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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40年。
新四军东进北上，在黄桥漂漂亮亮地打了一仗。
史载，陈毅指挥“黄桥战役”，为巩固和扩大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矗
苏北，地处上海、南京、蚌埠、徐州侧背，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质，也是日本侵略军华中和华北两个战略集团的接合部。在苏北坚持敌后游击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黄桥，位于泰县、泰兴、靖江、如皋等县的中心。以黄桥为中枢建立根据地，东可向南通、海门敌占区挺进，北可以与八路军接应。黄桥周围数县物产丰富，人口稠密，对新四军坚持敌后游击战十分有利。
为了贯彻“向东发展”的方针，陈毅、粟裕决心东进黄桥。
敌人的力量显然比新四军强大。
当时，盘踞在苏北大部分地区的是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省保安司令韩德勤指挥的部队。韩德勤是江苏泗阳人，早年曾在江苏陆军小学、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狈フ秸保蔚?师上校参谋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曾率部参加对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围剿”，后来又担任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办公厅厅长、西安行营办公厅厅长等职务。淞沪会战爆发时，他担任第三战区参谋长。1938年1月，韩德勤任第24集团军副总司令，并代理总司令。韩德勤勾结日寇，不断制造反共磨擦，残杀抗日军民。
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不足，也想利用韩德勤的力量来镇压苏北人民的抗日活动。因此，如何对付韩德勤的部队成为新四军贯彻东进北上方针的一个重要问题。
陈毅看到，韩德勤虽然有15万多军队，但派系繁多，各部队之间矛盾很深，难以统一行动。这些军队主要有三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第89军，该军辖第33师、第117师、独立第6旅、江苏省?傅?至第10保安旅。这一部分军队是韩德勤的“嫡系”。
第二部分是苏鲁皖边游击军，下辖第1至第11纵队，共约3万人，部署在泰州及其附近地区。李明杨为游击军总指挥，李长江为副总指挥。他们属于地方实力派。
第三部分是由国民党财政部税警总团改编的游击第8军，由陈太运指挥，名义上隶属于李明扬和李长江，实际是宋子文系统的力量。
韩德勤凭借自己的军队优势，时时都想兼并“二李一陈”。“二李一陈”虽然隶属韩德勤指挥，但对韩德勤的排挤非常不满，他们暗中联合，反对韩德勤。因此，这些军队之间各怀叵测，明争暗斗。
陈毅和粟裕决定利用这些部队之间的矛盾，打开苏北抗战的有利局面。
1940年5月8日，陈毅向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先向省韩下手。”在陈毅看来，惨杀抗日游击队、制造大小血案的韩德勤已成为苏北抗战的主要障碍。要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苏北抗战，必须从韩德勤手中夺取苏北抗战的领导权。毛泽东也明确提出：“陈毅部队，应当加紧向苏北发展”。
陈毅的设想是：第一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应率领主力迅速转移到苏南；第二步：从苏南渡江北上。
5月17、19和27日，陈毅三次报中央和项英，促请新四军军部及皖南主力迅速向苏南转移。
5月26日，党中央致电项英、陈毅，不仅同意陈毅的建议，还明确指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抗日战争的大局，调动军队千方百计地要把陈毅指挥的部队阻止在江南，形势很严重。当时，陈毅所部8个团已有4个团在苏北，江南只有4个主力团，即第4团（其中第1营已随陶勇北渡）、第2团、第3团、新6团。这些部队中除第4团留在苏南协同地方武装坚持斗争外，其余全部开赴苏北。同国民党顽固派压迫新四军的军队相比，江南新四军兵力薄弱。为此，陈毅曾请求从苏北调两个团到江南，以应付顽军的进攻。
中央书记处告诉陈毅：4个团的“主力仍应留在苏北发展但可酌抽一部加强苏南。”
然而，由于形势变化，“酌抽一部”也未能实现。苏北叶飞率领的挺进纵队前有日军、后有韩德勤的顽军，南下增援的八路军一时也上不来，处境也很险恶。苏北的兵力也很单保
刘少奇曾致电中央：“叶飞部队甚为孤立，有被韩军消灭之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陈毅只能把加强苏南兵力的希望寄托在新四军军部的东移上。
但是，项英迟迟不动。新四军军部不见东移，而国民党冷欣的部队正在向陈毅的部队步步逼近。
6月4日，陈毅致电中央，请中央敦促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东移。
6月10日，陈毅再次向中央报告：冷欣部队对我江南指挥部形成大包围，苏南我力量不足不能突破，决心东移，到京沪线大举肃清敌伪势力，然后决定今后动向。
项英却认为，他面临的形势比陈毅更严重。6月12日，项英打电报给党中央和陈毅，说国民党正在增调军队，如果军部向东转移，很可能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转移路线正好在两条河之间，不利于作战，军部只能“待机”移动。
陈毅明白了，依靠新四军军部东移来加强苏南力量的可能性很校在这种情况下，他毅然决定率部东移。
6月15日，陈毅向中央和项英、刘少奇发电报。其中说：
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
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到苏北后，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
这份电报发出以后，陈毅一面命令部队准备渡江，一面欺骗敌人，使国民党顽固派放松警惕。
为此，陈毅让粟裕率领战地服务团的演出队到冷欣的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部进行慰问演出。为了麻痹国民党顽固派，陈毅特地让新婚妻子张茜也一起参加慰问演出。演出前，陈毅又让作战科长吴肃到冷欣的副总指挥部进行联络。
演出队演出时，陈毅却组织部队进行北移。
起初，冷欣得知陈毅派张茜等人一起来演出，以为陈毅的部队不会向江北转移，他也放心了。蒋介石曾经亲自布置，要冷欣把陈毅的主力“陷死”在江南。
当冷欣突然发现陈毅的主力部队要渡江北上时，非常惊惶，连夜调了一个团赶去堵截，加上原来驻扎在茅山腹地的一个团，共用两个团的兵力来拦阻陈毅。
陈毅得知敌人出动，命令新6团配合新4团坚决还击，肃清北上途中的障碍。
新6团得知冷欣又派出了钟钟山这个团来拦阻新四军，指战员们恨得咬牙切齿。原来，新6团在上旬的一次抗日游击活动中，冷欣派出钟钟山这个团秘密跟随，故意引诱日本鬼子来围攻新四军，使新六团遭受严重损失，团长段焕竞也身受重伤。这一次，钟钟山还想演这种把戏。双方一交火，他们又故意往日本鬼子的据点方向撤退。
新四军指战员早已看透了敌人的鬼把戏，战斗中紧追不舍，不让他们有溜走的机会。
钟钟山被逼得无奈，在慌忙逃退中引起了日军的“误会”，部队伤亡了一大批。
冷欣派出的两个团有的被新四军歼灭，有的遭到日军打击，残部不得不退出茅山腹地，再也不敢接近茅山根据地。
陈毅率领部队进抵茅山北麓后，挥戈一转，往东进入了水网地区，避开了敌人的截击。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准备渡江北上时，江北的形势意外地发生了变化。盘踞在苏北泰州地区的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在韩德勤的挑拨、拉拢与威胁下，由中立转向军事反共，集中了13个团的兵力于6月28日凌晨向郭村的新四军发起攻击。战斗发起后，李明扬退避幕后，由副总指挥李长江在前线指挥。
陈毅是在6月28日夜晚得知这一消息的。
当时，陈毅刚由扬中渡过长江，准备连夜赶往郭村。陈毅原以为“二李”的态度尽管有变化，但对“二李”还是可以争取的，原定的“灭敌、联李、反韩”的方针是适用的。但是，当陈毅从苏北来迎接的人员中得知“二李”的十多个团已经包围并猛攻郭村时，马上决定改变策略。
郭村原来有新四军的两个团和1个教导队。6月下旬，李长江要对李玉生的支队用武力解决时，新四军从郭村派出一个团去援救和接应陈玉生支队，因为这个支队原来是由共产党员组织起来的。这样，郭村只剩下新四军挺进纵队主力一团及教导队。面对十多倍于己的敌人的猛攻，形势十分危急。尽管陈毅已经急电命令新四军苏皖支队日夜兼程，赶往郭村，但是，韩德勤也会派主力围攻郭村。
假如郭村失守，新四军北上就会处于被动，部队也要受到损失。
陈毅了解到这些敌情后，退守长江中的新老洲，立即写了两封信派人送出。陈毅当时没有带电台，只好派人送信。
一封信给粟裕，要求粟裕“速派主力部队，克服一切困难，渡江支援”。
另一封信给李明扬和李长江，劝他们悬崖勒马，停火言和。
信发出后，陈毅还在思考。当时，北上的苏南新四军主力已经到达铁路、长江一带地区，那里是日本鬼子的重兵封锁区，国民党第三战区冷欣的部队又在紧紧追赶新四军江南主力。如果郭村的阵地守不住，长江北岸被韩德勤和“二李”控制，新四军江南主力不但无法渡江，甚至会在长江和沪宁路之间遭受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夹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但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要受到影响，江南新四军主力也会遭到难以弥补的损失。
陈毅认为，李明扬和李长江的部队和新四军兵刃相见，不管胜败如何，都有可能使“二李”完全投入韩德勤的阵营，而韩德勤做梦都想实现苏北反共大联合。如果那样，就会增加新四军向苏北发展的困难。
6月下旬，陈毅曾三次急电叶飞，要叶飞避免与“二李”作战，必要时可退守到大桥地区或扬中。但叶飞坚持要在郭村迎敌。挺进纵队的其它负责人也认为，郭村有新四军1个精锐主力团和1个教导队，凭借有利地形有把握抗击“二李”的部队，等待支援。
战斗发起后，驻守郭村的新四军打得十分勇猛顽强。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原局也呼吁“二李”停止进攻，同时命令苏皖支队及江南主力3个团迅即向郭村增援。
郭村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发生了三个情况。一是“两李”内部的女共产党员郑少仪冒着生命危险把敌人的进攻部署送给新四军。二是“二李”下辖的5支队4大队突然掉转枪口，同新四军一起作战。这个大队是由王澄、姚力等共产党员领导的。三是陈玉生支队也回师逼近“二李”部队的侧后。
在新四军指战员的打击下，“二李”的部队三次总攻失败，全线退却??旅在苏皖支队的反击下，被迫北逃十多里。
郭村解围。
7月3日，陈毅赶到郭村。
有的指战员对陈毅讲，我们应该固守郭村，等待八路军第4、第5支队增援。
也有人讲：战斗开始，统战结束。我们应该乘机把：“二李”的部队打垮，一直打到泰州。
是守？是攻？陈毅要作出新的决策。
陈毅与新四军挺进纵队的领导人分析苏北的斗争形势时，认为“二李”进攻郭村主要是韩德勤策划的，韩德勤要借此挑拨“二李”同新四军的矛盾，他可以从中渔利。现在“二李”部队士气低落，韩德勤的主力第89军正在向“二李”部队处集中。新四军怎么办？
如果把“二李”的部队就地歼灭，就必然会造成苏北各派势力联合反共，这不利于发展苏北的敌后抗战。
如果继续在郭村同“二李”的部队对峙，就可能出现韩李联合、再次进攻的局面，这对新四军也是不利的。
如果简单地提出和“二李”的部队讲和，这也会助长“二李”的气焰，“二李”还会强硬要挟，利用韩德勤的支持再次向新四军进攻。
陈毅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指挥新四军乘胜攻取塘头，直逼泰州城下，但不攻占泰州，尔后呼吁“二李”与新四军团结抗日，重修旧好。
陈毅对干部们说：战役和战斗上的胜利，不等于战略上的胜利。新四军要向苏北发展，就一定要打败韩德勤的进攻；要打败韩德勤，非争劝二李”等部队中立不可。现在我们虽然和“二李”打了一仗，但“二李”同韩德勤的矛盾还存在，我们还应该把“二李”争取过来。怎么争取呢？就是再打一仗，打下塘头，打出新四军的威风，让“二李”知道搞反共摩擦要吃大亏。塘头大米多，税收丰富，还控制着我们东进要经过的两条大河。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打进泰州。如果新四军现在打进泰州，就会把“二李”推到韩德勤那里去了。
有打，有收。这是多么高明的策略。
7月4日，新四军一举攻克泰州以西的塘头，打下了距泰州城只有7里路的面粉厂。当时，李长江准备弃城逃跑，李明扬在兴化韩德勤处如坐针毡。当他们得知新四军完全有力量轻取泰州而停止进攻时，又惊又喜，觉得新四军是真心团结他们。
这时，陈毅再次给“二李”写信。“二李”的态度有了变化。
陈毅电告党中央：“虽省韩派兵并接济两李饷弹，鼓励两李再打，两李已觉悟不受其利用，认清我们不攻击泰州符合中央七七宣言。”
谈判中，新四军提出送还全部2000多名俘虏及大部分枪支，归还原来由“二李”防守的郭村、塘头等地；“二李”必须让路帮助新四军东进。
得知这么宽厚的条件，“二李”起初很兴奋。但是，当他们知道韩德勤的4个团和保安旅的3个团进至泰州及其附近时，“二李”的态度又强硬起来，提出要让陈玉生、王澄等部队“返部归建”。
对此，陈毅坚决不同意。
当时粟裕已率领江南主力于7月8日到达苏北，苏北新四军连同陈、王等的部队已有9个团的兵力。陈毅和粟裕经过研究，向“二李”表示：新四军东进以后，可以把每月收税5万元的吴家桥一带根据地让给他们。
这着看似“慷慨”的妙棋，实际上是为了高度集中兵力。
新四军让出吴家桥，可以不再分兵驻守。
“二李”见此，欣然同意协助新四军东进黄桥。
郭村一战，孤立了韩德勤，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为进军黄桥、打开苏北敌后抗战的局面创造了条件。
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渡江北上后，于7月奉命改称苏北指挥部，先期北上的部队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合编，成立第1、第2、第3纵队，共辖9个团约7000多人。
黄桥周围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日军兵力也比较薄弱。江北新四军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便于控制长江通道，便于向南通、如皋、海安、启东发展，也便于同江南的新四军相呼应。新四军东进黄桥，势在必得。
7月14日，陈毅打电报给新四军军部，请转告中共中央及重庆周恩来处，决定部队整顿一星期以后即向东挺进，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
7月25日至28日，陈毅率领所属部队从泰州以西直下黄桥。新四军经过“二李”的防区时，李长江果然命令部队朝天放枪，给新四军让路。新四军通过以后，李长江却向韩德勤报告：缪湾一带发生激战，新四军“伤亡惨重”，一部绕道东去。
韩德勤也同时收到了驻黄桥的保安第4旅旅长何克谦的报告，说新四军1000多人已经从宣家堡“东侵”，韩德勤马上命令何克谦和陈太运“各派精锐部队一大部迅即前往包围而歼灭之。”
对于何克谦和陈太运这两部分敌人，陈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陈太运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期毕业生，又是国民党军统局的核心组织“复兴社”的成员，他的部队连以上军官都是军校生。这路敌人虽是国民党的顽固派武装，但他们同韩德勤的矛盾很深，陈太运一度被韩德勤软禁在兴化，只是在他人的帮助下才逃出来的。陈毅认为，可以把陈太运指挥的税警总团争取为中间势力。因此，当税警总团拦阻新四军时，陈毅命令部队只要把他们击溃就可以了。
可是这些敌人战斗力弱。新四军同他们交火时，还是歼灭了陈太运的一个营，抓了不少俘虏。战斗结束后，陈毅马上命令遣返全部被俘的官兵，送还枪支。
何克谦的保4旅与日伪军勾结，新四军早就要打他们。战斗中，新四军迂回包抄，追击突破，一举歼灭其主力2000多人。
29日凌晨，新四军进占黄桥、蒋垛、古溪、加力等地。
这一仗，陈毅区分对象，打得得心应手。28日夜晚，进占黄桥的战斗正打得激烈，陈毅和叶飞轻松自如地在老叶庄挥扇谈心。
8月2日，陈毅收到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的身份发出的电报，称：苏北各部队将来由你担任战役上的统一指挥。当时，苏北除了陈毅率领的新四军部队外，还有八路军南下的部队和渡河东援时的4、5支队。
新四军进占黄桥以后，连续打下了靖江东北的孤山、西来镇等日伪军据点，粉碎了敌人的报复性“扫荡”。正当新四军准备进一步扩大战果时，韩德勤却集中了20个团的兵力举行大规模的摩擦战争，进行粮食封锁，企图趁新四军在黄桥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消灭。
9月3日，韩德勤命令部队分两路南犯。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等的部队为右路，在姜堰地区集结；第117师、独立第6旅、保安第1旅等部队为左路，在曲塘、吴家集、海安地区集结。
两天以后，左路敌人侵占营溪，并开始对古溪进行试探性的进攻。这时，陈毅主张新四军撤出古溪，再退10里，这样就可以诱敌深入，迂回包围。但是有人认为韩德勤进攻的部队不多，完全有把握歼灭当面之敌，不必再退。
9月6日，新四军一举将保1旅击溃，俘虏1000多敌人。但是由于少退了10里，部队迂回未成。战斗结束后，陈毅等人决定把被俘的保1旅副旅长以下1500多人全部释放。
这是陈毅为争取保1旅中立打出的一个智慧之“球”。
当韩德勤发现新四军实力强大，强令保9旅严密封锁新四军的粮食来源，强令李明扬和陈太运的部队向新四军进逼时，陈毅又采取了软硬两种攻势。
软攻势是舆论宣传。陈毅抓住韩德勤封锁粮食这一不得人心的做法，向各方中间势力写信，说明韩德勤进攻与封锁新四军的真相，进行舆论宣传。这一做法非常有效，当地各界人士奔走呼吁，连李明扬也答应进行调停。许多人都说，封锁粮食是“饿了老百姓，肥了韩德勤，难了新四军，帮了日本兵”。
硬攻势是武力打击。陈毅决定用两个纵队的兵力攻打右路敌人的集结地域姜堰。姜堰的敌人修置了36座碉堡，还摆出了电网地雷阵。9月12日夜晚，新四军指战员巧妙地用自行车内胎裹住马刀柄，斩开电网，打开了突破口，经过一天激战，攻占了姜堰，歼灭了1000多敌人，也打破了粮食封锁。
陈毅软硬两手都达到了目的后，再次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韩德勤却要新四军退出姜堰作为停战条件。
韩德勤认为，新四军决不会退出姜堰，他就能以此为借口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哪知陈毅早已料到这一手，当即决定接受韩德勤的条件，新四军于9月30日撤出姜堰，姜堰的阵地交给李明扬、陈太运的部队接管。这么一来，韩德勤同李明扬和陈太运之间的矛盾又加深了。
新四军撤出姜堰之前，陈毅派人送给李明扬和陈太运的部队100多条步枪和几挺轻机枪，并转告他们：如果韩德勤战胜了新四军，回头就会收拾他们。这正是李明扬和陈太运等人最担心的。李明扬和陈太运都向陈毅表示不再参战，并为新四军提供情况。
韩德勤得知陈毅把姜堰阵地交给了李明扬和陈太运，非常恼怒。他一面向国民党军委会告状，又用优势兵力来压迫他们参战，一面又给“二李”10万元钱，进行拉拢，命令左右两路军队与新四军决战。在这种情况下，陈毅决定采用后发制人的策略歼灭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
黄桥决战是惊心动魄的。
10月1日。
韩德勤的部队齐头并进，向黄桥攻击前进。黄桥外围新四军的警戒分队进行了一定的抵抗以后，主动撤退。陈毅的意图是诱敌深入，掩护主力集结。
韩德勤果然上当，继续命令顽军向黄桥前进。
陈毅坐镇徐庄，泰然自若。粟裕到黄桥前线指挥。
10月3日。
韩德勤的部队进抵黄桥外围。
八路军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率领纵队主力驰援黄桥作战，开始南下阜宁、盐城。
延安：中共中央向重庆国民党当局提出：“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短短16个字，对蒋介石和韩德勤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威慑作用。
10月4日。
敌第33师经分界向黄桥东北进攻。第117师在野屋基、何家塘一线进攻黄桥，独立第6旅也从高桥北面进攻黄桥。枪声一响，苏北各种势力都密切注视着黄桥决战的胜负。李明扬“谢绝会客”，中止了同新四军代表的见面。但是，新四军黄桥大胜以后，李明扬又开始“会客”。
陈太运派专人到通扬运河堤上，向南眺望黄桥的战况。
伪军据点里的汉奸也密切注视着黄桥的战斗。
陈毅分析了全局情况，决定先从独6旅下手，迅速歼灭敌人。
独6旅是韩德勤的主力。当其先头部队接近黄桥时，后尾脱离高桥，3000多人形成一路长蛇阵。前线指挥员粟裕根据陈毅的决断，采劝黄鼠狼吃蛇”的办法，指挥部队激战3小时，全歼该旅3000多人，中将旅长翁达被迫自杀。接着，新四军第1、第2、第3纵队将敌第33师和第89军军部包围于黄桥以北地区。这路敌人人多武器好，战斗很激烈。陈毅向党中央和叶挺、项英报告的电报中说到，黄桥“空前恶战”，“攀登屋顶顽固抵抗拼刺刀七八次”，“我一、二、三、四、九各团进攻凶猛，刺死敌官兵在千名左右，敌胆始寒”。
6日凌晨，战斗基本结束。敌第89军军部及第349旅大部被歼，军长李守维中将在逃跑时被敌兵拥入河中淹死。韩德勤见大势已去，率残部千余人逃回兴化。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更不敢轻举妄动。
黄桥一战，陈毅指挥新四军歼敌11000多人，乘胜连克海安、东台。14日，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5纵队在东台县白驹镇与陈毅、粟裕指挥的新四军部队胜利会师，从而基本完成了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
11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
黄桥决战大捷，陈毅欣喜地赋诗一首：
10月9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打电报给刘少奇、陈毅、叶挺和项英，其中指出：
陈毅同粟裕在黄桥同国民党顽固派激战时，新四军军长叶挺正在皖南泾县同日本鬼子作战。
当时，皖南的日本侵略军调集重兵，又一次进行残酷的“扫荡”。从繁昌、南陵出动的5000多日本鬼子在航空兵的配合下，分兵向泾县扑来，企图围歼新四军军部。
敌情十分严重。叶挺身边只有驻在云岭北面的第1团和军直特务团第1营的200多人，教导总队的千余名学员，但叶挺对打击日本鬼子显得很有信心。叶挺当军长已有3年，时时都有一种上前线奋勇搏杀的心情。这一次日本鬼子来“扫荡”，他毫不犹豫地亲赴前线，往日那种胜利的喜悦激起了他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激情。
部队集合好了。叶挺走上讲台，扫一眼会场，问：“你们知道今天是开什么会吗？”
“动员大会。”大家一齐回答。
“为什么要动员呢？”
“要打日本鬼子。”
“打鬼子要勇敢，会流血牺牲。大家有决心吗？”
“有!指战员们的喊声惊天动地。
“好！新四军是抗日的一面旗帜，我们一定能粉碎日本鬼子的‘扫荡’。”
动员结束后，叶挺又到预定战场指挥大家构筑工事。忽然，叶挺看见了上次带他们到湖南学爆破技术几个人，于是几步走到近前，说：“哟，刘奎，你现在是爆破专家了吧，你们要好好教大家埋地雷，把学到的技术都用上。”
10月2日，日本鬼子从戴家会、三里店向南进犯。新四军将士利用连绵起伏的山地预设埋伏，节节抵抗，在龙洋岗、凤凰山、台山等地有效地杀伤敌人，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仅仅20华里路程，日本鬼子整整行进6天6夜。
7日傍晚，日本鬼子进入汀潭。但是，不等敌人站稳脚跟，叶挺亲自指挥从中村、茂林赶来增援的部队，把鬼子赶出汀潭。此时，这路敌人离云岭只有7公里，却不敢再向新四军军部前进，在新四军的连续打击下被迫转向青弋江西岸的泾县县城。
9日，日本鬼子在泾县城内到处放火，还烧毁了著名的泾县宣纸厂的一些厂房。
叶挺率领新四军进入硝烟弥漫的泾县城时，一面组织部队打击敌人，一面调遣人员灭火救灾，还帮助人民群众修复住房，为乡亲们做了许多好事。当地群众专门为新四军举行了一次祝捷慰劳大会，称新四军为“救苦救难菩萨军”。
与此同时，周子昆指挥的一部分新四军，在汀潭东北阻击另一路日军时，经过数日苦战，不但打退了日本鬼子，还乘胜打下了南陵。
这些战斗中，新四军共歼灭了1000多敌人。10月12日，叶挺率领新四军回到军部时，云岭的人民群众敲锣打鼓欢迎打日本鬼子的凯旋之师。第二天，叶挺和项英等人商量之后，亲自执笔写了泾县战役中打日本鬼子的报告，送给上饶的顾祝同，要顾祝同转报蒋介石。其中写道：
日寇自上月进攻苏皖边境惨败后，复自京沪增 兵皖南，本月2日开始，以步骑炮5000余人，配合空军向我进攻。其一部千余人由戴家会犯汀潭，主力由南陵犯三里店。职军当经分别迎击截伏，激战于龙洋岗，凤凰山、台山、大小岭及巨坑等处八昼夜。反复肉搏，纠缠苦斗，战况之烈，前所未有。至7日晚首先将龙洋岗、凤凰山一线之敌击溃，8日晨复将大岭、蜈蚣山之敌全线击溃。敌退据泾县。我跟踪彻夜猛攻，9日晨光复泾县，敌残部向东北溃窜。犯三里店之敌，经我数日苦战，伤亡惨重，向南陵溃退。我尾随猛攻，同日并克南陵。此役毙敌千余，俘虏敌军中并有西班牙人一人。缴获详数正清查续报。
蒋介石很快复电，给新四军“传令嘉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嘉奖”离蒋介石10月19日签发的以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出的“皓电”仅仅只有数日。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与中国的抗日战争息息相关的欧洲战场上，法西斯军队发动了新的进攻，接连占领了西欧4个国家。
1940年5月10日清晨，德国军队在荷兰海岸至马奇诺防线之间地域展开全面进攻，德军的飞机猛烈轰炸荷兰的战略要地，空降兵突然袭击了海牙、鹿特丹等政治和经济中心。荷兰军队遭到德军进攻以后，全线败退，短短几天，荷兰全国陷于一片混乱和极度恐慌之中，威廉明娜女王和主要大臣见德国军队攻势猛烈，荷兰军队无还手之力，竟然登上驱逐舰逃往英国。
威廉明娜女王临走前把荷兰总司令温克尔曼将军叫到跟前，心惊胆颤地说：适当时机，宣布投降。
没有什么适当时机了。
5月14日，德国军队攻占鹿特丹。第二天，荷兰投降。
德国军队在向比利时进攻的同时，也向卢森堡发起突击，人口只有30万的卢森堡面对强大的德国军队的攻势，不战而降。
5月14日，德国军队通过阿登地区以后，又从法军两个集团军之间的结合部色当强渡马斯河，再以每昼夜20至40公里的速度向西挺进。5月20日，德国军队占领阿布维尔，德军的快速部队第二天就到达英吉利海峡沿岸，分割了英法联军的战略正面，封锁了加来海峡。这一招十分厉害，英国和法国的33．8万军队不得不由敦刻尔克从海上撤退。这次撤退，仅仅英国军队就丢弃了2400门火炮，700辆坦克，8000挺机枪，226艘舰船。这就是西方称之为“战争史上一大奇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然而，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欲望远远没有满足。6月3日至4日，德军航空兵大规模袭击法国各机场和重要目标，摧毁了900架法军的飞机，掌握了制空权；地面部队在180公里的正面上分两路向法军发起攻击。意大利政府见德国法西斯胜利在望，乘机对法国宣战。意大利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侵占法国。6月11日，法国政府迁出巴黎。3天后，德国军队未经战斗就进占巴黎，巴黎城著名的艾菲尔铁塔上挂起了法西斯德国的旗帜。
6月22日18时50分，法国和德国的要人来到法国东北部康边森林中，法国全权代表查理·享茨格将军和德国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走进一节车厢，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法国政府投降。
战争就像一个大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也是在这节车厢中签署投降书的。
这时候，北起挪威、南迄西班牙的全部西欧海岸，都被德国军队控制，英国陷入了三面包围的困境。
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欧洲战场的侵略行径刺激了日本侵略军。就在德军占领巴黎的前一天，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湖北省的一个重要城市——宜昌。
蒋介石感到十分震惊的是，日本侵略军占领宜昌以后，又派出空军和海军的大量飞机对重庆等重要战略目标进行轰炸，其中攻击重庆市军事设施的炸弹就有1万多枚，企图以疯狂的轰炸来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一天，日本陆军的35架飞机和海军的89架飞机联合出击，自16时28分开始集中轰炸重庆市区两个多小时，炸弹落在蒋介石行营附近，一时间，黑烟冲天。
根据日本方面统计，7月中旬，重庆市区遭到轰炸以后损失严重，其中20％的设施遭到破坏，该市经济生活停滞，物价飞涨，人民厌战情绪空前高涨，由于连日长时间隐蔽，不少人患玻
日本侵略军的轰炸一度使国民党上层集团笼罩着一种失败情绪。蒋介石等人也曾经寄希望于美国和英国的援助，然而，英国和美国的决策者们似乎还没有从法国迅速灭亡的恶梦中惊醒过来。
美国和英国暂时没有力量东顾，却又极不希望日本在亚洲战场上继续得势，因而支持中国抗战。
苏联也积极支持中国抗战。
蒋介石看到了美国、英国和苏联支持中国抗战的期望，也想用这种无形的力量同日本政府讨价还价。
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有变化。日本为了巩固其侵华的既得利益，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或稳定在中国的战局，决定：“除继续进行武力战外，应采取断绝英美的援蒋行为及调整日苏邦交等一切政治和军事手段，力求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迫使其迅速屈服”，实现“蒋汪合流”。
冈村宁次称这种“诱降”企图为谋略战。
当日本人伸出诱降这只“手”时，蒋介石并没有拒绝，而是匆匆忙忙地举行长沙会谈，达成了与日本方面代表板垣征四郎的长沙会谈备忘录。蒋介石并不是要走汪精卫的老路，而是借与日本谈判，来压美国、英国、苏联给他更多的援助和支持。
在纵横交错的战争形势中，蒋介石还摸到了一张牌。蒋介石渐渐看到，日本决心南进，要到地球上最大的太平洋上去同美国争夺利益，日军在中国的打击重点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已经不可能对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了。
有了以上3张牌，蒋介石觉得自己正处于“左右逢源”、“待价而沽”的地位。
于是，蒋介石决心继续执行既抗战，又反共的两面政策，这是一种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
于是，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出现了皖南事变，出现了新的反共高潮。
这也是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已久的。
1940年7月1日至8日，重庆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五届第七次全会，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这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又制造了大规模反共摩擦事件，其中一个主要矛头就是企图消灭和驱逐新四军。
蒋介石耍出了幕前和幕后2套把戏。
幕后的把戏是：秘密命令顾祝同和韩德勤调集部队，准备消灭长沙南北的新四军。
幕前的把戏是：在所谓“中央提示案”中，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全部集中到旧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指使顾祝同通电全国，诬蔑新四军“破坏抗战”，大肆宣传统一“政令和军令”。
抗日战争整整4年了，蒋介石又弹起了“统一”的老调。这种“统一”实际上只是要“统一”2个军，八路军和新四军。
但是，这不是普普通通的2个军，而是一支团结抗战的革命力量。
新四军在江南抗日，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抗日。就在蒋介石玩弄“中央提示案”的时候，八路军总部于7月22日向晋察冀军区、第120师、第129师下达了关于击破正太铁路为中心的《战役预备命令》。其中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线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8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似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也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
这一命令表现出了八路军将士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浴血奋战的崇高精神。
这一命令也导演出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那是抗日战争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谁知，当八路军的勇士们在敌后战场同日本鬼子奋勇拼搏时，蒋介石却指使何应钦和白崇禧于10月19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和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了所谓“皓（19日代号）电”。“皓电”除了继续诬蔑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战”、“不服从军令、政令”外，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后一个月内，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从而掀起了抗日战争中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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