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见结束后不久，胡宗南的副官来接熊向晖，说胡宗南约他个别谈话。个别谈话在胡宗南的住所进行，胡宗南一改矜持，询问了熊向晖的家庭情况、政治观点等。

      在胡宗南约见熊向晖个别谈话后，熊向晖来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会见了他。董必武向熊向晖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甘于当闲棋冷子，在党明确指示撤离前，绝不要离开胡宗南。
       １９３８年５月初，胡宗南送熊向晖到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为黄埔军校，原设在南京，抗战后迁至成都，并建起一些分校，校长都由蒋介石兼，胡宗南任第七分校主任，学生都属“黄埔系列”。这样，熊向晖算做黄埔第十五期生。
       从学校学习期满，熊向晖便被委派为胡宗南的助手——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１９４３年５月２５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公开宣布《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你等应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６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
       于是，胡宗南６月１８日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胡宗南对所属部队下达的文件也都由熊向晖起草。熊向晖将所有内容一概记下，然后，迅速通过秘密战线，将它送到毛泽东、周恩来手中。
       ７月４日，朱德致电胡宗南，“知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战艰难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险境地，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作战任务。”
       朱德这份电报由熊向晖签收，熊向晖看后，心头不觉一惊，因为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是不允许公开评论的，而朱德电报称“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这是绝密情报，只有胡宗南及身边有关人员、参战部队师以上的将领知道，如今这情报出现在朱德的电报中，胡宗南不可能不怀疑有人泄密。此时，熊向晖真正感到了身居虎穴的危险。不过，熊向晖像往常一样，把电报送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将电报看了两遍，皱皱眉，说：“这一手真厉害?是谁泄的密呢？这仗还打吗？” 熊向晖不改常态地说：“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
       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待。”胡宗南问：“你看怎么查？”说这话时，胡宗南两眼死死地盯着熊向晖。熊向晖迎视着胡的目光，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秘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胡宗南听了这话，没说别的什么，只叫熊向晖把下属的特务头子刘大军找来。
       当晚，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照常让熊向晖出席。会上，胡对泄密的问题只字未提，只提“这仗打不打”的问题，有人主张照打，有人则主张暂缓。胡宗南最后作结论：“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  
       会后，参照熊向晖的意见，胡宗南向蒋介石发了请示电报。７月７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罢兵。”于是，胡宗南的部队奉命收回。
       刘大军奉胡宗南之命一直在多方查寻泄密之事，不久报告送来，称泄密之事有两件，６月１２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９人开会，通过文件，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７月６日，中央社自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胡宗南听后，大骂：“混蛋?蠢猪?坏了大事?”遂下令刘大军将两个泄密嫌疑犯送西安劳动营关押。
       胡宗南常常轻车简从，微服出巡。一次，他去西峡口会见汤恩伯，只带两名随从，中途夜宿野外，熊向晖通宵未眠，在胡宗南的身边警戒，胡深为感动，认为他忠诚无比。所以，熊向晖虽几次遇惊，却最终无险。这一次熊向晖凭着胡宗南对他的绝对信任化险为夷。
       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０日下午，胡宗南在西安置办酒会招待周恩来。酒会后，胡宗南命熊向晖用他的专车送周恩来回去。途中，周恩来佯装不认识熊向晖，快到七贤庄时，周恩来说：“熊秘书，到七贤庄后请你稍等。我有一些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送给胡副长官。”熊向晖领悟，这是周恩来暗示，要同他密谈。到七贤庄，周恩来领熊向晖到里院的一间小屋。刚一关上门，周恩来伸出双手，紧紧握住熊向晖的手，说：“这几年
真让你辛苦了?”熊向晖，这位在无数次危急关头连眼皮都不眨一下的铮铮铁汉，在周恩来亲切的目光注视下，不禁双泪长流。最后，周恩来再次紧握熊向晖的手，说：“胜利后再见?”熊向晖以军礼向周恩来告别。
       当熊向晖走出小屋时，七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几位同志正将几捆包装好的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送上他坐的汽车。
       抗战胜利后不久，胡宗南决定保荐熊向晖去美国留学。熊向晖通过秘密战线请示周恩来同意后，于１９４６年６月５日飞抵南京，办理留美手续。这天，熊向晖正坐在家中看报。１０时许，保姆进来通报：“熊先生，有人求见。”熊向晖说：“请他进来。”来人说：“胡公请你。”
       “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熊向晖明白了，原来是周恩来派来的人?于是说：“那好，我们走吧?”出门时，来人轻声对熊向晖说，我叫童小鹏，胡公有急事，需要你到梅园新村３０号走一趟。……熊向晖在梅园新村会客室刚一坐定，周恩来就推门进来。他关上门，拉着熊向晖的手在沙发上坐下，神情严肃地说：“我不小心，出了事故?”
       原来，６月７日，周恩来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在延安，连续开了一天一夜的会。因忙着回南京参加国共谈判，周恩来开完会后直奔机场。在飞机上，周恩来十分疲倦，一下便睡着了，醒来后飞机已降落在南京。回到梅园新村后，周恩来发现装在衬衣口袋里的一个小本子不见了，到处找不到，想必掉到马歇尔的专机上了。小本子上有熊向晖在南京的住址。周恩来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建议
让熊向晖立即转移。
       毛泽东沉思良许良许，回道：“再等几天，我看马歇尔不会告诉蒋介石。”
       果然，９日下午马歇尔派他的侍从副官给周恩来送来了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说是一份机密文件，周恩来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他丢失的小本子。周恩来明白，小本子虽然找回来了，但马歇尔肯定将小本子上的内容拍了照，这样，熊向晖就很有可能被暴露。熊向晖内心感到一阵震撼，但坚定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我也不怕。为了党的事业，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周恩来紧握熊向晖的手说：“党不应该让她的党员平白无故地牺牲。我们要想办法挽回这个损失。你得先避避风头……你先去上海躲避一段时间，找个可靠的熟人注意你家中动静，如发现异常情况，即用暗语快信通知你，你即到上海马思南路１０７号找王炳南，他会把你安全送到苏北解放区。如果半个月后，一切正常，就说明马歇尔没有把照片送给蒋介石，你便迅速回南京办留美手续。”接着，周恩来又问：“你在南京
有可靠的熟人吗？不能是我们秘密线上的。
       熊向晖沉吟了一下，说：“我的未婚妻谌筱华可以负责这事。”随即，熊向晖介绍了谌筱华的主要情况。周恩来说：“好，就这么办。”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熊向晖在上海躲了半个月，接到谌筱华的来信，内写“王兄康泰，阖府安详”。这表明一切正常，马歇尔没有将情报告诉蒋介石。熊向晖松了一口气。接着，熊向晖飞抵南京，迅速办妥留美的一切手续。１９４７年１月，熊向晖和谌筱华由蒋经国作证婚人在南京举行婚礼就在熊向晖回到南京后不久，胡宗南交给他两份秘密文件，一份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份是陕北解放军兵力配置情况，胡宗南命他据此画一份军事草图，并起草一份施政纲领。熊向晖回到自己房间后，细阅了攻略延安方案抄件，不觉大吃一惊，蒋介石这次进攻延安的总兵力达25万余人，共１７个旅，另调集上海、徐州飞机９４架，大有一口将我陕甘宁边区吞掉的气焰。
       第二天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从南京飞回西安。晚上，熊向晖化装来到秘密线上的联系人王石坚家，将所获的重要情报一一告诉了王石坚，王石坚当即报告给延安。
       ３月１０日晚１０时，胡宗南在洛川“前线指挥所”召集整编第一军和整编第二十九军的军、师、旅长开会，具体部署进攻延安的方略。这些情报十万火急，尤其是保密局魏大铭带来的探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那套装备，将探测出我军各级指挥部的位置，这关系到党中央及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安危。开完会后，熊向晖回到房间来回踱步，考虑如何把情报送出去，他点燃一支又一支香烟吸着，脑子里涌出一个个方案，可又一
个个否决。猛然，他扔掉手中烟头，咬咬牙，快步走到桌前，飞快地写起来……原来，熊向晖考虑到情势紧迫，只能打破秘密工作的常规，将情报写在纸上，封好后派胡宗南的机要通信员送西安挚友潘裕然，请潘将信转给王石坚。
       据说，当周恩来收到这份情报时，曾十分激动地称赞道：“熊向晖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
       由于有了这份情报，党中央迅速作了多方准备。 ３月１９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党中央和西北解放军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 此后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等战役中，也是熊向晖将胡宗南进攻计划的军事情报及时密报给党中央，才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吕出：情报战中的“成功的典范”
       吕出，陕西华县田村人。早年因家境贫寒，15岁的他，小学毕业，为谋生计，1941年就报名当了国民党胡宗南军队的一名“童子军 ”。不久，便被送到西安黄埔七分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43年春，他被分配到胡宗南总部通讯营电台工作。在电台工作期间，给陶峙岳司令员抄译新华社电讯稿，逐渐扩大了吕出的政治视野，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对社会事物的评判能力，同时对共产党、解放区产生了好感，也目睹了国民党部队大小官员的腐败丑行。
       1945年8月，他随高树勋部队在河北邯郸起义，升任第4师通讯连少校连长。1946年进入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学习。1947年7月，21岁的吕出，受晋冀鲁豫军区敌工科科长、军大保卫部部长盛北光同志的派遣，重新潜入胡宗南部队通讯营电台，神不知鬼不觉地组建了生死“吕出情报小组”。
       随后的2年间，千方百计地提前向解放军直接发送高质量的绝密军事情报600多份。使毛泽东、彭德怀知道胡宗南的部署比胡宗南的军长、师长们知道得还早。由于有及时、准确、具体的绝密军事情报，从而使陕中战役歼敌3.5万人、扶眉战役歼敌主力4.3万人、秦岭反击战中歼敌1.3万人。此举曾受到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和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多次表扬，并获电台通知被接收为中共党员的殊荣，这种奇特的入党方式只有“吕出情报小组”成员独享。
       “吕出情报小组”的出色工作，在国际间谍史上尚无先例，被国家安全部誉为“成功的典范”。西安及宝鸡解放后，“吕出情报小组”随胡宗南部队撤退到四川境内，又配合解放军，在一个月中共歼敌30余万人，使四川全境顺利解放。
       全国解放以后，“吕出情报小组”不被理解，小组6人被当作历史反革命审查，蒙冤受屈。粉碎“四人帮”后，才找到能证明他们身份的惟一证明人——原晋冀鲁豫军区敌工科科长、军大保卫部部长盛北光同志，盛北光秉书公安部、安全部说明情况，经组织反复查证，使“吕出情报小组”成员的不白之冤，于1978年才得到彻底澄清，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1987年吕出在新疆自治区安全厅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