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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环境同香港完全不同，所以宋庆龄经过了几乎一年的准备才得以恢复她的工作。她必须使自己摆脱国民党的官场，鲜明地公开宣布自己的原则并聚集工作同仁和支持者。这些事情在蒋介石的战时首都哪一件都不容易。
来到了这个自己连个住处都没有的城市，她不得不暂住在姐姐霭龄、姐夫孔祥熙（蒋的财政部长）家里。他们和政府当局都要她住下去。而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跳出这个镀金的、严实的“笼子”，因为在这个“笼子”里，她不能自由地做她想做的事、见她要见的朋友。为了保持内心的和行动上的独立，她每天都要费很多心。一个外国人曾在孔家见到过她，叙述了这样一幕：
“这是一次家庭聚会，我想是在圣诞节。蒋介石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快到半夜了。大家都站起来。她怎么办？蒋是国家的显赫领袖呀！宋庆龄从椅子上抬起半个身子，然后就又坐下了。这是一种在政治上很有分寸的表示。”
她在别处找到房子之后，有时也仍接受霭龄的邀请，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但总是用一种静悄悄的办法同他们保持距离。
那位外国人说：
“孔氏夫妇爱打桥牌。她不上他们的牌桌。有一次，她在屋子的一角，单独同史迪威将军玩‘金罗美’（一种牌戏）。史迪威当时新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她同他的看法比较一致。”
她的新居（两路口新村三号）位于政府要人居住区之外，是她弟弟宋子文给她安排的。在那里，她虽仍受到监视，但总算多了一点自由和保守工作秘密及个人隐私的条件。她同姊妹们一起在官方主办的活动中露面的次数减少了。较重要的有两次，一是1942年国际妇女节的集会，一是中美文化协会举办的游园会，为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行员授奖。由克莱尔·李·陈纳德上校率领的这支航空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脱下民间的外衣，正在改编成美军第十四航空队。
她慢慢地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活动空间。1942年7月，她在重庆第一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在一篇为纽约《亚细亚》杂志而作的重要文章《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她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她虽然居住在国民党权力中心的重庆，但决不是一个被供养起来而被封住嘴巴的“难民”。
这篇文章涉及的范围不限于题目所示。她像过去斥责国内反动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地直言不讳，重申她对中国人民和人民革命的信念。
她以自豪的气概写道，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中国妇女已经证明她们无愧于历史上的民族女英雄。自遥远的古代以来，尽管妇女的传统地位是“家庭中男子的奴仆”，“但也有些卓绝的妇女，她们的修养、见识、行政才干、甚至作战的勇敢，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记录。”到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民族革命运动的兴起使中国妇女有了新的、更广阔的远景。许多妇女……依靠工资独立生活。”首先进入社会和公共事务领域的妇女来自中上阶层，她们担任医生、公共卫生工作者和教师：“在政治领域内，许多妇女成为革命政党中杀身成仁的志士”，或指导革命运动并担任最艰难危险的工作。作为例子，她举了1907年壮烈牺牲的秋瑾以及她的老战友何香凝，“现在仍旧是我们最进步的人物之一”。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政权实际仍旧掌握在旧人手中”。“当两位国民党女领袖……在民国首次成立的国会中提出男女平等的议案时，反动派所操纵的多数轻而易举地把这提案否决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兴建了许多工厂，劳工运动也兴起了。“争取中国民主这个自觉的政治斗争，不仅包括了中产阶级并且扩大到工人和农民阶级里面去了。中国不仅看到了个别妇女的卓越表现，而且开始看到妇女们在……群众斗争中英勇活动。”
她带着深厚的感情，回忆1924—1927年大革命中女工、农村妇女和女学生和军队并肩作战的情况。“在这斗争过程中，许多从农村和工厂里来的妇女，脱离了半奴隶的地位……成长为十足的人和领导者了。封建反动头子所以痛恨那时候的‘短发女子’并且大批屠杀她们，使城市的沟渠被她们的血染红，不是没有原因的。”
革命的指挥机构中也有妇女的代表参加。她举出了何香凝、邓颖超和蔡畅。（她从不提自己，这次也不例外。）她特别说明，邓和蔡“是共产党的主要干部（共产党对当时的运动是有莫大贡献的）。”如同上面提到国民党的恐怖一样，这些话对重庆那些当权者是刺耳的。
像她一贯所作的那样，她把妇女解放摆在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而斗争的全局之中。“当一个国家有一半公民受到另一半公民的支配时，这个国家就不能算是自由的国家。”所以中国妇女“不是在内容贫乏的‘女权主义’的旗帜下，而是作为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进行斗争的。”
她接着详细地叙述了1925—1927年革命被出卖之后，妇女解放运动也同时被叛卖了：
“被右派所夺取和死也不放的国民党，裁去了曾对它的胜利大有贡献的妇女部。有些妇女仍然能在名义上继续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但这不是由于她们自己的工作而是由于她们死去了的丈夫曾居于党的领导地位的缘故。她们并没有向这种新的趋势低头，她们流亡到国外去，宣布她们反对这种倒退。”
大家都能看到，她这里指的是她自己和何香凝，她们拒绝使自己只成为摆摆样子的。已故领导人的遗孀。“但是，不幸也有其他一些妇女却和现状妥协，并且劝那些处境较劣的姊妹们放弃争取广阔生活的斗争。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内战进行了十年之久，而媚外的政策却使日本人控制了我国很大部分领土和我国很大部分政治生活。”
这些话让国民党内那些高贵的夫人们（包括她的姊妹）听了也是不会舒服的。
宋庆龄接着强调指出，席卷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以及后来抗日战争的爆发，为中国妇女带来新的希望。
在战前的救国运动中，女学生和男学生一起“参加了抗议示威游行……实行绝食，冒着警察的殴打、监禁和枪毙的危险而大声疾呼。1935年底，北平的学生赶到街头，准备用他们的肉体来阻止日本人在中国文化首都建立傀儡政府的阴谋。……中国妇女会永远记住，当游行队伍被阻于上了锁的城门之前的时候，有一位参加游行的女学生将她瘦小的身子从门底的缝隙钻了过去，不顾守兵们挥舞着的大刀，向他们解释示威游行的意义，并要求这些守兵打开城门，放学生通过。”
在上海，新成立的妇女救国联合会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她们所呼的口号之一是：“妇女们只有参加抗日才能解放自己！”这个新的团体还成立了职业妇女、教师、学生、工人、家庭妇女等许多分会，出版了刊物，同其他妇女组织（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建立了联系。
对于1936年上海和青岛日商纱厂中女工的罢工斗争，宋庆龄特别表示敬佩：
“她们的勇气甚至于比学生们还要大，因为她们所遭遇到的不仅是暴力而且是立即挨饿。这些工资少得可怜的女工们，身上穿着缝补过的衣服，头发上沾满棉絮、从小起就每天工作十六到十八小时，许多人已经得了致命的肺病——她们将永远成为我们民族觉悟历史上的英勇人物。”
工人们的斗争启动了其他社会阶层。为了支持他们，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袖——其中之一是女律师史良——被捕入狱，并有被判死刑的危险（即“七君子案”）。这一事件进一步掀起了全国的抗议浪潮，宋庆龄站在最前列。
抗战来临——中国妇女很好地迎接了这一伟大的考验。有的看护伤员；许多人不顾艰难险阻，偷越敌占区的封锁线去大后方或中共领导的游击区。留在敌占区的人，有的参加了爱国地下活动。
日本人攻占南京后大肆屠杀、奸淫，暴露出民族敌人“不仅向中国男子作战，也向中国妇女作战，并且对手无寸铁的妇女特别凶暴。”为了回答这种暴行，在一些城市组织了妇女战斗队。
1938年头九个月，“标志了中国民主团结抗战的高潮……也标志了妇女运动的高潮。”在国共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成立了“妇女指导委员会”，其中包括“许多内战时期被迫转入地下、遭到通缉的极能干的妇女，像邓颖超就是一个。”以开展文化宣传工作为主的妇女战地服务队中，有一支随军转战皖赣湘鄂，还有一支由女作家丁玲率领，随八路军活动。
宋庆龄直率指出，在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才产生了承继1925—1927年的伟大传统的真正的妇女运动。在这些地区，被组织起来的妇女人数不是以千计而是以十万计的，同时她们不仅从事救济工作而且全面参加作战，全面参加政治和经济的工作。”这些地区曾经是“中国一些最落后的地区”，“妇女仍旧缠足，文盲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深受压迫与痛苦的丈夫们对自己的妻子采取了无限专横的态度，来补偿自己在生活上的绝望。出卖或溺杀女婴几乎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当地的妇女一见到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这些奇怪而可怕地迈大步走路的‘女兵’，就吓得躲进门去。”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经过耐心的革命的群众工作；
“现在，边区的妇女……不仅比得上男子而且时常超过男子。在民主自治制度之下，妇女们参加了各种行政的工作。她们是男女村民投票选举出来的。妇女担任县长、镇长和村长是很平常的事。单在陕北，就有二千名妇女被选举担任地方行政上的各种职务。……
“到过这些区域的人，都会谈起那里的妇女在生活的一切方面所起的作用，她们如何在战争中摆脱了过去的封建黑暗而得到一种崭新的地位。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妇女来说，这种地位只有在将来才会达到。”
各地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工合”）对于妇女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工合”，来自武汉的纺织女工教会了两万名军属、难民和农妇生产毛线。“工合”的妇女组织者们显示出她们是能干的，在战争紧急情况下是英勇的。
但从全国来看，同令人振奋的1937—1938年抗战初期相比，出现了危险的阴云。
“……我们统一战线的情况已经大大地恶化了。……那些在抗战开始以后消声敛迹的反动分子，现在又能够抬起头来，大事活动来取消人民在四年战争中所赢得的民主果实。这种过程再一次地证明了妇女的地位是与进步和落后势力的消长有极密切的关系的。……例如，邮政局突然宣布不再雇用已婚妇女。女青年会的农村教育计划也停止了。……指导委员会本身……引起了特务……的注意。”
对于居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一份它为召开妇女工作领袖会议而发出的正式文告。这份文告劝告妇女们加强组织、提高个人技术、加入国民党并生育更多的孩子，但告诫她们“如果每一个妇女，都力图参加政治，那是很有害的……”
宋庆龄尖锐地指出，这是“一方面要求妇女有同样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却不给她们以平等的权利。不消说，这种观点既违背了孙中山的主张……也违背了中国所艰苦赢得的整个进步趋向。”
尽管如此，她响亮地宣布：“我国妇女们的觉醒仅仅是在开始。”
“我国妇女的斗争史不允许我们相信，她们将来会有一天听任民族敌人或者国内的社会反动势力奴役她们。只有扩大民主，包括妇女权利在内，才能取得抗战的真正胜利。……妇女在遍及全世界的法西斯恐怖和战争中，受到的痛苦甚至比男人还深。当打退了侵略而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妇女将与各国妇女站在一起……使将来的一切都向前发展。”
1942年6月22日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一周年。宋庆龄出席中苏文化协会（国民党所属半官方机构）举行的纪念会，一同出席的有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邓颖超、郭沫若和史良等。她在讲话中强调指出，苏联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在于全民团结一致。这显然是为了反衬出中国国内团结的被削弱，间接地对国民党分裂抗日统一战线加以批评，而对左派要求加强统一战线则加以赞许。
在她留居重庆的几年里，遇到苏联的一些纪念日和庆祝活动，她总是同左派人士一起出席。她对苏联及其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是一贯的、坚定的，体现了她对孙中山“三大政策”中的“联俄”一项的坚决继承。她很高兴地知道那边的朋友们在尽他们的努力。如在一封信中写道，“莱培”现在“是个大人物了，统率着一支大部队……”。但她没有忘记那些在30年代后期被清洗的人——他们已经不再能参与战斗了。她在另一封信中说，现任苏联驻华大使“不像（前任）博戈莫洛夫那样讨人喜欢……看来我们认识的那个博戈莫洛夫已不在人世——在维希①和伦敦的那个（博戈莫洛夫）尽管名字也是季米特里，却不是同一个人。”
①1940年6月纳粹德国攻陷法国首都巴黎，以贝当元帅为首的法国政府向德投降，使将此卖国政府迁至法国中南部城市维希（故又称维希政府）。——译者
1943年1月下旬，她就英、美两国正式宣布取消在华特权发表声明。这些特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主要是治外法权（各该国国民在华不受中国法律管辖），英国还有在若干中国城市设立租界之权。宋庆龄分享了人民的喜悦，但告诫大家，正式宣布撤销这些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只是开始。第一，这还不意味着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已获得平等。“要使经济与文化臻于平等的地位，非外交谈判所得为功，必须国人从多方面奋发猛晋，始得实现。”第二，英、美虽宣布取消特权，但它们过去享受这些特权的地方“尚沦陷于日寇之手，故非将敌人驱逐出国境，则不惟特权无法收回，而沦陷区同胞呻吟于敌伪双重压迫之下，仍将不获享受此等新约所子我们平等解放的保证。”第三，“总理遗嘱，所期待于国人者两事：其一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二是召开国民会议。余深信在抗战建国过程之中，国际关系已趋平等之后，国民精神必日见其发皂，民主精神因抗战建国而必日见其发扬。”
象通常那样，她一再引证孙中山的遗教。但国民党对孙中山一向是只在口头上、而从不在行动上尊重，所以宋庆龄的声明国民党的报纸都不予发表，只在中共的重庆《新华日报》上刊载。
在这段时间里，1942年8月，她在重庆恢复了保卫中国同盟，开始时只有两个人帮助她工作。一个是廖梦醒，香港时期的亲密同事之一。日本占领香港后，她和母亲何香凝、叶挺夫人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援救脱险，进入内地。经周恩来指派，她现在又在重庆帮助宋庆龄工作。另一位是王安娜，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炳南是周恩来在这战时首都进行外事工作的得力助手）。
保盟在香港的一些工作人员后来慢慢地都来到了——有人经历了极大艰险。如邱茉莉和本书作者是从一个外侨集中营中逃出来的（两人后来结为夫妇），但有人却不那么幸运，如名誉秘书海弥达·沙尔文一克拉克夫人就一直被囚禁在那里。杰姆斯·贝特兰参加了香港的保卫战，被关进了在日本的战俘营。名誉司库诺曼·弗朗士在参加香港城防志愿队作战时牺牲了。保盟在香港时期的主要支柱之一的廖承志，曾组织力量使数以百计的进步爱国人士从日本占领下脱险，但他自己在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后却被逮捕，关在以残酷著称的国民党上饶集中营，直到抗战胜利后始获释。保盟其他成员和同事，包括金仲华、柳无垢和许乃波等先后进入国统区或解放区，但不久都到了重庆。奥地利的魏璐诗过去在上海时认识宋庆龄，也帮助过她工作，这时到内地来教书和工作，成了保盟的一个新成员。此外还有约翰·伯特·福斯特（关于他下面还要提到）。
经过宋庆龄坚定不移的努力，并得到中共和八路军驻渝代表周恩来的积极支持，保盟不但恢复了，并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发展。
重庆的环境比香港困难多了。国民党的种种限制使保盟不能有一个正规的办公场所，也没有地方来承印它的出版物，只能在宋庆龄寓所的起居室里开会和工作。对捐赠者的报告只能一遍一遍地用打字机打出若干份来，或者把稿于设法送到国外去，请友好团体代印。有一个题为《在游击战中的中国》的年度工作总报告就是1943年由纽约的援华委员会印行的。宋庆龄为这个报告写了一个引言《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分析世界和中国的形势并再次阐述保盟的任务。
关于世界形势的变化，她写道：
“这是我第三次向你们讲话了。……第一次讲话是五年前。……当时我请求你们帮助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反对黑暗的伟大斗争发展为公开战争的战场之一。’我说过那是‘由于中国人民象西班牙人民一样，拒绝投降，因此连慕尼黑协定也没有能够使法西斯的浪潮淹没世界。’
“那时你们和我都不能预料到，由于许多国家目光短浅到令人难信的地步，光荣地战斗着的、坚守着那些国家的门户的西班牙人民竟会遭到失败。……没能预见，反轴心国家直到极迟的时候（但还不太迟）才联合起来，付出了数百万生命的代价，最后才扭转了大局。”
至于中国内部的情况，她写道：
“在抗日前线的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武装部队仍然担当着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卫，中国人民的武装部队进行斗争、实行民主，把许多孤立的游击据点扩大为敌后强大的抗日根据地。……
“我们的优秀战士……虽然作战时间较久，但他们并不借此就要求丝毫减少作为一个同盟国家应负的责任。……对于国内有些人们，认为现在可以让别人去争取胜利的意见，他们也给了极其严厉的驳斥。……”
保卫中国同盟征集援助主要是为了这些人民的军队：
“……他们虽然牵制了并且仍在牵制着日本在中国的几乎一半兵力，但是他们已经有三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以及与我们的工作特别有关的医药援助。……国内政治的封锁使他们没有医生、外科器械和药品；甚至由国外友人送来的，他们也得不到。我们并不要求给他们优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要求取消封锁，并吁请大家不要对封锁默许。这种封锁在中国划出了一条无形的界线，一边是每一个抗日受伤的战士都可以有资格受到治疗，一边却不然。
“……当世界还没有完全加入这伟大斗争的时候，保卫中国同盟反对‘中立’的救济观念，主张首先把援助送给反侵略的战士们，因为如果不是他们用斗争来挡住了侵略者的路，那末，侵略者获得胜利之后就会造成那样深重的苦难，即使全世界的救济力量也无济于事了。……
“中国没有团结，整个反法西斯阵营没有团结，就不能获得胜利。没有民主，就不能有团结。没有人民的积极性，就不能有民主，而这种积极性是建筑在对于大家所面临的问题的了解这一基础之上的。
“中国救济事业，作为积极的、民主的活动，就是要按照平等和按比例分配的原则对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每一块募集到的钱、每一个为这个目的而发出的呼声，都不仅是减除痛苦，而且是打击那些制造这种痛苦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予摧毁，它们就必然要带来新的灾难。这是最真实的人道主义。”
像过去一样，宋庆龄以她个人的独特地位和交往方式，努力在保盟内部及其周围、在中国内部及国外，建立统一战线。在香港的时候，特别是在她弟弟宋子文因皖南事变而退出保盟之后，她就开始邀请一些有影响的人士担任保盟的新的支持者。到1943年，保盟的支持者有：
在中国国内：孙科、何香凝、冯玉祥（以上三人同宋庆龄本人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茅盾（自鲁迅去世后公认为中国首位现代作家，保盟的新的赞助人）。
在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未来的印度总理，多年来一直同宋庆龄通信）。
在德国：托玛斯·曼（国际知名的小说家，自希特勒上台后住在美国）。
在美国：赞助的人为数很多，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除老一些的朋友如记者兼作家埃德加·斯诺和文森特·希恩、著名歌唱家及黑人领袖保罗·罗伯逊外，又陆续添了一些新人，如以写作有关中国的小说著名的赛珍珠、剧作家克莱尔·布思（她的丈夫是中国出生的美国报业巨子、《时代》、《生活》杂志主编兼发行人亨利·卢斯，他们后来支持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进行反共内战，但当时还是赞成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的。）
专门支持宋庆龄的工作的美国团体“援华委员会”和“INDUSCO”（美国援华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分别由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母亲安娜·罗斯福和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担任。
这样大的阵势使国民党对保盟实行镇压或者即使是公开指为“赤化”都很为难，但也并不放过它，威吓和骚扰不断。在重庆时同宋庆龄在一起工作的人所处的环境，用当时在场的美国观察者的话说，是“秘密警察监视着她的房子”，而她自己“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特务和武装警卫的俘虏”。
尽管如此，她在重庆仍然建立起广泛的友好关系，以减少一些困难。其中之一是当时重庆市长贺耀祖将军的年轻夫人、直爽而倾向进步的倪斐君。她对宋庆龄的救济工作非常热心，以后在新中国是红十字会领导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被折磨而死。
在外国友人中有一位很起作用的是年轻的美国人约翰·伯特·福斯特，一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教士。1938年，他在武汉一所教会大学教书，遇到了周恩来和史沫特莱。后来他去访问过山西省内的八路军前线指挥部，遇到了朱德总司令。他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在美国政府的战时新闻局（美国新闻处的前身）重庆办事处任职，这个身份使国民党特务不敢找他的麻烦，而且他的身材魁梧结实，更不敢碰他。所以，没有人比他更适于担当陪伴廖梦醒去银行提取国外汇给保盟的捐款的任务。个子矮小的廖梦醒取到现款之后，就在福斯特的保护之下，送到停在附近的一部汽车上去，车里有周恩来派来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在等候。办事处把这些捐款分送给国际和平医院及保盟在延安和各解放区的其他有关事业单位。这些单位及时将收据寄送给保盟。
宋庆龄一旦在重庆开始工作，就逐步地利用这个战时首都的一些有利条件，以抵消在香港时所没有的某些限制和障碍。其中之一就是能够直接接触周恩来及其他来自延安的领导人，包括东京时期的老朋友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和董必武（同国民党联系的中共主要代表之一）。他们使她了解解放区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为保持抗日统一战线而进行的斗争中错综复杂的党派关系。
关于解放区的医疗状况和需要，保盟通过周恩来的办公处，现在能相当经常地收到保盟驻延安通讯员马海德医生的报告。马海德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于1936年同斯诺一同到红军部队中去的。
重庆又是从日本占领的北平、天津和其他城市逃出来的西方人必到之地。他们的行程部要先经过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达延安，然后再到重庆，最后返回本国。他们长途跋涉，有时步行、有时骑马，经过的地方名义上是日本占领区、实际上已由八路军收复，他们的亲身经历极有说服力，特别在国民党对中共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的情况下更有价值。他们往往要走好几个月、路程长达几千公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可以说明抗战的范围和效果的无可辩驳的证明。而且这些人过去从来没有左倾的思想，所以没有人能说他们是“赤色宣传员”。曾向宋庆龄和保盟谈过经历和见闻的有美国花旗银行北平分行的前经理盖伊·马泰尔·赫尔，两位法国人乔治·尤尔曼和勒内·唐永（他们立志追随戴高乐将军）和一位荷兰电气工程师卡尔·布隆基斯。
印度国大党援华医疗队是差不多五年前宋庆龄从广州送走的。队员巴苏医生在游击区和延安服务多年后回国，途经重庆。他在战地不只是一个抱着同情态度的观察者，而且是一个参与者。宋庆龄见到他时详细地询问了医疗保健情况以及这些地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是如何应付环境的。这位年轻医生还写道，她以私人交往的方式表达了她对印度的同情：“像一位真正的母亲，她专门准备了鱼给我吃，说孟加拉人是爱吃鱼的，而我大概已经好多年没有尝到鱼的滋味了。”
这个医疗队的另一位成员柯棣华大夫在继白求恩大夫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期间积劳病逝。宋庆龄在给柯棣华在印度的家属写信时表示了深切的悼念，并像常做的那样，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及进步事业联系起来：
“白求恩大夫是一个加拿大人，受本国和美国的反法西斯组织派遣，先到西班牙、后到中国，为那些在这场全人类现均已卷入的伟大斗争中最早倒下的人救死扶伤。
“柯棣华大夫来自印度，受印度人民的派遣，为同一个进步事业服务。……
“当时，这一事业还不是普遍受欢迎的——正如现在，它仍然不是到处都受欢迎的。为之而战的人们受到诬蔑、为人叛卖并得不到战斗所需的手段。
“如同白求恩大夫一样，柯棣华大夫的名字将被永志不忘。那些在经受伟大考验中得到他的医疗服务和印度人民一致支持的人……（以及）我们这些把每一个争取自由的战斗都看作自己的战斗、属于各个国家的人，将永远怀念他……”
“未来将给予他甚至比现在还要崇高的荣誉……因为他是为未来而斗争的。我们自己深感骄傲，因为像他这样的人从全世界各地都来帮助我们战斗——承认我们的战斗就是所有人的战斗。”
她对印度为摆脱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一贯给以支持。战争中期，蒋介石曾访问新德里。当时她给一位友人的私信中说，“委员长一行仍在印度，他此行的真正原因猜测很多。不管什么原因，我敢肯定，我们能够指望尼赫鲁和他的党领导印度人民，为争取自由进行英勇斗争。”
把保盟的医疗物资运送到解放区去，要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这件事在重庆有漏洞可以利用，（虽然开始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漏洞），这在香港的后期是没有条件的。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高级谈判代表在国统区享受着某种类似于外交官的地位，他们往返延安重庆之间可免受检查。因此，他们每次总能带一些体积不大、但很重要的东西如外科缝合用针、牙钻钻头等，在口袋或公文包里就能带上相当数量。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在1943年6月），国民党被迫放行了一批供应给国际和平医院的物资。在同年9月印行的保盟年度工作总报告中曾提及此事：“尽管总重量不超过一吨，这批物资确实包括了宝贵的外科手术器械和相当多的磺胺药品，这些都是通过美国红十字会和私人捐赠者的热诚合作而得到的……这批物资是在八路军谈判代表的护送下运输的，所以才得到许可……但这一行动不能被认为是封锁的永久撤销，这样的封锁已持续了三年，使医药供应到不了游击队手中。”
在那些年代里，一吨物资对于这支作战最积极的中国军队来说，是太微不足道了。这支军队有成千上万的战士、在敌后作战的区域内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但有这一点总比完全没有好，而且以后还有——虽然为数总是有限。
在重庆，一种新的国际环境也在出现。日本袭击珍珠港后，西方国家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的盟国。它们不再绥靖日本、也不再阻挠中国的作战努力。它们还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的内部团结对这一世界性的战争有其重要性，而在抗日的力量和反对投降的坚决性方面，中共领导的军队位于最前列。
因此，当人们看清这些现实情况之后，宋庆龄在越来越多的驻渝外国官员、军人和记者中间，赢得了更多同情。他们所能产生的影响要远远超过香港的外国人，因为他们是驻在中国的战时首都，而香港只是僻处一隅的地方。
由于是在重庆，宋庆龄还能有机会向一些短期来华访问的高级人物说明她的工作和对中国局势的看法。这些人物中有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威尔基（曾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
威尔基以所著《一个世界》（“One World”）一书著名，他在书中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结成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前途充满信心。他来华访问的时间较早，是在1942年。作为到那时为止访问战时中国的最显赫的美国要人，他受到了国民党大吹大擂的欢迎。蒋夫人宋美龄亲自安排他的日程，并且尽可能地把他“包揽”下来——从而使他不受任何来自国民党对手的影响。宋庆龄对威尔基的印象不坏，但她没有机会接近他，周恩来等人倒是同他谈了话。她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在几个场合见到他，但始终没有办法同他单独谈话……他的日程是别人给安排的，所以他没有时间去见他想见的人……但CEL（指周恩来，“周”的旧音译为Chou）会有机会在他临走之前同他谈一次……8ra（指八路军）的林彪明天将到达，所以他可能有机会向威尔基提供第一手材料，因为他刚从前线回来。”
她对开明的副总统华莱士在对华关系上寄予更大希望，因为他是农村出身。他访华是在1944年6月间：
“华莱士先生很快就要从天而降了。我希望他有机会去访问一下农民，看看他们怎样耕耘、怎样生活……还要亲自看看在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谁的利益更重要——是地主、还是农民。”
在见过华莱士后，她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同华莱士先生谈过了，谈得很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诚恳的人，同将军一样——我想他的访问会比威尔基有更大好处。”
这里说的“将军”是约瑟夫·沃伦·史迪威，1942—1944年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同宋庆龄关系很好，很支持她的事业。他能干、诚实、痛恨虚伪、在军队中和社会上都同底层（而不是上层）感情相通，因此很受人爱戴。
不幸的是，这位副总统华莱士——宋庆龄把他同这位坦诚的将军相提并论——在这次访问中却被人利用了，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建议撤换史迪威。但这是另外一码事。
美国驻重庆的高级官员中，对宋庆龄的工作最同情、帮助最多的是史迪威。
史迪威曾长期驻华、到过中国许多地方，又会说中国话。他一直非常尊重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普通士兵，对军政上层人物的贪污腐化则深恶痛极。早在1936年，当时任驻北京中校武官的他就从斯诺那里听到了关于中国红军的第一手材料，并且认为在同日本作战（他觉得这是必然的）时它将发挥不仅对中国、也对美国极端重要的作用。到1938年，他驻在武汉时，中共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取得的胜利证实了他的估计；他帮助史沫特莱（他逐渐喜欢和尊敬她）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征集医药供应。
迫切希望尽快赢得战争并赞赏中共领导的军队所作的贡献，史迪威下令，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来到中国的美军运输机内要留出一些舱位装运准备送到解放区去的救济物资。1944年年中起，美军派出观察组常驻延安，美军运输机也常直飞延安了。
在重庆，他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他在1942年8月4日的日记中把她同她的姐妹作了比较；
“在这三位妇女中，孙夫人是最随和的，也可能是最深邃的。她反应敏捷、性格可爱、文静稳重而思虑周到。”（关于史迪威提供的帮助和他自己的遭遇下面还要谈到。）
1942年以后，主要的外国战时救济机构也都派出代表常驻重庆。主要由于宋庆龄的名望和努力，他们开始给保盟的项目拨款。加拿大提供了一些援助以继续白求恩大夫开创的工作。美国的援助来自“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美国所有私人援华团体战时均参加此联委会）和美国红十字会。英国的援助则都通过“联合援华会”（在长期活跃的“中国运动委员会”鼓动下组成）。其他提供援助的国际机构还有基督教公谊会资助的公谊救护队等。对于所有这些团体和机构，宋庆龄经常为保盟在解放区的项目提出各种申请，她的辛劳从至今还保存着的许许多多信件中可以看到。例如：
致加拿大捐赠者的信有6封。一封为国际和平医院呼吁的信中引用马海德医生的报告说：“到1942年底，所有来自外国的药品和其他供应品均已告罄”，“现代化的器械和药品能够挽救许多人的生命，否则这些生命将白白失去。”马海德所附的急需物资清单中，除了当时新出的磺胺药物外，还有一些最基本的需求，如麻醉药、注射器、针头、腰椎穿刺器。报告还开列了已收到的捐赠物资及款项的详细清单，说明了新的运输途径。信件清楚地告诉外国捐赠者，在这战争的最后年月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充满了矛盾：
“中国西南部的局势非常严重（日军自1944年4月至11月连陷郑州、长沙、衡阳、桂林、南宁，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行动，少数日军窜至贵州独山，国民党军全线溃退，重庆震动。卜—…希望这一挫折能掀起群众抗战的一次新高潮，促进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善……中共是准备就任何问题进行谈判的，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力量和促进民主。……但封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致美国红十字会的信也有6封。她为解放区要求再分给一些医药供应品（当时正由印度大规模运入），并为已收到的东西（包括一台由英国公谊救护队协助、经陆路运到的X光机）表示感谢。1944年夏末，美军飞机开始飞往延安，宋庆龄在信上写道，“运输问题能得到这样好的解决真是令人欣慰”，并特别代表国际和平医院致谢。稍后，战事逐渐平息，她又想到了将来：“现在军事需要将自然而然地减少”，希望“你们在促进中国广大地区内人民健康方面继续给以合作”。
这是宋庆龄和保盟在同美国官方及半官方人士保持接触最良好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正是史迪威在华任职的时期，此后，情况就每况愈下了。
宋庆龄在重庆期间，同老朋友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并常常关心着他们。
路易·艾黎，这位身体结实、热心肠的新西兰人，在宋庆龄的大力鼓励下为开展和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做了许多工作。到了1942—1943年，他也成了国民党找麻烦的对象。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工业合作社像其他一切事情一样，都必须要找国民党做靠山才能存在。但国民党对“工合”越来越想加以控制，使之变成它自己的工具，同时把开创“工合”的民主和进步人士排挤出去。
宋庆龄在写给格兰尼奇夫妇的信中（他们在上海时就认识艾黎），几次提到他：
“路易正在‘冬眠’。他很伤心。这里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会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把他撵走了。但卡彭特的到来使他们要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现在想把事情弄得使他到处碰壁，这样他为了‘面子’就会辞职。但我想，尽管他伤心，他有勇气坚持下去。”
“抓人还在继续并且越抓越多……”
（信中提到的卜亨利·卡彭特是著名的合作运动者，他到中国来研究和帮助工作，对艾黎在“工合”运动中的积极作用他也有所了解。信中提到“抓人”不仅指“工合”中的进步人士被捕，而且也泛指社会上因反动势力益趋嚣张而出现的状况。）
“比尔（她在信件中有时用这个名字称艾黎）……虽然谦让，还是受到许多厉害的打击。他的工作合同没有续签……他有勇气，将在‘工合’坚持干下去，但我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
“比尔……又害疟疾了……他要做的事很多……但由于政治原因，他只能少说少动。他的真心朋友们同他通讯要采取间接的方式。艾达·普律德在纽约，她可以直接寄信给他……（艾达·普律德是“美国援华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Indusco）的负责人，在艾黎被国民党官方控制的“工合”组织排挤出去之后，这个组织继续支持他的工作。）
“这些日子，比尔成了个垂头丧气的人。他出力建设起来的一切正在很快垮掉，他这些年里的一切牺牲和劳动看来只给他带来失望。”
但艾黎后来完成的工作比她当时所设想的要好得多。他被排挤出“工合”组织之后，就把全部精力用于创办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在甘肃省山丹县，招收农村贫苦儿童入学，教他们工业生产技能和合作社的原则——这些学生后来在解放本地区的斗争中作了贡献，不少人今天成了中国石油及其他技术界的高级人才。艾黎同宋庆龄的友谊一直继续着并且在战后和解放后的日子里更趋深厚。
这些信的收信人格兰尼奇夫妇，宋庆龄是很喜欢的，曾多次想让他们回中国来。她在给他们的信里介绍其他许多老朋友的情况和遭遇，谈论各种事情。
同史迪威将军对救济工作的帮助有联系、又同孙中山及宋庆龄的一位早期助手有亲属关系的是史迪威的副官理查德（迪克）·杨（杨孟东）少校。这位夏威夷出生的美籍华人当时二十多岁，他大学毕业当上工程师不久就遇上战争，志愿从军。他同宋庆龄虽然过去不认识，但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杨的祖先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移民海外，和孙中山是广东香山（今中山市）同乡。杨的伯父杨仙逸1923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兼飞机制造厂厂长（宋庆龄曾乘该厂组装的第一架国产飞机“洛士文号”试飞，见第六章），后在东征运送军火船上因爆炸事故不幸殉难。宋庆龄在知道迪克·杨的家庭关系之后，实际上把他当侄子来对待，并且在他调赴缅甸战场后经常给他写“家信”。下面从她给他（还有别人）的信中摘录几段，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时局及她的活动和情绪：
“在远离现实的重庆的和平气氛中，很难想象一场猛烈的生死搏斗正在到处进行——在陆上、海上、空中，还有在险恶的丛林中……我如果现在是在前线积极参加战斗一定会好受得多……你要为我多打几个（敌人）。没有什么比干坐在这里、对这场为一切值得活下去的东西而作的严酷斗争作壁上观，更令人泄气的了。
“你不在的时候，我写了几篇争取支援救济工作的文章，其中给美国劳工的一篇惹得这里的大官们火冒三丈，为它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闭眼不看事实，一个劲儿地责备我呼吁解除对游击区的封锁……”
这里所说的那篇引起风波的文章就是《致美国工人们》，1944年2月8日由“联合劳工新闻社”发表，这个社专向美、英及其他国家的工会报刊发稿，本书作者当时是该社驻中国记者。在这篇文章里最使国民党恼火的可能是这样几段尖锐的话：
“美国工人要表示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关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求把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生产品和礼物平等分配给一切积极抗日的中国军队，不论它在什么地区；凡是不积极抗日的军队，就不予分配。
“他们要表示对中国民主的关心，只要公开声明反对中国发生内战。中国反动派正在准备这种战争，企图消灭我们斗争中的民主力量。这些力量就在陕北和敌后的根据地。在那些地方，工人运动得到了扶持和鼓励，许多矿工和铁路工人武装起来与游击战士通力合作，以割断日本与它在华北、华中的主要大陆基地的联系。”
在另外一封给杨少校的信中，她写道：
“我不能到前线去工作——至少可以护理一下伤员——真叫我生气！战争和它造成的痛苦变得如此遥远！应该让我更接近一些。当人们在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抗日战争由此开始）捐出几元钱时，他们不应该认为他们已经尽了责任！”
她把前线的紧张和危险同重庆的腐败空气作了尖刻的对照，对她的亲属（杨少校认识他们）也毫不宽假：
“上星期天我的姊姊和妹妹乘C—54（一种运输机）去里约热内卢（巴西最大海港及政经中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飞机，就像是一节普尔门式卧车车厢（普尔门设计，设备特别舒适）。我希望她们的荨麻疹能治好，到秋天就回来。这件事当然又引来了一大堆谣传，尽管‘大元帅’（指蒋介石）请了不少大官、记者和教士参加一个招待会，用以驳斥这些谣传。”
这里最后一句话说的是蒋介石夫妇举行的一次盛大聚会，专门为了辟谣——谣传宋美龄出国是因为蒋又有了一个情妇。
宋庆龄接着在信上又提到苏联的战况——对纳粹侵略者的反攻正在加强，而在国民党中国，则前线正在崩溃：“顺便提一下，你一定听到了苏联红军近来取得的迅速进展。我预料他们在1945年之前就可以欢庆胜利。”
她全心全意地为击败法西斯轴心国而努力，所以一直怀着同情和希望，注视着苏联对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以及美国对日本主要在海上进行的战斗。她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热切地希望在苏、中、美三国之间能够建立联盟。我奇怪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害怕采取这一步骤。除了卖国贼和反动分子以外，全国人民都会赞成。”
同时，对于英国在全球的作战及其目标，她的看法不那么乐观，认为英国主要是想恢复和保留它的殖民帝国，这个帝国“他们是永远不会体面地放弃的。”
前面提到过美军运输机把“保盟”募集的一台X光机运往延安的事情，这是宋庆龄通过理查德·杨少校向史迪威将军提出的请求。史迪威不但同意，并且在得知机舱门太小、X光机进不去时，甚至下令——当时人们都这样传说——“用喷灯”把舱门弄大。
即使在美军观察组（称为“迪克西代表团”）派驻延安之前，史迪威就派遣陆军军医梅尔文·C·卡斯伯格陪同第一批外国记者（本书作者是其中之一）到八路军前线去访问。卡斯伯格在他的报告中完全否定了国民党的说法（中共领导的部队不打日本人、没有伤亡，也没有抓到过日本俘虏）。他写道：
“根据我的观察，我深信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说法）更不符合事实……士兵们……几乎完全是用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武器弹药装备起来的。我自己亲眼目睹，在一夜交战中，缴获的军用物资足够装备八路军的一个连。……我也见到过被抓来的日本兵……我看到（八路军）许多伤兵。……士气……极高，我相信这就是他们在开展游击战争中能够取得胜利的秘密。”
卡斯伯格医生注意到了抗日根据地民兵——他用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后备民兵（“Minute Men”）来与之相比——所用的地道战、地雷战和其他战术以及军民一条心的种种表现。
在他自己的医疗专业方面，他赞扬八路军的医务工作人员在几乎完全没有现代设施的条件下对伤病员的医疗和看护。
在另一个报告中，他这样描述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它座落在“一排排窑洞里”，但管理得出人意外地良好，如果我们考虑到它的困难情况。“器械和用品的消毒是在灶火上进行的……绷带、纱布、毛巾和其他布制品都是自制的，由医院职工和还能做些劳动的病人就地自纺自织。器械……都已过了使用期限……只有一台小X光机，已旧得几乎不堪使用了……（外科缝合用的）肠线完全没有。”但输血所需的血液却很充足，“过去一年里本院职工就有34人献血”——这表现了士气的高昂。
尽管物资极端缺乏，这所医院还是做了相当复杂的手术，开办了卫生学校，培养出200多名医生。医院里有一些老师和医生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中国最著名大学的毕业生。
卡斯伯格写道，“我不能不赞佩这些人面对巨大困难所取得的进步……人们如果去分析一下这些困难，那末极大多数是由于国民党的封锁……”
关于美国将来可能给予的援助（像史迪威等人所主张的那样），他建议说，“如果向这些军队供应军火去打日本，我们务必也要供应他们医疗用品。”
同史迪威一样，在美国国内问题上，卡斯伯格的立场是右而不是左的。但他访问八路军归来后，对于国民党拒不发给中共领导的部队以医药供应品，极为愤怒，并且后来在史迪威将军的支持下，送了一些进去。
自从埃德加·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1937年出版以来，1944年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对延安的先后访问第一次向外部世界提供了关于中共领导的地区的亲见亲历的充分资料。对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已发展成为一支力量，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以及战后中国及世界的局面都有其重要作用。
关于记者团的访问，宋庆龄在1944年9月的一封信中写道：
“大约4个月前去访问延安的记者们已经回来了。他们都为在那里所看到的伟大行动而热情高涨，还有那里丰衣足食和进行大生产（虽然使用的是原始的方法）的情形。所以我们该改变看法了……他们已不再仅仅是些游击队员，而是生气勃勃的九千万人口……为抵抗日本而组织起来。确实，他们不用惧怕任何国内或其他敌人——这是个解放了的区域。在党的大会之后，他们将会发表一些令人大吃一惊的宣言，也可能使全世界震动……”
当美军观察组继记者团之后出发赴延安时，她评论道：“两星期前，由戴夫·包瑞德上校率领的一组20名军官启程前往‘禁城’（指延安）。谢伟思也在这兴奋的人群之中。由于Y城的地面非常泥泞、天气又不好，飞机撞到了地面上，幸好没人受伤……我真是高兴，因为有200多磅医疗供应品送到了我们支援的医院，还有3架显微镜和磺胺药品。”
宋庆龄同史迪威及其僚属、还有外国外交官（特别是一些同清中国、有民主思想的年轻外交官）的接触，无疑有助于不少人了解和赞赏中国进步人士的观点和情绪。这一点由于中国国内局势的恶化而更显突出。对于其他国家参加对日作战，国民党不是把这一发展看作加紧抗日的良好时机，而是表现得越来越倾向于让别人替它打仗，自己则尽量保存军队和军需供应品（包括来自国外的日见增加的供应），以便将来进行反共内战。
谢伟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记载了他同宋庆龄的重要谈话。谢伟思在中国出生、性格直爽、当时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个年轻秘书，被派到史迪威将军总部任政治助理。
1944年2月14日的报告中说，宋庆龄在这次谈话中表现得比过去四五次谈话的任何一次都来得“更坦率，并且显然已经近乎激烈的程度”。“有好几个组织”来邀请她去访问美国，她也已表示接受，但接着国民党“却干脆对她说，不准她出国。”她认为，这一禁令是出于“她的家族和国民党高官”对她发给美国救济团体的一封信件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工因为她在信中揭露了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区域实行封锁，要求国外援助的医药用品平等地分配给所有对日作战的中国军队。这事发生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国防部长何应钦和张治中将军一个接一个地来拜访她。这些人——用她自己的话说——都来对她蝶碟不休地进行“幼稚可笑的说教”，说“中国的家丑不可外扬”。她的家族也“很生气”。
她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WTC（吴铁城）让自己担起了当面申斥我的任务。他还不满足……又让H将军（何应钦）的代表……帮他来围攻我。他们不承认事实，只是一个劲地责备我呼吁解除对游击区的封锁。”
谢伟思把宋庆龄同她的家属及国民党权贵的关系看作是衡量国民党同开明人士之间关系的标尺。这种看法肯定更符合事实，不像近来有人把宋庆龄同她的家属的关系情绪化，似乎他们之间的骨肉之情胜过政治上的分歧。亲人之间的感情当然是存在的，但对宋庆龄来说，原则决定一切。
让我们再来引几段谢伟思的话：
“我不能不得到这样的印象：孙夫人现在的处境极为窘迫和艰难，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了一个囚徒。这一点她在谈到关于她为解除反共封锁而努力所引起的不快时所说的一句愤愤不平的话语中流露了出来。她说，‘他们所能够做的无非是不让我出去旅行。’”
国民党不但限制她出国旅行，连在国内旅行也有限制。她在1943年4月7日给格雷斯·格雷尼奇的信中说，“我希望能去一趟兰州和西安，但能否成行要看警备司令是否批准。我渴望亲自去看看。”但她到底没有去成。
在谢伟思上面谈到的那次访问以后三个星期，在1944年3月5日，他又去看望她并且发现她更加愤懑：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正好在拜访她。（我一到）他就走了。我表示歉意，她笑着说，这是一次很令人难以忍受的谈话，而且谈得太长了……这位部长的意思是她在一个中国国内问题上，向国外散布不真实的情况和无稽之谈。
“部长来找她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为了她已同意在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发表广播演说，关于演说的内容要求她接受妥协的方案。这一演说是美国纪念活动的一项内容……是赛珍珠和其他有影响的美国人士向宋庆龄发出邀请的。……她拟的演说稿……在送审中被作了大量删改，因此她表示要取消这次演说……她绝对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妥协。她原先已同意美方的邀请，如果后来又取消了，中方主管宣传的部门很难交待，所以部长赶来同她谈判，希望双方能够妥协，但没有成功。她毫不对他觉得抱歉。”
她后来于1944年3月12日为在美国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日所作的广播演说《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中，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孙中山在反对满清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决不会认为国外朋友对于我们人民的运动的支持是有损国家主权的一种干涉行为。今天我们人民也不会那样想。对于像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压制印度独立之类的现象，我们认为有权加以批评，同时我们也承认别人有权分析我们国家中的情势并提出批评。
“有人批评我们有依赖外国的倾向。我要指出，固然所有中国爱国人士都认为我们的抗日军队应该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但是，只有那些采取观望态度，不积极参加我们民族斗争的中国人才会对人民缺乏信心，以致哭哭啼啼表示说，倘使明天外援不来，后天我们就会垮台了。为我们的国家和为我们的前途而战斗的人是要求援助的，可是他们为之而作了这样多牺牲的目标是不受任何条件的影响的。”
现在再接着介绍谢伟思就他同宋庆龄谈话所作的报告：
“谈到最近关于宋子文被捕的谣传，她付之一笑并说他要是被抓起来审判倒是件好事，因为这样可以使气氛澄清。我说总要有个罪名才能起诉……她回答说，随便什么事情都可以被说成是一种罪名。从（她的）态度看来，委员长（蒋介石）一定对宋子文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指控。她接着又说，如果把她同子文关在一起倒很不错。
“她说，（她的姐夫）孔博士很为她担心。他说过，‘你要是老这样说话，他们把你抓起来怎么办？’她回答道，她欢迎他们来抓她。”
她对恶劣环境的挑战不但勇敢而且泰然自若，充分显示出她的精神力量。
谢伟思还报告了另一次有关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谈话。宋庆龄说，戴笠正在把重庆一些防空洞用作秘密监牢，这是一个被关在那里的青年托人偷带出来的条子上透露的。
为了更有效地对日作战，谢伟思同史迪威一样反对封锁中共领导的地区、赞成重庆政府实行改革。在1944年6月20日写的题为《中国的局势：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的报告中，谢伟思提出了在华北地区未来对日作战中“帮助共产党和游击部队或同他们合作的问题”。至于促进重庆的改革，“一个非常有效的行动……将是由白宫对孙逸仙夫人发出邀请’。
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是宋庆龄与之建立某种有效联系的另一群人。
美国（时代一生活》杂志记者西奥多·H·怀特1943年亲眼目睹了河南省的大饥荒后回到重庆。他想要让蒋介石知道这些惨状并采取一些行动，但起初没有成功，后来——
“全靠（蒋的）二姨、孙逸仙的圣洁的遗孀的帮助，……她坚持要这个独裁者接见我。
“她最后给我写的一张条子使我对会见坚决起来，她在条子里安排了这一约会。‘……他们对我说，他（蒋）很累……但我坚持说这是一件牵涉到千千万万人生命的事情……’她写道。
“她又说，‘我想对你建议，你在写报道时要像对我谈的时候一样坦率和无所畏惧。如果对此而倒霉受罪，那也不要泄气，否则局面就不可能有丝毫改变。’”怀特所写的关于河南饥荒的毫不留情的报道在《生活》杂志刊出后，宋庆龄很快就对这位记者大加赞扬。“我看这样一来他要再来（中国）会有麻烦，”她写道，“但他如果知道他为中国人民办了一件好事，他会感到欣慰的。”在同一封信中，他以赞扬的口气提到了另一位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一个有才能、有新闻敏感并对中国老百姓有深厚同情的人。“我读了杰克·贝尔登关于三年前缅甸撤退的书，很感兴趣。它至今被认为是关于这一战役的最佳作品。”
前面提到她通过当时任“联合劳工新闻社”驻重庆记者的本书作者发表《致美国工人们》一文，也属于她同外国新闻界联系这一范畴。
在中国社会中，在明晃晃的重庆政治舞台上，宋庆龄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以表明她在建设一个争取更多外援、反对国内压迫的统一战线的工作中的立场。她的一个办法是，只要有可能，就同她在30年代救亡运动中的老同事在一起公开露面。这些人1941年在重庆联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的核心后来成为“中国民主同盟”）。
同她和她的老同事们常在一起的有革命学者、诗人郭沫若。在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时，他曾负责北伐军的宣传工作，后流亡日本多年，不作政治活动，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才回国。
国民党某些著名人物采取抗日和反对内战的立场（如冯玉祥将军）或者即使暂时向这个方向转变（如孙科），她都注意到使公众有机会看见她同他们在一起。
她参加对已故爱国进步人士的纪念活动，从不缺席。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邹韬奋在香港沦陷后辗转去苏北新四军工作，1944年7月24卧因病去世，以参加中国共产党作为遗愿。10月1日，由宋庆龄领衔发起的追悼大会在重庆举行。在反动气焰趋于嚣张的时期，她特别注意参与这一类型的活动。她的在场会提高这些活动的声望、扩大影响，还会提供某种安全保障。
两周之后，即10月19日，她又同救国会老人沈钧儒、作家茅盾等人出席鲁迅逝世纪念大会。如同8年前在上海为鲁迅举行送殡仪式时一样，有人企图捣乱，因宋庆龄在场而未敢轻举妄动。她自己这样写道：
“上星期我们为鲁迅开了一个纪念会。那些SS①在我离开之后（因为我有另一个约会）冲进会场，桌椅横飞，出现一场暴乱。”
①SS可能是Secret Service“特工处”的缩写，也可能借用纳粹党卫队的缩写作为比喻。——译者
在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中，宋庆龄坚持在重庆——尽管受环境的限制——举行一些募款活动，因为这对建立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统一战线有好处。王安娜引用她的话说，“我们总是请外国朋友捐款，这不是办法。这里有的是富翁，应该请他们为崇高目的捐献，哪怕是一个人几块钱也好。我们在这里也开展一点工作的话，那我在海外的工作也好做了，可以争取到外国朋友和华侨更多的捐款。”
她和保盟举办的救灾活动不但在救济工作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有很大效果。在1943年和1944年的大饥荒中，河南、广东两省受灾人数以百万计——除自然灾害外，还因为国民党官员和军队的横征暴敛以及地主奸商的重利盘剥。这些救灾活动都搞得有声有色并且不取任何费用，同国民党政府只说空话、不做实事以及重庆那些发国难财的阔人对灾情视若无睹适成对比。但由于是孙夫人发出的呼吁，所以甚至这些老财们也不好意思不拿一点出来了。
救灾活动所募集的款项一部分由保盟交给“工合”，为河南灾民组织生产自救。有许多灾民逃往解放区，生产自救在那里开展得最有效，灾民的口粮和劳动生产都安排得很好。
1943年5月中，由宋庆龄主持、“保盟”举办的赈灾国际业余足球比赛在重庆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个主意是许乃波先想出来的，宋庆龄立即接受。许是一位爱好体育的工程师，在香港时是“保盟”的技术顾问，到重庆又参加了它的常设委员会。他是在英国上学的，同半官方的“中英文化协会”有关系。他为筹办这次义赛举行了一次宴会，邀请几个国家驻重庆的大使出席，席上得到了他们的赞助。在中国官员中，重庆市长贺耀祖将军（也许是因为他那位支持“保盟”的夫人对他做了工作）授权市足球队参加，还命令市政府的军乐队到场演奏助兴。消息公布、请柬发出、赛票售出之后，国民党才匆匆忙忙通知说，只有它所属的机构才可以募集赈灾捐款。保盟没有理它，国民党要强制取消这样的国际比赛，时间上也来不及了。
当宋庆龄到场主持开球式时，许乃波要军乐队演奏中国国歌。“我们只在国家典礼上才演奏”，乐队指挥起先不同意。许坚持说，“孙夫人是国母，到会的还有要人和大使（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苏联和美国）”。军乐队到底还是奏了国歌。
许乃波还记得，在筹备足球义赛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足以再次显示，宋庆龄总是灵活性和原则性两者兼顾。这次义赛的一位重要的外国赞助人是英国大使霍勒斯·薛穆爵士。在那次宴会上，在随便谈话时，薛穆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辩护，他的论据是当时英国人常用的，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对任何事情都不能取得一致。宋庆龄马上反驳道，有一件事情他们确实是一致的——英国统治必须结束（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包括她的朋友尼赫鲁当时都在狱中）。她所以这样坦率地讲话是因为她始终保持一个基本的观点，即：不能因为战时的同盟关系而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保持缄默。后来，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1944年纪念孙中山对美广播演说中，她又明确指出，“压制印度独立”是该受到批评的。
尽管她同薛穆大使有这样唇枪舌剑的交锋，这位大使并未因此而撤回他对足球义赛的支持。大使夫人维奥莱特也没有因此而不志愿参加宋庆龄的救济工作。这都可以证明宋庆龄所受到的人们的尊敬。
这次足球义赛还有一段有国际意义的插曲，那就是由流亡的朝鲜人组成的一支足球队参加了义赛，并且高举着日本吞并朝鲜之前的朝鲜国旗。
据本书作者回忆，有关赛事的安排是很简朴的。观众席是用长木板铺在架子上制成的，只有少数贵宾坐折叠椅，但上面也没有遮阳。就重庆来说，观众算是很多的，许多人没有地方坐，一直站着，其中有人是为了表示对孙夫人和她的事业的热心支持，而不只是为了看球。外国使节成群地来参加，他们从各自的考虑出发，都认为出席这场义赛在政治上是明智的。其中也确有精明内行的足球迷，包括通常较为沉默的苏联大使。他是足球迷这一点过去可能不为人知，现在无疑也为那些收集个人情况者所注意到了。
宋庆龄同每个球队队员握手，代表灾民向他们致谢并发给每人一枚纪念章。
保盟还主办义演，其中有专业剧团的演出。有一个剧团是由进步演员和导演金山领导的。在重庆，从事舞台生涯的人过着艰难的生活。有人在义演过程中看到他们的生活情况后说，“当我看到这些男女演员们睡在一间大厅的地板上、连床铺都没有时，我意识到他们对孙夫人是多么敬爱和信任啊！”
有一场舞蹈义演是由特立尼达出生的戴爱莲组织的。这位中国芭蕾舞创始人之一在香港也曾帮助过保盟。
还有一些不那么正规的音乐会也是为了赈灾举办的。参加演出的是驻重庆的西方国家和苏联的年轻外交人员和军事人员。在音乐会上，有时听众同演出者一起引吭高歌，有苏联歌曲，也有英国约克郡民歌。
这些义赛和义演在战时首都重庆得到中外人士的热烈参加，使人们注意到救济工作是何等迫切，而国民党统治者都并不重视。这些活动使许多人有机会看到宋庆龄并进一步增高了她的声望。同时也使更多人看到保盟仍在积极工作，而这正是国民党所不愿见到国民党统治者直试图把宋庆龄“包裹”起来，并且预期保盟在香港陷落之后便会悄悄地收场。相反，保盟重建后充满活力，它对局势如实报道，经手账目一切公开——同当权派的贪污怠惰可说径渭分明——表现了鲜明的政治立场。
保盟内部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比宋庆龄工作得更辛苦。事无大小，她都认真去做，任何细节都不放过，并贯彻始终。虽然成就都是靠集体的努力，但如果没有孙夫人出面、没有她那种果敢、务实、一丝不苟的领导作风——这方面从本节的叙述可以窥见一二——那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根本不可能取得的。
宋庆龄在重庆时的生活情况，当时亲历的人有所记述。王安娜说，她的生活很俭朴，穿当地出产的荨麻布做的衣服，有些她所需的穿着因经济问题而置备不起。对于她的姐妹们从美国进口奢侈品，她曾直率批评。据美国艺术家和作家格雷厄姆·佩克的记载，尽管她有一所房子住，她的兄弟们又借给她一辆车，她作为孙逸仙博士遗孀所领的恤金远远跟不上通货膨胀。她想在屋里置一个座钟，但自己没有钱买，又不愿去求她的亲戚。
她特别喜欢外出走走而不被人认出来。有时她同王安娜一道在长江南岸乡间小路上长时间散步，就很感高兴。
“……在路上擦肩而过时不期而遇，常常有许多人目瞪口呆地站着不动，不由得喊出；‘孙夫人！’这时候，她像一个年轻少女似的，脸顿时变得通红，立即匆匆离去……在路上的小茶馆里歇息时，她不必担心那些令她讨厌的视线。……抬滑竿的苦力或农民……大概连孙逸仙是谁也不知道。而在农民们看来，她的妹夫蒋介石就像是一个寻常人见不到的有权势的皇帝。蒋介石那黑色的大型华贵轿车被警卫和随从的车辆保护着，以最高速度在街上行驶。如果说重庆市民有机会看到蒋介石，也只是这个时候而已。
“长途跋涉之后，又饿又累，这时候，我常常在孙夫人家里弄吃的。
“‘请把你的煎锅带来！’她事先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还是做土豆煎饼。’”
许多外国人想见她。有人纯粹是为了可以对别人说他见到了孙夫人。谢伟思回忆说：
“……她几乎成了一个旅游热点。到重庆来的许多重要的访问者、将军们等等，常常想去拜访她，如果他们能事先找到人介绍……她不大出门……人们能进去看望她，但他们得准备挨骂，因为她被（国民党政府）认为是‘出圈，的。”
格雷厄姆·佩克写道，“秘密警察监视着她的住所”，因此对中国人来说，去看望她“可不是件随便的事”。她自己“对于接见外国记者或外交官也很谨慎”，因为她怕他们想要利用她。“但她喜欢招待普普通通的年轻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
她来往的主要是老朋友和一些对她工作有过帮助（或可能有帮助）的人。那种单纯的社交来往，她很怕（见了一个人之后就难以拒绝会见另一个人，否则会得罪人），并竭力避免，认为那是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但她并不想当隐士，并且像王安娜所记的那样，喜欢同年轻人无拘无束地在一起——他们不会在她面前必恭必敬地坐着一言不发，也不会想从她嘴里得到一些有趣的或政治上有调和色彩的话语。她爱跳舞，特别是华尔滋，但在保盟举办的活动中，她为了不失自己的身份，从来不跳。
在她所喜欢的年轻人中有一些是盟军的士兵。同军官们不同，他们在重庆没有什么社交娱乐场所。她有时在家里专门为他们举办圣诞或其他晚会，愿意去就可以去，不用专门的邀请，这使他们感到温暖——特别因为军官们反而要接到邀请才能来参加。
这样的场合使宋庆龄从离开威斯里安学院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同年轻的美国人在一起。；她在一封信中说。“……一帮子真正的山姆（美国人的绰号）。我喜欢他们那种活泼直率的样子。”
在另一信中，她说，为了举行一次这样的聚会，他们差不多来了60个人，把她家里的地下室装饰一新。一个驻重庆的外国记者说，这些美国小伙子认为，“在他们在重庆参加过的所有晚会中，这一次是最棒的”。
格雷厄姆·佩克记述她这些小型晚会说：“它们常常使人们渡过愉快的夜晚——聚餐、交谈，可能还跳跳舞。她很少谈政治。她只是用旁敲侧击的方式或者用语调来表示她对她那些亲属的意见。譬如在提到她的妹夫（蒋介石）时，她会把他的头衔“Generaliiissimo”（大元帅）这样拖长声调来念并且瞪大了眼睛，带着一点温和的讽刺。我还记得有一个晚上，她在脚脖子上拍了一下蚊子，笑着说，‘没穿袜子，你瞧。我破坏了‘新生活运动’的规则，可是我不能像我那位小妹妹‘皇后’那样到美国去买尼龙丝袜呀！’”
佩克插叙说，“在她自己的国家里，她比妹妹蒋夫人名气更大并且更受人尊敬”，“有时她被称作‘中国的良心’，因为她对她那些贪婪的亲属以及他们曲解她丈夫的理想的作法十分不满，并且对此从不掩饰。在对国事的立场上。她是一位“坚如磐石的妇女”；但对待私交，她总是“轻松自如，毫无架子并且爱找乐趣”。
她的幽默感有多种表现方式，有时作为一种嘲笑的武器，有时则纯粹为了逗乐，以放松一下心上的负担。后者的一个例子是1943年5月，她写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是代她新得到的一只名叫“少校”的小狗写的（小狗是一位美国军官送给她的，这位军官的军衔是少校，所以取了这个名字）。信上写道：
“亲爱的艾培①叔叔：
①爱泼斯坦的昵称。——译者。
我正在受训。我觉得纪律——说得轻一点——真是有点讨厌。但我将竭力不把它放在心上，因为那个妇女看来真是非常喜欢我的。
她问我，‘你多小年纪’‘你打过犬瘟热和狂犬病预防针了吗？’我想她很快就要把我带到军事代表团去打针了。
希望很快见到你。
你的热情的狗侄子
少校
1943年5月10日”
但在后来的一年里，她却没有这样轻松的心情了。欧洲的战局正迅速走向胜利，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却呈现出一幅分崩离析的景象，不论是在军事上、政治上或人民生活条件上。
蒋政权仍然觉得还有能力做的就是对陕甘宁边区及其首府延安进行军事威胁。1943年7月，宋庆龄给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上说：
“由于有一则广播新闻说胡宗南集中7个师在边区周围并向边区守军发射迫击炮，在我们的朋友们中间引起很大震惊。如果这条新闻不是直接来自延安，我是会一笑置之的，因为现在肯定不是发动一场内部冲突的适当时机。不管美国还是英国都不会赞同……尽管外国记者一再质询中央宣传部，我们还是得不到进一步的消息。
“与此同时，周（恩来）、他的妻子和林彪将军正在回延安的路上。他们是两星期前离开这里的，共有4辆卡车。由于许多外国组织的同情支援，我们托他们带去一些医药供应品……（还有）一大笔钱给PH（国际和平医院）和其他（“保盟”承担的）项目。钱的数目看来不小，但通货膨胀已使国币贬值到这样的地步——大概很快就要用一篮子钞票才能换到一磅面包。”
第二年在写给前线的理查德·杨少校的信中，她写到日本人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海上交通线因美国海空军的反攻而被破坏）发起进攻，许多城市陷落，而在重庆却依然醉生梦死。她接着写道：
“但也不都能那么安闲，因为长沙——接着是衡阳和其他城市——的失利使我们精神上大受刺激……可悲的是，这些失利本来是能够防止的……出现的情况是我们的政治路线造成的——这里说的‘我们’不包括你、也不包括我。
“西安、桂林等地的人都在慌忙撤退，以至于要花5万元才能买一张票回来，火车挤到要从车窗里爬进去……即使为了这样一个机会，也得等上好几天。
“昨天晚上我邀了几个人来吃晚饭，因为是端午节，我们怀着深情为史迪威将军、也为你干杯。”
她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要是很了解的。她也同老百姓一样，关心不断上涨的物价，痛恨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依然过着奢侈糜费的生活。这不仅是出于同情或哲理的空洞的事情——她自己总是在手头很紧的情况下过日子，懂得生活的压力。
在一封信里，她写道：
“通货膨胀逼得许多人自杀，在一个学校里一夜之间有4个人上吊——已经3星期没有肉，鸡蛋要3元钱一个……学生们很受苦，学习水平到处都下降——从前60分及格，现在有35分就过去了……”
重庆的夏天闷热不堪，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能享受人工降温。有一次这些人也“吃苦”了，她是以这样尖锐的笔触来讽刺他们的：
“上星期……因为本地的制冰厂出了故障，城里几乎发生一场革命行动。外交官们也凉快不了、文雅不了啦。他们买冰的优待证不起作用了。他们都像苦力似的把湿毛巾挂在腰带上，赴宴会时根本不穿上装、卷起衬衫袖子就去了。冰厂门前每天都摆起了长龙。在街上发生抢冰的打斗，所以现在人们都用汽车装……常常还有挥舞手枪的卫兵保护着。因此，冰也出现了黑市……50磅1200元，老爷！”
在一年前，在一封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宋庆龄曾用同样嘲讽的口气以及同人民痛苦相对照的含意，描述了她妹妹蒋夫人访美归来的情状：
“ML（指美龄）看起来是这样阔绰高贵、举止又是那样的像最时髦的名流，我们发现她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生理上的变化……她看来很会适应并且很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在这方面她很像克莱尔·布思（美国《时代》、《生活》杂志主编亨利·卢斯的夫人）。”“不管人们怎么说，她为中国做了最广泛的宣传，并且正如她自己对倾慕她的人的一次集会上所说，‘我让美国人看到，中国人不全是苦力和洗衣工人！’我想，中国必须为此而感激她。”
接下去又写道：
“听她座机的机组人员说，她带了无数的行李，还有那么多的罐头，等等。但我并没有见到一听烤豆或……一双鞋。我听说，她带不下了，所以我的鞋要等‘下一班飞机’。好哇！……大概等到战后吧。”
“然后，她指出一个政治问题：
“说正经的，她这次访美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委员长（指蒋介石）决定在美国开展一场反对CP（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有人去找了立法院的温源宁（立法委员），要他负责这个运动。”
为了对付这样的发展趋势，她开始有了自己去美国一行的念头，但正如她告诉谢伟思的，国民党不准她去。她在给理查德·杨少校的信上说：
“我现在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去美国。听说孤立主义在美国正在抬头，所以我去也许可以有点好处……帮助提醒美国人他们的义务和责任。另一个就是去你那里的前线。但我不是宝莲·高黛，所以这第二个梦想也许比第一个还难实现。”
这里提到的美国孤立主义抬头可能是指围绕着1944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政治气氛。罗斯福总统（民主党）谋求第四次连任，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E·杜威竞争很激烈。蒋介石周围的人把宝押在杜威身上，使劲支持他的右派竞选纲领——罗斯福称之为“历史上最卑劣的竞选”。宋庆龄对罗斯福很敬重，在他再度当选后她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我为你帮助使FDR（指罗斯福总统）再度当选而感到骄傲。我们希望他能在最近的将来光临中国访问。”
在此之前，罗斯福下令调回了史迪威将军，宋庆龄对此是很感失望的（详见下文）。尽管如此，她还是为罗的连任而高兴。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重庆时期，宋庆龄同她妹妹蒋夫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很不好？不完全如此，因为她们不是所有观点都不一致。宋美龄不论她有多少错处，她在国民党内不是投降派或亲轴心派。她也并不同她丈夫那样对史迪威深恶痛绝——据史迪威日记中一些记载，他相信在有些事情上宋美龄是帮他忙、替他说话的。据说，她同戴笠——蒋介石的希姆莱式秘密警察头子——也有意见不同之处，特别是在对待宋庆龄的问题上。
据在重庆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电话监听员的王正元回忆，宋美龄有一次打专线电话给宋子文说，“你关照他们（指戴笠等人）一下，不准在阿姊（指宋庆龄）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我是决不答应的。”她的声音很高，语气非常尖厉，很气愤。宋子文回答，“好的，我马上就通知他们。”戴笠对于孔祥熙、宋子文一向很尊敬，而且也很听话，因为要常向孔、宋伸手要钱。而且，戴笠的密探们虽只是在按蒋介石的意图行事，宋美龄的干预却使这个特务头子非常为难——委员长要这样、夫人不要这样，两口子吵起架来，他夹在中间两头得罪。这是宫廷侍臣常会碰到的两难境地。
宋美龄交待侍从室给宋庆龄住所安装一部专线电话。接线员（很明显，同时也是监听员）常听到她们用上海话交谈——虽然通话不是很经常，谈的也大多是一些家常，如做菜、保健、弟兄们的行踪等等。据这位监听员说，美龄对庆龄还是有点怕，称她“阿姊”，并且除非事先打电话约好，不随便到庆龄家去。
有一次，当宋氏兄弟姊妹都在重庆时，蒋介石想请全家吃饭。美龄打电话同庆龄商量，并且保证“光是家里人，没有外人”。即使如此，庆龄还是推托身体不好不去。但当美龄说要派个医生去时，庆龄却说不用了，她已经有药了。庆龄不忌讳在孔祥熙家会见蒋氏夫妇，但要到蒋介石家里去作客——即使是一次“家宴”——她是不愿意的。
关于宋子文，庆龄同他见面的次数较多，并且有时对他的作为在政治上表示肯定。1942年快到年底时，她在一封信中说：
“我的弟弟（指宋子文，时任外交部长）刚回国，但很快要回（华盛顿），取道堪察加半岛，这样走……比绕道非洲可节省一半时间。他希望中苏之间能建立起较好的关系。在他公出期间，因为他的一些部属急于讨好反动分子，使中苏之间产生了某些误会。为此，他很觉遗憾。”
她也像一个姐姐那样关心他的身体。在给理查德·杨少校（他认识宋子文）的信中说：
“几天前见到我弟弟，他要我向你问好。他体重减轻了许多，但我觉得他看起来比过去更健康了。”
关于宋子安，他是她最小的弟弟，也是最喜欢的弟弟。理查德·杨少校在回美度假时见到过他，所以她在给杨的信中说，“你在T．A．（指子安）家过圣诞夜，我听了非常高兴。”
1944年10月，罗斯福总统在蒋介石的坚持下，下令免去史迪威将军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国战区总司令是蒋介石）和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的职务，调回国内。
这是一个讯号，它显示美国同蒋介石一样已在考虑对日本的战事结束后恢复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的问题，而且美国为此会被拖着支持蒋介石打一场内战——一旦蒋介石确信这一点，他就一定会打。因此，史迪威的免职将证明是一个转折点——不仅在中国的战时政治局势上，而且在以后20多年的美中关系上都是如此。
为了活跃中国的对日战线，史迪威曾经想要把中共领导的部队（中国最有效的抗日作战部队）包括在美国援助和军事合作的名单之中。由于他的坚持，美军观察组才被派驻延安。他在1944年9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根据这个观察组的报告，“我们总要想点办法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些援助才好，他们是愿意作战的。”
赫尔利采取的是一条正好同史迪威完全相反的路线。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奉罗斯福的派遣，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于1944年9月来华（后改任大使），罗斯福本来要他解决中国内部的政治纷争，而他却使这种纷争尖锐化到了濒临破裂的程度。他同蒋介石合谋迫使罗斯福召回史迪威。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的职务，他的观点同赫尔利大体一致。他们两个虽然在个性和一些技节问题上的意见不同，但都是以后被称作“冷战”的元勋。
赫尔利促请罗斯福总统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国中央政府（蒋介石政府）在达成击败日本这一眼前目标的背景下，保存实力以便在战后国内政局上（对共产党）保持绝对优势，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魏德迈则认为，在欧洲，盟国应推迟在西部开辟反对希特勒德国的第二战场，直到德国人同俄国人在东部打得更加两败俱伤。在亚洲，他敦促不要完全摧毁日本的力量而应该保留一部分，“以对付苏联的扩张”。
史迪威派遣观察组驻延安是为了对日共同作战、获得敌战区情报（中共领导的部队有这方面的情报并愿意提供给美军）并准备最后的联合军事行动——美军计划在华北登陆打击日军。
与此相对照，在赫尔利一魏德迈班子的心目中，这个观察组的主要任务就完全不同了——它应该收集共产党的情报，用以反共。即使在稍早的时候，在观察组里已经安插了至少一个人，他把情报提供给一个美国海军单位，再转给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他在三个方面进行侦察，一是中共，二是美军观察组中赞成在战争中同中共合作的那些成员，三是观察组同美国军政上级的往来通讯。
罗斯福总统调回史迪威将军决不是因为他对蒋介石有任何偏爱。蒋的讹诈伎俩他已经领教得够了（例如蒋曾吓唬说，如果美国不答应他的要求——10亿美元贷款加上每月经由危险的“驼峰”航线运入至少2万吨军用品——中国就要“垮台”）。罗斯福从史迪威等人那里得到的报告是，蒋不但不愿意派他的部队到缅甸去同美军联合作战，甚至不愿意为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提供足够的地面警卫兵力。蒋要把钱和武器都留下来准备以后打内战，而不是现在用来打日本。即使赫尔利本人也曾把蒋介石这帮人说成是“法西斯和窃贼”。发现这份材料的美国学者中肯地指出，既然这些人是“法西斯和窃贼”，那末美国又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去支持他们呢？实际上，赫尔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目的是“在现政府下统一中国”。
整个过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最初有一段时间，赫尔利和魏德迈作了一些姿态，似乎他们所遵循的政策并不完全背离史迪威时期的政策。他们不这样做又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因为他们到任的时候，正值国民党战场第二次大溃退（1944年4月到12月，日军连陷郑州、洛阳、长沙、衡阳、桂林、南宁，前锋曾到贵州独山，重庆震动），证明了史迪威的正确。（约有两年时间，日军对国民党防线毫不触动，而是集中兵力对付中共领导的部队和解放区；1944年国民党战场大清退，看来除中共领导的军民外已不存在抵抗力量。）但赫、魏两人的基本方向，如以后的局势发展所证明，是始终一贯的。
在史迪威对蒋介石斗争及最后去职期内，宋庆龄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对他的立场表示强烈的同情并至少有两次在家里接待了他。
她在1944年6月24日给史迪威的信中，以赞赏的口气提到“人们对您和您的作为的看法”。
史迪威本人在他1944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
“与孙夫人共进晚餐。她要投票选我代表中国去出席和会……说……我在中国人民中间存着为他们说话的好名声。”
在10月20日（他刚被免职）的日记中他写道：
“见到孙夫人。她哭了，很苦恼。说她盼望有一次公众示威。很想到美国去告诉F．D．R．（罗斯福总统）事情的真相，但不能（像她姐妹那样）在战时跑到国外去。要我把CKS（蒋介石）的真正本性告诉F．D．R。‘他是只纸老虎……’又说……‘为什么美国不收拾收拾他，让他安分一点。他们有这个力量，不该听信他。’……给了我一些礼物，是给威（指史迪威的妻子威尼弗雷德）的。”
注意到她用“纸老虎”一词是很有趣的，因为这个词后来毛泽东用以形容美国战后支持蒋介石的力量，从而为全世界所熟悉。她知道这个词可能是由于在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时曾经用它来形容叛军。
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内美国对华政策的导向，可以读一读关于1945年3月27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战略会议的记述：
“赫尔利、魏德迈和……梅乐斯……都认为，只要给中国的中央政府较少量援助，就可以把叛乱（指中共领导的力量）镇压下去；一个月前，赫尔利已告知蒋介石，大战结束后，他那些美式装备的部队如果要打共产党，取得胜利易如反掌。”
有些评论家指出，这样的看法是无视政治因素的单纯军事观点；还可以指出，史迪威和他的支持者对中国人民有所了解、也有一定感情，而他们的继任者却说不了解、也无感情。前者所关心的是中美之间未来以两国人民利益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而后者则只从如何主宰中国和太平洋来考虑。（同他们思想相近的麦克阿瑟将军要把太平洋变成“一座美国湖”，另外一个有势力人物、《时代》。《生活》报业大亨亨利·卢斯则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历史将是“美国世纪”。
宋庆龄给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说：
“此刻你大概已经知道史迪威将军离去的消息了。他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做了那么多事情。……他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最富同情心、最讲求实际的外国人之一。我们全体人民都很热望他。F．D．R．（罗斯福）在召回他这件事上向我们的皇上（蒋介石：让步了。……这位善良的老将军……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在这里（中国）组成一条UF（统一战线）并打破可恶的封锁。接替他的新人（指魏德迈）是亲英的，只会充当那个皇上和这个皇上的听差。
“我担心从此以后抗战大概将只是做做样子而已。目前日本人正在全面推进，我们也许要退到新疆去了。”
约4个月之后，她在给理查德·杨少校的信中流露出她当时的心情（杨已与史迪威一同回国）：
“约翰·D（戴维斯）同我一起吃了晚饭，Y．K．Sze（斯义桂，著名中国男中音歌唱家）饭后唱了歌，但……我们都深深地沉浸在阴郁的思虑之中。约翰已去莫斯科，这个职务的变化对他是一种升级（在意识形态上说！）J．S．（谢伟思）回来了，但他可能会遭到类似的命运，因为他也染过颜色了，染得很深。
“A．C．W．（魏德迈）将军和P．H．（赫尔利）将军可能这几天就回美国去，所以你会听到所有的消息了。报上将多少会登一点不容掩饰的事实，但我希望这一次不要像‘乔大叔’（史迪威）离开时那样闹得最后使人如堕五里雾中。
“人事变动无关宏旨。这一点在我们两个国家都一样。这是一种彻底瘫痪的局面。”
谈到国共谈判实际中断，她说：
“周恩来昨天又回延安去了，大家都很失望，我相信他自己也如此，因为在他那些人中，他是最有耐心的。CP（中共）不会愿意把他们的军队置于军事委员会的控制之下，而KMT（国民党）又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周行前发表谈话，重申希望国民政府首先释放政治犯（爱国人士）、废止一切压迫人民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撤走包围边区的部队。
“目前情势看来是漆黑一团、令人沮丧，正像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那样。（还记得不？）也许会又一次找到一条出路，但这一次有一个对局势起作用的新因素——美国。我们还必须打赢这场大战，如果中国是分裂的，中国人民既不团结、又不自由，那末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不能赢得胜利。这场解放的战争是一场复杂的战争——不仅在中国是如此。”
尽管情况复杂，她看来对于美国可能转而支持中国实现团结还保留着一点信心。这从前面所引她在给格雷斯·格兰尼奇的另一信中欢呼罗斯福第四次连任可以得到印证。在史迪威事件之后，罗斯福确曾对斯诺说过，“我一直在同那里（指中国）的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想继续这样做，直到我们能把它们拉在一起。”
那末，怎样来看待罗斯福的立场和行动的变化？他起初看来是站在史迪威一边的，后来又似乎屈服了——为此，直率的“乔老倔头”（史迪威的绰号）称他“老橡皮腿”，①但在撤掉史迪威职务后不久，他看来又转了方向。有些作者把这一切看作是策略而不是软弱。随着战争临近结束，美国取得了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地位，罗斯福要保持所有的关系和考虑所有可能的方案。他的主观愿望是：国民党的存在有赖于美国，所以美国可以促使它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如果看到美国是唯一能迫使蒋介石和解的外力，又是唯一可向他们提供战后经济援助的来源，会变得不那么革命。美国的总目标是防止他们靠拢苏联。至于苏联本身，它已被战争弄得精力枯竭，如果在战后的安排中给它一点“奖励”（包括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一些在中国领土上的利益，这是俄国始终垂涎的），就可以使它不支持中共，并且它会看到同国民党和睦相处对它有利，因为它打交道的对手还是国民党。这样一来，美国就可以操纵一切。
①这个词有双关的意思，一方面指他在对华政策上不够坚定，另一方面因罗斯福患小儿麻痹症后双腿行动不便。——译者
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决定苏联对日开战的条件）上，罗斯福的政策以及为后来的波茨坦会议制定的政策（罗斯福4月12日逝世，波茨坦会议7月举行），包含了上面所说的一些因素。他开明、灵活、反对法西斯，但他在历史上是个“大海军”主义者，并且是在管理着一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变成的、空前未有的超级大国，因此他不可能完全没有“由美国领导世界”的想头。这一切的逻辑发展必然使他支持蒋介石，尽管他个人不喜欢蒋。
罗斯福在德国和日本投降之前就去世了。在中国，美国支撑蒋介石的努力到这时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美国官员中站在史迪威一边的统统调任或回国。在史迪威时期任驻华大使的克拉伦斯·E·高斯在史迪威被召回后辞职，由赫尔利继任。他很快就除掉了中国出生、精通汉语、熟悉中国社会的两位外交官戴维斯和谢伟思以及其他了解中国的人。史迪威的后任魏德迈将军也很快召回了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他的汉语流利、对中国的情势很敏感。所有美国在华官员和军官，以及隶属美国陆军管理和进行新闻检查的美国记者都接到通知，警告他们不要做任何不利于蒋的事情或发表任何不利于蒋的报道，尽管在新闻记者、甚至在那些急于打完仗回家去的美国大兵们中间几乎普遍对蒋感到厌恶——需要发出警告，也许原因正在于此。
在延安，在1945年4月23日一罗斯福总统逝世后不到两星期——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它的领袖毛泽东，发出了它自己的、独立的声音。
在这篇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首先指出，虽然对德战争已近胜利、对日战争的胜利也已在望，“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为了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保证中国战后的进步，必须实现孙中山完成革命的遗愿，并以联合政府来代替蒋介石的国民党独裁政府。但是国民党内的顽固派正在“等候某一个同盟国（指美国）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他们并且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屠杀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希腊游击队）……企图把中国抛回到1927年至1937年的国内战争的大海里去。”
毛泽东又说，在世界范围内，反轴心国的战争将获胜利，但“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
他在严肃地回顾历史之后说，中共不会再像1927年时那样，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受到突然袭击，当时国民党当局的转向使中国革命的胜利被葬送，并且使中国遭受了几十年的民族灾难。
他说，中共首先将为实现孙中山的理想而带头奋斗。中国要获得和保持独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将建立起来。实行“耕者有其田”。“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所有这一切主张都同中共现阶段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相一致。
他明确指出，中共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把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但当前必须为实现现阶段的纲领而努力。
宋庆龄看来事先知道中共七大的任务，因为她曾对人预言，七大的内容将具有世界意义。
8月初，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很快对日宣战，击溃日军，解放了中国东北——日本在大陆上的最重要基地。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中有宋子文而不是误传的宋庆龄——她一直在重庆，从未离开过）。
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到达重庆。他们是应蒋介石的电邀并由仍然以调停者角色出现的赫尔利大使飞往延安迎接的。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讨论如何在结束战争和战后时期保持团结。
8月30日，毛泽东到重庆后的第二天就去看望宋庆龄。这说明他对宋的尊重以及宋在他眼中的重要性。他们自1927年在武汉分手之后，这是第一次见面。
9月1日，她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出席了苏联大使馆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而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国民党官员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民主人士也都出席，象征着这是一次统一战线的聚会。
9月6日，她以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名义，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9月8日，她出席了毛泽东、周恩来为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团体负责人举行的招待会，这些团体主要是通过保盟向解放区提供援助的。毛泽东在会上致词，感谢各方人士的援助并希望这样的援助在战后时期能够继续下去。
这些活动无论在国内或国际上都空前地提高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声望。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盟的工作达到了顶峰。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同蒋介石进行了40多天谈判，在10月10日双方签订了一项《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包括和平建国、逐步实现民主化、统一全国武装部队和改组政府。
在空泛的提法上，“纪要”中没有任何双方不一致的地方，但在具体问题上则并未取得协议——其中原由是很明显的。从国民党方面来讲，它下定决心要把中共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统一”到它的统治之下。在共产党方面，它同样下定决心，决不允许重复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要保卫解放区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但为了显示诚意，它同意撤出几个重要的根据地、缩编几个师。
全国人民由于渴望和平建设，对双十协定还是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但事实证明这个协定是短命的。因为重要的不是纸面上的原则而是实际的行动。蒋介石的行动是部署内战。即使在谈判期间，他就向部下颁发了在十年内战期间编写的《剿匪手本》。在协定起草时，他已下令向解放区进攻；协定签字后墨迹未干，他又下令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约50万已经投降的日军奉国民党之命继续武装守备占领区或参与进攻中共领导的军队。所以，双十协定签订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军事冲突。
这时，外国干涉已如箭在弦上。9月末，也就是重庆谈判还在进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企图在山东烟台（旧名芝罘）登陆，为解放区军民所阻止。这标志着西方的“炮舰政策”时期（外国军舰在中国可以横冲直撞、毫无忌惮）的结束——至少在解放区是如此。数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是转而在国民党控制的天津和青岛登陆，他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像原来所计划的那样在华北登陆后对日军作战，而是阻止日军向中共领导的军队——正是它们一直在对日军浴血奋战——投降。美国陆战队在天津、青岛市外同八路军发生了冲突，并很快就同昨天的敌人（日军）共同来守卫桥梁等等重要设施。不久，美国军舰和飞机把史迪威将军当初装备训练出来作为抗日劲旅的蒋介石精锐部队，从印度运送到华北和东北，以用于内战。
在重庆，在双十协定签字前两天，即10月8日晚，发生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廖梦醒的丈夫）因意外事故被枪击重伤不治的不幸事件。廖梦醒的父亲、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廖仲恺是1925年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的；她的弟弟廖承志1941年自香港脱险归来即被国民党逮捕，囚禁于上饶集中营。此时又发生了这一惨剧，廖梦醒悲痛欲绝。宋庆龄同廖家有长期的友谊和深厚的感情，她是第一个赶到医院去悼唁和慰问的。廖梦醒回忆说，宋庆龄安慰她、鼓励她并要她好好休息（梦醒在保盟工作），使她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开始，中国、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未来，确实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但1945年究竟不再是1927年了。国内反对内战和争取新的未来的浪潮高涨。
何香凝在1945年11月1日致函宋庆龄、孙科和宋子文，把这一反内战浪潮同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信中说：
“我们四人都是亲受孙中山先生的临终嘱言的人。我们不忍看见在国外的压迫解除之后，民族的前途又陷于黑暗。我不能到重庆去，希望你们三位向蒋先生苦言力争停止内战，一切问题以政治协商求得合理解决。如此，庶几能告慰于总理及先烈在天之灵与八年来流血牺牲的将士和同胞的英魂。”
但是，蒋介石不听一切劝告，一意孤行，继续展开内战。宋子文和孙科虽然有时不同意蒋，但他们终究属于国民党的最高层，不可能同宋庆龄、何香凝联合一致行动。但人民群众不愿意回复到过去年代的情绪开始高涨和深化，逐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周围——中共和它领导的军队虽然反对内战，但能够对付它并最终击败挑起内战的罪魁祸首。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宋庆龄在抗战胜利后又在重庆滞留了约3个月，于1945年12月回到上海——她已睽违8年的家乡——并准备进行新的斗争。帮助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运送医疗器械及药品给解放区。1944年因与蒋的矛盾，奉调回国任美军地面部队司令，旋调第十军军长，1946年病故。立场并且可说是那个时期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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