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作品

向警予为党中央妇女部起草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等许多重要指导文件，发表了《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中国妇女宣传运动之新纪元》、《妇女运动的基础》、《评王碧华的女权运动谈》、《上海女权运动会今后应注意的三件事》、《中国知识妇女的三派》、《女国民大会的三大意义》、《给陶毅的信》等大量论述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培养了大批女性工作干部，在女权运动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向警予在《评王碧华的女权运动谈》（1923年10月）中说：“所谓女权运动乃完全由于解决性的特殊问题而已。性的特殊问题绝非专属某几个妇女或某部分妇女的问题，乃指普遍妇女全体的问题，或表面上属于某几个妇女或某部分妇女而实际则含有全体的普遍性者。故女权运动的意义在于免除性的压迫、发展，男女同等的本能，和争回妇女应有的人权。女权运动的团体或个人必随时随地关顾妇女本身的利益——尤其是要着眼到妇女的大多数，才不失为女权运动的意义。”

向警予在《上海女权运动会今后应注意的三件事》（1923年11月）一文中注意劳动妇女问题时说：“劳动妇女除了比我们穷苦以外，究竟是我们的一体。我们的运动——女权运动，不专为的是少数人自私自利，当然要首先注意伊们的问题，因为伊们所处的地位特别痛苦。”

向警予在《中国知识妇女的三派》（1923年11月28日）一文中说：“人生的价值的大小是以人们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判定的。”她批评浪漫派“所喜欢的是自己的绝对自由和绝对快乐”，小家庭派对“一般社会和妇女却丝毫不能受着伊们的好处”，而“小家庭比起大家庭来，自然有其它的历史价值。然而这个安乐窟，是从极端人个人快乐的家庭分工，永远是活埋女子的坟墓”，“快乐幸福的小家庭怎样桎梏妇女的解放”；职业派出家庭入社会，虽对妇女地位之变迁有一定意义，但具有保守性，因职业派“为事业发达、一帆风顺起见，对现实社会不管好丑只有服从。因此很容易形成保守的性质”。小家庭派、浪漫派完全建筑在个人的快乐主义之上，职业派固然比较地有社会的意识，然而也缺乏综合的人生观和全般的社会意识，这乃是三派共同的缺点。

向警予在《女国民大会的三大意义》（1925年3月29日）一文中，向警予认为，“女权运动的真正意义也就是为全体妇女争普遍的权利、普遍的地位，……其实少数妇女做官做议员的运动，只能叫个人活动，并说不上女权运动。因为少数女子的做官做议员，只是少数妇女本身的特权，未必能于全体妇女有什么利益。” [34]正是从为全体人群谋幸福的信念出发，才促使向警予特别关注女性压迫问题。从五四时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向警予谋求全体人群的幸福是其一以贯之的信念，1919年12月20日向警予《给陶毅的信》中就谈到了“大家都以为非求社会的均齐发展，不能达到人生的共同幸福；所以对于全国二分之一的黑暗女子，也想把他从十八重地狱里提拔出来，于是乎‘女子解放’、‘女子解放’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