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红遍了。可是，它的市民们却还没有见到这位改变北京颜色的著名丹青妙手。他真的存在吗?一些信息不灵的人们这样问。国民党军队收编7周以后，毛泽东还没有到京。一些知情人猜测，是因为1918-1920年的北京冷遇过他呢，还是他已决定把他的政权安扎在别的什么地方?

　　然而1949年的一天，小街小巷传来了一条消息，毛泽东正在来北京的路上，他的飞机刚从石家庄起飞，将于3月23日到达北京。石家庄在北京160公里以南，是解放军攻克的华北第一座城市。从河北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我们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都应当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他所说的这一历史典故中的农民起义领袖曾试图在1644年建立一个王朝。
　　《人民日报》发表了它的第一份号外:“毛主席已抵达缎京。”报童们用高嗓门喊着。标题是四英寸的红色字体。路人红纷抢购，仅仅45分钟的时间报纸一售而空。
　　进步人士和左派人士为形势的变化欢欣鼓舞，富人则担惊贾怕，人力车夫平静地谈论着将来的前景。每个人都在谈论毛润东，他的性格，他的权位。在北京大学，一位姓郭的勤杂工回忆起一位图书管理员:“他就在这间房子里，就坐在那张桌子旁边整理报纸杂志……”姓王的管理员盯着那地方，“是的，我想起来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到现在有30年了，从照片上看，他现在胖了点儿……”

　　他们俩一起上楼，去看一看毛泽东在业余时间读书的阁楼。

　　郭用扫帚把指着说:“就是这里，30年前他就坐在这把椅子上。有时候，一读就是一整天呐。”

　　王管理员对着天花板感叹:“当时谁知道啊?"也许他希望在1920年应该对毛泽东好一点，应为他读书提供一些帮助。

　　王管理员是对的，毛泽东是胖了一些，“你胖了。”四年前见过毛泽东的一位来访者对他说。“反动派把我变瘦了，”毛泽东带着胜利者的幽默说，“现在他们被打跑了，我又长胖了。;has}睡觉是一个因素，他睡觉睡得早的时候就会发胖。
　　当长沙被人民解放军攻克后，一封祝捷电报送达毛泽东的手中。电报是杨开慧的哥哥发来的。五天以后，毛泽东回复了一封简函。他告诉杨家一些家事，毛泽东和杨开慧生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在北京。毛岸青在上学，毛岸英在中央机关从事俄语翻译工作。“他们很想看外祖母。”毛泽东又加了一句。[绷隔年，毛泽东安排他的两个儿子回湖南，但不是同行。毛岸英于1950年回到湖南，毛岸青在1951年才回去。他们来到母亲的墓前志哀，拜访了杨家的人。毛泽东还和陈玉英取得了联系。他在长沙清水塘和杨开慧一起生活时，陈玉英是他们家的保姆。毛泽东曾四次邀她到北京，每次都花很长时间单独陪着她。
　　毛泽东没有去感受北京街头的热烈气氛，他径直来到香山双清别墅—带着他的书、烟卷、卫士、旧衣物等用品—住在那里。香山位于城西，那里更安全。后来，他于1949年冬末至1950年出访莫斯科归来，就迁址被环绕宫殿的红墙隔开的紫禁城。他的住所名叫菊香书屋，在松柏掩映之间，其卧室像个舞厅。
　　把家选在这里的确有眼光。在其后的几年中，北京很多旧建筑都进行了修整。城墙、城门都像演出后落幕一样推倒在地。工匠们不再制作艺术品，而是被派去制作肥皂。几乎所有的外国使节都被要求搬出原使馆区优雅的住宅，到闭塞的郊区建造新馆。

　　然而，毛泽东没有建造斯大林式的小别墅，他住在过去皇帝曾经住过的地方。

　　“房子”是明代建筑的楼阁，坐落于王朝的心脏紫禁城一个静僻的角落。金黄色的琉璃瓦顶掩映在绿荫丛中，红色的立柱像卫兵一样立在那深棕色的木墙周围。

　　毛泽东住房窗外的青铜雕龙，张着大嘴，像是诉说着从过去到现在的经历，在1949年的北京没有人能在此中听到龙吟。汉白玉台阶一直延伸到宽大的田字型琉璃门下，门内用下垂的窗帘遮住。

　　这地方是中南海。毛泽东站在他的前门可以看到鱼儿游动的清澈湖水。

　　房子里简朴而雅致，毛泽东不喜欢花或其他的装饰品。高高的屋顶有一种阴森的气氛。高大的窗户投下的光线像是教堂一样。木雕屏风和丝绸帷帘显示出一种淡雅的情调。像街灯一样的大吊灯挂在距沙发i0英尺高的地方。书籍横着堆放在一起，中国古书都是这样放法。书籍中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可能这是毛泽东不时攻读英语的工具书。

　　一只茶杯和一只放大镜置在毛泽东那罩着台布的书桌上。

　　木床的一边，一条长凳上是很厚的一振书}so}，另一边是痰盂。

　　衣服挂在衣架上像是医生的白大褂。窗户外是一小块菜地。毛怪亥亦黑老间颗或伏熹时一常去照料地里的菜豆。这是皇帝所没有做过的。

　　毛泽东那心灵的眼睛一定急速地浮现起“解放”的一幕幕场景。谁在他家乡韶山的农舍升起红旗?长沙《大公报》是怎样辩论的?人民解放军经过龟山和蛇山攻克武汉时的情景又如何?
　　解放很快就成了过去的回忆。“中国共产党掌权”对世界的“解放”具有崭新的意义。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卸去脊梁上因袭的负担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后的评价就要看他在办公室里会为中国做些什么。

　　“是这些破衣烂衫的泥腿子改变北平，”毛泽东在取得政权时也在沉思，“还是北平改变泥腿子?”

　　1949年5月，表明是新中国新闻处起草的社论以上海解放的名义发表了，毛泽东亲笔加写了一句:“外国政府必须从过去制定对中国外交事务的错误政策中吸取教训，对中国人民采取友好政策。”是年中，毛泽东派遣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去上海送一封专信给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遗婿她被邀请北上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写于6月19日的信谦逊而恭敬。两周之内，宋庆龄于7月1日对毛泽东发出悦耳之言，祝贺共产党人“从泥腿子成为最高领导”，并祝贺他们“英雄的长征”。得到宋庆龄的评价，毛泽东说:“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出色地完成了上海之行的任务。”

　　也许1949年这一年真的是毛泽东的生涯中的分水岭—一种民主比他性格的二重性更为重要—因此之故，那与之俱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便等着他。所以，“革命的理想主义”是在“政治的现实主义”的控制之下。不过，往后的年头基本上与这些任务相反。毛泽东总是经常反对他自己。奋起而斗:“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f37
　　毛泽东下了一道批示。于是政府不顾繁忙的公务，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为之题写了碑文，他以常见的纪念战争英雄的风格写道:“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碑文首先向“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致敬;接着的第二段颂扬了“三十年以来”的斗争。

　　毛泽东感谢那些“一千八百四十年的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雄们……，，最有意思的还有第三段:毛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毛泽东把鸦片战争作为革命的起点，他想到的不仅仅是3年的反蒋，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30多年的历史，而且想到了中国百多年来屈辱的历史。

　　共产党的时代不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孤立的片段，而是整个反帝斗争的高xdx潮。我想，任何一位毛泽东的同事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碑文。镌刻着毛泽东所书碑文的花岗石纪念碑，屹立在占地98英亩的坦荡荡的天安门广场，成为毛泽东为中国历史篇章留下的证言。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回忆起他学生时代崇拜的英雄康有为—他曾在1911年提出要康有为任总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s7毛泽东找到了这条路。他以一个归复马克思主义者的口气说:“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一种工具，用来实现像中国的山川一样古老的梦想。

　　康有为认识到了这个目标，毛泽东则实现了这个目标。毛泽东是跟马克思的，而康有为是尊孔夫子的。康有为相信，如果正确地去解读的话，现代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在儒家的学说中能找到。毛泽东则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过去确实存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之前，这一目标无法实现，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

　　莫斯科肯定感到震惊。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从它在欧洲体系中拿出来，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并给它一张中国的出生证。

　　毛泽东把西方还置于其自己的位置上。“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6]，他宣称，中国文化超过西方任何时期的文明。“艾奇逊之流”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毛泽东称之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l0

　　1949年中期，毛泽东有些焦虑地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e]农村的日子伴随着扛枪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摆在面前的是新的问题:编制预算，地区间的争端，军官们之间的斗争，官僚主义纷至沓来，以及随胜利而来的道德上的问题。

　　这段时间毛泽东的任务很明确。一些地区的残敌要肃清。还有“未解放”的地区台湾和海南岛—一个盛产香蕉、靠近越南而和风习习的岛屿，以及西藏。一些边疆地区还处于混乱状态—它们与新政府的关系不密切—这是殖民地时期留下的后遗症。

　　置斯大林的强调于不顾，毛泽东绝不打算触及香港，这只金鹅还可以给大陆下很多蛋，再说香港处在大陆的环抱之中。

　　生产力非得大大提高不可。中国处于战乱之中已有12年，而且多年前就处于半战争状态。工厂破败不堪;运输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简直是一个笑话;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实际上还没有钢铁生产。
　　5.5亿人口要进入一个新的组织网络，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很棘手的问题，因为中国大部分地区仍被某种神秘气氛所笼罩。在这张白纸上没什么可写的—毛泽东把中国民众比作一张白纸。毛泽东遇到了难题。再说，这张白纸在这位书法家面前并不是纹丝不动的。

　　要使中国启动向前，毛泽东需要调动社会所有方面的力量。在他第一届政府的24位部长中，有11位部长不是共产党员。在中国第一个宪法的起草过程中，有14个政党的成员参与其中。在1949-1950年间，毛泽东几乎没有责备过人。
　　只要细心阅读毛泽东写的东西便知，“新民主主义”是他对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的称谓。(9J在这一时期，私营企业可以和国营企业并存。
　　但是，他的“新民主主义”只是指一个阶段，而不是新社会的固定模式。他绝不隐瞒，随之而来的是向“社义主义的过渡”。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要达到一个阶段的目的。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内容丰富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这种过渡方法。一方面，在谈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毛泽东用“人民”来代替“无产阶级”。这不是变换手法。毛泽东的革命比列宁的革命有更广泛的意义，其理由是明显的。中国共产党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是因其敌人大多不是中国人。“人民”是与“帝国主义”相对而言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所说的“专政”也不是原文照搬马克思的意思。他的取意是将之作为重新铸造中国社会的一种方法。他很从容地宣布:“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关键在于，由于时间不同，“人民”的含义也就有所变化。
　　毛泽东的阶级目标也非常明确。开国庆典由他升起的国旗上，红色的旗面点缀着五颗黄色的星，有一颗星比其他的星都大。天安门广场上闪耀的这五颗星代表着毛泽东所指出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互相合作的五个阶级，但是最大的一颗星代表无产阶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以后，毛泽东打点行装准备作第一次出国访问。他要到莫斯科去拜访斯大林，以示中国确实要“一边倒”。他的上层同事们10多年前大都去过苏联，他认为已经准备就绪，应该到共产党权力的源头去看看。毛泽东，这位56岁的马克思主义者，5.5亿东亚人的首领，要去与斯大林谈论未来。70岁的斯大林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教皇。
　　从莫斯科返回紫禁城后，毛泽东可能对自己写作《别了，司徒雷登》感到后悔，因为这次到寒冷的苏联首都所作的是一次不愉快的访问。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斯大林不愿意签订条约，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我最终还是签了。;(tol

　　在莫斯科，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他没有兴趣欣赏苏联人的芭蕾舞，也吃不惯在中国人看来是半生不熟的厚厚的鱼片和肉片。

　　毛泽东面对的是斯大林的傲慢和妄自尊大，斯大林还没有摸准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分量。ytl“又一个铁托”，这是这位苏联领袖在1949年对毛泽东的诅咒，他还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心理上的焦虑—而不是俄罗斯的甜菜浓汤和伏特加酒—使毛泽东在重压之下又一次病了起来。(tzl
　　斯大林对中国的兴趣，和毛泽东对中国的命运的看法并不一致。斯大林把社会主义中国看作是新人校的小学生，他要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班上给它找一个位置，与波兰、匈牙利等国家在一起。他希望新中国像东欧一些国家一样敬重苏联这位长者—并且有所进贡。

　　毛泽东认为他的革命是独特的。他感到，他开的这一枪会在欧洲以外的整个世界回响几十年的时间。要让他把自己对中国的自豪感与复杂的世界局势—这不是蒋介石的世界—相一致颇非易事。

　　斯大林让毛泽东像一名小听差一样地等候着，他好多天不见毛泽东;又因斯大林不允许其他的人与毛泽东交谈，所以没有一个苏联人敢去看望他。毛泽东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曾有一次威胁说要打点行装回国。

　　毛泽东从他的东道主那里只挤出3亿美元的贷款(为期5年)，中国以原材料和中国货作为偿还，外加1%的利息。这大大小于莫斯科给波兰的援助，尽管中国比波兰大20倍，并且这大约相当于苏军在40年代后期从中国东北取走的三分之一。‘

　　就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时候，正巧发生卢布贬值20%，这一下就从仅有的3亿美元贷款中削减了6000万。

　　斯大林为他的贷款强要代价，毛泽东答应了三个苛刻的条件。1952年以前—实际上直到1955年—苏联继续控制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两大海关门户大连和旅顺以及中国东北的铁路;成立联合股份公司开发中国新疆西部沙漠地区的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外蒙古是一个主权国家—毛泽东在此之前一直说它是中国的一部分。

　　毛泽东看上去闷闷不乐，事实也是如此。这些让步击中了他的民族自豪感的要害。为了得到贷款，这是丢面子的事，而且(根据印度政府提供的资料)他希望得到的贷款是10倍于此的。【’”〕

　　一些中国人认为毛泽东对斯大林过于软弱。这是自从成为党的领袖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受到的批评。在北京，人们传阅着一份小册子，标题是《为什么要倒向一边?》。还有人公开地反对与斯大林联盟，他们甚至提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14]0

　　毛泽东比斯大林清醒，但是斯大林比毛泽东更富有世界经验。在外国的草地上较量，毛泽东远不如在紫禁城的古书、红柱和茂密的桐树间老练—就像赫鲁晓夫一样。

　　毛泽东所得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他的嘴中不到12年就化为乌有。北京的一些人物—不是中共高层领导人，而是一些知识分子—对此早有所料:“我说过是这样吧。”

　　当斯大林问及毛泽东此行目的时，毛泽东说:“我要的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斯大林不明白毛泽东的意思。通过苏联外交部从中国大使馆得到解释后，莫斯科摸准了毛泽东的脉:他所要的条约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对中国实实在在。斯大林同意并希望同毛泽东签订作为结果的条约。但毛泽东不同意:他是党的领袖而不是政府首脑，所以斯大林应该同周恩来签约。斯大林屈尊同周恩来签约，于是两国的外交部长签订了这个条约。

　　苏维埃中国不会在苏联的控制之下吗?斯诺在20世纪30年代曾问过毛泽东这一问题。毛泽东当时以少有的洋洋自得的挑战口吻答道:“如果这种事会发生的话，也就可以修一条铁路到火星上去，并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先生那里买火车票。”{”〕然而，1949-1950年的毛泽东感到自己别无选择，不得不拜倒在斯大林面前。他已经失去了美国，他需要北部边境的安全，也需要有抗衡日本的保证，并且他从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得到3亿美元的贷款。

　　毛泽东对斯大林仍然敬畏。

　　毛泽东明知自己看重斯大林而斯大林不尊重自己，但他没有背叛这位马克思主义的教皇。当然，毛泽东有很多理由怀疑斯大林。在马歇尔放弃蒋介石之后很久，莫斯科仍抱住蒋介石不放。Ltb]但是至少可以说，在1948年，斯大林为中共对付蒋介石提供了间接的帮助。

　　与杜鲁门和艾德礼相比，斯大林可以说是毛泽东较好的朋友(猜疑总比敌视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24小时，莫斯科就承认了它，如果说斯大林是最后一位承认蒋介石失去中国大陆的主要领导人的话，但却是第一个承认毛泽东获胜的人。

　　斯大林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反对中共的，这些活动主要是因为他们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掌握未来的能力。在斯大林强掠沈阳的工厂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统治了这座城市。’

　　毛泽东自莫斯科回北京以后不久，斯大林突然喜欢起菠萝来。他命令马林科夫:“给中国人发个电报，我想让他们给我一块地方建个菠萝罐头厂。}u〕赫鲁晓夫战战兢兢地告诉斯大林，中共不愿意外国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建工厂。“这肯定伤害了毛泽东，”这位后来成为克里姆林宫头号人物的人深有体会地说。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意不满意，不过他发回的电报是温和的:“如果你们对菠萝罐头感兴趣，可以给我们贷款，我们自己建工厂，用工厂的产品偿还贷款。”斯大林恼羞成怒。中国的菠萝没有一只“荣幸”地登上克里姆林宫的餐桌。

　　毛泽东对斯大林绝没有文字上的许诺，正如他对其他许多人所做的那样。

　　毛泽东尊重莫斯科达到令人难解的铁心程度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1950年，毛泽东降低他认为自己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调子，以免给斯大林罩上阴影，这对毛泽东固执的脾气来说是少有的。他甚至要求斯大林派一位出色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到北京来，审查将于1951年交付印刷的《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60岁的时候，传来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一方面，毛泽东称这位苏联暴君为“当代最伟大的天才”ys)。另一方面，他没有飞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苏联阵营中，他是唯一这样做的领导人。

　　这两者都值得深思。毛泽东敬慕斯大林，同时他认为他有资格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斯大林。不去参加葬礼，毛泽东似乎提高了他在苏联阵营的众领袖中的地位，他认为自己在其他人之上。

　　多年后，即使在斯大林自己的同僚们也开始剥去他的外衣时，毛泽东仍然拒绝公开批评斯大林。不过他在1956年11月告诉他的同事:“在我的一生中，我有三次写文章称赞斯大林。在延安是他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在莫斯科是他七十岁生日的时候，这次是在他逝世之后(1953年)。所写的这些没有什么意义—是不得不说这些事。”

　　毛泽东首先颁布的国家法令是婚姻法和土地法。两部法律都给旧中国以打击，而且似乎赋予了集群性强的中国老百姓以个性。毛泽东试图给农民以选择配偶的自由，给他们一份自己的田地。但是，让人民获得个人自由并不是毛泽东的最终目的。他心中有新的、美好的设想。在这一新的计划中，中国的民众将再次成为一种摆设，就像他们在封建主义辉煌的大厦中一样。毛泽东无意把中国变成杰弗逊式的小农耕作地。

　　第一步是要砸碎地主的统治，把土地分给农民。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几乎像宗教的饭依一样，因为这一步解除了农民身上的枷锁，成千上万的地主一夜之间一贫如洗，很多被处死。

　　这是一场风暴而不是气候的变化。风暴过后，农民很快就要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公社。

　　在政治上，毛泽东仍然实行家长式的统治。中国太落后，不能向现代化作一次性的飞跃。实现民主和平等—毛泽东崇尚的价值观—是非常艰难的。

　　一部婚姻法和一部土地法不可能一夜之间完全消除旧中国的各种弊病，社会秩序仍然需要监督保护。

　　思想意识至少被语录统一了起来，中国终由“人民”掌权，和平到处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苏联是全世界“民主的典范”。《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发行，为中国提供了规定的用语—这本书在1951年印刷了200万册。如果说不是灵魂的话，至少语言已经归于一致。

　　数十年后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可以看到它在1950年形成时期的样子。
　　二元化统治支撑着中国的社会舞台，处在前景突出地位上的是一些这样的组织—妇联，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其背景是党—它无处不在。

　　参加各种会议成为群众新生活的标志。有些人一天到晚地开会，这不禁使人想起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绘的现象。早在1927年，一位地主就抱怨说:“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属尿都碰了委员。
　　每家书店都有标着“哲学”书籍的柜台，上边摆的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解放以后，哲学还有其他的意义吗?不言而喻，答案就在柜台上。
　　直到1948年后期，在四川省的部分地区，人们还一直没有听说过毛泽东这个名字。尽管毛泽东控制华北已有巧年时间，但是中国太大了，一套制度普及整个中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在上海有数不清的街道会议。在一次街道会议上，要一位文盲老太太谈谈她对新宪法草案的看法。在上海方言里，“宪法”和“戏法”两词的发音相同。整个讨论在老太太听来都是要“支持什么魔术师变的新戏法”。在一位主持会议的党员的催促下，她站起来大声说:“我活到73岁了，记得只看过一次戏法。现在人民政府要表演新戏法，我完全拥护，一定要去看看。”会议主持人很恼火。结果会议一直开到半夜，直到这位老太太讲出几句热烈拥护宪法的话才作罢。l圳

　　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曾一度消失的猴子般的精明，又多少有些回到了辉煌的金殿。

　　在一次庄严的党的会议上，毛泽东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21}这句话一定震撼了某些人。死亡，永远不是一个文雅的话题，差不多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不认为自己的党会死亡。

　　毛泽东在谈到他引进的阶级制度时说:“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刘确实是这样，但这些学来的东西都是好的吗?其中是否隐藏着毛泽东在长沙岁月时信奉的无政府主义的痕迹?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领导者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告诉他们:“要有较多的独立性，”尽管他们周围的人都持相反的观点，“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毛泽东脱口而出，“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他要求他的来访者保证“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

　　各种委员会是不是太多了?毛泽东继续说:“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

　　这些年轻的干部给毛泽东看他们起草的团章草案，有一条是:“不要背后乱讲。”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书面文件同实际行动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便说:“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23j

　　毛泽东说:“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是在通过革命实践过程对领导者有了了解之后。”那么，现在革命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年轻的干部怎样才能获得威信呢?
　　革命的成功改变了毛泽东的政权的性质。矛盾在于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日益加强，毛泽东发现他对党的控制越来越困难。与延安和内战时期一样，毛泽东还是实行个人领导制。他在几年后的一次会上说:“我们一进城，就四分五散，各管一方。”f2al

　　不久，毛泽东就抱怨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治理一个近6亿人口的国家，毛泽东需要一个复杂的中间机构与人民群众保持联系。‘而这种机构的独立形成使毛泽东萌生出一种对国家的失控感。
　　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津津乐道中国人民将接管“中国的’，所有权力困，而所有权力已被证明是难以捉摸的东西，“人民”的范围也不易界定。1949年的毛泽东绝没有预见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他最感震撼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

　　1950年6月炎热的一天，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中说，中国人民要过“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川，他说第二个关是土地改革。第二天，他在谈到士兵转业复员的问题时再次提到这一点。就在那天之后，北朝鲜的军队进人南朝鲜。两天以后，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决心抗击对南朝鲜的进攻，并派第七舰队保护台湾海峡。

　　台湾和西藏是人民解放军唯一还没有进人的两个地区，毛泽东希望人民解放军继续向这些地区挺进(海南岛已于当年春天被解放军用两栖登陆的战术占领)。绝没有整装待发的人民解放军驻在东北边境与朝鲜接壤的地方。
　　再者，从1950年春季开始，毛泽东对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计划采取赞同态度。“我们将帮助一下金日成，”他在莫斯科对斯大林说。他准备冒将中国军队投人朝鲜战争的风险，只是与莫斯科联系交涉需要时间和条件。自1948年以后，斯大林迫使毛泽东对美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但莫斯科不想直接卷人朝鲜战争。“给朝鲜提供帮助，对于你(中国)是可能的，”当中国军队准备人朝时斯大林对周恩来说，“不过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毛泽东有很好的理由进人朝鲜，但他处于复杂的形势卞，在行动之前需要有斯大林撑腰。斯大林同意金日成进攻南朝鲜，但非得毛泽东协助行动不可。’毛泽东认为朝鲜这块地方和中国一样同受日本的蹂蹭。从1945年起，这一链条上又多了一层联系:杜鲁门似乎想由此踏上进人中国的门阶。

　　如果说，毛泽东还谈不上对朝鲜民族特别尊重的话，他至少认为朝鲜是一块和中国利益相关的地方。地理因素就说明了这一点，中朝两国的边境线沿鸭绿江和图们江蜿蜒500英里。

　　随着麦克阿瑟将军战争意图的进一步膨胀，毛泽东通过印度驻北京大使向美国政府转达了他的立场。[283这种立场虽不带有强烈的进攻性，但是非常明确:如果麦克阿瑟让战争靠近或越过中国边境的话，中国就要介入。

　　然而这是战略上的。周恩来的警告通过印度而发出，其意图是作为防御中国将派人人朝。在美军于仁川登陆扭转战局而使之不利于金日成之前，在美军确定地要到达鸭绿江之前，毛泽东已深深卷人金日成及斯大林的谋略，认为中国军队人朝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950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秘密会见金日成。到g月，毛泽东通过电报问彭德怀是否已准备好12万军队“灵活使用”，他对朝鲜战局了然于胸。在仁川登陆前，毛泽东将他的25万军队集结在鸭绿江。所有一切都有待于斯大林如果促使毛泽东的军队人朝，苏联将提供武器装备和舆论支持。美国军队于10月1日越过鸭绿江的一个主要后果是，金日成原先对中国军队介人迟疑不决，现在迫切需要。般子掷出去了。“老人家(斯大林)发文要我们行动，”毛泽东手里举着一份斯大林的电报在随即召开的政治局高层会议上说。当毛泽东参与行动时，斯大林给予军事援助方面的支持。

　　随着干涉的深入，毛泽东断定对金日成革命武装的支持维系着他自身与斯大林的关系，并且思想观念的信条是:中国革命的巩固需要革命的外交政策。他并不寻求同美国打仗，在参与金日成驱赶南朝鲜军队的时候，他假定华盛顿不会干涉。至少他告诉过斯大林，希望斯大林也相信华盛顿在毛泽东准备解放台湾时将不致干涉。

　　可是基本情况是，毛泽东对朝鲜大规模的干涉没有顾及北京下属同事的诸多怀疑，并缺乏苏联的舆论支持。他之所以下决心部分是担心朝鲜冲突会给中国本身带来“反革命”的威胁。“如果我们不派军队，”他说，“当敌人的军队逼近鸭绿江时，国内外的反革命就会头脑发热。”他从苏联发给周恩来的电报有非常强烈的干涉意图:“总之，我们将要并且必须参加这场战争，这样做将会特别有好处，不这样做会特别有害处。”在着手领导朝鲜诸战役时，毛泽东一连五天中发出不下18次的电报以具体指导在前线的彭德怀。在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的烟灰缸不得不每两小时清理一次。

　　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和他的继母贺子珍及患精神病的弟弟毛岸青去了莫斯科。那时，毛泽东同江青刚刚开始新生活。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岸英都在读书。他努力使自己适应苏联的生活，虽然他不是与苏联人而是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路易吉?隆哥的儿子同住一室。与此同时，他的继母在一家精神病院里打发着时光。他的弟弟毛岸青则常与一位金发的俄国女孩在一起下棋、嬉戏。

　　毛岸英于1946年回到中国。毛泽东断定他有足够的书本知识但不懂得做农活。所以毛岸英离开延安，来到陕北的一个村庄干农活。’他学起掏粪，把粪装人袋中然后用驴子把它驮走。

　　毛泽东欣喜地看到儿子学会了他自己当学生前不得不做的农活。在毛泽东对待毛岸英的方法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父亲对待他的影子。

　　岸英碰到了一位姓傅的娇美姑娘并想同她结婚。毛泽东不顾江青为儿子作的介绍，予以反对。“见了漂亮的就都动心，这一条我就不敢理解你了，”他说道。他又抱怨道:“婚姻对你来讲，既是婚姻大事，也关系着我们的革命事业。”后来在西柏坡，毛岸英遇到了另一位姑娘，要同她结婚。毛泽东认可了，但等到事情刚开始他又制止结婚，说是那姑娘不到18岁，太年轻。父子俩激烈争吵过后，毛泽东气得发抖，毛岸英则号陶大哭。毛泽东问他的卫士:“你看我对谁更亲啊，是我的儿子，还是你?”

　　毛泽东感到他的儿子不仅要学养猪，还要学打仗，他让彭德怀将军把毛岸英带到朝鲜前线去做俄语翻译。一天，美国飞机轰炸设在小山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军司令部。炸弹径直投向司令部，大多数参谋人员被炸死，尸体血肉模糊。毛岸英英勇牺牲。听到这消息后，毛泽东整天不吃不睡，只是坐在沙发上吸烟。+o}气苏很英亲们岸出叭不房nd

　　在经历了拉锯战之后!青都无力统一朝鲜。然而，，。“我告诉斯大林和金日成，”到1952年这场战争可能使得哪一方毛泽东怀疑签订停战协定是否明智。

　　他说，“如果我们坚持再打一年，美国将会失败，朝鲜就会统一。他们将什么也得不到。大老板(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想停战。我能怎么办，只得停战。”

　　如果毛泽东没有在朝鲜参战，中美两国可能会于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海峡发生一场战争，也可能于60年代在印度支那边到把习伊国汽缘地区发生一场战争。然而，朝鲜战争给毛泽东的生活和工作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儿子的死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战争使中国花费了大量的钱财。毛泽东在1952年说:“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3}}

　　朝鲜战争的其他阴影更长久，多年来影响着中国的国际地位。1950年秋的一天，两位仍在北京居住的美国人[32]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附近看到很多人挤在宣传栏前。宣传栏里贴着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柯里尔》双周刊上摘录的文章，中国人在看这些文章时显得群情激昂。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文章中有一幅地图，上面是北朝鲜和中国东北部的一部分。箭头从北朝鲜指向中国的好几个城市，并标有飞行距离。《柯里尔》双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也有一幅红色地图，箭头从台湾、朝鲜、日本和冲绳群岛指向中国。这两幅地图都在美国印制，都是在毛泽东出兵朝鲜之前出版的。

　　不久，在整个中国都可以听到“抗美援朝”的口号。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联系渠道被割断，就像电力中断一样。对“绅士们的世界”—毛泽东讥讽美国的叫法—采取开放态度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夜之间惊呆了。到处都在逮捕“特务”、“反动派”，一些思想观点、歌曲、绘画在1950年尚是生活的一部分，到1951年则成为“颠覆”行为。朝鲜战争挽救了蒋介石的政权，它使美国与蒋介石更加亲近，这在6个月以前看起来还是不可能的。这也使得写有“毛主席万岁”的红绿彩旗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在台湾出现。’

　　毛泽东在作出决定进行干涉之后，他发电报给中国新闻处负责人胡乔木，令他收回任何有关在一定时期内将要解放台湾的舆论。“从现在起需注意，”他写道，“我们仅仅是说准备解放台湾和西藏，但并没有说在什么时候进攻。”

　　毛泽东的心中对山姆大叔已有所准备，他认为美国会从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个方向侵略中国。华盛顿很多行动又使毛泽东更加确信这一点。在长达巧年的时间里，这一直是毛泽东考虑亚洲问题的重心。

　　“我们革命成功的时候，”几年之后，毛泽东在成都对一些党的领导人说，“斯大林说它是假的。”毛泽东坦率的总结使听众震惊:“我们不与他争论。当我们一开始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的革命才变成真的了。}}[33]然而，当斯大林学会了尊重时，毛泽东则学会了不信任。如果说毛泽东在1949一1950年间没有与斯大林“争论”的话，那么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使他更倾向于反对莫斯科—至少在私下里是如此。

　　毛泽东终于认识到，这种联盟不是花岗岩制作的。如果毛泽东不把他的25万军队派到朝鲜，如果麦克阿瑟在得意忘形中向北开进到中国，斯大林会保护中国吗?我们无法回答，不过毛泽东对此表示怀疑。

　　实际情况正是毛泽东冒着一切危险，他的军队开进朝鲜，站在金日成一边参加战斗，而苏联人则只坐在后方为金日成一方讲话。

　　假如朝鲜战争对中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话，那一定可以说，不卷人其中毛泽东肯定会更好一些。他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也失去了取代国民党代表中国在联合国中占有的席位。他失去机会—约20年—同美国建立一种合作式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朝鲜战争对中国国内的影响是推动阶级斗争以致将经济建设放在不适当的地位。

　　多年后，在一次谈到斗争妥协的关系时，毛泽东提及了这次战争:“妥协总是要的，我们不是在朝鲜的三八线同美国人达成妥协了吗?"I}7

　　毛泽东回忆起他准备让北朝鲜做战后重建的方法。“遵照斯大林的逻辑，”他对王力说，“既然中国帮朝鲜打了仗，朝鲜就是我们的了。我不同意。朝鲜是属于朝鲜人民的。我们帮助他们，他们也帮助我们。我们会从朝鲜撤出我们最后一名战士。朝鲜不仅要摆脱美国人，也要摆脱苏联人—他们自由地管理他们的事务。”

　　胡志明在1950年和1951年两次到北京秘密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对越南革命予以慷慨援助。胡志明告诉毛泽东，他需要罗贵波，罗贵波是毛泽东以顾问的名义派往越南的，但负起了充分责任，并参加河内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必要时还提出批评意见。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但告诉胡志明，决定一定应由越南人自己来作出。胡志明告辞后，毛泽东对他的特使罗贵波说:“长征前你在苏区，你一定知道李德(奥托?布劳恩)吧?”罗贵波确实知道这位派到中国的共产国际顾问。毛泽东接着讲了一大通道理: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不注意吸取与自己意见相反的意见。“你在越南工作，”他对罗贵波说，“好好吸取李德在中国的教训。”毛泽东知道亚洲共产主义中的民族力量，朝鲜给了他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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