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件东西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钟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药。
　　——钱钟书

　　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
　　——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

　　《文选》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负责组织编纂的一部诗文选集，故又称《昭明文选》。《文选》首尾可观，殊成佳作。辞典文艳，既温且稚。典而不野，丽而不淫，约而不俭，可谓卓尔不群。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集，在文学史上地位重要、影响深远。
　　萧统，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是梁武帝的儿子。天监元年（502年）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便卒，死后谥昭明，故世称昭明太子。他聪明非凡，记忆超群，尤爱文学，喜欢接纳文人，一起“讨论篇籍”、“商榷古今”。他的东宫聚书三万卷，名重一时，成为江南文学中心，萧统著述甚丰，很多都已散佚。幸运的是，他负责组织编纂的《文选》30卷，没有因为时代的推移而淹没，而以强大的生命力而流传下来，成为后代的范本和难得的研究资料。
　　《文选》选录先秦到梁800年间的诗文752篇，其中分为赋、诗、骚、诏、册等37类，大致可以概括为诗歌、辞赋、杂文三大类，计诗歌434首，辞赋99篇，杂文219篇。所选作家除无名氏外，共129人，前代的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都被选入，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是可以称为“先士茂制，讽高历赏”的，多数皆有定论且为当时文人所重。
　　任何“文选”都体现了编选者的选文标准和原则。萧统认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根本标准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事”不仅指创作活动这件“事”，更主要的是指构成创作的题材和事物。在萧统看来，构成创作题材的事物是有意义的对象，必须经过作者的选择提炼并升华出意义。但是仅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文字，是因为它必须通过艺术的构思，以华美漂亮的文词来显示“事”的意义。《文选》的选录标准反映了当时文学潮流的一般趋向和文风的时尚，也让人看到艺术文学和应用文学走向各自独立的现实，泛“文学”的概念开始分化，文学自身的独立性自觉性开始显现出来。
　　依照这种标准，《文选》不收经、史、子三部类的文章；虽史书中也收有少量的论赞，那是因为它们“综辑辞采”，“错比文华”，具有文采，而大量选入的是辞、赋、诗，其中楚辞、汉赋、尤其是六朝潘岳、陆机、谢灵运、颜延之等人的作品占的比例最大，十分鲜明地突出了《文选》主要作为艺术文学选集的特色。
　　无论在文学史还是文学古籍的校刊整理方面，《文选》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首先，它影响着文学家在文学界的地位。虽然《文选》对所选文学家未加评价，但在对象的选择方面，就表明了编选者的态度，这对后世之褒贬具有导向作用。其次，对文学观念的发展，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具有重要影响。魏晋以来，文史哲不分家的现象开始改变，文学的独立性为大家所重视。《文选》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以大量的实证例子，揭示出了艺术性文学的本质特征，从内容表达、形式表现等方面，提供了艺术文学的范本。自《文选》问世以来，人们在创作上不仅以它为模特加以效仿，而且还开辟了“文选学”这一研究的专门领域，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文选》成书于南朝梁代，当时编选者所见到的文本，与今日留存的文本，许多都有差异，而且不少文本至今已经亡佚了，所以《文选》所保存的古代作家的作品原始文本，对古籍整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文选》受到各个时代文人学者的重视，成为士子的必读书，具有文章学教科书的作用。以现代观点来看，《文选》是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一位，尤其重视形式美，不十分注重思想内容的意义。然而过去的文人学士，主要是借此学习做文章的方法，在辞藻、典故运用等基本功方面得到教益，即从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入手，找到进入文学殿堂的门径。
　　从今天的观点看，《文选》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由于它强调典雅华丽、引古征事，过度看中形式的美文特征，一些清新素朴之作便不入法眼，那些思想内容丰富、极有生活情趣的作品也被忽视了，南朝自然清丽的民歌一首不见，这也显示了编选者的贵族偏见。第二，分类过于琐细繁杂，并有不当之处。琐碎的分类，固然可以使读者了解文章体裁在六朝时的发展状况，但过于琐细，反而不利于文体的发展，以及对于文体的整体把握。第三，由于编选者特定的审美标准，为了适合自己的口味，不惜删改割裂古诗文原貌，这样不仅有损原作的形式原貌，而且也增加了理解作者本意的难度，甚至会造成内容意义的误释。第四，有些收入的文章，由于考证不严，整理不精，误将其他人的文字当做作者之文的错误屡有发生。尽管如此，《文选》并不因为编选中的问题而失去灿烂的光辉。
　　《文选》的价值可从“文选学”的形成见出。所谓“文选学”，就是以《文选》的研究和注释为主体的一项专门学问。早在唐代，就有两个著名的《文选》注本，即李善的注本和五臣注本。前者将《文选》分为60卷，引用书籍达1689种，注释探幽发微，准确注出了词语典故的来源及意义，对于理解作品的内容、了解作品背景都有极大帮助。五臣注本是指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5人合作的《文选》注，成书于718年。五臣注本疏漏不少，整体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也有其价值，有些注释也表现出比李善注明白易懂的长处。
　　总之，《文选》作为第一部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选本，以其新颖的文学眼光和明确的艺术标准树规立范，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不可低估，时至今日，它体现出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对文学特征的认识，对我们仍有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