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给了我们土地。”刚分得土地的农户说。土改，这个词使有的人心惊胆战，有的人则欣喜若狂。

　　中国是一个由乡村组成的社会，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像毛泽东的政府那样渗透到每一个村落。这不是经济的或技术的变化。中国的乡村看上去—现在还是—与亚洲其他地区的乡村十分相似。

　　在那些地方，人们仍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使用着镰刀和与2000年前没有两样的斧子劳作。地方风俗令人窒息，生老病死、婚丧方式循环往复地一成不变。在简单的娱乐活动中，着装演戏必不可少。
　　这变化—正如毛泽东30年前所参加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样—是组织上的和心理上的。沉重的捐税和地租负担从农民肩上卸了下来。拥有土地不再意味着可以奴役别人。耕作不再是单家独户，而是逐步由生产队统一进行。

　　毛主席开始像以往那样被认作是新的“贤君”。

　　分地主的财物给贫农的“清查运动”神圣而严肃。中国农民的实利主义思想在这种时候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益其精神的振奋。

　　一位新当权者就向富人复仇一事对一位美国作家说道:“你想要一个人坦白交代，只需把铁棍放在炉火里烧。”“可是女人很顽固，她们宁死也不愿告诉你金子藏在哪里，她们不怕烧。”
　　毛泽东从未亲自参加这种手交手的阶级报复。他年轻时在农村的经历十分复杂，因而他对地主未产生任何直接的个人仇恨。

　　他从来没有挨过饿或受过奴役。尽管他反对虐待，但他并不能阻止这种行为，因为愤怒的农民控制了土改。

　　农村的精神生活在改变。一向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权威，现在也受到责难。一直被视为天理的陈规旧俗也被雨点般降临的新观念所取代:阶级、热爱苏联、斗争、翻身。

　　农民们向两位美国客人提出的也是些新问题:“为什么杜鲁门要支持老蒋?”“你们吃饭用筷子吗?”“拖拉机是个什么样子?”“美国共产党也一样有自己的军队吗?”
　　毛泽东青年时期关心的妇女解放终于有了结果。财产是问题的关键。毛泽东的政府给了中国妇女以自己的名义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权利。总之，土地改革重新分配了40%的耕地给60%的农村人口。

　　毛泽东现在住进了城市。城市所发生的变化不是暴风骤雨式的，而是一步一步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治理城市的技术远不如它在农村的工作得心应手。它的干部也不是城市型的;300万国民党的旧职员还要继续用来为新的事业服务。

　　然而，城市问题比农村问题容易对付。资本家寥寥无几，他们很少有道义上的权威，因为他们依赖剥削中国的外国人扶持，并且又是暴发户，只不过是2000年来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体制这块草地上的晨露。
　　毛泽东用不着在北京、上海或广州消灭这一阶级，许多资本家犹如进人热水中的龙虾，在温度升高时，便轻悄悄地、轻易地变红了。

　　毛泽东的目的在于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大城市将不再是外国人的经商地，也不再是消费农产品的乡绅们消闲、坐收房租的地方。每一个城区都新建一些小型工厂，作为其生活的核心。
　　对外贸易突然中断，财产典当业也被取缔。夜生活的缤纷灯光也熄灭了，这与其说是出于清教徒式的节俭，不如说是能源转用于制作机床、自行车和塑料鞋。

　　因为朝鲜战争引起的紧张气氛，城市整顿更加严厉。在毛泽东看来，“反革命分子”还有很多。朝鲜燃起的战火使毛泽东感到，与蒋介石和美国的战斗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

　　成千上万的人不是被处决就是被投进劳改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肉体上消灭(这是毛泽东自己用的词)大批人的一场城市运动。

　　消灭“反革命分子”并不是每一步都按照毛泽东的路线办。

　　与其他一些运动一样，这一次警察成了执行者。其规模之大，毛泽东也无法控制。因而“治病救人”也就不再是其主旨。

　　另一方面，毛泽东十分谨慎地着手接管城市工业和商业，直到1955年后期，这些行业大部分还都控制在私人手里。
　　改造知识分子的运动冠之以令人不寒而栗的“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变得锋芒毕露，它的确具有毛泽东的特征。

　　梁漱溟是一位半儒家式的乡村民粹主义者。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毛泽东乐意同他争论，他提供资金让梁漱溟建立一所小型的研究机构。’

　　但是1953年秋，毛泽东向梁漱溟发起猛烈攻击，使两人关系破裂。它始于一次政府委员会的会议，梁漱溟是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出席的。梁漱溟在会上发表讲话对共产党的农业路线、朝鲜战争和阶级理论持异议。
　　毛泽东怒气冲冲地抓过麦克风。“你认为你美得很，”毛泽东用唐朝一位名妃的故事讥讽梁漱溟，“比得上杨贵妃。在我看来你臭不可闻。”

　　毛泽东气愤已极，一会儿面对上千名情绪激昂的听众，一会儿转身用手指着仍尴尬地站在台上的梁漱溟，“(国民党)那样高兴你，”毛泽东愤怒地说，“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人们不难看出其中的个人恩怨。但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似乎感到了这位想要成为中国的甘地的人对他的挑战。

　　毛泽东对委员们说，梁漱溟竟认为自己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真是“班门弄斧”。

　　半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嘲笑真正的知识分子梁漱溟的无用。

　　“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挖苦梁漱溟，既然那么热心地想帮助农民，就不要去降低工人的工资，就要自愿地降低他自己的高薪。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毛泽东高声说，“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毛泽东在说到这两种杀人手段时拖长了语调，仿佛是自己35年来两种性质斗争的重演。他在谈到“用笔杆子杀人”时转而讥刺梁漱溟说:“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权力的威严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批评就等于杀人。

　　毛泽东的干涉使会场的矛头转而指责梁漱溟，坐席上响起一阵阵的喊声。梁漱溟受到众多人的洁难，不得不走下讲台。

　　另一位非共产党人士站起来劝阻大家安静:“我们今天不该这么激动。”

　　然而毛泽东却激动了。他要那位叫大家安静的前国民党老人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仍让梁漱溟保留原来的职位。[4]他要梁漱溟反省(尽管它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税收或产品)，他需要这个封建主义遗老充当“活教材”。这种以教代罚的方式(或以罚当教)在毛泽东以前的共运史上还没有先例。

　　梁漱溟仍留在全国政协委员会，毛泽东令人惊讶地宣称，“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5」。毛泽东的这一声明让人震惊。毛泽东之所以要与梁漱溟针锋相对是因为他欲以战胜梁漱溟的思想作为毛泽东主义控制中国思想界的见证。

　　毛泽东25年来的斗争，就是要把粗糙的现实变成太平的理想世界，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比周围乱纷纷的现实世界更真实。

　　“我们会再次笃信宗教，”一个世纪以前，费尔巴哈就指出:“政治应当成为我们的宗教。”这位《基督教的本质》的作者早就预见到了这种世俗思想时代的到来，毛泽东则以中国式的方法把自己置身其中。毛泽东以前的圣人早已开始寻求这种大同社会，毛泽东则采取了新的步骤:他把真理和权力融于一体。

　　20多年来，成立一个武装政党的全部主旨就是在于把这一自古以来的梦想变成现实。当然，在通往政教合一的道路上，知识分子成了主要的牺牲者。

　　半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始终对高居于象牙之塔的人怀有不满。

　　他讨厌他们的患得患失，他们的不偏不倚，他们的缺乏热情，他们怀疑的目光，以及他们胜过自己的满腹经纶。

　　毛泽东融政教于一体，并不仅仅是出于权宜之计，而是因为他深深地感到这两者应该融合在一起。这就更加糟糕了。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人们忧心忡忡，暗中算计带来的精神折磨成了残酷的现实。一位新闻工作者几进几出监狱，起初他感到莫名其妙，后来也就淡然了。一次，他坐在监狱的院子里自言自语:“或许待在这里更好些，在外面，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而在狱中，至少没有这种担心。"C6]

　　毛泽东时而像弥尔顿—“我不赞烦修道院里的美德”，时而又像J"S。穆勒—“做别人讨厌的苏格拉底，也比做受宠的猪强得多-}(7〕然而毛泽东又不像穆勒，认为真理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东西。他相信辩论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在每个人的心中建立一个先验的真理。

　　毛泽东与弥尔顿一样—不同于穆勒—有自己的上帝。他认为真理不是过程的最终产物，而是从一个固定的源泉向外放射出的东西。在这方面，中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50年代时，他相信社会思想是一门科学。毛泽东像穿着长袍的牧师一样成了一位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审视着试管中知识分子的变化。他确定自己的算式，不时向试管中添加“正确的思想”晶体，从容不迫地等待着所预计的合成物出现。

　　在这种背景之下，毛泽东的谆谆告诫“斗私”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毛泽东并不仅仅让人们像《圣经》要求的那样“不要有私心”。“私”这个词意味着“隐私”和“自我”。毛泽东教导人们要与别人一致，不要独出心裁。在新中国，没有任何自然空间或心理空间留给个人，以让个人去思考真理。
　　毛泽东是一位中国式的整体主义者，他曾声明有一个上帝—即群众。如果群众是一个集合体，是纯一的统一体，可行的道路只有一个而不是多个:人们不可自行其是。’

　　人们甚至只能说“它”—毛泽东的群众，而不是“他们”—中国人民(这使人联想起戴高乐的奇怪行为，他爱法国而不爱法国人)。对毛泽东来说，接受多元论就是接受6万万私利者。“斗私”不意味着就是“利他”，而是意味着“和群体打成一片”，这一度成为道德的规范和社会的准则。

　　“斗私”，包括“斗家长制”，因为家庭很可能成为私利观念的温床，它与毛泽东力图把一切自我价值观念纳人大同理想的努力格格不人。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很多人由于不得不检举自己的父亲而导致精神全面崩溃。毛泽东对这种现象并不同情，他把孝道视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糟粕。在毛泽东看来，他自己的父亲就曾是封建秩序的象征，是一位吝音的、心胸狭窄的父辈。
　　这样，毛泽东以西方人的敏锐目光看到了一只驯服的羊与不离开羊群的羊之间的不同。他要求在羊群中间的每只羊都能自由说话，自主独立自我完善，而不要温顺驯服。但是，脱离群体的生活是不正常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需要的是一个羊群。
　　毛泽东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政府官员成了运动的目标。他们中间有些人开始认为，这种新体制已到此为止。但毛泽东不这样想。

　　与此同时，为了清除经济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开展了“五反”运动: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毛泽东认为人们各个自行其是很可怕，他称这种做法为‘牡山头”。晚年，在回忆过去时，他伤心地看到，这种各行其是的不团结就像一条黑线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
　　在延安党校，太阳落山后散步时就分成了‘山头”。甚至到食堂吃饭时也分成“山头”。在自己的“山头”内，无话不谈，但要与其他“山头”的人交流思想则很难。当我们面临敌机轰炸时，外地来的干部和当地干部也分成不同的转移路线。

　　即使在我们生命危急的关头，我们也不能很好地团结在一起。

　　人的这种分裂倾向是否可以被接受呢?难道应当麻木不仁地任这种分裂存在下去吗?在陕北，就是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当地干部也分道走，甚至冒丢摔性命的危险也不愿混到一起。

　　我们应该认识到“山头”的存在，重视这种现象，并消灭“山头”。“山头”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又有地区因素。见((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9卷，第4期，85页，
　　1976-1977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反对的目标是私营工商业者，他们在50年代仍是中国城市舞台上的正式角色。这一运动筹集的额外收人支援了朝鲜战争。

　　发动这两场运动旨在使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们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在道义上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使用的方法大部分是沿袭了思想改造运动时期的方法。不像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深更半夜破门而人，突然抓人，而是利用社会压力促其坦白。因而，这大胆地使人们把自己的良知与社会的利益联系起来。

　　“三反”“五反”运动带有列宁主义的味道，但也可看到儒家道德礼教的影响。

　　毛泽东不仅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是旧中国的产物。在中国，个人从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奋斗。个人从不单独地与上帝斗或与博大的清教徒意识斗，而是在一群人之中斗。

　　在毛泽东的中国，人民之成为社会主义者，不像圣保罗的信徒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所发生的宗教阪依那样。再生—如果发生的话—是全社会性质的。在西方，我们认为人能孤立地改变自己，在毛泽东的中国，绝不能指望这种灵魂的变化会单独发生。
　　毛泽东为“三反”、“五反”运动发出了指示，但是，他对政府官员和商人的批评远比对知识分子的批评要轻得多。

　　胡风是一位有乡土气质的诙谐诗人，他在上海文艺界光彩出众。他很早就是一位左翼分子(尽管他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持有异议)。他写了一首庆祝1949年胜利的诗《已来临的世界》，这首诗远非像某些人认为的是反毛泽东的。

　　“毛泽东如崇高的神，向全世界宣布，新时代建立新秩序”。诗行中热情洋溢。

　　然而到50年代初，胡风开始不满“舆论一律”。他感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变得凛然不可侵犯了。他反对让人民把这本小册子“当作图腾崇拜”，他称思想改造运动中那些爱管闲事的组织者为“官僚”。L91

　　《人民日报》发了一连串批判胡风的文章，其中大部分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当然，公众舆论对胡风的反驳与其他一切行动一样，是阶级问题。在人民民主专政下，允许人民有言论自由，而反革命分子则没有这种自由。fto]胡风试图游离于阶级之外。
　　由此出发，毛泽东进而断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敌人并没有灭亡，而是更猖撅了!人民并不总是善于识别反革命。

　　他说:“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

　　这是悲观主义的首次流露，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推理。

　　同一性并没有实现，知识分子依然唱反调。然而，同一性体现在历史的无情进程中。过去的阶级划分要重新判定，否则，如何解释知识分子的叫喊呢?

　　毛泽东认为，唱走了调就是犯罪。“胡风?，?…这样的人不杀，”毛泽东解释道，“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ft2]

　　至于胡风，人们把他涂抹得已面目全非，正如麦卡锡把任何怀疑蒋介石的人都看成是共产主义分子一样，胡风对毛泽东的《讲话》的怀疑，是认定他为反革命分子的证据。不久，这位有棱角的诗人被查明是个“间谍”，这足以使红色的官僚们把他投进监狱。他的精神被摧垮了。

　　毛泽东的怀疑是对的。在胡风的周围有一帮爱发牢骚的作家，胡风是他们的中心人物。其中有一位写信向胡风吐露:“因为我想写点东西，就读了毛主席在延安的《讲话》，但是读过以后，就再也不想写了。}}[13]

　　然而对毛泽东来说，欲将论战纳人阶级斗争的范畴，有如用纸遮云一般。

　　X951年中期，《人民日报》开始连载一系列文章。作者是毛泽东，连载的是他的《选集》。

　　《选集》确实是精选的集子。本传记引用的很多文章无法在这本权威性的《选集》中找到。一些写于20年代的文章太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还有一些写在江西时期—当时毛泽东只掌握极小的权力—的文章中含有可能连毛泽东本人也不相信的思想。他的诗词也没有选人。仁川

　　((选集》的文章经过润色，粗俗的比喻和俏皮话荡然无存。

　　经一群远胜于文学权威的笔杆子的修改，去掉了文中一些关于世界政治的小错误，顾全了作者的名誉。同时被编者删去的，是毛}5年3月，中国共龟全国代表会议讨互过了“一五”计毕案.并建议由国完提请全国人大审批准，颁布实施。

　　是毛泽东在会上致农词。

　　泽东早年关于某些亚洲国家将被中国同化的见解。

　　一些奇言怪语及毛泽东在不同的背景下所发表的亲西方的谈话被大段大段删去。凡是对苏联的不恭之词也都没有保留下来。

　　甚至对李立三的批评也温和了许多，以免激怒李立三的莫斯科的顾问们。

　　帝王们未能做到的，毛泽东做到了。语言是规范的，所发表的都是当局认为对其统治有利的东西。

　　中国的方块字不仅仅是字，还具有象形。六画代表“草”(“卿”)，屋顶下面养猪(“泵”)表示“家”，表示‘旧”或“明”的汉字都有太阳(“O)这个图形。

　　在列宁主义者看来—一条标语就像一辆坦克一样有用，这与儒家是一致的。没有哪种语言能像汉语那样产生如此简洁的标语。四个字，甚至两个字就可表达全部的意义。标语中的含糊暗示极具煽动性，毛泽东是掌握这一艺术的语言大师。

　　对于受过教育的人，这种表意文字犹如闪电，引导人们走进历史的广阔领域。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娴熟技巧，使他有能力对付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喜欢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的诗词正好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表达，但是大多数人对此只能一知半解—毛泽东的朋友郭沫若曾这样坦率地说过—不过这没什么关系。最高领袖的诗作增添了他的光辉，这实际上是一种统治艺术。[(s]

　　1952年后期，毛泽东的注意力从政治运动转向了经济工作。不久，《人民日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58%的资金用于重工业(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只占410lo;美国在1880-1912年间只占19%),b0%的基本建设需要依靠莫斯科的技术援助。

　　有一天，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毛泽东承认中国不能一味地异想天开。这似乎是一种全新的语调，“我们吹不起牛皮……我们竟然都比不上比利时这样的国家”[16]。他一直盯着钢铁和煤的产量。

　　识文断字在军队里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了。但道路是艰难的。在创建空军和海军之前，人民解放军没有电力供应。现在，这些东西成了毛泽东走向下一个旅程必不可少的腿脚。

　　在社会主义思想王国里，毛泽东比在延安时期更加亲苏。1945年，他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现实相结合，这样差不多挤掉了苏联模式。

　　然而，5年以后，北京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真的完全相同吗?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很好，工业年增长率是11%，钢铁产量增长了4倍，煤炭和水泥增长了2倍。在这期间访问中国的人已抛开了中国的思想目标这一话题。一些人称中国人为“蓝蚂蚁”，一些人称中国人是“崭新的人”。但不管怎样称呼中国人，中国正在阔步向前。桥梁和铁路出现了，文盲大大减少。人民的健康得到改善，平均寿命已经超出亚洲人的通常水平。这几乎是一个东方大国第一次迈出了向工业化进军的步伐。

　　中国依然贫困。从经济整体上看，发生了三件大事:在农村，封建结构被打破，释放出了新的活力;向工业化迈出了第一步;分配亦前所未有地平均了—这对50年代毛泽东的中国的精神面貌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出席了苏联按助中国的建设项目签字仪式。

　　1953年，一个沉寂多年的声音又叫喊起来。定居香港、身体虚弱的张国熹撰文描绘了他昔日的老对手的印象。这些有偏见的文章也透露了一些事实真相。

　　“毛泽东的生活没有规律，而且颇有些神经质，”张国煮写道，“在与别人交往时，他常常谦恭有礼。然而，又常常固执己见。”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当知，这些评论讲的是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一生读了许多丈史哲经书籍，写了大蚤批语，提出精辟独到的见解。这是他写的一部分批语。
　　“他虽然知道身居高位该怎样行使权力，”张国煮断言道，“但是他缺乏吸引追随者的才能，人们只对他敬而远之。”[川毛泽东确实发现，虽然他在群众的眼里是巨人，但同时还要在政治局中赢得支持。

　　张国煮的评论有一定道理，因为他并不仅仅是否定毛泽东。

　　“毛泽东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斯大林更有手腕”，这位对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了解的人写道。“但是他并不那么狠毒。”张国熹也半公开地承认，毛泽东以自己的才智战胜了他。“同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君主相比，”这位毛泽东以前的对手感到，“毛泽东的确更有才能。”

　　像比尔?克林顿一样，毛泽东冲动起来也会半夜三更给工作人员或同事打电话。为寻求了解，他会把专家们召集起来，长时间地问这问那。他在花园中散步时，会突然向卫士谈起自己对某一重要政策的看法。然后立即从古书中(和比尔?克林顿一样)去查找先例或者发现佐证。
　　深夜里，他还驱车登门拜访苏联大使尤金。尤金是一位知识分子，毛泽东同他谈论哲学，直到天亮。《毛泽东选集》结集以前，某些文章的修正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种彻夜长谈。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毛泽东至少有60多年的吸烟史，可能任何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不如他抽掉的卷烟多。

　　好像只有一段时间，毛泽东戒了烟。伏罗希洛夫元帅在斯大林死后访问中国时，曾告诉毛泽东，苏联的医学专家认为，如果斯大林遵照医嘱戒了烟的话，他可能不会逝世那么早。于是毛泽东也戒了烟。

　　但是，10个月以后他又抽了起来。

　　“没用处，”他说，“工作太辛苦，不能不抽。

　　50年代，毛泽东很少写文章，但是讲话却很多。他不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演说家，相反，王明演说充满激情，而朱德讲话则真诚坦率。史沫特莱说，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时，语言极为丰富和幽默，也没有任何手势。

　　然而，同少数人在一起的时候，毛泽东则更显得才华横溢。他严谨、练达，喜欢巧妙运用比喻。

　　但这些特点只适合于讨论而不适用于群众集会。

　　毛泽东的讲话大多只有一个粗略的草稿，只是在50年代初期，有那么一两次，他才坐下来写重要文章。1953年年中，毛泽东重新开始学习英语，然而东北的形势恶化又使他中断了学习。政治家最终取代了学者。

　　一天，毛泽东对满屋子的地方干部说:“官越大就越无知，北京不是获得知识的好地方。”[201掌握政权3年之后，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毛泽东仍对政治体制焦虑不安。
　　平民百姓(当他们确信干部们不听群众意见时)嘲讽高高居于他们之上的各层官僚为“宝塔尖”。毛泽东感到自己像是处于宝塔的顶端。

　　他决定从塔顶上下来到各地去看看，“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1953年年中，他在给一批财政官员作报告时说，“以后还要出外走走。11[211

　　不喜欢乘飞机，毛泽东出行时坐着自己的有11节车厢的专列。毛泽东的车厢内有他自己的大木床和许多书。江青也有她自己的包厢。4节车厢供贴身卫士及工作人员使用，此外还有一个医疗室，一个餐厅和一个厨房。6部保密电话连接到中南海保安局。所有的交通路线毛泽东都可以随时停车。沿途车站的人都被清理并布满保安人员，沿线每50米就有一岗哨。绝不会有旅行计划，因为列车的运行要在毛泽东醒着的时候，更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

　　当毛泽东结束莫斯科之行返回路上途经东北时，为迎接他的毛泽东在飞机上学英语。(1957年)第十一章改造(1951-1953)271到来，士兵和民兵在隆冬季节沿途站岗达两星期之久—没有人知道他们保卫的是毛泽东的列车。毛泽东绝不会需要如此严密的保安，他相信群众热爱他，不会谋害他。

　　当毛泽东离开北京后，他的运行着的专列与首都之间通过密电码通讯联系。密电码每一个汉字编为一个号码—改变迅速—一位精明的年轻职员全靠记忆处理密电，绝不留下片纸只字。

　　他调派他的下属去农村。负责中南海警卫工作的是8341部队，这支精锐武装的前身是毛泽东1949年前的贴身护卫队。圈这些年轻的警卫员样样都干，从帮助毛泽东锄园种瓜，到警惕宫殿中的任何意外。

　　曾在1955年，可能还有其他时候，毛泽东给8341部队分配了一项他想做的任务。他派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兵回到家乡以通过他们了解农村情况。8341部队的军人们四下探听消息，询问群众的意见，了解家人的情况，然后不经过正式渠道而向毛泽东汇报。这是过去君王体察民情惯用的手段，但毛泽东的同事并不认可一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这么做。

　　一天，毛泽东走出书房，到怀仁堂作报告。这是一座别致的古代建筑，位于紫禁城内，是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许多党外人士参加会议，其中，钟敬文是40年代“第三势力”的头面人物，同其他人一样，他在1949年倒向了共产党。

　　毛泽东一到来，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会起立鼓掌，毛泽东已经习惯了这些。但是，毛泽东的助手总有些不放心。在毛泽东到来之前，礼宾官员就走近钟，告诉他仪式的程序，因为他坐在门口，他将第一个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一出现，他就要马上起立鼓掌。以此为信号，整个会场里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以示对这位主席的敬意。

　　钟回忆说，当毛泽东缓步从走廊过来时，一切按程序进行。

　　暴风雨般的掌声显然使毛泽东受之无愧。1231

　　若要表示一下深人群众，毛泽东就会走到群众面前。开会时，他四处走动，向熟人问候，并长时间倾听别人的谈话，也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他解决下层向他提出的问题，并答复别人的插话。但不总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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