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万象美的礼赞——西晋的书势著述
西晋的书论,从目前典籍所存看,性质很单一,都是对某一或某些书体的形态美进行形容、描绘的书势、书状、书赋之作。计有:杨泉(生卒年不详,他由吴仕晋,当在西晋初年)的《草书赋》、成公绥(231-273)的《隶书体》、卫恒(?^-291)的《四体书势》、索靖(239-303)的《草书状》、刘劭(?-352)的《飞白势》等,而其中卫恒的《四体书势》最具代表性.
卫恒,字巨山,为西晋书法家,官至黄门侍郎。书法崇尚张芝,善作章草、今草、隶书、飞白各体。其《四体书势》全文载于《晋书·卫恒传》中,包括古文、篆书、隶书、草书四体,文中写明《篆势》为蔡邕所作,《隶势》为钟繇所作(《隶势》前说:“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于刘德升,而钟小异,然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作《隶势》云......”又,《初学记》卷二十一引钟睬《隶书势》共六句话,即为《四体书势》中《隶势》前八句中语),《草势》为崔缓所作。以上三《势》估计都经过卫恒的加工润色,而首篇的《字势》即“古文势”,则为卫氏自撰。各《势》前均有叙述该体源流及所擅书家轶事的文字,皆为卫氏所撰,是中国古代书论中最早的书法史、书体史资料,十分珍贵。
综观中国古代书势类著述,包括东晋王抿的《行书状》与南梁萧衍的《草书状》,时间上从书论著述开始出现的东汉中后期,直到南梁,而以西晋为最盛.内容上除古文与篆书各一篇之外,其余八篇全是今文字各体,其中草书四篇,隶书两篇,飞白与行书各一篇。楷书初称“今隶”附于隶书,唐以前隶楷不分,钟繇为楷书祖师而作《隶势》,可知《隶势》、《隶书体》所述包容楷书。行书是楷、草之间的字体,兼融二体之长,故只有在行书大盛的东晋才专有著述.飞白又称散隶,以枯笔书写,字势在草、隶之间,实非独立字体,刘助《飞白势》聊备一格.而草书以其千变万化的形态以及最富表现性的特质,独受人们的钟爱,故一赞再赞,篇数最多。而隶楷字体,由于郑重场合应用最多,其端庄典雅与草书一静一动,相得益彰,亦为人所重。所以中国古代书势类著述其实主要是对以草书、隶(楷)书为代表的今文字书体形态美的赞颂。
东汉、魏、晋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自觉时期,也是今文字各体书法确立的时期,这两者有着必然的联系。中国书法的发展实际分两个阶段,一是古文字书法,二是今文字书法。前者为篆书系统书法,包括甲骨、金文、籀文(两者又称大篆)及小篆,时限大致到秦汉之际,文字学上称为“古文字”阶段;后者指隶、草、行、楷等书体,大致从东汉中后期至今,文字学上称为“今文字”阶段,又称“隶楷文字”的阶段。前一阶段的书法虽有艺术的美感,但其功用全在实用记事,而且由于古文字的象形性质,各体书法形态偏于具象美,这种不能与图画彻底分离的形态,既限制人们从更高的层次上反映自身对大千世界的审美感受,更不便借以表情达性,所以古文字阶段书法之美,至多是一种附在实用之上的附庸美。只有到了今文字阶段,出现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这些完全消失了象形意味而成了纯粹抽象符号的新字体,人们才可以借助它们更深层、更自由地表现自己对大自然的审美感受,进而“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书法才真正脱离了实用,成为人们审美的对象。
正如钟明善先生所说:“(真、行、草)这三种书体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而钟繇、王羲之的伟大业绩,就在于他们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从而“揭示了中国书法发展的新的一页。”(《中国书法史》)而这一切与汉、魏、晋时期人们对今文字各体形态美的探讨有着直接的关系。
西晋各篇书势著述,大多首先肯定各类新兴字体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比古文字体简易、适用的特点:
“鸟迹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繁文,从此简易。”(《四体书势·隶势》)
“时变巧易,古今各异.虫篆即繁,草稿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用之简易,随便适宜。”(成公绥《隶书体》)
“圣皇御世,随时之宜….”科斗鸟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滋生,损之隶草,以崇简易,百官毕修,事业并丽.”(索靖《草书势》) 广泛运用丰富奇丽的意象比况,以赞颂各体特有的形态美,是这类书势著述的最大特色:
“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陆离;其发翰摅操,如春华之扬枝;其提墨纵体,如美女之长眉;其滑膏淆易,如长溜之分岐;其骨梗强壮,如柱础之下基;其断除穷尽,如工匠之尽规;其芒角吟牙,如严霜之傅枝.众巧百态,无尽不奇,宛转翻复,如丝相持。”(杨泉《草书赋》)。
“盖草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x,舒翼未发,若举复安.虫蛇纠缪,或往或还,类婀娜以羸羸,欻奋而桓植.及其逸游盼向,乍正乍邪,骐骥暴怒逼其辔,海水窊隆扬其波。芝草蒲萄还相继,棠棣融融载其华。玄熊对踞于山岳,飞燕相追而差池。举而察之,又似乎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枝条顺气,转相比附,窈烧廉苫,随体散布。纷扰扰以琦靡,中持疑而犹豫。玄螭狡兽嬉其间,腾猿飞鼬相奔趣。凌鱼奋尾,骇龙反据,投空自窜,张设牙距。”(索靖《草书势》)
前一篇中,以光怪陆离的明珠喻草书点画分布的运思,以高扬枝头的春花喻发笔的匠心,以美女的长眉喻使转的宛转秀劲,以稽下散乱的水溜喻墨线的润泽、变换,以楹柱的基础喻骨力的强实,以工匠的中规中矩喻法度的严谨,以附枝的冰霜喻出锋的峭丽。这些意象比况与崔暖《草书势》相比更为清晰、概括而富理性色彩.最后归结说,草书的千姿百态无不穷尽奇妙,而线条的使转像丝线那样“宛转翻复”,更概括了草书“流而贯”的形体特质。
后一篇中,用了二十多个意象比况来形容草书形体多方面的美感,在同类著述中,其描绘最为淋漓尽致,使人感到草书形态真是融万象美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骋辞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厉,溢越流漫”一段,指出草书全篇的节奏变化体现出一种韵律美,这是中国书论史上第一次把书法与音乐联系起来,其对书法美的深层领悟,对后世很有启发。文章最后提到的“触类(事物)生变”,即遇到不同的情况要作适当的变化,这与崔缓《草书势》提到的“临时从宜”一样,点明了草书创作随机性的特点。“去繁存微,大象未乱”,是说草书艺术从繁复的万象中提炼成最精微的线条而能表现万象的总体美,这实在是对草书,乃至整个书法艺术形态与大自然关系的精深理解。
再看隶书的书势著述:
“或弯窿恢廓,或栉比械裂,或砒平绳直,或蜿蜒缪庚,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若钟旋设张,庭燎飞烟;崭岩搓峨,高下属连,似崇台重宇,层云冠山。”(《四体书势·隶势》)
“彪焕磥硌,形体抑扬,芬葩连属,分间罗行。烂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锦绣之有章。……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缥缈。
……点黑主折拔,掣挫安按,缤纷络绎,纷华聚烂,细组卓牵,一何壮观。繁缛成文,又何可玩。……分白赋墨,棋布星列,翘首举尾,直刺邪掣,缝绻结体,劖衫夺节。……仰而望之,郁若霄雾朝升,游烟连云;俯而察之,漂若清风厉水,漪澜成文。”(成公绥《隶书体》)
前一段中,开头几句主要是突出隶书体势的宏大,点画的平直,以及排列的齐整与细密;后几句以摆设好的钟磐立架、庭院火炬升腾的烟霭、磋峨险峻的山崖、巍巍层叠的楼宇、山岳上毅盖的层云等景象,来描绘隶书笔画的排叠之美与体势的建筑之美,以及全篇静中有动的舒缓从容之美,很是贴切的。
后一段的“翘首举尾”、“直刺邪掣”,描画隶书的波磔分背及长横的蚕头燕尾,以“缝蜷结体、劖衫夺节”描绘其绵密、宽松而又剪裁得当的间架结构,以“芬葩连属,分间罗行”、“分白赋黑,棋布星列”描绘其章法布局的齐整协调,以“天文”、“锦绣”、“霄雾”、“游烟”来描绘其宏阔而华丽、浓郁而徐缓,都恰到好处。
总的来说,以西晋为代表的书势著述体现了人们对今文字各体书法美的探求,反映了中国书法在“尚象”阶段的审美追求,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自然有只注重艺术形态,缺少对其精神内蕴及内在规律的研究的缺陷;其中的意象比况也每每扑朔迷离,不好捉摸;而且受赋体极尽铺陈扬厉的影响,有时夸张过分而不够确切(如成公
绥《隶书体》中形容隶书“或若纠龙盘游,蜿蜓轩翥”、“良马腾骧,奔放向路”之类)。但瑕不掩瑜,在整部中国书论史上,西晋书势论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