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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宋庆龄回到上海的时候，她是53岁。自从她和孙中山1915年结婚起，30年已经过去；自从孙中山1925年去世、她独立进入政坛为实现孙中山遗教而奋斗也已20年了。
①本书作者这些年在美国，没有在上海同宋庆龄在一起工作。因此，不可能像上两章那样对于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和重庆两地的工作，结合亲身经历来记述，而是尽量依据那些同她直接有关的人士的记述。——本书作者
正如过去常遇到的那样，她居住地的改变同一次历史性危机的发生又是重合的。
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尽管有过严重的压力和紧张的时期，国民党同共产党之间的第二次合作由于民族生存的需要和绝大多数人民的要求，没有完全破裂。在即将来临的和平建国时期是否能够保持和发展？或者，是不是又要出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不幸局面？
大众对国内和平的希望因为蒋介石和毛泽东签订1945年“双十协定”而大为高涨。但事情很明显，蒋介石和他的集团正在把国家引向一场新的内战，他们最大的指望就是美国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任远东盟军统帅的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下令侵华日军，只能向国民党缴械投降。中国大片国土是由国民党放弃给日本侵略者的，后来由中共领导的部队夺取回来并在那里奋战近10年之久。按照麦克阿瑟这道命令，在这些地区（主要在大城市及交通干线）的大部队日军是不是就必须继续对解放区的部队作战，直到久已逃遁的国民党部队重新出现，然后向它们缴械投降？
咄咄怪事？但正在着着进行的正是这样一种谋略。美国的舰只和飞机把远在大后方的国民党部队（其中许多部队有第一流的美式装备，本来是为了打日本的）纷纷北运，为内战进行部署。国民党部队开进日军盘踞的城市和交通线后，不但不令日军缴械，反而要他们继续对中共领导的部队作战并与国民党军相互配合。在甫京，已经“投降”的日本在华占领军总司令同村宁次为蒋介石的国防部留用，充当反共作战的顾问。在地方上，据1946年6月号《纽约客》刊载的美国作者约翰·赫西的报道，他在山西发现武装的日军部队——这已是日本宣布投降10个月之后——在当地国民党“土皇帝”阎锡山的军队中对共产党作战。他的报道中还提到美国和日本军官一起参加了一个策划反共作战的联席会议，一个参加这一会议的美国军官告诉他，这样的事情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他们预期不用多久他们就将在一次更大的战争——对苏联的战争中并肩战斗。
大批为虎作伥的伪军直截了当地被收编为蒋介石的“国军”。在抗日战争期间，蒋的部下先后有57个将领归顺于日伪政权，他们本来就有这样一种“脚踩两只船”的打算。
就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1945年）又像第一次（1924—1927年）一样，为蒋介石在外国的支持下所破坏。1945年10月的“双十协定”夭折了。共产党人决心不让1927年蒋介石的“四·一二”流血政变重演，准备反击。蒋介石则决心要重蹈历史覆辙，为此玩弄政治花招、进行军事镇压，无所不用其极。经过4年断断续续的谈判和十分严酷的战斗，事情才算有了分晓。
国共之间的第一回合军事冲突发生在1945年末。1946年1月，国民党眼看无力占据上风，同意实行新的停战。这段暴风雨前的宁静是由两方面因素促成的：在国内，全国人民反对和厌恶内战；在国际上，胜利的各盟国之间达成谅解，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同意不干涉中国内政（它们之中谁也不想为了中国问题而产生对抗）。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方面，他们把停火不是看作迈向和平的一步，而是赢得时间的计谋，以便在美国帮助下运输、训练和扩充军队，对共产党作最后的摊牌。
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是在1946年1月上旬。为了实行这个协定，成立了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并在北京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执行小组——执行部及小组均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人员组成，执行小组分赴各对峙或冲突地区，执行调处工作。
即使在前线暂时平静的时候，国民党在它统治的后方地区仍加紧镇压反内战运动。1945年12月1日，在云南省会昆明发生了国民党军警特务以暴力镇压、四位西南联大学生惨遭杀害的事件。宋庆龄回到上海之后首先参加的公众活动之一就是有两万人参加的追悼四烈士的大会。
后来，她又参加了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的大会。李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参阅第十四章），闻是著名的开明学者和诗人。这两位举国敬仰的爱国人士只因为公开主张中国在战后应实行和平民主，在1946年7月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手下暗杀。对他们的悼念活动成了对国民党暴行的抗议。
像这样的集会，宋庆龄总是亲自出席。与此适成对照，国民党中央六届二中全会她就不去参加（她在名义上是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对她又一次运用“又拉又打”的手法，在这次全会上把她选入“中常委”。正如在一切关键时刻一样，她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她的立场。
她在上海居留的这一时期（1945—1949年），在国内局势的发展上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有六、七个月，为避免或控制内战的谈判继续着（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充当表面上的调停人）；第二阶段有三年，内战猛烈进行着。
这场内战本身又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最初，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攻势，控制了全国几乎所有城市，并在1947年攻占了延安，从而大事吹嘘它在全国已经获得胜利。
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并没有被摧毁。相反，它的力量发展起来。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踊跃参军，以保卫土地改革的果实——通过土改，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中，解放区扩大和增加了。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广泛地、巧妙地开展运动战，歼灭了国民党许多大部队（国民党军的士兵绝大多数来自农民，土改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所以他们看不出有什么道理要为反对土改的国民党卖命）。许多国民党士兵被俘后很快就参加了革命的行列，一些技术兵种的士兵把技术带给了原本缺乏技术的解放军。一大批美制武器因俘获或国民党部队投降而转入解放军手中。
最后，从1947年下半年起，人民军队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然后是总反攻，大城市相继解放。
同上述历史时期中的两个阶段相应，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现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的工作也可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它还能给解放区送去一些医疗用品及其他救济物资。在后一阶段，这样做已经变得几乎完全不可能，它的活动大多只能限于上海，给贫苦人民以援助——不只是作为一种慈善事业，而是带着一种进步的倾向和动机。在她居沪的最后一段时间，革命已经胜利，又有可能向上海以外的项目输送供应了。
宋庆龄在1945年底回到故乡上海时，她个人的处境在某些方面较之战前更加不安定和危险。战前的上海有外国租界，租界当局虽然也是反动的并且常常同中国的市政府相互勾结，但多少还有一些可以利用的活动余地。战后，租界已被取消，上海全归国民党统治，过去的一点活动余地也没有了。但出现了一个新的有利因素，那就是宋庆龄的声望无论在国内或在国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都已大大提高。
至于她在上海的寓所，她发现她所喜爱的在莫里哀路上的那座房子——她同孙中山曾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后来她又一个人住在这里继续奋斗——已经不能居住了。她告诉友人，这座房子“已被荒废了八年……又遭到了日本人的劫掠和破坏……连自来水管子也被偷走了。”修理要花很长时间和一大笔钱。她不得不忍痛作出果断的决定：
“……我想还是放弃算了……住了那么多年。当然，我对它是有感情的……它有许多使我怀念的东西……但老是对一些已经消失的东西抓住不放又有什么用呢。”
在上海没有住所是她迟迟没有从重庆回来的原因之一。直到抗战胜利几个月之后，国民党当局才拨给她一所小房子，在前法租界思利和路45号（当时更名“靖江路”），本来是德国人的，作为敌产没收。1948年冬，迁到前法租界霞飞路一座花园洋房里居住（当时为林森中路1804号，今淮海中路1843号）。以后，她在上海时就住在这里，直到晚年。她去世后，这里辟为“宋庆龄故居（上海）”。她和孙中山原来居住的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住宅，新中国成立后已照原样修复，作为“孙中山故居（上海）”，供世人瞻仰。
宋庆龄在战后首先关心的事就是如何使“保盟”的工作适应新的形势并更改这个组织的名称。她给一位老同事的信上说，
“我们的‘保盟’由于形势的改变现在已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
“尽管可怕的战争已经过去，我们面前的工作还是堆积如山……情况很惨……人民面临着疾病和饥饿……没有希望实现经济稳定。黑市到处存在，我们过去认为必需的东西，现在只有少数人买得起了。”
这封信是给刘陈伊华的。她是一位美籍华人，在香港曾在“保盟”当打字员。这个例子说明，宋庆龄总是想着她的老同事，一回上海就同他们联系，并且不论他们职位高低，她都一样热情。
这封信还显示出，她总是把公众的需要放在个人的要求之前：
“……许多人邀请我访问美国，但我在这里的工作实在使我分不开身……我非常想去重访朋友们，再看看我儿时到过的地方。真是遗憾，环境还不允许我实现这个愿望……”
保盟的改名实际上是好几个月之前就在重庆决定了的，但直到迁往上海之后才宣布。这是因为在决定改名时定下一个条件，即：“在我们为实现战后的目标而在沿海地区站稳脚跟之前”，暂不使用新名。
但这不是说保盟的工作在迁移和改名时期要暂行停止。相反，还在重庆时它就迅速有力地利用抗战刚刚胜利的有利时机，把尽可能多的供应品运往长期遭受封锁的解放区去。
这一工作的紧迫性是由于形势的难以捉摸——既有和平发展的可能、也有爆发内战的可能。这种情况在支援解放区一所医院的事情上具体表现出来。在沿海运输恢复之后，宋庆龄就向在美国的友人发出呼吁：
“苏北的国际和平医院迄今为止收到的供应品是最少的，所以它理应首先得到运抵上海的物资的绝大部分。”
这所医院设在敌后的新四军地区，保盟要从重庆运物资去无论从地理上或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现在在上海就可以想办法了。保盟用美国援华会提供的款项在马尼拉买下了美军作为战争剩余物资拍卖的一所有250张病床的医院的全部设备，运到上海，再转运苏北。但国民党的封锁事实上仍然存在，花了许多时间办交涉才从蒋政府那里拿到了许可证。即使如此，因为一路上国民党军队的阻挠，原定1946年4月运到，结果迟了两个月。
全部设备运到后，当地县政府把一座本来准备作办公用的房子让给医院——这种作法当时在解放区是很普通的。安装工作立即开始，这所医院为了报答国际上的友好支援，保证要成为本地区卫生工作的模范。为了帮助这所医院，受过西方培训的一些医生志愿从上海去苏北服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也派去了一位美籍医生和一位波兰籍医生（后者同他的从事医疗技术工作的妻子都是西班牙内战时“国际纵队”老战士）。担任医院化验室主任的一位中国医生是著名的长沙湘雅医学院（“中国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并曾在美国人创办的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多年。他承担了为当地培训35名技术员的任务。这种志愿从大城市到艰苦的内地去工作的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人员代表了当时正在传播的一种新的精神和对中国未来的新希望。新四军的高级领导人在收到这所医院的全部装备后高兴地专函向宋庆龄致谢并开列了详细的收据。
与抗战时期游击战争中技术和物资都严重匾乏的状况相比，现在看来真是今非昔比了。但很快又出现了一场劫难。蒋介石重开内战后，这所医院所在地是最先受到攻击的目标之一。有些新设备还没来得及打开，医院又得转移到北面数百公里处山东境内的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并且又要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在这件事情上，时间成了最大的关键。如果宋庆龄和保盟的动作稍慢一点，这些进口的医院设备就永远不可能运进解放区了。
就保盟本身而言，在上海找一个办公地点是当务之急。上海的房屋本来拥挤，抗战胜利后那么多人从大后方回到上海，房子更加困难，房租也直线上涨。国民党当然不会帮助保盟解决房子问题。幸亏宋庆龄的交往广阔才算有了办法。她在战前就认识的友人理查德（迪克·史密斯）在颐中烟草公司任副经理，答应匀出一点地方供她短期免费使用。关于这个办公处，她写道：
“我们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放了6张桌子——经常有6到11个人在屋里挤来挤去。电话铃不停地响着。屋子的一角还要用来堆东西。但这间房子是免费的，其他任何地方的房子都要付5，000美元以上的押租，另付房租。”
一位年轻美国妇女西尔维亚·坎贝尔参加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她在家信中写道：
“在我们这个单间办公室里只有4个工作人员……房间很小。孙夫人到办公室来，我们之中就得有一个人坐在地板上。”
虽然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不断拓展，会址也几经迁徙，但它的办公室多年来总是挤得可怜。后来找房子的困难，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谈到：
“从苏州路颐中烟草公司大楼搬出来之后，我们搬进了中央信托局大楼的一间房子，但那个经理老是打电话催我搬家，说他们自己要用。在上海找房子真是伤透脑筋，除非你有金条去换得‘优先权’或付‘押租’，我们却什么也没有。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了一间席棚搭盖的平房，在（原来的）霞飞路一条弄堂里……这里的主人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有才能的木刻艺术家，他有志去外国留学深造。我答应他想办法从某个外国大使馆搞一个奖学金，他在出国之前就继续住在这里，同我们在一起……至于他什么时候能走成，那就天知道了，因为现在办护照很困难。这段时间里我们已着手修理和粉饰这间棚屋。”
尽管条件艰苦，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的精神是高昂的。像在香港和重庆时一样，在同宋庆龄的接触中他们感到温暖和活力。西尔维亚·坎贝尔写道：
“我越来越喜欢孙夫人了……很幸运，这里的会议都很不拘形式。我们上星期天有一次精采的野餐……她带来了‘热狗’（红肠面包）和啤酒，并且谈笑风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妇女……孙夫人一星期到办公室来两次，我们常常进行自由的讨论。”
在上海新参加工作的中国职员证实了办公室里这种活跃和民主的气氛。
一位儿童福利工作者回忆道：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心里忐忑不安。她是一位伟大的名人而我不过是一个地方孤儿院的教师。但我一走进她的办公室，发现房间是这么小，又听到她对我说，‘欢迎’，我就放松下来了。她信任和尊重我们，平等待人。”
一位普通工人回忆道：
“我初来工作时不过二十多岁……从一开始起，她就使我感到她信任我并且像慈母一样对待我。
“在当时的上海，社会上等级分明，贫富悬殊，政治上白色恐怖横行。但在中国福利基金会，我们享受民主，中外工作人员都一样。
“办公室在一楼，库房在地下室，又冷又暗。孙夫人不但去办公室，还去库房。我送信到她家时，不论多早，总见她在打字机旁嘀嘀嗒嗒地打字——她在家就像在办公室一样，总是工作。
“国民党造谣说她多么有钱。实际上她一个钱也没有。她穿着朴素——总是蓝色或其他深色衣服。她住的房子、用的汽车都不是她自己的。后来我们办公地点搬了家，她的办公室仍旧很小，不过六、七平方米，只够放她的办公桌、椅子和打字桌。她常自带简单的午餐，如曲奇饼之类，还常常分给大伙吃。
“我就住在办公室里。她问我下了班做什么，我说上工人夜校，她听了很高兴，问我在学些什么、读什么书，还对我说孙中山是如何重视知识的。她说，‘我家里有地方给你住，要是在办公室觉得太不舒服，就上我家去。’实际上，她是怕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晚上被抓走，因为办公室有人（国民党特务）监视，形势又很紧张。
“我起初称她‘夫人’，但不久她就对我说，‘叫我妈妈吧。’（在中国，孩子或年轻人可以这样称呼和父母同辈又较亲近的妇女。）
“我们工作都非常努力，但她总是注意到也让我们玩儿。她常在办公室里安排一些文娱活动，大家聚在一起唱革命歌曲（我爱唱）、跳秧歌舞。李姐（李燕娥）坐了汽车送东西来，暖瓶里是茶、脸盆里是面包和点心，大家就在一起吃起来。
“她喜欢小聚会。她说，在人多的场合她就头痛。”
在救济工作中，中国福利基金会（前身为保卫中国同盟）现在要同全国的和国际的专门机构打交道了。这些机构是专为满足战后的救济工作需要而建立的，比起“保盟”在重庆时打交道的那些救济机构来，它们规模更大并且在政治上更直接地受政府的影响。这种专门机构，一是世界性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主要由美国经管并提供经费和物资，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另一是国民党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海上交通恢复正常以后，“联总”的物资大批运到，主要通过“行总”发放。这个贪污腐败的机构坚持要垄断这些物资的分配，并且自然地把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排除在外。
为了击破“行总”的把持，解放区也成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以便直接同“联总”联系。鉴于战时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医药封锁的惨痛教训，解放区决心不让那里的人民再次被排除在救济范围之外或者受到蒙骗。“解总”在上海的负责人是宋庆龄的老友董必武。他现在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共产党人，曾代表中共参加194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签署联合国宪章的会议。
保盟在重庆尚未改名时就曾写信给在纽约的美国支持者，说明“在向‘行总’提出申请时遇到很大困难”，因为“行总”企图否认保盟的合法地位，不为它的项目分配“联总”的救济物资。
“联总”救济分配的不公是如此严重，在战争已经结束9个月之后，董必武在给“联总”的信中仍指出，全中国受战争之害的人和难民，有五分之三是在解放区，而分配给解放区的“联总”救济款项和物资只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二。“联总”驻华官员和职员对此加以证实，有300人（分属14国国籍）联名写信给“联总”署长菲奥雷拉·拉瓜迪亚（曾任纽约市长），抗议国民党把“联总”的救济用作政治上的武器。
他们提供的数字是：全中国有资格接受救济的战争受害者共42万人，其中260万人在解放区；“联总”运抵中国的救济物资到那时为止共有65万吨，其中已送往解放区的仅3，300吨——即使是这么一点物资在运送过程中还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滞或干扰。
1947年4月，60名“联总”在华高级工作人员集会通过一项决议，用可比数字，抗议对解放区的歧视。一位代表他们的发言人谴责国民党政府“在救济物资运往中共控制的地区途中……设置各种障碍”，甚至“向运救济品的船只进行轰炸扫射……先后已发生过二次”，还对“运救济品的车队和‘联总’设立的医院进行空袭。”
这位发言人宣布，如果“联总”不能执行不歧视的原则（这本来是给予救济的必要条件），那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得胜”，“联合国把在日本的进攻中首当其冲的13，000万中国人民一笔勾销。”
这些高级工作人员认为，这样做是“违反‘联总’理事会决议和‘联总’与中国政府的基本协议的”。他们的决议说：
“我们抗议继续在没有下述保证并付诸立即行动的情况下运交善后救济物资，即：对于过去曾经受到过歧视的中国人民保证不再歧视，并向他们提供迄今尚未送交的、数量公平合理的救济物资。”
这些抗议确实起了作用，拉瓜迪亚署长命令暂停向中国运送农业及工业机械，因为这些物资一点也没有运到解放区去，倒是大部被国民党官员侵吞谋利或移作内战之用。
可笑的是，“行总”署长蒋廷黻居然辩解说，中共领导的地区不需要农业机具，因为那里的粮食收成不错。（延安有力地驳斥说，这一事实不能说明解放区的需要少，因为解放区的自然条件比国民党地区坏得多，而遭受的战争破坏却大得多。这只能证明那里的政治和工作方法好，从而能更有效地使用‘联总’的援助。）
在‘联总’的美国及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中，对于中国的不公平状况感到愤慨的，不仅仅在口头上抗议，还做了不少实事。
加拿大的蒂尔森·夏理逊医生因运送一大批医疗用品给河北邯郸的国际和平医院而牺牲了生命。国民党把装载这批物资的一节货车车皮扔在一股岔道上就不管了。他找来牛车，把物资卸下装到牛车上，自己跟着步行。这时正值严冬。物资虽然运到了，这位年已六十的老医生却因冻累而死。1947年2月7日，宋庆龄出席了在上海为夏理逊举行的追悼会，派代表出席的还有“解总”、中国福利基金会、“联总”和“行总”（它是为了掩饰一下国民党的罪责）。在解放区，邯郸的那所医院改名为“夏理逊国际和平医院”，就像解放区第一座国际和平医院在他的加拿大同胞白求恩大夫去世后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一样。经历了几乎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人民仍然怀念他。在他百岁诞辰之际，在开封——他去世的地方——树立了他的雕像并将一所小学命名为夏理逊小学。
在这些为宋庆龄所赞颂的“联总”医务工作者中，有三位被派到张家口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的美国人，即；陶乐赛·桃爱尔、摩西·奥斯布尔和丽琳·凯泰。当蒋介石军队向这个解放区中心城市进攻时，医院也必须撤退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这三位美国人放弃了乘飞机回北平（北京）的最后机会，随着医院长途艰苦跋涉并在新址继续工作好几个月，始终没有停止治疗看护病人和培训中国医务人员的工作。
还有更多的“联总”工作人员主动地把药品、设备和技术带给解放区。他们之中有赫伯特·K·艾布拉姆斯医生、利奥·埃劳塞医生，美国黑人霍华德·彼得森医生和凯瑟琳·科尔塔德，捷克医生玛格达琳·罗比塔什利，还有曾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几位欧洲医生。在“联总”之外，还有公谊救护队的英、美籍队员，包括曾在延安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护士玛格丽特·斯坦利。这些人员的名字不可能一一列举，但不论他们曾在那里做过工作，那里的中国人民就会永远感激和怀念他们。
这些工作人员在不同程度上冲破了“联总”加给他们的限制——“联总”的高层在美国战后政策的压力下越来越背离这个机构自己制定的“政治上一视同仁”的宪章，也越来越变得办事死板、机构臃肿、指挥不灵。原来在“联总”工作的西尔维亚·坎贝尔在1946年的家信中说，“在上海，‘联总’的人员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需要一个相当大的官僚机构来相互服务”。她又说，“只要我们必须通过腐败的中国救济机构（国民党的‘行总’）来办事情，那末真正需要救济的人恐怕会得不到什么东西。”因此，她步谭宁邦的后尘，离开“联总”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去工作（在这之前她已义务工作过）。谭宁邦在大战中曾任美军上尉，复员后从“联总”转到中国福利基金会任总干事。坎贝尔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后给家里写信说：
“我在这里一星期内所做的有价值的工作比在‘联总’或‘行总’一年里能做的还多。……坦白说，我在年轻时为了谋生也卖力气干，但没有这样拼命，而且总是有许多事做不完。在‘联总’窝囊了9个月之后，这真使我感到快活。”
她就这样继续干了3年，碰到了许多困难，但情绪却越来越高。
像坎贝尔这样的新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逐渐参加到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队伍中来。这个队伍里的老人是在香港和重庆就开始工作并帮助宋庆龄完成从重庆到上海的转移的廖梦醒和德国人王安娜。
在反对国民党不正当地分配和使用“联总”援助的斗争中，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1938年6月，即抗战的第二年，蒋介石下令炸毁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利用洪水阻滞日军前进。这个军事目的并未达到，日军仍迂回前进，进攻武汉，而黄河的洪水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54，000平方公里土地、淹死89万人、受灾人口1，250万（炸堤之前不作任何撤退居民的措施，甚至事先不发通告）。现在，在8年之后、在战争已经结束之后，国民党却急于要堵口，使黄河复归故道，实际上又是为了军事目的，不过这一次不是对付日军，而是对付解放区。因为花园口以下的黄河故道已干涸了8年，两侧都是解放区，如果不作妥善安排，堵口后这片解放区就将尽成泽国，而这正是蒋介石的目的。周恩来和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要求先修复郑州以下黄河大堤并妥善迁移安置故道区内居民，然后再进行堵口，使黄河复归故道。尽管在这一工程的程序上双方早有协议，国民党却坚持在准备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强行堵口合龙，使下游许多人丧生。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在一份给国务卿的秘密报告中说，“共产党一直坚持要有五个月时间用以撤退住在故道区内的居民，然后才可以堵口，所以对国民党提出了强烈的谴责——多少有点道理。”
“联总”在共产党谈判代表的压力下确实拨出了一些款项补助另行安置的居民，还有一些物资供解放区修复大堤之用。但由于交付时间上的延误及通货膨胀，使这些救济失去效用。
西尔维亚·坎贝尔在家信中具体地描述了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玩弄的花招：
“去年夏天，他们（指国民党）在谈判后同意支付150亿法币（国民党政府1935年11月4日后称其发行的通货为法币，即合法纸币之意）。现在他们最后决定付50亿现钞（比当初已贬值四分之三），其余为实物。
“‘行总’派出20辆卡车……满载票面为50元和100元的法币（官方兑换率现为12，000无法币换1美元，而一份普通日报要卖1，000元法币）。为了领取这20辆卡车的战区通行证要好多个星期，我敢打赌……到时候政府就会宣布票面为50元和100元的法币将统统收回，不许再在市面上流通了。”
关于宋庆龄一贯谴责美国政府在中国重起内战中的作用，上面已经有不少叙述。她对美国这个国家、美国人民和具体的美国人则态度截然不同。
1946年3月1日，她回到上海不久就在给保盟老同事刘陈伊华信中提到，她收到许多希望她重访美国的邀请，她也很想去，但国内的工作使她不能分身（见本章第二节）。不久，她在给亚历山德拉·斯利普的信中又提到这件事。前面已提到过，斯利普是她1912年就认识的少年朋友，两人一直断断续续地通讯（信的内容都是非政治性的），直到两人都年逾八旬。她在信上说：
“我多么希望现在就能实现访美的计划！但我想你知道这牵涉到很多事情……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遭受着饥荒的威胁，传染病和其他疾病也要努力防治……因此我留在国内是必要的，即使只是为了提醒人们，瘟疫和传染病是隔离不开的。当然，我也知道，我对美国的访问同样是会有成果的……除救济工作外，还可以激励美国人为中国谋福利……”
这一年，美国“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执行秘书莫德·拉塞尔对她发出正式邀请。（这个组织反对美国站在蒋介石一边对中国进行干涉。）宋庆龄在复电中说，“由于重要原因”她不能应邀前往。这里所说的原因不只是技术性的，在重庆时国民党不发护照给她，现在看来也不会给。很显然，在当前的政治危机和内战危险中，她觉得她不能离开中国或离开她在上海的工作。大约在同一时候，梅尔文·卡斯伯格医生也请她到美国去。前已提到，卡斯伯格医生战时在美国陆军服役，1944年曾去延安，回来后曾向她谈过他对延安医疗情况及需要物资的看法。在给卡斯伯格的复信中，她所用的比喻是他直到40年以后还记得的。她说，当孩子有死亡危险的时候，母亲是不应该离开家的。
在同一时期，美国一家讲演代理公司代表李·基迪克想为她安排一次在美国的巡回演讲并答应给以适当的报酬。她的答复很简单：“抱歉，不能应约。——孙逸仙夫人”。
在1945—1946年，她似乎还认为访美之行是有可能的，所以甚至准备了要穿的衣服。但到了1947年5月，她肯定已放弃了这个念头。这可以从西尔维亚·坎贝尔的一封家信中看出来：
“孙夫人刚送了一些西式服装来，是她打算出国的时候做的——给我和玛丽分。衣料都很好。”
邀她访美的请求以后还是不断。在更晚一些时候，哈佛大学著名天文学家哈洛·沙普利教授邀请她以主宾身份出席由他主持的“世界和平科学会议”（1949年3月25—27日在纽约最豪华的旅馆“华道尔夫饭店”举行）。她再一次婉谢了。这时北平（北京）已经解放，但上海尚未解放，形势十分紧张，白色恐怖仍然猖獗。
同一个月里，她写信回复老同事耿丽淑希望她应邀（可能指沙普利教授的邀请）赴美的建议。耿丽淑曾在上海女青年会工作，这时在纽约主持新组织的“中国福利呼吁会”，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争取支持。宋庆龄在复信中说：
“坦诚地说，我承认现在非常需要……向美国人民说清楚美国正在进行的战争准备，并且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要制止这种战争准备工作。……但……即使在遥远的将来……我仍不能接受任何类此的热诚邀请。……如果情况确有改变，我一定告诉你，这一点你可深信。在此之前，我将非常感激，如果一切可能作出的努力都用在中国福利呼吁会和其他有关项目上，并想到我必须留在这里的这一实际情况。”
所有这些回复都显示，特别是鉴于美国政府正力求阻止或限制中国革命的胜利，她认为她的工作在于国内。如果美国采取的路线是承认中国革命即将来临的胜利而不是加以阻挠，那末宋庆龄很可能是第一位从新中国到美国去访问的客人并将广泛地发挥桥梁作用。但华盛顿作出的选择——不是她的选择——使这种情况不能出现。
但在任何时候，她总是使人民与人民之间交往的大门敞开。在回到上海的初期，她为两位著名的美国人发去充满真挚友情的唁电——他们都是她在战时认识的并且被看作是为中美两国真正的平等和友谊而奋斗的战士。
在得悉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在美国加州寓所中病逝的噩耗后，她于1946年10月10日致电史迪威的遗婉：
“中国人民为失去一位亲密友人而同深哀悼。我们将深切怀念您的丈夫为民主和人类福利所作的不懈努力。他的名字和精神将永远留在中国。”；
半年后，1947年5月30日，她又电唁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埃文斯·卡尔逊将军。卡尔逊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曾任美驻华使馆武官，亲赴解放区考察，对中共领导的军队得到极为深刻的印象，并极倾慕宋庆龄所从事的工作。战后他回到美国，任“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主席，首先发起反对杜鲁门政府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斗争。她在这份致这一委员会的唁电中说；
卡尔逊的“早逝……是世界民主事业的巨大损失。中国人民将继续对世界进步事业的敌人作战……直到卡尔逊及千百万人为之献出生命的事业取得胜利。”
同一时期，她给上海美商《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W·鲍威尔（小鲍威尔）发去唁函，对他父亲约翰·B·鲍威尔（老鲍威尔）的逝世表示哀悼。老鲍威尔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上海出版这本杂志，担任主编。他早期倾向孙中山及1924—1927年的中国革命，但后来却滑向蒋介石一边。不过他仍然发表左派的观点，包括宋庆龄的文章，并且是最早发表斯诺关于中国红军及毛泽东的报道的报刊之———它还登过史沫特莱写的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由于公开反对日本的侵略，被日本人逮捕后入狱多年，因坏疽失去了双脚。在以后的中国内战中，他同儿子小鲍威尔采取了不同立场，他强烈亲蒋。但宋庆龄并不忘记他过去多年中所发挥的进步作用，在给小鲍威尔的唁函中说，“您的父亲的去世对他在中国的许多朋友来说，是一个巨大损失。”
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中，宋庆龄也力求包括一些同情中国的美国人，不管美国政府执行的是什么政策。
她起初很希望格雷斯·格兰尼奇同她的丈夫马克斯·格兰尼奇能从美国回来工作。从抗日战争前他们在上海办《中国呼声》时起，她同格雷斯就成了好友，并且一直经常通讯。抗战胜利后她在重庆时曾打电报给当时住在纽约的格雷斯：“收拾行李，马上动身，目的地上海”，还引用周恩来的话说“来帮助我做救济工作完全可以”。（格雷斯是美国共产党工作人员，按照当时的做法，一个党的工作者从一国调到另一国去工作须征得两国党的同意。）她又向他们建议，“路费可先筹借”，将来由中国福利基金会归还，还谈到马克斯在“联总”或“工合”找个工作的可能性（他的职业是工程师）。她在信末总要说“深深的爱，急着想见到你们俩”这样热情的话。
她为争取他们来华工作作了近一年的努力，但他们终究未能成行，一个原因是马克斯的兄弟病得很厉害，另一个原因显然是美共不愿意他们来中国（格雷斯曾任已下台的美共领导人白劳德的秘书，但新上台的领导人不喜欢她）。最后来从上海给他们写信说，“我［因失望］而感到伤心。我一直在等啊、等啊，等你们来，但现在必须要开始工作了。”她告诉他们，“我们已决定请（过去在）‘联总’的谭宁邦担任总干事。”
谭宁邦出生在美国巴尔的摩市，原来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广播演员，战时在美国陆军中任上尉，战后在上海曾帮助中国福利基金会做宣传工作。据宋庆龄向格雷斯解释，任命谭宁邦任总干事的原因之一是，纽约的“美国援华会”曾同另一个同类组织“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谈判过，“由谭宁邦担任驻华联络员，薪水他们负担”。
宋庆龄同格兰尼奇夫妇的友情并没有因为他们不能来华而疏淡下来。至少在以后两年时间里，她还在替他们想夕法到中国来；担任某些别的工作，包括到延安去做英文方面的工作，她说延安一定会欢迎他们。但一直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他们才得以重访中国，并同宋庆龄重聚。
像她一贯所做的那样，宋庆龄总是把她从事的救济工作同国家和人民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1946年5月，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举办的一次义演的特刊写的前言中说：“诸位今晚到此观看表演。请不要忘记，就在这个时候，有千百万同胞正受着饥饿和疾病的交迫而朝不保夕。我们今晚的募款，对于这些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受难者，不过略尽绵薄而已。这一问题，不仅是受难者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是整个世界的问题。今晚诸位所出的票价，其值不过够他们多吃几碗饭，多维持几天的生活而已，但他们在战争中的牺牲和他们现在力求生存进步所付下的代价，是无法衡量的。我们的帮忙是不够的，但这是无法足够的。”
“……我们不打算单作直接分发衣食的消极救济，而在计划供给医药和公共设备，从长远着想，以防范饥懂于未然。然而，假如没有诸位的帮忙，这计划是无法实现的。”
她的遣辞用语并未触犯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及其他有关条例，但言外之意显然是要把义演收入送到解放区去，因为在别的地方不可能实行“计划供给医药”。
接着，她又作了一种必须防止内战和打击反动势力的政治暗示：
“我们的国家，甚至我们的世界，现在都正在力求团结，它的涵义是所有人民要互相扶助，通力合作……保证每一个人，不论是男女老幼，都获得合理的生活、工作、适当的食物、教育以及文化生活
“我们必不能使这计划成为泡影。我们不可等明天才开始兑现这个计划，我们马上就要开始……
“……我们怀着一种希望，靠着大家的努力，中国一定能够走上团结、和平的道路，进而达成天下一家的理想。”
1946年7月23日，正当内战的乌云笼罩全国、形势最为险恶的时候，她挺身而出，跨越救济工作领域，发表了直言不讳的、政治性的《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这个声明的标题很长，却指出了当时最重大的问题。
关于日本投降后的局势，她写道：
“今天我们的国土已经没有外来敌人的威胁。但威胁却起自国内，起自内战。反动分子企图将美国卷进我国的内战，从而将全世界都卷入这个战争。”
（这不是夸大其辞。即使是美国驻华大使，他在稍后的一份正式报告中也惊讶地说，“他（蒋介石）指望美国立即给予军事援助并预期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届时（国民党）中国将参加反苏的盟国。我曾希望杜鲁门总统会使他打消上述念头，但他仍然坚持。”）
关于内战及最后引发国际战争的危险，她在声明中写道：
“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
“目前的危机并不是哪一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胜利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的问题，他们的团结、自由和生活的问题。这问题不是双方增减兵力或者斤斤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所能解决的。悬于天平之上的不是党权的问题，而是人权的问题。
“人民都时刻渴望这次无止无休的和谈会有一些结果。但是，在每次勉强撮合的休战谈判之后，新的破裂又跟踪而来。国共谈判是不能得到最后答案的。最后的答案必须由中国人民来决定。”
她说，答案就是“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在今天正确地运用它”，以尽快地建立联合政府。
“民族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不同的政治见解。我们必须有一个人人都能向它提供意见的政府。
“民权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已经过去，宪政时期必须开始了。……”
像过去常做的那样，她把主要重点放在民生主义上——群众的经济和社会需求，特别是农民的需求——她认为在中国这是最根本的。
“民生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不能再让人民忍受饥饿，而贪官污吏却在积累巨额的财富，忠实的公务人员则沮丧失望。民生主义就是说，土地问题必须作合理的解决。这并不是共产党或外国煽动出来的，而是从我们自己历史上得来的结论。一百年以前，农民的动荡曾经引起了太平天国革命。人民起来反抗饥饿、封建主义和殖民制度，这是不能抹杀的权利。现在，人民的这些权利是更不能抹杀了。
“‘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的政纲。它也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它是治疗中国饥饿的方法。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最近不是也说过，在共产党的区域中没有饥荒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实行了孙中山的政纲，将耕地分配给农民。”
关于政治体制，她具体指出：
“联合政府……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派定的代表来组织。每一个党派都必须选出他们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也应当由党员中推选出来，而不应由一个统治集团指派。国民党内有许多干练、进步的党员，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发言。
“代表经过民主方式选出以后，应当让他们起草一个为中国人民所承认和批准的宪法。让这些代表在宪法中写明，中国人民将有不可剥夺的自由，这些自由绝不能听凭少数野心家的一时好恶来决定，而是完全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的。”
她对国民党发出最后的呼吁和警告：要末再次成为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一个政党，要末被清除掉。
“国民党必须通过联合政府、人民民主和土地改革来执行它的历史任务，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全面解放。如果国民党做到这一点，它无疑地将成为任何联合政府的领导者……自由批评必须代替腐化、恐怖和政治暗杀。国民党应该立即执行这些任务，否则就要担负掀起内战的责任。……国民党是不能在这种战争中获得胜利的。”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反动派还要挑起一个无法取胜的战争呢？这是因为他们企图以中国内部的冲突来挑起美苏战争，这样最后消灭中共。”
根据这一分析，她就有关中美两国人民利益及未来的问题向美国人民进言：
“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盟友和老友，我们必须明白地告诉他们，这是一条灾难的道路。必须告诉他们，美国的反动分子正在与中国的反动分子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目前在中国境内的美国军队并不在加强中国人民的安宁……所有的借款只能借给人民所承认的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如果美国能明白表示不再供给军火和军事援助，那末，中国的内战就决不会扩大。”
最后，她呼吁中美两国人民行动起来：
“世界规模的战火已经在我们国土内燃起了第一个火焰。我们必须扑灭它，否则，它会将全世界毁灭的。我特向中国两大党的领袖们和其他党派的领袖们呼吁，立刻将联合政府组织起来！
“我向美国朋友们呼吁，你们应当阻止所有的军事援助，并帮助一个属于中国人民的政府，来推动这样一个运动。”
不到几天功夫，一个预兆不祥的事件显示出她所作警告的适当和及时。1946年7月2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北平（北京）附近的安平同中共领导的部队发生了冲突。
宋庆龄的声明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在中国，解放区和许多团体（行业公会、教育团体、工会等）及非共产党的军界人士如蔡廷锴将军等纷纷表示拥护。在美国，前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和一些国会议员发表谈话，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华盛顿邮报》、《圣路易环球民主报》等发表了强有力的社论。
也就是在她的声明发表后几周内，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的莫德·拉塞尔邀请她赴美讲演。
不久，由埃莉诺·罗斯福出面邀请宋庆龄和邓颖超出席在纽约举行的国际妇女大会。全国各地纷纷发出函电，表示拥护，认为她们是表达中国妇女在内战中所受痛苦及对和平的愿望的最佳人选。但她们未能成行。
邓颖超很想去参加“妇女国际民主联合会”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尽管她是这个国际组织的理事，国民党还是拒不发给她护照。在同宋庆龄商量后，邓颖超在南京和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回击国民党的压制。最后，她收集了全国妇女的许多宣言，寄给大会。这些宣言都一致反对内战，敦促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并从中国撤兵；有的还呼吁美国妇女要求她们的政府和孩子不要插手中国的内战，以保持两国人民的友谊。
到1946年底，蒋介石已无可挽口地走上内战的道路。国共两党之间的整个调停和协商机构都已解散。共产党驻国民党区域的代表团在周恩来带领下返回延安。
12月17日，周恩来在返回延安一个月之后，给宋庆龄写了一封情文并茂的信，不但表达了他和他的同事们对她的敬爱，还阐明了他们对世界和中国形势的看法。信的一开始就充满了深情：
“我们回到延安已将一月，延安的朋友们都惦念着您，感谢您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
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信中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一些新的现象：苏联的实力增强，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西欧的进步趋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中国在这一斗争中的带头作用，前法西斯国家人民的觉悟，美国国内日益高涨的要求和平的人民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
“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各国的合作者即反动分子，在上述趋势下，日益陷于孤立。而首先表现在中国蒋介石的统治，经过五个月严重的内战与一党包办的国大的召开，愈发显得孤立了。”
接着是预期的形势发展；
“如果内战继续下去，蒋介石的武力再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消耗，解放区人民的武力将有可能与蒋介石的武力渐渐地处于平衡的地位。到那时……我们会看到在蒋介石统治区，爱国的民主运动更加发展，经济的财政的危机更加严重，人民的武装抵抗运动也会更加在许多地区扩大，再加上上述的国际有利局势——新的民主高潮就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因此，中国人民只要坚持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渡过这一历史上的困难时期，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
信的结尾同样充满深情：
“我们很敬佩您的努力，尤其愿分担您在这一历史困难时期所遭遇的困难。我们相信，您的努力绝不会是徒然的。不仅解放区，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因为有您这样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请接受我及颖超的敬意及关切。”
这封信是由陈依范访问延安后带回的。（陈依范是宋庆龄的老战友、武汉时期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儿子、一位艺术家和作家，常住英国。后来他为新中国的对外新闻出版事业工作了二十多年。）周恩来建议宋庆龄同陈讨论如何同英国和西欧的进步团体建立联系，以有助于她的救济工作的开展：
“在现在美帝国主义独占资本企图独占世界的局势下，中英两国人民的合作，其重要性已不亚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合作，甚至英政府中的左派（战后英政府在工党手中）我们也必须努力与之合作，以孤立英国政府中专门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分子，同时也就是孤立美帝国主义分子。”
这些前景和原则对于明确宋在上海开展救济及其他工作的方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她除了同欧美的友人保持联系，还同印度的尼赫鲁恢复了通讯。最近发现了一封她在1947年6月16日写给尼赫鲁的信（复写件）。当时，中国正在重新进行全面内战；印度则在经历独立前的阵痛，包括印巴分治和民族骚乱的流血事件。她在信中表现出她那种既保持清醒又满怀信心的一贯态度。她的信上说：
“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两国都正面临着动荡的时代。这是一种迅速的一浪加一浪的冲击。……这也许是一种锻炼的过程。经过这样的锻炼，我们两国人民将会对他们在未来文明中的使命得到更好的认识并具备崭新的精神。”“就我而言，我对人民所固有的正义性将永不失去信心。我在各次历史演变中一再看到人民被剥夺了生活中重要的东西。我也承认，人民受压迫的时间是漫长的，而他们享受自由的时间却往往是稍纵即逝。但是，我也亲眼目睹这些人民如何为争取光明、争取政治和经济自由而进行斗争。他们在忍受压迫时、在争取胜利时所显示出来的力量使我感到由衷的赞佩……并使我认识到，没有一种势力——不论是天意还是人愿——都将无法阻挡他们的兴起……”
这封信是回复尼赫鲁托人带来的一封信的，来信可能已散失，但从当时的时局和她回信的语气来看，尼赫鲁在信中流露出他很需要鼓励。
同她一贯的作风一样，她在回信中说了这些一般的和长期的看法之后，接着就很快地转到实际的、眼前的事情；“过去你曾为支援国际和平医院发挥过作用。如果你能同样关心我们的托幼事业、作家和艺术家福利基金，以至我们在上海为贫苦儿童进行识字教育的工作，我们将很感激。”
下面，她又回到大事上来；
“我期待着在下一时期我们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可能进行合作。访问印度仍然是我的一个念念不忘的心愿。命运将如何安排，我不知道，但我将继续期望着这样的时间和机遇的到来。”
机遇确将到来，但这几乎是在十年之后——那时她是新中国的副主席，而尼赫鲁则已成为印度的总理。
在国内，宋庆龄致力于建立反对内战及内战发动者蒋介石的统一战线。为此，她不但发表言论，还进行各种政治的和个人的活动。
有意思的是，她在为争取前瞻性的团结和反对分裂的斗争中往往采取两种不同的方法——有时参与国民党的活动，有时则又加以抵制。1925—1927年，当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携手并进时，她积极参加国民党的活动。1927年后，蒋介石分裂统一战线、发动内战，她就不再过问国民党的任何事情。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当国民党内部有迹象显示从内战向团结抗日转变时，她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这是十年来第一次。现在，国民党又回复到在外国支持下进行内战（这一次是在美国的赞助之下）的老路上去，她也再次恢复了抵制。1946年，蒋介石为了使他的政权及政策披上合法外衣，宣布年末召开“国民大会”并操纵“国大代表”的选举，她既拒绝候选，也拒绝参加。
与此同时，她加强了同所有在新形势下仍反对内战的人的团结。她的宣言和联系工作无疑地大大帮助了这方面的政治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新的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它的成员都是国民党的一些知名人士。
在“中间道路”的政团决定不参加蒋介石的“国大”以后，蒋政府就在1947年10月27日明令解散民主同盟——它是这些政团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成员主要为知识分子，在战时就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及分裂内战的趋向。但强行解散民盟的结果与蒋政府的愿望正相反。它使那些即使还处于“中立”状态的知识分子也相信，如果内战不可避免，那末中国进步的唯一希望是共产党的胜利。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在1948年成立的。它反对已在进行的内战，号召保持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蒋介石已加以破坏）。它的成立大会是在香港举行的，因为在蒋统治的地区不能保障安全。它的成员中不但有传统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如何香凝，也有资深的军事领袖如冯玉祥将军和李济深将军。
实际上，“民革”是聚集在宋庆龄长期高举的“进步中求团结”的旗帜之下——它也推举了她担任名誉主席。她对“民革”的成立大力赞助，但她从未以“民革名誉主席”的身份进行过活动。“民革”的主席是李济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和宋庆龄都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李同蒋介石的重大政治分歧表现在1933年的“福建事变”中（请参看本书第十三章），当时李济深等领导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曾对共产党作出团结的姿态但为后者所拒绝——后来中共在自我批评中认为这是极左的错误。这一次，中共采取了更为明智的政策，欢迎同李济深及其他曾参与“福建事变”的人士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在这些人士中最著名的是蔡廷锗将军，1932年在上海率领十九路军奋战抗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蒋介石集团对民盟实行镇压，对国民党内资深的反对派如李济深和冯玉祥则予以开除。镇压也好、开除也好，都只能使它在政治上更趋孤立。
内战不但使国家建设不可能进行，并且使通货膨胀直线上升，为人民带来极大痛苦。宋庆龄对人民的艰难生活一直备极关怀，她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很紧。她在1948年7月中旬的一封信上说：
“今天黑市上1美元换750万元法币（国民党的货币）……价钱天天在涨，像我们这样手上没有黄金的人，生活非常艰难。一只鸡要300万元，所以我们餐桌上是见不着的……绝大多数人的主要食品豆腐本来是便宜东西，现在也要8万元1磅……米1担（110磅）3，000万元，像我这样的家庭只够吃1个月。我们想不吃糖了……”
据一位中国史学家记载，自20年前，即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到1948年，上海物价已比战前上涨了300万倍，做买卖时钞票要用箩筐来装。
1947年5月，在内战开始一年以后，美国驻华大使向华盛顿报告说，在上海发生了抢米风潮，因为米价已上涨了6倍。到1948年8月，他在报告中不再用数字，只是说通货膨胀以“天文数字上升”，政府印钞厂连印钞票都来不及。
就在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兑换率是金圆券1元换法币300万元，美元1元换金圆券4元。同时宣布禁止任何私人持有金、银、外币，由政府按官价强制收光。金圆券原定发行限额为20亿元，但到10月1日发行额已超过100亿元，以后更如决堤洪水泛滥起来，物价随之飞涨。与美元的比价在上海解放前夕最高达到了金圆券1，000万元换1美元。历史上很少见到这样大规模的掠夺。
西尔维亚·坎贝尔后续的家信中谈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和影响。她写道，“上一星期物价涨了一倍”、“大多数工人……都罢工了”，但政府“坐视不管，因为有钱人正靠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发大财。”
与此同时，那些真正有钱有势的人不但受不到通货膨胀的损失，还从中渔利，依然过着讲排场、摆阔气的奢华生活。坎贝尔信中谈到她参加的一次婚礼和一次游园会：“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多的钻石和翡翠耳环！如果我们的团体（指中国福利基金会）有我在那里看到的5副钻石耳环，就足够我们办几个医院几年的费用了。”
“看到绵延好几英亩的景色宜人的草地，还有那些摆满‘尊尼’名牌陈年苏格兰威士忌酒的餐桌，真是大开眼界！”
内战全面爆发以后，运送医药供应品去解放区的工作实际上已无法继续进行（除非通过地下秘密渠道），所以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上海本市——为挤住在贫民窟里的穷人工作。有些项目是为那里的妇孺提供医疗保健，另外一些项目则为年纪大一些的、常被迫在街头流浪的儿童提供识字教育和有意义的文娱活动，把新的思想、新的希望输入他们的小小心灵。还向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提供援助，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还受到政治迫害。除了向他们提供食品、衣服和药品外，在可能条件下还为他们安排工作，包括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儿童剧团——中国第一个儿童剧团——写作和演出儿童剧。
为妇女和儿童举办的项目，宋庆龄都积极参与并经常到现场去访问。这些项目都办得节约、有效。它们大部分都是在用金属板搭盖成的活动房屋里进行的，这些活动房屋原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美军设计制作的，后来作为剩余物资处理或赠给“联总”等救济团体。
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很少，但都有着为人民眼务的思想，其中有一些共产党人——当然这个身份是不能公开的，否则便会送命。许多人是志愿前来帮助工作的。多年后，宋庆龄总结这段时间在上海的工作：
“中国福利基金会也在上海为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开展了一些别的文化福利活动。它向国民党的剥削、腐败造成的饥饿、疾病和愚昧进行斗争。办起了妇幼保健室，为那些无力上学的儿童举办识字班，培训小学生当他们的‘小先生’。还办了个儿童剧团，在那里孩子们既是演员又当学员。设置了一个专门基金，来帮助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进步的贫病作家、艺术家，使他们能从事创作而免除挨饿，从而也就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和文化专制。
“这些活动绝非‘慈善事业’，它们表现出解放区倡导的那种互助精神，这种精神灌注在我们所举办的事业中，但是采取的做法却适应了当时上海黑暗反动统治的环境。在这些事业中工作的人员，有忠诚的革命者。甚至在孩子里，也有不少成了‘地下少先队’成员，他们从小就学着在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为人民服务。
“就是这样，中国福利基金会和它的前身保卫中国同盟采用各种方法为人民的胜利、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力量，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关于儿童剧团以及宋庆龄对它的关切，任德耀的回忆提供了很能说明问题的侧面材料。任长期担任这个剧团的团长并经常为它写剧本和担任导演。他说：
“1947年3月，宋庆龄觉得为上海的贫苦儿童光提供医疗和营养方面的服务是不够的。这些孩子愚昧无知并受反动的社会环境的蒙蔽，很需要精神食粮。所以她建议创办一个儿童剧团，就像她在20年代曾在苏联看到过并得到深刻印象的儿童剧团那样。她找黄佐临帮助（黄是中国著名的戏剧革新家，以演出英国肖伯纳和德国布莱希特的剧作为世人瞩目），黄把我推荐给宋——我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第一个演出的戏是根据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所作同名童话改编的《表》，是关于苏联建国初期街头流浪儿的。在解放前的上海，上演一个苏联戏并且是一个由鲁迅翻译作品改编的戏，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国民党的一次挑战。张石流任导演，我任舞台设计。我们不得不仰仗捐助来应付一切开支，使贫民区孩子们可以免费看戏——这是宋庆龄一直坚持的。
“为了挑选演员，我们起初在熊佛西的上海市戏剧实验学校和陶行知的育才学校里找，后来在中福会自己办的儿童福利站里找。这不容易。在旧社会，演戏被认为是下等的职业，所以许多父母不同意让孩子演戏。
“我们还表演解放区的秧歌剧如《兄妹开荒》，还有对压迫者的讽刺剧。国民党向宋庆龄直接表示不满，她就劝我们为了保证安全，停止公开演出。但我们继续关起门来排练。
“宋庆龄常来看我们的演出，有时还来看彩排。实际上，她对什么事情都非常仔细地检查，甚至于会把孩子们的衣领翻下来，看看他们的脖子是不是上上下下都洗干净了。
“当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我们剧团的孩子们带头欢迎解放军，在街上跳起了秧歌舞。在上海，他们是最早演出秧歌并且一直在偷偷排练的。他们挥舞着的旗帜、高举着的标语都是在地下室和其他难于发现的地方制作的。”
这是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另一面——用任德耀的话说，“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像是一个就在上海市内的‘小解放区’”。
儿童剧团得到许多中外热心人士的帮助，其中有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美国人杰拉尔德·谭宁邦，他本来是演员。
关于中福会在市区的工作，西尔维亚·坎贝尔（鲍威尔夫人）在1949年3月（上海解放前不久）的家信中曾饱含激情地说：
“我多么希望你能看到我们在这里做的工作。很难描述我们办的这些家庭识字班、‘小先生’、接受免费医疗的队伍、难民营。我们的群众性识字班已经吸收了2，500名儿童，成为全市一所最大的小学。我们在1948年为43，000人提供了免费医疗。
“……我们正在举办‘三毛乐园会’。三毛是一个可爱的、中国漫画作品中的主人公。他经历了中国穷苦孩子所要经历的一切苦难。他现已成了一个‘小先生’，而且我们正在用他进行一次筹款活动……”（1948年4月4日宋庆龄亲自主持画家张乐平的“三毛原作义卖展览会”，取得很好成绩，会后她还专函向张表示鼓励和感谢。）
以后，人们还将看到，所有这些本地的项目在解放后都仍然继续下去，由公家拨给经费并且大大扩充了。在铁皮活动房屋中开始的事业后来发展成中国最大的“少年宫”、规模很大的“妇幼保健院”和全国著名的“儿童艺术剧院”、中国第一座“儿童艺术剧场”。在这些铁皮活动房屋中开始识字的孩子们中间，不少人成长为工程师、大学教育家、政府高级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军官。
中国福利基金会援助知识分子的款项，有的是就地募集的（如1947年举办中秋游园会，收入4，000美元），有的是国外友人支援的（如当时在纽约的史沫特莱筹集了2，500美元）。用这些款项购备寒衣、营养品（如奶粉、为众多结核病患者所需的鱼肝油等）、药品，按需要送给作家、艺术家和学术工作者，分配工作由他们自己组织的团体经手，包括郭沫若、茅盾、夏衍等负责的香港民主文化事业基金会，叶圣陶、梅林等负责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杜国库、侯外庐等负责的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还有中国木刻协会，中外文艺联络社等。
在“以工代赈”方面，苏联的塔斯通讯社给了及时的援助。它在上海正在进行一些文化交流项目，上海分社负责人弗拉基米尔·罗果夫和米哈伊·亚沙明免费向中国作家或翻译家提供外文原版书，由他们从俄文或英文译成中文后付给稿费，又从海参崴运纸来印刷出版中文版（当时上海纸张缺乏）。中国福利基金会设翻译委员会来进行这一工作。
音乐剧《孟姜女》的演出是多文化的产物，还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创作这部以中国古代传说中悲剧性人物为题材的音乐作品的是一个外国人，它的风格是中国式的而演奏的则是有各国人参加的上海市交响乐团。它的作曲兼导演阿龙·阿甫夏洛穆夫出生在西伯利亚，从小喜欢那里的华工们从家乡带去的乐曲和戏剧。他在瑞士上了音乐学院，后来命运把他带到了中国。至今，音乐界还怀念这位中国现代音乐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主要功绩是呼吁中国作曲家们在学习了欧洲乐器和配器之后不要使他们的作品“西方化”（当时的时尚），而是要用他们学到的这些东西来表达和发展中国自己的音乐传统。他的《孟姜女》就是他身体力行自己的主张的结果。1946年3月末，这部音乐剧（编剧姜椿芳）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兰心大戏院义演两场，宋庆龄亲自到场主持，并为全体演出人员颁发纪念章。义演收入达8，000美元。
在战后的上海，这也是宋美龄所听的一部音乐作品，并获得很深印象。她提出愿意帮助这部作品去美国巡回演出。但这件事牵涉到一个政治问题。她坚持在赞助者名单中除掉原有的由左翼艺术家组成的团体。后来的争议和谈判被形容为是一场“小型的国共谈判”，并且同样的毫无结果。
在同一期间，据说阿前夏洛穆夫为《义勇军进行曲》完成首次管弦乐配器。这首聂耳创作的激动人心的抗日战歌今天已成了人民共和国国歌。这真是在那个复杂的时代中发生的一个复杂的故事。
任德耀怀着深情谈到宋庆龄“对知识分子的真正尊重，以及知识分子对她的尊敬。”
“每次她请他们来开会总是慎重其事并在请柬上亲自签名（她认为打字或油印的通知不够尊重对方）。这样一些尊重的表示常使处境艰难和贫困的文化人感动至于泪下。像白杨和赵丹等影星不怕得罪国民党大官，常回避他们的邀请，但从不拒绝她的邀请。有时她没有邀请的人也来了，使屋里变得很拥挤。
“对那些经常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知识分子，她指示办事人员为他们提供新的衣服，因为——她说——在上海挤电车和公共汽车，他们自己的衣服很快就会破的。她知道我有一个小女儿，就送她一条橡胶防水裤权作礼物。
“她总是先想到别人。这是她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我们永远不应抛掉。当时，我们爱中国福利基金会，因为我们感觉到它爱我们。”
每当宋庆龄公开表示坚决的立场，她的敌人总会像过去做过的那样，互相呼应地对她进行人身攻击。
1946年11月，西尔维亚·坎贝尔从上海写回美国的家信中说，“在这里，也在美国，肯定在进行一场把她抹黑的运动。”
1947年底，对她的人身攻击加强了，因为国民党看到它所预期的内战的胜利正在变得渺茫起来，又因为——如西尔维亚所说——“我们都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正在美国进行着一场政治迫害。”
12月10日，美联社发自上海的一则电讯说：
“孙逸仙夫人……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否认华盛顿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所传她同前美军上尉杰拉尔德‘谭宁邦的风流韵事……谭是孙夫人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总干事。
“孙夫人的声明说，‘德鲁·皮尔逊关于我的说法是一种恶意诽谤，毫无事实根据。它的荒谬同它的恶意可以等量齐观。我相信，皮尔逊先生将会有足够的公允之心，全面地、公开地撤销这一不实之辞。’”
在以后一些日子里，西尔维亚·坎贝尔在家信中说，“这一阵狂潮仍在继续……它不会马上过去，因为她（宋庆龄）有那么多政治上的敌人。”西尔维亚认为，这个谣言是国民党制造出来，专门向国外散播的，想把宋庆龄抹黑，又可破坏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筹款活动。
但是，就宋庆龄和她在上海的工作而言，政治气候不是由国民党或美国报刊所造成，而是决定于这样一个明白的事实，即中国革命正在走向胜利，越来越多的人想转到胜利者的一边来。
因此，到了1948年4月7日，西尔维亚·坎贝尔在家信中能够这样说：
“中国福利基金会终于成了社会的尖子……每一个人都希望被看成‘开明分子’……当你正在赢得胜利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5、6月份，基金会“仍处于社会名望的顶端”。在6月份举办的为儿童募捐的义卖会得到上海各国领事的赞助，“上海社交界最有名的妇女都出席了”。“招待威廉·C·布立特的女主人把他和其他所有陪客都拉来参加，甚至红衣主教斯佩尔曼也要光临。”（布立特是前美国驻苏、法大使，后来变得狂热地亲国民党。斯佩尔曼红衣主教是美国天主教领导人之一、反共主义先锋。两人当时均在上海访问。）
在11月份，西尔维亚在家信中描写了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去看望宋庆龄或向她送花赠礼的中外名人，势如潮涌——他们都觉得这是政治上一种精明的做法。其中之一是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卡伯特夫人，她对宋庆龄说，归根到底，“每一代都会有这一代的革命”，宋听了“差点乐得噎住”。西尔维亚还写道，宋庆龄“以最亲切的态度”对那些来送礼的国民党官员们说，“你们记住了孙先生的生日，为什么不记住他的遗教？”
1947年底，美国和国民党的高层人物曾经想从宋庆龄那里摸清中共要什么条件才会停止日趋凌厉的反攻。其中之一是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这位“传教士一教育家一政客”三位一体的人物、宋庆龄父亲宋耀如在教会中的一位老相识。20年前，他曾为国民党试探流亡在柏林的宋庆龄（见第十章）。现在，他担负着类似的使命，但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他要求宋庆龄亲自陪同他参观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的各种设施。宋庆龄表示难以应命，因为她的妹妹蒋夫人已先邀请她去杭州西湖旅游——这是事实，但也是事出有因。她委托所信任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同事、曾任女青年会干事的余志英陪同司徒雷登参观并向余说明了情况。
后来发现，蒋夫人的邀请同司徒雷登的请求有同样的目的。在杭州，她问宋庆龄，共产党的底牌到底是什么。庆龄回答说，她不是共产党员，不了解。很快她就买了火车票回上海，把情况告诉了廖梦醒——她同中共之间的联络员。
国民党企图利用她来摸清越来越占上风的中共的底细，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软化中共的立场，这种努力并未终止。在宋庆龄这一方面，她拒绝介入应由两党当面商谈解决的事务。
最后，作为绝望的挣扎，国民党试图起用她担任它那个朝不保夕的政府的名义上的首脑。1949年初，国民党在全世界大肆散播谣言，说她已收到这一请求并可能接受。谣言一直传进了美国国务院，说是远在尼加拉瓜马那瓜的一个中国外交官透露的消息。宋庆龄一举粉碎了这些试探气球。1949年1月11日，上海英商《字林西报》（英文）刊载了宋庆龄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发表的声明（1949年1月10日）：
“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
这个声明发表之后4天，人民解放军就把国民党还出了北方最大城市、北京的海上门户天津。
同一星期，中国福利基金会拒绝了向美国经济合作署申请补助的建议。过去，中福会在救济款物的分配中总是受到美国和国民党的歧视，现在却有人告诉它，如果它提出申请，一定会被批准。中福会拒绝这个建议是有原因的。美国经济合作署署长保罗·G，霍夫曼当时扬言，如果中共领导的军队前进到长江为止，把半个中国留给国民党，使中国像朝鲜和越南那样南北分治，那未中共可以指望美国给予十分慷慨的援助，以用于重建。
中国福利基金会同中国的解放区一样，愿意接受援助，但不能吞下钓饵。西尔维亚给父母的信上写道，“我们决定暂时不同他们打交道。孙夫人极易受到伤害，他们很可能想利用她为他们那些第五纵队性质的计划充当橱窗，那些计划是企图破坏新中国政权的。”
至于美国那些主要的救济团体——美国政府和大公司都插手这些团体——随着中国革命接近胜利，它们都参与了“冷战”。对华救济团体的总部“对华服务联合会”（它取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救济联合委员会”）丢掉了一切所谓“不偏不倚的慈善事业”的虚伪面貌。它的主席保罗·麦克纳特引用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一段话来概括这个联合会的真正动机。这段话摘自美国国务院1949年8月5日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之前，艾奇逊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它承认对中国的一种干涉方式宣告失败，提出另一种方式：
“我们仍旧相信，中国的局面在最近的将来无论可能是怎样悲惨，无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一大部分可能怎样残酷地处于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中国鼓励现在或将来能促进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
照这样的看法，中国人民所说的解放是“悲剧性的”，中国终于赢得的独立是“外国的羁绊”，每件事、每个人可以用来推翻这些胜利的，无论在当时或以后都应加以鼓励。
在另一个呼吁书中，话说得更为露骨。这份呼吁书也取了一个更有军事味道的题目：《其他防御》。它说：
“我们相信，中国为美国提供了基督精神和保卫自由企业制度的一处战略性边疆……掌握这个机会将是对美国和基督精神的敌人的一个有效打击。”
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因此不仅不为美国经济合作署所提的补助建议所惑，还决定不再同美国“对华服务联合会”来往。这又迫使中福会——虽事属不得已但态度坚决——同美国援华会断绝关系，美国援华会是一个长期支持中福会的团体，但它仍想从美国对华服务联合会领取经费。不久，美国援华会中一些不同意这一立场的理事另组一个新的援华团体“中国福利呼吁会”，把对华救济、对正在出现的新中国表示友好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它的主席是耿丽淑，积极参与其事的许多人中有当时在纽约工作的本书作者。
宋庆龄对美国的重要支持者分别发去由她亲自签名的信件，说明同美国援华会断绝关系的原因：
“不顾我们的一再请求……美国援华会认为还是留在美国对华服务联合会这个组织之内最好，因为离开这个组织，筹款太困难。……与此同时，联合会……却把反对新中国的政治宣传塞进募捐呼吁之中……当贵国的一些友人想建立一个新组织来协助我们的救济项目时……我们对他们在这样的困难时刻所采取的勇敢立场，至为感佩，……这就是中国福利呼吁会的由来……它是我们的指定代表机构……我认为，为了他们的进步思想和真诚目标，他们应该得到大力支持。”
所有这一切发生的背景是中国的战事和政局的伟大转折。
1949年1月31日，随着国民党守军在傅作义将军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京）。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解放军举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入城式，展示了从蒋介石军队缴获的大量美制坦克、大炮和轻武器。几个月来，美国还在称颂傅将军是反动势力寄予希望的柱石。现在，他作为起义将领受到尊重，并在不久成立的人民共和国担任水利部长多年。
宋庆龄在接到赴平邀请后于2月2日复信中共中央，说明她当时正在就医，不能北上。她在信上说：
“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
历史的回忆使她的忻慰更加深沉。“二十三年前”的起点是在国共合作下1926年从广州出发的北伐，但第二年蒋介石的叛变使它“可悲地中断”了。对宋庆龄来讲，1949年的胜利是中国整个革命事业的胜利。
但上海还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在以后4个月时间里，反动派仍在疯狂挣扎。
国民党最后的倒行逆施之一是企图剥夺宋庆龄作为孙中山遗孀的身份——不久前他们还想利用她的这个身份使她充当有名无实的首领，被她所拒绝。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把孙中山与之早已离婚的前夫人卢慕贞抬出来（她本人并不知情、也未参与），说卢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孙夫人。但这套把戏很快也就销声匿迹了。
当时流传宋庆龄说过这样一句相当愤懑的话：“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这可能是最早透露出她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使她在病危时提出要同她父母葬在一处的要求。
最后，据说有过把她劫持到台湾的阴谋。
在那些日子里，白色恐怖在上海非常严重。国民党的行刑队在街上出没，抓到“共匪嫌疑分子”就地处决。很多人突然失踪。宋庆龄为此警告杨小佛，暂时不要同她来往，以保障他的安全。这是在黄竞武（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之子）因到她住所去而被捕之后。黄竞武是从他工作单位中国银行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在南市监狱中被活埋的，上海解放后他的遗骸才被发现。
在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濒临清灭这段时期里，关于宋庆龄的情况有一种说法流传甚久——说她离开了原来的寓所，躲藏起来（有人说是躲藏在外国友人家里）。事实上，尽管当时她确实面临着危险，她没有动——虽然地下的革命组织和外国友人们是在警惕地保卫着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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