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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的北国地域遍布冰菱花，长江流域却处处盛开梅花，而珠江流域已见桃花绽开。一九五九年一月，沫若陪伴国宾到广州参观，作了较长时间的逗留。他谒拜了黄花岗的烈士陵园，当年撒遍烈士鲜血的土壤上，如今“英雄树下花争放”；他亲临新会县南海滨的厓门，寻访南宋爱国志士陆秀夫负幼帝蹈海的遗址；他又徘徊在那“金桔满街春满市，牡丹含艳桂含香”①的花市上，流连忘返。也许就是花市的薰风，吹醒了那沉睡多年的种子，经过两个月的酝酿、构思，沫若终于在二月三日开始提笔创作五幕历史剧《蔡文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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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春集·在广州游花市》
早在一九二三年，创作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之后，沫若原便打算接下去写蔡文姬，把她也当作“三不从”（“在家不必从父，出嫁不必从夫，夫死不必从子”）的标本之一，跟《卓文君》、《王昭君》合成三部曲。后来虽然终究没有写成，却在计划之外，无心地写成《聂嫈》。①然而蔡文姬这位历经坎坷的女诗人形象，几十年来一直占据着沫若心灵的一角，他热烈盼望有一天能使她矗立在舞台上，以她那哀愤悲壮的《胡笳十八拍》打动观众的心。就在一个多月前沫若写《蔡琰〈胡笳十八拍〉》一文时，便强调“非亲身经历者不能作此”，以后又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中，提出与胡适、郑振铎、刘大杰等人认为《胡笳十八拍》非蔡琰所作的相反意见，坚信此诗乃女诗人自己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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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
沫若在开始具体构思剧本时，便明确意识到：自己虽然在了却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塑造一个萦绕心头三十多年的形象，但这三十多年沧海人生的变化，也使他的创作意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沫若曾力图从反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角度来刻画她，如今却想把她作为被曹操拯救了的“一个典型”来塑造，他力图通过文姬归汉的故事表现曹操的业绩，从而为曹操翻案，这就是当今沫若的创作意图。①尽管沫若向来认为：因有正确的研究而要推翻重要的史案，是历史剧创作的一个主要动机，然而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替曹操翻案的主张，会激起一场剧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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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文史论集·谈蔡琰的〈胡笳十八拍〉》；朱青：《郭沫若同志谈〈蔡文姬〉的创作》，《戏剧报》1959年第6期。
从这个创作意图出发，沫若感到虽然从情节的顺序来说，曹操必然出场较晚，但并不是一般的陪衬人物，在未出场的戏中，他也应是自己着力刻画的一个重要人物。蔡文姬能够被迎接回国，全靠曹操文治武功的影响，可是她离开自己的祖国已经十二年了，对曹操的功绩不可能清楚，那该怎么办呢？在这问题上，沫若颇费了一番苦心，最后果断地决定，把她后来嫁的丈夫董祀虚构为曹操派往匈奴的使者，他同时也是文姬的亲戚。沫若知道这一笔是相当大胆的，因为在蔡文姬研究上一篇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文章：曹丕的《蔡伯喈女赋序》中明写着：“乃命使者周近持金璧于匈奴”，据此，有人不免会批评自己：不顾起码的历史真实性，随便地假设历史。但沫若认为派遣谁为使者，这并不是历史的本质；使者凭借着曹操治国的威力，并宣传了曹操的业绩，从而完成了使命将文姬赎了回来，这才是历史的本质。根据沫若认为的史剧创作可以“失事求似”的原则，这样的虚构当然是可以的，而且大有好处。其一，可以及早把董祀卷入戏剧冲突中来；其二，通过董两次解决文姬的心理矛盾，介绍曹操的治国业绩及雄才大略；其三，以文姬为董辩护的情节，既刻画了曹操勇于改过的品格，也刻画了文姬仗义执言的秉性。由于这样一个大胆的人物设计，他就将未出场的曹操与出场的曹操巧妙地跟文姬联系在一起了。为了能使文姬放心地离开儿女，沫若又虚构了她的姨母赵四娘这个人物。她跟文姬同时为匈奴所虏，多年来相依为命，最后决定自己留下照顾文姬的儿女，促成甥女下定归汉的决心。
剧本的主题以及主要人物间的关系理清脉络之后，沫若又化了不少精力去构思剧情。现存关于文姬的史料并不丰富，他还必须依据历来主张的史剧家应发展历史精神的原则，作合理的想象。对文姬为什么归汉，沫若否定了三十多年前的看法。那时他认为文姬“完全是一个古代的‘诺拉’”，“她正是愤于胡人的卖她，愤于胡人以虚伪的爱情骗了她，所以她才决心连儿子都不要了”。①囿于这样的认识来构思，那曹操岂不成了她婚姻悲剧的罪魁祸首了？现在沫若为文姬归汉设想了新的理由，那就是董祀告诉她：曹丞相要赎她回去，是为了“要在文治上做一番大事业”，看中了文姬的文才，希望她继承父亲遗业，参预《续汉书》的撰述。②沫若能想象他的这一杜撰，会震惊很多人，招来很多反对意见，因为这确实不是历史事实。但这样的虚构既提高了文姬的思想境界，也突出了曹操的文治业绩。经历过“别妇抛雏”痛苦，最终毅然返国的沫若，深深懂得能经受得住这痛苦熬炼而最后下定决心的人，决不仅仅是因为思乡，必定有一个更高的生活目标在吸引着他，支撑着他。于是沫若又安排在第三幕中，董祀再一次来为文姬解开心头的愁闷，突出一个人应该把天下的悲哀作为自己的悲哀，把天下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的精神境界。有了这第三幕，文姬在第四幕中为董祀洗刷罪名，就不仅是出于私人感情和正义感的“辩诬”，而是再一次肯定和宣扬曹操坚持文治的伟大感召力，使第四幕成为刻画曹操的重头戏。沫若深为自己的《蔡文姬》有了崭新的主题与构思而感到欣喜。为了要增加喜剧的色彩，他还设计了文姬与自己子女重逢，然后由曹操主婚嫁给董祀的大团圆结尾。在这一幕中，由沫若自己为文姬创作了一首《贺圣朝》，再次突出和歌颂了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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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 ②参阅朱青：《郭沫若同志谈〈蔡文姬〉的创作》
在执笔撰写的数天中，沫若承受了多么辛酸的心理负担！二十二年前的一幕幕又历历浮现在眼前，忘却了时间的距离、空间的距离，沫若重又置身于那熟悉的江户川畔的小屋里，抚摸着四子志鸿胖乎乎的小脸颊和长女淑瑀浓密的秀发，经受着心儿被撕碎的沉重的痛楚。……泪水点点滴滴，无声地浸透了案头的稿纸，“一步一远呵足难移，魂消影绝呵恩爱遗”的字迹在化开，化开，透过积聚的“诅谭”中飘浮起的晶莹闪光的诗句，沫若又照见自己紧紧搂抱孩儿和默默与他们吻别的身影。……一只爆满了青筋、强劲而苍老的手在飞舞飞舞，迅速地在泪痕模糊的稿纸上落下了如下的笔迹：“文姬忽然昂头，怒目四向盘旋，放声大呼：‘天呵，你是有眼睛的吗？上帝啊，你是存在的吗？你为什么这样折磨我们？’”文姬肝肠欲断的每一句嘱托，都促动着沫若的心血奔涌；文姬呼天抢地的每一声抽泣，都激起了沫若的思潮澎湃；文姬回归汉朝的每一个步履，都牵引得沫若的心儿生疼。文姬啊，文姬，你就是沫若，你就是我自己！沫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还从未象现在这样，是以全部的心血来写《蔡文姬》。创作的活力又一次似火山般的爆发了，沫若为此欣喜万分。是的，我不老，我并不老，我还没有老！写吧，快写，快写！日以继夜地写，夜以继日地写，必须按老样子，几天内拿出一个剧本来。七天以后，当沫若捧着题有《蔡文姬》剧名的厚厚的一叠稿纸时，他又一次体验了母亲抱着初生婴儿般的幸福与骄傲的感情。
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沫若在北京的寓所里为《蔡文姬》的创作，接见了《戏剧报》的记者。屋脊上还堆积着瑞雪，他带着从南方拈来的满身花香，脸上不时泛起沉思的微笑，除了介绍《蔡文姬》创作、修改和准备上演的情况外，还就历史剧创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创作历史剧应当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我们总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追求历史真实，实事求是，然后进行加工，想象和夸大。”“创作历史剧，要求作者对待历史有准确的评价。”记者还要求他谈谈人民内部矛盾能不能写成悲剧，对这个问题沫若有自己特别的看法，他认为：“敌我矛盾可以产生大悲剧，但人民内部矛盾产生不出大悲剧。只有在历史转换期，新旧力量交替的斗争中，才往往产生大悲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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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青：《郭沫若同志谈〈蔡文姬〉的创作》
除了这次的接见外，这一年的一二月间沫若频频发表自己对戏剧、诗歌创作以及创作方法等问题的看法。生活向文学创作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沫若在思考，在探索……。自从毛泽东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后，各界人士十分关注。沫若就这一创作方法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关系，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文学传统，作品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在表现这矛盾时怎样运用“两结合”创作方法等问题，对《人民文学》编者谈了自己的见解。在贯彻总路线、成立人民公社后所谓“大跃进”的形势下产生的新民歌，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沫若又就当前诗歌创作中的主要问题答《诗刊》社问，他认为“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歌谣——即新民歌，它的形式是会发展的，它的精神会成为主流，同时他也充分肯定“五四”以来的新诗是有贡献的。重要的是不论民歌、新诗、旧诗词，内容都必须表现今天的时代精神。接着沫若又在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表了《话剧要增加些浪漫主义》的讲话。
在这次座谈会上，沫若欣喜地会见了一直共同战斗在戏剧战线上的老同志田汉、夏衍、欧阳予倩、李伯钊等。记得去年五月沫若读完了田汉新写的剧本《关汉卿》之后，曾激动得立即提笔给老友写信，赞美剧本“写得很成功。关汉卿有知，他一定会感激您”。并说田汉“今年六十，《关汉卿》是很好的自寿”。①沫若还对剧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田汉为此兴奋不已，随即给沫若写了复信。两人虽生活在同一城市，由于各忙各的，见面机会倒不及过去多了，这次晤谈分外高兴。同时也使沫若联想起十多天前，他在上海也曾约见了十几位搞戏剧的同志，其中的于伶，当年在重庆一度过从甚密，常交流创作历史剧的经验、体会。一九四七年党组织曾指定于伶护送沫若离沪去香港，最后因他患了重病才改派别人。一九五五年以后于伶因患慢性肝炎，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这次有机会与老友重聚，沫若便应于伶要求在他带来的精装本《沫若文集》第一卷上签了名，写了“于伶指正”，于伶表示不敢当，沫若又特意加上了“我特别希望你不客气地指正”两行字。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多少往昔共同战斗的场面重又浮现在眼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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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关汉卿〉的通信》，《剧本》1958年第6期。 ②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上海文艺》1978年7月号。
《蔡文姬》的初稿完成后，沫若将它带到上海修改了一遍，回北京以后又继续润色。因为初稿是在广州写成的，故应《羊城晚报》索求，连载于四月八日至二十日的晚报上。五月一日，在劳动人民普天同庆的节日里，沫若改定于北京，并为该剧写了序。同月《蔡文姬》就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始赶排这出戏。沫若知道由焦菊隐执导，由朱琳饰蔡文姬，刁光覃饰曹操，这么强大的演出阵容使他大为振奋。在一个多月的排练过程中，沫若还亲自去剧院为演员们作报告，谈剧本的主题、构思及自己对人物的认识，他也虚心听取导演和演员们对剧本的意见：他们说剧名既是《蔡文姬》，就应以文姬这个人物为主，着重表现这样一位命运坎坷、多才多艺女子在由乱入治年代的悲欢离合，并建议将剧中有些对曹操过分颂扬的词句，包括文姬最后创作的《贺圣朝》都作一些删削、修改。沫若觉得同志们说得很有道理，但因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自己未及修改，就听便剧院的同志们处理。回国后，他听说除了剧本有些词句被删掉以外，已由老友田汉将《贺圣朝》一诗全部作了修改。细读修改后的诗句，对老友的才气和情谊不由得产生衷心的钦佩、感激之情，于是写信给剧院说：“寿昌改得好，不仅更富有诗意，而且和全剧情调更合拍。”为了求得与全剧的笔调更加统一，他又在字句上作了一些调整，并将诗题改为《重睹芳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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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欧阳山尊：《从〈贺圣朝〉到〈重睹芳华〉》，1959年5月24日《文汇报》。
《蔡文姬》开演时，沫若请周恩来去观看演出。回想在重庆时期沫若每写一出历史剧，恩来都要仔细地阅读，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因此不论现在作为总理的他有多么忙，也得把他邀来观看演出。恩来自然欣然接受，看完戏之后他仍象以前一样，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最后一场文姬穿大红色的袍子，就是他的建议。第二幕演完，台上紫红色的帷幕在徐徐合拢，凄楚动人的伴唱勾魂摄魄：
愁为子呵日无光辉，
焉得羽翼呵将汝归？
一步一远呵足难移，
魂消影绝呵恩爱遗。
肝肠搅刺呵人莫我知。
沫若习惯地用手撑着额头，一动也不动，他不愿让人们看到自己因流泪而发红的眼睛，他只想独自在沉默中来回味这“肝肠搅刺”的痛楚。第三幕开始了，文姬在道白：“我一听见小孩儿的声音，就好象他们的声音。我一看见别人的小孩儿，就好象他们来到了我的眼前。”沫若的泪珠儿一个劲地沿着腮帮往下滴。他轻声对身旁的曹禺说：“《蔡文姬》我是用心血写出来的，因为蔡文姬就是我。”①全剧终场之后，他快步跑上台去和扮演文姬的朱琳握手、拥抱，连声说：“谢谢你，太谢谢你了。你跟我想象中的文姬的相貌与气质太相象，你让文姬活过来了。”他们激动的泪水融汇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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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曹禺：《郭老给予我们的教育》，《人民戏剧》1978年第7期。
不仅《蔡文姬》的剧本就象投向史学界湖面的一块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而且沫若在三月间写成的历史论文《替曹操翻案》，更在史学界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与深入的讨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羊城晚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赞同与反对的文章，一场热烈的争论由此而起。沫若并不怯战，他在稍后几天所作的《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除了论述有关历史研究的方向问题，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史料、史据和历史学的关系问题，还专门谈到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他主张：“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根据这样的原则，我认为历史上有不少人物是应该肯定的。但其中有些人还受到歪曲，应该替他们翻案。殷纣王、秦始皇和最近正在讨论的曹操，都是。”①六七月间，沫若离开北京往安阳、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太原等地参观，古代奴隶殉葬制度的残酷，武则天捐助脂粉钱修造的大奉先寺石窟的壮观，新时代人民修筑的三门峡水库气魄的雄伟，均一一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位年近古稀的史学家、诗人和剧作家，决定加紧利用今后有限的岁月，走遍天涯，实地察访祖国建设的新貌，以培养文学创作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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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沫若文集》第17卷。
这年盛暑季节，沫若又来到北戴河度假。他最喜爱躺在沙滩上沐浴着阳光，湛蓝的大海和在空中翩跹的海燕会引起他无限的遐思。有一次，天气不好，刮着五六级的大风，沫若在海边遇到了曹禺，可是一转眼就不见了他的踪影，极目远望，只见在小山一般的层层海浪中，有一个人在努力向前游动。沫若急环了，拼命地挥手，大声呼喊着曹禺的名字，要他快回来。大风吹乱了沫若的头发，撕扯着他的衣襟，好象要把他卷走似的，使他的声音一下就消失在风呼海啸中，但他还在声嘶力竭地喊叫着，直到曹禺转回岸边。他一边用大毛巾帮曹禺快快拭干身体，一边激动地责备道：象这样的坏天气绝不该冒险下水。曹禺心中热乎乎的，直觉得对不住这位兄长，害他着急到如此地步。①又有一次，沫若也在海滨晒太阳，遇到了傅钟、聂荣臻等人，相互勉励要加紧锻炼身体，抢出点时间多做点工作，沫若随口笑谈道：“古人言：‘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今天反其意而用之吧：郭老头，六十七，再努力，来得及。”大家听罢都哈哈大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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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曹禺：《沉痛的追悼》，《人民文学》1978年第7期。 ②据傅钟：《火一样的生命》，《解放军文艺》1978年第7期。
洛阳龙门大奉先寺石窟的游览，萌发了沫若创作历史剧《武则天》的动机。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以来，这位历史上颇有争议、又享有名望的女皇帝的形象，常常盘桓在他脑海中，强烈的创作冲动迫使他一边查看《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全唐诗》、《唐文粹》、《唐诗记事》等历史典籍，一边构思剧情与安排人物。为了与现有的同类题材的戏作比较，以求有所区别，他还找了已故剧作家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来阅读、研究，逐渐形成他自己特有的认识与构思。
在对主人公武则天的认识、评价方面，沫若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前人都爱说武后淫荡，其实是不可尽信的。她向来对子女管教相当严，倘若她自己还在逾闲荡检，又怎么可能来管教小辈和驾驭臣下呢？武后是否象有些史料所说的那样专权、骄横、好杀人呢？沫若认为这位出身寒微的女皇，是比较能够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的。她对一些弱小人物，即使他们反对过她，也能宽厚待之，而对那些有野心、反对均田制的豪门望族，她确实进行过坚决的斗争，毫不手软。沫若根据武后在位五十多年间不曾有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个事实，同时又具体研究了她的一些政治措施，然后确定这位女皇是维护均田制的，她制定的制度与措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由她执掌政权，天下富庶，治业和文化都得到相当的发展，也就是说她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向前推进了一步，并为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政权抑制兼并，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因而能够巩固。反对武后政权的，如徐敬业发动的扬州叛乱，当然不得民心，终究没有好下场。
为此沫若否定了有成见的史学家们认为武后每每有暗害高宗的意思，也否定了把太子贤之死归罪于武后的看法，他根据自己的分析推断，把罪责算到裴炎头上去了。他认为充分肯定武后，实际就是肯定了高宗的功绩，因为是他发现了武后，并给予她充分的信任，从而发挥了她的才能。从这个角度来看，高宗的识人与用人有他过人之处，因此沫若决心在剧本中让高宗采取自我批判的形式，有意把他抬高。
在设计人物关系时，沫若决定着重刻画上官婉儿这个形象，通过武后对她的重用，对她母女俩的感化来突出武后公正秉直、不念私仇、用人唯才的高贵品格。上官婉儿对于唐文化的高涨大有贡献，这是为一般人公认的，但为她设计了复杂的心理转变过程，让她由仇视武后转到衷心拥护并尽可能地辅佐武后，这却是沫若的匠心。在考虑上官婉儿这位年少的才女特有的语言与性格时，许多为沫若所喜爱的少年朋友的形象，不时浮现在脑海中，他感到一千多年前的上官婉儿似乎又复活过来了，呼之欲出，恍如眼前，他对她是那么的熟悉。
沫若根据唐代张文成的《朝野佥载》中所记的一段故事，把裴炎和骆宾王塑造为力图颠覆武后政权的豪门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裴炎在沫若看来是善于耍阴谋的，他们一派同武后之间的斗争，不啻是争夺政权，而是在思想、措施上各代表了不同的势力，因而他们的叛乱是绝对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同情的。然而其中作为浪漫诗人的骆宾王，和裴炎等道地的政治野心家毕竟有所不同，他诚然也有些野心，可是不乏诗人的气质，他主要缺乏器识，思想糊涂，以致跟错了人，走错了路，沫若虽然把他写成了反动派，却依然对他抱有尊敬和同情之心，所以结局采用了骆宾王出家做和尚的说法，为他觅得悔过自新之路。至于太子贤，沫若为了写他的被利用，虚构了许多情节，如武后想利用山灵水秀的家乡风光来陶冶儿子的性格，把他发配到巴州去作自我反省，结果为裴炎所害。
与过去写武则天的一些剧本相比，沫若认为可以吸取的教训是：传记式的写法难于奏效，于是决定围绕徐敬业叛变这个中心事件来组织自己所选择的事件和人物，然而并没有把舞台移到扬州去，地点只定在洛阳，时间则限在六年之内，以尽可能达到人、地、时的三统一。
人物性格和剧情发展酝酿成熟之后，一九六○年一月沫若便开始执笔写《武则天》的初稿，根据尽可能占有的史料和心理分析以及合理的虚构，塑造一个开明女皇的形象，突出表现她的政治理想：“我要为天下的老百姓做点事，我要使有才能的人都能够为天下的老百姓做点事。”这不但为武则天翻了案，也借此寄托了自己对“明君”的希望。剧本初稿完成后，于二月上旬送历史界的老战友翦伯赞阅读并征求意见，下旬修改了一遍，即交《人民文学》发表。
三月下旬，为了更多地了解武后的业绩，以增进感性认识，修改好《武则天》，沫若又前往解放后已去过多次的西安，专程踏访了高宗与武后合葬墓乾陵。陵园离西安城廓八十公里，因梁山而为陵，气势雄伟。陵前有一人多高的石像整齐地排列在左右两边，石像的背部均刻有国别、职别和姓名。使沫若感到十分遗憾的是，除了五六尊的文字还依稀可识，其余都因年久风化不易辨认，而且石像的头部都已残缺。沫若还找见了“没字碑”，这碑虽为纪念武后而立，但原无文字，沫若听说这是根据武后的遗言：自己的功过让后人评价，不刻文字。这种明君的胸怀令沫若敬佩，他更加决心要为武后翻案。遥望着梁山的山坡，他想象着一旦这未被盗掘的地下宫殿开掘出来，会是何等的壮观、神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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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我怎样写〈武则天〉》，1962年7月8日《光明日报》。
就在这年的春天，有一次遇到了分别已久的白杨，她要求沫若再写个剧本，沫若笑着说：“正有一个，这是我早就想写的一个剧本，表扬的是盛唐了不起的女英雄武则天！我觉得你最合适演这个人物了，你可乐意？”白杨幽默地对答道：“好啊！我又升级了，在《屈原》中我扮演的是南后，现在倒好了，升级演女皇帝了！”①在一片欢悦的笑声中，沫若感到真如偿还了陈账那般的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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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尽管创作冲动常使沫若欲罢不能，但他日常的生活表中总是排得那么满，创作只能见缝插针，他需要为中国的外交、内政事务操劳，其中巩固中日人民间的友谊始终是沫若矢志不移的目标。一九六○年二月正值在我国访问演出的日本前进座剧团建团三十周年，沫若便题赠七绝二首，亲自前往观看该团的演出，接见当时的团长河原崎长十郎及主要演员，并在为该团庆贺的酒会上致词。后来他又在八月接见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通过跟他的谈话赞扬日本人民的斗争对保卫和平事业的贡献。在为日中友谊而出力的日本著名人士浅沼稻次郎惨遭法西斯暴徒杀害时，他沉痛地发了唁电。这是继内山完造以后第二个去世的日本著名友好人士，他们的逝世使沫若感到悲痛，但他相信中日友谊之花必将结出硕果。翌年的十月，为毛泽东书赠日中友好代表团的鲁迅《无题》诗作翻译，并和韵一首，题赠该代表团：
迢迢一水望蓬莱，聋者无闻剧可哀。
修竹满园春笋动，扫除迷雾唤风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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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风集·题赠日中友好代表团》
作为人大代表的沫若，虽然已届高龄，仍旧足迹遍天下，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看看祖国美丽的山河，以及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人民的新生活。自一九五八年以后，他便不断到各地视察，即使是“走马观花”也好，因为这对一名作家来说，毕竟增进了许多感性的地理、历史知识，沫若差不多每到一处，都用旧诗的形式，记载下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深切感受。
早在一九六○年春节，沫若曾又飞回离别十多年的重庆，倍感依恋。登上枇杷山，脚下的山城向归客展露出它妩媚的丰姿。当年的苏联大使馆，沫若为出席招待会、座谈会等曾不断造访，如今已改设博物馆；当年的红岩中共办事处及曾家岩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如今也都辟为革命纪念馆和博物馆。
沫若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在“乐园”小剧场观看《兄妹开荒》等秧歌剧时的心情，他曾深为工农群众开始有了自己的文艺剧目而欢欣。如今改天换地的艰难大业已创成，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怎不叫人心潮激荡？旧地重游，当他找到昔日文化工作委员会办公处以及自己的寓所天官府时，见“危楼”已经更加破旧，想当年周恩来曾多次召集民主人士和抗日的文化工作者在此座谈学习，而且这里还是《屈原》、《虎符》等剧作的诞生地，沫若当然对它怀有特殊的深情。此外他还游览了北泉公园、南泉公园，并泛舟花溪，往黄山探梅。在抗战烽火中他不可能有这等闲情逸致，如今有余裕放眼观赏良辰美景，更觉得“新光弥满，多所感发”。
接着三月份，沫若又飞赴延安参观。二十多年来的宿愿成了现实，沫若终于来到了他一直向往时革命圣地，拜访了杨家岭昔日毛主席住过的地方，窗明几净的窑洞亲切地招待了远方的来客，就好象它当年的主人那般的热情，好客。沫若看到桌上那一叠著作和文件，似乎听到了毛主席当年苦心思虑、不停来回走动的脚步声，仿佛闻到了毛主席废寝忘食地工作而搁在那儿未及时进餐的小米粥的香味。沫若又怀着浓重的思念之情谒拜了延安的烈士陵园，九泉之下传来的英光豪气沁心脾，他久久徘徊，喁喁沉吟，得七律一首：
星徽遥望耸江皋，长使山川不寂寥。
血涴绮霞开曙色，泪翻红浪洒农郊。
为山九仞当增篑，接力千秋敢惮劳？
拜罢黄垆闻笑语，英雄人物看今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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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风集·谒延安烈士陵园》
一九六一年沫若自国外访问归来，曾两次在昆明逗留，游览了数天。一月和九月正值茶花和海棠盛开的季节，在这“四季信如春”的昆明，更是景色宜人。沫若踏访了不少名胜古迹，黑龙潭、安宁温泉、大观楼、鸣凤岭，还有他在写《孔雀胆》时日夜向往能一游的大理，洱海畔、天生桥下、蝴蝶泉边、夫子庙坡处处留下了沫若的足迹，美丽的民间故事和英勇的抗敌历史传说，事事都拴住了沫若的心，他觉得自己是那么精神，那么年轻，因而时当秋天，还跳进西山脚下的滇池里去游泳。
在这被称为调查研究年的一九六一年，二三月间沫若又偕同于立群赴湛江、海南岛参观访问。湛江十三华里长的人造大堤，一百七十八公里的雷州青年运河，兴隆欣欣向荣的华侨农场，为琼崖增添了不少风光，给沫若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亲临天涯海角，这里巨石磊磊，象把门神守峙海湾，地势险峻。“天涯”、“海角”、“南天一柱”的石刻，传说是苏东坡所书，沫若却以为不象东坡居士的笔迹，后来查验确为清朝人所书。看到海边有两群渔民正同心协力拉起拦海捕鱼的长网，沫若就与同行的二十几人跑过去，一同抓起网绳，为曳渔网出了一把力。①明代敢于直谏的海瑞，他的墓历经三百余年犹完整无缺，沫若谒拜后深为感慨：“生前身受人折磨，死后墓为人护摄”②，功兮罪兮，人民自有评论。接着又去游览了柳州的柳侯祠，今称柳州公园，园中存有柳宗元衣冠塚及遗像、《柳侯剑铭》碑等，沫若又一次体会到“有德于民民祀之”的道理。时隔一年之后，在梅花盛开的季节他又踏上祖国的南疆，一访再访广州市郊的萝冈洞，与会做诗的看院老人钟踏梅相识，两人一同合影留念，并互赠诗词。后又重游海南岛，走西路游览了不少名胜，在天涯海角看到了自己的题字题诗石刻，不免有些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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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天涯海角》，1961年2月20日《羊城晚报》。 ②见《东风集·海南纪行（八）》。
自琼崖回北京途中，沫若夫妇特在武汉稽留一日，对这个曾经为保卫它而战斗过的城市，他们情谊绵绵。驱车来到珞珈山，沫若急着下车，按记忆的痕迹寻觅他住过的宅邸，在一区二十号前他兴奋地停住了脚，连声呼唤立群：“对！就是这一栋，就是这一栋！”山下浩淼的东湖依然无恙，四周仍是绿树成荫，记忆的闸门被打开了，旧日与周恩来、与三厅的同志们共同战斗的一幕幕，就象电影似地连续在眼前放映。接着又找到了恩来同志住过的屋子，跨进门去，就忍不住伸出手来不停地抚摸那些旧家具，与同行者说起当年在客厅里，与恩来促膝谈心的情景。①下午，他游览了武昌东湖三闾阁、九女墩后更是诗兴勃发，真是“游罢琼崖来武汉，域中无处不新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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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高林：《珞珈山的怀念》，1979年10月14日《湖北日报》。 ②见《沫若诗词选·回京途中（一）》。
回到北京不久，五月沫若又去游览泰山。在岱庙遥望泰山，它似乎显得格外高峻，沫若却相信这七千多级台阶该不在话下，自己一定能爬得上去，要是连泰山都爬不了，以后想爬梦里都在想念的峨眉山，可怎么能上得去呢？这次登泰山并不顺利，在万松亭遇雨，在极顶观日出又未能如愿，但只有登上泰山之巅，才真正领略了“一览众山小”的意境。
九月中旬，沫若决定由重庆乘江沪轮沿江而下，因为他迫切地想与阔别四十八年的三峡重新见面。当年雏鹰怀着奋飞的决心，振翅越过夔门不及细顾的景色，如今老鹰却愿在此翱翔、盘旋，每一处奇景激起的情感的溪流，最后都汇合流入滔滔东去的大江，奔腾不息。在“浩气混茫江似血，崇山磅礴月如钩”的夜晚，他宿在万县，眼望白岩书院李白的书堂，当年诗仙的情潮同样不时涌上他的心头。轮至奉节，江中起沙阻，沫若遥望白帝城，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诗圣杜甫寓奉节时所作诗句，不意脱口而出。过瞿唐峡与巫峡时景色险而奇，确是“岸崖双壁立，峡道九肠回”，“山塞疑无路，湾回别有天”①。走完了西陵峡，天地顿然开阔，浑然犹如梦中醒来。重游四十八年来日夜惦念着的三峡，更使沫若心旷神怡，于是略拟李白《蜀道难》其体而反其意，作《蜀道奇》，喟叹“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歌颂“人定胜天目可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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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引诗均见《东风集·再出夔门》。
十月底沫若又参观了上海豫园，接着又游览了风景秀美的富春江，察看了七里垄和富春江的电站大坝，踏访了严子陵钓台、句山樵舍。后又顺便南游广东从化、流溪河、七星岩等风景胜地。沫若之所以如此喜欢马不停蹄地跑遍北国南疆，正如他在给友人徐迟的信中所说：“旅行是最好的事，我一在外旅行，便可以有些创作，一停顿在京里，就像化了石一样。”①沫若心中明白，古稀之年犹能步履矫健地游历天涯海角，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幸福；回想近年来许多友人相继去世，自己可真是身在福中该知福了。就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正当他率代表团访问古巴之际，惊闻老友杜国庠溘然与世长辞。当年在重庆先后于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期间，国庠一直是得力的干将，沫若视之为兄长，两人真可谓“生死交游五十年”，如今老兄竟然先走一步，使小弟感到不胜悲痛。他亲自为《杜国庠文集》作序，称自己“无论在做人和做学问上实际受了他的教益不少”。再想想建国十多年来，先于杜国庠谢世的有徐悲鸿，后于杜国庠谢世的有梅兰芳，在他们艺术生命之花尚在盛开之时，就都匆匆离开了人间。死者虽无憾，生者却长恻恻，不过他相信他们在学术、美育方面的功绩会超越空间和时间而长留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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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致徐迟的信》，《人民文学》1982年第1期。
在追忆已经逝去的友人时，沫若总念念不忘首阳山上“不食周粟”的“叔齐”郁达夫，尽管他早在抗战胜利时已在南洋被日本宪兵杀害了，但他永远活在“伯夷”的心头。当沫若获悉有人搜集、编辑了《郁达夫诗词抄》时，感到非常高兴，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念，他允为该书作序，题为《望远镜中看故人》，其中说：
对于尽了一定责任的已故的战友，我认为，我们应该抱着望远镜去看，把他的优点引近到我们身边来；而不是抱着显微镜去看，专门挑剔他的弱点。
从这一观点出发，沫若虽然也谈到达夫是有他的短处的，但他更加强调“达夫毕竟是一位倔强的战士”，“为时代、为自己作了忠实的记录”，“颇知道自己的短处，而他却不是加以掩蔽，文饰，而是加以揭露，更改。自己始终是想更坚强、更勇敢一些，和恶势力搏斗。”真的，达夫在地下若有知的话，想来会同意他挚友的意见的。
沫若也总是忘不了那些曾和他一起战斗过、并有过诗歌赠答的老战友，如朱德。《朱德诗选集》的初稿送出版社以后，沫若特地要来读了一遍，并题签了书名以备用，还对其中《和郭沫若同志〈登尔雅台怀人〉》一诗作了详细解释。这位老将跟沫若在偶尔相见的场合中，总要抓住有限的时光说笑几句。在一次诗歌创作座谈会上，朱德诙谐地说：“我经常说要拜郭老为师，当个徒弟，他就是不收。”沫若听了赶忙回答道：“元帅在上，老郭不敢谈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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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诗座谈纪盛》，1962年5月25日《光明日报》。
全国解放后，经常跟沫若有诗歌赠答来往的是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十月沫若观看了浙江绍兴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成诗一首，录呈毛主席，内容是隐喻当时的国际形势。一九六○年七月苏联突然撤离在华专家，发动反华攻势之后，一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非但不能理解我们，反而随声附和。沫若的愤慨于诗中表露出来，故有“千刀当剐唐僧肉”句。主席读后即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沫若细加吟味一番，当天又依韵奉和一首：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迷雾聚成堆。
九千万里明真谛，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警惕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那怕妖精亿次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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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齐得平：《诚挚的衣谊》，《郭沫若研究》1985年第1辑。
沫若将这首诗又送给毛主席看，主席回信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同时主席又将自己的近作《咏梅》词送给沫若看，词中所刻画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情操：“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熳时，她在丛中笑”，使沫若深深为之钦佩。
为了纪念郑成功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三百周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希望沫若能写个关于郑成功的电影剧本，为此他们送了许多有关历史资料及电影剧本给他做参考。沫若虽从未写过电影剧本，但他人老心不老，很想尝试一下。他从一九六二年五月开始搜集资料，八月间在北戴河避暑休养时，遇到曹禺正在那里写剧本《王昭君》，当初饰屈原的演员金山也在，还有一些老朋友，如贺龙、廖承志、刘宁一等，都竭力鼓动他先别问电影文学剧本的形式有何特殊要求，重要的是把它写出来再说。受了他们的激励，沫若坐在海滨，面对咆哮的大海心驰神往，为这个横跨台湾海峡的“国姓爷”郑成功构织情节线索，安排人物表，回北京后更是加紧写作，十月初终于完成了初稿。
剧本不啻写郑成功进军收复台湾，而是从一六五七年他作为明朝遗将准备进攻清朝管辖下的南京，自舟山出发遇台风而折回开始写起，接着又写他因年轻气盛、骄傲轻敌，在取得瓜州、镇江之后，在军事决策和用人方面都犯了错误，以致在南京城下一败涂地，牺牲了甘辉等大将。然而正是军事上的失利锻炼了郑成功，“人是要经得起失败才能成功”。他以厦门为据点，砥砺军队，泉州一仗把清朝北兵舰队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又在一六六一年决定去台湾屯垦。郑成功坚决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过去，接受荷兰人的缴纳租金，只是权宜之计，最终总要收复回来的。他从根本上屯荒积粮，先使自己的队伍强壮起来，再图收复大明的失地。海陆的两次大仗，先夺得了赤嵌城，然后经过半年多的围困，既打败了荷兰的海上援军，又夺得了热兰遮城。沫若在构思时，觉得这个剧本不能象《蔡文姬》那样在年代上跨越度太大，也不能象《武则天》那样只围绕徐敬业叛变这一中心事件来写戏，而决定要写郑成功这位年轻的民族英雄最后六七年的戎马生涯，写他由失败到成功的成长过程，写他后来不仅懂得打仗，而且懂得要依靠和帮助台湾当地的高山族，正是由于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他才最终完成了收复台湾的大业。
在设计人物时，沫若虚构了一些人民群众的代表，如常寿宁爷爷及其孙女阿瑜，在高山族中行医施药的活神仙沈期，以及高山族启奴里克郎兄妹。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有虚构之处，如最后让郑成功为两对汉族、高山族青年举行婚礼，以表现高山族人与汉人永远连结在一起的愿望。写到外国人时，沫若觉得不该把普通的外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分子都写成一个模样，为此他特别将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人物意大利的李科罗神甫，写入剧本中。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神甫总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帮凶、走卒，因而将神甫写成正面人物，即真心帮助郑成功、帮助中国人民的朋友，这需要胆识。同时他还塑造了雅可布、苗难实丁普这对夫妇，作为愿意与中国人民友好通商往来的荷兰人民的代表，且构思了这样的情节，即向郑成功投降的荷兰领航船白鹭号的船长拉迪斯被郑成功的诚意所打动；最后不仅为拿下热兰遮城献计献策，甚至不惜捐躯。
落笔后，沫若常把自己的一些经历、亲身感受融汇到剧本中去。如，写到杨英在台湾得了重伤寒症，沫若就好象自己又重新经受了一次病痛，最后杨英的头发差不多脱光了，只剩下稀硫的几根，耳朵也很背，这些都是当初他自己重病后的真实写照，而杨英把衣不解带地服侍了他三个多月的罗波看成自己最亲近的人，这也是熔铸了当年自己类似的感情的。
《郑成功》初稿完成之后，为了增加一些感性认识，利于修改，沫若决定奔赴浙江舟山及福建厦门一带去进行实地考察。他偕同于立群于十月下旬启程，先在杭州小住数日。当沫若听说浙江省军区领导同志设宴为他洗尘时，便邀请了画家潘天寿和适从外地来杭的成仿吾夫妇、傅抱石夫妇一同入席。过去曾是朝夕相处或经常往来的老朋友，建国以后，大家都有重任在肩，各奔东西，象这样相聚可以说是很难得的机会。席上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往昔并肩战斗的情景历历在目。朋友们看到沫若身体很健壮，都为他高兴，相信他这次出访于《郑成功》必将大有裨益，盼望他的剧本能早日拍成电影。沫若见了老朋友，不但话特别多，连酒也喝得特别多，一直是兴致勃勃的，还建议大家即席挥毫题词作画，最后还跟大家一起合影留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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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姜旭：《永久的记忆》，见西湖文艺编辑部1979年6月版《书来墨迹助堂堂》。
舟山，当年郑成功两次北征都经过这里，如今是我们海防战士的重要前沿阵地之一。沫若赶到军事施工现场，看望“洛阳营”的战士们，见战士们列队敲锣打鼓欢迎他，便赶忙在三百公尺以外就下了车，攀着山上的石路迎面向大家走去。沫若一行来到普陀山之后，岛上接待同志怕佛顶山峰险坡又陡，因此没安排登山活动，可是沫若坚决要求上山。当他看到几个健壮的战士抬了一乘大轿，准备把他抬上山时，他禁不住放声大笑，连声说：“谢谢同志们的一片心意，不过你们真太把我小看了，我觉得自己根本还不老，别看我年纪七十了，精力还象十七岁的人那样。”一席话把大家都逗笑了。战士们无可奈何，眼睁睁看着这位七旬老人，根本无须别人搀扶，一路谈着笑着，似乎并不费大力就登上了佛顶山。同志们想请他先进慧济寺，欣赏一下普陀胜境和古迹，沫若却说：“这儿不是住着我们的战士吗？我看还是先看望我们的战士比‘参拜’菩萨要紧。”他走进高山哨所，亲切地询问大家的生活、学习情况，参观了战士们养的猪、种的地瓜，赞叹不绝：“伟大！伟大！我们的战士真伟大！”沫若所到之处，凡遇到战士们向他索取墨迹，他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有时甚至放弃午休，改变出游计划，不停地用他那支雄浑有力的生花妙笔，给同志们以最大的满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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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成文：《海山增辉》；姚彩勤：《郭老在战士中》；姜旭：《永久的记忆》，均见《书来墨迹助堂堂》。
一天，沫若信步来到普陀海滨，从灵龟听经处登上金刚宝石，遥望辽阔的海空，忽见一群飞鹰盘旋其间，他若有所悟：不到此，焉知群鹰盘空之壮景！伴游者以为他诗兴来了，准备从随身带的手提箱中取出文房四宝，让他即兴题诗，他却摇摇手，欣然说：“不！我想到要给我的剧本改一个字。”原来在《郑成功》初稿中，有一场景描写：“战舰在大海中破浪前进，郑成功屹立于船首，一只雄鹰盘旋于高空。”现在经过实地观察，他决定把“一只雄鹰”改为“一群雄鹰”。①这一改，剧本气势陡增，意境益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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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翁：《文乐楼茶话》，《文化娱乐》1985年第3期。
由舟山到了宁波，沫若最感兴趣的是天一阁藏书楼。他在立群的陪伴下，沿着清澈见底的天一池畔，围绕就象是屏嶂重叠的“九狮一象”假山，在被竹林掩盖的碎石小道上漫步了一周之后，才登上了藏书楼。细心翻阅正德《琼台志》、《云南志》，嘉靖《贵州通志》等明代地方志，以及清帝乾隆所赠的《平定回部得胜图》等史籍，他十分珍惜这些宝贵的资料，语重心长地对工作人员说：“天一阁是非常著名的藏书楼，历史很久了，对人民很有用，一定要好好保护。”他特意为该阁撰写了一幅对联：“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①第二天傍晚顺道赶到绍兴。对这个文化古城，沫若仰慕已久，因此兴致也特别高。当晚立群倡议全体随行人员举行文娱晚会，由她主持，每人轮流表演一个节目。一位同志朗诵了沫若这次途经上海时写的一首诗。挨到沫若表演时，他不动声色地讲了一个故事，说：古代有一位多产的诗人，有一次将自己新写的诗拿去求教于另一位蜚声诗坛的诗人，当他把诗朗诵完毕之后，半天只听得对方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你的朗诵比这首诗还要好！”故事讲完之后，先是寂静了片刻，接着便爆发出一阵朗朗的笑声，大家都被沫若的幽默感所征服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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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邱嗣斌等：《忆郭老访天一阁》，见《书来墨迹助堂堂》。 ②姜旭：《永久的记忆》。
次日清晨，沫若忙不迭地踏着石板小路去参观鲁迅纪念馆。他对馆中陈列的绍兴古城全景图以及鲁迅少年时代足迹所涉的绍兴农村照片很感兴趣，向同行者一一介绍这里所出的古今名人：晋代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南宋的爱国诗人陆游，明代的大书画家徐渭，辛亥革命前的女革命家秋瑾，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鲁迅，以及大家所熟悉的周恩来，谈着谈着，眉宇间充满了对他们的崇敬之情。他背诵着鲁迅《自题小像》诗，步入百草园，园中还保存着西边原有的一道矮泥墙，沫若在这普通的菜园中，却能想象出孩童时代的鲁迅在这里所得到的欢悦。然后又参观了三味书屋，对鲁迅坐过的那张刻着一个“早”字的书桌，沫若看得十分仔细，他还特地跑到屋后的小园子里欣赏了鲁迅曾描写过的那株腊梅，深感遗憾地对陪同参观的同志说：“可惜我没与鲁迅见过面。”因而他在题诗中有句云：“古人深憾不同时，今我同时未相晤”；“我亦甘为孺子牛，横眉敢对千夫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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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风集·江海行（七）》
走出鲁迅故居，沫若又访问了书画家徐渭故居——青藤书屋。这古色古香的小屋前相传为徐渭手植的青藤，以及藤边的天池，无不引起诗人的遐想幽思。此间库藏的徐渭书画珍品，更使沫若叹为观止，不忍离去。当然，沫若也没忘了前往陆游因婚姻失意而题写《钗头凤》的沈园一游。
转眼已过半月，沫若于十一月初泛舟武夷九曲溪进入福建境内。武夷山一带的“崖崖壑壑竞仙姿”使他迷醉。这一段路皆舍车乘舟，为的是想体验郑成功当年由水路行军的滋味，当然郑成功是在海上行舟，颠簸一定更加剧烈。至福州小憩后，沫若即乘汽车途经莆田、泉州赴厦门。在泉州时参观了开元寺，寺内大殿中有铁香炉一座，重千斤，为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所献。遗憾的是，五里桥头附近郑芝龙旧邸已无踪迹可寻。
到达厦门之后，下榻鼓浪屿。沫若对这个美丽的岛屿充满了兴味。第二天就急不可耐地参观了郑成功纪念馆，他聚精会神地观看了每一件陈列品，由于有的画挂在墙上，看不清上面题的字迹，他便讨来了靠背椅，借助人们的扶持，站在椅子上仔细地辨认、琢磨。一位工作人员拿来了一块古银币，据漳州民间传说称它为“郑成功大元”，可是因为缺乏考证，所以不敢贸然将银币公开展出。沫若拿在手中反复鉴赏，只见正面铸有“漳州军饷”四字，下方有一花押，后背有“十足鈫银”的字样。但这花押系由何字组成，当时他辨认的结果，认为是“成功”二字。这天晚上，他为银币上的花押颇费思忖，久久不能入眠。
日光岩就在鼓浪屿上，上面筑有郑成功练兵的水操台，为要攀上顶点，沫若汗流浃背，脱剩一件衬衣，仍不畏艰险地拼命往上爬。登上日光岩，他在郑成功留下的屯兵遗址等古迹畔仔细考察了一番，好象亲眼看到了“国姓爷”率领数万将士，山呼海啸般操练的壮景。
访问厦门大学时，沫若与文史方面的教师一起座谈了有关郑成功研究的问题。他肯定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族侵略的一个壮举，说：“如果把它写进剧本，照我想，其情节之生动，气魄之宏大，当不亚于《甲午海战》。”会上讨论到“郑成功大元”，陈文松副教授端详了摹本，比划了一下，说道：“郭老，那花押应该是‘朱成功’三字的合书。……”沫若听了，欣喜若狂，一迭声说：“对！对！有道理，有道理！”他马上起身走过去与陈文松紧紧握手，对他的大胆创见表示感谢和赞美，并把他的姓名记在本子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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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杨云：《日光岩下的怀念》，见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郭沫若闽游诗集》；朱海谛：《郭老访问厦门大学》，《福建文艺》1979年第4、5期合刊。
以后的几天中，沫若上过炮舰，访问了守卫海疆的战士；到过云顶岩哨所，大小金门岛在望远镜下就如同在眼前，怎不叫沫若格外为一海之隔的同胞们揪心？半个月的厦门之行，给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取得了丰硕的收获。“郑成功大元”引起了他强烈的探索兴趣，后来路过上海和回到北京后，他还千方百计去找有关资料进一步钻研，并与有关人员共同探讨，终于写成长篇论文《由郑成功银币的发现说到郑氏经济政策的转变》，并据此将中国自铸银币的历史向前推进了近两百年。这是创作电影剧本的副产品，为一大意外收获。
厦门之行更激发起沫若出外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的兴致，一九六三年他又偕同立群去广西桂林、柳州、阳朔等一带，写成诗词《广西纪游二十六首》；再一九六四年，他又去访浙江天台、雁荡山、温州、金华、南湖等地，赋得诗词若干首；接着又与立群一起游黄山，作《黄山之歌》等，夏天又游览了广州白云山，诗亦没有少作。总之，每次出门，沫若都有诗词满载而归。
不料沫若游黄山的诗竟引起了老舍的极大兴趣，他也游过黄山，写了八首诗，特用大信封装起来，一天上午请人送给沫若去看。沫若读了赞不绝口，连立群喊他吃午饭都全然没听见。下午外出开会时，他怀里还揣着老舍的诗，时时回味诗中的佳句，因此会议一结束，便立即驱车前往老舍家。过去在重庆时两家人家一度往来甚密，现在彼此公务多，一年见不上几次面。今天令老舍、胡絜青夫妇想不到的是，沫若会冒着大雨来造访。主人赶忙迎客进屋，端上热茶。沫若说：“您的黄山诗写得太好了，拜读以后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尤其《黄山奇》一首。我更喜欢。”说着，便掏出诗稿，用他那略带川腔的普通话高声朗读了起来：
人间多少佳山水，独许黄山胜太华。
云海横空潮海浪，天峰绝顶落松花。
千重烟树蝉声翠，薄暮晴岚鸟语霞。
怪石飞泉诗境里，溪头吟罢饮丹砂。
老舍十分感动，谦逊地说：“郭老，您是革命老诗家，我这几句歪诗实在不值得您如此夸奖。您的《游黄山》、《黄山之歌》才是真正的诗哩，就拿《黄山即景》一首说吧——”他用道地的北京话朗诵道：
松从岩上出，峰向雾中消。
峭壁苔衣白，云奔山欲摇。
沫若笑道：“小玩意儿。”老舍诚恳地说：“就这四句，也比我的立意高，构思精巧。”沫若频频摇首，他重又展开老舍歌咏黄山的诗稿，微笑着说：“我要请您在这上面签名盖章，以志纪念。”老舍爽快地答应了，胡絜青连忙取来图章、印泥，老舍认认真真地盖了章，然后双手奉还沫若。待到沫若返回家中，正在饮酒剥食立群为他准备的清水螃蟹时，又收到了老舍遣人送来的一首诗，后面落款是“诗谢郭老秋雨中来访”。①诗助酒兴，这天沫若虽独酌，却仿佛在与老舍对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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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陆文璧等：《诗情与友谊》，1982年3月3日《解放日报》。
这期间，沫若很少发表关于文学艺术的谈话和文章，然而关于评介毛泽东诗词的文字，他却写了不少，从一九六二年五月开始发表《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九六四年以后，差不多每有毛泽东诗词发表，他都要写诠释和赞美的文章，一篇接一篇，似乎在这方面他有说不完的话，甚至他还撰写了《毛主席诗词集句对联二十六副》。鉴于毛泽东于一九六三年底和一九六四年六月关于文学艺术问题先后作了两次批示，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并批评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主席的话总该是对的吧，但作为全国文联主席的沫若，他对毛主席所说的并不怎么理解，觉得很难讲什么话。可是“党喇叭”突然闷声不响，恐怕也会引起别人注意，因此借助毛泽东诗词做做文章，既尽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责任，又比写其他任何文章都稳当，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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