轶事典故

女国民会

“为花季少女解开裹脚布，为广大妇女争取参政权，为底层娼妓寻求独立人格，谁说我辈不女权？”——向警予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17日，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接受中共的“国民会议”主张。孙中山号召召开各实业团体、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等九个团体的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的预备会，但没有包括妇女团体。此事件一出，立即一石激起千层浪，妇女界要求参政权的运动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同月，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号召在全国发起一个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为了促使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1924年12月21日向警予主持的上海女权运动委员会等21个妇女团体成立“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发表宣言明确提出国民会议应有妇女团体参加，一切公私法律凡有碍于女权发展者应一律废除，另订男女平权及特别助进女权发展之宪法与法律。她还在《妇女周报》上发表了《国民议会与妇女》一文，文中写道：“本会的目的在促成国民会议，和参加妇女独立的团体于国民会议。”“妇女与男子不过性的区别，而其国民身份则无二致。”透过此话，可以想象发声者是以一种怎样高昂的姿态，为其所代表的广大妇女争取权益。

1925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派刘清扬、钟复光、李剑秋出席大会。3月19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女界代表团，针对段祺瑞政府的《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草案》中关于选举与被选举权仅限于25岁以上男子的规定发通电，声明：“此等蔑视女子人格，剥夺女权的条例，吾妇女界誓不承认其有效。”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也为此召开会议，作出决议：一方面致电段祺瑞政府，表示如果国民会议不许妇女团体代表参加，则二万万女国民不承认国民会议。另一方面致电在北京参加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刘清扬和钟复光，让她们联合各地妇女代表竭力抗议，请愿修正。同时还电告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妇女团体、各女校，希望共同起来反对善后会议制定的男女不平等条例。

在全国各界妇女群起抗争的压力下，国民会议专门委员会特别审查会把第14条“凡中华民国男子满二十五岁以上”中的“男子”二字改为“国民”，但是，最后在善后会议议定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第14条中，照旧为“男子”二字。为此，上海市国民党妇女部于4 月24日发表告全国妇女书和宣言。告妇女书中说：“特权阶级和一切保守反动的旧势力一日存在，妇女运动即一日不能抬头。”宣言指出：“如果从事女权运动的姊妹不能协同一般人民，将特权阶级和一切保守反动的旧势力根本推翻，妇女运动的目的将永无达到之一日。”“我们应不犹豫地参加国民革命战线，协同一般人民推翻特权阶级和一切保守反动旧势力。”

由于政权掌握在北洋军阀手中，国民会议运动没有什么具体结果，轰轰烈烈的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也由此受到挫折。

向蔡同盟

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结合曾被称作“向蔡同盟”。

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结合是志同道合、自由恋爱的结晶。1913年秋，蔡和森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他和毛泽东、萧子升三人品学兼优，志趣相投，都是杨昌济最得意的学生，人称“湘江三友”。1918年4月，他们共同组织的“新民学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胚胎之一。1916年春，同样是杨昌济最得意的学生向警予从周南女校毕业后，冲破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回到家乡担任溆浦女校校长，走上了妇女解放和教育救国的道路。她在学校要求女生放脚，亲自为她们解开裹脚布，并一个个地陪其回家向父母作动员，在当地开女子解放之风气。1918年底，向警予为联系湖南女子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到达北京，第一次见到了在湖南学生界中享有盛名的蔡和森。不久，向警予也加入了“新民学会”。她与蔡和森的交往因此逐渐增多，但并未产生爱慕之情。1919年底，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五十多人乘坐“盎特莱蓬”号法国邮轮从上海启航前往法国。在35天的航程中，向蔡两人经常一起观看日出，讨论学习和政治问题。在谈到个人婚姻问题时，他们都强烈地反对旧式婚姻，主张大胆追求新式爱情和理想的完美结合。当邮轮停靠在终点站法国马塞港时，“向上同盟”扬帆启航了。

向警予在担任周南女校校长期间，一些工作得到了当地一位名叫周则范的军官的支持。出乎意料的是，周则范竟然要求漂亮文雅的向警予做他的二房夫人。向警予的父亲虽是位富商，但慑于周的权势，只得同意。可是，早已接受女权解放新思想的向警予则坚决反对。她只身冲进周家，发誓“终生不嫁，以身许国”。为避免周的再次纠缠，向警予干脆离开溆浦老家，前往长沙，住在同学蔡畅的家里。

到达法国蒙达尼城后，1920年5月，二人在蒙达尼结合。仪式热烈而简朴，几十名中国留学生为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新人送上了温馨的祝福。向蔡分别朗诵了两人在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歌，庆礼达到了高潮。不久，二人将这些诗作结集出版，题目为《向上同盟》，分别赠送给亲朋好友。萧子升在看完诗集后幽默地对他们说：“你们两位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祝福你们，并献给你们四个字——‘向下同盟’。这是你们书的名称，我只不过改换了一个字而已。” “他们的结婚照片上，一对马克思主义的虔诚信徒并肩坐在草坪上，共同捧着一本打开的《资本论》。这种寓情寓义的完美结合的结婚照片，恐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还有他们写给亲友的信件中也能反映出这种理想的问题。

结合后，向警予给父母寄了一张印有一对十分可爱的小孩的明信片。她针对明信片上的小孩，借题发挥，写道：“和森是九儿（向警予在家排行第九，小名‘九儿’）的真正所爱的人，志趣没有一点不同的。这画片上的两小也合他与我的意。我同他是一千九百廿年产生的新人，又可叫做廿世纪的小孩子。”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说：“我与警予有一种恋爱上的结合。”“向蔡同盟”正是具有了健康向上、率真独特和丰富多彩的内涵，才平添了其无穷的魅力。 [29]

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结合曾被称作“向蔡同盟”，由于生活习惯不合等原因，1926年，向警予与蔡和森在莫斯科分手。生活“同盟”虽已不再，革命理想同盟却犹在。得知向警予牺牲，蔡和森悲痛不已，撰文悼念“我的妻”：“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