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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6年5月14日《文汇报》。
郭沫若全家抵沪后的第六天，即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三日，田寿昌在三和楼设宴为之洗尘，沫若即席赋诗一首，抒发了新到上海的观感。上海诚然是个“海”，茫茫一片，一切好象都无头绪、都无轨道，唯其如此，遇事更需要冷静思考。日前他曾给《消息半周刊》题词，云：“保持冷静的头脑，辨别事实的真相，真理所在，以全生命趋附之。”这也正是沫若的座右铭。
一家六口初到上海，住房成了大问题。他们先借住在徐家汇附近的一个友人家里。一天上午，于立群对来访的女友说：“今天下午或明天早晨就要搬家了，”她指指她们所在的屋子，“这是朋友的房子。马上要搬去的还是朋友的房子，在施高塔路口，交通更不方便。”朋友感叹道：“没有条子而想得到房子，怕很困难，而郭先生又哪里来条子呢？”“不，”立群苦笑着说：“我们有，我们有的是骨头条子。”①的确，多年来沫若经济拮据，哪有黄金、美钞购买房屋。十余天后，他们搬到了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口狄思威路七一九号（今溧阳路一二六九号）居住。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旧式花园洋房，底层用作会客室，卧室和工作室则在楼上。正如天官府是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聚会的中心一样，狄思威路也很快成为上海的天官府。新成立的群益出版社上海分社，就在附近施高塔路恒丰里七七号，由冯乃超在负责经营。沫若也常到这里与来访者晤谈，有时还一同在门口的招牌下摄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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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夫人的烦恼》，1946年5月12日《文汇报》。
奇怪的是，刚到上海不久，外间就在传说郭沫若即将东渡日本。不知是什么人在放风，沫若觉得十分诧异，他对《文汇报》记者说，这种消息纯属无稽之谈。此番来上海，要做的事很多，跑到日本去干什么。实际上自从踏上春申江畔，一个多月来沫若连歇脚的工夫都没有，别的且不说，单是社会活动就够他应付：参加著名记者杨潮（羊枣）追悼会并担任主祭，参加改良平剧座谈会，往上海百货业工会演讲，参加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成立大会，去圣约翰大学文艺欣赏会演讲，出席诗人节文艺欣赏会，出席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筹备会，为柳亚子补庆六十寿辰，应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之邀往育才公学讲《科学与文艺》，出席“尊师劝募”联欢大会，参加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参加战时战后文艺检讨座谈会，……如此等等，忙得他就象走马灯似的。尽管他对过去的上海、目前的上海均无好感，尤其从六月一日开始，国民党宣布对这座城市实行“警管制”，即市民随时随地要受警员、警官老爷们的管制，这显然是法西斯症的一种表征，特别令人厌恶。然而这里是党组织需要自己参与开辟的战斗阵地，怎么可以擅离职守呢？
眼看蒋介石点燃的内战烽火越烧越旺，沫若时刻关注着国共双方的动向。当他获悉来犯的国民党十万官兵反被我们部队包围起来的消息时，高兴得逢人便讲。一天，他和冯乃超去访于伶，大谈时事，越谈越兴奋，当场吟得七律一首题赠于伶，对粉碎蒋介石的猖狂进攻充满信心：“一边大打一边谈，内战烽烟北到南”，“莫谓人民终可侮，盘肠一战我犹堪！”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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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上海文艺》1978年7月号。
反对内战的呼声响彻全中国，蒋介石不得不于六月六日假惺惺地发布十五天停战令，沫若一眼看出这又是在耍花招。他一面就此事答《民主》周刊记者问，一面为《周报》撰写时评《十五天后能和平吗？》，提醒人们认清蒋介石这一着是为了在军事上“好作更大规模的部署”。停战期间，国共双方代表在南京频频接触，包括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无派人士在内的第三方面代表亦陆续赴京，沫若作为第三方面代表之一，也赶去参加促进国共和谈的工作。
六月二十日清晨沫若到达南京，第一个感觉便是：石头城犹如“一篇粗杂的草稿”，根本显示不出国都应有的风貌。大概国民党达官贵人把所有的兴趣都集中到内战的赌台上去了，谁也没有心思来为这座著名的古城整容。停战期限只有三天了，沫若急匆匆与第三方面代表梁漱溟、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等人晤了面，了解到近日来他们的活动情况和谈判的经过，知道国共双方至今没有可以达成协议的征象，真是“事急时危”。国民党依然死命坚持美国特使马歇尔的“最后决定权”，并在整军方案中无理要求共产党军队退出哈尔滨、齐齐哈尔、张家口、承德、烟台、威海卫、苏北以及一切铁路交通线，对此，中共当然没有考虑的余地。沫若拜会政府代表邵力子，先就所谓“仲裁权”问题试探道：“据报上所载，听说马歇尔对于这项大权的接受都有点踟蹰啦。”邵力子毫不含糊地回答道：“在他当然会客气，不过要给他，他还是会接受的。”沫若心中在暗暗思忖，马歇尔并不姓“马”，他的一言一行还不都是为杜鲁门政府着想。又谈到整军方案问题，沫若直率地说：“我觉得政府所提出的方案，只是增加问题的困难，并不足以帮助问题的解决。那好象是要中共全面投降了。”邵力子未曾表态，只是淡然一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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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京印象·三拜码头》
当天下午，沫若即与黄炎培、张君劢等人在国民大会堂会议室设茶会，邀请政府代表孙科、吴铁城、邵力子、王世杰和陈立夫，就国共和战问题进行调解。这时离开二十二日正午休战满期只有四十八小时了，《中央日报》今天的社论标题就是《四十八小时》，吴铁城的发言同他们的社论操着一个调子，完全是在恫吓、威胁中共，似乎再不接受他们的条件，马上就又要发动进攻，甚至还要请美国来帮他们打。沫若感到对方没有一点诚意，不过这原是预料中的事，本来他就没抱多大希望。可是想到此时此刻，全国不知有多少人在等待着和谈成功的好消息，他不免又有些惘然、怆然。散会后，一群记者围上来，向邵力子探听“好消息”，没想到他却指着郭沫若说：“他有，他有……”沫若能有什么“好消息”呢？原来上午往蓝家庄晤民盟诸领袖，途中乘便赴鸡鸣寺小游，在观音阁戏为和平前途求签，得签文曰：“衣冠重整旧家风，道是无功却有功。除却眼前荆棘碍，三人共议事和同。”签文竟如此切合时事，真有趣极了，沫若归示诸友好，均奇签语之妙。记者们听了哈哈大笑，他们正愁无法直接报道和谈进展的情况，幸好有了这么一个材料，于是第二天沪宁一带的许多报纸上出现了《为和平着急郭沫若求签》①之类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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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6年6月21日《文汇报》。
令沫若高兴的是，这次有机会得以与周恩来重聚。他三番两次去梅园新村周公馆，发觉仅仅两个月不见的恩来，竟比在重庆瘦多了，脸色也显得苍白，一头长发，满面胡茬，却仍神采奕奕。恩来实在太忙了，党的嘱托，人民的期望，责任如此重大，境遇却极艰难。与国民党谈判往往白耗精力，然而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得努力争取。他把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整军方案原件，以及自己代表中共草拟的对案都给沫若看了，两案相隔太远，沫若明显地感到双方不会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事关千百万生灵的死活，恩来忙得十万火急。这时蒋介石又故作姿态，宣布应马歇尔“请求”休战延期八天。
谈判既无诚意，休战延期又有何用？二十三日晚，恩来突然派人来中央饭店接沫若去梅园新村，说是赴京请愿要求长期停战的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等，在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打受伤。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沫若惊诧不已：“唉！实在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又是一场较场口事件！”当夜，他和恩来即赶到中央医院慰问受伤代表，并帮助其他代表安排好住处，直到第二天清晨四点多钟才回到旅馆。他躺在床上，由六月二十三日追溯到二月十日，又由二月十日回复到六月二十三日，短短四个多月，“较场口血案”已经在全国许多地方轮番重演过，今后会不会再有“较场口”？他不愿再想下去，他感到胸口堵得难受，他要骂天、骂地、骂那“较场口”的总导演……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等地步，听说国民党特务还扬言要捣毁梅园新村和蓝家庄。和谈完全成了烟幕，再调解下去也是徒然，沫若便于六月二十六日返沪。他哪里知道，就在他乘坐的沪宁列车向南方奔驰时，国民党军队正如狼似虎地扑向中原解放区，蒋介石终于发出了全面内战的信号。
内战与独裁原是蒋介石的一对孪生子，谁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谁就要受到他的打击和迫害。一九四六年七月，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沫若清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将进一步戕害民主战士的一个新开端。他早已象李、闻那样，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只是为战友们的惨遭杀戮而悲愤不已。回想赴苏访问前在昆明逗留之际与闻一多短暂的会面，为他们这对一直相互敬重、相互支持而长期未谋一面的文友创造了一次仅有的相晤机会，这可算是最大的安慰了；至于李公朴，前不久还在重庆较场口并肩战斗、共同受难，如今已为民主事业彻底献身，先自己而去成了古人，这怎能不令人黯然。沫若愤怒谴责反动派不惜采用最卑劣无耻的手段来诛锄异己，并与聚集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多次商讨筹备追悼会。然而在专制暴政下，连开这样的追悼会都没有自由，几经磋商，有关当局方才同意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及无党无派三方面人士组成大会主席团，演讲亦是三方各推一人。追悼大会迟至十月四日上午在天蟾舞台举行，大清早即有许多手持“入门证”的“短衣客”入场抢座，他们吃瓜子、说笑话、与女人打情骂俏，弄得会场污烟瘴气。正式开会后，这些人却在打盹，当吴国桢市长致词时，他们时而睁开惺忪的眼睛问左右“可以鼓掌否”。沫若见状哭笑不得，他与邓颖超、李济深、沈钧儒、史良、罗隆基等人不断摇头。轮到沫若演讲了，由于会前三方订有互不攻击的“君子协定”，所以这次事先拟好讲稿，并约束悲痛的感情，说：“李闻两先生的肉体虽已毁灭了，但他们都替中国历史添上了光辉。两先生的死是时代悲剧诞生的信号。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这是公正与自私的斗争，这是人民要做主人与做奴隶的斗争！……”他想到吴国桢刚才曾说什么“上海已经奠定了民主与自由的基础”，“必须要用守法的精神去争取”，最后还是按捺不住地增添了两句即兴发言：“杀人者终是杀人者，假的也终是假的！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平和民主再没有比今天这样迫切了。”①两天后，他又与周恩来、沈钧儒、黄炎培、史良等千余人，在静安寺公祭李公朴和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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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6年10月5日《文汇报》。
沫若与反动派进行不懈斗争的时候，常常想到对于恶势力死不妥协的鲁迅先生。这次追悼李公朴和闻一多，他又想起闻一多说过的一句话：“鲁迅是对的，我们从前是错了。”正因为闻一多后来追随了鲁迅，所以他进步了。几天后，恰逢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十二个文化团体联合在辣斐大戏院举行纪念大会，沫若在讲话中以亲身感受说明鲁迅是广大文化工作者“精神上的灯塔”，“我们追随着他的时候便可以保证我们的进步，我们违背了他的时候便一定证明我们的堕落”，“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倍的认识鲁迅，加倍的体验鲁迅精神”。①第二天早晨，他特地与沈钧儒、茅盾、田汉、洪深、许广平等人前往虹桥公墓参加扫墓礼，面对墓中人深情地说：“鲁迅先生，整整十年没来看您，这十年是您领导着我们在争取民主。今天在您面前，我没有什么话讲，只有一句：我愿秉着您的一切指示，当一条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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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地玄黄·鲁迅和我们同在》 ②见1946年10月21日《文汇报》。
十月下旬，沫若为协商国共和谈事又曾去南京，不到一周即赶回上海参加陶行知追悼大会。陶行知在三个月之前因脑溢血突然逝世，在沫若看来，他恰巧是李公朴、闻一多遇刺以来为民主而牺牲的第三名。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天晚上，他还在沫若家里谈天说地，沫若记得当时曾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是黑榜状元，应该留意呢。”他也半开玩笑地回答道：“不是状元是探花，是黑榜探花。你也准定榜上有名的。”①现在想起来，这“黑榜探花”倒真的成了事实，他虽然不是被直接暗杀的，然而毕竟是被间接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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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地玄黄·痛失人师》
杀人不眨眼的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破坏和平愈益厉害，竟然不顾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于十一月间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在公布的代表名单中，沫若看到也列有自己的名字，即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政府单方面指定社会贤达参加“国大”是完全违背了政协程序的，因而绝不承认自己是“国大代表”，坚决拒绝参加国民党非法召开的伪国大。他还劝阻张君劢赴会，而对社会党领袖张东荪等人决定不参加“国大”表示钦佩，同时指责民社党某些人不听劝阻而甘心“落水”的无耻行径。当时民盟领袖罗隆基、章伯钧等人都聚集在南京，代表第三方面力量参与国共和谈，上海的民主人士们对他们会不会参加伪国大正议论纷纷，诸多揣测。沫若当然也很关心，他却采取了一个十分特别的方式，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罗隆基等人的希望：他托人带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以及他写的全部历史剧，作为礼物送给罗隆基，并请代为问候。罗隆基见了来人来物，暗自思忖：“郭沫若不迟不早，突然在这时候派人带十几本书到南京来赠我，这是什么意思？噢，我明白了，这是叫我不要一着错，满盘‘输’的意思吧？”他不待来客言明来意，就说：“请你回去告诉郭先生：放心，放心，千万放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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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隆墓：《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伪国大的召开意味着国共和谈的完全破裂，加上民社党、青年党之类的一批跳梁小丑应声附和，似乎给当前的局势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沫若既气愤又担忧。忽然接读周恩来十一月十七日自南京寄来的信，他的心情开朗了许多。信中说：“青年党混入混出，劢老动摇，均在意中，唯性质略有不同，故对劢老可暂持保留态度。民盟经此一番风波，阵容较稳，但问题仍多，尚望兄从旁有以鼓舞之。民主斗争艰难曲折，居中间者，动摇到底，我们亦争取到底。‘国大’既开，把戏正多，宪法、国府、行政院既可诱人，又可骗人，揭穿之端赖各方。政协阵容已散，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时如仍需和，党派会议、联合政府仍为不移之方针也。”①这么纷繁复杂的形势，经恩来一分析，全都泾渭分明，了如指掌，沫若猛然增添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他看到信末还说“弟等十九日归去”，知道周恩来、李维汉为抗议国民党非法召开“国大”，将离开南京飞返延安。西望梅园，不胜依依，倾吐肺腑，成诗一首，遥寄恩来、维汉：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
根节构盘错，梁木庶可遭。
驾言期骏骥，岂畏路迢遥。
临歧何所赠，陈言当宝刀！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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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周恩来同志给郭沫若同志的四封信》，1983年3月2日《北京日报》。 ②见许涤新：《疾风知劲草》，1978年6月22日《人民日报》。
恩来不是说“今后要看前线”吗？大家都寄希望于人民解放军。十一月底适逢朱德总司令六十大寿，人们想借为他祝寿的机会，一心期待他率领大军扫清蒋帮顽敌，便假座中共驻沪办事处聚会。沫若与各界民主人士和文化新闻界友好五十余人参加，会上有特从烟台解放区运来的苹果和葡萄酒助兴，大家频频举杯祝颂寿星——这位中国的大英豪。席间田汉引吭高歌，沫若婆娑起舞，歌声、琴声、掌声此起彼落……门外的国民党特务无可奈何，只能将此情景记入监视专报。①一九四六年已近岁尾，喜闻茅盾夫妇首途访苏，沫若偕立群赶往码头送行。在“斯摩尔尼”号轮客厅的一角，他代表送行的朋友们写《临别赠言》，由立群朗诵：“我们只希望你们带着我们大家的心向北国的亲爱的兄弟们祝福。到了明年春夏之交的时候，请您从自由天地更多带些温暖回来。”茅盾随即将这赠言一字字地抄下。沫若又在一本小红册子上书赠送别诗一首：
乘风万里廓心胸，祖国灵魂待铸中，
明年鸿雁来宾日，预卜九州已大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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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顺奎：《上海“周公馆”的日日夜夜》，1980年1月8日《文汇报》。 ②见1946年12月6日《文汇报》。此诗后改成七律，收入《蜩螗集》。
铸造祖国灵魂，沫若负有特殊的任务。当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恩来又从延安来信，以鼓舞沫若，说“国内外形势正向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途程中进展，明年将是这一斗争艰巨而又转变的一年”；又说“孤立那反动独裁者，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里应那一面，需要民主爱国阵线的建立和扩大，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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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周恩来同志给郭沫若同志的四封信》。
在里应外合的斗争中，沫若的确站在民主爱国阵线的前头。新的一年，蒋介石将伪国大制订的伪宪法强嫁给人民，而且美帝国主义又开始采取公开援蒋的政策，沫若特于政协周年纪念日接待记者，公开声明：“人民最清楚谁是政协的破坏者。还须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负最大责任。我们拥护政协，故片面召开的‘国大’所通过的‘宪法”，不能承认。”他还郑重指出：“中国如欲真正民主化，只有拉回政协之路，重组各党派公平的联合政府，另开合法国大，重订宪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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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7年1月12日《新华日报》。
沫若团结广大民主人士，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利用各种活动和场合不断与美蒋作斗争。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他与邓初民去南京路劝工大楼，出席上海市“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准备发表演说。大会还没开始，国民党特务和暴徒就手持铁尺、棍棒冲入会场，大打出手，当场打死永安公司店员梁仁达，打伤群众数十人，并有许多人被捕。打手们正要冲上主席台对郭沫若下毒手，群众立即手挽手围起人墙予以掩护，让他从主席台后面越墙离开了会场。他赶到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报告了此事经过，即代表该协会去仁济医院慰问受伤职工，然后又前往伪黄浦警察分局营救被捕的无辜群众，并接二连三发表谈话，作诗写文章，斥责国民党的这一“行动正是对‘民主’、‘宪法’之类最大的最好的讽刺！再一次证明了今天我们的人身、集会、言论等自由丝毫没有保障！”几天之后，他写的梁仁达烈士挽歌由音乐家孙慎谱好曲，印发给工厂、商店和学校，悲愤的歌声响彻上海滩头：
血染黄浦潮，洒尽人民泪，
爱用国货为什么有罪？
人民是主人，买卖是自由，
不买美货为什么有罪？
亲爱的梁仁达，你为爱国而牺牲，
你将垂青史，你是民族的光荣！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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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7年2月14日《联合晚报》。
爱国同胞不断被无声手枪打死，民主报刊陆续被无声手谕查禁，这在上海以至整个国统区已经司空见惯。然而自由在我，沫若高呼：“书是禁不完的，儒是坑不尽的，秦始皇是快死的。从左闾里已经有篝火起来了。”①为了迎接解放战争的“篝火”，他帮助《文汇报》进行全面改革，先后创办了《新思潮》、《新文艺》、《新社会》、《新经济》、《新教育》、《新科学》等六个周刊，在担任总顾问的同时，还亲自负责编辑前两个周刊。结果以他为旗手，一大批进步文化人集中在《文汇报》，真是极一时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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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由在我》，见唐弢：《回忆·书简·散记》第13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版。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号召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迅速解放全国人民。“成仁有志此其时，效死犹欣鬓未丝。”①沫若欢欣鼓舞，准备拼死大干一场。黎明前的黑暗更加浓重，他呼吸着血腥的空气，一切自由都被剥夺了。党组织为确保他的安全，特地安排叶以群（1911—1966）于十一月十四日护送他去香港。“北极不移先导在，长风浩荡送征衣。”沫若服从党的调动，又由水路奔赴新的战斗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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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蜩螗集·再用鲁迅韵书怀》
十载一来复，于今又毁家。
毁家何为者？为建新中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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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十载一来复”》，1948年2月14日《野草文丛》第8集《春日》。
这次沫若来香港，算起来是第三次了，恰好每隔十年“一来复”。他是十一月十六日上岛的，一周后立群才带着子女来一起暂住在九龙公寓中，后搬入九龙山林道一幢楼上。从白色恐怖中脱身，自不免有“再生之感”，可是此地“房子亦需顶费，一切均染上海派，而物价则超过上海约二倍。初来人以法币过活，真感老火耳。”①唯一感到快慰的是，大批文化人已先沫若聚集在岛城，山林道新居很快成为香港的天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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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47年12月5日致戈宝权信，见戈宝权：《谈郭沫若与外国文学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
身在海岛，心潮逐浪高。当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解放军大举反攻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为迎接这个人民大胜利的一九四八年暨欢迎郭沫若、茅盾、翦伯赞等人来港，文协香港分会于年初的一天晚上举行新年团聚晚会。会上沫若讲话，建议从事文艺活动的朋友们，虚心袒怀地研究一下新的一年文艺的任务，从而制订出一九四八年中国文艺运动的纲领，这样才能迎接更大的胜利。他想到日前参加部分离校的中大师生举行的新年团拜时，曾应大家要求以《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倾向》为题作报告，谈到今后文艺“要丰收，就要把作家的臭架子去掉，真正的向老百姓学习，向群众学习，甚至向小孩子学习”。他认为，这个问题应当在纲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沫若实际上担负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领导工作，对于如何开展文艺活动，他有许多设想和考虑，总的方向是：“人民至上，革命至上”、“生活第一，意识第一”、“战友集中，火力集中”①。具体说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他坚决主张以是否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作为今天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号召有正义感的朋友们拿起笔来参加文艺阵线上的大反攻，扫荡形形色色的“封建性”、“买办性”的文艺。然而落实到具体作家和作品的评价时，却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的作品一律斥为“反动文艺”，批评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朱光潜是国民党的“男作家”代表，萧乾则是“标准的买办型”，并分别给他们贴上“桃红色”、“蓝色”、“黑色”的标签，这显然带有严重的偏激情绪，而他当时却自认为战斗性强。在另一篇文章《开拓新诗歌的路》中，他明确提出“今天的诗歌必然要以人民为本位，用人民的语言，写人民的意识，人民的情感，人民的要求，人民的行动”；并指示了开拓诗歌的两条大道：一是启发人民的文艺活动，让人民自己写，二是诗人向人民学习，先存心努力去做人，然后再存心努力去做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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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艺活动的总方向》，1948年3月《文艺生活》副刊海外版第2期。
什么才是今天真正人民的文艺？沫若早已从解放区的一系列文艺作品中得到解答。在上海期间，他就读过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和《李家庄的变迁》，读过李季的诗《王贵与李香香》，读过贺敬之等人的歌剧《白毛女》，看到了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它们把“五四”以来的那种知识分子孤芳自赏的情怀完全洗刷干净，显示出从人民翻身到文艺翻身的新气象。他要把这种崭新的文艺推荐给国统区和港澳的广大读者。因而当他获悉《小二黑结婚》已被改编成剧本，将由南方学院文艺系学生登台演出时，他连连夸奖：“好，这很好！用艺术的形式介绍新世界的生活，让旧世界开开眼界，很有意义。”随即高高兴兴地为他们题写了《〈小二黑结婚〉演出手册》，并在看了他们的彩排之后，还题词向广大观众作介绍，说：
时代的进展是惊人的，胡适摹仿易卜生而试作的
《终身大事》，到现在还不过廿几年，但已经象有二百几十年那样。那种个人主义的儿戏老早走下了舞台，现在是集体力量反封建的时代了。我前二年读赵树理先生的《小二黑结婚》，有了这种感觉，虽然同在处理婚姻问题，而且也同在反封建，但两个时代是怎样相隔得天边呀！现在《小二黑结婚》由王逸先生改编为剧本，并将用粤语在香港演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故事虽出在北方，但中国的封建社会，无分南北，都是一样。我们倒希望南方的无数小芹，与小二黑都得凭集体的力量来获得人生的自由，欣欣向荣的永远的春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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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8年11月4日《华商报·茶亭》。
沫若尽力向香港读者推荐他所热爱的解放区人民文艺，希望书店多卖这类作品。他听说尖沙嘴区的智源书店是经售进步书刊的，便常去光顾，而且为该店题写了招牌。当时香港的《华商报》、《文艺生活》海外版等进步报刊，也都得到了沫若的热情支持，既经常为他们撰稿，又不断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几乎成了“社外总编”。
既非解放区也非国统区的香港，实际上是个标准的殖民地。沫若初来不久，就看到英国当局以卫生为名强行拆平九龙数百家中国民房，并派武装警察督拆居民临时搭的帐篷，居民奋起抵抗，竟被警察开枪打伤多人。广州民众闻讯后即举行示威活动，烧毁了沙面的英国总领事馆，国民党政府非但不采取妥善措施，反而下令镇压示威群众。沫若当即会同各民主党派领袖就此事发表意见，他怒斥香港英国当局“侵害中国主权”，警告一切帝国主义者“应该认清楚我们中国的真正的主人，认清楚我们中国人民磅礴的内在力量”，同时谴责南京政府的无能和无耻，呼吁“今天我们作为中国人民，最迫切的任务是加速使这个空前绝后的坏政府垮台，一切的国家权益才能够得到基本的保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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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九龙城事件之意见》，1948年1月20日《华商报》。
“空前绝后的坏政府”正在疯狂地作着垂死挣扎，他们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地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结果惹得愤怒的烈火烧得更旺，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先后遍及国统区十多个城市。沫若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一、二月间，上海同济大学等校学生为争取民主权利而请愿，遭到国民党三千军警的武装干涉，受伤、失踪达二百余人。沫若与马叙伦、侯外庐、沈钧儒等五十七人联名发表宣言，声援学生们英勇的抗暴斗争，吁请海内外爱国人士同伸正义，制止独裁。
沫若的心一直向着代表中国人民希望的革命圣地延安。他知道，人民解放军为了诱敌深入，一九四七年三月主动撤离延安，仅仅过了一年，一九四八年四月就又收复了它。可是被国民党蹂躏得遍体鳞伤的延安城需要重建，流离失所的陕北灾胞需要拯救，他怎能忍心坐视？于是由他和立群出面，串联茅盾、聂绀弩、黄药眠等五十名文化战士发起集体捐献，他带头捐款四十元，是最多的一个。他还代表大家执笔，登报表示“我们这一小群的力量是很有限的，我们现在仅以象征的捐献，作为恢复民主圣地的几片砖瓦”，希望广大爱国同胞“重新提起”抗战期间的两句口号：“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一同参加捐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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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8年5月7日《华商报》。
火花血涛迎五月，四方喁望盼天明，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沫若觉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快要到达结晶的阶段了，他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等人一方面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坚决拥护这一伟大号召，确认当前筹备新政协会议“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另一方面又致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并转全国同胞说，为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①没想到因交通阻隔，迟至八月初毛泽东才接到电报，即复电沫若等人，希望共同研讨新政协“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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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8年5月6日《华商报》。 ②见1948年8月5日《华商报》。
小小的海岛上，由于有郭沫若、何香凝、沈钧儒等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在谈论国家大事，关心时局的发展，显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这些人与共产党戮力同心共存亡，为了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幸福，愿遵循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决定自己的行踪。正如沫若在《华商报》编辑部举行的“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所说：“举凡对于人民革命有必需的事，为中共所不能说，不便说，不好说的就由我们说出来”，甚至还表示“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给我一顶红帽子。做尾巴，戴红帽子我倒觉得非常光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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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8年5月16日《华商报》。
他们大都是久经风霜的老人，正当花甲之年者就有好多位，人们尊称他们为“民主寿星”，党十分珍视他们。在欢欢喜喜迎接新中国的曙光的当儿，沫若与大家为“民主寿星”何香凝、沈钧儒、彭泽民、李任潮、马叙伦、谭平山、朱蕴山等集体祝寿，他撰写了寿序，赞誉他们为常生不老的青年，祝颂他们与民主自由同寿。
他们之中还有许多是诗人，如郭沫若、柳亚子、聂绀弩、黄药眠等。沫若忘不了自从一九四一年在重庆定下了诗人节，以后一年一度，每逢端午诗人集会，开展各种各样活动，好不热闹。如今诗人们荟萃于香港，又逢端午，心中不免又萌动过节的意念，他们商定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采取特殊的纪念方式，即由沫若领衔联名发表《我们的话》，向党和人民敬献忠心：欢呼“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就要到来，在亚洲大陆上，一个新的中国就要诞生”；表示“在这大风暴的日子，大解放的黎明，作为一个诗人，他不仅要带着他的歌唱来参加人民革命的行列，而且更要带着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点滴实际工作，来共同创造人民大解放的史诗”。①此时沫若心中憧憬着，明年到南京或北平去纪念诗人节，更有一番喜庆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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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8年6月11日《华商报》。
为了创造人民大解放的史诗，不管什么工作，只要需要，沫若都会愉快地去做。《华商报》副刊《茶亭》的主编夏衍约请他写《抗战回忆录》（后改名《洪波曲》），他答应了。文章从八月二十五日开始在报上连载，沫若与《华商报》的忠实读者“每朝相对谈心者三个多月”，未曾料到远在日本的安娜竟由此获得了有关沫若的最新信息。这位坚强的女性，虽历经磨难，可没有忘记自己嫁了一个中国丈夫，自己也就是中国人，她要回到中国来，找孩子们的爸爸。她领着长子和夫与女儿淑子从日本出发，转道台湾来到香港。
当安娜和两个儿女突然出现在沫若眼前时，他着实吃了一惊。和儿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淑子也长成一个窈窕淑女了，而他们的母亲自然苍老了不少，却依然那么硬朗。想起这十年来，她为自己吃尽千辛万苦，将当父母的双重担子独个挑了起来，沫若的感激之情和内疚之心深矣！安娜望着日夜思念的丈夫，害怕这又一场梦和梦醒后的惆怅。她目不转睛地瞧着他，当目光的余波扫及挨个象排队似的五个孩子和他们偎依着的母亲时，她明白自己日夜焦虑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眼下是多么尴尬的场面，怨愤一时塞满了她的胸膛。几天内，沫若、立群、安娜，连带着儿女们都如同在油锅里煎熬着，老朋友们也看不下去了，便由冯乃超出面找安娜恳谈，望她本着对沫若的爱心，尽快结束这种令人愁肠万断的局面。安娜原是一名基督教徒，经过前思后想，终于决定牺牲自己，不再把痛苦转嫁给心爱的丈夫和他所爱的人身上，年幼的孩子们更是无辜的，他们不能再失去父亲。不久她接受了组织的安排，跟她的儿女们一起到新解放区大连去定居了。
紧张的局势容不得沫若多在儿女情长之中徘徊。当他获悉华北人民政府已经宣告成立，精神大为振奋，自己想象中的未来全中国人民政府的雏型越来越明晰，恨不能飞赴北国饱赏这崭新的气象。喜讯频频传来，入冬以后，锦州、长春、沈阳和营口又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胜利结束了辽沈战役，已挥师发动淮海大战。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沫若应邀到南方学院去演讲。他站在以天台为会场的中央，山城的灯火象夜空的繁星一样朗照，天地显得格外开阔。同学们听他讲述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情绪激昂，热血沸腾。到后来，他完全象在朗诵诗篇一样：
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建设新中国的神圣职责，落在年轻人的肩上。同学们！希望你们爱祖国。爱学习，学知识，练本领，为伟大的祖国贡献力量。
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让我们举起双臂，欢呼新中国的春天的来临吧！①
他的话音刚落，满场喝彩声响应他的召唤。
是的，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经快要出现在地平线上，倾城倾国的人民竭诚翘首以待。中共中央广泛邀请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共商开国大业，聚在香港的朋友们正分批秘密登程，沫若亦化名“丁汝常”②，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夜乘华中轮离开香港北上，立群和子女暂留港。他“决心摒除一切的矜骄，虔诚地学习、服务，贡献出自己最后的一珠血，以迎接人民的新春”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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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林焕平：《深切的怀念沉痛的哀悼》，1979年《新文学史料》第2辑。 ②1948年12月29日致徐敏信，见徐敏：《学者·诗人·战士》，《百花洲》1981年第3期。 ③《岁末杂感》，1948年12月25日《文化生活》海外版第9期。
人海翻身日，宏涛天际来。
才欣克辽沈，又听下徐淮。
指顾中原定，绸缪新政开。
我今真解放，自愧乏长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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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蜩螗集·北上纪行（三）》
华中轮冉冉前行，真正获得解放的郭沫若，与同行者马叙伦、翦伯赞等三十余人“倍觉一身轻”，每日饮酒赋诗，谈笑博奕。船上有收音机，可以及时收听新华社电讯。他们还编了《波浪壁报》，以俾传阅。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华中轮抵达最终停泊处丹东（今安东）石城岛，沫若等即登陆。回顾三十五年前赴日留学曾路过丹东，弹指之间人已老，旧迹渺难寻。他们结伴往丹东西郊五龙背温泉入浴。此泉当年为日本人所经营，专供有产者佚乐，今日已成荣誉战士疗养圣地。想不到现在自己亦有幸叨光，真是一大乐事。沫若浑身浸在舒适的泉水中，白茫茫的蒸气诱发了他的诗兴：“翼翼五龙背，溶溶涌沸泉……”
十二月六日，沫若一行安抵东北解放区首府沈阳，住在铁路宾馆内，受着优裕的招待，心里感到很惭愧。他们到处参观访问，不久即与当地人民共庆一九四九年元旦，只见东北人民用血汗赢得的这块土地上，一派崭新气象，沫若激动得热泪盈眶。在中共东北中央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以及东北各界人民为他们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他畅叙了来到东北解放区的喜悦心情，放声朗诵“我来仿佛归故乡，此日中行亦似狂”，“于今北国成灵琐，从此中华绝帝王”，并表示要“以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为意见”，“决心为实现人民的公意，争取真正的和平”，在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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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949年2月1日《东北日报》。
革命临近胜利喜事多。一月十日人民解放军生擒杜聿明，结束淮海战役最后一仗；十五日天津解放；二十一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一月二十二日夜闻蒋介石下野时，沫若乐得坐不住、睡不熟，欣然命笔成五律一首，有句云：
域中逃祸首，关外建红牙。
已见春冰解，寒梅谅已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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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沫若佚诗廿五首》，1979年6月I0日《光明日报》。
二月一日又传来喜讯：傅作义（1895—1974）已于一月三十一日率部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沫若即与李济深、谭平山、茅盾、许广平等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和朱德，说：“同人等已先后进入解放区，迭奉捷音，不胜振奋。窃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次日毛泽东、朱德复电云：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密不可分，并对沫若等人来到解放区敬表欢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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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电文均见1949年2月5日《东北日报》。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沫若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三十五人从沈阳乘火车赴北平。眼看祖国经历了解放战争炮火的洗礼，人民翻身享受到民主自由，一路上心潮起伏，浮想联翩。车抵北平东站，他热情喷涌，心儿几乎跳出了胸膛，不知不觉口占五绝一首：
多少人民血，换来此尊荣。
思之泪欲坠，欢笑不成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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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巩固人民的光荣，并把它扩展到海南岛！》，1949年3月1日《人民日报》。
他与来车站迎接他们的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薄一波、叶剑英、彭真等领导人一一握手，不知有多少话要向党细诉。次日，往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市人民政府举行的欢迎各方民主人士大会，他感到党和人民给了自己无尚的光荣。昔日皇帝的宫殿，今天成了人民的礼堂，在这样的地方登台讲话，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他说“毛主席所领导的人民武力，使中国人民翻了身，使我郭沫若也翻了一个身，我真是感谢无尽”。①话越讲越激动，如奔流直下的江水滔滔不绝，他恨不能掏出自己的心，表明他要为完成革命事业、建设新中国鞠躬尽瘁，无条件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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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巩固人民的光荣，并把它扩展到海南岛！》
建立新中国大厦的伟大工程需要作多方面的准备，从此沫若即着手积极参与。他出席军管会讨论接收故宫的会议；他阐述文物保管使用原则，痛斥国民党盗运国宝；他参加商讨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被选为筹委会主任；他与各人民团体代表协商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问题，被推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不久又被确定为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筹委会主席团副主席。劳其筋骨的时候到了，他比在重庆、上海、香港任何一个地方都忙碌，然而绝不是当“花瓶”，而是以主人翁的态度战斗在各个场合，因而越是忙越觉得生活充实。三月十五日，北平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十里长街红旗烂漫，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准备迎接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人飞抵这未来的京都。下午三时，沫若与黄炎培、陈叔通、马寅初同坐三号小汽车，随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前往西苑机场。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一个个风尘仆仆又神彩飞扬，沫若奔过去与他们热烈握手。毛泽东穿着翻领军大衣，细细打量了一下郭沫若，说他瘦了，但精神却特别好。沫若微笑着，深情的目光传达了他心中的千百句话语。不一会，沫若等人随同毛泽东阅兵，绕场一周，只见全副武装的十万大军队列齐整，岿然挺立如长城，迫击炮、小钢炮等各种重武器昂首向云天，好不威武雄壮。就在这天夜里，毛泽东在郊外设宴招待知名人士，沫若与黄炎培等二十余人应邀到席。餐罢谈和战问题，大家聆听毛主席的意见：和谈是有利于大局的，但决不停战，亦决不轻易渡江。①沫若觉得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自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到了北平，沫若庆幸今后能直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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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黄炎培日记摘录》第189页，中华书局1979年1月版。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三月底沫若生平第一次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者，率代表团赴巴黎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他表示将尽全力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人民的声音。他们转道莫斯科、布拉格，获悉法国政府限制我国代表团入境，经交涉无效，只得留在布拉格。好在四月二十日，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在巴黎和布拉格两地同时开幕，沫若即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布拉格会议，与约里奥—居里（1900—1958）、阿拉贡（1897—1982）、法捷耶夫（1901—1956）等人同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二十三日下午，他在大会上的发言从布拉格会场同时向巴黎会场播送，介绍我国人民为保卫和平、反对煽动新的世界大战而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业绩，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恰好这天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消息传到巴黎和布拉格会场，顿时一片沸腾，春雷般的欢呼声、暴风雨似的鼓掌声久久不能平息。坐在主席台上的郭沫若更是激动万分，泪如泉涌，他一方面接受各国朋友的祝贺、拥抱，一方面和大家一起不断高呼：“中国万岁！”晚上，在中国代表团住地，室外是数以千计的外国朋友在欢呼“中国！中国！”，室内则是郭沫若与刘宁一、马寅初、徐悲鸿、程砚秋、钱三强等代表团成员在畅谈祖国一日千里的大好形势。夜深了，谁也没有一点睡意，沫若含着眼泪说：“党中央的决策多么英明啊！没想到就在今天把红旗插上了蒋介石的总统府，真叫国际上震惊，使我们中国人民扬眉吐气！”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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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三强：《忆我尊敬的长者——郭老》，1982年11月17日《光明日报》。
这次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决定设立常设委员会，郭沫若与法捷耶夫等被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主席为约里奥—居里。会后，布拉格查理大学还授予郭沫若名誉博士学位。沫若心中明白，这些绝不是由于他个人的成就或声望得来的，而是反映了中国人民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因此当代表团的同志们向他表示衷心祝贺时，他一再强调说：“光荣属于党，光荣属于中国人民。”
四月底沫若从布拉格回国，途中多所逗留，于五月二十五日路经天津，与已经在那儿等候他的立群和孩子们欢聚，一同高高兴兴回到北平。后来在西四大院胡同五号安下了家。
沫若归国后，正赶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一会儿往香山毛泽东住所，一会儿去中南海勤政殿，两次筹备会预备会他都到会了。六月中旬，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听取了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他明确了当务之急在于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沫若代表无党派人士讲话，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报告，将致力于“学会为人民服务，使一切科学、技术与人民生活和实际需要结合起来，这样我们的文化学术工作者，才能对新中国有所贡献”。他是筹备会无党派小组的召集人，在多次小组会上，他“折冲于各位代表之间，灵活地而又坚定地贯彻党的方针和主张”，为日后政协会议的正式召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①会议闭幕时，他被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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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渢：《回忆郭老的一些片断》，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蛋念郭老》。
从五月初到六月初，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杭州、武汉、九江、西安、南昌、上海和青岛先后解放。革命形势逼人，各条战线都应当急起直追，作为文坛老将的郭沫若有感于此，特撰短论《向军事战线看齐！》，号召“拿笔的军队，必须向拿枪的军队看齐”，以争取文化战线上的伟大胜利。随即与茅盾、周扬等人着手筹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同时着手筹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新中国文化、科学、艺术的美好发展前景。
“让群众大革命的暴风雨吹得更猛烈吧，让我们的敌人去发抖吧！”这是七月一日晚上，沫若在先农坛公共体育场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冒着狂风暴雨发表演说。①当时各路文化大军已经会师北平。次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了，作为大会总主席的郭沫若，既致开幕词，又作总报告。他高度评价文化战线上这支有力的野战军，过去一直被反动政权分割着，现在终于紧紧团结起来了，今后当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运动的总指标”。他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的任务是：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创造富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艺，使文学艺术发挥教育民众的伟大效能；扫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学艺术的残余势力，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学艺术遗产，并充分地吸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先进经验。会议期间，他与全体代表一起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和周恩来所作的政治报告，并代表大家说：“我们诚恳的全部接受周副主席给我们的指示，努力改造自己，向人民学习，学习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老老实实，恭恭敬敬的学习，热诚地做毛主席的学生。”②在这次文代会上，沫若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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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林毅：《忆郭老二三事》，1978年6月27日香港《大公报》。 ②见1949年7月7日《人民日报》。
在实际工作中，沫若逐渐被推上文化科技教育战线的领导岗位。为了迎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九月这段时间里，他几乎没有一天休息。为新政协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草案，他曾多次参加酝酿和讨论；专程赶来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庆龄、程潜等人抵达北平时，他去车站一一迎接。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和长时间的准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在九月二十一日隆重开幕。当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向全世界人民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沫若在心中唱起了自己献给祖国的新的颂歌：
人民中国，屹立亚东。
光芒万道，辐射寰空。
艰难缔造庆成功，
五星红旗遍天红。
生者众，物产丰，
工农长作主人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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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新华颂·新华颂》。
九月已经到了最后两天，这两天呵，牵动着亿万人的情思，两天后的开国大典，将在人类历史上写下壮丽的一页；这两天呵，沫若好象成了一名助产士，他在全心全意协助党和毛主席，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好一切准备。二十九日，他往颐年堂毛主席住所，与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黄炎培八人讨论、修改毛主席自拟的就职公告稿。三十日，他出席政协闭幕会，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从此进入了国家领导人行列，等待他的是更加繁重而艰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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