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毛泽东来说，20世纪40年代末不是为着理论而是即刻付诸军事行动时期，其时政权像一只成熟的桃子引诱着他。

　　诸种决策皆由他作出。他开始向美国示好，然后又愤愤地转过脸去。他同蒋介石的国民党对抗，其获胜之易可能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闷闷不乐地密封好同苏联的联姻。

　　美国之于毛泽东恰似中国之于罗斯福—遥远处的一丝微弱的灯光。零碎报道使毛泽东在心目中对美国这块华盛顿从英国的欺压下拯救出来的土地勾画出美好图景。

　　苏联和日本近在咫尺，而美国还只存在于想象中。

　　到1944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毛泽东需要美国帮助打败日本人。然而山姆大叔作为蒋介石的支持者以丑陋姿态出现在他的家门口。毛泽东开始思考美国在战后亚洲的角色，他曾希望中国成为亚洲的中心。

　　在延安，毛泽东对美国的好奇心迷住了他，他曾询问过他所接见的美国记者。现在，他已能获取国际新闻资料，他像经纪人盯着股票行情一样审视着美国。
　　毛泽东看过几部美国电影，他认为《愤怒的葡萄》很出色，贝蒂?格拉布尔的表演使他惊叹不已。在描写美国士兵在意大利作战的影片《太阳之行》中，美国士兵那种无忧无虑的风格使他惊讶—他们是在打仗，还是在野餐?查理?卓别林是他极为欣赏的。川1944年夏，一架满载美国士兵和外交官的C-47飞机在延安的黄土地上降落。毛泽东乘着用救护车充当的轿车来到机场欢迎“迪克西使团，，‘，〕。

　　这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与美国政府官员握手。

　　在与戴维?巴雷特上校、二等秘书约翰"S"谢伟思等人会面时，毛泽东显得小心翼翼，但并不是不抱希望。毛泽东与罗斯福的代表们开始了对话。

　　迪克西使团的延安之行是约琴夫?史迪威将军促成的，这位远东战区司令试图估摸一下共产党的实力，以便帮助美国结束对日战争。“刻薄的乔”〔到对共产党颇有好感，并希望与其有更密切的合作以便加强作战能力。
　　毛泽东在1944年似乎是亲美的。他已感觉到美国军队要踏上中国的土地打日本，但没有预料到美国人会使用原子弹。他对此表示赞赏，并开始喜欢美国来访者无拘无束的风格。他甚至同意美国的建议，派一名美国将军来统率中国的所有军事力量(蒋介石对此不同意)。
　　他与迪克西使团成员谈话时使用了“民主”一词t4，好像这是延安和华盛顿共有的价值观念。但西方人都知道，毛泽东没有成为西方民主的崇拜者。“反法西斯主义”的全部意义就是他}r说的全世界的民主。

　　在so年代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坚持用僵硬的马克思主义爪观点看待美国的前途。

　　信息灵通的美国人对自负、腐败无能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十分失望。毛泽东对美政策的思想也是围绕着国民党来考虑的。

　　除了扫一败日本人之外，毛泽东还希望罗斯福停止给国民党贺供美元和援助。不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争将会是长期的、J在腥的。
　　毛泽东试图让美国人相信共产党把握着未来。蒋介石没有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如果华盛顿认识到这一点，件国的内战或许可以避免。如果美国承认共产党有着.与国民党平,j的地位，或许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毛泽东相信即使有这样郁联合存在，他也会战胜蒋介石，犹如黎明会取代黑夜一样。毛泽东发现要使罗斯福相信中国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绝非易事.这比说服斯大林要困难得多。
　　毛泽东意识到美国政界对华政策包藏祸心时已为时太晚。蒋介石和他的妻子已经活动了几位关键的共和党人，结果他们百分之百地同意支持国民党。因此，在这种处境下的罗斯福，不得不谨慎地对待蒋介石。

　　在中国问题上，“刻薄的乔”与克莱尔?陈纳德将军存在分歧。陈纳德不希望与毛泽东合作，而要用强大的空中力量以了结日本。罗斯福的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推土机”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反对史迪威及国务院中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们所持的观点。
　　可怜的毛泽东被蒙骗了。绝没人告诉他，美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70%的时间是在唇枪舌剑地争吵，只有30%的时间是在采取行动。

　　帕特里克?赫尔利于1944年下半年到延安。毛泽东赶到机场迎接这位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以莫希干人战争呐喊般的声音介绍自己，他的喊叫甚至会使周围的尘土飞扬起来。办事干练，具有尚武精神的赫尔利—据说他可以马步站很长时间—穿着佩有勋章的军官制服。毛泽东平静地走上前去，穿着不像样的棉衣和布鞋。“毛思同”，他的一位助手听到赫尔利这样向毛泽东问候。而另一位助手则听到这个咋咋呼呼的使者在叫“毛思董”。’

　　毛泽东和赫尔利挤进救护车。“国际交往中很少有过这种严峻的考验”。

　　当他们越过延河的时候，毛泽东告诉他延河冬天涨水，夏天变干涸。赫尔利回答说，在俄克拉何马，夏天的河水少得可以看到鱼群搅起的浑水。

　　他们看到一位农民用鞭子赶着骡子，赫尔利把头伸出窗外，用英语向农民建议道:“老兄，打它的那一边。”毛泽东插话说他小时候在韶山时曾赶过骡子，赫尔利说他曾做过牛仔，他一边描绘他的那一段生活，一边大声叫喊“呀呼”。

　　“这家伙是个小丑。n[6}毛泽东后来对朱德说。从此，“小丑”就成了赫尔利在延安的绰号。

　　无知是赫尔利的最大问题。他对中国或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不如毛泽东对莫希干人的战争呐喊知道得多。他甚至也不了解他的朋友蒋介石。

　　毛泽东和赫尔利制定了国共联合的方案。毛泽东对这一方案很满意，他们都在上面签了字。但是在重庆的国民党领导人嘲笑这个“五点方案”。
　　毛泽东对巴雷特上校说他怀疑蒋介石是否真会同意这一方案，因为赫尔利说在他来延安之前蒋介石已经知道方案的要点。

　　赫尔利有着坦克般的样式，但在智力上他就像靠垫一样软弱。不几天他就改变了自己对“五点方案”的态度。接下来的一年，他一直使美国的政策倾向于蒋介石—直到他愤愤地辞职。

　　他一直认为，国民党的日趋衰败是由于美国国务院的亲共态度造成的。

　　毛泽东又打出了一张牌。似乎最高首脑会谈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他要求到华盛顿去。

　　他的信件于1945年1月交给迪克西使团驻延安的办事处，希望他们转交给“美国最高官员”。[}}信中说，毛泽东或周恩来，或是他们二人已做好赴美准备，如果罗斯福总统把他们当作中国主要政党发言人接待的话。毛泽东要求，如果罗斯福总统不打算邀请他们，请予以保密，以免激怒正在与共产党进行不愉快的谈判的蒋介石。

　　赫尔利扣压了这一信件。信件先到重庆，而这位俄克拉何马人已是驻华大使。信件一直没有送到“美国最高官员”的手中，直到最后有人向罗斯福抱怨巴雷特上校与中共秘密联系时，这封信才被发现。毛泽东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o周以后，毛泽东听说谢伟思要被召回华盛顿，便马上邀请这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交谈了半天。他毫不迟疑地猜测谢伟思回去是为安排毛、周对罗斯福的访问(谢伟思自己也不知道他被召回国的原因)。毛泽东可是大错特错了。

　　在仲夏时节，谢伟思被逮捕，他被指控向左翼的《亚美》杂志泄露机密。毛泽东被搅得心烦意乱。罗斯福在蒋介石的坚持下已经将史迪威将军解职。现在，赫尔利把那些认为毛泽东将掌握未来的美国官员一一赶了下去。

　　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文章。[8I他对美国的调情像罗斯福的生命一样已差不多走到尽头。

　　这位俄克拉何马人和蒋总司令又挑起了一轮新的国共内战，这等于把中国的未来拱手交给毛泽东，而且迫使毛泽东更加接近苏俄，这比已有的关系或他所希望的关系还要更加接近。

　　赫尔利和蒋介石所坚持的一切很快都在向下滑去。

　　这年秋天，当毛泽东看到苏俄与蒋介石的政府签订友好同盟条约时，一种与美国合作的新的兴趣再次闪现。但这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因为华盛顿现在完全听从蒋介石的使唤。

　　在美国“失去”中国的前4年毛泽东就失去了美国。

　　巴雷特在毛泽东和赫尔利之间两头受气。当赫尔利带着“五点方案”回去后，这位倒霉的上校被派往延安与毛泽东协商是否有补救的可能。毛泽东发了脾气，怒斥蒋介石是“杂种”。

　　他叫道:“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

　　他盛怒之下所做的预言在将要发生的悲剧中得到了验证:“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当巴雷特去向这位将军大使〔’。〕—其部下对这位老板的不雅称呼，赫尔利爱插手军事和外交问题—汇报时，赫尔利也暴跳如雷地骂“毛思同”先生“混蛋”。

　　毛泽东在延安从赫尔利那里听到的大多是美国革命时的术语。毛泽东可能从未听说过“人身保护法”、“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赫尔利从美国《人权法案》出发，规定了他认为中国战后联合政府应遵守的价值标准。

　　毛泽东对此反感吗?不!与赫尔利的第一轮会谈结束后，毛泽东的反应是值得赞赏的。可笑又可悲的是，那个对毛泽东宣讲美国宪法的人，也就是后来在毛泽东的脚下使绊子的人。

　　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美国民主信条不会使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增加对美国这一理念的信任。在《毛泽东选集》出版时，有关40年代对美国表示热情的内容大多被删了去。(ail

　　如果毛泽东当时访问了华盛顿，或许他可以让罗斯福相信，是他把握着中国的未来。这虽不能完全制止毛蒋之间的摊牌，但毛日号及切及进复至少中国的内战不会持续3年，使300万人命归黄泉。

　　蒋介石也不会直到失败时还得到美国的支持—实际上甚至在失败以后还得到支持，乔治。马歇尔也不会在对双方的调停中受挫。
　　毛泽东将可能战胜蒋介石，不管马歇尔怎样作为，即使让他自行其是也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毛泽东在1945年作为政治领袖来造访白宫，而不只是作为遥远的命运之神悬浮于美国人的想象中，美国所受的震动将会小一些，所遭受的“损失”也不会引起如此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的第一次出国应该是在S1岁时到美国，而不是56岁时去了苏俄。他在其后25年间与美国的关系或许不会这样痛苦地陷人泥潭，也不会被战争和战争的威胁所中断。

　　抗战过去了，但和平却没有到来。紧张的气氛随着日本人的投降降临了。国共两党竞相受降，能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枪就等于控制未来。为了这个，语气强硬的电报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飞来飞去。
　　其时蒋介石暂时占优势，毛泽东不得不让步。两大国际势力都站在蒋介石一边。美国的后勤援助，使蒋介石先于共产党接受日本投降。而莫斯科与蒋介石的政府签订的条约，则使毛泽东担心与国民党的内战将会长期而艰巨。
　　因此，毛泽东决定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鄙人巫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他以中国传统的礼节用语给蒋介石发了电报，“弟亦准备随即赴渝”。fizl
　　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的重庆之行，认为没有美国对毛泽东在蒋介石领地的安全保证，和斯大林的强有力的斡旋，毛泽东就不应该前往。毛泽东告诉刘澜涛，他打算带着开放的心态去重庆。“签订协定这是以我的人身作保。”他对刘少奇强调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也告诉那些在延安参加完七大准备回去的同事:“回前线去战斗，不要为我在重庆的安全担心。实际上，你们的仗打得越好，我的安全越有保障，与蒋介石的谈判就越能成功。”

　　I945年8月，依然是热情奔放的赫尔利飞赴延安接毛泽东。

　　毛泽东生平第一次走上飞机，第一次公开进入蒋介石统治的地区。在向南飞的路程中，赫尔利对世界形势发表了看法，毛泽东则写了一首诗。

　　毛泽东平生第一次不得不戴上帽子。当他戴着太阳帽下飞机时，有人认为这是他采取的安全措施。毛泽东的目光警觉而冷峻。自1938年日本人攻占汉口，重庆就成了国民党的基地。重庆是一座横跨长江的山城，这对毛泽东来说是新的景观。〔”〕他住在红岩区一条小巷中的一栋舒适房子里，蒋介石调派了一辆美国轿车供他使用。

　　这是18年来毛泽东第一次不以土匪的身份进人一个城市。

　　就像1927年在武汉，他的来到是合法的。有许多人前来拜访他，报纸提到他的名字时也没有诬蔑之词。

　　毛泽东见到了老朋友，也见到了过去的对手。对所有这些人他都显示雍容大度，表现出爱国热情，与之互赠字画。毛泽东把他的词《沁园春?雪》透露给了《新华日报》[14](这是他发表在主要刊物上的第一首诗词)。整个重庆都得识到毛泽东对中国山河的热爱，都感受到毛泽东自身的使命感。

　　已逾20载未晤面的蒋介石、毛泽东握手了。

　　一个看起来衣冠肃整，另一个则不修边幅。蒋介石的制服笔挺合身，戴满了勋章;毛泽东的衣服则皱皱巴巴，暗淡无光，好像是从衣堆中随意取出的(尽管他穿了一双新皮鞋)。

　　据说，当时蒋介石显得紧张而毛泽东则镇静自若，这不一定确实。像毛泽东那样嗜烟的人绝不会内心完全镇静，尽管毛泽东当时尽可能慢悠悠地吐着青烟。
　　毛泽东之所以在蒋介石面前保持镇静是因为他知道他能以智慧取胜，是因为他相信他的事业(及个性)终将会战胜蒋介石。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毛泽东坦诚相见，蒋介石则阴遮阳盖。

　　43天以后，毛泽东和蒋介石签订了一纸协定，蒋介石工工整整地写上自己的名字，毛泽东的签字则是一挥而就，如行云流水。
　　协定没有解决任何本质问题，国共两党真的能够共掌政权吗?如果组成联合政府的话，红军真的就会遣散吗?但是，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事宜被小心翼翼地提上了日程，一些地区边界的划分问题达成了一致。

　　当两抬时丰举杯井酌时_双方都笑容可掬。宴会上的其他人关注到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场面，脸上却无一丝笑意。

　　回延安前夕，毛泽东作为客人应邀出席观赏京剧。戏演到中场时，有一张纸条递给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极其不安地离开了座位。

　　毛泽东停在剧场外的汽车遭到子弹的袭击，毛泽东的一位助手中弹倒地，已经毙命。[is]周恩来面色煞白，他找来蒋介石的首席谈判代表表示抗议。

　　毛泽东仍坐在座位上。他喜爱京剧—尽管取得政权后他对之进行了压制—他要享受这种时刻的每一分钟。演出结束后，双方领导人举行告别招待会。毛泽东忘了他的汽车遭受袭击的事吗?他宽宏大量地笑着举杯祝酒:“为蒋介石先生长寿，干杯!”

　　自剧场一面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见过蒋介石。

　　毛泽东和蒋介石岂能彼此信任?毛泽东不会相信蒋介石，“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他回到延安后说。}16}他的重庆之行就是走曲折的路，他并不认为与蒋介石谈判就此结束国共两党的争斗。他之所以去重庆，是因为国际形势迫使他不得同延场排不如此。苏联和美国(以种种方式)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毛泽东不得不对蒋介石以礼相待。

　　他之所以去重庆，还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内战，毛泽东似乎不愿被看作是反对和平的人。

　　并且他去重庆也在于显示自己的实力。蒋介石不得不邀请他，对毛泽东来说这比谈判的内容和结果更为重要。

　　中国和世界暗示，蒋介石还有一个对手存在，而且这个对手已经统治了1亿人口，并有100万军队听其指挥。

　　“天无二日，”蒋对他的部下强调。[l7]可是毛泽东的行动已证明中国的天空会对这两个太阳作出选择。

　　毛泽东蔑视蒋介石，他不久就总结说:“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la]然而，他在重庆的时候掩藏了这种感情。’

　　有些共产党人对与蒋介石谈判毫无兴趣，因为他们自1927-1937年就一直同蒋介石这个人作战，现在又是如此。另一些人则厌恶战争，他们相信与它适时地向叫吻减蒋介石的谈判可能会取得成功—周恩来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巧妙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他坚持认为，世界是在不停的变动中，一切事物都不能只从表面作出判断。现在是真实的，但是未来也是真实的。如果一个人既尊重现在又想把握未来，须得迁回前进。

　　1946年初，马歇尔再次来到延安，这是他为缩小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裂碑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19]陪同马歇尔的周恩来对马歇尔的调解仍抱有希望。同毛泽东相比，周恩来认为有可能找到一条直路，因此马歇尔发现周恩来是一位更为直率和诚实的人。

　　毛泽东对此不抱多大幻想。与一年前不同，他显得更独立。

　　像一位演员一样，他已演完在谈判中的角色。

　　在向马歇尔祝酒时，他的话肯定带有讽刺的味道:“让我们为中美两国、为国共两党持久的合作，干杯!”马歇尔虽在云里雾中，倒是诚心诚意地想摸索出一条捷径。

　　飞机在延安机场就要起飞时，他问毛泽东准备何时再与蒋介石谈判，“什么时候蒋介石邀请我，我就什么时候去。”毛泽东回答，声音像从远山中传来。他以自己的方式说了句令马歇尔激动不已的话:“可以说，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时代还等着中国。”

　　毛泽东再也没有会见过美国官员，直到经历了三场战争和美国换了四届总统之后。

　　一切调解都失败了，马歇尔不久即离开中国。到1946年秋，毛泽东和蒋介石开始了最后一轮厮杀。双方都撕毁了协定。

　　毛泽东知道，“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要打仗。},}zo}

　　其后的三年在几个方面对毛泽东是有利的。他的军事计划收效极大，他的政治预言使他像一位技艺高超的奇妙魔术师能从帽子里变出大量的兔子来。

　　政治局内出现了分歧—在土地政策上和取得政权的时间上—但这些分歧并没有成为削弱整体战斗力的对立。行政上的失调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对胜利的头昏脑涨。

　　1946年，国民党掌握着整个华南和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区。共产党在北方力量强大。毛泽东的军队只有蒋军的三分之一，武器则是其五分之一。

　　第一年，当蒋介石全面进攻时，毛泽东采取的是防御。到1947年初，世人确已相信共产党像过时的黄花一样开始枯萎了，特别是在3月份毛泽东放弃延安后更是如此。毛泽东的一些同事希望坚守该城决一死战。莫斯科认为撤退的决定是错误的，并眼见共产党的失败就要来临。

　　毛泽东并没有什么牵挂。他说延安“不就是几座窑洞吗?”他采用的是中国古代的战略，“失掉一座空城有什么关系，目的是要打败敌人的军队。”但最终毛泽东在离开之际冒着被轰炸的危险仍不愿走，“要看看胡宗南的军队像个什么样子。”毛泽东一面吸烟一面吃着饭，而周恩来和彭德怀都为他这种胆量焦急。

　　彭德怀顾不得许多从毛泽东手中夺走了筷子，并冲着他吼道，“你还在这里等什么?”毛泽东终于站了起来。“一定注意不要掉了文件，”他慢悠悠地说，“带不走的书要摆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胡宗南的军队是有用的。”

　　蒋介石在胜利中飞到延安，任意毁坏那里的坛坛罐罐。他预言.再有3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消灭人民解放军。3个月以后，他的军队被一点一点地吃掉，这是他在这座空城里叫喊时没有预料到的。

　　毛泽东又回到了农村，再一次扛起枪。‘这一次，他骑着一匹精壮的马，吸着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优质香烟，他有收音机和较好的电话系统。

　　他夜间工作、白天睡觉成了固定的习惯，刘少奇、周恩来也都是这样，其他领导人全都调整其作息时间以与毛泽东相适应。
　　一年的流动生活使毛泽东的体重有所减轻，虽然吃的食物一般来说并不坏。通常他能吃到肉，有小米，可能还有萝卜和白菜。有一周的时间断过粮，只得喝榆树叶熬面糊。“味道鲜美，”周恩来文雅地对工作人员说。喜欢辣味的毛泽东不知是何评论。

　　他用电报发出具体指示。他和其他的人一起工作—他不得不如此，因为小分队的指挥员执行他的命令—很少有时间去面对高山沉思。

　　毛泽东的生活与长征时期相比不再那么俭朴了，但他的领导方法更加正规化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密室里与周恩来等人开会，秘书们匆匆从他们的窑洞跑进跑出，用收音机了解前线的战况。

　　他让江青和在延安出生的女儿留在身边，全家人关系亲密，在一起奔波。

　　毛泽东这时候没有产生新的基本思想，也没有写诗，至少在公开发表的诗词中，没有一首是这一时期写的。他只是为别人的诗续上几句。一天早晨，一名警卫员看到东边黄河上喷薄欲出的红日，即兴写了一首诗，可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毛泽东听他朗读之后说:“可惜没有结尾。”说着就拿起笔在后面加了三句。

　　由于毛泽东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用了一个化名—李德胜，意思是“离得胜”。

　　他同一位从未见过收音机的老乡聊天，这位姓王的老汉正要把一个木盒子劈开当柴烧。“李德胜”尽其所知给他讲解电磁波的原理。“下次看到这样的东西，不要把它劈开当柴烧-”他告诫道。王老汉答道:“不会的，我要用它听毛主席讲话。”

　　毛泽东开始流露出自己拥有权力的感觉，他的文章开始代表中国说话(“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
　　蟠龙战役大获全胜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坐在一棵大树下收听共产党电台的广播。干电池收音机放在一只翻过来的木盆上，里面传来女播音员那爱憎分明的声音。她说到蒋介石的时候声音冰冷，谈到毛泽东时则充满感情。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就叫爱憎分明，我们应该训练更多一些像她这样的广播员。”
　　如果能在一个村子里住上一段时间，毛泽东总是在黄昏时分走出窑洞，坐在一只小凳子上，手中拿着一本《学英语》手册。他仍然缺乏学外语的天赋，可是在1944年和1945年间与美国人打交道使他想学美国语言。一个战后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正在形成。’
　　有一部论文集将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不恰当的比较，说周恩来更兢兢业业。“有时候，为了减轻主席肩上的重担，周总理睡得比主席还迟，起得更早。按照北京的标准，这是尖锐的评论。

　　然而，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人—甚至张国熹—暗示过毛泽东缺乏毅力。

　　毛泽东与国民党将领胡宗南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决战。胡宗南在毛泽东撤离后就占领了延安，并在那里摆宴，他曾声称不拿下毛泽东的司令部就不结婚。

　　毛泽东的人马不足2万，而胡宗南却有23万。毛泽东在陕北转战，使胡宗南战线过长，并牵制了其他战场与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敌人。
　　毛泽东的军队唱着:“存人失地，地可复得。存地失人，地人皆失。”毛泽东并不在意土地的得失，在与胡宗南周旋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常常给围坐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故事。他鼓励警卫员写日记以提高写作水平，并亲自给他们修改。

　　胡宗南的23万人马四处分散。他们与老百姓的关系不好，不像毛泽东的“鱼”那样。当胡宗南被诱上钩时，毛泽东开始出击了。他说:“胡宗南像是一只拳头，我们要让他把手张开，现在，可以将他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剁掉了。”1947年底，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攻。人民解放军用他对付胡宗南的战术，在整个华北和中原地区同国民党军队作战。
　　“人民是我们的铜墙铁壁。”[26l毛泽东的话听起来有些夸大其词，但结果确是如此。“共产党有广大的民众，国民党有大片的土地。”1947年，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声言，“在华北，70%的农民都倾向于共产党”浏。

　　在离开陕西到华北的路途上，毛泽东在五台山的寺庙停留了两天。毛泽东向方丈询问两位有名的退伍军人在出家后的详细情况，细听方丈述说五台山的历史、佛事活动，并对方丈保证:“共产党允许人民信教。我们的政策是保护宗教活动。”
　　蒋介石在东北有了惨痛的教训，只占有城市而不占有民心是没有用的。他的火车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但看到的只是亲毛的农民将铁轨掀掉，扛进山里。蒋介石只占有火车站!这就是内战的局势。农村包围了城市，人战胜了武器。

　　在城市中人心已倾向毛泽东，这是他的又一有利的条件。

　　“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这是新的学生运动提出的口号。这一运动是反蒋的，因为蒋介石的国民党什么也不给人民。

　　身居农民窑洞，毛泽东距这场小型五四运动很远。不过他善于因势利导，而不是完全投人知识分子先锋的这些活动中。这同1919年一样，当呼唤新世界的呐喊此起彼伏的时候，他正在孔夫子的出生地沉思。而在1935年，当学生运动在北平掀起轰轰烈烈的反日运动时，他正在遥远的延安。然而，毛泽东在1947年立即就看到城市反蒋浪潮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称之为“第二条战线”第一条战线当然是指武装斗争。

　　1948年春季的几次重大战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灵活多变。他从未反对这种正面阵地战，除非他认为自己的力量太弱，没有把握取胜。现在他的力量强大了。形势急转直下，厮杀不是在毛泽东的解放区进行，而是在蒋介石的国统区展开。

　　蒋介石写了一本书《中国之命运》，预言他将取得全面的胜利。现在，局势有如电影镜头以不同寻常的速度掠过中国这块屏幕。与蒋介石的预测相反，每一新画面都显示蒋介石的国民党受到重创。蒋介石的半数军队在坚守防御阵地……“共匪”作为祖国的儿子为国家而战……蒋介石对他的一个刚丢掉一半军队的将领大发雷霆……毛泽东在沉思，面部表情像如来佛般地泰然自若……蒋介石穿梭于机场之间……毛泽东漫步于乡间小道。
　　斯大林邀请毛泽东去莫斯科“休养”，但毛泽东在1948年的风暴中不可能安闲地离开中国。于是，斯大林派米高扬秘赴河北见毛泽东。“斯大林有点像祀人忧天，”聂荣臻回忆说。米高扬来检测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的强大程度，中方感觉到了他的这种将信将疑，因为几个大的艰难决战使他们已极度衰弱。

　　在河北，在一次国民党利用特务派飞机投弹空袭时聂荣臻救了毛泽东的命。听到B-25飞机的声音，聂将军跑进毛泽东的房间要他躲进防空洞。毛泽东正要穿上蓝色花纹的睡衣躺着。聂荣臻做他的工作，但毛泽东平静地坐在床沿上。“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他说，“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呢!”聂荣臻坚持要毛泽东到防空洞中去，毛泽东拒绝不去。聂荣臻命令卫士抬着担架到毛泽东的卧室，放在毛泽东的身边。聂荣臻和他的两位警官将毛泽东轻轻地抬人担架，卫士们抬起这超过他们两人体重的担架跑进了防空洞。炸弹如雨点般地落下。一块弹片正好落在院子里毛泽东所在的房子里。毛泽东一时无言表达对聂荣臻的感激之情。后来，聂荣臻逮捕并处决了两个国民党特务，他们出卖毛泽东，提供了炸弹袭击的目标。

　　拿下东北之后，毛泽东并没有直取北平。这使蒋介石相信毛泽东无力取北平。但毛泽东之所为有其原因。这是为了让解放军有足够的时间休整，并使处于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军队更加陷人混乱。同时，这也使林彪和他的指战员能够包围住50万国民党军队，在平津地区把他们一点一点地吃掉。

　　与国民党预料的正相反，人民解放军推进至天津先攻克了一些小城市—几乎是用德国人的效率拿下的。如果李立三和奥托?布劳恩不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他们看到这种场面时一定会欣喜若狂。可惜他们曾在错误的时间里想做正确的事情—他们早已离开了决斗场。

　　毛泽东的一些同事对击败蒋介石的胜利所抱的期望值要比毛泽东低。“我们不会失败，”1946年彭德怀将军坦率地说，“不过，我们不一定能打赢。

　　刘少奇等人认为，中共应暂时满足于把中国分成南北两个不同的政权。按照这一慎重的理论，解放军渡过长江不仅与斯大林的意见相违背，还有可能引起杜鲁门的干涉(1948年，美国有10万军队驻扎在中国)。

　　1948年的毛泽东嘲笑了这种悲观主义论调。

　　1921年，毛泽东和萧瑜一起乘船去上海时，他曾对萧瑜预言说，共产党会在“三十至五十年”内取得政权。他在1946年夏季预计要经过“一年半的战斗”。1948年春，他谈到了“1951年7月”。1948年下半年，他宣布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结果证明了他预言的正确。

　　蒋介石成了一个急于讲和的人，满纸温情的信件从南京发出来了。可是目前毛泽东不愿意分享权力，他的言辞犹如勇往直前的解放军战士的刺刀一样坚硬。毛泽东给南京唯一的真正答复是人民解放军从绿色群山中突起，于4月份一举攻占了这座美丽的城市。南京陷落不久，整个南方也陷落了。

　　毛泽东即兴赋诗，首次笔落诗成。诗中，他写到钟山像巨龙一样蜿蜒于南京以东。历史上南京被描绘成虎踞龙蟠之地。“人间正道”是地道的儒家思想的翻版，但紧接着的后半句改变了孔夫子的意思。因为孔夫子从来不提倡用政治的力量带来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毛泽东读过《伊索寓言》，他从中找到“以怨报德”的逻辑来辩解。“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起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毛泽东引用农夫临死时的一句话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在这种决战的时刻，毛泽东无须以猴的精灵施用任何计谋，楚霸王自取灭亡在于他怜及敌手。使世界发生沧桑变化的时机已经到来，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毛泽东抓住这一机会。

　　毛泽东的胜利是对蒋介石的当头一棒: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他问，“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由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

　　毛泽东已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1945年的重庆之行提高了他的知名度。1947年他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使他成为人们敬畏的人物。

　　毛泽东延安的办公室墙上曾挂有四幅伟人像: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其顺序是按照西方的字母排列的)。这种排列顺序已经把中国置于世界强国之林。

　　到1948年，毛泽东感到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取蒋介石而代之，成为中国的领袖。(在谈及国民党准备释放一名臭名昭著的日本战犯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对蒋介石发号施令:“这是不能容许的。}}X351)在他的心目中，他已置身于世界的竞技场。接下来发生了一个事件证明他是正确的。

　　英国人此时还认为这个东方古国是约翰?布尔的后花园，派了

　　一抽怕们加迅琴仃而卜“些石芷县”到南食后马卜杨赶国旗八峨口翻哪四四四吧竺曰侧嫂吧胭幽匕水兵们叼着雪茄拥人了这座摇摇欲坠的城市中的英国大使馆。

　　英国人已经习惯于控制柔顺的中国人。但长江此时已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毛泽东的人开炮重创了“紫石英号”，23名英国人被打死。这艘护卫舰像一条病鱼在长江里泡了101天，因为它的舰长拒绝签署文件承认“侵犯中国水域”。

　　英国下院对此怒发冲冠。丘吉尔称人民解放军的行动是“公然的暴行”。毛泽东以一个简单的道理做了回答:一个主权国家不会允许外国船只在它的江河中任意航行。这位“共匪”现在代表中国讲话了。

　　毛泽东在一次声明中宣布:“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一今天看来符合逻辑的声明，当时却激怒了英国。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胜利所做的贡献是在毛泽东接近政权边缘时要求他放弃努力。斯大林后来承认:“我们当时认为，中国的农民起义没有发展前途，中国同志应和蒋介石寻求妥协，他们应该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自己的军队。”

　　毛泽东准确地预感到一个战后的亚洲正在形成，而且要超出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这四个大人物的预料。他后来对“超级大国”的不信任，部分原因应归于1948年超级大国没有发出信号，欢迎他进人他们的俱乐部。
　　蒋介石南迁广东。美国大使这次没有随蒋介石一起走，其他主要国家的大使也都留了下来，他们都继续留在南京。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苏联的使节随蒋介石去了广东，当华北地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赤化的时候，他们仍依附在蒋介石这堆白骨上。

　　毛泽东邀请莱顿?司徒雷登大使前来会谈。这是一个脚注，即毛泽东对自己1945年试图到华盛顿与罗斯福会谈的一个注解。

　　毛泽东已经决定中国将暂时偏向苏联，但毛泽东的中国是否会与美国方面有事务联系尚不得而知。

　　可是司徒雷登慌了手脚，华盛顿对毛泽东和司徒雷登的会谈则三心二意。阴

　　1945年，在毛泽东力量较弱的时候，应该来华盛顿，但是美国不邀请他。1949年他已经强大，无须去那里求援。他以高姿态邀请美国官员会晤，而不是自己亲自去拜访，但美国对此仍不感兴趣。

　　1945年，华盛顿看毛泽东势力太弱，不愿和他打交道。但仅仅四年后，美国又认为毛泽东太强，和他交往不会有什么好处。
　　毛泽东愤慨了。很快，他下令对驻在华北的美国领事馆人员采取强硬措施，很多人被指责为“间谍”并被驱逐出境。
　　美国与中共在南京的最后一次接触是不愉快的。司徒雷登在日记中写道:“黄华坦率地说他们把美国当作敌人。”侧这位脆弱的美国大使回国不久便一撅不振。毛泽东写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与他告别，这是毛泽东所撰写的有关美国的最不友好的一篇文章。[引:
　　毛泽东回顾说，马歇尔的调解是企图“不战而控制整个中国”。他称蒋介石的政权是“美国殖民政府”。文章语言尖刻，带着强烈的反美情绪，时而还引述古籍。

　　毛泽东不能隐藏他对美国的不满，因为美国富有，而中国贫穷。他讨厌美国的“慈善”胜过它的武器。“美国人在北平、天津、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
　　美国对待其附庸的傲慢态度使他想起周朝(公元前1046前25b)的一位渔夫，这位渔夫钓鱼不用渔钩和诱饵，渔线高出水面三尺，此谓“愿者上钩”。

　　他引用中国古代经典《礼记》中的一句话，告诫那些仍然希望依靠山姆大叔的人:“磋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在英雄气概的外表下毛泽东也有隐忧。美国曾是那样轻蔑地对待他，现在，他反过来羞辱美国，“没有美国就活不下去了?”语音如此强烈，反而表现出他内心的不安。

　　为什么毛泽东攻击自由主义者—司徒雷登、艾奇逊—而对麦卡锡之类的保守分子毫不留意呢?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是毛泽东的主要敌人，因为他们吸引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这为毛泽东的亲苏设置了难题。

　　一些“第三力量”的人们，甚至一些共产党人都看好美国的民主。他们觉得美国(毕竟距离遥远)不像苏联那样可恶。毛泽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主要是想击中国内的目标，用中国的俗语说，“指桑骂槐”。
　　蒋介石在1949年搬了五个地方，于当年12月离开大陆去台湾。司徒雷登在他日记中写道:“蒋介石去台湾会招致许多问题。但是司徒雷登和毛泽东当时都不知道这些问题将会有多么严重。

　　是毛泽东获胜了还是蒋介石失败了?两者兼而有之。1948年，蒋介石在一次国民大会上承认，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献身精神，为中国人民服务得更好。人民解放军在军力和智力上都战胜了国民党军队。中国的经济在蒋介石无能的手中已变得支离破碎。军事和经济这两者的失败原因实际上是一个，蒋介石的支持者太少。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问毛泽东对延安失守有何评价，毛泽东回答说:“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之所以能打败蒋介石，是因为他深谙此道:战争的社会意义存在于中国广大的群山绿野之中。

　　赢得中国农村“老百姓”的支持，就等于赢得战争。而蒋介石不了解这一点。’

　　与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没有征兵征粮引起人民的反对。他的干部也不像蒋介石的部下那样用大部分时间来建造自己的安乐窝。他没有依赖外国的援助，蒋介石到1948年还依赖外援。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从美国得到价值30亿美元的援助，而同一时期毛泽东一点外援都没有得到。)

　　毛泽东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知识分子们发现，蒋介石一边宣扬对自由世界的忠诚，一边减少自由的空气。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他们的国家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正遭受极大的痛苦和折磨，正在走向崩溃。任何一个对未来抱有一线希望的人，都会对这种社会现实产生极大的不满。

　　蒋介石的精明只限于应付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他胸襟狭窄。

　　毛泽东则远见卓识，谙熟历史的动力。

　　蒋介石是自负之人，常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是头脑清醒之士，专注于自己的主旨目标。

　　蒋介石只是一介武夫;毛泽东则是一位思想家，枪杆子只是他的工具。1943年，在共产党处于弱势时，蒋介石完全可以与毛泽东达成一项对自己有利的协定。但是蒋介石不了解战争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而毛泽东却深谙其重要性。蒋介石只知道寻求军事手段来解决共产主义问题，结果既丢了军队，也失去了中国人民。

　　毛泽东在《红楼梦》中悟出了蒋介石和他的军队的处境。含玉而生的贾宝玉，日夜不能离开“他的命根子”，挂在脖子上的那块宝玉给了他生命和智慧。在毛泽东看来，蒋介石的军队把自己与外界隔绝起来，等于丢掉他的护身符。仁叫

　　毛泽东本人对军队的看法与蒋介石不同。从根本上说，正是人民动员和支持了军队。军队不是一架机器，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简言之，它是服从于政治斗争的一种方式。毛泽东从未丢掉过他的军队—像贾宝玉没有丢掉他的宝玉一样—而丧失军队的恐惧却时常缠绕着蒋介石。

　　到1948年年中，中共已有300多万名党员，250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不得不分成地区性的游击力量，遵守纪律和相互协调的问题由此产生了。毛泽东为此写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之类的文章。

　　在井冈山，毛泽东曾像牧羊人一样管理他为数不多的战士。

　　现在，他指挥着世界上五支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其指挥方法不可同日而语了。

　　城市生活使毛泽东的那些来自农村的人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现实困境。毛泽东已经赢得了武装斗争的胜利，但同时在纯洁思想的战争中却倒在地上。他的矛盾的心理不断增长，并开始怀疑是否得到的越多，失去的也越多。

　　猴子将不会让老虎凭借全力而称王。导师的角色—在延安时，他曾把这一角色同领袖的角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看来已经从他身上消失。

　　1948年4月，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恢复延安精神。毛泽东口授了一份电报，祝贺延安人重又回到家园，而他再也没有重访延安。

　　随着全国解放的到来，毛泽东很少露面了。他似乎已厌倦抛头露面。他运筹帷握，其决策主要是围绕怎样和以什么样的程序去摘取悬在他头上的果实。

　　1948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卫?巴雷特上校和约翰?梅尔比在北平共进午餐，后者也来自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这天阳光明媚，和煦的阳光透过柿子树。然而，隆隆的炮声震落了桌上的筷子。

　　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西山，从那里可以俯瞰北平全城。炮弹弹片飞落到了北平机场。

　　一位孤守北平的国民党将军派了几名代表出城，要求与毛泽东的农民勇士们谈判。这是在安置和平改编，但在联合的名义下进行。这不再意味着分享权力，而只是移交给共产党控制的一种象征性。1949年1月，这位国民党将军交出了北平城和20万军队。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拯救了这座城市，使之免于遭受巨大的破坏。由于拖延了很长时间，而在此之前已占领了其他一些城市，毛泽东认为国民党不会再为北平而战。后来，毛泽东让蒋介石的这位将军当了水利部部长，以示奖励。

　　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进了城，像乡下的孩子周六进城一样。他们么冻共叽右年上晚中和会脚穿布鞋，军装肥大，表情腼腆。

　　在队伍前面，一个高声喇叭竭力虔诚地呼喊口号:“祝贺北平人民获得解放。”’有些旁观者看到战士们羞红的脸，还以为是长途跋涉的疲劳所致。人们看到静静驶过的坦克、吉普、重型大炮，几乎全是美国人的。

　　“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毛泽东曾开玩笑地说。他的话应验了。

　　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被高高地举起。朱德面带微笑，而毛泽东则表情严肃。墙上、电线杆上到处贴着“新中国”字样的油印传单。蒋介石的新闻机构的刊物《华北每日新闻》，一夜之间变成了毛泽东的《人民日报》。

　　北京的编辑们十分明智地马上转向新的路线，毛泽东对这一宜传工具的控制比对其他方面的控制都要严格。

　　毛泽东指派文章。他要求严格校对每一篇重要文章，并用自己的草体字在其上作出修改标记。他为报纸写了许多文章从未署名。

　　多年来，他像对待家里的厨师那样不断地雇用和辞退报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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