音乐的关系及其相互的影响；外族音乐与中国民间音乐的关系及其相互的影响；各种民间音乐的分布现状、相互的关系及其流传演变的历史；各地各种民间音乐的相互关系与影响；各族民间音乐的发展与改革方面的问题；在“专门的技术问题”中包括：各种民间音乐的音阶、调式及其曲调构成的研究；各种民间音乐的曲体形式及节奏构成的研究；各种民间音乐的演唱技术与表演技巧的研究；各种民间乐器的流传发展历史与演奏技术、流派特点发展历史的研究各种民间乐队的组织形式与各种民间器乐在人民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与作用；民间音乐的传统记谱法、各种记谱法的发展历史。

　　安波的《秦腔音乐》，则是近现代第一部深入考察并全面论述中国地方戏音乐的专着。该书包括秦腔戏的历史源流；秦腔音乐的声腔特征；秦腔的板式类别及结构特征；秦腔乐队组成；文武场乐队的音乐；各类曲牌；秦腔「苦」（哭）音与花（欢）音的调式特征等。该书是现代地方戏音乐研究的奠基之作。对1950年代以后的戏曲音乐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至本世纪末，大约有30余部剧种音乐概论出版，它们的论述范围和基本框架，多数与《秦腔音乐》近似，这恰好证明本书著者对这一领域的贡献。此外，他与许直合着的《东蒙民歌选》也在此期出版。本书为两位音乐家于1946--1948年期间在热河省科尔沁中旗地区收集到的蒙古族民歌的选集。在《我采集蒙古民歌的经过和收获》及《后记》中，两位作者介绍了这本选集所收作品的经过和感受。选集前有安波的“代序”，论述了蒙古族民歌产生流传与草原社会的密切关系；蒙古族民歌的体裁划分；蒙古族叙事民歌的价值；歌词结构；音调节拍特征；蒙古族民歌的前景等。它是现代音乐家记录整理的第一本少数民族民歌选，安波的“代序”也是第一篇系统介绍东部蒙古族民歌的文章。选集中所收入的《牧歌》、《嘎达梅林》、《国兵歌》、《诺恩吉娅》等，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音乐生活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对此后的民歌采集、整理工作提供了某些可以参考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