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三章 日本实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殖民政策

　　第二节 汪精卫叛国投敌及伪中央政权的建立

　　一、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

　　“七·七”事变后，汪精卫的妥协投降主张更加露骨，纠集同伙形成为“低调俱乐部’’，主要成员有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以及熊式辉等人，经常在周佛海家中策划对日妥协活动，散布投降气氛。周佛海说：“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周佛海：《回忆与前瞻》，1939年7月22日～24日《中华日报》。]

　　按汪精卫等人看来，中国的抵抗没有意义，抵抗必败。汪针对蒋介石的在最后关头抗战到底、牺牲到底的说法，散布：“‘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11～12页。]

　　周佛海则说：“如果战争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周佛海：《回忆与前瞻》，1939年7月22日～24日《中华日报》。]

　　汪精卫集团一方面鼓吹抗战失败主义，一方面怂恿国民政府当局利用陶德曼调停，尽快接受日方条件，对日停战。

　　南京失陷之后，由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献策，向汪精卫、蒋介石建议，建立一个灰色的文化团体来对抗共产党的思想与文化主张，为蒋、汪接受。

　　1938年初在武汉正式成立“艺文研究会”，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胡适往来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7页。]

　　总部设汉口，先后还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活动经费每月5万元，由军需署支付。“艺文研究会”是低调俱乐部发展后的公开组织，也是由汪派控制的宣传喉舌与行动机构。武汉沦陷后，总部迁重庆，继续活动。由“低调俱乐部”与“艺文研究会”的活动，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妥协投降派集团势力。

　　同年初，汪派成员，担任外文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的董道宁与“满铁”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拉上了关系，商量促成中日“和平”。在西义显安排下，董道宁与“满铁”总裁松冈洋右见面。随后，又以汉口政府第三势力代表人士身份，先后与日军参谋部谋略科长影佐祯昭、中国班长今井武夫、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进行了会谈。3月，汪派干将高宗武又由周佛海安排以特派员身份，到香港和上海活动。在上海见到了董道宁，二人一起南下香港，同西义显、松本重治、伊藤芳男等人进行会谈。高宗武向日方介绍了“低调俱乐部”活动情况，说对日“和平派”将“逐渐占有势力”。经过商谈决定将影佐致张群、何应钦信件不直接交张群和何应钦，而由周佛海交蒋介石和汪精卫。4月16日，高宗武再到香港见西义显，传达蒋介石的意向：东北四省、内蒙“可留待他日协议”。而河北、察哈尔“须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须予尊重”。[〔日〕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一日中和平工作秘书》，文献社，1962年版，第135～136页。]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可以先停战进行交涉。但此时，日军正进行了徐州会战，对停战未表示意向，徐州会战后，日本内阁改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加强了对华外交攻势。高宗武于6月14日再到香港，表示汪精卫等第三势力愿意作为中介促成“和谈”。7月5日高宗武到日本，在影佐安排下会见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重申上述观点，希望开展“和平运动”。高宗武、董道宁的对日勾结，是汪集团投日的第一个步骤。

　　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制定《适应时局之对中国谋略》，以“为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为方针，要“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389～390页]。

　　几天后又制定《从内部指导中国政府的大纲》，再度确认反蒋、反共、对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等原则。随着汪派的对日活动，日本将诱降目标转移到以汪精卫为重点，同时还包括唐绍仪、吴佩孚等人身上。而汪精卫、周佛海等通过对日活动，取得了联系与共识，也积极筹划正式投日。

　　10月，日军攻占了武汉、广州等地，未能达到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的战略目标，遂加强了政治诱降活动。同期，土肥原等人策划拉拢吴佩孚的计划为吴拒绝，而准备投日的唐绍仪被国民党军统局杀死，日本的诱降目标完全集中在汪精卫身上。在广州失守的当天，汪发表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如日方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申报》1938年10月22日。]

　　11月3日，近卫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修改了第一次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提法，同汪的声明相呼应而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401页。] 实质是公开鼓动汪派加紧投日，近卫声明立即得到汪派响应。7日，汪精卫、周佛海委托梅思平与高宗武作为全权代表，同日方会谈。地址选在上海虹口的“重光堂”。

　　12日至14日晚，梅、高二人与今井武夫、伊藤芳男会谈达成初步协议。基本内容是讨论双方各自的和平条件，并安排汪等出逃投日的行动计划。

　　关于汪等投日计划安排是：汪精卫等人接日本政府所确定的“和平条件”之后，则设法去昆明，公布日华和平解决条件并由汪发表声明同蒋介石断绝关系，乘飞机去河内，再转香港，与日方配合发表收拾时局声明。在上述行动完成后，配合云南及四川地方军将领在西南地区建立新政府，并发布日华合作政策，推进和平运动。[《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304～308页。]

　　达成初步协议之后，今井武夫急速回日，向军部报告情况。军部决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会谈。11月18日，今井武夫同影佐祯昭及犬养健、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人到达上海。

　　19日晚，双方正式会谈。

　　20日19时，双方以高宗武、梅思平及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个人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协议的主要内容有：

　　(一)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军为防共驻扎中国，内蒙地带作为防共特殊区域;

　　(二)中国承认满洲国;

　　(三)日本人有在中国居住、营业之自由;

　　(四)关于经济合作，中国方面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予日本以特殊的方便;

　　(五)中国方面补偿日本在华侨民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协定之外的日军，自日华实现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如日本政府对上列解决时局的条件予以发表，汪精卫等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双方共同发表日华合作和反共政策声明，俟机成立新政府。

　　此外，又缔结《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就进一步缔结军事同盟等问题达成了协议。重光堂会谈达成的上述协议，标志着汪精卫与日本的勾结已经完成。

　　以重光堂协议为基础，汪精卫寻找机会于12月18日逃离重庆飞至昆明，会同已经到达的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于19日转飞河内。同期逃离重庆的还有陈公博、林柏生(国民党中央委员)等人。22日，近卫政府发表第三次声明，配合汪的出逃行动，呼吁国民政府“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谋求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声明日本愿意“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407页。]

　　汪精卫则于29日作出响应，发表致蒋介石等人的《和平建议》电报，又称为《艳电》。该电吹捧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要求国民政府“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第1页。]

　　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相呼应，一齐向中国政府发动了空前的政略攻势。

　　但此时汪集团的要求同日本的允诺还存在有较大分歧。日本的目的是将汪作为工具或傀儡，完全控制中国，在重光堂会谈中所使用的一些冠冕堂皇词句，目的在于诱使汪脱逃重庆，至少可以造成国民政府的分裂。在近卫的声明中则未提撤兵等字样。而汪的企图是通过推进“和平”运动而改组国民政府，建立个人的最高统治权，要求日本在合作中给予其应有的让步。汪认为此时还应该同日本讨价还价，在《艳电》中写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30日，汪又通过在香港的高宗武，向日方提出四点希望：

　　“(一)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与英美列强避免磨擦是重要的，因此当前对列强不要引起纷繁的事端。

　　(二)在军事发动以前的三至六个月期间，希望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约三百万元，但希望尽可能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开支。

　　(三)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

　　(四)彻底表炸重庆。”[《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26页。]

　　这些主张，完全反映了汪甘当傀儡的心愿及以儿皇帝身份收拾时局的野心。

　　汪出逃河内是汪集团降日的重大步骤。

　　二、汪精卫集团出逃的影响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汪精卫出逃河内，日、汪分别发表的近卫声明与《艳电》，形成一股险恶的妥协投降逆流，给中国的抗战带来了巨大的冲奇。但是，日、汪所期冀的那种国民政府迅速分裂，风起响应的局面并没有出现。相反，全国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汪反逆浪潮，对于投降派形成巨大压力。

　　在《艳电》发表后的第三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严正指出汪的出逃是叛国行为，《新华日报》也发表了《汪精卫叛国》的社论及一系列文章，揭露汪精卫卖国求荣罪行。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指出这是“中国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开始分裂”。号召全国军民“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在国民党内部，也纷纷斥责汪精卫集团，要求国民政府予以严肃处理。

　　何香凝在香港发表文章，斥汪“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

　　汪原来企望响应其行动的广东地方实力派张发奎、余汉谋等人通电斥江“缪论缪辞，为敌张目”，要求对汪“明正典刑，以肃纪纲”。西康刘文辉也责汪“言行逾范”、要求对其“严峻处分”。其余各战区将领，各省政府官员，民众团体，海外华侨也都纷纷通电谴责汪集团。云南龙云虽与蒋有隙，但也不愿随汪降日，并将汪离开昆明情况向蒋报告，提出了对策建议，随后公开通电，表示对国民政府中央的态度是“拥护既定国策，抗战到底”。汪集团的出逃行动，及其《艳电》的公开发表，遭到全国各界的激烈反对，完全出乎汪的意料，也使各种潜在的投降派受到了震慑。

　　面临汪精卫的出逃事件及全国各界民众的讨汪热潮，国民政府最高当局采取了相应的软、硬两手对策。最初，蒋介石试图封锁汪逃至河内的消息，以免造成混乱。29日汪之《艳电》发表，舆论鼎沸，蒋仍“欲处以宽大”。

　　在国民党中常会上，由于群情激愤，最后乃形成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明确其性质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撤消其一切职务，还决定发表对汪的通缉令。但蒋介石对汪表示“惋惜”，试图再留一条路使汪“翻然悔恨，重返抗战队伍”，故未正式通缉汪，对汪派人员也表示了安慰，曾令驻英大使郭泰祺致电汪去欧洲休养。2月中旬，蒋派同汪关系甚密的国民党老资格党员谷正鼎，带了出国护照和巨款，劝汪去欧洲休养，也可以随时写文章打电报对国事发表意见，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以免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坚持投降立场，谷正鼎游说无效。

　　蒋介石在“软”的一手行不通的情况下，又采取“硬”的一手，首先惩罚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林柏生。林作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的骨干分子，在其主持的《南华日报》迅速发表汪的《艳电》。17日，在香港被二人用铁棍击中头部，差一点丧命，此后林被迫改换姓名，隐藏起来。与此同时，军统局又筹划了对汪精卫的刺杀行动。汪逃到河内后，迁移到河内高朗街27号，军统局工作组寻找下手机会，于3月21日对汪住宅实行突袭。

　　结果，被击毙的是汪最亲近的心腹曾仲鸣夫妇。原来，曾妻刚到河内两天，汪将卧室让与他们，自己住在隔壁房间，曾仲鸣夫妇成了替死鬼。在刺杀案发生的第二天，日本即决定派遣参谋部中国科科长影佐祯昭去河内，协助汪转赴上海。国民政府除继续开展政治讨汪运动之外，又采取了新的行动牵制日本对汪政权的扶持。

　　三、汪精卫建立伪国民政府

　　早在汪精卫住河内期间，汪集团就抓紧时机制定其政治纲领，筹划建立能够迎合日本口味，能与重庆政府对抗的政权。首先，汪集团在河内成立了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鸣、林伯生等8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其下建立政治、一一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政治与军事两委员会由汪精卫担任主任委员。财务由周佛海充任主任，周还兼任政治、军事两委员会的秘书长，成了汪集团中的第二号人物。这个最高委员会及三个委员会构成了汪集团的最高领导机构。

　　1939年初，曾对汪集团大力支持的近卫内阁辞职，平沼骐一郎内阁继任。汪集团欲了解日本新内阁的态度，并催促日本采取更多的扶助，遂由高宗武携带汪集团的政见，于2月21日赴日，向平沼内阁表示：如果日本与蒋介石接触，汪协助斡旋;如果与蒋介石以外的人接触，汪以在野资格斡旋;如果要汪出来负责，他将出马。

　　汪集团的投靠使日本感到满意。3月，日本决定成立以汪为首的新政权，并在刺汪案件发生后，立即派影佐祯昭前往河内，准备将汪转移安全地带。4月18日，经化装到达河内的影佐、犬养健等人与汪见面，双方仔细研究汪的行动细节安排。汪为掩人耳目，租用了一艘760吨的法国小船“冯·福林哈芳”号，而日本的北光丸号船载着影佐等人跟在后面。5月6日抵达上海虬江码头。8日，进住土肥原公馆，与周佛海、梅思平等人汇合。从此，上海成了汪集团的活动中心。

　　汪到上海后，立即着手筹建伪政权。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和褚民谊等人经反复商讨，制订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规定汪派“和平运动”的宗旨是：“此次收拾时局办法的根本精神在于笼络人心。因此，不变更政体和法统，而以变更国策收拾此次时局为要务。”同时决定三个行动步骤：

　　第一，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在国民党代表大会基础上，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聘党内外人士参加，由中央政治会议举任行政机构，改组军事委员会。

　　第三，组成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同时，北京“临时”、南京“维新”政府立即取消，宣告重庆政府为伪政府，并发布前线各军对日停战命令。[《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29～232页。]

　　汪集团决定以此纲领同日本进行协商。5月31日.汪偕同周佛海等11人在日方的影佐、犬养等人陪同下，飞赴东京。

　　日本方面，平沼内阁建立，内部曾对于建立汪政权工作产生分歧，但经过协调又达成统一，于1939年6月6日经过五相会议批准，制定《中国新中央政权建立方针》，其要领有：

　　“一、新中国政府以汪(精卫)、吴(佩孚)、现有政权(临时、维新政府)组合而成。

　　四、中国将来的政府体制，应适应其历史和现状，以分治合作为原则。

　　有关内容应依据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华北应是国防上、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蒙疆为高度防共自治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在经济上作为日华紧密结合地带;华南除沿海特定岛屿外，内政问题原则交由中国方面，尽量避免干涉。

　　六、重庆方面在其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作必要的人事更替，并接受上述第一及第二项的情况下，即认作为屈服，得成为新中央政府的成员。”[〔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3页。]

　　6月18日，汪精卫启程回中国，按日方意图拼凑“中央政权”，汪在华北、上海、广东等地活动，广泛拉拢各方要人，收效甚微。日本驻上海武官的电报也评论道：“对江派的和平表示衷心欢迎者，己无一人”。[〔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6页。]

　　8月28日，汪好容易才纠集到一部分汉奸，在上海召集其预定的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其力量和影响却如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报告：“现在，被汪派所搜集的人，大部分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官僚或腐败分子，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今后汪派的活动如不能对重庆政权内的重要分子以影响，假若得不到广大群众之拥护，前途极为渺茫。”[〔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4，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216页。]

　　经过汪集团在上海各地奔波筹备，和对日本进行反复的讨价还价，最后在1939年12月30日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另8件《秘密谅解事项》、3件《机密谅解事项》等。其主要内容有：在军事上，日本拥有防共名义下的驻屯、维持治安权，并要求保持对驻屯地区铁道、航空、通讯、港湾的控制权益，汪伪军队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或教官。在经济上，日汪共同开发华北资源，要保证日方在华北的经济上处于优越地位，要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内保有指导经济的行政权，要赔偿战争以来“日本臣民所蒙受的权力，利益之损失”。日汪双方规定上述秘密协定“永不公布”。但不久，高宗武、陶希圣因内部之争，逃出上海，于1940年1月21日在香港公布了日汪密约的全部内容。

　　1月23日，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直接参与，北平伪临时政府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同汪精卫在青岛协商建立伪中央政权。以此为基础，汪集团于3月20日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正式组建汪记“国民政府”。形式上采取了“五权分立制”，汪出任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温宗尧任司法院长，梁鸿志任监察院长，王揖唐任考试院长。汪精卫在分封部下的同时，还空缺出一些部长等高级席位，以引诱蒋派人员入伙。

　　30日，汪精卫集团大小汉奸各就伪职，在南京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地址设原考试院旧址，当天公布其《国民政府政纲》，发布了《还都宣言》。

　　伪临时、维新两政府则分别发表解散宣言，实行“统一”。当晚，汪又发表对日广播讲话，对日本的扶植表示感谢，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汪政权二号头目周佛海同时发表广播词说：“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中华日报》194O 年3月31日。]

　　汪伪政权的正式建立，表明汪精卫集团完全沦为日本的工具。

　　四、日汪条约

　　日本扶植汪政权，对日蒋关系带来新的冲击。对于日本的政略战略攻势，国民政府也采取了多方面的对策。

　　1939年12月，针对日汪之间订立“新关系调整要纲”及若干秘密谅解事项，国民政府发动了自武汉会战之后一次重大的进攻作战行动——冬季攻势，使日军“深感敌军还健在”。江政权正式建立后，国民政府即于1940年3月30日下令悬赏拿办汪精卫。而同时，重庆政府也同日方保持接触，进行会谈。

　　3月30日，日本扶植汪精卫政权在南京宣布正式成立，汪伪政权号称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和日本是“兄弟之邦”。但实际上，该政权从策划到正式建立，全为日本操纵和控制，根据日汪密约，自成立之日便在内部设立“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尤以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为汪集团之太上皇。汪政权名义虽为“中央政权”，但实际管辖范围小得可怜，华北地区和蒙疆地区仍为日本另行控制的伪政权，连“国旗”也与汪政权不同，分别为五色旗和四色七条旗。汉口地区长期作为日本单独的军管区，后建立了伪湖北省和汉口市政府，名义归属南京，而实际上唯日军第11集团军之令是听。故汪集团有人自我解嘲说，汪政权政令不出南京城门。

　　为了加快获得日本承认，汪以日汪密约为基础，进一步出卖民族利益，于8月31日和日本缔结《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包括正文、附属议定书、附属议定书谅解事项、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共5件。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条：两国政府为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的关系，应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讲求互相敦睦的措施。

　　第三条：日本国为实行两国共同防共起见，在必要期间内，根据两国另行协议决定，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

　　第四条：两国政府相约，派遣于中华民国的日本军队依据另项规定，在撤兵尚未完了之前，对共同的治安维持予以紧密协作。在必须维持共同治安的期间内，有关日本国军队的驻扎地区以及其他事项，两国另行协议决定之。

　　第五条，中华民国政府承认日本国基于以往的惯例，或为确保两国的共同利益，在必要期间内，依据两国间另行协议决定，得驻泊其舰艇部队于中华民国领域内的特定的地区。

　　第六条：两国政府基于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原则，并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应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

　　关于华北及蒙疆的特定资源，尤其是国防上必要的资源，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两国紧密合作，加以开发;关于其他地区内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的开发，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及日本国臣民应提供必要的便利。

　　两国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为发展一般通商，以及便利而合理地供给两国间的物资。两国政府对于增进长江上游地区的通商贸易，及日本国与华北及蒙疆地区间合理供给物资方面，尤为紧密合作。

　　第七条：随本条约所规定的日华新关系的发展，日本政府应撤销其在中华民国所有的治外法权，并交还其租界，而中华民国政府为日本国臣民的居住和营业，应开放其本国领土。

　　上述条件，将使中国完全由日本控制，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汪之间的日华基本条约，远远超过以前《二十一条》等条约，成为中国近现代史最为屈辱的条约。而汪集团一伙，却对这一条约甚为满足，在制定之时，周佛海竟认为：“以战败国之立场，而能得此，较可心安理得。”

　　日本策动对国民政府诱和的“桐工作”遭到失败后，11月30日同汪集团签署了《日华基本条约》，并宣布正式承认汪政权。在签订基本条约的当天，汪政权还伙同伪满洲国发表了《日满华共同宣言》，表示“三国”相互承认。随日本之后，德国、意大利及其他法西斯仆从国相继承认汪政权。汪精卫也终于就职伪国民政府主席，发出通电，登上儿皇帝的宝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汪精卫登基典礼的第二天即4月1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须磨弥吉郎会见新闻记者，他回答关于汪政权的独立性问题时说，“没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它的独立性就象满洲国一样。”[〔美〕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05页。] 像“满洲国”那样附属于日本，这也是日本对整个中国的侵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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