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终于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次日，毛泽东与蒋介石作了最后一次交谈。蒋介石仍在解放区问题上纠缠，不肯让步，毛泽东义正词严地申明自己的原则立场。这是一次不愉快的交谈，也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面晤。

       1945年8月，蒋介石连续发来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和平谈判，中共中央认真分析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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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8日下午3时37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从延安飞抵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这是一次永载史册的旅程。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利用民众渴望和平的普遍呼声，向中国共产党伸出橄榄枝，以实施其假和谈真内战的政治伎俩，借此拖延时间，将远在西南、西北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从容地调运到华东、华北及东北各地。

       毛泽东对抗战形势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决定前往重庆和国民党谈判，以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毛泽东就要在国统区的政治中心重庆正式亮相了。近２０年来，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形象，一直被国民党反动派肆意歪曲、糟蹋。怎样设计好毛泽东的第一印象，周恩来为此苦思冥想，他决定把自己曾经戴过的考克礼帽推荐给毛泽东。考克礼帽因拿破仑戴过，故又称拿破仑帽，孙中山先生就曾戴过考克帽。周恩来给毛泽东送来考克帽，并解释道，主席将考克帽拿在手中，稍有挥动，显示出来则是扭转乾坤的力量。毛泽东掂掂这顶考克礼帽，脸上露出笑容，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你想得周到得体，我们到重庆，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形象，显示出解放区万众一心，无所畏惧的力量。挥动考克帽，显示我们力量。这顶帽子，我戴了。”

       这天，延安机场上早早聚集着许许多多人，他们都是自发前来为毛泽东送行的。只见毛泽东穿着一套簇新的布制中山装，戴着考克礼帽，和人们握手道别。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祝愿他们一路平安。《解放日报》记者方纪是这样记述的：机场上人群静静地立着，千百双眼睛随着主席高大身形移动，望着主席一步一步走近飞机，一步一步踏上飞机的梯子。主席走到飞机舱口，停住，回过身来，向着送行的人群，人们又一次像疾风卷过水面，向飞机涌去。主席摘下帽子，注视着送行的人群，像是安慰，又像是鼓励。人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拼命地挥手。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那顶深灰色的考克礼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主席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像是表明了一种思索的过程，做出了断然的决定，主席完全明白当时人们的心情，而用自己的动作把这种心情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历史转折时期领袖、同志、战友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无间的亲密，他们无比的决心和无上的英勇。

       毛泽东等乘坐的军用飞机，徐徐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当毛泽东走出机舱，站在舷梯上时，前来迎接的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蜂拥而至，将机身围成个弧形。毛泽东微笑着，摘下考克礼帽，向欢迎的人群挥动。中外记者的所有镜头都对准了毛泽东，赫尔利翘起大拇指说：“毛，简直是好莱坞！”他紧贴着毛泽东，“既然记者先生们老用镜头对着我们，那就让他们拍个痛快吧！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喜欢的镜头。”他又顺势挽住周恩来的胳膊。山城沸腾了。

       当天，蒋介石便在林园官邸设晚宴，招待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和蒋介石即相识共事，自从成了政治敌手后，已有２０年没有相见。蒋介石一身戎装，胸前缀满耀眼的勋章，而毛泽东则一身朴素的中山装，惟一炫目的只是一双新皮鞋。他们缓缓地走向对方，互致问讯，紧紧握手。蒋介石风闻毛泽东爱吃辣椒，且有名言：不会吃辣椒的人，算不上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以，特意准备了几盘掺有辣椒的菜，以博得客人的欢喜。

       8月29日下午，蒋介石会见毛泽东，表示愿意听取中共的意见。但是，他不同意中国有内战的说法。毛泽东知道蒋介石之所以否定内战的存在，其用心是混淆国际视听，蒙骗人民群众。他以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为依据，说明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蒋介石默然不语，后又给谈判提出了三条原则：不得于现政府法统之外谈改组政府问题；不得分批或者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统一解决一切问题；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毛泽东在重庆的４３天里，和蒋介石有过多次会谈。这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蒋介石对谈判既无诚意，也没有充足的准备。他的目的只一个，借助美国的压力，利用和谈而不动声息地吞并解放区，遣散解放军。王若飞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针对蒋介石的三条原则，毛泽东为更鲜明、具体地表明中共的原则立场，提出八点意见：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的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的民选政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有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绥等地方之军队；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8月29日晚，毛泽东应邀出席蒋介石为他举办的宴会。当晚，因蒋介石的挽留，毛泽东住在林园。住惯了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对这里的豪华设施，有着说不出的排斥感，再说他夜晚工作、白天休息的生物钟，来到重庆后，早已打乱。当晨曦由窗外射入，他便趿着鞋，沿着长长的石阶漫步，没想到竟与蒋介石相遇，蒋介石先是一愣，很快便笑容可掬地招呼道：“哦，是润之啊！我喜欢早起转转，透透气。听说你有夜晚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怎么不多睡会儿，来这里习惯吗？”毛泽东答道：“还好，只是现在白天也睡少了。有道是，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啊！不知委员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呀？”蒋介石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但又不能失却“领袖”身份，只能喏喏应着。蒋介石在和毛泽东的接触中，对毛泽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对身边的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每天要抽一听（50支装）。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烟。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

       10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终于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次日，毛泽东与蒋介石作了最后一次交谈。蒋介石仍在解放区问题上纠缠，不肯让步，毛泽东义正词严地申明自己的原则立场。这是一次不愉快的交谈，也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面晤。到重庆的第三天，毛泽东便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前往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特园（又称民主之家），访问民盟主席张澜。张表示赞同中共关于和谈的意见，说：“很公道，蒋公若是良知未泯，理当采纳实施。”然而，他又担心毛泽东的安全，说：“蒋介石是在摆鸿门宴，他是不大讲什么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来了！”毛泽东风趣地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一天，有五位青年前来拜见毛泽东，和毛泽东进行短暂而又亲密的交谈，让他们感到“无比光荣、幸福和激动”。其中一位叫叶元的已婚女青年，落落大方地走向毛泽东： “毛主席，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毛泽东问。　叶元涨红脖子说：“为了表达中国青年对您的崇高敬意，请让我吻你的手！”毛主席朝他看了看，微笑着没有做声。大家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这里。叶元不等回答，就伏下头去，在毛主席巨人一般的温暖的手背上印下一个青年的吻痕。这是人民对伟大领袖的敬意，这是青年对自己引路人的感谢，这是女儿对父亲般的热爱，这是群众爱戴领袖的一种崇高感情。毛泽东还主动接触国民党的各派人物，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可是，对于毛泽东登门拜访戴季陶、陈立夫这样的反共分子，身边的工作人员却是疑团莫释。毛泽东解释道：“他们确是一贯反共的，但是我们来重庆干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毛泽东到重庆的第三天，便去陶园拜访戴季陶。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们曾在广州共事，后来政治分野，自然成为陌路乃至政敌。毛泽东的主动拜访，使戴季陶措手不及，也感慨系之。后来，他向张治中谈起，并表示将尽地主之谊，欲与毛泽东“联杯酒之欢”。可是，因有诸多不便，只能委托由张治中代约时间宴请，戴季陶在给张治中的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能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毛泽东等如约出席，席间，他们回首往事，心向往之。

       9月20日，毛泽东在秘书王炳南的陪同下，登门拜访陈立夫。寒暄后，毛泽东又忆起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往事，说那是国共两党的“一段蜜月期”陈立夫说，那段时期正在美国读书。毛泽东接着批评国民党的“剿共”政策，说：“所谓‘石头过刀，茅草过火’，厉害得很啦！我毛泽东被追得东奔西跑，好不难堪哟！这段历史你经历了吧！”陈立夫连忙掩饰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无须再提。毛泽东继续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陈立夫表示，国民党在过去有许多要检讨的地方，这次国共和谈，愿意“尽心效力”。

       毛泽东最早接受《新民报》记者的采访，这位记者作了一段很长的开场白，谈了抗战胜利后的诸多问题。毛泽东说：“你提了那么多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团结问题。至于你所说的和谈诚意问题，首先，我是有诚意的，我如果没有诚意，就不会大老远的跑到重庆来。至于蒋介石是否有诚意，你可以去问问他。”这位记者又问道：“这次和谈对国家的前途关系重大，因此，我认为谈判的时机特别重要，毛先生有这种感觉吗？”毛泽东看着这位记者，笑着说：“谈判需要的是诚意，无所谓什么特别重要的时机，只要有诚意，一年四季中的任何季节，都可以谈判。如果没有诚意，金秋季节也是枉然。你以为现在时机好？这么热，这么浓的雾，受得了么？”毛泽东谈笑风生，在场的记者，不时发出一阵阵爽朗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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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还邀请青年党领导人蒋匀田来桂园，就政治主张、斗争方式、国内形势等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蒋匀田是位天真的民主主义者，以为国共和谈无论成败，都会引发新的军备竞争。所以，和谈不能仅限于国共两党，也应让其他少数党派领袖参与，会谈的主要内容应是民主与自由。毛泽东没有去评价蒋匀田的观点，而是谈起民主党领袖张君劢给他的一封信，说：“在那封信里，他主张要我们将军队交给蒋委员长。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若叫我将军队交给政府，理犹可说，教我交军队于蒋委员长个人，更不可解。蒋先生曾对我说：‘要和，你就交出军队，不然，请回延安带兵来打。’我对他说，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用对日敌之办法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交军队于个人，能解决问题吗？我想君劢先生是没有机会练兵，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蒋匀田还在滔滔不绝地兜售西方民主政治的观点，说：“假如有一天，我们不需要枪杆子保卫，可以自由活动，如欧美的民主国家一样，用自己竞选的方式取得政权，毛先生，你愿意放弃所有的枪杆子吗？”蒋匀田还表示相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并不亚于任何政党。毛泽东说：“假使我们能凭政治斗争技术，以取得政权，我为什么要负数十万大军的重担呢？不过，你须注意，军队国家化固然好，所有特务人员，更须国家化。不然，我们在前头走，特工人员在后面跟踪，这样威胁，那我们又如何受得了。”毛泽东边说边比划着，诙谐幽默，蒋匀田听罢忍俊不禁，笑得前仰后合。

       9月27日，毛泽东接受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采访。甘贝尔是有备而来，提出很多问题。诸如，对和谈前景的展望，对中苏条约的态度，解放区问题，国共如何合作，如何看待“自由民主的中国”以及是否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等。毛泽东就甘贝尔的问题，一一作答。他说，我对和谈是有诚意有信心的。无论和谈的前景如何，中国共产党都将坚持避免内战。我们同意中苏条约，并希望能够得到实现，因为它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甘贝尔从毛泽东的回答中，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似乎有了更真切的认识，他认真地说：“看来你是一位温和的共产主义者，你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毛泽东却颇有意味地回答：“记者先生，我是一位扎根在中国土壤中的共产主义者，我首先是一位中国人，然后才是一位共产主义者。我得把强国富民放在第一位。”毛泽东还应邀到《大公报》社作客。席间，大公报负责人重提所谓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回答说：“如果蒋委员长是大锅饭让大家吃，共产党决不另起炉灶。如果他不给大家吃大锅饭，饿了两天还可以，饿到第三天，非另起炉灶不行。”毛泽东还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双十协定》签定后，毛泽东对《大公报》重庆版总编王芸生说：“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王芸生听后很高兴，说：“多年写社论没有方针，今后有了。”毛泽东就要回延安了，登机前，他向中外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柳亚子是毛泽东多年的老朋友，他们结识于１９２６年，19年来，他们虽说天各一方，可是，彼此的心却是息息相通的。毛泽东刚到重庆，他便去桂园登门拜访。毛泽东“大仁、大智、大勇的信念”，使他倍受感动，情不自禁书赠七律一首，称赞毛泽东“大智大勇”、“霖雨苍生”，并索诗纪念。9月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一道拜访柳亚子，并将于１９３６年２月所作《沁园春•雪》书赠老友。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汉，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柳亚子读罢，击节叹赏，精心构思，次韵和毛主席吟雪之作：“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与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娇娆。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柳亚子将这两首词抄好，拿到《新华日报》要求发表，编辑部因有相关规定，不肯发表毛泽东的作品，只同意发表柳亚子的和作。柳亚子的和作传播开后，读者自然想读毛泽东的原作。《新华日报》社内已在传诵《沁园春•雪》

       尽管没有公开发表，这首词还是以各种方式，在一定的范围内流传。《新民报晚刊》“西方夜谭”编辑吴祖光，得到这首辗转抄录的词，读后觉得中间虽有遗漏，然其气势已是雄浑豪迈、空前绝后，他原以为是苏东坡、辛弃疾所作，但找遍苏、辛词作，也没有寻到答案。后来，才知道是毛泽东所作，他感慨道：“只有这一个人才能写出这一首词。”11月14日，他将这首词在《新民报晚刊》发表，题为《毛词•沁园春》，并在词后加按语曰：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一时间传颂山城，传颂全国。多少年来，国民党对毛泽东的种种诋毁之词，顷刻间风卷云散。毛泽东的文人政治家、诗人政治家的形象，在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心中，得以认知和确立。可是，毛泽东词中所表达的雄视百代，超越往古的豪壮诗情，却为一些人穿凿附会，以讹传讹。重庆《大公报》转载两首词时，发表王芸生所作《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就有似是而非、语焉不详的表述：近读今人怀古之作，还看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兴，因此觉得我这篇斥责封建，破除迷信，反帝皇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世人见面。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的讲，皆是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见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武，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为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居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据柳亚子说，《新华日报》之所以暂不发表这首词，就是怕人误读毛泽东的这首词。国民党误读此词者，确大有人在。蒋介石便认为毛泽东的这首词，有着明显的帝王思想，暗中组织能做诗填词的人，每人写一首或几首《沁园春•雪》，要将毛词在重庆的势头压下去，可是，没有一首能超过毛泽东，国民党的一位学者说：“可惜，国民党党徒虽多，但多的是只会抓人、关人、杀人捞钱的特务贪官；是只会写写党八股的腐儒酸丁级的奴才文官和奴才学者。结果，一直到逃离大陆时，国民党还连一首“毛泽东级”的《沁园春》都没有写出来。人们在读《沁园春•雪》时，似乎有着这样的臆象，那道貌岸然、咄咄逼人的蒋委员长，倒颇似“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赳赳武夫。毛泽东为和平、团结而来重庆，自然赢得人心民意，而在《沁园春•雪》中，他又将由秦而来的帝王视为匆匆过客。这种反专制、反独裁的无所畏惧的精神，更唤起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心灵共鸣。久受战乱之苦、专制荼毒的人民，觉得毛泽东才是他们千呼万唤，“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