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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31年日本强占中国东北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主张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红军提出愿与任何真正抗日的部队停战并结成统一战线，但没有得到响应。
尽管如此，这些行动已经反映出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革命与反动之间的、属于国内的、社会的矛盾，而是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属于外部的、民族的矛盾。共产党的主动建议在时机成熟时将会扩大到包括国民党政府在内——只要它同意抗日。必须要做到这一步，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革命才能在保持既定目标的条件下，同一切反对日本的力量（包括在国内政治中处于中间或右翼状态的人）团结共事。在国际上，就要同那些因为本身的帝国主义利益冲突而反对日本的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以及依靠它们的中国派系，进行某种合作。
中国劳动人民的、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要求采取这样的战略。如果不把一切可能的因素都调动起来抗日，中国就有将从世界政治地图上消失的危险——它的人民将遭受双重的奴役。但如果中国奋力反击，那末主张国内政治和社会革新的力量——如果它们在抵抗运动中表现得最坚决、最有效——将会扩大、经受锻炼并取得领导地位。
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首先，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有经验的、有远见的革命核心力量，其所处地理位置要便于充当民族抗战的先锋。这个条件正在形成。中国红军在1934—1935年的长征中所经受的锻炼和考验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它因为未能保卫住在中南地区的老根据地而进行长征，但在长征后却胜利地到达了华北抗日前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途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在政策上日趋成熟的结果。在党内，过去那种只起消极作用、自我孤立的“左”倾路线逐步得到克服。对全国来说，长征的胜利显示了一条客观真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一支尽管没有坦克、飞机或其他现代装备但有群众基础的军队，是不可能被拥有这一切武器但没有人民支持的敌人所粉碎的。对日抗战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信念和能力。
共产国际在第7次大会上（1935年7—8月），由于世界局势发展的影响，也从第6次大会（1928年）后的“左”倾路线转向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转变是由新任主席的季米特洛夫在主旨演说中宣布的，他本人因为在希特勒炮制的“国会纵火案”审讯中所表现的非凡勇气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象征。各国的共产党人解脱了自己给自己加上的宗派主义束缚，有了宽广的胸襟和新的思想武装，在反法西斯的千军万马中就能够成为前锋和核心，后来的事实也确是如此。
宋庆龄本人在世界上“超前的反法西斯”行列中早就赢得了受尊敬的地位。她的反法西斯思想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期。她的这一立场甚至在德国纳粹掌权之前很久就很明确。她不但在日本、也在蒋介石的亲信和杀手组织“蓝衣社”身上，闻到了同纳粹一脉相通的气息。
不仅如此，她还相信，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威胁以及国内法西斯的反动暴力都是能够战胜的，因为促使它们最终失败的核心力量已经存在。她对来访的前美国驻德大使威廉·F·多德（通过在德国的亲身经历，他成为坚定的反法西斯人士）说，“你一定已经看到了这里的情况有多糟。但我相信会好起来。中国有一个共产党，这就是我的希望所在。”
这个希望国长征的胜利而证明是能够实现的。红军最后到达了密迩抗日前线的陕北。
1935年8月1日，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号召（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
宋庆龄、何香凝、陈友仁、孙科以及其他曾接近孙中山的人士很快相继表示欢迎中共的“八一宣言”。后来就有了同来自共产党新根据地的使者的个人接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日救国”——这些现在成了人民群众最热烈响应的口号。
应该提到，早在红军长征之前，宋庆龄就同上海及江苏的中共组织一起筹备成立一个名为“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并同意担任会长。曾在美国留学的章汉夫担任这个组织的书记（章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外长）。在1933年3月8日举行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上的讲话中，她提出了对日抗战的四点主张：（一）出兵抗日，收复失地；（二）武装人民，组织义勇军；（三）立即恢复人民的民主权利、停止迫害革命分子；（四）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进攻。实际上，后三点是同年1月17日中共和红军所发表的共同抗日宣言中提出来的。当时的中共和红军除受到军事进攻和白色恐怖外，还受到严密的新闻封锁，国民党统治区的传播媒介都不准发表任何中共方面的信息。现在宋庆龄传播了中共的重要主张，这可以说是从1927年武汉时期以来她同中共——作为一个组织整体——的第一次正式合作。
但在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仍很严重，使这个本来应是具有广泛性的爱国团体去做了一些不该做的蠢事，如公开购买武器、鼓吹武装暴动等，因此总部遭租界捕房搜查、人员被捕，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由中共主持的实情亦被中外反动势力侦悉。宋庆龄除请沈钧儒律师进行交涉营救外，提出辞去会长职务。但该会的负责人并未改弦更张。当年“五一”节，又举行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多人被捕，会所被查封，其后领导成员也被捕，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只存在了两、三个月就被迫停止了。
尽管如此，为建立统一战线而进行的工作仍在继续。1934年4月，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并请宋庆龄予以发表。她当即同意，并在一个月时间里成功地征集到1700多人（甚至包括国民党右派胡汉民）在这份以《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为题的宣言上签名。这是从两年前中华苏维埃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以来在国民党统治区第一次对抗日政策的公开的、大规模的支持。
1935年底在北平（北京）爆发了历史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个委员会的北平分会同北平市学生联合会起了组织者的作用。
在1935年末（12月初和月中）在北平（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抗日游行示威并迅速扩及全国。
斯诺夫妇当时在北平的寓所成了燕京大学青年学生商讨举行第一次游行的地点。他们回忆说，学生们很早就发了一封英文信——斯诺夫妇在文字上作了润饰——给宋庆龄，请求指导。宋回信说，“拿出你们的勇气来，干吧！”
在这关键时刻，处于地下的中共华北局需要向中央报告有关学生运动的估价及开展救亡运动的计划。学生领袖、中共党员姚依林（到了80年代，他成为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为此写了一封密信给在上海的鲁迅。但鲁迅这时也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就把信转给宋庆龄，因为他知道她会有办法把它送出去。实际上，在长征中以及在红军抵达陕北新根据地后，她一直能够通过无线电台同中共中央联系。但这个秘密电台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设在她家里，而是在她的外国友人路易·艾黎的家中阁楼上。艾黎是新西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斗英雄，得过很高的勋章。他在上海公共租界一家工厂当督察，看到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恶劣，十分痛心，又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表现，产生了越来越深的同情，从而支持中国的革命并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
通过转信的工作，宋庆龄既直接鼓舞了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又帮助它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她同广大的学生运动一同前进，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同党疏远。毋宁说，她是在同党内的主流一同前进，这一主流就是要使革命植根于全民族抗日要求之中，从而扩大和加深其主要基础。
抗日的要求像野火一样在全国各处燃烧起来。1936年初，乘学生运动从北平扩向全国的形势，上海著名文化界人士发起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到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并在全国许多城市和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建立了分支机构。它号召所有党派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召开代表会议以商讨抗敌和民主的大计。在这一运动中，宋庆龄积极参与而成为全国性的象征。
在另一层次、正如新近出版的一本权威性的周恩来传记所证实，她在促成国共两党正式接触以建立第二次统一战线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据这本书的记载，1936年1月，她向正在积极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共领导转达了国民党愿在这一基础上直接谈判的第一个确实讯息。在莫里哀路29号寓所，她把一封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托付给董健吾——一位基督教牧师并曾是中共党员，又称“王牧师”。为了路上的安全，她还给他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和查同行的还有上海地下党的代表张子华，乔装成他的仆人。这时中共中央总部所在的陕北根据地处于张学良将军的部队的包围之中，所以要去陕北，必须得张的同意。张当时在得悉南京的中央政府正同共产党接触时，采取了这样的态度：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结果是双方在当地的接触趋于频繁并在以后解决“西安事变”中起了作用。
2月27日，“王牧师”和他的“仆人”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但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好都在前方，只有博古和张闻天在总部。他们把消息用电报告知毛和周。周恩来建议由中共派代表直接去南京，但同蒋介石和张学良建立统一战线的联系工作应分开进行。
中共方面决定，同南京进行谈判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的中央政府和一支抗日的联合军队。3月4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签署了一封复电，同意讨论具体问题，交由董健吾带回。还请他带去苏区的几枚特制银币和布币，作为礼物送给宋庆龄，一方面使她看到这些象征中国革命（她长期献身的事业）的实物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可以证明董确确实实到达了目的地。
这样，宋庆龄在国共两党分裂十年之后帮助它们恢复面对面的接触。在一个月之内，周恩来在写给一位同中共接近的教授朋友的信中说，欢迎国民党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当时由蒋介石、陈立夫交给他“打通共产党的关系”的秘密任务）去陕北谈判。
为什么蒋介石在继续十年反共内战的同时要和中共进行秘密谈判呢？答案在于——据这本著作所说——中日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使国民党内各种力量有重新组合的趋势。30年代初期，国民党领导层中多数意见是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很少人想武装抵抗。但到1935年，由于日本不断对中国威胁并把魔掌一直伸到北平（北京）郊区，人们看到它的欲壑难填，因此潮流开始转变。
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虽仍主张“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但也表示和平是有极限的，号召准备抵抗和牺牲。1936年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外交三原则（中国取消一切排日运动；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中、日、“满”共同防共），实际上是要把全中国都沦为日本的附庸。正如蒋介石自己在20年后所写，“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这一严酷现实，加上人民要求爱国抗日的压力，使国民党不能不在国内对共产党、在国外对苏联作出一些姿态。不管怎样勉强，它必须考虑修复同两者的联合，联俄联共本来是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和国家所必不可少的大计，但后来为蒋介石的国民党所破坏。
因此，在进行“剿共”的同时，蒋开始放出试探气球。1935年底，他派他的亲信、极右分子陈立夫到欧洲去探查中苏联盟抵制日本的可能性。虽然他告诫陈进行正式谈判还“为时过早”，但他进一步嘱咐陈要在回国以后同苏联驻南京大使博戈莫洛夫保持联系。
蒋还密令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接触，探询是否可能进行两党谈判。王明的答复是，因为两党中央的领导都在国内，谈判应在国内举行。1936年5月，潘汉年被派回国担任联络工作。这位中共上海组织的资深党员是在他的组织被国民党破坏后到莫斯科的。
在中国国内，国共双方还各自通过不同的中间媒介进行试探。上海中共地下组织还派出一个使节，直接到南京会会见国民党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探询，还不是谈判。
潘汉年受权安排真正的谈判。他带了毛泽东在1936年“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写的一封亲笔信给宋庆龄，毛希望来在这方面能发挥关键性的铺路作用。信的全文如下：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侮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请接洽，予以指导。附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这几个人中，有开明人士如蔡元培，也有国民党政府及其亲英美路线的台柱人物如孔祥熙、宋子文和孙科，甚至还有老右派理论家吴稚晖。
毛泽东这封信显示出中共完全彻底地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这条统一战线的广泛性。
这样，敦促宋庆龄在新形势下重新参加她早已脱离的国民党的事务的是共产党人。
毛泽东还分别致信何香凝和蔡元培，不但回顾了1925—1927年的国共合作，而且还追溯到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些信中，他敦促对国民党施加压力，使之停止内战和对外屈膝投降，改变“爱国有罪”的态度，动员所有军事力量一致抗日，恢复孙中山的纲领和政策，从而形成最广泛的团结以挽救国家。
在这期间，也是在上海，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这位无畏的作家和散文家在中国思想界除旧布新的作用，可以同俄国的高尔基和革命前法国的伏尔泰相比。他因患肺结核病，体质很弱，但精神和意志有强大的力量，特别在坚持原则这一点上。他同孙中山和契河夫一样，早年学医；在革命的坚决性方面，他可以同孙中山相比，而在文字的精炼方面则可以同契可夫相比。中国青年特别热爱和敬重他，他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而且不限于文学方面。他以最深沉的感情撰文悼念在中国反动派屠刀下牺牲的无数青年。他无畏地公开与白色恐怖相对抗。（他曾在参加一次抗议集会时，出门不带钥匙，表示不打算活着回家的决心。）他以犀利的讽刺，无情地撕去旧中国“吃人的社会”中种种封建伪善的假面具。他怀着喜悦的心情，欢呼中国红军的奋斗所带来的黎明。他对外国和国内的法西斯（他常把两者联系在一起）极为愤恨。除了参加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对希特勒暴行的抗议外，他在《华德保粹优劣论》、《华德焚书异同论》等杂文中都对之痛加鞭挞。在救国运动中，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宋庆龄曾回忆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她把准时作为一项很重要的优良品德。她自己努力做到，对那些所谓名人经常迟到、让“无名小卒”们苦等的作法最为痛恨。
这一年的6月间，在救国运动的初期，医生就已诊断出鲁迅的病情严重。宋庆龄试图说服他接受去苏联疗养的邀请，给他写了一封充满热情的信：
“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她写这封信时自己也在住院。她患了阑尾炎，又耽误了一段时间，所以在医院住了六个星期。她是在医院里听史沫特莱说才知道鲁迅病重的。她举自己延误割治为例，接着说：“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耽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她在信首称鲁迅为“同志”，这在她是最高贵的字眼了。
但没有人能够劝说鲁迅在祖国危难的时候离开。他逝世时年仅55岁。他的死正如他的生一样，成为救国运动的战斗号召。
在鲁迅去世的当天，宋庆龄就在鲁迅寓所同他的遗孀许广平、兄弟周建人、密友和文学同行冯雪峰（他也是上海地下党代表）一起商量丧事的办理。在场的还有两位著名文学家——剧作家曹禹和小说家巴金。大家决定在万国殡仪馆盛殓，在万国公墓安葬。冯雪峰等地下共产党人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所以宋庆龄不仅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并且亲自前往选择墓地、偿付费用并参加守灵。
一万人参加了为鲁迅送葬的行列。工人、教师、学生、妇女排成整齐的队伍，高举横幅，齐唱救亡歌曲。宋庆龄像她为雷娜·普罗梅及杨杏佛送葬时那样，在最前列步行。在墓地，她在悼词中说：
“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承继他战士的精神，继续他革命的任务！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他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
她这些话同孙中山遗嘱中的话相似。这决非出于偶然，因为这是同一场战斗。
安葬后，她又跟着群众步行回去。如通常那样，她自始至终同群众在一起不仅是为了鲜明地表示她的立场，又是为了保护群众，因为当局曾策划用暴力来破坏这次葬礼。
当统一战线在许多层次逐渐形成的时候，执政的国民党仍然顽固地反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1936年6月1日成立后越来越积极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对之十分恼火，于11月23日凌晨将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秘密逮捕，不久解往苏州关押起诉。这就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案。当时日本人还造谣说，救国会理事宋庆龄也被拘留。这很可能是给国民党和上海外国租界当局的一个暗示，要他们这样做。关于这事，她在1936年11月26日以犀利的言词、磅礴的气势发表了一项声明：“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这种违法逮捕和捏造的罪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主使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幕后指使这次逮捕有很明显的证据，就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昨天）的日本报纸上海《每日新闻》上刊载消息，说我在今天清早被法租界当局逮捕，罪名是从事与第三国际有关的共产党活动。也许《每日新闻》和刊载同样的谣言的《上海日报》事前已经得到要逮捕我的风声。
“大家知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目的，在于促进政府与人民间的团结一致，成立统一战线以抵抗日本侵略。……
“虽然七位领袖横遭逮捕，被加以恶毒的罪名，救国会仍然要重申自己的立场：救国会不反对政府，也不亲共；它主张全国人民，不分政治信仰或党派，成立统一战线，从事民族解放战争。……
“至于对我个人所捏造的罪状，那是不值一笑的，用不着我来驳斥这些日本报纸的污蔑。它们惯于诽谤造谣，早已臭名远扬。”
最后，她像常做的那样，以昂扬的、战斗的精神作声明结束语：
“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被逮捕，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制不了的。让日本军阀们当心吧！他们虽然可以在幕后指使逮捕七位领袖，但是全中国人民是不会饶他们的。”
以统一战线为目标，她现在把谴责集中在日本敌人身上，而不是国民党。
在上海，她把她的寓所作为营救“七君子”和受到威胁的救亡运动进行内部联路的总部。她再一次挺身而出，请各方把捐款和声援函电直接寄给她。上海进步英文周刊《中国呼声》（代替以前的《中国论坛》）上，多次刊登了以下通告：
我们中国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会员——工人、农民、作家和知识分子——热切地向外国朋友们呼吁：给我们财力上的支援，以继续进行我们的爱国解放运动。我们的任务很大，财力却很有限，因此不得不吁请全世界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人士在财力上给我们帮助，使我们得以顺利达到民族解放的目标。捐款请汇寄给孙逸仙夫人收，地址：上海莫里哀路29号。
当时积极参加救国运动和宣传出版工作的吴大琨教授回忆说，“这时，《救亡情报》（救国会机关刊物）的公开通讯地址，也只能改为‘上海莫里哀路29号’，即宋庆龄同志的寓所。宋庆龄同志收到全国各地来信、来稿后，就通过美国人格兰尼奇（《中国呼声》主编）派人送给我。我有什么要向宋庆龄同志请示、汇报的信件，也由格兰尼奇转交。”
像通常那样，她也呼吁国际上的道义支援，并取得效果。1937年1月14日，国际知名人士多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其他要人，对沈钧儒等被捕一事表示关切。联署的美国知名人士有科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杜威、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道格拉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学院教授保罗·门罗、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古德温·沃森、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教授威廉·K·基尔帕特里克、教会领袖哈里·F·沃德主教和拉比·斯蒂芬·S·怀斯、社会党领袖诺曼·托马斯、《新共和》杂志主编布鲁斯·布利文和《民族》杂志主编马克斯韦尔·斯图尔特。
这时，人民的抗日要求传播到了国民党的军队中去。1936年12月，在内战主要基地西安，蒋介石被他部下的两个将领强制扣留，其中之一是“少帅”张学良。在1931年日本侵占他的家乡东北时，蒋命令他“不抵抗”，现在却要他的部队去打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因此，他和他的部队率先响应“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号召——特别是在对红军作战失利而红军把俘虏待如朋友并释放回归之后——同红军签订抗日停战协定就是不足为奇的事情了。
另一位将领杨虎城是陕西人，他不愿意使陕西省变成内战的主战场。而且，他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倒是同本省进步人士有来往，所以他跟随张一起行动。
当蒋介石在他们手中时，张、杨要求蒋也加入抗日统一战线，使之成为全国性的统一战线。但蒋起初十分固执。如果不是共产党派周恩来到西安，事情恐怕会变得对他十分不利。共产党提出，蒋如同意实现国内和平、对日本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就释放他。共产党人是蒋介石一直在设法消灭的对象（对周恩来的脑袋也是悬了重赏的）而且现在蒋的生死操在他们手中，但他们却作出了这样的建议。这对全中国和全世界表明，共产党人对民族命运的关切远超过自身的恩怨。
蒋最后表示同意，随即被释放回南京。这一发展是由于他的妻子宋美龄和妻兄宋子文的合作。他们从南京飞到西安，同张、杨和周恩来进行了商谈。他们在国民党内部代表亲西方的势力，是反对亲日派的。他们使蒋介石相信：南京的亲日派政客正在策划轰炸西安，其目的不止是为了延长内战，也为了乘机置蒋于死地并把权力夺过去。
宋庆龄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如何、为事变的和平解决起过什么作用（如果起了作用的话），这是许多人曾提出过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只有一些不完整的答案（有的互为补充、有的则相互矛盾），要得出充分而确切的答案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红色中国随记》一书中写道，通过“X”（据有力的推理，系指宋庆龄）这一渠道，原来考虑对蒋进行公审的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莫斯科的强烈意见，必须确保蒋的恢复自由，否则共产国际将开除中共——斯大林和苏联可能认为如不释蒋，中国将发生大规模内战，日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斯诺在他的《复始之旅》中说，在苏联严厉批评西安事变之后，孔祥熙曾请宋庆龄公开谴责西安的叛变并要求释放蒋介石。宋庆龄告诉斯诺，她当时是这样回答她的姊夫孔博士的；
“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
中共同宋庆龄当时在上海的联络人回忆说，西安事变后上海地下组织曾收到过中共中央发来的两封电报，第一封说蒋介石将受到审判，次日收到的第二封则强调联蒋抗日。
近年来在中国许多出版物上都有这样一种说法：宋庆龄听到蒋被扣消息后急于同何香凝，同飞往西安，以寻求解决办法，但因找不到飞机而未能成行。
胡兰畦在回忆录中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线索。胡在1931年陪同宋庆龄从柏林回国后又回柏林，被纳粹逮捕，经宋庆龄、鲁迅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名义，向德国驻沪领事馆提出严正抗议，始脱离魔掌。1934年，她在为国民党将领李济深工作（李在广西省很有势力，主张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李派胡送一封亲笔信给宋庆龄，促请来采取紧急行动，为了抗日团结使事件和平解决。宋庆龄看了信后说，“从这几天发展的情况看来，还不至于酿成内战。这个信我直接回李先生。”在给李济深的复信中，宋也表达了这个意思。李济深还积极进行调解，亲自出面向南京政府呼吁：“为了保护蒋委员长的安全，决不可轰炸西安”，又电西安的张学良，一定要保护蒋的安全，以达到一致抗战。
但当时同宋庆龄关系密切的马克斯·格兰尼奇却回忆说，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时，他和妻子格雷斯一起同宋庆龄干杯，“不管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确实，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并且是对宋庆龄本人。在那些日子里，她又接到匿名的恐吓电话，还有附着子弹的信件，明确警告她——如果蒋死了，她也休想活到第二天。她的弟弟子良也警告她，蓝衣社对她有加害的阴谋。关于她当时曾受到威胁，各方的说法倒都是一致的。
在上海长久流传的一则故事说，蒋被扣后不久，美龄就打电话给庆龄，急迫地要求她设法请一位有地位的共产党人到南京去（这是在蒋夫人同宋子文飞赴西安之前）。中共指定同国民党高层接触的代表潘汉年得到庆龄的通知后去了南京。（为安全起见，他在南京前边的一个小站下车，以防邀请他去的人叛卖他，也防国民党亲日派袭击，因为亲日派要除掉蒋介石，作为扩大内战的第一步。）据说，蒋夫人在南京接见潘汉年时恳求共产党保证她丈夫的安全。
时隔半个多世纪，又缺乏足够的公开资料和档案（有一些在以后的战乱中肯定已经散失），要分辨这些说法的是非真伪是很困难的事。以后如果有更多的文字材料发现或公布可能会有助于弄清真相。
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中，在两个重要问题上都提到了宋庆龄。在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给中央的电报中对此都有记载：
在改组政府的问题上，“宋（子文）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中共“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杜是来自东北的著名爱国知识分子、张学良的朋友。沈、章当时都在狱中（救国会“七君子”案），沈是法学家、章是实业家。
在另一个问题上，“宋（子文）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宋子文和蒋夫人宋美龄当时由被扣留的蒋介石授权代表他同张、杨和中共谈判。）
宋庆龄虽然对蒋介石深恶痛绝，但对于从内战到抗日这一时局的转变还是很欢迎的。1937年2月，她十年来第一次出席了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五届三中全会），并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
“中国人民已经立下志愿，下定决心，不再向帝国主义让步，而准备收复失地，这在我们的民族生活上有着极重大的政治意义。
“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
“最不幸的，还有一些政客依然……害着‘恐日病’。他们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
“胜利将属于谁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政府能够执行先总理孙中山的遗嘱！他在逝世前曾昭示我们，只有忠实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
“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任何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农民是中国经济的骨干……政府应……把先总理遗嘱中的民主政府真正变为事实……
“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
从国民党的讲坛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了。但这不是说国民党政府已放弃了它的老一套作法。这方面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七君子”的释放不但没有实现（这是在西安对蒋提出的条件之一），反而加紧对他们的迫害。对此，宋庆龄采取了一个戏剧性的反击行动。她从国民党中央的讲坛上（在这里她发表了讲演但没有效果）走下来，回到群众斗争的领域中去。她把民权问题同抗日救国问题联系起来。7月5日，她带了简单的铺盖，同其他社会知名人士一道来到苏州，要求把他们也关押起来，和“七君子”一起受审。
国民党高等法院的法官“一时弄得惊惶失措……又是‘赔礼’，又是‘道歉’，连声说，‘我们怎么敢关押孙夫人？我们怎么敢……’宋庆龄同志就当众训斥国民党的法官说，‘你们竟敢把爱国的领袖都关了起来，你们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只有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奴才才做得出这种事来！’法院院长和一大堆国民党官员就只好都站着听宋庆龄同志的训斥，口里还连声说，‘是，是，是……’”
宋庆龄等人又等了好几个小时，目的已达，才返回上海。
这个“救国入狱”运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数以千计的人签名请愿，群众救国热情更为普及。
就在宋庆龄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后不久，1937年7月7日日本进攻北平（北京）附近的卢沟桥，妄图实现征服全中国的野心。中共代表很快到达南京同蒋介石谈判联合抗日——这一点他现在已不能公开拒绝。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救国会“七君子”的释放还拖了几个星期才予兑现，并且还要“交保”以保住政府的面子，虽然没有人会以为他们将再被拘捕。
1937年8月13日，日本又进攻上海，战事的规模比1932年更大。蒋介石终于派出了自己的部队进行抵抗。在此之前，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专程从延安南下，同国民党谈判两党共同抗敌的条件。在访问被围困的上海时，他们去拜访了宋庆龄，告诉她谈判情况。宋十分高兴地接待了他们。
9月22日、23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的谈话先后发表。宋庆龄深为感奋，在9月24日发表的《国共合作之感言》中说，最近十年来两党的对抗和内战“是首创国共合作的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生前所没有意想到的”。她接着指出，抗日胜利的关键在于遵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20年代革命的力量也在于此，“如果以后这十年能够继续贯彻孙总理的全部主张，我敢断言，中国国内封建势力早已被铲除干净，帝国主义也早已被驱逐出去，而中国也早已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了。’，但十年来，无数有为的青年牺牲了，无数经验教训在内争中被抛开了，致令外敌乘隙而入。
她在致中国同胞的宣言中所强调的要点，在对外的声明和广播中也同样强调。她还指出，中国人民从心底感谢国际。的群众支持，如英、美部分码头工人拒绝装载输日货物、妇女拒用日本丝袜等等。但英、美政府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英国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华盛顿则以中立为借口准许向日本出口石油、废铁及其他战略物资——没有这些资源，日本是不可能长期对华作战的。这些政策不但对中国是不公正的，而且这些国家最终将会发现，它们是在把日本武装起来对付它们自己。但是她发出的警告当时却未能引起国际上的注意。美共党员马克斯·格兰尼奇和他的妻子格雷斯（莫尔）编辑。格兰尼奇的哥哥是美国著名左翼作家，笔名“迈克尔·戈尔德”。吴大琨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在本书写作时，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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