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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宋庆龄30岁了。
1月间，她陪同孙中山与苏俄政府使节越飞在上海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会谈，成果是在1月26日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1883—1927）蓄黑胡子、戴眼镜，身体瘦弱而才思敏捷。他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即使在一个坚决反共、但亲眼见到过他的作者笔下，也不能不对他作了以下的描述：
“一个最不寻常的人……尽管不到四十，看起来已经像个老头子了，因为在沙皇统治时期他在狱中受过可怕的折磨。……[他先到北京，那里的中国人]出神地听他阐释他信奉的主义，他宣称欧洲的所谓政治原则绝大多数只不过是世代相传的偏见……他给北京的官员们讲《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内幕（他是参与谈判的主要成员之一），还有关于当时还是秘密的中欧历史的真正事实……（中国）首都的知识界的兴趣是如此浓厚，一个新的俄罗斯一中国团体组织起来了，它看来要产生一些伟大的事情。”[注]
越飞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曾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他是谈判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的高级人员——这个和约在1918年签订，终止了俄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并且在保证被包围的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得以生存下去这一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在1922年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国际会议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击败了国内的反革命和十四个外国的干涉之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列宁“和平共处”的原则指导下，采取了第一个外交行动，藉以打破在欧洲各国中的孤立状态。
列宁对他在党内的同事和下属总是从优点和缺点两个方面去衡量的。列宁给越飞的信件显示，他首先看到的是越飞作为一个忠心耿耿的布尔什维克和能干的外交家，但也不乏对后者缺点的尖锐而友好的批评，这些缺点中有神经质的内部争吵以及未经请示就自作主张地采取错误行动（在派到中国来之前的几次任务中）。[注]但尽管列宁对他有所责备，仍继续交给他新的重要任务。列宁不是会轻易抛弃老同志的那种人。（在斯大林领导下，越飞的日子过得没有这样好，而且不久就惹上了很大的麻烦。他加入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于1927年自杀。）
回到孙文一越飞会谈这件事上来吧。十月革命的发生还只是五年前的事情。俄国的内战刚刚结束——1922年10月，白卫军在它最后一个据点海参崴被歼灭。几星期之后，越飞就动身来中国了。
派遣这样一位资深人员（副人民外交委员）到中国来也标志着苏联开始参与远东的外交事务。越飞先在北京开始执行他的任务，试图取得中国官方政府（当时在军阀主宰下）对苏联的承认，从而打破居于统治地位的西方列强要把苏联在亚洲也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企图。如上所述，他还努力向中国的舆论界解释苏维埃革命的意义及其实践。但北京的官方不同他谈判（部分地是由于外国的压力，这些外国在1918年曾迫使中国派兵到西伯利亚去进行干涉）。至此，越飞才到上海会晤孙中山并共同签署了联合宣言。这样，同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反对和蔑视的苏维埃政府和孙中山之间，除了过去列宁和孙都表示过的革命同志情谊外，又有了外交上的接触。
下面将会谈到，越飞要同北京建立关系的努力并不使孙中山感到高兴。越飞解释说，那里的现存政府——不管人们怎么看——从国与国的关系来说，是必须要与之打交道的。越飞甚至明白地说，不论现时怎么做，在苏联的心目中，代表未来的是孙中山。但孙中山并没有真正被说服。
就其他历史背景而言，应该记住的是苏联当时还不富裕，还很穷困。格里哥里·维金斯基不久前曾告诉孙中山——他当时听了显然很苦恼——俄国虽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还没有恢复到战前（即1914年前）的经济水平。但另一方面，俄国的穷人不但战胜了本国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而且战胜了最富有的外国“列强”的干涉。俄国和中国人民相互同情，不仅因为他们都穷，还因为俄国革命胜利所带来的希望，以及胜利了的俄国人民对于帮助其他国家被压迫穷人的鲜明愿望——尽管他们自己还衣衫褴褛、穷苦不堪。这就使苏联与其他绝大多数外国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深得人心。不管在这个世界上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有力的历史事实都是不容掩盖的。
孙中山和越飞的谈话以及在此之前五个月中他们之间的通信，都是用英文进行的，并且无疑都是由作为孙的英文机要秘书的宋庆龄经办的。
在越飞之前，庆龄已遇到过达林和维金斯基这样一些较早时期的苏联信使，他们的年纪和青春激情都同她相仿。现在她又看到了越飞那种成熟的智慧和经验——这是她一贯尊敬的两种品质。同时，在同越飞用交谈和通信进行的谈判中，她了解到共同的立场，也知道了种种复杂的情况。
孙文—越飞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宣言产生了历史性的后果。这份用辞谨慎沉稳的文件，开始了以后几年中越来越密切的合作（包括苏方在政治组织和军事工作中的援助）——不仅是两个政党之间的合作，还有孙在广州的政府同苏联政府之间的合作。
宣言的第一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任务的。“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的国家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第二点是应孙中山要求，越飞重申苏俄于1920年9月27日致北京政府照会中列举的原则，并“向孙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俄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第三点，建议将来举行中俄会议解决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孙博士以为可作出一些临时性的安排。
第四点，即最后一点，是关于外蒙古的。越飞向孙保证，“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日本支持的白卫军确曾控制外蒙并对西伯利亚发动袭击，后来红军开进才将之击败。）[注]
在会谈结束时，越飞说他将去日本作短期勾留，表面上是到一处温泉去疗养。实际上，双方都觉得要进一步谈判国民党同苏联合作的细节，在外国的一处温泉，比在军阀和帝国主义特务充斥的上海，更方便些。所以孙中山也派他的亲密助手廖仲恺以“疗养”为名，到日本热海去同越飞继续会谈，以便把许多具体事项确定下来。
越飞同时也在寻求日本对苏联的承认。在孙中山方面，他也对他的一些日本老关系做工作，要他们赞成对苏联的承认。他过去曾经希望把日本（及其泛亚细亚情绪）从帝国主义扩张的道路上拉转来，走上帮助亚洲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道路。他现在为使日本承认苏联而作的努力，同他这个原有的希望是一致的。但他也明确要求得到保证，任何苏日之间的协定都不会不利于中国。
总的说来，同越飞的会谈反映了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共同利益——这是主要的，也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一些不同看法——这是次要的。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像某些西方人或蒋介石的国民党后来所说的那样的情况：越飞要把共产主义或共产党的理论强加给孙中山，而孙中山则予以抵制，《孙文一越飞宣言》第一段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僵局。
关于另外一种正好相反的说法，同样没有任何证据。这种说法当时曾由右派的宣传家们大肆鼓吹，他们把孙中山说成放弃了他自己的所有主张，俯首帖耳地接受苏联人的主意，认为他们的优秀智慧，毋容置疑。事实上，孙中山尖锐地批驳了越飞提出的某些观点、有力地表述了他自己的观点——革命的调子不是比越飞低而是比他高。当然，越飞受到他本国政府外交战略的约束，对这一战略的某些方面孙中山曾直接予以批评。
所有这些方面在最近发现的孙中山致越飞的两封信[注]中都得到了反映。1922年8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越飞从北京派来的代表，并接受了他所转交的越飞于8月22日的信函。8月27日孙复信，由此开始了他们的通信往来。越飞给孙的信迄今未见，在这次发现的孙中山致越飞的两封信中，有两点是明白的，即：他要同苏联建立合作的决心以及他对自己的论点的坚持。还有一层含意也是清楚的——最了解中国现实的还是中国人。
这两封信中的第一封就是孙中山在1922年8月27日给越飞的复信。信的开头说，“您本月22日的一封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来函已经收到。贵国政府派阁下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来我国，我表示非常高兴。”下面主要是谈论了越飞来信中所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从孙的答复中推断的）。
一个问题是越飞想同当时由北洋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对此，孙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同意：
“我必须告诉您，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因此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分……众所周知，某些列强不愿在他们自己能够将经济投降条件强加在莫斯科身上之前中国同俄国达成协议，同时，它们也不欢迎在我们之间出现任何达成协议的前景，因为这种前景显然会使中国摆脱它们的政治经济控制。只有把中国的重要利益置于各个列强利益之上的中国政府，才能使这两个国家相互完全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劝您等待，直到我重新建立北京政府……”
另一个双方有不同意见的问题是对东北军阀张作霖的态度。孙中山正在寻求同张结盟，反对由张的对手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
当时在苏维埃政府及共产国际的许多人中，在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人中，都认为吴佩孚要掌握整个国家的权力，从而能统一全国，为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一个必要的客观条件。从阶级分析来说，吴被说成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正在走向掌握全国政权的阶级——的右翼，孙则代表其左翼。越飞显然也持这样的观点。所以，他原来的任务之一就是同吴、孙双方接触，促成双方合作。与此相对照，张作霖则被看成完全是落后的、封建的，并且肯定为苏联所厌恶，因为他盘踞在中苏边境一带，背后的支持者又是日本。（吴佩孚的外国支持者是英国，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他。）
孙中山强烈地坚持他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吴佩孚没有一点进步的地方，应为革命所推翻；他同吴的对手张作霖结盟在当时形势下是有用的和必要的。所以，他在给越飞的信中说：“张作霖是一个中国人，很难设想，他会希望见到外国列强来奴役他的国家，并为此而进行活动。我不认为他是日本的代理人……我在去冬已同张作霖达成谅解，主要是因为他派遣了他的代表来广州见我……建议进行合作以实现我的重新统一的政策，并且表示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有必要，他将反对日本……如果以后表明他并没有诚意，那时我再来对付他，但不是在那以前……”
“关于您对张作霖的态度，我想提一点意见，那就是别将他赶向日本，而要使他能更多地接受我的影响。由于美国据说要支持吴佩孚，看来张现在积极地以英美两国为敌……”
在信的前边一段中谈到了外蒙古（后来曾写入《孙文—越飞宣言》第四点，见前）。孙表示希望苏联军队继续驻扎在那里，因为“立即撤走你们的军队，只会对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有利”。这里他可能是指日本，但在《宣言》（这是公开发表的文件）中只提旧俄白军，以免刺激东京。
关于苏日关系，孙坦率地说出了他的顾虑，希望得到消除。在回答越飞的问题后，他写道：
“现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对我说，贵国政府已经授命您同日本举行谈判。我想知道，为了同日本取得谅解或达成协议，贵国政府是否将不借牺牲中国的利益。让我具体地来说，据说日本想要在北满取代俄国，正如它在日俄战争以后在南满取代你们一样。贵国政府是否会赞成这一点，比方说，将中东铁路上的俄国利益转让给日本。我几乎不需要告诉您，我向来把苏维埃俄国看成是阻挡日本侵犯北满的国家。”
他在信的结尾同开头一样表达了一种积极的态度。“我欢迎您为了准备建立我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所提出的建议。”
孙的另外一封信是同年12月20日写的。在此之前，他们已交换了不少信件，但孙在这封信里仍然严厉地批评苏联“同北京的垂死机构谈判”。他写道：
“如果您的政府的政策是长期承认北京的官僚政府作为中国的正式政府机构，那么，你们想同北京政府谈判，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这样一来，你们就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为它树立取得国际承认的威信……实际上是默认资本家的论点，即承认必采取所谓进化或渐变这种和缓的方法，而不是采用革命或激变这种也许可称为苏维埃的方法。”
在这封信里，孙说他“本人作为中国革命的体现者”自然要遭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反对、攻击和镇压”。他是“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来同苏维埃政府合作的。他指出，北京政府或任何一个派系的军阀的花招都“完全像下棋，只是‘缓慢地’改造中国这一局棋中的一步”——所谓“缓慢地改造”其实就是根本不改造。
关于张作霖，孙在这封信里谈得没有上封信那么多，因为张在同吴佩孚的较量中，开始同北京政府调情。虽然这样做并不成功，但使孙怀疑张作为盟友的用处——最多他只能保持中立，在《孙文一越飞宣言》中孙建议苏联同张商谈铁路问题的原由也正在于此。
孙中山的结论是：“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存的整个腐朽制度以外，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
孙中山说，他自己有一个计划。“我开始认识到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弱点，因为它处于英国影响及海上力量的支配之下……在过去几个月间，我已在着手创造一种能使我请您的政府用一种实际方式进行合作的局势。”他这个计划的基础是在国家的另一端即西部和西北部采取行动。他说：
“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十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帮助，等等。”
“你们的政府能通过乌兰巴托支援我吗？如果能够，支援到什么程度和在哪些方面？
“如果你们政府对我的计划有兴趣——它是一个大胆的新计划，首先是一个革命的计划——那末请派一些能胜任的人来，为了早日采取行动……拖延，只会使资本主义列强帮助反动势力进一步巩固它们自己在中国的地位。”
尽管孙中山在中国西部和西北部有他的追随者——如他的老信徒于右任在陕西多年来领导群众性的反军阀运动——他所说的调动十万人，看来是他希望能够征集的人数而不仅是已经组成的队伍。总的说来，他的事业仍然缺乏最重要的力量——一支革命的军队，这是依靠任何一支已有的军队或与之结盟都难以替代的。孙中山现在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这一缺憾，正因此，所以至少从1921年以来就对苏联革命的红军模式深感兴趣。
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孙中山关于只有革命的军事行动才能改变中国的论点是正确的。
他对于为什么必须这样做的看法同样是正确的。事实是，直接阻碍中国革命的是由主要的西方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所支持的中国军阀的军队，当时的代表者是吴佩孚。在地理上，吴控制着中国中部。在政治上，吴是中国反动势力的主心骨。他代表的不是资产阶级的一翼（当时在共产国际中流行的看法是对他这样估计的），而是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势力的同盟。孙中山在这封信里就指出，如果他的进攻北京的计划付诸实施，“我的真正敌人肯定会是吴佩孚……英国甚至现在就躲在吴佩孚和陈炯明的‘联盟’幕后，在福建‘消灭’我的军队。吴佩孚正在这样干，尽管他保证善意对我。”（这里，孙是在警告苏联人不要为军阀吴佩孚有时披上的那件儒雅谦恭的外衣所迷惑。）在孙写这封信之后不到两个月，吴佩孚就在郑州、武汉、北京等地对罢工抗争的铁路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充分证明了孙中山的看法。
孙坚决反对同吴联盟的计谋以及他所听到的拟议中的苏联对东北的张作霖采取军事行动以资促进的说法。他不仅写信给越飞，还直接写信给列宁。在这些信件中，他的态度是友好的，但毫无巧言令色的意思，尽管在某些方面他对于同张结盟显得过于乐观。（此事后来并未实现，因为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孙预见到这个奉系军阀陷入许多矛盾之中，使他不如吴佩孚那样危险，但思想反动不下于吴。）
孙论辩说，一旦集结起力量以击败吴佩孚，张作霖不会成为绊脚石。张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会使日本人予取予求。张的最后命运——日本人1928年谋杀了他以摧毁他在东北地方的势力——证实了这个论点。
总而言之，不是越飞单方面对孙中山施加苏联的影响，孙中山也在对苏联申述观点、施加影响。后来在苏联援助下进行的1925—1927年北伐战争体现了孙中山的许多设想——尽管到那时他本人已经过世了。
从孙中山与越飞的通信中同样可以看到，在一个革命已取得胜利的国家的外交政策与一个革命尚在进行的国家的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因素——即使两方的最终利益是一致的。
宋庆龄从这样一些事态发展中继续向孙中山学习。
她也从孙中山遇到重大挫折时的无畏精神中再次学习到宝贵的东西。陈炯明的叛乱夺去了他在广州的基地，还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但他涉险犯难，从广州脱身回上海不过几个星期，就又以新的精力，探索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样的品质她吸收并继承了。
其次，她学习到了孙中山本人善于学习的精神以及他在十月革命后的形势中为确定国际上的革命盟友作出了选择。她终生维护十月革命，即使是在同苏联当前的作法产生尖锐的意见分歧的情况之下。
第三，她学习到了孙中山对革命行动的始终如一的信心，而不信自由主义的政治手腕，即使他的国际上的革命盟友也赞成这样干。
第四，她从孙中山那里学习到在革命需要的时候就直言不讳。
在此期间，在革命内部正在开始一种进程，以弥补两个致命的弱点，即缺乏一个真正有铁的纪律的、能把觉悟了的群众组织起来的革命党以及由这个党创建的、作为党的先锋的革命军队。
在几个月之前，也是在莫里哀路29号这间幽静的、四壁书橱环绕的书斋里，宋庆龄聆听了另一次开创历史的谈话——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一位创始人李大钊（守常）（1889—1928）之间的谈话。孙氏夫妇从陈炯明的叛变和谋害行动中脱险之后所进行的这次谈话，标志着孙中山在这次苦痛和危险的经历之后继续探索着使革命前进的道路。
在中国的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中，李大钊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而是道地的北方农家子弟。他的体格也不像那种弱不禁风的文人，而是非常魁梧结实。他说话都经过深思熟虑并极富启发性。在孙中山流亡日本时的中国留学生中，他在政治上也许是跑在最前面的，此后不久就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回国后，他是五四运动的启发者和领头人。他年仅30岁就在北京大学任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并主编中国最先进的、最有影响的月刊《新青年》。他不是关在书斋中的理论家，他同学生们一道走上街头，后来又组织和领导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华北）。
在外貌和衣着上，李大钊完完全全是中国式的——他喜欢穿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而不是像他的许多同辈那样爱穿西装以示进步；他留着两端下垂的中国学者式的胡须。但他精通日文和英文，并通晓世界事务。他教过的学生们记得，他常要求他们把书本上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用来分析土耳其、埃及和印度等这样一些国家的时局。他的教学法也是非正统的——他常在星期天教课，不是在教室里讲授，而是在北大图书馆他的办公室里同学生们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①
①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70一前399年），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古希腊三大哲人。他一生好谈论而无著作，关于他的人格和学说，主要见于柏拉图的《对话录》和色诺芬尼的《回忆录》。——译者
李大钊与孙中山讨论了国民党如何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第三国际提出来的，孙曾与外国的共产党人谈过，但还没有与中共领导人谈过。）李虽然比孙年轻20多岁，但很快赢得了孙的敬重。宋庆龄后来回忆道，孙同李的谈话常常一直谈到吃饭的时候，就临时留他在家便饭，饭后又继续谈很长时间。
如果说孙一越飞的谈话在国际上有重要性，那么孙一李的谈话在国内的重要性就更大了，因为他们谈到中国本身的社会阶级、革命力量和各种思路。
在孙中山的书房里，李大钊成为以个人身份同时参加国民党的第一个共产党人——这种做法后来变得很普通了。李的介绍人是一个资深的国民党员张继（他一点也不左）。
此后，还有许多共产党人来会晤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重要人物，有时来的人多了，屋子里容纳不下，他们就到屋前草坪上谈话。
宋庆龄想要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曾写信给在北京的李大钊，请他寄一本他认为较好的版本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英文版。李选寄了一本。这是他在1927年因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送上绞刑架之前所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这位杰出的学者和革命家牺牲时才38岁。同李一样，瞿秋白是在1935年由蒋介石下令杀害的。张太雷则是1927年在国民党右翼镇压著名的“广州公社”时战死的。
到莫里哀路孙宅书房里去的不止是政治领袖人物。有一篇回忆录说，1923年孙中山在这里会见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四个“热血青年”。他们汇报了北大学生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委派他们的小爪牙、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当教育总长，这是“侮辱教育界”。孙劝告他们要把眼光看到这个可恶的总长的主子——军阀，以及这个主子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列强”。“你们的斗争，也不是北京一个地方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斗争。”
他们谈话时，庆龄也在场。她“不是以大人物的夫人的面貌出现，而是在一旁娴静地谛听着孙先生同我们的谈话，然后熟练地用打字机打下来。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第一次见到有这样不平凡的女性，真不愧为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使我们肃然起敬。”
孙永远是一个组织者，他告诉学生们会环龙路44号（孙氏夫妇旧居）的国民党机关，履行参加国民党的手续。这篇回忆录的作者说，“这对我一生所走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注]
孙中山在1923年2月中旬再度离沪赴穗，庆龄约在3个月后才去。军阀陈炯明曾逐出孙中山，现在轮到他自己被华南其他省份的将军们所驱逐了。后者虽然只贪这个富庶城市的税收，但需要借重孙中山的声望来为自己镀层金，所以特地请孙中山回来，并且毫不吝惜地给他奉上了“大元帅”的称号，因为他自己手下并没有军队，所以不用担心。
但使他们大起恐慌的是，孙到广州不久就号召解散所有“编余军队”（化兵为工）、禁赌、整顿官员作风——这些都是不堪骚扰的市民们所希望做的事情。接着他组成了1917年以来在广州成立的第三个政府，它所宣布的目的之一是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与北方军阀“武力统一”的企图针锋相对，他还提议全国实行裁军）。
这引来了几起搞军事政变的图谋，原来请孙中山南下的那些人，现在又来反对他了。这并不出于意外，因为那些将军和政客们得到权力、赌税、贿赂和其他不义之财，靠的就是他们手下的军队。此外，还有一些下级士兵因为缺饷或不愿交出掳掠的民间财物而起来闹事。所有这些捣乱的活动——上层的或下层的、偶发的或有组织的——都被孙中山用各种办法（在敌对派系间搞平衡、劝说、运用策略）压服或平息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学生们要求进步的游行示威，他不但不制止，还加以鼓励。
在政治上，在国民党内部，孙中山努力获得对他的新方针——联俄、联共——的支持。在共产党人中间，在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上也存在着疑虑。这些疑虑到1923年6月12—20日中共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就消释了。这次大会投票通过了共产国际早在1月间提出的、在中国实行“各民主阶级联合”的方针。由张国杰等人在会上发表的相反的观点被批评为“左倾”。但大会也拒绝了由党的领导人（大会主席）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所发表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大会通过决议，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已倡了先例），帮助国民党改组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陈独秀再次当选为共产党的领袖。新的中央委员会中有李大钊等人（其中有毛泽东）。出席大会的代表30人，代表全国420个党员（有人说还不到这个数字，因为在这之前的几个月中争辩激烈，党员数字变动很大）。但在即将来临的、十分重要的新时期中，共产党发展很快，不但由于它本身的原因，也由于它在国民党内起了促使焕发青春的作用。孙中山看到这种作用而欢迎这个发展过程，特别是他看清是哪些人在吵嚷反对并出于何种动机时，就更乐观其成了。
宋庆龄后来回忆道：
“在1924年，当国共合作问题正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有新血液。’他所说的‘堕落’是什么意思？他指的是，国民党员缺乏革命精神、士气与勇气，大家忘记了建立国民党的目的是为了革命，因此产生了个人利益开始支配党员行动这种不幸的后果。对于他周围所见的一切感到厌恶和失望，他不止一次向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注]
当宋庆龄5月初到达广州时，那里最突出的是军事问题：第一，如何保持广州这一基地；第二，最为重要，即如何实现孙中山建设一支军队（在苏联帮助下）的新的决策，这支军队是属于革命的，不像过去曾附从过孙中山的那些军队那样，不是以革命的“保护人”自居，就是要别人讨好与贿赂。
几天后，宋庆龄就同孙中山一道去城内各医院慰问伤兵，这些伤兵是在附近各县正进行的各派部队间的冲突中受伤的。他们还一道到英德前线视察，以鼓舞士气，确保广州的北边门户。
到了夏天，7月间，孙中山与宋庆龄又一道去视察广州飞机场。孙中山新建立的一支很小的飞行部队的负责人、航空局局长兼飞机制造厂厂长杨仙逸刚制成了一架飞机——据说是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它的机身是三夹板的、机舱有两个座位，没有舱盖。那一天，这架飞机要进行试飞。试飞后，庆龄坐在机舱内摄影留念，孙建议将这架飞机命名为“洛士文”号（这是庆龄的英文名字）。这张照片对许多中国青年女性发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她们深信妇女可以同样地攀登到任何高度。这也为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口号增添了一段佳话。[注]
8月14日，在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孙氏夫妇蒙难一周年的日子，他们重登“永丰”舰。一年前他们相继脱险后就是在这条军舰上重逢的。他们在舰上摄影留念。这张照片在许多书刊上都可见到：在前甲板上，他们同站得笔挺、穿着白色海军服的军官和水手们在一起，他们穿着朴素的常服，毫无架子，不认识的人一定看不出他们是这次活动的中心人物。
10月，他们视察广州飞机制造厂后乘炮艇去珠江口的虎门要塞。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中国军民曾在这里对英国入侵者进行了英勇抵抗，不幸失败。鸦片战争后，中国就开始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他们在虎门看了炮兵的演练。很显然，孙中山正从保卫革命的新的角度注意国防事业的发展，因为只有革命成功才能使国家摆脱屈辱的处境。
在这方面，关于苏联提供援助的探索性会谈已在进行。8月中旬，一个由蒋介石为首、成员中包括共产党人张太雷的“孙逸仙博士的代表团”被派往莫斯科。
庆龄的经常出席军事检阅显示，她对于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重要性的认识同孙中山是完全一致的。除了对国家全局的考虑之外，她还有许多从个人?那咨砭龅慕萄担ㄋ退募彝ピ谠揽持蜗滤艿睦Э嘁约八退镏猩皆诔戮济髋诤渥芡掣本潘酪簧耐严铡?
1923年10月充满了许多显示孙中山和宋庆龄新动向的事件。
在政党政治方面，孙中山向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发去一个密讯，请他来参加一个改组国民党的委员会。经孙同意，共产党的总部和机关报《向导》周刊从上海迁到广州。
在国事方面，孙接受了公众的一项请求，把他的广州军政府改组为在全国享有统治权的政府。这是对北京演出曹锟贿选闹剧的反应。直系军阀曹锟用5000银圆一票的价格收买残存的国会议员，使他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些议员后来被称为“猪仔议员”。）在此之前，孙中山曾呼吁议员们拒受贿赂、勿怕恫吓，但无济于事。后来，他又向外国呼吁，要它们不承认这个用金钱买来的政权，等待一个纯正的政府出现，但同样不起作用。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孙中山才搁下用了很久的“护法”（1912年《临时约法》）口号，也不再理会根据这部约法所产生的国会。“约法”和国会在被废弃和蒙羞的情况下都结束了，需要有一些新的事物。
在同苏联的关系方面，应孙中山的邀请，列宁派鲍罗廷任国民党的顾问。鲍10月间到达广州，立即帮助国民党重新改组，使之成为民族和社会革命者的团体，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这些因素被孙中山认为是苏共力量之所在，也是它取得胜利的奥秘。鲍罗廷当时39岁，是很有魅力的人物。“他身材魁梧，脸盘宽大，审慎而又善交际……好开玩笑……他招人喜欢，而且给人以深刻印象”，他的一位苏联同时代人这样描写他。[注]他活泼好动而又多才多艺，喜欢骑马，棋下得很好，读书很多而且懂多种语文，一个美国记者曾见他在读当时新出版的刘易斯的小说《埃尔默·甘特利》①，作为消遣。
①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1）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小说家。抨击不法教士恶行的小说《埃尔默·甘特利》系1927年出版，此处美记者所述当有误。——译者
鲍罗廷是“东方”和“西方”相结合的国际革命运动的产物。在本世纪初，当他还是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时候，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遇见了列宁并在列宁手下工作。在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之间的十多年里，他作为从沙皇暴政下出亡的政治移民住在美国（大部分时间在芝加哥），加入了美国社会党，并结识了许多自由派和进步人士，包括著名的社会改良家、“赫尔大厦”创办人简·亚当斯①。他的英语很流利，在家里也常用英语，因为他的妻子是美国公民，两个孩子也是在美国出生的。有了这个语言条件，他可以直接同孙中山交谈。他在来华前的几年里曾在英国、墨西哥和西班牙任共产国际特使，对土耳其的民族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打过一些交道，同印度独立运动中的左翼分子也有接触。他的这些经历使孙中山很感兴趣。
①简·亚当斯（1860-1935），女，美国社会改良家及和平主义者，1931年与N．M．巴特勒共得诺贝尔和平奖金；“赫尔大厦”在芝加哥，是北美第一批在贫民区进行福利工作的社会改革团体之一。——译者
孙很信任鲍罗廷。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曾问孙，是否知道鲍的真实姓名。孙回答说，“他的名字是拉斐特！①”这可以说明孙是怎样看待这位新来客人的作用的。（在他们频繁的接触中，孙一定知道鲍罗廷的身世和真实姓名。他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初住白俄罗斯，后迁居拉脱维亚，他的真名是米哈依尔·格鲁申贝格，在芝加哥时人们简称他为“迈克·伯格”。）
①拉斐特（1757-183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早年曾参加北美独立战争。——译者
庆龄常去鲍罗廷家。她觉得同这家人在一起很愉快，因为大家都说英语并且都在美国住过。鲍氏夫妇用她能够理解的辞汇向她介绍俄国及国际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大大扩大了她的视野。
鲍罗廷的妻子法尼短在回忆录中谈到过两家的关系：
“到广州以后不久，我就认识了孙中山和他的夫人——容貌秀美的宋庆龄，我们并且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孙中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善良的面庞、睿智的双目、全神贯注、强烈的事业心——这一切都表露了他非凡的人格。
“孙中山和鲍罗廷都精通英语，所以他们共事伊始就可以不用翻译。这一点（当然，革命观点的一致性就更不必多说了）极有利于他们的直接交往和友好接触。孙中山有一次竟就此开了一个玩笑，他对鲍罗廷说，殖民主义者使中国蒙受巨大灾难，可是他们的语言倒成了向中国同志传授革命经验挺不错的工具。
“孙中山经常一连几个小时地同鲍罗廷谈话，详细询问俄国革命发展中某些阶段的情况、俄共（布）的历史、1905年革命失败的原因、凯歌高奏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的情况等。他对列宁生活的细节也很感兴趣，例如列宁侨居国外时怎样工作（鲍罗廷曾于1904年与列宁一起侨居瑞士）、怎样培养革命者、如何研究多种学科和学习外语、如何出版和编辑《火星报》等许多情况。”
（她在回忆录开始时曾写道，鲍罗廷告诉她，孙“热情地迎接他，长时间地询问列宁的情况，不仅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而且以医生的口吻关注伊里奇的健康。孙称列宁为中国最好的朋友。）
“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对我们家人和各苏联顾问也很真诚、友好，她积极参与丈夫的政治工作。我们与她谈话也不用翻译，因她的英文极好。宋庆龄向我讲述了关于中国妇女的许多有趣的情况，介绍我认识了社会各阶层的一大批妇女代表。……
“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友谊与共同工作一直持续到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者生命的最后时刻。当孙中山因胃癌和肝癌病卧北京、生命垂危之际，宋庆龄和鲍罗廷一直守护在他的病榻之旁，孙把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交给了鲍罗廷。”[注]
在防务方面，孙中山在10月间再度视察虎门要塞的加固工程，这次陪同他的除庆龄外还有新来的苏联军事专家。
在这些专家中，最杰出的是瓦西里·勃柳赫尔，他在中国用的名字是“加伦”。后来，西方舆论界对于他作战谋略的高超、他帮助训练出来的官兵素质的良好，很感震惊，因而把一切事情都归功于这个外国人。他们觉得很难设想——一种典型的西方看法——中国人会善于从事这些工作，甚至于俄国人（特别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恐怕也做不好。因此，他们又要找出这个外国人本人的“根”是在西方。一个法国记者促请对法国主要军校的毕业生名册进行一番检查，看有没有一个名叫“加伦”的人。其他记者搜寻出他的本姓“勃柳赫尔”，因此就猜想他一定是一个德国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沙俄军队俘获，然后又被布尔什维克争取过去。受后者雇用。为了使这个故事听起来更象回事，他们还揣测他可能是著名的普鲁士陆军元帅布吕歇尔（他一百年前曾在最后击败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中起重要作用）的本家，并且喜欢把他的本姓照德国的拼法写。①
①加伦将军本姓的英文拼法是Blyukher（勃柳赫尔），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的拼法是Blucher。——译者
事实上，勃柳赫尔是一个纯粹的俄国人，他的祖父是农奴，以主人的姓为姓（这在当时很普通，就如美国南方的黑奴也往往以主人的姓为姓），这家主人是一个有德国血统的地主。他的父亲是一个贫农，他的文化知识主要是靠自学获得的。他青年时期当过工人[注]，曾因参加罢工被捕。他的军人生涯不是在名牌的军官学校开始，而是因为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被征召服兵役。他作战英勇，曾三次受奖，并提升为准尉，后因伤退伍。他重回工厂工作，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派到前线士兵中去做宣传鼓动工作，稍后又调到新成立的红军中工作。在内战中，他很快晋升为将军，并最后指挥了两大战役，一次是在黑海的彼列科普地峡，把白军残余逐出苏联欧洲部分；另一次是在靠近太平洋的沃洛恰耶夫卡，把西伯利亚东部的白军歼灭。[注]
像越飞、鲍罗廷、加伦这样地位和水平很高的人，当时其他国家是不会派到像中国这种半殖民地来的。（这里不妨插叙一下，这些国家的骄傲自大也产生了它们没有料到的、很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当1924年中国正式的政府最后承认苏联时，苏联在中国设立的是大使馆，而其他国家因为看不起中国都只设公使馆。这样一来，这些国家的使节都不过是公使，只有苏联的使节是唯一的大使，于是这位布尔什维克——L．M．加拉罕大使就成了驻北京各国外交使团的团长。）
在社会力量的平衡方面，在广东这一南方革命根据地，农会纷纷成立，成为一种新的力量因素。最早的农会是由年轻、瘦弱但充满激情的彭湃（1896—1929）组织的。他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在日本留学时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回国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家里的产业分给了农民。他完全像农民一样地穿衣、吃饭、生活，成了当地农民所信赖的、富有战斗精神的领袖。[注]设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的农民部由共产党人林祖涵（伯渠）任部长，下级组织中的农民工作主要也由共产党人去做，因为其他集团对此不感兴趣，还有怀疑。在广州开办了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最初由彭湃主持，教员都是共产党人。这是一所培训领导骨干的学校，选送来的学员人数不多，但都有实际斗争经验，在这里学习革命理论、农村问题、组织工作和军事知识。1924年8月21日，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上，孙中山讲了话，他强调指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大家到乡村去宣传……先要讲农民本体有什么利益，国家有什么利益，农民负起责任来把国家整顿好了，国家对于农民又有什么利益，然后农民才容易感觉，才有兴味来管国事。”在再次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时，他说，中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注]
宋庆龄后来曾回忆说，“1924年7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了感动。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注]
但孙中山没有立即实行分田，因为这将使小地主阶层受到震动，而国民党的许多官员和下级军官都是这个阶层出身的。因此，广东农民的实际经济状况没有改变，只有几个地方实行了减租，个别地方没收了土地。但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发展很快，为以后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中胜利前进扫清了道路。
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发表）曾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为第六届学员讲授过，这届学员人数最多并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分（前几届学员都来自广东及毗邻省分）。1927年1月毛泽东在湖南对农民运动作了深入的调研，并在3月间发表了另一重要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
在广东工人中，自1922年共产党组织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后，共产党的力量很强。1923年，广州榨油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罢工坚持了8个月，终获胜利。起初，工人同孙中山的新政府间关系并不太好，因为后者仍须依靠一些军阀。但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展，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成为支持孙中山反对外部敌人和制止国民党内右派捣乱的一支力量。
1924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孙中山在廖仲恺主持的一个盛大的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讲，号召工会和其他劳动组织集中力量，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他指出，如果没有民族独立，那末中国、中国劳工大众都不能前进。
1924年7月间，广州工人罢工抗议关于中国人出入沙面岛英法租界均须携带执照的规定（一切外国人则可自由通行），使沙面租界瘫痪五周之久。正如1922年的香港工人大罢工一样，租界里的外国人不得不在没有任何中国工人帮助的情况下过日子，自己做清洁、洗涤等工作（在这些过惯殖民者生活的人心目中，那是可怕的事情）。罢工以取消这项无理规定而结束。
同年晚些时候，工人们以罢工行动和直接参加战斗，协助平定“商团”的叛乱。商团头子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支行的买办，他得到香港的支持并勾结仍盘踞广东东部的陈炯明和北洋军阀，反对革命政府。10月间，由于陈廉伯利用外轮偷运大批军火被截获，商团发动武装叛乱，终被镇压。
到1925年5月，广州工会会员达到54万人（这个城市当时工业较少，大部分会员是运输工人和小工厂及手工业工人。）
另一方面是动员更多知识分子，参与新的革命高潮。1923年12月，孙中山在庆龄陪同下到广州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岭南大学对学生发表演讲。这里的学生大多出身富裕家庭，但当孙中山勉励他们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民国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注]时，全场报以热烈欢呼。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上学时，曾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对留美的中国学生发出过类似的号召。但她当时只谈到现代化而没有谈到革命。现在，岭南的学生们看到在革命领袖孙中山身边的是他的年轻美貌而又富有奉献精神的妻子——在年龄和社会背景上都使他们感到新鲜——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即：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理想应同正在进行的革命相结合。
第二年，即1924年，是关键性的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孙和庆龄以往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一年的发展作准备。元旦，孙中山主持群众大会，庆祝新命名的“国民政府”成立。会上，宋庆龄为一年半前在陈炯明叛变时保卫总统府有功的将士们授勋。人们普遍承认，在那次事变中，是宋庆龄挽救了孙中山的生命、从而挽救了革命，因此，即使是国民党中的保守派现在也不再反对他们的婚事了。从前还有人故意地称她“宋小姐”，现在普遍称她“孙夫人”了。她经常在公开场合与孙中山一同出现，对于中国领导人的妻子来说，这样做是不寻常的，但现在大家都认为是合适的了。她赢得了声望。
对国家和社会来说都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在1924年1月下旬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距孙中山同越飞和李大钊会谈不过一年时间，孙的新路线（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就被正式订定为党的方针。按照协议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领导人中，作为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李大钊、林伯渠等。林是老革命者，孙流亡日本时，他也在那里留学。李被孙指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另一位代表是毛泽东，当时31岁，与宋庆龄同年。由孙提议、经大会通过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24名委员中，有3名共产党人，最著名的是李大钊。在17名候补委员（也由孙提议）中有7名共产党人，所占比例比正式委员大三倍。毛泽东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瞿秋白、林伯渠（祖涵）、张国焘等。
在国民党的最高职能机构中央党部中，担任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的都是共产党人。工人部长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的好朋友廖仲恺。这三个重要部门的秘书①都是共产党人（农民部的秘书是彭湃）。这些人事安排显示，孙中山希望通过注入共产党人新血液使他的党重新振兴。
①按当时的组织系统，秘书的地位仅次于部长，而在各部门干事之上，实际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译者
在国民党一大举行期间，列宁在莫斯科逝世，大会为此体会三天，以志哀悼。2月24日，国民党举行大规模的追悼大会，高层干部全体出席。孙中山在宋庆龄陪同下到会。大会由廖仲恺——国民党这次改组中的关键人物——主持，祭坛正中上方悬挂着孙中山亲笔书写的祭帐“国友人师”，表达了对列宁的敬重。
孙中山以充满深情和政治含义的文字作了一篇文言文祭文：“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以福齐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惟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并世而生，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千恨，我了百厄；所冀与君，并轨并辙。敌则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天不假年，与君何说；亘古如生，永怀贤哲。”[注]
正如在孙中山坚持下国民党一大所通过的宣言及决议那样，他这篇对列宁的悼词也显示出自从“孙文一越飞宣言”发表以来形势发展之快。那时他还在小心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新的道路，现在他成了在这条道路上走在最前列的发言人和组织者。
在孙中山艰难探索并承受各种压力的过程中，宋庆龄采取了什么立场？虽然她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言论，但她后来坚定明达地保卫三大政策的行动表明，她是一开始就拥护三大政策的。她最要好的朋友和伙伴是廖仲恺和他的妻子何香凝——他们都是三大政策的卓越的支持者，还有就是鲍罗廷夫妇。她自己的回忆是这样说的：
“在这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中，像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样，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一听到宣布他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可是孙中山是吓不倒的。他曾多次宣称，除非国民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否则他就要同这批人分手，并解散国民党。他宣布他将组织一个新党，或者本人加入共产党。”[注]
一位美国的传记作者（她的思想一点也不左）在本世纪30年代写的一本孙中山传记中说，宋庆龄“在事实上已成为孙中山同青年运动之间的联络官”，“她在孙晚年的政治方向上有实在的影响，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注]
广州的关键问题是武装斗争和建设一支革命军队。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忽视过武力。在1895年开始的反清起义中，在以后的历次战役（不论是同旧军队内的同情分子联盟、还是同其中的反叛分子作战）中，他在枪林弹雨中从不畏惧。但他领导的革命党却始终没有一支自己的军队。现在，这样一支军队终于在组建中了。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主持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这所学校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它的任务是为革命军培养军官，这些军官要有献身于革命事业及革命主义的精神并熟习现代战争技术。宋庆龄陪同孙中山登上主席台。有一张著名的历史照片上就是这个场面，旁边是军校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
孙对军队和战争的看法是，它们对中国的革命和国防是必要的。青年时期，他曾想参加海军，因为外国人是从海上入侵中国的，海防是中国的弱点。他的反清革命运动一开始就是用武器来进行的。为了反对北洋军阀，他曾寻求与南方的将军们结盟。因为这方面的努力失败，他才强调要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没有它，中国就不能粉碎内外反动势力所加的锁链。
但是，对他来说，军队是实现文治目的的工具。他厌恶和鄙视军国主义及军队中讲究服饰和派头的作风。
孙的侍卫副官马坤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923年，广州政府要发行纸币，需要用一张孙的头像，请孙中山在一批照片中挑选一张。他把全部照片都给了孙夫人，对她说，“亲爱的，请你挑一张你喜欢的，只要我不穿军服就行。”在此之前，他曾穿了大元帅军服照过一张相，这套军服有金色绶带和帽沿上插羽毛的军帽，当时的总司令都是这样打扮。这是别人要他这样做的，他后来想起来就觉得蹩扭和后悔。
马坤还谈到，孙中山平时虽然非常讨厌军人那套威风，到真正的战场上却显得沉着勇敢，这是他曾亲眼目睹的。有一次在同一个叛变的南方军阀作战时，广州形势突趋危急。孙中山和夫人正在饭后闲坐休息，听到报告，孙马上离开庆龄、乘汽车赶往前线。庆龄逢到这种情况，尽管为丈夫担心，却从不阻止他。一路上，孙中山碰到一些溃逃的军官，他用劝说和自己的示范行动，使他们的情绪稳定下来，转身回向前线。在前线，他的位置在敌人机关枪射程之内，但他沉着指挥，使正趋瓦解的防御阵地重获巩固。他的四周都有士兵阵亡，他的随从中也有人受伤倒下。但他坚决拒绝在战况稳定下来之前隐蔽自己。有人觉得这样不妥当、他却带着歉意地说，“我已经让部下不必要地冒了许多危险。”[注]
苏联军事专家A．I．切列潘诺夫曾讲述孙中山只要有机会就去战地，而且有时还亲自指挥。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了解军事的重要性，并且从不躲在后方，让别人去冒险。[注]
一位德国作者这样谈到孙中山：“在有些地方，没有人想到会隐藏着对他生命的威胁，却突然出现了危险。……但他丝毫没有惊慌的表现”（作者举了一些实例）。作者接着说，“这种正气凛然的沉着态度，由于孙夫人以无畏精神同他站在一起而更增强。”[注]孙氏夫妇在为人处世上的勇气也是很突出的。当朋友或部属们受到不公正的攻击或诽谤时，孙氏夫妇总是站在他们一边，并希望他们能站起来为自己说话。
宋庆龄在1924年5月写给朱卓文的一封信说明了这一特点。朱是美籍华裔，老同盟会员，1915年曾同女儿慕菲娅一起帮助宋庆龄离开上海到日本同孙中山结合，1922年任广州兵工厂厂长时曾运送机关枪给总统府卫队以抵抗陈炯明叛军的攻击，从而保卫了孙氏夫妇的生命。但这时国民党内有人诬陷他在广州兵工厂长任内有财务不清的问题。朱一怒之下写信给孙氏夫妇，说要辞职返美。庆龄在5月26日复信道：
“我对你的友谊使我不能保持沉默……”
“我知道你同我一样，对这些卑鄙的家伙深恶痛绝，但为什么你就应该被他们的卑鄙行径赶到外国去呢？你是不是明白，你去了外国只能使你自己受到更加恶劣的攻击？别人告你把公款拨给私人。‘一走了之’是你想用来回答他们的攻击的办法吗？博士（指孙中山）在这些人面前几次三番说你是清白的，并且告诉他们，他对你的正直和诚实是绝对相信的。
“你去国外，只能使他们越来越猛烈地攻击你……你要是走了，你就永远不能洗刷你的名声或为你自己辩护。
“你在这里有几百元钱薪水。但是你却喜欢到国外去而不帮助博士。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什么呢？那就是你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钱过日子，不要别人帮忙了。
“我知道我这封信写得十分粗鲁。但我的目的是要激起你的感情。面对那些告你状的人，不要让他们有机会损害你的名誉。但不管你做什么，请记住：博士绝对地相信你，你一定不要使他感到失望，而是要证明你决不辜负他的信任和热爱。”
你的忠实的朋友，
R．S．（宋庆龄英文名字的缩写）
“又，博士想见你，要你明天下午随便什么时间来一趟。——R．S．”
朱卓文这件事情的结局如何，没有材料说明。这封信所显示的庆龄的性格是很清楚的。文雅，但绝非软弱。对所信任的人充满热情。在原则问题上坚定不移。一个鼓励别人在困难面前不要退避的战士。
对公款分文不沾、私生活极端俭朴，孙中山和宋庆龄无论在当权的时候、还是在流亡的时候，始终如此。他们的一个朋友的女儿[注]，在到广州大元帅府去看望他们时曾问道，为什么他们房间里不装纱窗以防蚊蝇。庆龄告诉她，“孙伯伯没有钱”。他们又不允许用公款来装修自己的住处。他们留她吃便饭，她见他们吃得很简单、很省。在仪态上，“孙博士平易近人，也很文雅。同他们两人在一起，我感到很自在——一种毫无拘束的感觉，丝毫不觉得是同‘高级’人士在一起。”
她还接着说，“孙夫人很美。别以为只有男人才喜欢看美丽的女人，女人也同样喜欢看。”
1924年秋，南方的革命在北方引起了一次强烈的回响。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控制了北京，赶走了由“猪仔议员”贿选出来的“总统”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清帝溥仪逐出了紫禁城。体格魁梧的冯玉祥是行伍出身，一个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同帝国主义没有瓜葛。当时他刚同一位有进步倾向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结婚。[注]他对原来的上司直系军阀吴佩孚发动了一次突然的反抗，然后进军首都，将所部易名为“国民军”，并联合吴佩孚的对头、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现已年老的皖系军阀段棋瑞，组成一个政府。他取得张、段同意，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大计。孙中山虽对此不抱幻想，但还是同意北上。他觉得举行这样一次谈判不会有什么损失，而且随着全国民族和民主情绪的高涨，可以借此使全国振奋起来。但有一点他决不妥协，即统一的目的是为了取消军阀主义和同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召开国民会议是必需的。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登“永丰”舰启程北上。这条忠诚的军舰三年前在抵抗陈炯明叛军和援救孙氏夫妇脱险中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它又要在革命高涨的形势下，送他们登上去首都的旅程，到那里去同朋友们会商、同敌人们谈判。他们在黄埔军校作短暂停留，受到全校师生热烈欢迎和欢送。这次活动是由周恩来组织的，孙中山发表了讲话。
动身的前一天，在各界欢送会上，孙中山说，他这次北上的目的是“拿革命主义去宣传”。他还勉励大家“同心协力把广东的基础弄得很巩固，做一个革命的好策源地”，“并且要把北伐军前进到武汉，和北方响应。”[注]同军阀谈判没有实力作后盾是不行的。
孙中山和宋庆龄在香港换乘客轮于11月17日抵达上海。他们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1922年他们回到上海时实际上是作为逃亡者回来的，这次完全不同了。他们是在革命力量正在加强的形势下，为了统一和和平而来的。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四天，同支持者们就召开国民会议的问题进行商讨。
上海最有地位的英国报纸《字林西报》对孙中山的“欢迎”，却同当时中国民众的情绪完全唱反调。它发表了一篇神志不清的社论，居然说，“孙博士在政治上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他目前在上海居留将会毁坏上海的中立地位并危及安宁”，因此必须禁止他进入上海由外国人管理的区域[注]。孙中山立即针锋相对地驳斥道，“以外人而发为是言，实太不自量。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吾人分明居主人之地位，彼辈不过为吾人之客，一般宾客并无拒绝主人入门之权利，倘租界当局有意阻碍在租界之居住，则吾对之有出坚决手段之决心”。外国在华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应该同不平等条约一起取消。[注]
他们从上海乘船到日本神户。在海上，他们一定想起和谈论过去来往于上海和日本之间的多次航行。为准备应付将要来临的局面，他们一起工作、商量，作为锻炼，还认真地在甲板上散步。
神户是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孙和庆龄曾在这里度过蜜月。这次他们在这里停留了近一周。老朋友们，还有其他许多同情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人都来欢迎，但没有一个重要的日本政界人物。即使像大养毅（他这时是交通大臣）这样的老熟人也觉得以躲开为妙。另外一个老熟人，留着白胡子的黑龙会激烈分子头山满倒是来看了他们，并且据说还曾请他们到他家住。但是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发展现在已肯定地分道扬镳了。
不管怎样，孙中山在日本发表的演说，仍然强调泛亚反帝合作，日本作为第一个在近代获得独立和富强的亚洲国家理应帮助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奴役。孙说，如果日本负起这个责任，它将成为一个解放者，而不是掠夺者。但局面已经定了。日本已经走上一条帝国主义的道路。从前，当日本自己还受不平等条约之苦时，它是赞成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现在，它对此已不感兴趣了，因为它在分享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所给予外国的好处。
至于孙中山关于组成包括日本和苏俄在内的反帝大联合的新思想，犬养毅公开表示，他很讨厌孙的转向苏联。他私下里对孙提出，如果孙同意把中国的东北（满洲）送给日本统治，孙将得到东京的支持。孙当然加以拒绝。
多年以后，在30年代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们（包括一些国民党中曾显赫一时的人物）把孙中山的一些言论——特别是1924年在神户的演说，作为“中日共存共荣”的依据。实际上，这次演说以及日本对它的反应（或者说，无反应）已经标志着那个梦想的破灭。只有在1949年以后，中国从所有帝国主义那里赢得了完全独立（抗日战争的胜利包括在内），中日两国才能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
宋庆龄在神户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发表了演说。孙中山同她一起前往，并题字留念——这幅题字至今仍在该校珍藏。这是宋庆龄第一次单独发表公开演讲，主题是妇女解放。她说：“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我高兴地发现日本妇女积极关心与其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以及有关国家的公共福利事业。中国妇女正同你们并肩战斗，去推倒歧视妇女的古老围墙——反对妇女参与公共事务。”
她接着强调了今天通称为第三世界的妇女：“我们妇女对正义的要求，并不限于在某些欧美国家，这种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印度、土耳其、埃及和波斯的妇女也开始起来维护她们的权利。今天……在土耳其，妇女当上了教育部长。妇女无意于那类政治荣誉，但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
她最后说，“不论是种族或信仰，没有任何东西比共同的利益更能把人们维系在一起，因为这种共同的利益是为正义而斗争。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注]
11月30日，孙中山和宋庆龄乘一艘日本客轮赴天津，几千人到码头送行。孙中山在神户稍获休息并得以欢叙旧情，所以看起来身体和精神都很好。但在到达中国之前，他的肝病再次严重发作。12月4日在天津下船时，他的脸色很难看，庆龄也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12月31日，他们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上聚集欢迎的人群数以万计，但孙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只发表了书面谈话，表示“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他北上时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但段棋瑞旧伎重演，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式的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他还擅自照会各外国公使馆，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现存的所有条约。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注]
到1925年1月，诊断结果已从肝脓肿变为肝癌，孙中山从北京饭店被移送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协和医院诊治。1月26日动了手术，确知他的肝癌已到晚期。孙顽强地同病魔搏斗。各方慰问函电及来探视者络绎不绝。庆龄日夜守护在他床边。2月9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赶来襄助，使孙中山和宋庆龄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得到很大安慰。
一星期后，镭锭放射治疗——现代医学的最后手段——显示没有效果。孙住进了他在北京的临时行辕——位于铁狮子胡同的顾维钧私宅。顾是中国外交家、前外交总长，在冯玉祥率兵进京时出逃，所以留下了这座空屋。房舍宽敞，足够孙的随从人员居住。在这里，根据孙中山自己的要求并得庆龄同意，对孙改用中药治疗。这是最后一着了。
有一段时间，孙的病似乎稍有起色，能在花园里走一走，两旁由庆龄和侍卫副官马湘和黄惠龙细心照护。身体稍好时，他就同部属一起工作并接见少数来访者，包括鲍罗廷和苏联大使加拉罕。
3月初，他虽然已不能起床，仍能同他的随从们说笑。他“指定”身材很高的李荣和矮壮的马湘在搬动他的身体时，一个扶头，一个捧脚。3月11日，他已处于濒危状态，却仍把小孙子治平唤进来，慈祥地对他说，爷爷这会儿身体不好，起不了床，等稍为好一点，再跟他玩。
宋庆龄守在孙中山的床边，不时用英语问他，“亲爱的，你要我做什么吗？”有一次，他要求把他放到地板上。她不同意，说，“地上大凉。”他对她微笑着说，“我不怕冷，放在冰上才好呢。”他指的是太平间，所以她一听就哭了。他安慰她说，“亲爱的，别难过。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她答道，“我要的、我爱的只是你。”同一天，他通过何香凝致电广州，指示北伐军切不可扰民，还对何说，“照顾我的妻子。”他又望着他的忠贞的侍卫副官，对何说，“只要革命政府存在一天，就要任用他们。”[注]
孙中山由泪流满面的庆龄托着手，在三个遗言文件上签了字——这个最后的行动是因为不愿庆龄过分伤心而被推迟了的。
他的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他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他的致苏联遗书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食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注]
3月11日下午已只能听到他说一些单词。四点半时，他唤“Darling”（“亲爱的”，他们夫妇们一直这样相互称呼），是叫庆龄；六点半时，他唤“精卫”，是指他当时的亲密追随者汪精卫。[注]
孙中山关于国事的最后的话是：“和平……奋个……救中国”。[注]3月12日晨，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还只59岁，他同庆龄结婚还不满10年。
孔祥熙等人曾宣称，孙中山在病危时曾确认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并要求按基督教规行葬礼。宋庆龄对此断然否认：
“我必须告诉你①，曾经有过一种谣传，说孙中山在弥留时要求把他葬在一处基督教公墓并由基督教会主持葬礼。这完全是假的。孔祥熙和孙科听了许多朋友的话，曾坚持要在协和医院小教堂举行一次基督教追思礼拜，藉以证明孙中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①“你”指本书作者爱泼斯坦。——译者
“由于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坚持，确实在医院教堂里举行了一次礼拜，但其他的更大范围的悼念都是非宗教性的。”[注]表团转递，而只能是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收到后提交给中共代表团的、1991年3月1日北京《人民政协报》报道了这一发现并刊登了第二封信的英文原件影印本。同年3月12日，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信的全译文。承有关人士协助，本书作者得到了两信的英文原件影印本。这些信件的存在外国学者过去是知道的，如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美国学者莉迪亚·霍罗布尼奇、艾伦·惠廷和马丁·威尔伯在他们有关孙中山和中苏早期交往的著作中都曾提及；据《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1951年版）记载，张继（溥泉）曾奉孙中山命带信到北京给越飞（经对照即12月20日一信）。但这些书籍中都只引述了片言只语，而非全文，有的连日期也难以肯定。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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