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三章 日本实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殖民政策

　　第三节 日本的殖民经济掠夺与殖民文化

　　一、殖民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变化

　　经济掠夺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日本“以战养战”的主要内容之一。日本对于占领区的经济，一方面从总体上全力保持其自然经济状况，尽力延缓或阻挡华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直接控制占领区经济命脉，对日本所需战略资源实施殖民开发，同时根据不同地域和行业，制定具体的掠夺政策。

　　在东北地区，日本在1931年至1936年间殖民开发的基础上，加速了战略基地建设，并调整政策，由军部和财阀携手，从一般的农业、资源掠夺转向为以机械、化学、钢铁等产业为中心的重化工业殖民开发。1937年1月，关东军制定《开发满洲产业五年计划纲要》，决定要大规模发展满洲的煤、钢和汽车、飞机等重工业。5月29日更由军部提出《重要产业发展五年计划纲要》，对东北殖民经济各项指标大幅度提高，其中飞机一项要求年产3000架，占其全部产量30%。东北殖民经济的发展成为日本战争经济的重要支柱。据统计，到1942年东北生产的钢村占日本全部生产量近1/3，铝占其所需量的40%，日本所需38种军需物资有14种由东北供给，致使“在亚洲大陆地面部队作战的装备物资补给，大部依赖满洲的工业”。[《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日本评论社，1950年版，第22页。]

　　在华北地区，日本的经济战略是以华北之所有补东北之所无，或以华北之有余而补东北之不足。1938年11月的御前会议制定《调整日华关系新方针》，强调在华北、蒙疆地区“以寻求日满缺乏的资源(特别是地下资源)为重点”，在贸易领域“采取妥当的关税制度和海关制度”使中国对日物资供应“趋于便利合理”，在农业领域要求由中国“栽培日本所需要的原料资源”。[《太平洋战争史》2，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3～234页。]

　　同年成立“华北开发公司”，收编原“兴中公司”等作为子公司，并增设龙烟铁矿、华北盐业、华北矾土矿业公司等，以经营煤、铁、电力、交通等各行业的经济殖民开发。

　　在华中地区，以原在上海等地的殖民企业为基础，于1938年建立“华中振兴公司”统筹对该地区的经济掠夺，该公司到1941年又发展附属公司13个，控制华中地区的水产、蚕丝、煤、铁、电力各业的生产和销售。并由1940年正式建立的汪伪政权加以配合，除各类殖民生产，还直接实施对广大民众的巧取豪夺。如捐款一项，1942年发动“献金运动”就有什么“国防献金”、“献金购机”等各种名目，1943年后在汪政权之下建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和“全国物资统制委员会”等，强化对各种战争及生活物资的搜括。江南一带本为中国最富庶的“鱼米之乡”，但由于汪政权按日军指令，全面推行战时经济体制，以“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方式为日军输血打气，连日方也承认，汪政权方面，由于战争与军需的压力，“疲惫逐渐达于极点”。[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4，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48年版，第1302页。]

　　日本对占领区总体上的经济政策是实现“日、满、华经济一体化”。日本对每一个傀儡政权的经济要求均十分苛刻。1938年武汉会战后由御前会议制定《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规定“日满华就资源的开发、关税、贸易、航空、交通、通讯、气象、测量等方面，签订必要的协定。”[〔日〕《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406页。]

　　1940年11月13日，御前会议制定《中国事变处理要纲》，重申在经济方面“中国须承认日本于前项地域开发，利用国防上所必需的资源”。[〔日〕《大本营陆军部》〈2〉，朗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32页。]

　　日本的经济战略囊括整个亚大地区，它以日本本土及中国的东北构成其“中心圈”，以中国其它地区和印度支那半岛及南洋地区作为日本的“自给圈”，又以印度和澳洲作为“补给圈”，综合而成为“大东亚共荣圈”。

　　1941年1月25日，统帅部制定《对华长期战争策略要领》，规定了一系列对华经济掠夺目标，其中两条为：

　　“(一)日军在当地独立生活的必要物资，及属于物资动员范围之物资，特别是对地下埋藏资源，帝国对华要求数额之全量应如数取得;

　　(二)在取得上述以外的一般物资时，只要治安情况等现地形势许可，则避免通过压力取得，而尽量尊重中国的习惯和原来的经济组织，通过正常的经济手段，圆满且恰当地取得之。同时应避免过分压迫民需，特别是食品资源，以资收榄民心，且便于我之长期取得。”[〔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30页。]

　　日军上述经济政策与计划，由于遭受占领区抗战力量的打击。未能全部实现，但其在华军队的自给率在一个时期确有所提高：[〔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33页。] 由自给率变化可见，实行殖民经济掠夺，通过“以战养战”来运转战争机器，或实现其驻军现地自给，这种经济战略已经构成日本侵华战争指导的重要方面。

自给比例

年次

人员 %

马匹 %

华东（中）

华北

华东（中）

华北

1939

41

36

27

50

1940

75

45

66

55

1941

83

55

83

65

  

　　二、经济掠夺

　　(一)对工矿、交通的掠夺和统制

　　“七·七”事变后，中国东北地区除原有的“南满铁路股份公司”外，日本侵略者又设立了伪“满洲重工业股份公司”，股份4.5亿日元，公司在接收“满铁”一些重工业如煤、钢铁、有色金属、机器制造和比学工业的基础上，又陆续设立和接收一些子公司。到1944年止，满洲重工业公司资本达到28亿余日元。该公司的重要子公司有：本溪煤铁、东边道开发、阜新炭矿、密山炭矿、满洲轻金属、满洲矿山、满洲铝矿、满洲飞饥、满洲汽车等。[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第276～277页。]

　　上述“满业”、“满铁”两个大垄断组织，完全独占了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和铁路交通，控制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命脉。由于日本殖民主义经济急剧扩张，中国东北地区的民族工业受到致命的打击，几乎无以生存，至1945年，日伪资本在东北工业中已高达99.15%。

　　日本对中国关内沦陷区工矿业的掠夺和控制，采取了“军管理”、“委托经营”和“中日合资”、“租赁”、“收买”等多种形式。在华北占领区，日本侵略者初期采取“军管理”的形式，将劫掠的工矿业交给日本财阀的“公司”代为经营，企业主权仍归日军。在华中占领区，日军初期采取“委托经营”的形式，即由日军当局委托有关“公司”来经营管理劫掠来的工矿企业。

　　“中日合资”、“租赁”、“收买”等形式，则主要是利用日本侵略者的军事政治力量强制加以实行的。

　　1938年11月，日本同时成立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与“华中振兴股份公司”等两大国策公司，分别主管对华北和华中的经济掠夺。

　　“华北开发股份公司”是在“兴中公司”的基础上建立的。“兴中公司”建立于1935年。日军在“七·七”事变后武装占领华北地区，对华北各业的管制事项便大多委托“兴中公司”等殖民公司主管，如同年12月，受军方委托经管占领区电力事业，11月受托主管龙烟铁矿，1938年初受托经营井陉、正丰、磁县、阳泉等各地煤矿。此外还承担军用道路建设与汽车修理等，“兴中公司”势力大增。

　　殖民地财产及中国内地的广阔市场，对日本财界具有非常的吸引力，而日本政府也以经济掠夺为战争的基本目标，进行迅速而详尽的计划安排。1937年10月，内阁政府设置了“第三委员会”，委员长为企划院次长青木一男，委员有外务省东亚局长、大藏省理财局长及陆、海军省军务局长等5人，12月6日第三委员会制定了《华北经济开发方针》，决定以国策公司为主，并广泛引进国内财界力量，和“引进第三国的投资”，将整个华北经济纳入日本本土经济体系。1938年3月，内阁正式制定了在华北与华中建立“国策公司”的计划大纲，4月组建了筹建委员会，委员长为日本经济联盟会长乡诚之助，委员除各省次官及两院议员各5名外，还有各大中财阀代表，“满铁”与“兴中公司”总裁也是代表。而一切人事安排则主要由陆军省军务局直接控制。

　　10月，“开发公司”正式完成筹建，规定其宗旨是“密切日满华北经济、促进华北经济开发，以谋求华北的繁荣，以其强化我国防经济。”首任总裁为前拓务大臣大谷尊由。

　　“开发公司”成立时资金总额3.5亿元，日本政府与华北伪政府各出资一半。而日本“出资”部分，包括了日军所掳掠的华北地区之车辆、机械、电信设施以及铁道等原有之中国财产，据统计，这一类“实物投资”竟占大半比例。如“开发公司”所属“华北交通公司”实收资本23970万元，中国原有铁道器材设备折合资金达14970万元，所属“华北电信电话公司”实收资本2000万元，中国原有设备器材折合资金达1250万元，日本在军事占领之下，实行这种“借鸡孵卵”的办法，实力不折不扣的军事劫掠。

　　“华北开发股份公司”经营范围遍及各行各业，其下属子公司到1943年10月已发展有29个，成为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最大殖民垄断组织。其主要子公司及经营业务是： “华北交通股份公司”是下属交通运输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子公司。由于交通运输业关系到整个占领区的军事运输，利润极大，军方、满铁及各财团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日本占领华北初期曾由满铁代管，1939年4月才组成“华北交通股份公司”，统管华北地区铁路、公路、水运、港湾等交通运输事业。资金由华北开发股份公司出资1.5亿元，“满铁”出资1.2亿元，伪北京临时政府出资0.3亿元，合计3亿元，公司总裁为满铁理事宇佐美宽尔，3名理事也是“满铁”派出的，所以，该公司仍为“满铁”等旧殖民机构所控制。

　　“华北电信电话股份公司”，1938年7月正式成立，资金共3500万元，由伪临时政府、“开发公司”和原有“华北电信总局”等出资。在“蒙疆”地区，则于1938年5月在张家口设立”蒙疆电气通信设备股份公司”，资金总额为1200万元。

　　“龙烟铁矿股份公司”，1939年7月成立，资本约2000万元，年产约70～80万吨铁矿石，供石景山制铁所等使用。

　　“兴中公司”成立于1935年，划归“华北开发公司”统辖，“兴中公司”下属又有若干子公司。

　　“华北盐业股份公司”，1939年8月成立，资金2500万元，年产盐约250万吨。华北消费仅50万吨，其余约200万吨即4/5输入日本。

　　除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这一最大垄断组织之外，其它还有一些所谓的“合办事业”，如“中华航空股份公司”、“华北电影股份公司”、“华北东亚烟草公司”等，它们构成日本对华北地区的巨大而复杂的吸血管道。

　　在华北建立殖民掠夺“国策公司”的同时，日本在华中也建立了属于同性质的“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同年11月正式营业，其资金1亿元，由日本政府与伪政权各出一半。同华北一样，日本的“出资”也以劫掠所得的企业资财充当，或军用票、伪钞或债券等支付。在公司所属于公司和经营手段等方面，则同华北有所区别。在华北以新建企业为主，而华中地区是同中国原有企业“合作”，具体办法是由南京伪政权将原有官、私有企业进行估价，然后作为“现物出资”而纳入“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并与其所属有关子公司进行合作。日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较之于华北更为“让步”的措施，是因为中国在该地区的工商业势力比较强大，日本试图充分利用此经济力量来为其殖民利益服务，以表面的“让步”来怀柔国民党及中国的资产阶级。

　　“华中振兴股份公司”拥有子公司13个。其主要的有：“华中水电股份公司”、“华中矿业股份公司”、“上海内河轮船股份公司”、“华中电气通信股份公司”、“华中蚕丝股份公司”、“上海恒产股份公司”、“华中水产股份公司”、“华中城市汽车股份公司”、“华中铁道股份公司”，等等。

　　在华南等地区，日本通过军管直接劫掠或由“台湾拓殖股份公司”、“台湾银行”等既有机构组织代行。

　　1939年2月10日，日军在海南岛登陆后，即以日本国内派遣的大批“技术人员”，设立“经济局”、“产业试验所”等机构，并组织日本商社前往海南进行“经济开发”。随后设立农场、制糖、橡胶等股份公司20余个。

　　(二)对农业的掠夺

　　“七·七”事变后，日本除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农业继续进行残暴掠夺外，对中国关内占领地农业也开始大肆掠夺。

　　在土地方面，日本侵略者以移民形式大批掠夺中国的土地。1937年至1941年，日本在东北实行第一期移民，计划移民10万户，实际移入85086户。此外，还有“义勇队”训练生移民达5万余人。[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上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78、684页。]

　　在关内，“七·七”事变前，有日侨8万余人，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侨即增加到近7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移入的农业人口。大批日本移民涌入中国，掠去当地农民的大片土地。“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建立“土地调查委员会”，进行“土地调查”，对日本所需要的土地，随时加以圈占和没收。

　　如“中日实业公司”没收了中国军粮城、茶堤两大农场的土地5.6万亩，日伪合办的“垦殖公司”，圈定冀东沿海地区的土地达7万顷之多。日军以修筑兵营、演习场、飞机场、仓库、碉堡、公路、封锁沟墙等，任意侵占的土地更是不计其数。因此，日占区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以棉田为例，1934年山西省为248.2万亩，河北省为1503.1万亩，山东省为604.9万亩，河南省为701.2万亩，到1938年分别下降为45.7万亩，608.2万亩，287.8万亩，258.5万亩。

　　在掠夺农产品方面，“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统制”和垄断政策。对粮食的购销、加工等均由伪“满洲粮农公司”进行。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对粮食需要量的增加，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将购销“统制”变力强制购销，即推行所谓“粮食出荷”政策，强迫农民将生产的粮食的绝大部分，按伪政府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交售。各县“出荷”的粮食，大多在总产量的40～50%以上。从1939年到1941年，仅“东安省”共“出荷”粮食即达33万吨。[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42页。]

　　在关内，日军每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围攻和“扫荡”，都将抢粮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在每年麦收之际，各地日军都纷纷出动，进行抢粮作战。在日军占领区则实行变相抢掠的征发军粮，1943年对密云、通县等9个县的小麦征收，一次即征去了700余吨。此外，还以仅及市价一半左右的价格，对粮食强行征购。掠得的粮食除供日军消耗一部外，大部运走。如1939年，仅在华中就运出大米700万石，1940年则增到900万石以上。

　　在掠夺劳动力方面，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一整套兵役制和劳役制，对中国劳动力进行罕见的野蛮掠夺。据统计，至1944年在东北被征发的劳动力已达300万人，其中被压榨虐待而死亡的占总数的20%。在华北，从1937年至1942年，被日本侵略者抓捕出关的劳工就达529万人。[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8～60页。]

　　还有4万余中国劳工被抓捕运往日本内地折磨，其中仅在秋田县花冈矿的986名劳工，即死亡418人。

　　(三)对金融和贸易的控制与垄断

　　日本在金融和贸易方面对中国的垄断和掠夺也令人发指。“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利用伪“满洲中央银行”大量发行伪“满元”，用以支持军费开支和维持军工生产。至1941年末，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伪满市达131700万元，比1932年增长8倍。在关内，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者于张家口设立伪“蒙疆银行”，发行伪“蒙疆券”。1938年3月，在北平设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

　　1939年5月，在上海设立伪“华兴银行”，发行伪“华兴券”。

　　1941年1月，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为“中储券”。还在华北设有：伪“察南实业银行”、伪“蒙古联盟实业银行”、伪“晋北实业银行”、伪“河北省农民银行”、伪“晋东银行”等。在华中设有：伪“江苏地方银行”、伪“河南实业银行”、伪“河南省农民银行”、伪“中江银行”等。在华南没有的“华南信托公司”等，总共在关内建立银行20余家。

　　这些银行发行了大量的没有准备金的伪钞，依靠日军的刺刀维持这些废纸的“信用”，借以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财富。如伪“蒙疆银行”发行的“蒙疆券”，1938年发行3500万元，到1945年8月发行额增至42亿元，为初发行时的100多倍。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发行的“联银券”，1938年底为1.62亿元，1941年发行额增至9.66亿元。此外，日本侵略者于1938年11月颁布“华中、华南使用军用票之办法”，发行军用票。军用票根本不具备货币性质，全凭侵略者的暴力恐怖，使其流通于市场。从1938年至1940年底，军用票发行额为5亿日元，以此在沦陷区大肆掠夺物资。由于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以1936年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至1941年，华北上涨到450.2.上海上涨到1099.3。到1945年，上海米价比1941年上涨6300倍。[《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94页。]

　　日本侵略者还在封锁中国海陆交通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和垄断中囱对外贸易。1938年5月，日本迫使英国屈服，以日本正金银行正式接管了英国汇丰银行代管中国海关税收的权利。以后与英美达成协议，实行有利于日货输入的新税则，促成日货输入大量增加，使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额迅速上升并超过美国而跃居首位。此外，日本还通过大量的走私活动，把过剩的日本货偷运到中国内地，换取法币，用以套购中国的外汇基金，或套购日本缺乏的物资或商品。此项走私额，约占正式贸易的一半以上。

　　三、殖民文化与思想奴役

　　在思想文化领域，日本同样十分注意推行“以华制华”政策。1940年12月10日，在侵华派遣军制定的“关于大持久战第一期现地政、战略指导”中，分别列有“政务指导”、“经济指导”、“思想指导”等各项，其中对思想指导的基本方针为：“解决这次事变之指导精神在于，以日满华之亲善合作为直接目标，以从道义上复兴东亚为终极目标。”要求务必实现“使现地中国方面的思想统一于东亚联盟思想，击破敌方抗战思想，驱逐共产思想。”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要求于策略上在中国内部制造分裂，发挥投降派傀儡政权的作用，“对敌方的抗战思想，使(汪)新政权以其自己的立场同他们在法则上产生对抗，以造成敌人失败的心理。”[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27页。]

　　1941年1月25日，由军部制定的“对华长期战争施策要领”，其中， “对华思想指导要纲”规定其方针为：“应展开思想攻势，对反对派势力展开积极的斗争，有效地对敌方进行渗透，瓦解敌之军、政、民抗日意志，以促进事变的解决”。[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542页。]

　　可见在中国制造分裂，强制推行殖民思想文化，这是日本“以华制华”政策的重要内容。

　　日本的思想文化攻势，实际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打击抗战爱国势力。例如，日军侵占东北之后，曾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收缴焚毁一切具有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仅1932年3月7日至7月的5个月中，焚烧书籍达650万余册。

　　1932年东北有中、小学教师24000余人，到1933年减少为16000余人，其余9000余人受到迫害、逮捕、枪杀或被迫改行。“七·七”事变后，中国108所高等学校，破日军破坏的有91所，占全国高校总数85%。著名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所在地沙滩红楼长期为日军宪兵队霸占，成为迫害与屠杀的中心。南开大学、南开中学被日军飞机与大炮轰击，大部被夷力平地。日军还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师生进行野蛮残杀，如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被日伪特务暗杀，苏北教育家宋泽夫等人被日军逮捕关押、折磨致死。其余普通师生被迫害、屠杀的，则不计其数。

　　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奴化宣传。1940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国本奠定诏书》中宣布其教育方针为：“我国之教育本旨，奉体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谕示之惟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公之精神，训育忠良臣民，更炼成之。”[《伪满奴化教育》，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编，1951年版，第23页。] 以实现日伪历来所鼓吹的“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关内地区，北平的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由汉奸汤尔和、王克敏等先后充任。南京伪临时政府及1940年3月成立的汪精卫“国民政府”中设立的教育部、厅、局、科等机构，实际上受日军特务部和“兴亚院”的指挥。各伪政权在日军指使下，重视在高等学校中培养汉奸和亲日派。

　　对中小学教育，使其纳入汉奸教育体系。在教育内容上，依据奴化方针贯输反共、媚日、卖国教育，课本须由伪教育部审查，内容充斥“中日满亲善”等欺人之谈，极力排斥近现代社会科学。

　　在宣传和新闻传媒方面，日本同样重视加以控制。日本历来重视收买或胁迫报社负责人、记者为其侵略服务。“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在北平办《新民报》、《武德报》、《北平晨报》等十余家汉奸报纸或亲日报纸，天津则有《救国日报》、《新天津报》、《天声日报》等。在上海有《新申报》、《新中国报》，1939年春，汪精卫主办《中华日报》，南京日伪报纸还有《新南京报》、《中报》等。广州有《迅报》、《民声报》、《中山日报》等，据统计，日伪在中国19省约有报纸139种，最多时达600～900种。为控制并推进侵略舆论和奴化宣传，各日军集团都成立有专门的报道宣传机构，或自己的机关报，如广州沦陷后，华南日军司令部有报道部并办《迅报》，华北方面军也有报道部，伪满政权设有“弘报处”，等等。除报纸外，还开办广播电台，如伪满洲国成立有“新京放送局”，北平伪临时政府有“中央广播电台”，1940年又建立“华北广播协会”及“蒙疆广播协会”，上海有“大上海广播电台”，南京有“南京广播电台”。1941年2月由汪伪政权将其改称为“中央广播电台”。据统计，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境内先后建立有广播电台约50～60座。

　　日本侵略者还十分重视各种社会团体的作用，如“东亚联盟”、“皇协会”，等等，数目繁多，以华北的“新民会”为例，“新民会”成立的宗旨，即在于实行“新民主义”，按日伪解释，“新民主义”即“王道”思想，“王道”思想的典范则是日本的皇道政治。华北日军特务部长喜多曾对此解释说：“王道”一词听起来太古老了，为便于向公众宣传，应该把它改称为“新民主义，因为新民一词听起来比较现代化，对青年人有吸引力。”新民会建立后，除分担电话、广播、书刊等文化宣传作用之外，逐渐又担任了组织合作社、兼办医疗等活动，完全是日军得力的谋略工具。曾目睹“新民会”丑行的英国教授班威廉写道：“新民会在日本顾问指导下，负责精神上奴化中国人的任务。所用方法的卑劣几乎令人不能置信，造谣和欺骗，敲诈和勒索，腐败和争夺，酷刑和恐怖，毒化，娼妓，邪行，凡是世界上种种最下流的行为都在这种机构里培养出来，专为破坏人民道德，动摇大众的信念。”[〔英〕班威廉等：《新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版，第7～8页。]

　　日本侵略军出于对儒家文化的利用，还计划在孔子的故乡设立一所教授儒学的大学，以实现土肥原所鼓吹的“东方文化的复兴”。[土肥原贤二：《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1938年11月第614期《中央公论》第116页。]

　　更有讽刺意义的是，汪精卫等大小汉奸集团都利用儒学为其降日罪行辩解。1940年汪精卫政权“还都”南京后，汪在其庆祝大典上即大谈儒家的“罪已内省”之功，要求中国民众以“严于罪已的精神”来解释日军的侵略战争。总之，利用中国的文化传统以统治中国人，这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以华制华”的重要手段之一。

　　日本在占领区实行种种殖民统治政策，虽给中国抗战造成相当的困难，但侵略者灭亡中国的企图终究不能得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挺进敌后发动和组织人民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收复大片敌占领土，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敌展开持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斗争，使日本推行的“以华治华”、“以战养战”侵略政策，受到致命的打击。

　　在沦陷区的人民，不堪忍受日伪的政治统治、军事镇压和经济的压榨，自发的以各种形式与日伪展开不间断的斗争。为领导沦陷区人民的反日斗争，中共中央规定沦陷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沦陷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领导人民群众灵活地展开对敌斗争。北平的中共地下组织，除在抗战初期动员了大批党员、“民先”队员，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外，还以隐蔽的形式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多次组织募捐活动，将募集的毛巾、手套、袜子、铅笔、纸张、药品等送往抗日根据地，以募捐的资金力抗日根据地购置电讯器材和油印机等。地下党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和有利条件，建立秘密交通网，并设法打入敌伪机关和要害部门，积极搜集敌人的情报，以配合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共天津地下组织，领导工人以各种合法的形式同敌人作斗争，如请假、怠工、破坏设备和产品。1936年日本在天津老闸口开办的天津昌和厂，后来改力生产军火。工人们以“磨洋工”、少做活、多出废品、以坏充好、虚报数字等办法肢坏生产。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以遣散难民的名义，动员了大批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和各种技术人员到抗日根据地工作，为新四军筹集和购置药品及急需物资，并秘密送到抗日根据地。在日本统治较严密的东北沦陷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各族人民，进行着艰苦不懈的抗日斗争，使日伪的损失和消耗不断增加。

　　1938年4月10日，大连甘井子石油工厂被爱国者“放火团”烧毁，日本损失石油6万余桶及其它物资。类似的大火，在大连屡屡发生，据大连敌《日日新闻》报统计，约有50余次，损失日币2000余万元。至于敌占城市的工人罢工，也是不断发生。1937年9月，黑龙江省孙吴县平顶树机场中国劳工2000余人举行罢工，1938年6月4日，哈尔滨制棉工厂及义聚成等14家工厂的工人举行总罢工，1940年6月，北票矿冠山“协和寮”1000余名被抓青壮年举行罢工，都给日伪一定的打击。

　　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中指出：目前敌人依靠大城市在军事上作为进攻的堡垒，在经济上作为以战养战的中心，在政治上作为以华制华的据点，在文化上作为奴化敌战区人民的大本营。如果在抗战开始时我们由大城市退到乡村，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是正确的，那么现在就要依靠乡村打入城市，积极开展城市工作，要把这一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任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491页。]

　　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组织对沦陷区大城市工作都作出了新的部署，沦陷区人民反日伪的斗争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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