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光武帝(公元前6～公元57)

　　中国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秀，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父钦曾任南顿令。公元25～57年在位。赤眉、绿林起义爆发后，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秀与其兄刘縯为恢复刘姓统治，起事于舂陵(今湖北枣阳南)，组成舂陵军。地皇四年，刘秀在昆阳之战中建立大功。更始帝刘玄北都洛阳后，刘秀被派往河北地区镇抚州郡。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刘秀，成为他的有力支柱。此后，刘秀拒绝听从更始政权的调动。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编了河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扩充了实力，因此，关西称刘秀为铜马帝。不久，与更始政权彻底决裂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玄立刘秀为萧王，派使者召他去长安。耿弇对刘秀说：“如今刘玄当皇帝，山东(指崤山以东)诸将各干各的，刘玄的皇亲国戚在长安横行霸道，百姓反而怀念王莽，由此可见刘玄必败。应当由您来定天下。”刘秀很欣赏这一建议，于是托词河北未平而不去长安，从此同刘玄分手。随后，耿弇协助刘秀镇压铜马、青犊等农民起义军。刘秀称帝后，授建威大将军、封好畴侯，率部击败邓奉、延岑等割据势力。建武二年(公元26年)，耿弇向光武帝请求攻齐，并保证平齐。五年，奉命讨伐齐地的张步。以剧县(今山东昌乐西)为都城的张步命其将费邑率军驻历下(今山东济南)，分一部驻祝阿(今济南西)，在泰山至钟城(今泰山北)一线列营数十，准备迎击耿弇。耿弇避开张步的泰山防线，渡过黄河，进攻祝阿，破城前网开一面，让守军逃向钟城。钟城守军也跟着溃逃，费邑命其弟费敢退守巨里(今属济南)。耿弇兵临巨里城下，命令加紧准备攻城器械，扬言三日后攻下巨里。又在从历下至巨里的道路旁坡地设伏兵，准备围城打援。三日后，费邑果然来援。耿弇闻讯大喜，率部居高临下袭击援军，阵斩费邑，取其首级向巨里城内示威。费敢及其部属吓得弃城逃归剧县。耿弇将守军四十余营垒全部攻占。张步令其弟张蓝率精兵两万守西安(今山东淄博东北)，另派万余人守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 。耿弇进军西安和临淄之间的画中。西安城小而坚，临淄大而难守。耿弇扬言五日后攻西安，到时却突然袭击临淄，半日而下。张蓝弃西安而撤回剧县。张步见临淄一失，剧县难守，便集中 20万军队进行反攻，想乘耿弇立足未稳，收复临淄。耿弇闻讯后上书已到达鲁(今山东曲阜)的光武帝说：“臣据临淄，深沟高垒。张步从剧县来攻，疲劳饥渴。欲进，诱而攻之，欲去，随而击之。臣依营而战，精锐百倍，以逸待劳，以实击虚，旬日之间，步首可获。”随即派一支部队到淄河引诱张步来攻。张步追至临淄东门外，耿弇乘其与守军激战时，自率精兵侧击张步营垒，予以重创。战斗中，有流矢射中耿的大腿，耿挥刀断矢，继续战斗。第二天，耿弇得知张步要撤，事先设伏兵于张步的退路，掩杀张步军，一直追到钜洋水(今山东寿光西)。此时，光武帝来到前线慰劳，大会群臣说：“过去韩信破历下，现在耿将军攻祝阿，这都是齐地的西面，功劳相当。但韩信袭击已降，耿将军独拔劲敌，其功又难于韩信。三年前耿将军就下此决心，可谓有志者事竟成。”会后，耿弇继续追击张步，迫使张率10万人投降。耿弇战功卓著，先后攻克46郡300余城。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群臣的拥戴下称帝于鄗(今河北柏乡北)，重建汉政权，不久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王朝建立的第三年，刘秀打败了赤眉农民军，控制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建武六年统一了关东，使河西的窦融归附。建武九年和十二年又先后平定天水、巴蜀。经过12年时间，刘秀终于完成了统一事业。

　　善于识人的光武帝将运筹帷幄的邓禹比喻成张良，将秉公执法、长期镇守后方的寇恂比喻成萧何，将性格刚毅、文武双全的贾复比喻成曹参，将忠勇无敌与杀罚果断的吴汉比喻成周勃，而在他心中，功高盖主的战神将军韩信的位置非耿弇莫属了。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他虽封功臣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预政事。对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限制。在行政体制上，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夺三公职权，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又令全国共并省400多个县，吏职减省至1/10。与此同时，刘秀还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建武六年下诏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东汉初年的封建租赋徭役负担，比起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他前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使流民返回农村，促进生产。他统治的时期，史称中兴。

　　建武十五年，刘秀针对当时“田宅逾制”和隐瞒土地户口的严重现象，下令全国检核土地户口。郡县守、令不敢触动贵戚官僚和世家豪族，反而在清查过程中“多为诈巧，不务实核”，“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结果，激起各地农民的反抗，郡国的豪强大姓也乘机作乱。对此，刘秀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对于农民的反抗斗争是进行分化和镇压，对于大姓兵长，则在处死度田不实的十几名郡守之后，即下令停止度田，向豪强地主让步。光武帝在其统治末年还“宣布图谶于天下”，企图以儒家学说与谶纬神学的混合物作为思想武器，加强对人民思想的统制。

　　统一政权的重建

　　东汉政权建立后，立即出动大军渡河南征。首先是扫荡更始政权在各地的残余势力，然后集中主力镇压赤眉军。建武元年八月，攻取洛阳。这年十月，刘秀由河北至洛阳，遂定都于此。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天，邓禹率部到达关中地区，趁赤眉军撤离长安到扶风(今陕西兴平)的时机进入长安。不久，赤眉军复还长安，击败邓禹军，迫使其撤出关中。但这时赤眉军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关中地区的豪族地主结成营垒，负隅顽抗;另方面，关中又接连发生灾荒，粮草供应非常困难。赤眉不得已再度撤离长安，决意引兵东归。不料在东归途中陷入汉军的重围之中。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光武以邓禹屡战败绩，乃命偏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代邓禹总统诸军;又命邓禹率军与冯异会合，在崤山(今河南渑池以南)一带布防，狙击赤眉军。崤底(今河南渑池西南)之役，赤眉军大败，损失八万余人。余众十余万人南走，在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附近陷入重围。光武“自将征之”，赤眉忽遇大军，非常惊震，乃遣刘恭乞降。

　　镇压农民起义后，东汉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进攻南北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从建武五年至十二年(公元29—36年)之间，陆续消灭掉渔阳的彭宠，南郡的秦丰，梁地的刘永，齐地的张步，卢江的李宪，东海的董宪，汉中的延岑，夷陵的田戎，陇西的隗嚣，安定的卢芳和巴蜀的公孙述，重建统一的刘汉封建政权。

　　为了巩固新建的东汉封建政权，光武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和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

　　集权于尚书台

　　光武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简化机构，裁减冗员

　　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提倡儒学，表彰气节

　　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了一个叫做“赤伏符”的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东汉统一全国后，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学神学的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为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服务。

　　注意民生，与民休息

　　第一，释放奴婢、刑徒。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诏令免奴婢为庶人的范围，主要是，王莽代汉期间吏民被非法没收为奴的，或因贫困嫁妻卖子被卖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在战乱中被掠为人下妻的。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第二，整顿吏治，提倡节俭。光武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第三，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休息。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第四，欲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东汉政权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就是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区甚而爆发武装叛乱，“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光武只得不了了之。于是，度田以失败告终。

　　因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

　　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光武病逝于洛阳南宫，终年六十三岁，在位三十三年(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葬于洛阳城北之原陵。

　　光武帝评论

　　汉光武帝刘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封建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他长于用兵，善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在昆阳之战中，他知人善任，中兴二十八将大都拔擢自小吏、布衣、行伍之中。他对待臣僚“开心见诚”，不念旧恶，但赏罚严明，虽仇必赏，虽亲必罚，如重用有宿怨的朱鲔。

　　光武在战争中所以能够克敌制胜，还在于他注意讲求策略，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他在统一战争中，善于采用政治攻势，如宣布释放奴婢、刑徒，减免赋税刑法，用以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势力。他还注意整饬军纪。早在他担任更始政权的将军时就注意约束部下遵守军纪，这就有利于取得更多的支持。

　　在统一全国之后，光武仍能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他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既维护了东汉封建统治，也维护了国家统一，与民休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汉书》作者范晔论曰：“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司马光也说：“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他们对于光武帝在统一全国后的政绩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光武晚年，虽因迷信图谶，宣布图谶于天下;贬逐了桓谭、冯衍等直言敢谏之士，有拒谏之失;但大体说来尚能始终保持谨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在封建帝王中还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这些评论，对于评价汉光武帝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近世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评光武帝说：“这个以南阳豪强为主体的刘秀军，在政治上有优势，在军事上有谋略，再加上禁止虏掠，争取民心，这就决定了它的必然胜利。刘秀既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自然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但是他也代表着社会的共同要求，完成了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他在推倒王莽的战争中，在削平割据的战争中，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之，他是对当时历史有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