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去向何方

12月的皖南，寒风呼啸，一派肃杀。

项英的心情如同这气候一样，凄苦、寒冷。他感到孤独，孤独的心灵在寒风中摇颤。

12月26日晚9时，机要秘书送来了中共中央紧急电报。这电报挟带着窗外的寒意，毫不犹豫地吹进了项英本已寒凉的心胸：

好一个“一年前”，好一个“不执行”。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不堪回首的往事像着了魔一样，迫使项英的目光离开了电文。

一年前，中央指示新四军东进，进入宁、沪、杭三角洲；北移，进入两淮、苏北。然而，一向认为自己颇具战略头脑的项英却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

他认为，东进、北移，有三大不利：

其一，宁、沪、杭三角洲乃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大本营，日军占领上海、南京、杭州后，此处又成为日、蒋、汪的心脏地区，故进入此地区实为愚蠢之举。

其二，此地区为日、蒋、汪三雄必争的经济命脉区，新四军硬要挤进去，必将处于日、伪、顽三面夹击之中。须知经济利益冲突是一切战争的根本动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其三，北进之后，敌后3年游击战争所营造的江南革命根据地、战略支撑点，必将丧失。

项英想到这儿，认为这是以革命利益为重，以烈士的鲜血为贵。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中央的历次批评，只能使他愤慨，却不能使他愧疚。

他耐住性子，把目光重新收回到电文上：

项英刚刚压住的火，被这不啻于训斥的语言重新点燃了！

什么“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

我项英早就提出了决心大、方法明的方略：新四军的真正出路不是东进，不是北移，而是向南！

1938年6月，项英致函陈毅，提出了南进战略的雏型：“我们计划在皖南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以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第三战区落入日军南北夹击的铁钳之中。项英判断，势如破竹的日本侵略军，必然打通浙赣线和粤汉线，以沟通南北之联系；顾祝同的长官部和他的部队，必然向闽、赣、云、贵溃退；驻守皖南的新四军，便可乘势跟进，迅猛发展游击区，在新的敌后——黄山、天目山、武夷山地区大显身手，远征闽、浙、粤，甚至很快就可以恢复当年中央老苏区。长江之南，红旗漫卷，半壁山河，任我驰骋，一部气势恢宏的南进交响曲！

项英的思绪不止一次地在这雄浑的交响曲中激荡。

然而一年来，项英感到，自己像一位被扼住创作灵魂的伟大音乐家一样，去违心地为一些粗俗的歌手操琴伴奏。他感到很痛苦。

寒风呼呼，破窗而入，项英打了个寒战。

他不是因为寒风而战栗，而是在继续看着电文的过程中不寒而栗。

语气之严厉，前所未有！

项英在阵颤中感到，没有办法再拖了。尽管他不愿意离开皖南，但是蒋介石不允许，中共中央不允许。他想起蒋介石的“皓电”、“齐电”、“佳电”，想起了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电文。它们像十二道金牌一样，催他离开皖南。然而，去向何方？

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官郏

客厅里，顾祝同在焦急地等待着叶挺的到来。

前几日，他接到蒋介石的特急密电后，几经考虑，决定把项英请来，当面宣布“委座”命新四军改道北移的新命令。

叶挺与顾祝同、上官云相，同为保定军校六期生。叶挺，广东惠阳人。顾祝同，江苏涟水人。上官云相，山东商河人。虽异地而生，但因当时同为革命派（当时，学生分为三派：革命派和趋向革命派，大多数为同盟会会员；中立派；北洋军阀的反革命派。斗争相当激烈），在同反革命派的斗争中成为密友。上官云相曾因嫖女人受到申斥，有人评价这位花花公子式的将领，一生有三好：好财、好色、好鸦片烟。顾祝同容忍他，叶挺疏远他。

叶挺每到长官部来，顾祝同总是待若上宾，宴请、恳谈、接送，视旧日友情为重，相处甚欢。

可是，今天，皖南上空战云密布，国民党对新四军的大包围已经形成。人虽依旧，但各事其主，顾祝同在盘算，如何与叶挺对话为好。他心里很明白，“委座”对新四军的态度很明朗：不走要打，走，也要打。看来叶挺是凶多吉少。

顾祝同的心情是复杂的，作为老同学，他为叶挺惋惜。一想到同学之间将要兵戎相见，他感到痛心。可是，他自觉无奈，他感激蒋介石对自己的器重，又惧怕蒋介石笑容后面那双阴沉的眼睛。他不禁想起不久前的一个夜晚。

夜幕中，重庆一架军用飞机徐徐降落在上饶的军用机常机门打开，一位戴墨镜的青年军官步下舷梯。他叫宋白升，是军令部长徐永昌的贴身副官。此行的目的是送蒋介石签发的《黄河以南剿共作战计划》的密令。

宋白升带来了徐永昌的绝密信一封：

“绝对保密”，“泄露者可先斩后奏”，“如发现，坚决除之，决不手软”，这阴森森的话语，令顾祝同不寒而栗。他顾不得许多，只是在心中默默地重复着：“老同学，我多次劝你不要跟共党走，可你一意孤行。事到如今也不能怪我了”。

“叶将军到”，随着侍卫兵的喊声，叶挺步入客厅。

叶挺身着笔挺的细呢中将军服，足登闪亮的高统军靴并配以银色马刺，雄姿英发，神采腾飞。顾祝同迎了上去，握手寒暄。

“希夷，这次劳您前来，不为别事，”顾祝同开门见山，“贵军刘少奇、黄克诚部在曹甸又起事端，委座颇为恼火。为防韩德勤再遭不测，特令你部由江南原地北渡，不得由镇江北渡。不知希夷意下如何？”

叶挺听罢一惊，脱口说道：“目前日军已封锁江面，你们是要借刀杀人，把我9000人送到日军虎口中去，这未免太狠毒了吧。”顾祝同见叶挺动怒，连忙站起身来：“希夷兄请息怒，我这不是想问问你的意见嘛。”

“我们要求改道从宣城到苏南。”叶挺不假思索。

顾祝同面带难色：“希夷，依你我之交情什么都好说，可是这条路是委座定的，怕不好改吧？”见叶挺面有愠色，顾祝同又连忙改口，“委座定的这条路你们确有困难的话，我可以将你们的意见转呈何总长和委座，争取改道走苏南。不过有一点请希夷放心，不管贵军走哪条路，我自当确保你们安全。”他见叶挺露出疑虑目光，便把胸脯一挺，“我以政治人格??

叶挺一惊：“用政治人格?"

“咳，你放心，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顾祝同满脸真诚。

“好，墨公，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叶挺话题一转，“另外，我此次来还得要些开拔费、弹药、粮食。”说着，拿出一份《申请军需补给报告》放在顾祝同面前。

顾祝同想起叶挺每次来，不是要经费就是要子弹，便笑道：“希夷，我看你不是军长，倒成了后勤部长了。”话一出口，他又有些后悔。他知道叶、项之间的矛盾，叶是有职无权。但由于叶挺不愿在他面前诉苦，他也就不便言明罢了。

顾祝同扫了一眼申请报告，不由倒吸一口冷气。

……职军每月经费请增至17万元，米贴费增至5万元，并请批准加发医院经费2万元，修械所及兵站经费1万元，共计25万元。

“希夷，眼下国共磨擦日趋严重，拨给新四军一枪一弹都得报告委座，徇不得私情。”顾祝同严肃地说，“我私下给你增拨2万元开拔费。听我一句劝告，赶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不难看出，顾祝同的心情十分复杂。此刻，他想起了进剿皖南新四军总指挥上官云相所报告的徽州会议情况：

与会人员均为师以上军官。剿匪具体安排已定，会后即付诸行动。各路将领宣誓，牢记委座旨训：一网打尽，生擒叶、项。

“一网打尽，生擒叶、项。”顾祝同望着叶挺远去的背影，一言未发。

他曾不断地反省过自我。他知道，他曾有过并且现在尚存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威严和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历史的地位和权力。

他1920年参加革命，1922年入党。在北阀战争开始3年之前，就率领工人武装跟北洋军阀吴佩孚、肖耀南较量过。在党内哪个比他的军事斗争历史更早更长？

他担任过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中国工人运动方面，他位尊至极。他担任过江苏省委书记、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在党内历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在项英看来，党、政、军、工、农，哪一行他都干过，哪一行他都颇具经验。然而，他的历史地位和权力已经和正在发生动遥他想起一个月前那封发自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人事变动，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十分微妙而又十分敏感的事情。

他十分清楚，东南局、新四军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随着皖南部队的撤离，他将永远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感到委屈，感到愤慨。

“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鬼知道，这七大会在什么年月才能召开。即使召开了又怎样？

伟大抱负搁浅，崇高权力丧失。对于项英来说，无疑是一种永远灰暗的无期徒刑。

在人类所有力量之中，恐怕要数求生的力量最为无穷。此刻，项英心中的阵阵寒意，已被一种求生的力量所驱散。求得政治生命的存活，眼下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如何选择北移的路线上了。

他在中央来电的右上角批示：

叶挺端坐在办公椅上，凝视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幅挂轴：

正直之姿，刚毅之色；
琴心剑胆，慧眼柔肠。

下面一行小字：

这是顾祝同送给他的。

“唉，”叶挺长叹了一口气，“慧眼柔肠，这也许是遗传吧。”他想起了自己的幼年。他的祖父叶沛霖，父亲叶承恩极端重视他的道德教育。规范教材就是一本《崔氏家传座右铭》，基本教义就是：“休论人之短，莫夸己之长，施恩不望报，受惠慎勿忘，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虚荣不足慕，古诫勿违抗。”这种幼年教诲犹如刻字在石，终身不忘。它们滋生出他的许多优长，也孕育了他性格的悲剧。

叶挺的目光又移向挂轴，心中在想：顾祝同，但愿你能有正直之姿。

“报告，”秘书走了进来，怯生生地望着叶挺，终于说出了叶挺不愿听又不得不听的话，“项副军长指示，请您列席明日的军分会会议。”

“列席”这个字眼，不止一次地深深刺痛着叶挺那根敏感的神经。军长列席会议！这有什么错？不错，他是军长，但是，他不是党员。这支钢铁军队从它初创时起，就有了一个钢铁的纪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不错，项英是副军长，但是，他是党员，是党的军分会书记。党的军分会会议，非党员只能列席。这怪谁呢？

但是，叶挺确实感到不痛快。项英就是党吗？叶挺总觉得项英的许多主张与中央背道而驰，他，一个脱党已经13年的人，应该怎么办呢？

云岭远离中央，应该说机要科是联结中央与军部的纽带。然而，尽管机要科近在咫尺，一个国民党任命的军长却不能涉足半步。他不能去看一看用叶、项名义向中央发了哪些电报，也不能查一查，中央对新四军的工作有哪些批评和指示。他没有独自发过一份电报，也没有独自收到过一份电报，他不知哪些应该看的他没有看，也不知道中央听到的是否是他的真正声音。项英有时也同他谈中央的指示，但他弄不清其中有几分是中央的精神，有几分是项英的本意。

项英非但不尊重、不信任叶挺，而且在工作和生活上也疏远叶挺。项英开始同叶挺一起吃小灶，不久项英跑到大食堂吃饭，丢下叶挺一人吃小灶。军部的干部也有意无意疏远叶挺。

军部有没有他，一切工作照常进行。除了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外，他变得可有可无。在项、袁、周忙得不可开交之时，他却有大量时间骑马、照像、看书、养狗、陪夫人散步。

按着项英的旨意，原和叶挺紧靠在一起的参谋处，移到了项英住处。一次，叶挺饭后散步路过参谋处门口，从里面传出项英的声音：“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就是延安与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军部与三战区搞统一战线，我与叶挺搞统一战线，团结他一起抗日……”项英的这套统战理论深深地刺痛了叶挺的心。叶挺忽觉一阵眩晕，他感到压抑、苦恼、委屈、痛苦。

于是，岩浆终于喷发。于是，也就有了如前所述的叶军长辞职的历史一幕……

往事如昨，虽几多怨怒，叶挺此刻不再去想。他知道，此刻新四军已危在旦夕，身为一军之长，还是要在军分会会议上作最后的努力。

1940年12月28日。

上午8时，项英来到会场，人已到齐了。

这两天，他是在迷茫、绝望中挣扎过来的。但是，他毕竟是挣扎过来了。他意识到新四军危险重重，更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荣誉将丧失殆尽，他怀着一线希望走进了会议室。人们见他步履沉重，满脸怅惘忧虑，不禁投以同情的目光。

项英像被人窥见到内心深处的秘密一样，勉强笑了笑说：“现在开会，同志们，中央的电报大家已经传阅了。我认为，中央的批评非常及时，非常中肯。今天我们集中讨论一下，到底选择哪条北移路线。”

这个问题近二、三个月来，成了军部领导开会的保留项目。每每讨论起这个问题，总是各说各的，常常弄得不欢而散。然而今天不一样，中央已经提出严厉的批评，况且距蒋介石规定的北移期限仅剩3天。

“先请叶军长发言。”项英以尊重的口吻发出了邀请。

叶挺没有反应，端坐在椅子上，挺拔的身躯犹如松柏，严峻的脸上毫无表情。

项英见状，十分不悦。但考虑到这次会议重要，需要有个良好、和谐的气氛，不宜一开局就僵住，便强忍住火气，转过身来对袁国平说：“看来军长正在思考，国平，你先说说吧。”

“唉，”袁国平长叹一声，“蒋介石、顾祝同逼我们直接北渡，想借日军之手将我们消灭。走其它路线，他们又以违抗命令为由向我们开火。怎么办呢？我想还是分批偷渡，能走多少走多少。”听起来袁国平的话悲观至极。

“这是下下策，”项英有些着急，“要能走早走了。”

“那为什么不走!叶挺已按压不住满腔愤慨，大声说道，“早一、二个月就在铜陵、繁昌勘察好地形，筹集了船只，选好了渡口，完全有把握渡过去，为什么不走？现在，日军的舰艇游弋江中，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我反复考虑，北移路线以向东为最佳路线。”

“蒋介石已下令，不准我们向东，”项英恢复了以往的神气，口气柔中有刚，“如果我们硬要走，他们可以借口我们抗命打我们，况且苏南日寇正在扫荡。”

看来，会议不到30分钟就进入了“临战状态”。为避免像以往那样毫无结果，不欢而散，周子昆站了起来，以平静的口吻向作战科长说道：“志高，这几天敌情有什么变化？”他想把话题暂时引开。

李志高正在考虑自己的想法，冷不防政治部主任点了名，便仓促地说道：“敌情方面没有什么变化，大家知道，北面是鬼子，东面有25师和108师，南面茂林、三溪、旌德一带未发现敌情，只有40师一个营兵力在星潭。”

“那就走这条路，”项英腾的站了起来，大声喊道。这声音仿佛充满希望，听起来就像一个久久跋涉在浩瀚沙漠的人，突然找到甘泉一样，兴奋中挟带着疯狂。

看到周围的人那种惊诧的目光，项英自觉过于失态，便点燃一支烟，以稍稍平静一下难以平静的心情。

他继续说道：“志高的话倒是提醒了我们。既然向东不让走，向北不能走，那么我们就应该向南走。”

“向南，向南!项英如同受到电击一样，浑身在颤抖。两天来压在心头的愁云顿时消失。灵感竟是在绝望中产生的，这灵感如果发展、扩大，就会变成希望，就会成为现实。

灵感，是长期思索的结果，是长期积淀的能量喷发。

“同志们，向南走，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向苏南转移。”项英坚定地说着，出现这种念头，连他自己也觉得过分突然。

“这条路重庆、延安都不同意。”周子昆平静地提醒着项英。

“向南，这条路线我们曾经研究过。”项英继续说，“蒋介石逼我们向北，目的有二，一是避免我们增强对韩德勤的攻击力量，二是想让我们在日军的炮火之下葬身江底。可是，我们偏要向南，他不打，我们安全，他要打，我们就到黄山、天目山打游击去，开辟一个新天地。责任完全由蒋介石负。”项英仿佛看到黄山山脉中新四军健儿的战斗身影，仿佛看到自己仍以新四军政委的身份去出席党的七大。没想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南进计划竟在绝望中再生！

“向南，看起来安全主动，实际上危险最大。”叶挺铿锵的声音把项英从幻视中拉了回来，“去上饶找顾祝同谈判的时候，我和志高同志顺便勘察过这条路线，群山之中，要隘遍布，包围容易突围难……所以我考虑还是应该向东。”

“对，”周子昆附合道，“我看军长的想法比较稳妥。”

人的情绪非常古怪。心理学分析表明，逆反心理不仅仅易产生于青少年，更容易产生于重权在握的高层领导人中，他们的任性与固执，是权力与尊严的象征。如果叶挺、周子昆一致同意向南，项英很可能提请大家，研究一下不利的条件。然而现在，叶、周的反对，反而使项英下了决心。他看了一下手表，已近饭时，便宣布会议休会，下午继续进行。

南进计划峰回路转，曙光在前。项英带着无比的畅快离开了会常他心里很清楚，项英决定的事情现在已经无人敢推翻了。能够和他直言相抗的陈毅走了，敢与他据理抗争的张云逸、邓子恢和谭震林也都走了。使他最为恼火的是叶挺，但叶挺有个弱点，不是共产党员，不具备与他抗衡的条件。

既然向南，就应该把南线的情况再进一步了解一下，项英懂得，情况越明，决心才能越大。于是，他拿起电话，接通了侦察科，询问南线茂林地区的敌情变化。一位侦察参谋回报：派出的侦察人员尚未归来。

三天前的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使上官云相从梦中惊醒，第三战区参谋处长岳星明压低嗓音，十分简明地通报：据可靠消息，某方将有突然行动，为防不测，顾长官命令，速作准备，各防堵部队均进入临战状态。

上官云相感到事情非同小可，遂紧急部署，拟就电文，连夜发出：

世引

方日英接电后，清点人马，风雨兼程，沿青龙山脚，直奔星潭……

云岭。

下午，军分会会议复会。

项英脸上泛着红晕，清了清嗓子继续主持会议。看得出来，他的情绪比起清早来要好得多。

“同志们，现在继续开会，”项英环顾一下四周，发现周子昆没在会场，便转身询问李志高。李志高回答：“周副参谋长因病缺席，他有些发烧，回去休息了。”

项英心里一沉，有些不悦，但转而又觉得轻松起来。周子昆病假缺席，更没有人兴风作浪了。于是，他稍稍提高了嗓音：“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如没有意见……”

“咚咚咚!叶挺的手杖在敲击着地板，这敲击声打断了项英的话。叶挺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我不同意，向南取道茂林，是犯了兵家之大忌。《孙子兵法》说的好：‘凡兵，以正合，以奇胜’。顾祝同、上官云相，在东面屯兵严阵以待，而在南面却留一个营兵力。这是诱我们上钩。如果我们向南，他们的机动部队方日英部会出奇兵至茂林、星潭一线，打我们伏击。况且，南面山多河流多，军部机关目前病号增多，宣传部长朱镜我胃出血，组织部长李子芳刚动过手术，还有一些女兵没有经过严格的山地训练，走山地一定有很多困难。”

叶挺话音刚落，会场开始乱了起来。项英有些不耐烦，大声说道：“山多有什么不好，我们新四军就是靠‘山’起家的，现在怎么怕起‘山’来了。只要顾祝同朝我们开枪，我们立即分散打游击，再当几年山大王有什么了不起？!他看了看手表继续说道，“中央要我们自己制定方针，一再批评我们行动迟缓，同志们也说北移路线制定得越快越好。现在时间这么紧迫，会议不能开得太久。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们就决定走南线。大家看什么时间出发为好？”

与会者再一次领略了项英这种独断专行的作风，会场沉寂了。项英见大家不表态，便果断地说道：“我看，先让大家安心过个新年，元月2日、3日作出发准备，铜陵、繁昌前线各部队秘密集中到云岭、北贡里地区，元月4日出发，各部队由原地突然南进。”

“我想，是否先呈报中央，”袁国平提出建议，“待中央批准后……”

“给中央的报告晚上即可拟出，”项英打断了袁国平的话，“我看中央不会不同意的。”项英看上去胸有成竹，但心中却在盘算着如何向中央报告。

开了一整天的军分会会议结束了。

周子昆躺在床上。他感到头痛眼晕。军分会会议那种气氛仍在眼前萦绕。

参谋长走后，他实际上担负着参谋长的重担。可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尤其是重大军事问题上，他却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力。他曾感到过压抑，但又时常告诉自己，要全面地看待每一个同志。他觉得，项英同志的家长制作风是很严重的，这与项英同志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但是在中国这块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土上，家长制作风已经植根于很深的土壤之中。况且，家长制作风的形成也是有着许多因素的。项英同志在新四军中的崇高威望是人所共知的。他平易近人的群众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曾使许多战士感动。几年来，他把自己的薪水全部交了公。每天勤劳不倦地处理着繁杂琐碎的公务，事无巨细，每必躬亲，从未有过完整的睡眠。新四军组建以来，项英同志几乎拿出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把那些来自八省的“山大王”们改造成为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很强的正规部队。战士们爱戴他，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这种爱戴，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就必然形成独断专行的领导作风。

周子昆尽量用公正的态度去评价项英，他希望项英在新四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能够拿出一个极其负责任的北移计划。然而，当他了解到下午军分会会议情况及最后的决定时，不免生出几许失望。

12月29日晚，侦察参谋将一份侦察报告呈在项英面前：

项英扫了一眼，不屑一顾：“一个小小的40师算得了什么，南线行动不变。”他在专心思考如何向中央报告。12月30日，李志高将拟好的行军路线图交给了项英，项英指示：请军分会成员及军长传阅，暂不报中央。

1941年1月1日，在千家万户辞旧岁的欢声笑语中，项英终于起草了给延安的电报。

电报以新四军名义发出，即没提28日军分会会议这样重大的问题，更没提最关键的路线问题！

项英在搞文字游戏，与中共中央开了个大玩笑！1941年1月3日，毛泽东、朱德联名致电叶挺、项英：

项英阅后，欣然提笔，在电文右上角批道：

叶挺终于看到了非常有限的中央来电，然而，他却非常失望。

中央复电已喻晓全军——军部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