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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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桥一战，韩德勤元气大伤，退守兴化、曹甸等水网地区，不敢轻举妄动，颇为恼火。

然而，最为恼火的人物要数蒋介石。此刻，他最后瞥了一眼放在办公桌上的“黄桥战况”，不禁陷入了沉思……

1939年底，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尔后，经过周密策划，以胡宗南部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以阎锡山部进攻晋西地区的山西新四军和八路军。可惜胡、阎不争气，使蒋委员长丢尽了脸，在国人面前声名狼藉。1940年伊始，蒋介石即把军事反共锋芒从华北移到华中，本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因为苏北新四军力量小，而他有韩德勤、李守维两个军在那里。孰料韩德勤也是个不中用的东西，进攻黄桥未遂，却损兵折将1万余人……

蒋介石毕竟是一个与共产党打了十多年交道的老手。他不只一次地安慰过下属：“不以一役胜败论短长”。眼下，他深知，为兵败黄桥而恼火已失去任何实际意义。于是，那种令人不悦的沉思被一幅辉煌的景象所代替。

他看到：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互相承认对方的欧洲和东亚的霸权地位。此时日本急于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放手南进攫敢东南亚。于是通过亲日派加紧与蒋方对话，争取在1940年末之前能建立“和平”关系……

他看到：为了抗衡德、意、日军事同盟，苏美也签定了联防协定。他们采取了赞助中国抗战，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南进和拉拢蒋介石加入英美同盟的政策。为此美国在1940年9月给中国贷款2500万美元；英国在10月8日重新开通滇缅公路，香港交通也正式开放；12月2日美国国会又通过议案，给国民政府1亿美元巨额贷款，同时，美国还派了一批专家到国民政府各个部门参加工作……

他看到：苏联为避免东西两面受敌，也采取了大量贷款、支援物资、派军事顾问等方法积极援助国民政府抗战。在派朱可夫到中国的同时，苏联政府一次就给蒋方提供了飞机250架、大炮近300门、汽车500辆以及相应的装备物资……

如果说，抗战以来蒋介石一再丧师被弄得一筹莫展的话，那么，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开始春风得意，左右逢源。在风云际会的国际舞台上，蒋介石深知自己已经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从而引起各方面重视。假使这时蒋介石能充分把握时机，在国际上积极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在国内积极联合中共和一切民主力量一致抗日，那么他在中国近代史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形象无疑将大为改观。

然而，蒋介石没有这样去做，眼前那幅辉煌的景象无形中成为他下一个战略决策的支撑点。他按照自己的逻辑在思考怎样利用大好的国际形势来完成他十多年的夙愿。他深知，攘外必先安内，八路军、新四军毕竟是他的心腹之患。然而，如若反共，必须有实力。实力何在？他不禁将目光落回到中国这块版图上。

就国民党而言，冯玉祥、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曾多次上书蒋介石，极力谴责反共。他们是指望不上了。

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集团与蒋介石虽有矛盾，但在反共这一点上却是一拍即合。何应钦反共有心，无奈手中实力有限。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嫡系，实力虽强，但内部意见不一。胡宗南、卫立煌等都是拥兵一方的干将，可是对此次国共磨擦却无战意。

地方实力派诸如阎锡山、傅作义、马鸿逵等人，大多数不愿绑在蒋介石的战车上。

蒋介石想来想去，眼光最终落在了桂系首领白崇禧及其所属李品仙的身上。桂系原为全国著名反蒋地方实力派。抗战爆发后，桂系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同时也出于保护自己根本利益，获得更多的政治、军事实力的需要，主动请缨出征，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蒋介石为了笼络桂系，吸收白崇禧“膀任中枢抉持”，担任军事委员、副参谋总长。而后，任命李品仙继任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上任后，即听命于蒋介石。白崇禧不断向皖南新四军张云逸、罗炳辉部和豫鄂边新四军李先念部挑起兵端，颇受蒋介石赏识。

此刻，蒋介石的思绪透过层层迷雾渐渐地清晰起来，他很清楚，如果与何应钦、白崇禧结为联盟，尤其是桂系参加反共，那么挑起一场大规模的局部内战，实力足矣。

于是，他召来了白崇禧，在面授机宜之后，一个阴谋形成了。

黄桥战役后第9天，即1940年10月9日，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面谕，同何应钦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皓”电，命令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六问题所规定工作战境地内”，即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延安。

毛泽东走出窑洞，极目远眺，环视群山，目光终于融入清凉山上那一抹落日余晖之中。清凉山上留有宋代军事家、大词人范仲淹的墨迹。此时，毛泽东无心去吟诵范大词人“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那种萧条冷落、雄浑悲壮的词句，而是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何、白“皓”电，使这位红军领袖不得不校正对时局的判断。

1940年夏，法国战败，英法已失去干预东方事务的可能性，蒋介石失去了组织反苏反共集团的帝国主义支持，因而毛泽东断定“发动反苏暗流与反共高潮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将要被迫着重新来考虑其政策了，他们有可能在不妨碍其阶级利益即政权的范围内，延长合作抗日时间。”

毛泽东还判断，由于中共已发展到50万军队、60万党员，而大资产阶级不统一不强大，国民党内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也竭力反抗，蒋介石将不得不被迫让步，一方面承认共产党在黄河以北的实力地位，一方面承认在一定条件下有实施宪政的必要。于是，毛泽东很快决定：不仅要迫使这种好转及时实现，而且还要争取彻底好转，即大资产阶级下台，代以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各得一票。

蒋介石集团是靠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存在的，这是毛泽东在英法两国失去东顾能力之后判断蒋介石必定要向共产党妥协的基本依据。

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判断去书写，而是与这位伟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国民党并没有妥协，而是于7月6日抛出了《中央提示案》，明确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内“扫数”开赴黄河以北，并只允许八路军编6个师，新四军编2个师，其余数十万部队一律遣散。8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分析国际局势，分析蒋介石有转向日本寻求和平的可能，但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在近期内发生。因此，毛泽东固然同意与国民党划界（以新黄河为限），但在其它方面仍旧不打算退让。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国民党毫无商量余地，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发出了“皓”电。

很清楚，“皓”电之后，国共关系高度紧张。此时，毛泽东作为中共的最高决策人不得不对时局重新进行审视，不得不对蒋介右集团的走向作出清晰的分析。

就在毛泽东沉思于清凉山下的时候，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办公室里烟雾弥漫。作为国民党中央军“八大金刚”之一的顾祝同，此刻正不停地吸着烟。站在一旁的参谋处长岳星明心里很清楚：司令长官是在吞云吐雾中渲泄着十余天来的不快。

在蒋介石军事集团中，顾祝同与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不同，他从黄埔时期起就一直追随、依附蒋介石，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好不容易利用抗战的机会，派其心腹、同乡和同学韩德勤惨淡经营苏北，保住了苏北这块地盘和第89军这支实力。可惜，黄桥一役，韩德勤遭重创，顾祝同的心也随之颤抖。他感到愤懑，他要为自己唯一的嫡系韩德勤出一口恶气。

手中的烟头在闪烁，顾祝同的眼睛也发出了亮光。昨天，“皓电”发表了，他看到了委座的决心，也看到了自己的机遇。他心里很清楚，在限制新四军的发展方面，他颇受蒋委员长赏识：

1939年5月5日，顾祝同根据国民党中央颁发的《共产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密件，向辖区各地党政机关、部队发出了关于取缔中共和新四军“违法”活动的密电。接着，他正式下达了《第三战区各省防制共产党活动实施办法》，命令各地加强肪范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活动，一有情况，立即上报。1939年9月，顾祝同从参谋处、政治部、军务处和办公厅挑选精兵强将，组成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情报室。为了加强皖南特务工作，特派军统特务张超坐镇指挥。广泛收集有关新四军及当地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情报。

1940年5月，顾祝同派遣战区上校高级参谋、军统特务陈淡如到云岭新四军军部任联络参谋，公开任务是调解新四军与当地国民党军队、政府之间的“纠纷”，考察新四军对日作战情况，实际任务是收集新四军情报。

1940年9月，第三战区成立了以上官云相为主任委员的国民党党政军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奉顾祝同旨意，拟定了防制共产党、新四军方案，组织了特种委员会行动队，严密监视新四军。

此刻，顾祝同看到了立功受奖的机会，于是，十余天来的不快，随着“皓电”中暗藏的种种杀机，随着手中烟头的缕缕青烟而荡然无存了。他狠狠地掐灭了烟头，转过身来，对伫立已久的参谋处长岳星明下达了指令：迅速拟出增强皖南兵力，作堵击准备的“防堵计划”。

与此同时，蒋介石一期部署业已完成：汤恩伯率9个师10万人进兵豫皖苏；李品仙率4个师5万人进攻皖东根据地；顾祝同、韩德勤、冷欣则准备扫荡长江南北的新四军。

云岭。新四军军部。

秋雨濛濛，项英站在窗前，透过细雨的屏幕望着朦朦的群山。身为中共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他，有着历史的辉煌。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会议期间，项英出尽了风头。斯大林单独接见了他，会见时的情形和斯大林那一字千金的评价，使项英久久甚至终生难以忘怀：“项英同志，你是中国革命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要不断在斗争中锻炼，要加强理论学习，使自己完全布尔什维克化。”

他记得，斯大林眼睛里充满希望的光芒。这位共产国际的最高负责人亲手送给项英两件礼物，一支手枪和一支钢笔。

这也许是斗争和学习的象征。

他的政治素质受到过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赞赏，他的形体神态、音容笑貌又给一位美国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39年，美利坚合众国颇负盛名的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南昌新四军军部采访了他。这位美国人是这样描述他的：“他的外貌不给人好感，实际看上去，他很像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心目中的‘典型苦力’；他身体结实，肌肉发达，身材矮小，从背后看去，他的头很像圆屋顶那样突出；他的双手手指粗短，布满老茧，他的嘴唇和鼻子宽厚；他的牙齿突出，不整齐，不美观，而且缺少了一些牙齿；但他的笑容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富有感染力的笑容……”

项英喜欢细雨，他有着自己的清高和孤傲。眼前这霏霏细雨给他以畅快，任他去遐想。

一阵急促的脚步和一声“报告”，使他不得不从烟雾迷朦中收回目光，收回遐想。机要秘书送来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的电报。

项英扫了一眼电报内容：

黄桥战役前，毛泽东、王稼祥即有电报称：“韩德勤部是顾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

黄桥战役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叶、项：“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介石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因此，军部应乘此时迅速过江，绝对不要再延迟。”

项英不再去想，早在一年前中央就开始催促他北上，时至今日，他仍然感到很烦恼。

他认为，毛泽东算什么？不过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十分了解，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而他自己是一个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久经考验的领袖，一个独撑一片天的党的重要负责人，一个总结过敌后3年游击战争经验的英雄，一个共产国际给予高度评价的革命领导者，一个在新四军中颇具威望和绝对权威的人，怎能让别人来指手划脚？

项英不愿北进，他有着自己的战略构想。

一份刚刚送来的苏联大使通报端端正正地摆放在毛泽东的面前：

国民党正与德国、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毛泽东立即联想到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联想起国民党的“皓电”，联想起国民党兵力调动与部署情况，于是对时局作出了如下的判断：

如果日美战争不能迅速爆发（这个可能多），或虽爆发美无胜利把握（两年内是无把握的），如果英国被德意日三国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一定的），如果日本能退出武汉等地，仅占沿海与华北并声明主权仍属中国，由蒋介石派人自行管理（可能性很大），如果参加德意日同盟反对英美能使中国资产阶级发财，蒋介石是愿做贝当的，……蒋介石走这条路的可能性很大。

毛泽东很清楚，如果蒋介石直接准备投降德意日，共产党不仅要立即准备与大资产阶级永远决裂，更重要的是要立即准备与国民党进行全面战争，并承受日蒋两军的严重夹击。

毛泽东深感事态严重。

中共中央深感事态严重。

毛泽东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当，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

毛泽东举棋不定。

毛泽东先后致电各地党的领导人，要求他们提出看法，中心问题：军事上是坐以待毙，还是先机制敌，即：“我军不待日蒋夹击到来，即从50万人中抽调至少15万精兵，分数路入彼后方，而留其余部队（多数）仍在原地抗日，以此来避免严重的日蒋夹击。”

毛泽东当然倾向于这种带有积极防御色彩的战略性进攻，在他曾经指挥过的大小战役中不乏这种精彩之笔。然而，毛泽东不仅仅具备了战略家的胆魄，更重要的是具备了政治家的深邃灼见。他深知，这一着将在政治上带来极大的不利。

于是，他难下决心，再次举棋不定。

毛泽东站在延河水边，平静的水面倒映着西北灰浑的天际。他凝视着河水，仿佛看到蒋介石在向德国日本“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此刻，他做了最坏设想。

他深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

他久久地望着迷蒙的远方。

军事行动会给政治带来极大的不利吗？战争是什么？毛泽东有着自己的战争观，他曾反复告诫过全党：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当政治在前进道路上遇有障碍，用和平的方式不能解决，于是出现了战争。战争是用来扫除政治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的特殊工具。

眼下，国民党已步步逼进，生存便是政治。尽管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在蒋介石还没有公开投降日本的时候，向国民党发动局部战争是一种冒险，但比较被国民党军队赶过黄河，“置我于日蒋夹击之中而消灭之”，到底是危险性较小的一种冒险。

毛泽东善于把战争诗化，也有着“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气概。此时，他也许想起一、二，三次反“围剿”那种硝烟中的浪漫，也许想起克劳塞维茨“防御中应有进攻的利剑”这句他颇为赞赏的名言，也许看到一支浩荡的大军在创造着人间的奇迹……

11月3日，毛泽东不再徘徊，他在取得了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同意后，毅然决定：一方面以朱、彭、叶、项名义起草答复何白“皓电”，准备示以团结姿态，并指示皖南新四军军部“答应北移”，争取延缓国民党剿共军事行动的时间；一方面采取重大军事步骤，以15万精兵分几路深入到国民党后方河南及甘肃等地，以粉碎其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同时，毛泽东拟就“炸弹宣言”，并通知重庆办事处等中共在国民党区域的机关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

弓举弩张，一切引弦待发。

然而，这毕竟是孤注一掷的重大冒险步骤。毛泽东十分清楚，这一重大决定必须取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理解和支持，才有备而无患，并有利于在内战形式的民族革命战争爆发后长期作战。于是，毛泽东向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发出了请示函。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作战室。

参谋处长岳星明来回踱着，他这种机械反复的动作已经从早晨6点持续到下午4点。尽管如此，他的目光似乎一时也没有离开皖南地区的军事沙盘，沙盘在告诉他：

新四军皖南部队万余人，正面抗击着芜湖、繁昌一带的日军第15师团和116师团，其余三面受到蒋介石军队4个师4万兵力的防范和监视、右有第25军的52师和108师，左有新7师，后有川军的144师。

岳星明不愧为是训练有素的参谋处长，随着那长时间机械反复动作的停止，一份完整的“防堵计划”也跃然胸中。

傍晚，《防堵皖南新四军作战计划》端端正正地摆放在顾祝同的办公桌上。

莫斯科。

斯大林第五次拿起毛泽东的请示函：

……蒋介石计划是驱逐我们至华北，修筑重层纵深封锁线（正在大规模修筑）置我们于日蒋夹击之中而消灭之，反共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在我们取让步态度而彼仍坚决进攻之时，我们拟举行自卫的反攻。在日蒋夹击中，如不采取此种军事步骤，打破进攻与封锁是不可能的，我之地位是很危险的；但此举有可能使蒋介石与我们最后大破裂，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如处置不当，可遗将来无穷之祸。我们最后决心还没下，请求你们给予指示。

斯大林习惯性地拿起那支硕大的烟斗，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却明显地说明，他不赞成毛泽东的计划。

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显得太孱弱，其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因此，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必然使中国共产党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而由此把蒋介石逼到日本那边去，不论对中国革命还是苏联的安全，都是一种严重的危险。

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明显地表示，不赞同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战略方针。他们认为：蒋介石的主要危险，还只是有被亲日派拉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向投降的可能性，并无全面剿共和投降日本的决心。而亲日派的目的，正是要设法挑起国共战争，逼蒋介石降日，共产党切不可中此诡计，在政治上军事上只应做防御准备。

11月23日，季米特洛夫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回信：

毛泽东放下季米特洛夫的来信，良久没有说话。此刻，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位爱吃辣子的湖南农民的儿子在想什么。

他有着自己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喜爱革命战争，喜爱用革命战争去消灭反革命战争。他懂得，“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以15万精兵千里跃进敌后，变敌后为前线，这的确展示出一位军事战略家险中求胜的胆识。如果是这样，历史又将如何写？毛泽东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严肃而活泼的课题。

也许，他在下决心，总有一天毛泽东会导演出一幕敌进我进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此刻，有谁能料想到，7年以后，当蒋介石军队重兵进攻陕北和山东的时候，刘邓大军竟中线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军配合、两翼箝制、逐鹿中原，在也许不该反攻的时刻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

史载：

194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申明中国共产党为顾全抗战大局，相忍为国，挽救危亡，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但须宽限时限。15日，毛泽东在向全党发出的《关于击退蒋介石反共高潮的措施》中，进一步指出：“对于蒋介石这次反共进攻，决定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和蒋介石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利地位。”

蒋介石得意地笑了。他在1∶500000的中国大地图前笑了。

他曾有过梦想，要像希特勒统一德国那样统一中国。为此，他曾亲自挂帅围剿江西一隅的中共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围剿，他败在毛泽东的手下，第四、五次围剿，他胜了，可惜败的却是别人，而不是毛泽东。为此，他失眠过。他深知，在中国是不能有两个领袖的，胜者乃为王。于是，他等待着。终于等来了中国共产党的“佳”电，毛泽东让步了，毛泽东在关键时刻还是怕破裂的。如果在此时不一鼓作气压服共产党，恐怕将来就无办法了。

油灯下，毛泽东在奋笔疾书，在起草电报。这几天，经他起草的电报像雪片般飘向各地，这纷飞的雪片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

……蒋介石的一切作法都是逼我让步，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倒了，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词以释之。我除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的让步外，其它是寸土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

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

我之方针是表面缓和，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

毛泽东在给蒋介石留面子。

然而，蒋介石却不要这个面子。

中共“佳”电之后，国民党由“皓”电所鼓起来的反共热情，到11月上旬便开始演变为华中局部规模的具体军事行动：

李品仙电令桂系在皖南的部队，具体部署准备击灭新四军渡江部队……

桂军第138师莫德宏部开进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向皖东新四军张云逸部第四支队挑衅……

鲁苏战区东北军第112师霍守义部2个团越陇海路南进至苏北淮阴地区以东苏家嘴一带，与八路军黄克诚部对峙，企图以“武装调停磨擦”为由，打通苏鲁联系……

韩德勤虽然兵败黄桥，但余勇犹存、拥兵数万，此刻已按捺不住，扬言要“恢复黄桥决战前的状态”……

苏北，有个不大的镇子，名叫曹甸。今天，它像一朵小小的浪花，融汇在祖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滚滚浪潮之中，像祖国千万个小镇一样平凡。然而在史学界，这座不起眼的小镇却裹着一层浓浓的迷雾。

黄桥战役脍炙人口，可是知道曹甸战役者甚寡。据说，对战役的打法，当年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与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兼华中总指挥部政委刘少奇有不同看法。对这场战役的评价，至今史学界众说纷纾1963年编写的《新四军抗日战争史》在提到曹甸战役时，对黄克诚持批判态度，指责他“右倾保守，致使战役目的没能圆满达到”?

苏北阜宁且东沟镇，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部驻地。

刘少奇放下刚刚阅读几遍的“军情通报”，以敏捷的思维速度将几千文字浓缩为一句话：霍守义师南下和莫德宏师东进，苏北形势逆转。

刘少奇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焦急和烦躁。11月4日，他曾与黄克诚长时间地分析了南下八路军与新四军在苏北会师后的形势。而后，他代表黄克诚向中央提出了“我们的建议”，明确提出“迅速消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于我手中”。孰料，这意见遭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正、副指挥陈毅和粟裕的强烈反对。陈、粟二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及刘少奇、黄克诚：“立即消灭韩德勤固然便利，恐先给蒋大举进攻的口实，于政治不利”。

想到这些，刘少奇不禁又凭添几分烦躁。他懂得，战争不是儿戏，战机稍纵即逝，容不得长时间地笔墨往来。昨天，他已致电中央，陈述利害：“如不迅速解决韩德勤部，巩固苏北阵地，不集中华中主力给反共军主力以痛击，消灭一二个主力师，则华中形势愈趋危险愈难对付。”可是，中共中央没作任何反应。

刘少奇越发着急。

1939年秋，他抵达华中后，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执行中央的战略决策，做好发展华中这篇大文章。经过在豫皖苏、皖东北等地区的实地考察，他最后认定只有苏北才是有最大发展的地区，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此后，他先后与项英的南进政策和彭雪枫、黄克诚的西进主张产生过严重分歧，但最终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现在，他仍坚信，毛泽东会很快回电，毛泽东会支持他的。于是，他再次拟就电文，建议“首先消灭韩德勤，巩固苏北，确保津浦路以东地区，集中全力在皖东决战后再相机向西大发展。”

与刘少奇彻底解决苏北问题的急躁情绪相比，延安的态度比较冷静。

毛泽东在考虑：华中形势极其复杂，越是复杂越需要慎重。动哪一颗棋子都无疑会影响全局，更何况，消灭韩德勤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一招棋。毛泽东清楚，只要这颗棋子一动，皖南新四军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叶挺、项英能否承受得住，毛泽东心里没底，中共中央心中没数。

11月1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复电陈毅、刘少奇、黄克诚等人：

目前立即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国柱，在政治上极端不利。

第一次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

“第一次攻击令须由延安下”，说明毛泽东的忍耐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苏北的形势严峻，这一点，毛泽东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刚刚得到情报：胡宗南重兵正虎视耽耽，准备进攻关中的八路军，陕北的形势亦趋紧张。于是，他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刘少奇、黄克诚进攻韩军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须等胡宗南向关中动兵之后，如此才有理由向韩德勤和霍守义部发动局部战斗。

就在刘少奇向中共中央频频言兵的时候，皖南的项英也在同延安展开了一嘲蘑菇战”。

11月22日，毛、朱、王致电叶、项：

皖南邻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准备情况如何，几天可以开完？盼告。

中共中央十分着急！

同日，项英复电延安：

我们意见极短时间内无法开动，如估计有战斗情况发生，反不如暂留皖南为好。

项英安稳如山。

11月24日，延安确认曹甸战役不可避免，对韩德勤攻击在即，急电指示叶挺、项英：

（一）你们必须准备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

（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

（三）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

中共中央万分焦急！！

11月27日，项英复电延安：

中央大计如何？究竟有何举动？

项英在装糊涂。

11月30日，延安致电叶、项：

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应间开一个缺口，以便隔韩、霍，打通苏皖。顾、韩会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以大局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转移，12月底以前移完不算太迟。

然而，毛泽东对蒋、顾的分析和判断却失算了。

蒋介石、顾祝同对孤悬苏北的韩德勤部的关注，绝不稍逊于延安对孤悬皖南之新四军的关注。

曹甸地区战云滚滚。

华中指挥部10个整团的兵力与韩德勤部展开激烈战斗。

韩德勤部遭受重大打击。

韩德勤瘫软在指挥所里。黄桥一役惊魂未散，眼下又遭如此打击，几天前那种勃勃雄心已荡然无存。一种求生的欲望，在强烈支撑着他口述致蒋介石、何应钦的告急电文：

“我军?怪�余，饷弹奇缺，长久消耗，断难维持。拟�?9军主力及霍守义、李明扬、陈太运各部向盐城、海安出击，作死中求生之计。务恳钧座顾念苏北大局，速调大军驰援，并即日派飞机送款接济，以挽危局。”

他的口述渐渐变成哭诉，副官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韩德勤的告急电报到何应饮的办公桌上，已是12月3日。何应钦阅后，并没有过分为韩德勤上火着急，而是立即绷紧了一根十分敏感的神经。当他把苏北战事同皖南北移进行联想分析之后，发觉如果新四军经苏南北渡，势必增加对韩德勤的压力，遂提笔在此件上批道：

“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景盖胝丈弦馑俪饰�座核示。�?

无疑，叶挺、项英的心中又笼罩上一层阴影。

12月7日，蒋介石得知韩德勤受损。

他拿起军令部于上月14日拟定上报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沉思良久后提笔批道：“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日期当略暂缓，须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故本计划可暂缓下令。”

12月8日，蒋介石令何应钦、白崇禧发出“齐”电，重申“皓”电立常9日，蒋介石发出“佳”电：

“限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至1940年12月31日前必须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新四军限于12月31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并于1941年1月底前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掏出手绢拭去额头上的汗珠，继续向蒋介石慎述己见：“委座，暂缓下令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恐为不妥，”他又擦了一把汗，见蒋介石微睁双眼并无愠怒之色，便继续说下去，“眼下已近12月中旬，如果命令迟迟下达，恐各部队准备不及。……韩德勤危在旦夕，为避免国军被各个击破和声援苏鲁，使我立于主动地位，实有先行下达命令之必要。”

蒋介石抬了抬头，缓缓地说道：“你可以走了。”

1940年12月10日，蒋介石接受了徐永昌的献计，向上饶的顾祝同发出了特急电报：

（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行规定路线亦可。

（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勿再宽容”，一场精心策划的内战一触即发！

顾祝同接到蒋介石的特急电报后，立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拟定进剿计划。

顾祝同限期赶修重庆至上饶长途载波电话，积极调兵遣将，并决定由上官云相担任前线总指挥。

白崇禧指挥李品仙在江北沿江布防，焚烧渡船，控制渡口，积极策应顾祝同部。

皖南上空，阴霾密布，雷声滚滚，腥风在前，血雨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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