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局势发展，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预见的那样：“国共和谈，谈拢的希望一丝一毫也没有”，“抗战结束后的国共两党，已成一山二虎之势。”

　　历史证明，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仍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但蒋介石对全面内战也有顾忌：一是经过八年抗战，全国人民普遍期待和平建设国家，包括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均有人反对战争；二是美、英、苏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三是国民党政府的精锐军队抗战期间大都退到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共产党控制区前线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在调兵遣将的同时，亦发动和平攻势，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8日。延安的宝塔山巍然屹立，远山近壑起伏高耸。一架草绿色C—47运输机从延安机场缓缓起飞，直上云霄。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飞赴重庆，拉开了国共重庆谈判的大幕。
　　毛泽东离开延安后，刘少奇代毛泽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9月14日，延安迎来了一位苏方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
　　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会见了贝鲁罗索夫。贝鲁罗索夫向朱德口头转达了苏联后贝加尔湖军区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正式通知：一、按照苏军统帅部指示 ，在苏联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二、因八路军之单个部队已到奉天、平泉、长春、大连等地，苏联红军统帅部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苏联红军占领之地区；三、苏联红军不久即行撤军，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
　　任弼时立即将这一情况电告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电报发出后，刘少奇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临时会议，听取新任沈阳市卫戍司令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会议一直进行到9月15日凌晨。政治局会议认为：一、东三省北倚苏联，西接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面是朝鲜，三面都是友好邻邦，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的敌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二、东北工业基础雄厚，物产丰富，是战略根据地；三、国民党虽有美国帮助海空运兵，但其“姗姗来迟”，正是我方控制东北的大好时机。会议决定：立即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立即赶赴东北，在沈阳设立办事处，力争东北。至于撤出单个部队问题，会议同意按中苏条约办理，一部分部队可转入附近农村。
       重庆，红岩村。
　　夜幕笼罩着嘉陵江畔的红土坡。红岩嘴十三号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三层楼房依然灯火通明。
　　毛泽东、周恩来对中央政治局的电告，做了短暂的慎重磋商后，立即复电延安：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东北及热察控制在我手中，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
       延安，杨家岭。
　　1945年9月17日23时，中央书记处会议刚一结束，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立即致电重庆，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要旨是完全控制与巩固热河、冀东，屯重兵于冀东，以便12月初苏军、蒙军撤退时掌握先机进入东北；巩固华北现有根据地，打击沿平绥、平汉两路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冀热辽地区是战略要地，应设中央局，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

      重庆，红岩村。
       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完全同意书记处提出的战略方针和部署。

　　延安，杨家岭。
　　中央书记处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复电后，于19日当晚召开政治局会议，按照新的方针，调兵遣将，重新部署兵力。会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和冀热辽军区，由李富春、林彪、萧劲光、李运昌、程子华为中央局委员，李富春任书记，林彪为军区司令员。决定抽调11万人部队，2万名干部前赴东北和冀热辽。干部中，包括中央委员10人（其中政治局委员4人）、候补中央委员10人。从延安抽调的部队，除东北籍干部团和另两个团外，又从中央各机关抽调各种干部1300人，炮兵学校1000余人。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将中央警备团一分为二，组成中央警备团和先行中央警备团。任命吴烈为先行警备团团长，西北公校副校长李逸民为团政委、樊学文为供给处主任，带领先行中央警备团随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到冀热辽地区的承德，为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移承德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据考，“陇海以南兵力北调，以热察、东北为全国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太行为第二战略根据地”的战略构想是黄克诚最先提出的，得到了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几位领导人的首肯。
在这个战略构想指导下，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做出了党中央向承德作战略转移的决策。
　　然而，不久承德的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从1946年1月起，不断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多路大规模进攻，下半年承德、张家口相继失守。
　　毛泽东根据形势变化和战场的情况，果断停止了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搬迁到承德的计划。
　　期间，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也曾做出了中共中央机关向淮阴、哈尔滨作战略转移的决策。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和战场形势的变化，“迁都”之事不得不一次次暂时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