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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第二次回国是永久性的。她在1931年7月末离开德国，8月10日抵哈尔滨，8月13日到上海。她初时是为母亲奔丧的，但时局的发展很快就召唤她去投入反对国内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的新的政治斗争。她立即勇敢地置身于斗争之中。
白色恐怖仍在继续。8月17日，在她回国后的第一个星期内，她在武汉和以后流亡国外时期的战友邓演达在秘密返回上海后被捕。像其他无数革命者一样，他是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国人统率的巡捕房抓走的，然后引渡给蒋政权。两位同中国共运联系的外国共产党人牛兰夫妇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为了营救他们，发起了一场国际性的运动。宋庆龄收到了向她求援的电报，她毫不犹豫地进行救援工作。
宋庆龄竭尽全力拯救邓演达，但没有成功——蒋把他秘密杀害了。但对牛兰夫妇，尽管国民党法庭宣判了死刑，她还是尽力保住了他们的性命，后来又为争取他们出狱而奋斗了六年。
1931年9月18日，在她回国后一个多月，发生了中国和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当时称为“满洲”）。这是日本企图征服全中国——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宋庆龄的忠贞战友、坚强的革命者邓演达之死是悲剧性的、也是英雄的，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打击。邓1930年5月回国，8月间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通称的“第三党”，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邓任总干事，一年后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上海“会审公廨”（根据不平等条约成立的中外合议法庭）马上把他交给蒋介石会任意处置。蒋下令把他解到南京。蒋为了抓到他，曾悬赏30万元（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大数目），由此可见蒋对他的惧怕。邓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国民党军队中很有名气和威望，许许多多军官是他的同学、同事或学生，所以蒋认为他不仅在政治上是个危险人物，在军事上也是个潜在的对手。
早在1927年，因为邓抛弃了设在南昌的右派总司令部去参加武汉的左派政府，蒋就对他怀有杀机，下令通缉。在武汉，邓又主张对蒋采取军事行动，如邓的主张得以实现，蒋的占领上海及以后的叛变也许能被制止。
现在，这个强悍的对手已经落到了自己手里，蒋介石这个极端狡诈的人开始想要收服他，使他政治上从此无声无息。蒋用的方法是威胁利诱双管齐下——这个方法在有些不大有骨气的对手身上是奏了效的。起初，蒋把赌注押在邓日益增长的既反对国民党、又批评共产党（总是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倾向上。蒋让人传话给邓，如果邓真心赞成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自己来管，他就应该支持共产党的镇压，因为这是为巩固国力所必需的。邓把这套说辞顶了回去，回答说，“共产党是政治问题，不可能凭武力解决。”
邓被捕的第二个月，日本攻占中国东北，于是蒋对邓换了一种口气。蒋说，面对外敌，邓应同他一道来应付民族的危机，但是攘外必先安内。蒋甚至提出任命邓为“剿匪”（即反共战争）副总司令。邓回答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们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
这一反驳激怒了蒋，特别因为这时蒋迫于国人对他的“不抵抗政策”的不满而宣布辞职。这种“辞职”的把戏，他过去玩过，一方面宣布辞职，另一方面仍紧紧抓住军队不放，策划着卷土重来。而他对军队的掌握，只要邓演达存在一天，他就一天不能放心，因为邓不但在社会上、而且在军官中也受到尊敬。因此，蒋决心杀邓。
关于宋庆龄即将来南京营救邓演达的消息使情况变得更为紧急。1931年11月29日，蒋布置人把邓押上汽车，驰往城外，然后由接奉密令的押解人员乘深夜将邓在路旁枪杀。
宋庆龄一到南京见蒋，就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你把邓叫来，我们三人当面谈谈。”蒋默然不语。宋又追问：“如果你觉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再三人一起谈。”蒋仍默然。最后，宋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蒋才不得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宋闻后勃然大怒，一手把茶几掀翻，蒋急急逃上楼去，宋愤然离南京返沪。
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激烈的抗议。在广州（那里的人们很怀念他）散发了传单；有人在北京大都电影院里也散发了。还在若干城市，张贴了《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和《宋庆龄之宣言》。
由邓创建的第三党派出谢树英来敦请宋庆龄出任这个党的新领导人。她说，她将就邓演达发表一个自己的声明，她希望他们“继续干下去”，但不能接受这个提议。谢问道，“请黄琪翔出来领导如何？”她回答说，“你们商量去”。虽然他敬佩邓演达并且同他的信徒们合作（特别在国外时），但她不愿意参加他的第三党。
她在8月间在上海会见记者时已说明了这一点。她宣布她不是第三党的一员，还否认了另外几点谣传：一是说她准备去参加由国民党内几个反蒋的军界人物在广州设立的政府。二是说她想在这些人和蒋之间实行调解。三是说广州政府同第三党之间有联系。
她在谈话的最后说，“我的政治见解仍然和我在1927年所陈述的相同，那年我在离开中国以前曾在武汉发表了我的声明。”在这一声明中，她写道：
“孙中山所制定的第二项政策，认识到在与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的时期中，国共两党有合作的必要。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着重点是本书作者加的）
由此，她——孙中山夫人——重申她将同中国的共产党人并肩站在一起。
但她对邓演达的崇高敬意是始终保存着的。1941年，在邓逝世十周年纪念时，她在香港发表了一篇十分感人的纪念文章；
“邓演达同志的印象，还是活生生地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国民革命者的心坎中；虽然他成为国殇已经十年了：这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死生于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样坚定忠实，绝不妥协，曾未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的对之不屑一顾。
“对于总理的教义和政策，邓同志是彻底地了解，而又努力的想将其实现，并且他十分明白，三民主义的实现与民族解放，各阶级的公民权与自由权，及为提高全国生活水准的斗争，两者是不可分离的。
“1927年，国民联合阵线悲惨的破裂，邓同志被迫离开武汉而流亡海外。当时所有革命的忠实同志，为黑暗所笼罩而陷于消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毅，不为任何外力所屈，始终过着最朴素可为楷模的生活。无时或息的激励着集合着被挫折而纷散了的同志，以共同致力于国事。
“在柏林的几年中，有一部分国民党员，邓同志在其中组织了一个学会并加以领导。因为他对于历史、经济、哲学等学科全有渊博的知解及明锐的识断，使那些接近他的人，都能获极大的教益，并更深切了解中国革命前途所可遭遇的种种问题。他分析世界大势和其相互间的关系，是那般地清楚而一无疑点，解释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又实实在在是处处引人叹服。
“他返国后，即开始地下革命工作的进行，但不一年，即被诬而遭禁锢，他后来的殉国，在他并非意外，因为他将踏上回国旅途的前夕，他说道，‘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且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全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此后我就再没见邓同志了。
“国民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所能给邓同志最大的安慰，莫有过于加强我们的决心，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以实践总理留给我们未竟的事业为更适当的了。能如是，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得到最后的胜利。”
宋庆龄以后每隔十年总要公开地纪念一次邓演达的逝世，只有1971年例外，因为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痛苦时期。1980年，当时她自己已年老多病，还应邓所创建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领导人季方之请，为《邓演达文集》题写书名并题词。
中国共产党后来对邓演达也作出了它自己的明确估价。这是由周恩来1944年在延安就党的一些历史问题进行研讨时作出的。
先是说明邓演达这个人物的性质：
“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开始他相信无政府主义。当他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
接着是以主要为自我批评的形式，检讨中国共产党过去对他的态度：
“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大革命失败，他很苦闷，同俄国顾问一起走了，后来回国组织了第三党。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应该批评斗争，但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这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在‘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把他杀了。”
最后是更深刻地探究“左”倾时期的错误：
“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谓公式化，是教条地搬用俄国1905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说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至于大革命失败后，是否还可以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问题，我也讲一下。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但在南昌起义之后，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叛变了，这时再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就会使群众的认识发生混乱。对三民主义不革命的方面应该批驳，对三民主义革命的方面应该保留下来，而我们当时却是对它全部否定了，没有给以历史的科学的分析。”
邓演达1930年创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改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虽然同中国共产党在初期有过论战，但注定要成为在统一战线中中共的坚定伙伴。1947年它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1949年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一直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部分。
为了回答蒋政府对邓演达的谋害、对日本侵略东北的不抵抗政策、对抗日运动的暴力镇压以及对左派变本加厉的恐怖行动，宋庆龄在1931年12月19日发表了一个义正辞严的声明。（即上文提到的《宋庆龄之宜言》）这个声明连同 1927年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1929年的《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是她一生政治道路上的里程碑。此后，她不再称自己是“国民党左派”——因为邓演达曾经是在这面旗帜下成为一支真正有效力量的最后司望，而现在已经破灭。正如前面已经述及，她也不参加“第三党”。此后她全力支持的是共产党。
这倒不在于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哪些人。她自己的思想同共产党的观点也并非在每一阶段都一致。她支持共产党是因为她看到共产党坚持原则，所以它的组织和战斗精神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力量源泉和希望所在。因此她要尽她的全部力量帮助它，包括她作为孙中山夫人的政治份量。她的选择不是她的独立性的否定，而恰恰是在面临许多反面压力的情况下，她的独立性的鲜明表现。正如她自己所说，她“不是骑墙派”。
她在这一声明中写道，“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国民党在较早时期所取得的胜利是由于“党内同志严格遵守他（孙中山）的遗教，以群众为革命的基础。”现在，“残暴的大屠杀和恐怖迫使革命转入地下。”国民党的领袖成了卑鄙的个人野心家。他们消灭真诚的革命者，邓演达即其一例。“因此，国民党今天已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她继续说，多年以来，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内战不已。现在，他们“由于国难当前和舆论的谴责”不得不“召开所谓‘和平统一会议’”。但会议上“争论的中心问题不外乎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职位的分肥。关于构成全国极大多数的农民工人的苦难和急需，在这个会议上没有一个字提到。”会议后成立的“‘统一政府’竟力图镇压爱国的学生运动……棒打枪刺，把他们像畜牲一样地赶出城去。……暴行是在这样的时候演出的：一支外国帝国主义的军队正向锦州推进……”
“因此，我不得不率直地宣布，既然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前面已经提到，宋庆龄几乎从回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设法营救两位持有瑞士护照的外国人——保罗和格特鲁德·牛兰（鲁格）①。牛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职工会）秘书处的代表（这个同盟是“红色工会国际”的分支机构）。更为机密的是，他又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专门协助中国的地下革命者。同邓演达一样，他们也是先由公共租界的特别巡捕逮捕，然后转送给蒋介石政府的。营救他们的运动是由专以保护和支援全世界地下革命者为职志的“国际红色救援会”发起的。当她还在柏林或返国途经莫斯科时，就已有人告诉她关于牛兰夫妇的危难并请她援助。
①旧译“保兰·鲁埃格”。——译者
她回到上海还不到24小时，在8月14日，牛兰夫妇就被租界当局送交蒋的狱吏。8月18至21日，她收到多封电报，请她协助营救他们出狱，在电报上签署的有约90位外国知名人士，其中有一些即使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还是为人所熟知：
德国有科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作家里昂·佛希特万格，阿诺尔德·茨威格，伊刚·爱尔文·吉斯赫，路德维希·雷恩和埃尔文·皮斯卡托尔；建筑家瓦尔特尔·格罗皮斯；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以及政界人士克拉拉·蔡特金（她是德国国会最老的议员、妇女运动领袖、共产党人）；
法国有作家罗曼·罗兰和亨利·巴比塞；
英国有独立工党主席芬纳·布罗克韦，雷蒙德·波斯特盖特，康拉德·诺埃尔等；
尼加拉瓜有民族革命领袖赛萨尔·奥古斯多·桑地诺（他不久即被暗杀，但人民对他的怀念是如此深刻，在数十年后一度执政的党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美国有作家西奥多·德莱塞，律师克拉伦斯·达罗和三位参议员，即威廉·E·博拉（爱达荷州）（曾长期任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拉福莱特（威斯康星州）和亨里克·希普斯特德（内布拉斯加州）。
有麦卡锡主义倾向的作者们讥消由“国际红色救援会”发起的运动，把它们说成是“一些苏联特务为了在作案现场被捕的另一个特务而举行声援集会”，是出于如威利·芒曾伯格等统一战线组织者的“恶魔般的诡计”。他们特别光火是因为营救牛兰夫妇既有公开的、也有地下的活动——外国方面由理查德·左尔格（有时用“约翰逊”这个名字）领导，中国方面是潘汉年。当时的进步分子都认为这种两手作法既是有道理的，也是必要的。在右翼独裁统治下，革命者和其他反法西斯分子至少有一部分活动是不得不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
左尔格是德国官方报纸的记者，又是秘密的共产党人。他的叔祖弗利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是卡尔·马克思的政治上和私交上的朋友，所以理查德·左尔格成为共产党人几乎可以说是继承祖业。他参与营救牛兰的工作看来是共产国际指派的任务。他主要的秘密工作本来是针对日本的，为苏军收集情报（苏军总参情报部上海站负责人）。后来他因以下三事而闻名于全世界：
他以德国（纳粹）驻日大使馆新闻参赞的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向苏军总参谋部递送的秘密情报不仅有日本的军事意图，还有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间表——可借斯大林对这一警告未加注意。
他为日本人捕获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不久被绞死，与他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伙伴、日本反法西斯战士尾崎秀实。尾崎后来被绝大多数日本人公认为英雄、真正的爱国者，为反对军国主义及其为日本民族带来的灾难而斗争。
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尔格间谍集团”（它是反对美国在战争中的敌人法西斯国家的）受到了谴责。谴责它的不是德、日法西斯的残余，而是美国官员——代表战胜国的盟军总司令、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处长等人。他们的根据是日本法西斯警察的档案。他们同后者的立场是相仿的。当时他们回过头去把30年代上海的左翼活动污蔑为“间谍阴谋”的一部分，用意是在提出警告：所有的共产党人以及保护他们的所有活动都是何等危险！
宋庆龄认识和敬重左尔格，认为他是一位反法西斯英雄，并曾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潘汉年是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同宋庆龄熟识。在30年代，他负责安全工作，对付白色恐怖，同社会各界有极广泛的接触以揭露和孤立反动派。他的命运也惨。解放后他任上海市副市长，不久被捕关押。这次抓他的是自己的同志。他们认为他对过去地下任务所要求的各种复杂关系交代不清。他直到死后才得到平反昭雪和崇高评价。
在营救牛兰夫妇的公开活动中，宋庆龄是中心人物。1932年7月12日，她组成了“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当时对中国人来说，站出来为真正的或被指的共产党人带护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不少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在文化界方面，有全国最伟大的在世作家鲁迅和著名女小说家丁玲；在左派国民党方面有党的元老、诗人柳亚子；在自由派文人方面有国际知名的散文家、才子林语堂（他最终成了极右派）。在委员会宣言上签名的还有中国最受尊敬的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国际知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胡适（可惜他太‘实用’了，所以适合他时就转变立场人甚至于在以前的中国政府中担任过内阁总理和外交总长、在国民党文官系统中地位最高的外交官（他的观点一般说来是右的）顾维钧也表示支持。
委员会中的外国成员用于多种国籍。在上海的外国新闻记者有当时尚未出名的埃德加·斯诺，上海（大美晚报）主编T．O．撒克里（他后曾主编《纽约邮报》），上海《大陆报》记者（后到《纽约时报》工作）蒂尔曼·德丁，甚至还有像《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哈利特·阿本德这样的极端保守派，还有乔治·菲奇（他在外国基督教育年会工作，以后成为国民党的热烈拥护者）。
在委员会中同宋庆龄紧密合作的积极分子中有两位美国人，即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哈罗德·艾萨克斯（伊罗生）（当时任左翼的《中国论坛》主编）。
获得这样广泛的支持决不能归因于“阴谋”。这是由于对白色恐怖以及外国租界警方肆无忌惮地助纣为虐的普遍厌恶（后面一点使中国人更加怨恨，也使许多自由主义的或仅仅是心地正直的外国人反感）。不论是中国的法律、还是外国的法律——包括被告在其居住、被捕及被指控犯罪的地方受审的权利——都被视同废纸。对牛兰夫妇作出的野蛮判决（死刑）使人感到震惊，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吉米，这也赢得人们的同情。
在当时的中国进步分子中间，营救牛兰夫妇一事使他们的情绪非常激动。他们把来自外国的支援看成是同志式地分担他们的危险和牺牲，现在带来这种支援的人遇难，他们就理应出来营救。（对于牛兰夫妇随身携有多国护照并有多处住所，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怀疑之处，因为蒋介石到处抓人迫使反对他的中国人也不得不采用类似的计谋。）此外还有当时世界局势的因素。在30年代前半期，资本主义陷入经济衰退，即使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一下子从大事吹嘘的繁荣跌落到普遍的贫困，到处是失业和混乱。与之相对照，苏联的景象却是在贫困和破败中迅速进行经济建设、蒸蒸日上。苏联的成功即使怀疑论者也不能不看到，它显示出用另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是可能的、可行的。不仅在工人和失业者中间，甚至在各地的中等阶层（特别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苏联的成功所引出的不是惧怕而是希望。
最主要的是，共产党人站出来担当了比资本主义更具威胁性的“替代物”——即法西斯主义的最大对手。法西斯主义不是致力于为资本主义找寻出路而是使资本主义保存下去。它大肆鼓吹所谓“赤色危险”，实际上则摧毁一切民主并在国际上准备建立德意日“反共公约”——以后变成侵略性的“轴心”。此外，有一点很清楚，即：法西斯分子所以能够掌权是因为从中间派到左派的团结不够，而听信关于所谓“赤色妖怪”的宣传太多。善良的人们看到法西斯主义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越来越觉得不应该惧怕同共产党人交往。相反，他们乐于把这样积极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士作为自己的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麦克卡主义有所谓现行的和追溯的“交往罪”，它试图使人忘记这段历史，并再一次用“反共”来代替“反法西斯”。
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扩大，团结抗日已成为宋庆龄和全中国人民主要关心的事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满洲”），宋庆龄是在事变前一个月刚从欧洲经由东北回来的。1932年1月，日本人又在她居住的上海市发动了海陆空立体进攻。对宋庆龄正如对全中国一样，这里产生了一项新的任务，那就是准备抵御外侮，反对蒋介石一再屈辱的政策。蒋在下令将军队撤出东北后，又屈服于日本的要求，在上海地区不驻中国军队。上海这个大都市没有“和平地”丧失而是发生了英勇的淞沪抗战，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日本人所渴求的比他们敢于公开提出的要多得多，所以他们要制造借口以便派兵实行袭击。他们要求中国驻军撤出的期限非常迫促，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这就使他们有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
第二，中国当时在上海的驻军十九路军大多是广东人，装备很差，因为它不是蒋的嫡系部队（蒋从不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担风险），但爱国情绪高涨，誓言要以武力对抗日本的武力，并且后来证明他们有能力做到。这大灭了敌人的气焰，并向全世界显示，中国军队为捍卫国土是能够打得十分漂亮的。
但是，蒋介石在军火、经费和增援部队各方面都迟迟不给这次战斗以支援，直到战局失利。于是他再次向敌人屈服。
在淞沪抗战进行期间，宋庆龄以全付精力投入后援工作。战斗开始后第三天，她偕同老友何香凝亲往前线指挥部慰问。她们会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答应为众多伤员提供有效的急救服务。在杨铨（杏佛）的努力下，有300张病床的“上海国民伤兵医院”成立，各界立即提供大量款项、供应品和志愿人员——医生和护士都是无偿服务的。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是位开明人士，他挑选了一幢位置很理想的校舍做伤兵医院。这房子有一个进口在华界、另一个进口在“中立的”法租界，伤兵从前一个进口入内而医生、护士则可从后一个进口入内。手术室和病房都在安全的靠法租界一边。
宋庆龄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医院里，帮助管理，慰问伤员。她很适宜于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她有经验（20年代在广州她担任过红十字会会长、在武汉设立过医院并被任命为卫生部长），也因为她关心别人的性格和青年时期的爱好（在威斯里安学院的“学生前途预测”中预言她会从医入加上她的丈夫是医生——而且是一位革命的医生——经常置身于战争之中。她在上海医务界还有很好的关系。她的两位表兄弟牛惠生和牛惠霖是第一流的外科和内科医生，他们都帮助她并动员同事们参加工作。
战事临近结束时，宋庆龄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问，高度赞扬这次长达一个月的战斗。
“人类惟有从奋斗中求生存，革命者尤当只问是非，不顾目前利害。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
“日军谓四十八小时可消灭十九路军……今十九路军于苦战一月以后，犹能继续抵抗……”
与此相对照，她抨击政府当局回避、甚至破坏这次作战：“今之自命聪明不顾民意者，每以强弱成败，自文其不抵抗之过。不知惟真绝顶聪明之人，乃能从死中求生，险里求安。……人皆以中国此次战争为失败，实则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日本所得者仅物质之胜利而已。得精神胜利之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得物质胜利者，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自取灭亡而已。”
在战场内外，斗争取得了各阶层爱国民众和一些怀着崇敬心情的本地外侨（主要是和中国同事一起志愿服务的医生）的帮助。
在来自国外的声援中，著名苏联作家马克辛·高尔基在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上发表了《对孙夫人呼吁的回应》。他写道，援助中国是“无产阶级在一项伟大事业中团结一致的表现”。不久，中苏恢复外交关系。蒋介石这一行动是为了对日本施加外部压力，而不是为了促进全国左右各派力量的团结抗日。
蒋政权在阻挠了淞沪抗战之后，悍然不顾全国的愤怒抗议（爱国学生甚至痛打了议和谈判代表郭泰棋），签订了屈膝求和的《上海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居然答应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这座最大的城市撤走中国驻军，并在全国禁止抗日运动。然后，这个政府转而对它所真正关心的事情加强暴烈程度——对群众运动的警察镇压、对中国红军的军事镇压、组织新的密探和杀手团体“蓝衣社”（有意识地同墨索里尼的“黑衫队”和希特勒的“褐衫队”相呼应）。
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去“剿共”。第二年（1933年）它举行起义，建立反蒋的政府，并寻求与共产党合作反蒋抗日。共产党当时在“左”倾路线统治之下，拒绝了这一提议——这一错误行动后来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判。（多年以后，蔡廷锴及十九路军其他领导人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任职。）
在蒋管区，白色恐怖变本加厉并扩及所有要求抗日的爱国人士。尽管《上海停战协定》禁止抗日，抗日的要求仍然日趋高涨。因此，保障民权的斗争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不仅影响中国的革命，也关系到中国民族存亡绝续的命运。
1932年4月，宋庆龄接到“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筹委会的邀请，并通知她当选为筹委会委员及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他人选有高尔基、罗曼·罗兰和巴比塞等）。她复电同意担任委员，但不能赴日内瓦参加大会——除非牛兰夫妇案件（她认为这是当时民权保障运动的焦点）到时得到胜利。她向上海租界报界说明道：
“……这次国际大会上的男女代表都是为使中国免遭帝国主义侵略的战士。面对着他们……我不能只是说；你们正在为使中国免于被肢解而战，但正是你们的友人和同事却在遭受南京政府的监禁和死亡威胁；我对这两个政治犯的营救和对这些合法迫害的抗议现正受到南京政府的压制，这个政府派在上海的特务不但禁止中国报刊登载我自己的抗议，连国际上声援他们的消息也不许发表。”
对这两名外国被告的审讯于1932年5月在南京开始，尽管被告辩护律师提出应在上海审讯，因为他们被捕和被指控犯案的地点都是上海。在新的国际声援活动中，牛兰夫妇也以绝食抗议，要求改变审判地点。国民党政府声明“决不因外界压力而被迫破坏法律”。宋庆龄对此作了一针见血的驳斥：
“这些新的热心保卫中国法律的人完全忽视了现已由中国律师协会确认的事实……上海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是无可争议的……而被囚者所要求者仅仅是中国法律规定范围之内——不是超一出法律规定——的最基本的权利。”
她还拆穿了报上一则谣传，说她和前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长蔡元培已撤回保释的请求，“以免干涉司法独立”。实际上，蔡元培博士赶到南京去再次要求保释牛兰夫妇外出就医，因为他们绝食已有两周。
法院拒绝转移到上海审判的要求，但答应“四十八小时内”交保——又硬说牛兰夫妇是用“绝食作为威吓的工具”。宋庆龄赶到南京，把他们接到早先为她准备的一所在中山陵园区内的屋子里。她记述这次遭遇的情景：
“在一辆满载手持武器、身着制服的歹徒的汽车伴送下，我们开车到那所屋子去，发现屋里空无一物，但窗上却钉了木条，布置得完全像一所监狱。我们最后把牛兰夫妇送到鼓楼医院。但保释还没有批准。”
她还谈到在此之前的“预备动作”：
“狱方用有意设置的残酷方式，连续四个晚上要这两个囚犯准备好离开南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们保证，他们获得暂时的解放只不过是几小时内、甚至几分钟内的事情。他们的身体衰弱、陷于半昏迷状态，有人帮他们从帆布床上坐起来，穿好衣服，一点随身物件装入包内。每次都是好几小时的痛苦等待，最后仍然一场空。尽管早已提供必要的保证，最高负责官员也已一口答应，有关部门就是迟迟不发公文。”
因此，她预言：
“……现将在南京进行的审判比起前三次侦查庭来会更近于一场闹剧……被告将得不到辩护，因为律师们没有机会研究那些被用为‘证据’的材料，也没有任何证人……”
“法官将再一次变成检察官……关于……犯罪事实和判决……上头早已下了命令。”
她还对上海租界当局的伪善面孔加以揭露。牛兰夫妇明明是他们抓到并转送给南京政府的，现在他们却用后者在牛兰一案审判权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作为保留“治外法权”的理由。（“治外法权”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它使在中国的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并只能由外国人设立的法庭检控或起诉。）她指出，这种似是而非的推理，“两位囚犯作为进步分子已予以谴责和否定。”
最后，宋庆龄直截了当地阐述了她的立场：“我要对鲁埃格（牛兰）夫妇昨天向南京政府提出的挑战表示完全支持……
“问题不仅是鲁埃格夫妇的释放，而是消除现在重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可怕负担和摧毁白色恐怖——这一白色恐怖使全国监狱里关满了成千上万优秀儿女和男女青年，他们的唯一罪名就是试图打碎把中国人民捆绑在帝国主义列强座凳上的枷锁。”
1932年8月19日，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牛兰夫妇被判死刑——旋减为无期徒刑，在南京的江苏第一监狱单人牢房服刑。
9月10日，宋庆龄第三次赴南京为营救牛兰夫妇而斗争。她巧妙地同妹妹美龄（蒋夫人）同机飞宁，事先告诉报界，她将面见蒋，请求缓刑。她有没有这样做无以考证，但她同美龄谒中山陵归途中，曾到监狱去同牛兰夫妇谈了一个小时。在这件事上，庆龄的同情心、韧性和策略思想都表现得很明显。即使蒋夫人不帮忙，也不向她丈夫求情，但看到这两姊妹在一起，迫害牛兰夫妇的那些人恐怕也不能不小心一点。宋庆龄从未为自己的事情利用过她同蒋氏的家庭关系，但为了正义事业，她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不过这一次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效果。
12月，牛兰夫妇再次绝食，要求改善待遇和重新审判。宋庆龄在12月30日为此致电南京政府及司法部门高级官员，再予痛斥：
“牛兰绝食已十日，牛兰夫人绝食亦已三日。此次请勿再以‘暂缓’、正式手续等等空言搪塞。……君等如不能完全对牛兰夫妻性命负责，请即时正式传令将之恢复自由……君等究将如何处置渠二人，请即时赐知。”
1933年1月11日，牛兰已绝食21天，医生认为他只能再活三天。英文《上海泰晤士报》在报道这条消息时还说，“……同牛兰夫妇在一个监狱里的20名青年妇女政治犯为表示同情，在六天前也宣布绝食……同时要求改善医疗、食物及其他待遇……”
这些女政治犯的姓名没有公布，她们又都没有名声，因而更易受到伤害。外界听到她们绝食的消息可说纯属偶然，但因此她们在狱中必将受到极野蛮的秘密报复。
这家报纸还报道了《中国论坛》主编伊罗生代表国际营救委员会和宋庆龄在南京活动时所受到的阻挠：
“伊罗生先生起草了一张委任书，由孙夫人担任牛兰夫妇六岁儿子吉米的唯一监护人。他在携带原来的文件离开监狱时遇到了一些麻烦。……他说典狱长钮（译音）某不准他下个星期六再来探视，因为……监狱条例规定每月只许探视一次。
“伊罗生先生说，‘我问典狱长，如果在我下次探视前，牛兰夫妇已经死了，那怎么办？’典狱长回答道，‘嗯，那也没有办法。’”
牛兰夫妇活了下来，在狱中又被关了五年。宋庆龄从未停止要求释放他们并曾多次亲往探望，还请外国友人去看他们。最容易获准去探视的是年轻的黎巴嫩一美国籍医生马海德。（他后来同斯诺去访问中国红军并留在那里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入了中国籍，成为国际著名的消灭麻疯病的专家。）
宋庆龄还设法使牛兰夫妇能经常看到他们的年幼孩子吉米，最后并协助把他秘密转移到苏联去。（他现仍生活在苏联，他的真名是吉米斯奇·亚特列维奇·莫斯切科，有一段时期他从事苏联外交工作，现在已退休。）
牛兰夫妇直到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几个月才获自由。南京陷落前日机大事轰炸，狱卒们逃离前把狱门打开。牛兰夫妇溜出监狱，辗转到达上海。宋庆龄把他们安顿在一个空闲的公寓里，又从自己家里搬去一些家俱，使他们隐藏下来。最后他们也被转移到苏联，一直住到60年代去世。（最近本书作者才知道他们的原名叫雅科·然德尼科和塔季扬娜·莫斯切科。）
1932年，宋庆龄还在忙于营救牛兰夫妇的时候，就着手组织力量，从事营救全国政治犯的工作。在她领导下，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加同盟的著名人物有蔡元培和鲁迅，还有杨杏佛（任秘书长）。其他成员有胡适和林语堂，他们后来都转入蒋介石阵营中去了。同盟中有两位活跃的外籍成员史沫特莱和伊罗生，他们在营救牛兰夫妇的委员会中也是积极分子。同盟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成立后立即开展宣传运动和法律斗争。
在第一个案件中，白色恐怖的魔爪已伸到靠近宋庆龄的地方。1933年3月，庆龄的至友何香凝之子廖承志被捕。当时24岁的廖承志是庆龄从小看他长大的，前一段时期在柏林和巴黎还时相过从。他回国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及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专事出卖同志以求苟活的叛徒发现了他。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也是在外国租界被捕的，然后转送给蒋介石的警察局。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即：在上海秘密养伤的红四方面军的师长陈赓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
宋庆龄立即挺身而出，发表声明《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
廖仲恺是国民党的烈士，国民党要杀害自己的烈士的儿子实在太说不过去。因此，廖承志这位热血青年很快就获释，条件是由他母亲保证他以后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
他获释回到母亲家几天以后，宋庆龄突然去看他，对他说她“代表最高方面”要他写出（1）在白色恐怖下能否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的意见；（2）他所知道的叛徒名单。他把这两条都写在一张很薄的纸条上，她把一支烟卷的上半截掏空，把纸条卷塞进去，放进皮包，就从容地走了。他回忆说，宋告诉他这“最高方面”就是“共产国际。”
不久，他在母亲的支持下，逃出上海去参加正在长征中的红军，开始新的光辉的革命历程，直到80年代。
宋庆龄两度设法挽救红军将领陈赓的生命。陈赓负伤后秘密来沪，她安排他到表兄弟牛惠霖医生的诊所治疗和庇护。牛惠霖医生的遗孀对本书作者回忆说，“陈赓到我丈夫的诊所时，一条腿里有一颗子弹，人很萎顿。当时规定，医生遇到有枪伤的病人须向警方报告。陈赓说，‘不要去报告。我不是一个逃犯，我是一个共产党。’我丈夫打电话给孙夫人，夫人说，‘治好他。’所以我丈夫就把他隐藏起来，治疗了一个月。”另外一个故事是这样的；牛医生在把事情弄清楚之前，无意中把陈赓放在一间已有一个在“剿共”中受伤的国民党军官住着的双人病房里。陈赓同这个军官曾在黄埔军校同过学，彼此很快就认出来了。但由于这次会面纯属偶然，并且是在一个“中立”的地方，所以双方都同意保守秘密。这个故事在抗日战争中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流传很广，可能是用以说明两党的军人既有如此深的渊源，是能够、也应该并肩战斗的。不管是否确有其事，人们传播和相信这个故事反映出在中国的革命史上那种错综复杂的个人关系。
陈赓康复后在伪装掩护下做了一段时间地下工作，其后被捕。他被关押的时间较廖承志长一些，是宋庆龄再一次把他救出来的。她在毛月间亲赴南京，当面指斥蒋介石：
“陈赓是黄埔军校学生，东江之役（1925年）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
这一次蒋介石的作法同对待邓演达不同，他没有下令杀害陈赓。
陈赓后来从关押的地方脱逃，回到红军中，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61年在国防部副部长任上病逝。
正是与这些案件相关连，宋庆龄于1932年12月发表了她的纲领性文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她列举同盟任务如下：
一、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本同盟首要的工作对象是大量的无名囚犯。
二、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
三、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
任何人不论属何党派均可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只要他们不是限于个别案件而是准备对现行反动恐怖制度和箝制民主权利的行为发起挑战。她说：
“民主权利是不能与震撼世界和震撼中国的斗争分开的……争取民主权利和争取政治犯的释放，对革命都是必要的。我说对革命是必要的，就是指中国获得政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必要。不然，除了投降与分裂，就没有其他出路了。”
宋庆龄正面回答了一个挑衅性的问题：“你们要求释放绑票匪吗？”
“我们的答复是：绝不！绑票匪和匪徒们是今天统治中国的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反对这一制度。……正如美国匪帮棍徒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和私酒的贩卖上，中国匪帮棍徒的经济基础就奠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的政权以及鸦片的买卖之上。而且，我们所反对的是正在全国及租界中进行的对反帝战士的绑架和逮捕，那是中国人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干的，而且常常由他们的工具——棍徒们来执行。……害怕跟这些罪恶作斗争的人们最好不要参加本同盟。”
在前面提到的《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一文中，宋庆龄称罗登贤等五位被捕的革命者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她引述罗登贤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辞：
“‘你们给我的罪名是“反动分子”。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在1925年帮助组织与领导了香港罢工。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边我同义勇军一道作战，打击日本强盗。我曾在上海日本纱厂帮助组织罢工。那些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难道这就是我控告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理由吗？’”
罗登贤未经审判就在8月间被枪决，年仅29岁。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很少几个出身工人的领导人之一（在香港的英国太古造船厂做工10年），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宋庆龄还指出在中国的外国当局所扮演的可耻角色（主要是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他们忙于搜捕革命人士，送给蒋介石去屠杀。在这方面，捕房督察长英国人吉文斯和法国人若贝兹都是臭名昭著的）。
“租界的法律规定，在引渡被告前没有表面证据，使控告他的案子能够成立。……在处理杀人犯、绑票匪、鸦片贩与一般流氓的案件时，租界当局是热心地维护它的司法权利的。然而昨天，并无真凭实据，只凭巡捕房眼线的一句话‘我认识他们，他们是共产党’，五个革命志士就过了堂而且被引渡了。……而法庭上的国民党代表却全副武装……据说在开庭之前他还对人说，‘全部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她说，被帝国主义者誉为“安全与公正的岛屿”的上海公共租界实际是“卖国活动的大本营”。“在此地，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们正与日本侵略者的代表们忙于公私酬酢，准备签订秘密条约，把我们的国土和千百万人民奉送给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正当这阴谋进行着的时候，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工作者和领袖们却因为反对祖国被瓜分和奴役而受到了逮捕、酷刑、处死、在中世纪的牢狱中活受罪。”
在另一件要案、即邓中夏的案件中，宋庆龄坚持不懈的营救努力未获成功。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和最有实绩的劳工领袖之一。他被上海法租界警方逮捕时是用的假名“施义”，身份没有暴露，只是涉嫌。宋庆龄委托进步的女律师史良向法租界交涉释放。但后来一个叛徒指认他是邓中夏，蒋介石获悉后坚持要求引渡给南京政府，法方照办了。
像邓演达一样，邓中夏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引诱，在1933年9月被枪决，年仅39岁。
邓中夏之死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参加过同孙中山的谈判，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1925年期间，参加领导中国最著名的铁路工人和海员大罢工。1927年后他帮助老朋友毛泽东在农村地区建立新的红色根据地——如果不是牺牲得这样早，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成就。
在白色恐怖下保护革命者是很危险的。很快，民权保障同盟本身就成了打击的目标。1933年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法租界距宋庆龄寓所不远的街上被蒋介石的“蓝衣社”分子所暗杀。杨有学者风度，又有无畏精神。他早在1912年就在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总统府秘书处任职，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口国后在南京任教。1925年孙中山灵梓迁葬南京，他是丧事筹备处总干事。遇刺时，他是蔡元培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遇刺的地点在他的办公室和住所之间，和他同行的儿子小佛腿部也中弹。他是一个非共产党的自由主义者，国民党的老党员，学术上很杰出，是安装技术专家。但这一切都未能使蒋的蓝衣社刺客们发善心。
杨的遇害对宋庆龄和她的事业的打击可以从当时流传的一句话中表达出来——“邓演达之死使她失去左臂，杨杏佛遇害使她失去右膀”。
这位瘦高个子、口衔烟斗、充满活力、沉静而勇敢的人早就接到过许多恐吓信，如果他不解散民权保障同盟、不停止“干预”反动派的乱捕滥抓，就会被置于死地。但他没有被吓倒，因此反动派就决定对他实行暗杀，借此不仅可以摧毁民权保障同盟，并且警告宋庆龄，她将成为下一个目标。为了加强这一警告，还给她寄去了“经典性的”象征物——一颗子弹。
她的回答是发表声明，给以有力回击：
“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代表这样一个争取自由的运动，杨铨（杏佛）也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组织中的活动而被残酷地杀害了。
“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
她在毫无防卫的情况下亲往参加杨杏佛的丧礼，一方面是表示对敌人的蔑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孙夫人”在场，丧礼可以得到一定保障。当记者问到民权保障同盟的会务时，她说，“当然继续进行”。但其后不久，同盟被迫解散，因为杨铨的遇害不仅使一些人感到恐惧，也说明了应采取另外的方式继续斗争，而不是使同盟的领袖和积极分子遭受同总干事一样的命运。
在同盟存在的半年时间内，它所完成的业绩是很多的。除上面已记述者外，它还曾派出工作组去北京，成功地救出了因抗日爱国活动而被国的人士，其中有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积极分子许德来，还有不到20岁的中学生。许获释后立即加入同盟北平分会。
老新闻工作者刘尊棋是这些获释者之一。他的回忆录叙述了这次营救活动是怎样开始的，从中反映出宋庆龄的品格和行动的迅速。
在狱中，从偷送进来的报纸上，刘尊棋看到了宋庆龄领导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以及上海英文《中国论坛》报关于同盟的介绍。他就同狱中难友（包括以后成为中共中央委员的薄一波和刘澜涛等其他共产党人）商量，打算写信给宋庆龄。大家同意后，推刘起草，因为他的英文很好。信中揭露他们被关押的所谓“反省院”实际上是一座军人监狱，犯人们都是未经审讯就被无限期关押在这里的。他们受到残酷的折磨，不能读书和写家信，也得不到医疗。犯人们要求释放他们出狱，让他们上前线去抗敌救亡。
这封信冒着巨大风险被偷送出去。宋庆龄收到后不但立即交给《中国论坛》报发表，并派出小组到现场调查，由总干事杨杏佛带领，成员中有同盟北平分会主席胡适。他们去向当时掌握北平军政大权的“少帅”张学良陈情。张因日本强占了他的故乡东北，深为悲愤，所以对抗日运动表示同情。他派了一个部属参与调查。几个月后，刘获释。
在这次营救活动中，北平分会主席胡适表现动摇，因而被同盟开除。胡愿意请求释放这些犯人，但却实用主义地为犯人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加以粉饰。宋庆龄指出：“中国有许多所谓‘知识分子’，胡适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除非酷刑在他们的眼前施行，他们是不相信监狱中施用酷刑的。可是，有哪一个犯人敢在狱吏面前公开说话呢？有哪一个狱吏会让调查者看一看刚受过酷刑的囚犯或者让他亲眼看看酷刑的场面呢？”
作为一种在犯人们中间制造不和和互相怀疑的诡计，国民党警方释放了一部分人，而继续监禁了另一部分人，从而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刘尊棋还在狱中时，他们把他的名字偷偷写在一份“自首书”上（实际上他自己从未签过字）。这使他蒙受了几十年不白之冤，直到最后查清了事实，证明“自首书”是伪造的。
同盟还成功地向全世界揭露了国民党绑架著名女作家和女权运动者丁玲的事实，从而救了她的命。总的说来，同盟向全国和全世界舆论界揭露中国当局的白色恐怖，使这些恶人处于被动地位。
同盟也曾设法要求国民党释放陈独秀。陈是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后转向托洛斯基派，所以他的观点同宋庆龄及其他同盟积极分子是大不相同的。
在同盟所有这些活动中，宋庆龄的声音和威望起了主要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30年代的上海，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忙于策划消灭她或使她不能开口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被派到上海法租界去领导这一秘密工作的“军统”少将沈醉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如何监视和骚扰宋庆龄。有一次他还拟订了一个从肉体上消灭她的计划，得到军统头子戴笠的赞同，上报给蒋介石。
据沈醉说，蒋本人痛恨宋庆龄，想除掉她。但他又怕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公众的抗议浪潮，因此想先用一场神经战来封她的口。特务们被派到她莫里哀路寓所附近进行监视，并不断打电话或写信去威胁和侮辱她。前面已经提到，杨杏佛是在蒋的亲自命令下被杀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杀杨儆宋”。
沈醉每天要写一份关于宋庆龄活动情况及来访客人的书面报告。因为在法租界有所不便，他想让她搬到更便于他掌握的地方去住，或者干脆把她赶出中国。但一切计谋都由于她的沉着坚强而归于泡影。其中有一个试图收买她家佣人的打算。据说有一个诡计是由戴笠得意地亲自制定细节的，内容是安插一个适当的人去追求宋庆龄的贴身女仆李姐（李燕娥），因为这时李在经历一次被残酷破坏的婚姻后正想重新物色对象。老实的李姐把事情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对这个伪装成出租车司机的年轻漂亮的小特务问了几个问题，就发现了破绽。
沈醉自己为戴笠设计了一个使宋庆龄“发生车祸”的计划。他从上海大流氓头子、鸦片大王杜月笙那里借来一部特别加固的汽车，准备用它去撞来的座车，为此还进行了“演习”。他们的设想是使宋受伤致残，最好是使她头部重伤，永远不再能思维和说话。沈醉自告奋勇，愿意自己去开车撞击，如果被控有罪，他不怕坐牢。戴笠称赞他的“忠心”，并告诉他不用担心法国人会抓他去坐牢（“车祸”预定在法租界“发生”），会有办法把他弄出去的。戴笠还单独请沈醉吃饭，进一步商讨了行动细节，但这个计划一拖再拖，最后被取消了。其间戴笠一再追问他，是否有把握使来致残而不是致死？如果致死，那会引发一场全国性、以至世界性的怒潮。很显然，是蒋介石最后把这个计划搁置起来的——因为他还是想在宋的事情上使自己保持清白。
在这段时期内，宋庆龄的国际性活动除营救牛兰夫妇外，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即；抗议德国的法西斯恐怖，同萧伯纳的谈话以及在上海举行的远东反战大会中发挥领导作用。
法西斯主义从一出现起就为宋庆龄所厌恶。在20年代，反对中国革命的外国反动分子就自称“上海法西斯蒂”。蒋介石请德国的军官和警官来充当他打内战和“反颠覆”的顾问，还请来了一个意大利空军代表团。现在，他又仿效墨索里尼的黑衫队和希特勒的褐衫队，组织起自己的“蓝衣社”。另一方面，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反法西斯力量曾给中国受困的进步人士以有力支援。因此，在希特勒1933年在柏林掌权、这些德国友人自己成为牺牲品时，宋庆龄和她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同事鲁迅、杨杏佛、史沫特莱、伊罗生和林语堂，立即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去提出强烈抗议：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反抗中国的恐怖、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权和人权、并与世界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它对于现在统治着全德国的恐怖和反动，感到非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不可。
“……自从德国法西斯政权建立以后，三、四万工人与数千工人阶级的领袖和知识分子已被逮捕了。被捕者在牢中、在纳粹冲锋队的营房中以及在集中营中受到酷刑……成百的人被杀害后，尸首常常被抛到河里、湖里或丢弃在森林里。其他的人被枪杀后，当局还要散布消息，说他们是逃跑时被射击而死的，或者说他们是……自杀的。不用说，所有这些都是残酷的谋杀。
“……德国工人阶级数十年斗争得来的权利被粉碎了……所有德国进步的学术与文化生活全被摧残。”
她列举了被迫害和放逐的知名人士，包括科学家爱因斯坦、小说家佛希特万格和托玛斯·曼、艺术家马克斯·里伯曼和凯绥·柯勒惠支、名指挥家波卢诺·瓦尔特等，指出“其他成千的无产阶级与进步作家们的命运，甚至更糟。”
她接着指出：
“报纸在法西斯铁蹄下喘息着。整个工人阶级的报纸，甚至那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喉舌如《世界论坛报》和其他一些更温和的报纸全受到箝制……至于德国政府和法西斯党有计划地组织并鼓动起来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反犹暴行，更是人类与文化倒退到中世纪和帝俄的最黑暗日子的另一个征象。
“最近这种野蛮行为是表现在焚毁进步作家、无产阶级和犹太作家的书籍上，这种事只有在人类历史上野蛮和无知的黑暗时代才发生过。……
“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与文化的成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决地抗议上述的事实……”
这一声明在上海及其他各地——特别是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声明中列举了许多详细的具体事实不只是让德国法西斯知道他们的暴行已大白于天下，还使中国公众知道了真相。
在抗议德国纳粹暴行之前，宋庆龄于2月17日会见了在环游世界旅行中抵达上海的萧伯纳。上海有许多人邀请萧伯纳，但他都拒绝了，只要求见孙夫人，当她和朋友们登上他所乘的“不列颠皇后号”时，他说，“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去呢？”但在宋庆龄邀请下，他还是同大家一起上岸到莫里哀路29号来寓。在游轮上、在接送他们往返码头的小艇上（每次需两小时）、在宋家中，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参加谈话的先后有鲁迅、蔡元培、史沫特莱、伊罗生和林语堂——都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史沫特莱把谈话详细记录了下来，共有21个打字页，下面摘录一部分：
萧：请明确告诉我，为对付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什么办法。
宋：几乎没有……南京政府把最精良的军队和武器用来对付中国红军而不是日本人。
萧：是不是可能使南京的军队和红军组成一个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
宋：去年12月，在华中地区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项宣言，如果南京政府停止向苏区推进，苏维埃政府愿意同任何部队达成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战协议。
萧：这个建议够公平的。
宋；但没有被接受——从那时以来，南京的军队发动了对苏区的进攻。
萧：到底国民党是什么——南京政府又是什么？
宋：国民党……执政党……同南京政府是一回事。
萧：但是谁选出这个政府的呢？真正的权力在谁手里呢？
来：……谁也没有选谁。蒋介石有他的军队，所以他是独裁者。
萧：……请告诉我，孙夫人，关于国民党和这个政府，你的立场是什么呢？
宋：当革命统战线（1927年）在汉口解体时，我就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到国外去了，从此我就同国民党不相干了，因为它屠杀人民、背叛革命……
萧：你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当然，你说的话他们是会害怕的。……请告诉我，南京政府有没有想收回你的“孙夫人”的称号。
宋（笑）；现在还没有，不过他们会要这样做的。
萧伯纳的问题是很锐利的，对他的主人的许多意见也表示同意。但他没有像宋庆龄等所希望的那样，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筹议中的上海反战会议公开表示支持。（他宁愿信任“国际联盟”的“知识合作国际局”。）萧在老年总是逃避作出承诺和建议，但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机智为乐，如以下的对话：
宋：萧伯纳先生，我愿意陪你看看闸北（在1932年被日本人在战争中破坏）地区。
萧；但所有被毁坏的地区都是差不多的。有一次我被带去参观佛兰德①，我看到那些瓦砾堆时对我的向导说，‘这要同复活节那个星期后我的家乡都柏林比起来②，根本算不了什么。’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译者
②指1916年爱尔兰人反对英国的民族起义。——译者
宋：我愿意陪你去看看中国的一些真相……那就是中国工人工作的厂子和一些工人的家庭。
萧：我早就知道了！他们极度贫苦。像伦敦和其他类似城市的贫民区……
[关于新闻界：]
宋：新闻界完全听命于当局。国民党发表消息，说我是他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者我说了这个、那个，或者我和反动将军们一同旅行，或者我参加了这个、那个委员会。当我出来否认时，他们就下令报纸不许登载我的声明。
萧：当然，他们会这样做！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你是怎样想的，他们就不得了了。但他们也有一些新闻专业上的借口。你看，如果报上说我萧伯纳谋杀了我的丈母娘，那将是一条轰动的新闻，不是吗？但如果我否认，说这是说瞎话，我今天早上还好好地同丈母娘一起用早餐，那他们就认为这不是什么好新闻了。
[关于斯大林：]
萧：一个不大在乎光讲理论的人……一个实际的人，而当一项计划实现了，他就说，“瞧，这是马克思主义！”他是个民族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我的意思是说，他星期一试验一项计划，如果行不通，那末星期二他就换另外一个计划……他并不把理论当作追求的目标。他做到了，至于怎样做到的，他不在乎。
[关于劳合·乔治①：]
①劳合·乔治（1863-1945），英自由党首领，曾任首相。——译者
萧：同我在一起的有罗斯曼利勋爵。他向斯大林建议邀请劳合·乔治访苏，因为劳合·乔治总是想取悦于他的听众……很快他就会发表革命的演说。
[关于自由：]
萧：什么是自由呢？在印度，英国人让印度人受到陪审团的自由审判。当陪审团宣告犯人无罪时，法官就撤销这个判决，判他入狱。这些就是所谓的英国自由制度。言论自由？……唯一有价值的、真正的言论自由或者民主就是让工人和农民在受伤时有机会号叫，并改变一下使他受伤的条件。在苏俄现在有的就是这种自由……
[关于萧自己：]
萧：我早已死了。……年轻一代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忘掉我了。他们说我属于维多利亚时代（19世纪）。但现在高尔斯华绥、哈代和穆尔①都已经死了，他们倒记得我，他们叫我“老长辈”……
①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年）、托马斯·哈代（1840-1928年）都是英国小说家，乔治·穆尔（1852-1933年）爱尔兰小说家，他们都是萧伯纳（1856-1950年）的同时代人，去世则均在萧之前。——译者
以上是萧伯纳当天谈话的片断。
热诚的中国进步人士置身于严酷的斗争之中，看了萧伯纳的戏剧和其他作品之后本来希望他会对社会问题持更积极态度，但他却显得含糊其辞、言不及义，这很使他们失望。不过听到他一些刺痛敌人的话，他们还是感到高兴的。
1933年夏秋，宋庆龄忙于准备和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的远东大会。这个大会的召开证明了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上海组织虽然受到白色恐怖的摧残和一些叛徒的破坏，仍然保持着活力、勇气和组织能力，因为具体的准备工作是他们担任的。这次大会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高潮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会议本来是打算公开举行的，事先发了不少预告消息。但不论是公共租界或法租界都不准许。即使如此，宋庆龄同一些群众仍然手持鲜花，热情洋溢地到码头上去迎接国际反战代表团。但所有其他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计划是大会仍如期召开，但确切的。地点、日期和时间严格保密，直到大会结束。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领导整个准备工作。会议的地点在一座空闲的阁楼里，食物和所需的供应品（包括炭炉子）都是一点一点偷运进去的。穿着伪装的纠察队员负责警戒，如果发现警察前来袭击就发出警报并加以阻击，直到与会的人全部疏散完毕。这些纠察队员有男有女，都是可信赖的人，他们都有在必要时不惜牺牲生命的决心，率领他们的黄霖是曾参加1927年南昌起义的久经锻炼的军官，当时任中共地下党沪中区委书记。他们阻击敌人的武器都是最简单的，如铁棍、石灰（撒向敌人的眼睛）。当电工的党员设置了一个警铃系统。这个开会的地点选在公共租界巡捕房一个侦探头目的寓所附近，这是既大胆、又巧妙的安排，因为巡捕房不会想到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开会。（党在巡捕房内部也有耳目，对他们的行动不会一无所知。）
如何使总数达三百之多的与会代表人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会场也经过了一番精心策划。从开会的前一晚开始，他们就三三两两地无声无息地上楼，外国代表都把皮鞋脱掉，免得出声（在此之前，他们已从所住旅馆结帐迁出，以防止有人跟踪）。代表中有77人来自外地（包括苏区）和国外。欧洲代表有英国工党上议员马莱勋爵、法国共产党人伐扬一古久列和雅克·多里奥（后来变成法西斯和希特勒的傀儡）、法国社会党人布比、比利时共产党人马尔度。《中国论坛》的伊罗生也作为外国代表与会。日本和朝鲜代表在来沪途中不幸被捕。
宋庆龄在9月30日拂晓时分到达会场。代表们批准了名誉主席团名单——罗曼·罗兰和巴比塞（法国）、高尔基和伏罗希洛夫元帅（苏联）、台尔曼和托尔格勒尔（德国）、工人阶级老战士汤姆·曼（英国），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片山潜（日本）、朱德和毛泽东（中国）。
选入主席团的有宋庆龄、外国代表、“中国苏区代表、‘满洲’代表（代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抗日力量）、一位上海丝厂女工、一位上海纱厂年轻女工”（据10月4日出版的《中国论坛》的报道，当时不能写出真实姓名。）
会议一清早就开始，甚至早餐都还没有来得及吃。全部议程压缩在一天之内完成，直到天黑才结束。代表们都以面包充饥，只为外国友人准备了一些果酱罐头。宋庆龄担任主席，还要帮忙把中国代表的发言翻译成英文和法文给外国代表们听。中国发言者中有东北抗日义勇军、去年在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和秘密进入上海的中国红军战士。
大家都站着或席地而坐——只有宋庆龄和外国人有“座位”，就是运面包进来的小木箱。窗户不能开，上海在9月份还相当热，所以室内空气污浊，但大家的热情一直很高。
会议结束后先送外国代表出去——为了他们的安全和休息。宋庆龄一直等到所有的人散尽才走——因为如果遇到警方袭击，她的在场可能使警方不敢过分地公开使用暴力。
不仅是与会人员，就是借来的物件也都不声不响地撤出，无人发现。警方直到第二天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们在阁楼里只发现几个用作便桶的油桶。
警方后来大肆搜查，但没有发现多少线索，而且都不重要。他们抓到了几个买面包的“顾客”，这些人把面包一小批一小批地买来，然后一起送到会场上去。但警方从这些人身上查不出什么名堂，因为这些人都是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有任务时伪装成“夫·妇”，任务完成就分开，并且往往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和地址。
为本书作者提供材料的人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虽已时隔50年，仍然激动不已：“这是忠诚和有纪律的组织工作的胜利。只要有一个奸细、一个叛徒或者发生一点疏忽，就会导致一场悲剧。这次胜利使进步人士大长志气，使强大的敌人丢尽了脸。没有党，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它也显示出宋庆龄对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任。她依靠我们的同志安排一切，包括往返会场——她如何离开在特务严密监视下的寓所、悄悄地乘上预先停在附近的出租汽车。有共同一致的努力才取得胜利。冯雪峰是负总责的，但他一个人能完成所有这一切吗？”
宋庆龄在会议上发表的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讲话，以历史的眼光观察现在和过去，并像局势演变所显示的那样，正确地预见到了未来：
“……中国早就在战争中，而且侵略中国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烈火，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问题了。……
“现在有句很流行的问话是：‘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如何能够与这样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而获得胜利呢？’可是，我们祖国的历史不是已经给我们一个回答了吗？北伐战争教导我们：革命的武力远胜于反动的武力，而且能够以寡胜众。中国的工农红军屡次与十倍于自己力量的军队作战，而且取得了胜利。武装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思想意识也有其作用的。……
“我们在进行着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的同时，必须为建立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而斗争。……”
在结束关于这次会议的记述之前，有一件事情值得在这里一提，那就是她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帮助了胡志明（当时用名为“阮爱国”）。早在1924—1925年在广州时，她就认识了胡。1931年6月，胡在香港（化名李瑞）被英国人逮捕入狱，后经“国际红色救援会”聘英籍律师辩护，1933年获释。出狱后他到上海，但发现很难同党组织恢复联系，就向宋庆龄求助。她帮他同前来参加远东反战会议的法共领导人伐扬一古久列接触，由此恢复了联系。
在远东反战会议上，宋庆龄不只是代表个人而是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发言，所以在上面引用过的那篇讲话里，有一些段落反映了中国最强大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当时奉行的极左路线，如：
“这些依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中国军阀，必须消灭净尽。”
“我们对全体中国人民，对劳苦大众还有一个呼吁，呼吁大家在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团结一致！……让我们团结起来，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来保卫那已经由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剥削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他们现在正受着国民党军队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规模的进攻。这次的进攻直接受到美国贷与蒋介石政府的五千万美元中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帮助，受到美国的飞机、炸弹和飞行教练的帮助，受到日、英、美、法的军舰对国民党的全力帮助（如最近的闽变）……”
“让我们联合起来保卫苏联，反对干涉苏联的战争！让我们在整个远东，尤其在中国，发动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像这样只有空泛口号而没有按照实际情况提出的指导性意见，是“左”倾路线的产物。谈到人民，只提工人农民，言外之意是其他社会阶层不能起爱国或进步的作用。但实际上，在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包括一些军界人士），民族意识正在高涨，为团结一致反对主要敌人日本开辟了道路。在国际上，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敌对势力，不去分析它们之间日趋尖锐的对立并加以利用，孤立日本。而且，由于存在这种相互对立的情况，帝国主义联合反苏的战争危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小——但干涉苏联的战争仍然被看作是主要危险。关于法西斯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这一点固然是正确的，但应该看到这样的事实，即：法西斯主义并非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产生，而在当时只是在一群国家里居于统治地位，而且是踩着另外一些国家爬上去的。“左’顺路线不是从联合起来反对最凶恶敌人法西斯着想，而是仍然一味避免同任何一种旧的力量打交道——即使是敌人的敌人也不例外。它全不考虑在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斗争中联合各种不同的国内和国际力量（包括一些政府）。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1935年才改取正确的方向，其正确性在后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现实所证明。但在此之前，“左”倾宗派主义继续加深苏联和各地革命力量的孤立状态。在中国，在红色区域（农村地区），毛泽东采取了更适合时代的策略并取得军事、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良好效果。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城市，中共领导下的各种组织在以日本为主要敌人的明确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其中有宋庆龄等人主持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但在中共中央（当时仍在上海并处于地下状态），占统治地位仍是那些“不可更改的”古老教条，并且直到付出了重大代价之后才得以放弃。
一个例子就是拒绝同抗日的十九路军合作的决定。十九路军在1933年底反抗蒋介石迫使他们进行反共内战的命令，在福建建立了一个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中共除同意停火建议外，拒绝与之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他们把福建同蒋之间的争执看成纯粹是国民党军阀之间的争执，而所有国民党军阀都是一丘之貉。这一政策使福建政府陷于孤立，很快在蒋的打击下瓦解，同时也使中共因失去一个盟友而遭削弱。
不幸的是，宋庆龄也被误导而响应了这一“左”倾立场。她在1933年11月21日发表了下列声明：“一切报纸所载，余与最近福建变动有关，及更荒谬的传余已赴闽垣，诸种无稽消息，均系对余愚笨而又恶意的中伤。（国民党政客军阀间之所有争吵均只能增重对全国民众的压迫与痛苦。南京与福建之间或彼等与国内其他军阀之间并无重要的政治差异。不论用何种漂亮言词以吸引大众支持，唯一的问题就是争权夺利。）余郑重声明，余与任何军阀政客集团，不论现在抑或将来，绝不会发生任何关系。余之立场，始终不变。（即不可改变地、不妥协地反对所有这些集团。革命群众的利益同国民党和南京、福建及各地军阀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我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
宋庆龄了解十九路军和它的领导人，所以这些全盘否定的谴责之辞很难说出于她的真心。一年前在淞沪抗战时，宋曾称这是一支民族革命的军队。军长蔡廷锴是福建政府的重要成员，宋的老同事陈友仁是外交部长。在政治上，它确实同蒋介石是不同的，尽管不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截然相反，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重大的。它要求对日抗战、停止反共内战、尊重民权，并且宣布要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尽管没有实行）。
关于这段时期中共同宋庆龄的关系及其发展，还有以下一些情况。
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整个“共产国际”都是如此，不过有时王明比“国际”“左”得还厉害。日本1932时进犯上海前不久，他主张“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作为全国革命胜利的轻而易举的序曲。在反帝斗争中，推翻蒋介石被看作是第一步。所以在淞沪抗战中虽然支援了十九路军，但却被认为是争取士兵（与军官相对立）进行社会革命的机会。实际上，以王明为首的领导把宋庆龄和十九路军将领都看成是“中间派”——而所有“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表现进步，最具“欺骗性”。有一段时期，他们禁止同宋庆龄及反蒋将领（如再度同蒋分手的冯玉祥将军）有任何接触。
这种“左”倾路线在较低层次也有表现，如前面提到的陪同宋庆龄回国奔母丧的女青年胡兰畦在再返回柏林时，却被共产党组织实际上开除了。若干年后在复查时才知道，当时她被诬控了多项罪名，其中主要一条就是她护送“国民党大官”（指宋庆龄）回国，尽管她的担负这一任务事先是经党组织同意的。
但宋庆龄决心不因“左”倾分子对她的冷淡而疏远中国共产党。
在淞沪抗战中，上海地下党在一家日商大纱厂组织了一次爱国罢工。宋庆龄募集捐款两万元支援罢工工人并经常同罢工领导机构商量。
她对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支持是直接的、毫无保留的，不‘但在言论上，在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中也是如此。例如她曾亲自派人到上海几家印刷厂去挑选熟练工人送往根据地工作（有几位后来成为根据地印刷部门的负责人）。
她不断靠拢中国共产党不只是因为她继承了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以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这也是她自己独立作出的抉择。孙中山逝世后她在广州和武汉的经历加强了她的信念，以后的历史发展一再证实了这一信念——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排除任何艰难险阻，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的唯一力量，是团结各种力量和盟友的核心。宋庆龄的道路是在不断加深的信念中产生的。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她从不改变。
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因素是：宋庆龄敏锐地意识到中国解放的中心问题是武装斗争（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认识是从孙中山那里继承下来的，又为她自己的经历所加深（她同军阀们打交道的经验、1925—1927年一支革命军队的建立、蒋介石通过控制军队而实行叛变、随后中国红军作为革命不可或缺的武装力量的兴起、对日本征服中国的武装抵抗）。虽然她自己完完全全是一个文人，她知道如果没有一支革命的军队，人民和国家克服千难万险而取得胜利，只能是一句空话。她对于为革命战争流血流汗的指战员们，产生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情同手足的热爱——帮助他们始终成为她难忘的心事。她认为，同他们所作的贡献相比，其他所有的贡献——包括她自己的在内——都是次要的。在她那丰富多采的性格中，这是一条主线。谁低估了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她。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将越来越接近宋庆龄，直到溶为一体。在1927年后的一段时期，共产党因为前一段过分相信国民党而遭到悲惨的命运，所以除自己的党员外对党外的一切同盟者都不敢相信了。这个时期中产生了在中共历史上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事迹，从而吸引了新的、潜在的盟友。但也由于当时在党内居领导地位的“左”倾路线执行者把这样的同情者都拒之于千里之外，因而使自己陷入不必要的、绝端的自我孤立。尽管如此，随着时局的发展，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需要，使领导革命的党寻求和依靠像宋庆龄这样的朋友，并实行广泛团结的政策。而这方面的工作是这些朋友——特别是宋庆龄——最有条件去开展的。
这种情况从1933年以后特别突出，因为内地农村的红军虽然取得进展，在城市里的共产党组织则几乎全部被国民党所摧毁。中央领导以前能在上海秘密进行工作，但后来也被叛徒告密而遭破坏，不得不迁往苏区。从此，有几年时间，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实际上成为存留下来的共产党员相互联络以及同苏区——有时还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唯一地点。
请她帮助的要求越来越多，她几乎是有求必应。她提供帮助不仅是为了渡过眼前困难，也是为了促进形势向前所未有的有利方向发展。这主要是指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下一章里将有记述。
简言之，宋庆龄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发展的主要趋向是汇合。在党采取了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目标是抗日，并在抗日斗争中奠定新中国的基础——之后，这一汇合就最后完成了。
这一章的内容大部分是政治性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关于她在生活方面的一些具体事情。
这段时期，她仍住在莫里哀路寓所。社会各界人士常来拜访。除非她要他们在一起进行某件工作（如淞沪抗战时的伤兵救护、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争取对它的支持），她对来客总是严格地分别会见，即使这些人原来相互认识、观点相近、她也信任他们。
陈翰笙曾回忆起一件事情，可作为她非常谨慎的典型事例。有一次，他到她寓所时，遇到杨杏佛，正要离去。虽然他同杨是朋友，她却从未对他提起过杨的来访。
她养成这种习惯可追溯到早期孙中山对她关于秘密工作的教导，后来又由于在白色恐怖下她不得不谨慎行事，特别为了保护那些比她更容易受到伤害的人们。
同她的兄弟姐妹之间，虽然在政治上有分歧，她还是保持了一些私人之间的来往。兰德尔·古尔德写道——作者可能有某些情绪上的夸张——在那些气氛紧张的年代里，他有一次碰上宋氏三姐妹从她家寓所的楼梯上一起下来，边跑边说，就像三个女学生。这当然不是说她们在各自的政治立场上放弃了什么东西。宋氏的第三代（特别是孔家的、也就是她大姐霭龄的孩子）到庆龄家去总是受到欢迎的，孩子们也都喜欢这位姨妈（姑妈），以至于霭龄最后不许孩子们到她家去，怕孩子们告诉她太多关于孔家的事情。
在各方面的外国友人中，最常去她家的是史沫特莱和伊罗生夫妇。
慢慢地又有一些苏联朋友到她家去。蒋介石虽然在反共这一点上毫无改变，但由于面临着日本进攻的威胁而苏联又是唯一坚决站在中国一边的国家，所以同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宋庆龄认识了新的苏联大使季米特里·博戈莫洛夫和一些使馆人员，并且很喜欢他们。上海的苏联总领事馆人员也来看望她。
在那些日子里，只要可能，她就同朋友们出去。斯诺第一次会见她是在她家附近一个她所喜欢的“巧克力店”里。后来，她经常在家会见斯诺和他的第一个妻子海伦（绰号“佩格”、笔名“尼姆·韦尔斯”）。斯诺从这些访问中看到了她当时生活方式的片断。他在1933年写的报道中说，她的住所是“一座朴实的小房子，毫不起眼地座落在一小块土地上”，室内陈设“简朴，而且有某种中国式的舒适，但一点也不奢华”。
关于她当时的经济状况，他写道：
“……那些孙博士没有卖掉去用于他的伟大事业的东西，都由他的遗孀处理了。……她每年的收入微薄，但除了留下少得可怜的一点钱之外，其余都送给了别人。”
于是他得出了结论：
“一位中国政坛人物的遗孀的命运如此，真是奇特！在中国，如同在世界许多地方一样，政治是一种‘捞一把’的玩意。得了肥缺的官员们在几个月里就发了大财，然后退休……住进公共租界，同上等人交游。他们的住所像宫殿，他们的老婆手上戴满了钻石和翡翠。”
至于庆龄本人（她当时已年过四十）：
“她为丈夫的理想所进行的斗争是艰苦的、令人惊叹的。在斗争中闪耀着的是一位非凡的女性的光芒四射的品格。她富于热烈的人情、待人极端的诚恳、才华横溢、痛恨欺骗和伪善……中国工人的痛苦就是她自己的痛苦。我记得有一次当她听到上海一家工厂发生火灾、两百多女工被烧死的消息时，我见她眼睛里闪动着泪花。……”
斯诺还谈到她要求新闻自由、推动抵制日货、协助建设上海工人医院和妇女节育门诊部。
尼姆·韦尔斯和伊罗生等人也都有关于她的品格和生活条件的类似记述。
她对杨杏佛的年幼的儿子小佛非常关心。小佛深情地告诉本书作者，在他父亲遇刺后宋庆龄怎样经常利用星期假日约他到她家去吃饭，询问学习情况，有时还带他到上海大戏院去看电影，他还记得的有苏联影片《夏伯阳》、《生活之路》——这可能是为了对他进行教育——还有一些娱乐片如《梅蕙丝西行记》①有一次她还带他到他父亲的墓地去悼念。“她不把我当作孩子、而是当作大人来对待。”
①梅蕙丝是当时美国好莱坞的性感红星。她的姓在英文里同“西方”是一个词。上海大戏院英文名称为Isis Theatre，在北四川路。——译者
小佛接着说，“那时她自己没有汽车，所以要叫福特出租汽车公司的出租车。‘福特’这个名字我在早先已听说过，是另一种意思——我父亲在哈佛大学商学院留学时曾到一个福特汽车厂会计科实习过。
“她有个习惯——如果我在星期日以外的时间里要见她，必须先给她打电话。她不让客人们混杂在一起。但不管谁去，她都专心接待，就是像我这样的年轻孩子也如此。在吃午饭时，她会同我谈小说和电影。”
像别人一样，小佛注意到她对朋友们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
“她的厨师会做奶油蛋糕，并且做得很好，她从来不到铺子去买。我第一次尝到这种自制的蛋糕是在我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是她送给我父亲吃的。”
在同本书作者谈话时已年近七旬的杨小佛在结束他对儿时的回忆时说，“她有很好的幽默感。她很美、心地又好。”
关于她的幽默感，伊罗生讲过一个例子。有一次在谈到那些为了反动政治目的而散布的、涉及她私生活的谣言时，她开玩笑说，“他们硬让我跟所有这些人都有某种关系，但我从任何一篇这样编造出来的故事中，从来没有得到过一点乐趣。”
路易·艾黎也谈到过她一直保持着的幽默感，并且指出，这一点对她非常重要，因为即使在为公共事务紧张繁忙的时候，她在家里也能因此而得到片刻放松。“开开心——这是她寄希望于外国友人的事情之一。”他讲起有时在晚上她同外国友人们一起唱歌，说些轻松的话题，彼此称呼有趣的绰号。史沫特莱的绰号是“迷你哈哈”，简称“迷你”。在宋庆龄的一些谈正事的信件上有时也这样称呼史沫特莱。牲。远东反战反法西斯会议》），载《瞭望》，北京，198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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