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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终于来临了。站在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上，重檐下轻轻晃动的红色宫灯，广场上滔滔翻卷的红旗的海洋，使沫若忘却了自己是在参加开国大典，他仿佛置身于梦幻中，连隆隆的礼炮声和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引起的热烈欢呼声，都听不那么真切，只见那鲜红的一片在扩大，扩大……是饮弹后倒在血泊中的纪德甫，是屠刀下鲜血淋漓的孙炳文，是太空中化作一片火光的王若飞和叶挺夫妇，是被蒋介石的无声手枪杀害了的李少石、李公朴和闻一多，……他们的鲜血汇成红色的海洋，如今从这血海中升腾起灿烂的五星红旗。这是金色的秋天收获的金色的硕果，沫若睁大眼睛贪婪地看着，他流着热泪笑了。笑吧，笑吧，尽情地笑吧！“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你看，鲁迅先生那向来严肃、苦涩的脸上，不也荡漾着和暖如春地豁朗而有内涵的笑？沫若好象听见他在说：“我们应该笑了，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应该用全生命来保障着我们的笑，笑到大同世界的出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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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华颂·鲁迅笑了》
新时代的列车在疾驰，解放了的中国日新月异。人们改变了千百年来缓慢的生活节奏，仿佛有一种紧迫感追逼着每一个中国人。已近花甲之年的郭沫若，十月九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副主席，十天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他又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同时他还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然而再多的职务也压不垮他，照样一头乌发，满脸笑容，精神矍铄地从这个会议赶往那个会议。他感到自己重又焕发了青春，即使日理万机，也是精力充沛，似乎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新中国频频派遣郭沫若访问各国，他还常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出席各种国际会议。一九五○年八月，在美帝国主义飞机狂轰滥炸下的平壤，沫若于灯火管制的一片黑暗中，与朝鲜军民谈笑风生地共进晚餐，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给了正在保家卫国的友好邻邦。十一月，沫若率领我国代表团赴华沙参加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第一次听到了新中国代表所发出的热爱和平、反对侵略的心声。一九五一年二月，他又率代表团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届会议；四月，又飞往莫斯科参加“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会议；十月，他再次率代表团去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二届会议。在维也纳会议上，他以亚洲近年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用武力从事征服从来没有过成功的例子”，从而警告战争狂人：“无论你的武力在质量上多么优越，无论你所采用的征服方式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想以武力来征服人都只是徒劳的梦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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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们坚决地相信：和平一定战胜战争！》，1951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以诗人和学者著称的郭沫若，在国际友人们看来，他的发言既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又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因此受到广泛的注意和众多的尊敬。也是出于对他的敬爱，就在这后面一次会议刚刚结束之际的十一月八日，代表团的同志们提前为他做六十大寿。同志们赠送给他一册日记本，扉页上的题词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努力，不辞苦辛”。入境随俗，各人都以西洋的方式向他表示祝贺，跟他热烈握手、拥抱、接吻。沫若无限感激，他以美好的诗篇代替答词：“同志，我多谢你们的兄弟姊妹般的热情，……是你们的热情促进了、也绿化了我的生命；我受到你们的祝福，感受着无上的矜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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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华颂·多谢》
由于沫若在一九五○年底的华沙会议上，曾满怀义愤地揭露和控诉美帝悍然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投掷细菌弹的罪行，并强烈要求组织国际调查，结果得到了以约里奥—居里为首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一些领导成员的支持。后来又经过郭沫若和一些国际和平战士的推动，于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于一九五二年春天在挪威奥斯陆举行执行局会议，沫若率代表团再度赴会，向大会详细报告了美帝扩大细菌战的严重罪行。起初，会上对和平理事会要不要干预朝鲜战争中细菌武器的问题，各国代表意见分歧不小，一时斗争十分激烈。沫若觉得事关重大，他在会上会下抓紧一切机会进行工作，千方百计争取大多数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竭力敦促约里奥—居里主席拿定主意，专门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进行宣传，他尖锐地指出：“支持不支持被侵略的朝鲜和中国的要求，这关系到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存亡问题。若不能主持正义，还有什么理由让世界和平理事会存在下去！”第二天，大会进行辩论和表决，气氛显得非常紧张，沫若心中亦忐忑不安，但他格外冷静，一面细心倾听每个代表的发言，一面不断观察、辨析会场上的反应。会议终于通过了告世界男女书《反对细菌战》，同时通过了组织“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决议。沫若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默默坐在座位上，低看头用手绢捂住了眼睛，不愿让人们发现他在流泪，但又根本无法压抑住那直往外涌的泪泉，只得长时间地保持这一动不动的姿态。回到休息室后，他才发觉不仅是手绢全湿透了，连内衣也都被汗水紧紧粘贴在背上。身负重任的沫若，到这时候方始松了一口气，他对茅盾、钱三强等人说：“总算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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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三强：《忆我尊敬的长者——郭老》，1982年11月17日《光明日报》。
为了表彰郭沫若对世界和平事业的卓越贡献，“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确定他为一九五一年度获奖人之一。奥斯陆会议结束后，他径直飞往苏联首都领奖。四月的莫斯科，积雪虽然还没完全融化，但严寒再也维持不了它的统治权，树梢上最先爆出的叶芽已经透露了春天的信息。这就如同战争的阴霾终究敌不过和平的日头，穿过浓厚的乌云照射下来的最初几束阳光，意味着灿烂的金辉必将普照大地。九日下午，心中充满阳光的郭沫若，在克里姆林宫参加隆重的授奖典礼。奖金委员会主席斯科贝尔琴把刻有斯大林头像的金质奖章悬挂在他的胸口，他捧着证书的双手激动得微微颤抖着。这一刻是如此的庄严而又神圣，他产生了一种光荣的使命感，犹如耶稣的门徒在接受洗礼，今后那怕“天路历程”长满了荆棘，他也会披坚执锐紧紧追随和平的福音，即使通途的尽头竖的是“十字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献上自己的一切。在致答词时他朗诵的新作《光荣与使命》，表明了他的心迹：
我今天接受了无上的光荣，也接受了庄严的使命，
我要向全世界传达出我们中国人民的坚毅的决心： 我们要更进一步为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决不逡巡，在和平力量团结一致之下，全人类一定会战胜细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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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诗见《新华颂》。
回国后，他将这次获得的十万卢布奖金，全部捐献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作为抗美援朝的经费。
一九五二年夏天，沫若在北京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之后，又飞赴柏林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他既是东道主又是大会的核心领导力量，日夜忙碌不堪，所作报告《团结一心，保卫和平》代表了大会的基本精神。冬天，以他为副团长，与团长宋庆龄率代表团赶往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他在发言中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的前后情况，强调“停止今天的战争，就能制止明天的战争”。大会期间，他与约里奥—居里主席多次个别交谈，建议和平运动应该打出反殖民主义的旗帜，以争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人民，约里奥—居里表示完全同意。在沫若看来，约里奥—居里是许多可尊敬的和平战友中“最可亲近而心悦诚服”的一位。当时，约里奥—居里曾向沫若表示：他愿意和他夫人一道带着部分助手到中国来，帮助我们开展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沫若当然十分欢迎，遗憾的是因种种关系，后来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维也纳会议结束以后，沫若与宋庆龄率代表团转道苏联返国，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中迎来了一九五三年元旦。新的一年给沫若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任务，他就象毕加索为和平大会画的那只翅膀舒展、羽毛丰茸的鸽子，尽管战争的烟雾还在到处弥漫，它却能振翅高翔，充满了信心与力量。
一月十三日沫若接到通知，说他与宋庆龄将受到一个重要人物的接见，这自然是他久久盼望的、曾不止一次地在诗歌中表达了崇拜之情的斯大林，怎能不叫他万分激动？当天晚上十点一刻，在克里姆林宫一间素朴、庄重、静穆的长方形房间里，穿着栗色呢制列宁装的斯大林，完全象对待家里人一样，亲切地与宋庆龄和郭沫若握了手。沫若觉得他是那样的平静、爽直，没有丝毫的矜持和客套，以致坐在他的面前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他们象谈家常似的，斯大林问到解放后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感情、妇女的工作概况、初级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汉字改革、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等问题，作为我国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向他详细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在文教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和所取得的成绩。斯大林希望中国青年除重视科学技术的学习之外，也要注重教育的学习，提高当人民教师的光荣感和责任感，沫若微笑着点头称是。对于宋庆龄和郭沫若这样两位著名的和平战士，斯大林表示了深切的关心，希望他们努力争取有发动侵略战争危险的那些国家的人民，广泛地来从事维护和平的事业。他还鼓励他们说：从事和平运动的人要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要象法国的一位少女那样，她为反对把军火运到越南去，躺在铁轨上阻止火车的前进。谈话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将近两小时，沫若等怕斯大林过于疲劳，只得起身告辞，斯大林一边说“你们要使我疲劳是很不容易的”，一边亲切地与他们握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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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回忆》，1954年3月5日《人民日报》。
沫若回国后仅仅一个半月，突然获悉斯大林不幸得了脑溢血症。三月五日，他急匆匆发了电报表示诚挚的慰问，没想到第二天斯大林就逝世了。即与李富春、张闻天、罗瑞卿等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员，在团长周恩来率领下奔赴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三月九日，苏联人民在红场为斯大林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六匹纯黑的马拖着炮车上的灵柩，斯大林的遗容通过水晶棺盖仰向天空，沫若和苏联各民族的代表、世界各国人民的代表都脱了帽，在风雪中默哀、流泪。一两个月之前，沫若是最后一个与这位伟大领袖握手的中国人，今天他觉得“依然还在我手上的斯大林的温暖谁能相信不依然还在斯大林的手上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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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回忆》，1954年3月5日《人民日报》。
这次在莫斯科期间，使沫若又有机会再一次与法捷耶夫晤面。他俩在大小国际和平会议上已经成了老朋友，沫若非常喜欢这位性格直爽、笑声朗朗的苏联友人。年初听说法捷耶夫病了，当时沫若恰好在苏联，曾去皇家病院他那间象书房一样的病房看望过他，因此这次他一出院，听说沫若在莫斯科，就赶紧来苏维埃旅馆回访。沫若关心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他说基本上已恢复，但有件遗憾的事。他把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扣成一个圈，对着嘴巴举了一下，然后幽默地说：“这个快乐大夫不允许了。”沫若自然是会意的，便也笑着说：“不喝酒对身体确实是件好事！”法捷耶夫却又说：“碰到好朋友不能‘干杯’（这个词是用中国话说的）不是件苦事吗？”说罢又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古人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这大概就是“赤子之心”吧？沫若觉得法捷耶夫对于朋友是天真的赤子，而对于敌人却是坚强的战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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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雄鸡集·献身精神的榜样》
一九五三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值得纪念的，这是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祖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端。沫若对建国三年多以来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在旧中国留下的百业俱废的残破基础上，他已想到了将来新中国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前景。他积极参加了救济失业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及失学学生的工作，因为他很清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知识分子是越多越好。他关心文字改革，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理事会一成立，沫若便当选为常务理事。其实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就已写了有关文字改革的书面意见递呈毛泽东，主张一要走拼音文字的道路，二要成立专门的文字改革机构。一九五二年二月召开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他在讲话中既指出：“中国文字改革是一个长远的问题”，“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又坚决主张必须走向拼音化；他还以生理学作为依据，提出“中国文字宜横写右行”，因为眼睛视线横看比直看要宽得多，文字横行能减少目力的损耗。由于他竭力倡议报纸书刊的文字均应左起横排，最后终于使这项提议得以在全国实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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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林曦：《郭老热心文字改革的二三事》，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作为科学院院长，沫若为新中国攀上科学高峰甘当铺路石子。他满怀信心认定在未来的科学宫殿中，中国人是会夺魁的，因为新中国的土壤、气候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一九五○年五月间，沫若代表中国科学院，代表政府与人民，满腔热情地欢迎自海外直奔祖国而来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两双科学家的大手紧紧相握，两颗赤子之心密切相连，……祖国的山岳河川在寻找着你，沉睡千年的大地在等待着你。……是的，我听见了山川的低语，我听见了祖国的召唤，我回来了。……两对湿润的眼睛交流着心灵的信息。九月间，听到美国政府无理拘捕申请回国的钱学森博士和赵忠尧教授时，沫若立即致电约里奥—居里，吁请他号召全世界的科学家来共同谴责美帝的无理行径。钱学森、赵忠尧既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们自然有权利回到母亲的怀抱，献身祖国的科学事业，自此他密切注视着钱学森他们为返归祖国而作的斗争。
在中国科学院内，沫若十分重视历史考古工作。跟那些野外考据发掘工作进展得很快的欧洲国家相比，他总觉得中国的大地已经沉睡得太久，它为等待自己子女的挖掘似乎已等待得不耐烦了，因此他曾建议专门成立有关考古的研究机构。不久，文化部设立了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设立了考古研究所。沫若亲自领导，对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作了很多具体指示，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沫若参观了“敦煌文物展览”之后，心情异常不平静，他回想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支队伍在渺无人烟的荒漠中，为拯救祖国的文化遗产，描摹和保护石窟中辉煌的壁画，几乎熬干了心血，现在总算挨过了长夜，盼来了黎明。去年为了鼓励这支队伍的同志们能坚守岗位，安心工作，他曾在百忙中给他们拍去了电报，充分肯定大家的工作成绩，他知道人在困难的境地更需要人情的温暖与对自己工作的正确评价。同志们是好样的，他们的出色成绩使全国人民感到惊奇，沫若认为应该给这些长年累月埋头于考古工作的同志和单位嘉奖，以充分表彰他们的成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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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常书鸿：《回忆和悼念》，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沫若即使在各项工作都层层压来，有时自己都不知如何分身是好的情况下，也没放弃点滴可以利用的时间来从事学术著述。他自己明白，年岁大了，缺少年青时那股激情与劲头，因此写白话诗常常只是为了应时应景，确实“诗多，好的少”。现在每当真正激动时，他往往以旧诗词的形式来渲泄感情，似乎这更得心应手。这期间他自认能留给后代的有用的东西，恐怕还数他的历史、考古的著作。他不希望将一些夹杂着谬误结论的论著去贻误后代，对于自己已经认识到的问题，每每检讨了又检讨。为此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出版的、作为《十批判书》的补充的《奴隶制时代》，就把他原来定的中国奴隶社会的上下限时间作了修正，将下限由原来的东西周之交，改定为春秋与战国之交。一九五二年八月由人民出版社影印重版了《甲骨文字研究》，同年《金文丛考》也重印了，沫若借写《重印弁言》的机会，表述自己当年研究、考释的目的，并以此奉告自己的同行们：“旧东西也是有它的麻醉性的，愈深入便越易沉沦。”①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新版序言》中，又一次检讨了过去“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他还由自己的错误谈到：“做学问必须多求实物的根据，审慎从事，而且也必须多向朋友请教，以资反复商讨。”②正因为沫若这种谦虚、谨慎、肯承认自己错误的诚恳态度，更使他获得了同行们的尊敬与爱戴。同时他也始终以自己和同时代人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而引以为自豪，在这方面他并不是一位谦谦君子。早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中国史学会成立的大会上，沫若便已指出：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问题上，都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而且以后还一再鼓励大家，在历史资料的占有方面要超过历史学权威陈寅恪，要求史学研究者能从更高的阶段上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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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文丛考·重印弁言》 ②《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附录，见《沫若文集》第14卷。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的东京机场，突然在一夜间增添了不少色彩。虽然中日两个国家之间还没有正式建交，但自唐朝以来，两国在经济、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日本人民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的深深歉意，由此而爆发出来的友谊之花把机场点缀得如同春天一般，到处有鲜艳的五星红旗，到处有捧着花束的欢迎人群。率领中国访日科学代表团的沫若刚跨出机舱，就感到一股暖流直奔他而来。十八年前他隐姓埋名，为了躲避警察和刑士的监视，千方百计地离开这块浸透了法西斯毒汁的土地。十八年后，他确实又十分急切地向往重新回到这块对他来说是十分熟悉又亲切的土地，如今他已是一个新生的、欣欣向荣的国家的代表，人生沧海的变化就是如此巨大！不管是握着在国际会议上早已熟悉了的日本友人的手，还是面对陌生记者的闪光灯，沫若都不止一次地声称：“中日两国人民特别需要和平相处。”
沫若下榻于帝国饭店。十二月四日晚，日中文化研究所所长菊地三郎来访，感谢沫若于去年年底将旅日时代的文献资料全部惠赠给该所，计各种书籍一三八六册，殷墟出土的甲骨九十六片，此外还有沫若的墨迹、青铜胸像和他珍藏的唐代越州青瓷壶等。为此，菊地想筹建“沫若文库”，沫若却对他说：“菊地君，我们把计划扩大到整个亚洲怎么样？”后来日中文化研究所采纳了沫若的意见，建立了亚非图书馆，其中的中国室内特辟了“沫若文库”，将沫若赠送的物品都陈列在这里。
往昔与日本普通人民结下的友情，深深激励着沫若，不论是参观东京大学抑或与日本科学家座谈，他心中总在惦念当年的老邻居们，热切盼望着故地重游与他们欢聚的一天。十二月五日，市川千叶须和田故里，人们听说郭沫若先生将荣归踏访，大街小巷喜气洋洋。沫若到达故居时，夹道都是自发来欢迎他的男女老幼，鼓掌、欢笑、相互问候的声浪彼落此起。老邻居们听见沫若还能那么熟练地操着日语跟他们叙家常，感到特别的亲切、高兴。沫若走进家园，细细端详着一切，昔日自己栽种的银杏已经没有踪影了，但大山朴的茎干却依然刚劲。大山朴啊，大山朴！沫若抚摸着它挺拔的躯干，思潮翻滚，鼻腔中不禁升起一阵酸楚。昔日孩子们在园子里奔来跑去活泼的身影，依稀还在眼前。“草木有今昔，人情无变迁。”过去熟悉的邻人把尊贵的客人让进了屋，沫若抱着无限怀旧的心情，脱了鞋，席地而坐，他端起主人沏的茶，默默地用他湿润的眼睇视着对方。虽然无情的年华在两人的眉宇间都刻下了许多道皱纹，但双方都清晰地看到了旧日的“他”。这时一位老人来访，随身携带了沫若旧时镌刻过的一方砚台，上面刻着：“后此一百年，四倍秦汉砖。”看到这奇文字，主客相对大笑，老人无限珍惜地抚摸着他珍藏了这么多年的纪念品，说：“这方砚台成了咱们家的传家宝了，我们会子子孙孙永远传下去。”①到了沫若该道别的时候了，当年住家离沫若家很近、彼此过从甚密、经常谈论政治和文学的牙科大夫藤原丰次郎，紧握住沫若的手不肯放，②沫若喃喃低语：“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欢迎你们去中国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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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骆驼集·访日杂咏》；《访日之行》，1956年1月13日《人民日报》。 ②参阅《连接日中的革命诗人》，见吉林师大外研所日本文学研究室编译，《日本文学情况与研究》1978年第1期。
在京都出席立命馆大学的讲演会之后，沫若在日本人民所崇敬的海神像前献上了花束。他双目凝视着海神像，那肃穆而专注的神情顿时使气氛变得严肃而静寂。海神，您多少年来受着两国人民的供奉，您也小心地庇护着东海两岸的臣民，他们都是您的儿女，您多么不愿看到他们彼此间的嫉恨与残杀，今天我们在异国的土地上来祭奠您，为的是祝愿您大海两岸的儿女永远团结，并肩保卫世界和平！沫若虔诚地呼出了这样的话语：“誓为新的中日团结努力，愿共同保卫和平！”日本朋友听了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愿将这刹那的感受永远载入中日友好的史册中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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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同京都有密切关系的郭沫若》，见吉林师大外研所日本文学研究室编译：《日本文学情况与研究》1978年第1期。
这次沫若在日本，还多次与一些文化人士、科学家以及愿为和平事业而献身的活动家座谈。知心的交谈可以消融过去积存心头的冰块，也可以借此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我国人民关心世界和平迫切与各国友好相处的愿望。他和代表团成员忙碌地奔走于各个城市之间，有时哪怕是深夜，在火车经过只停留几分钟的车站上，也会有人为日本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表示歉意，为对新中国表示热忱友好，跋涉了很长的路程，来车站望一望新中国以郭沫若为首的科学代表团，握一握手，拥抱一下。不论是在宴会上，抑或在参观的单位，在车站、机场、轮船码头上，沫若的心始终被友情的热浪所包围。日本人民的言行使他深信：受过深重战祸的人民，定会加倍爱护友好睦邻关系。他登上归国的轮船，望着远去的下关码头，前两天在春帆楼作的诗句，不觉又涌上心头：
六十年间天地改，红旗插上春帆楼。
晨辉一片殷勤意，泯却无边恩与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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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访日杂咏宿春帆楼》，见《骆驼集》。
沫若非常喜欢孩子，十分爱护青少年，不管是在日本、重庆、上海，他家都经常有左邻右舍的小朋友来玩，他不但不嫌他们烦，反而总是竭诚欢迎。新中国成立后对青少年的教育，成为沫若最关心的问题，为了培养未来中国的建设者具有高尚的情操、正确的世界观和丰富的知识，必须抢在春天及时播种。他亲自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热情呼吁：“不准让一个少年儿童在精神上饿死”。他在百忙之中亲自执笔写《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谁说孩子们不懂事呢？他感到自己仿佛置身在他们的队伍之中，看见他们正举着小拳头在庄严地宣誓：“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沫若为孩子们写过许多诗，在他的诗中出现过许多可爱的小朋友的形象，苏联格鲁吉亚小妞妞玛娜娜曾使他想起自己所宠爱的小女儿平英。这种热爱孩子的天性，使他和青少年之间很自然地有着心灵的沟通。即使他再忙，对青少年给他的来信总一一作复，并尽量满足他们的题词等要求。一次在陪同外宾参观北京大学时，他当场为一位大学生作的七绝写了和诗：
相期入室并升堂，莫负青春惜寸光，
今日百花争怒放，香风不必待栋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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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牛正武：《莫负青春惜寸光》，1981年2月15日《羊城晚报》。
字里行间充分表现了他对青年的热切期望。他相信中国青年的明天是光辉灿烂的，“他们会更健康、更聪明、更富于理想、更丰富多采、更有纯洁的爱情生活……”①也正是通过书信往来，他和上海中学的学生陈明远结下了忘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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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雄鸡集·青年的明天》。
约在一九五七年的暑假，一个长得白皙而腼腆的男孩来到北京西城缸瓦市大院胡同五号那朱漆的大门前面，迟迟疑疑地瞧着门口的岗哨，好半天才鼓起勇气询问：这里是不是郭沫若的寓所，结果很快被警卫人员引进门去。
沫若正坐在书房里写文章，抬头见到跨进门来的小朋友，立即高兴地站起身来，招呼这位已通过不少信但才第一次见面的年轻后生，满面笑容地问道：“明远，你到底来了！脸为什么这样红？是太阳晒热的，还是跑得出了汗？”知道他是因紧张才涨红了验，沫若慈爱地拉起他的小手，心中泛起十分甜蜜的感情。他问明远是否愿意常来作客，明远直率地回答道：“我喜欢听您讲学问，要是您愿意常常教我的话，我就更喜欢到您这儿来了。”这话正中下怀，沫若平生就有这样的愿望，能带几名青少年学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教师，因此连声说：“好！好！我真愿意当一名老师，看到自己的学生，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是莫大的幸福。”
尽管陈明远当时还是个毛孩子，然而沫若对他的意见却相当重视，并且经常有意从他这儿去打听青少年朋友们对自己著作的意见，觉得年轻人的“目光真是犀利，把我旧作中所写的都看得透明一样，令我惊讶”①。听得他们批评自己一些诗“算不上诗，只能算分行写的散文”，老诗人并没有因为觉得面子下不去而恼火，反而检讨自己说：这类作品多半是应时应景而写的，希望他们多多指出其中的不足和错误。为此他把自己新出版的著作一本又一本地寄给明远，希望他“阅读的时候想到什么就随手记下来”。单是短短的一首《橘颂今译》，就有十二处字句参照陈明远的意见作了修改。陈明远还喜欢练习用白话诗的形式翻译和改写古典诗词，沫若不仅把自己和闻一多等人的有关译稿送给他作为参考，而且亲自修改明远的译稿，写上详详细细的评语，有时评语的字句远远超过了译稿的字句。明远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细细思考老师用漂亮的绳头小楷所写的评语，然后将译稿加以修改，誊清后再寄给老师审阅。每当深夜沫若工作感到疲劳之际，他常常喜欢将明远的“课外作业”拿出来欣赏、批改，透过这一本本练习本，他看到一棵稚嫩的幼松正在茁壮成长，为了培养这年青的一代，他将不惜用自己全部的心血去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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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郭沫若书简九封》之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1期。
沫若不仅关心陈明远学业上的进步，同时也关心他身体的健康和政治上的成长，为此特地把他介绍给白杨，托她多关心他假日的文娱生活。由于沫若一直没有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这曾一度影响了部分青少年，他们想以郭沫若为榜样，做一个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但他又不便道破底细，只能在给明远的信上郑重其事地声明：
马克思列宁主义几十年来就是我唯一的信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我们老年人的脑袋，真象是一个世界旅行者的行李，贴满了各国各口岸的商标，早已到了该洗刷干净的时候了！我生在十九世纪末，受过“富国强兵”的所谓启蒙教育，主张过“个性解放”，看了一些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投入了大革命，走了好多年路，才找到了共产主义的真理……年轻的朋友，我要永远保持着心上的春光。①年轻人正在新生活的起点上，沫若满心希望他们尽可以不必走他过去那样曲折的道路，而应该批判地吸取他的经验教训，这样才能沿着党所指引的航程疾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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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58年5月4日致陈明远信，见周尊攘：《郭沫若和青年陈明远》，《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当然，在年青共和国航行的路程上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且不说，开国初期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斗争，单就文艺战线上看，情况也够复杂的。起初出于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热诚，沫若对在清朝行丐兴义学的武训十分敬佩，一九五○年八月他曾应李士剑之约，为《武训画传》题签书名的同时又题词，说：“在吮吸别人的血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自然他也不忘指出：“但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自认为这样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可是事隔不到一年，在读了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后，沫若马上就写了一份《联系着〈武训传〉批判的自我检讨》，检查自己称颂武训和给《武训画传》题词的“错误”。在《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之后，他又对自己曾附和着歌颂武训的行为，重新作了一次检讨，而充分肯定这份《调查记》“在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上是有很大的贡献的”①。沫若这时似乎认识不到自己这两种前后截然相反的意见，在制造“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上”会起多大的作用，他以为自己是跟上了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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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文艺报》1951年第9期。
接着，毛泽东在一九五四年十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人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表扬了“小人物”具有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战斗精神，而批评一些“大人物”“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话的份量可不轻啊！沫若虽然并不自认为是文艺界的“大人物”，但听了这话，心中总有点不是滋味。在这以后，全国就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对学术研究上的一些观点和方法，采取全国性的批判运动，继批判《武训传》之后，这已是第二次了。沫若力求在思想上跟上毛主席的步子，于是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他作了《三点建议》的发言，首先检讨了错误：“我们懈怠了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放任了并助长了这种错误思想，甚至还成为这种错误思想的俘虏。”表示要坚决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广泛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加紧扶植新生力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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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雄鸡集·三点建议》。
出于同样的思想动机，当沫若看到毛泽东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所写的批语之后，又赶紧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表态说：“胡风集团已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坚决要求“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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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国各地广大人民一致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文艺报》1955年第11期。
一九五七年的五六月间，天气乍阴乍晴。沫若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一次次发表谈话，阐明“双百方针”的伟大意义，他指出“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①。他以满腔的热忱准备认真听取群众对整党的意见，还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三次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座谈会上明确表示：今后要经常跟大家采取谈心的方式，把彼此间的“墙”拆掉。但随即因为看到了毛主席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便在六月二十七日对《光明日报》的记者谈话中表明：首先是工农群众，其次是广大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在回答言者无罪还是有罪的问题时，他说得十分干脆：
“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一个人的话，如果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还是无罪，那样还有什么国家法纪可言呢？……如果是株毒草，它有冒头生长的自由，我们也有拔除的自由和责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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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雄鸡集·关于发展学术与文艺的问题》。 ②见《拨开云雾见青天》，1957年6月27日《光明日报》。
在出席了几次批判“右派分子”的座谈会后，沫若更在文章中公开提出：
据我的看法，文艺界的现况，实在不是民主不够而是集中不够，不是自由太少而是纪律太少，不是个性不能发展而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展个性的统一意志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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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向中国人民解放看齐》，1957年7月31日《人民日报》。
于是沫若充当起“反右”的积极分子，在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小会议上，坚决向“资产阶级右派”发起猛烈的“反击”。
这样，郭沫若已经不仅是受到各国人民欢迎的“和平鸽”，而且成了一只总是高昂着头的“雄鸡”，由于形成了的条件反射，只要一见到“太阳”，他马上就引吭高歌，一遍又一遍地为它唱赞歌。不过，在沫若的心底里，却始终有一个愿望要当一头骆驼，沉默而坚强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骆驼，你沙漠的船，
你，有生命的山！
在黑暗中，
你昂头天外，
导引着旅行者
走向黎明的地平线。
暴风雨来时，
旅行者
紧紧依靠着你，
渡过了艰难。
高贵的赠品呵，
生命和信念，
忘不了的温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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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骆驼集·骆驼》
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的辉煌成就，吸引着沫若的心。听到武汉长江大桥即将提前两年建成并通车的消息，他多么想能飞到已经离别了有三十余年之久的黄鹤楼去先睹为快。这个机会总算来临了，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他陪同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飞抵武汉，连宾馆都不先去一下，就吩咐汽车司机迳直开往长江大桥。
站在宏伟的大桥上，沫若感到自己好象张着翅膀飞了起来，龟山、蛇山、凤凰山、鹦鹉洲都匍匐在自己的脚下，有了长江大桥这条“大龙”的陪伴，“凤凰和鹦鹉不想高飞。亿万年被隔断着的龟和蛇，紧紧地团结了起来，伸长着铁臂。”①回想当年北伐途中攻下了武汉，沫若曾多么渴念能横江写他一个大标语：“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这个美梦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已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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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春集·武汉长江大桥》
一股强劲的冲动撞击着浪漫主义诗人的心头，年过花甲的沫若在上桥半跑半走，一口气到达北端的桥头堡。虽然这时外宾已经从下桥参观回来了，但沫若却仍然遏制不住自己，赶紧快步走到下面的铁路桥去。对，跑！跑！就沿着这铁轨跑，就象乘着时代的列车，噙住社会主义的轨道飞驰。他突然觉得六十五岁的自己，饱览了祖国巧夺天工的现代化建设后，就象一个强壮的青年那样，浑身蕴藏着无限的力量，不但能跑，而且简直能飞。他先沿着铁轨后又转入右手的人行道，一口气跑到了南端的桥头堡，领略了一番风光之后，犹感不足。①第二天晚上，他又从广州乘飞机赶回武汉，重新俯瞰了万家灯火的三镇和通体明亮的“火龙”，他深信倘若李白站在今天的桥头，必然会写出一首又一首崭新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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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永远的纪念》，1957年9月29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八年的来临，给沫若带来了新的振奋与新的忙碌。元旦在开罗的亚非团结大会闭幕式上，他跟代表们一起讨论并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这才有空游览响往已久的埃及金字塔。日程安排得极为紧张，却更显得点滴光阴的可贵。沫若自己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又跟吴晗这样著名的学者同行，骑在他最敬重的骆驼身上，冉冉地行进在一望无际的金色的大沙漠中，去拜见人类历史上的稀珍奇迹，真有说不出的情趣。一月的天气，在北京该到处结满晶莹的冰花，而开罗却象是初秋，在这一年四季都相当炎热的地带，四千多年前的古埃及人是怎么把这一块块巨大的花岗石堆砌成奇妙的金字塔的呢？他们运用什么样的起重机械？这么严格的一个个几何图形，又是怎样计算和构筑的呢？胜似神话的奇迹，居然不可思议地由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出来，流传至今！在这巨大的狮身人面石像前，沫若越发感受到人类历史的长河气势雄伟，个人只是这长河中一个小小的泡沫，真是：“劳工信神圣，奇迹叹无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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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春集·游埃及杂吟十二首（八）》
一星期后，沫若又从这接近热带的埃及赶到了天寒地冻的莫斯科，他的随行工作人员都在感叹这酷热、寒冬的急剧变化，令人难以适应，沫若却根本顾不上这些，他急匆匆地又与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会齐，忙着跟苏联商谈加强两国在科技研究方面的合作。
沫若的生活节奏总是这么紧张，他常以约里奥—居里的献身精神作为自己的榜样。因为身体受放射性物质的影响，约里奥—居里不能坐飞机，只得坐火车或汽车长途跋涉出席国际会议，在各种世界和平会议上，沫若最喜欢与他在一起。没想到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四日这位最尊敬的国际友人竟与世长辞，沫若异常悲痛，写了《献身精神的榜样》悼念这位“世界进步科学家的一面旗帜”和“世界和平运动的一面旗帜”的伟大和平战士，用自己的笔向中国人民介绍了这位真诚的友人。
沫若在从事国际和平运动和国内文教、科技领导工作的同时，还乘空隙于一九五八年五六月间率领北京第一批“走马观花”体验生活的文艺家，以文联参观团的名义去张家口地区深入生活。他们先后在怀来县花园乡、涿鹿县、张家口市等参观、访问、劳动了半个月，沫若“受到各地大跃进气势所启发，曾写诗若干首”①，以《遍地皆诗写不赢》为总题辑录在一起，以后又写了《跨上火箭篇》、《长春行》等。这些诗从手稿到交新华社发稿，常常要几次更改数字，因为他所报道的数字往往跟不上所看到、所听到的“跃进”数字的变化，于是诗中出现了：什么蕃薯“争取亩产一万斤”，什么“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什么“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究竟是写诗还是写童话？沫若自己也犯糊涂了，这大概就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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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春集·遍地皆诗写不赢》
在那所谓“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年代里，沫若仿佛觉得到处都是新鲜事物，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画，因而他在为新民歌集《大跃进之歌》所作的序中，赞叹道：“六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创造力的大解放就象火山爆发一样，气势磅礴，空前未有。”他赞美工人农民的歌谣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结合”。其实一时他也辨别不了哪是人民的革命激情，哪是某些人的浮夸风，在他看来这里蕴藏着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
近来沫若一直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即毛泽东于五月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他读了毛泽东发表的《蝶恋花》等十九首诗词，认为这些作品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典型的结合”。而且，毛泽东也很欣赏新民歌中洋溢着的浪漫主义精神。本来沫若就觉得文艺活动的本质应该是浪漫主义的，现在他终于旗帜鲜明地宣称：
在我个人特别感着心情舒畅的，是毛泽东同志诗词的发表把浪漫主义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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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雄鸡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正是从这种心情出发，他在接见《剧本》记者，谈戏剧创作问题时，才敢于毫无顾忌地总结自己如何运用革命浪漫主义来处理历史题材方面的经验。
至于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创作方法本身，沫若也化了不少功夫进行深入的探讨，先后撰写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等论文，阐明“文艺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精神实质上，有时是很难分别的”，“古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是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从而进一步指出了提出“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意义，说：
主席提出这个创作方法，纠正了过去对浪漫主义偏颇的看法。我们是既承认革命的现实主义，又承认革命的浪漫主义，同时希望两者能够更好的结合。这样，就使得艺术大解放，作家的思想大解放，破除很多清规戒律，避免可能发生的流弊和偏向。这样，就大大的有利作家的创作活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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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人民文学》1959年第1期。
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促使他重新总结了大半辈子以来作文和做人的经验。恰好这年的十一月，沫若接待北京师范学院六位同学的来访，回答他们所提出的有关现代文学史和他本人文学活动的几个问题，他尽可能系统地发表了对自己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等问题的看法。可是在谈到创造社后期时，却说：“不久，我出国了，他们结果把鲁迅、蒋光慈也当成批评的对象”，到此戛然而止了。人们不禁要问：作为当事人之一，他本人当时虽在日本，但也曾化名杜荃发表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这类谩骂鲁迅的文章，他为什么绝口不提呢？而且后来冯乃超为这篇文章还几次询问他，他的回答都是“我记不清了”，这又当作何解释？
令沫若感到特别兴奋的是，就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他与李四光、钱学森等人加入共产党的消息，他心中自然明白，这是组织上对社会宣告他重新入党，其实这是结束他的非党人士的身份，自此成为公开的党员了。多少年来的心愿终于实现，他早就盼望自己能以一个中共党员的身份出现在青年们面前，因为他唯恐自己“无党无派人士”的身份会影响下一代考虑自己的前途。此时此刻不知明远在想些什么，其他青年朋友们看了这条消息又是怎么想的？想到这里，沫若情不自禁地拿起毛笔来给明远写信。由于心情格外舒畅，字也写得特别漂亮潇洒，火热的感情充溢字里行间。信中说他觉得自己象一个新生的婴儿，充满了创造的激情，要永远保持青春的活力，长征不会有歇脚的一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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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放下笔，他突然想起了自己为《百花齐放》写的后记：
我倒有点喜欢一○一这个数字，因为它似乎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里有“既济、未济”的味道，完了又没有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就意味着不断革命。
这段话真是最确切不过地描绘出自己此时的心情。是的，他加入共产党已经有三十多个年头了，而现在才公开党员身份，就象这“一○一”，又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意味着在革命征途中需要不断革命。
“郭沫若入党”的消息公布以后，不知有多少朋友登门祝贺，尤其是傅抱石，他比谁都激动，话就如同没法拦阻的江河，滔滔不绝。几天后，《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来向沫若采访，请他谈谈“入党”的感想，他借此道出了自己长期以来没法说清的问题：
我经常感到遗憾，觉得有无党无派的郭沫若存在，似乎误了一部分青少年，现在党批准了我入党，我为自己庆幸，也为一部分青少年同志解除了误会而庆幸。
同时急切地发表了自己的誓言：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我要和千百万党员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我要为党的最高理想——建设共产主义贡献出毕生的力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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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习毛主席》，1959年1月3日《人民日报》。
这位五四时期的叛逆诗人，北伐途中的戎马书生，抗战期间的文化班头，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斗士，如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中，又成为青年们又红又专的一面光辉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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