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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11年仲夏的一个傍晚。夕阳如血,烧红了半边天,把绿莹莹的运河水染成了绛红色,霞光如同一只魔幻之手,将岸边四周的植物变成了一片金黄,如同一派秋日的景象。
在河畔一块柳枝掩隐的青石板上正坐着一位十三四岁的少年,他就是张太雷,他今天不像往常那样是到这里读书;从他严肃、凝重的表情看,也不是来欣赏风景的,他的心里此刻正在为本不该是他这种年龄操心的事情而忧烦。
今天下午,他刚刚参加完小学毕业典礼,领到了小学毕业证书,在会上他们最后一次齐声高唱优美动听的校歌,最后一次聆听了校长吴康的谆谆教导、老师们热情的勉励,然后同学们互相临别赠言。会后,同学们纷纷匆匆赶回家去,而张太雷不像往日那样一放学就大步流星地往家赶,而是怀揣着毕业证书步履蹒跚地来到河畔,坐在石头上发愣。领到了毕业证书,按理说他应该高兴、兴奋,为何如此闷闷不乐呢?
张太雷自父亲去世后,家庭的经济来源没有了,只是靠母亲给人帮佣维持最低的生活,他这五年的小学的学费全是靠亲友资助的,如今他小学已经毕业了,他心里当然非常想继续求学,上中学,甚至上大学,可是一想到母亲每天天刚亮就起床,忙着做早饭,然后到人家家里去打工,直到天黑了才回家,回家后,还为人家做针线活,直至深夜。母亲为了维持这个家庭已经尽到了全部力量了,他怎么好意思对她说自己还想上中学去增加她的烦恼呢?而且即使是说了,母亲也没有能力让他继续上学。亲友已经资助了五年了,再让他们资助,如何开得了这口呢?他虽然只有十三岁,可他是家中惟一的男子汉,他没有理由再让母亲为他操心,而应该为母亲分忧才对。他思绪万千,心潮起伏,想到也许从此再也不能进入学校去读去了,他虽然置身盛夏,却如同喝了一杯冰水一般凉透了心,他的鼻子酸酸的,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正在这时,一个声音在他身后轻轻地响起:“张复,你怎么还没有回家?”他一回头,是校长吴康,他正用关切的目光望着他。
张太雷立即站了起来,擦掉眼泪,低声带着哭腔地说道:“校长,我在这里欣赏风景。”吴康知道他言不由衷,笑了笑,没有点破他,因为他了解张太雷家里的经济状况,刚才在毕业典礼上又发现他心绪不宁,散会后又注意到他没有走上回家的路,所以吴康处理完公务后,就追到这里,想弄明白是什么事情让他心生烦恼。
“你有心事?在想什么?能告诉我吗?”吴康和蔼地问道。
听了校长的问话后,张太雷心想:校长从我入学以来就一直非常关心我,对我如同对自己的孩子一般,我就对他实话实说吧。于是他轻轻地说道:“我在想应该去谋一份工作,或许到商店去当学徒......”
他的话还未说完,校长就感到很意外地问道:“去当学徒?你不想上中学了?”
张太雷低声说道:“当然想上中学,可是我们家哪有钱让我上呢?”说完心酸得眼泪又要落下来。
吴康听了他的话,沉思了片刻,然后说道:“你无论如何都应该继续上学,学费嘛,我可以资助你一部分。”
校长的话使张太雷深感意外,也非常感动,可一想校长的收入也很有限,他的家庭负担也很重,怎么好意思接受他的帮助呢。他迟疑地说道:“这怎么行呢?”
吴康却爽快地说道:“你天资聪慧,各门功课都是优等,如果不能继续上学,那将多可惜呀!在我们学校里,老师帮助学生,这是常有的事情。我的薪水确实太不多,但资助你一部分还是可以办得到的。”
张太雷见校长如此坚持,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只是用感激的眼光望着校长。
校长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脑袋,说道:“你回家把你想继续上学的愿望告诉你妈妈,看看你们家里能给你出多少钱,然后告诉我。”校长边说着,边拉着他的手往他回家的路上走,沿途还说了不少安慰和勉励的话,然后才与他分手。
此时天已经渐渐黑了,张太雷赶紧往家跑。他刚走进家门,母亲和姐姐满脸忧色地问道:“毕业典礼不是早就结束了,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张太雷愣愣地不知怎么回答。“毕业证书领到了吗?”母亲又问道。
“领到了。”张太雷赶紧把毕业证书和成绩单拿出来双手捧给母亲看。母亲接过来仔细地看,姐姐泰临也凑过来看,母亲边看边喜形于色地说道:“品德优良,成绩都是优等,还评为模范学生,不错不错!这五年功夫没白用,钱也没白花。”泰临从母亲手中接过毕业证书,羡慕地看着。
吃完晚饭,张太雷就对母亲说道:“妈,我到外公的店里去当学徒吧。”母亲和姐姐听了他的话颇感意外,不约而同地问道:“你不想上中学啦?”
“想有什么用,家里哪有钱供我上中学?”张太雷凄楚地说道,母亲说道:“我前两天找过你伯父张绍曾,他答应给你出一部分学费。”说完停顿了一下,叹了一口气又说道:“其余的部分我再找别人借。”张太雷听了自然非常高兴,但他一想到又要母亲低声下气地去求亲戚资助,他就觉得心里很不安,便说道:“妈妈,算了吧。我不能再让您这样累了,我还是去当学徒,三年后出师就可以挣钱养家了……”
母亲还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道:“不行,你得去上学,人还是要多读书,有了学问会明事理,以后才能为国家多出力。我再苦再累也要让你进中学念书。”母亲语气坚定地说道。
姐姐泰临也劝道:“我们家得有人上中学大学读书才好!我没法子上学,弟弟你一定要上中学,多读书,也算代我读书呀!”
张太雷当然是想进中学继续读书,只是不想求人,也想为母亲分担一些家庭的责任,才考虑去当学徒的。现在见母亲和姐姐都这么说,而且态度这么坚决,心想伯父能给出一部分,校长再资助一部分,两方面凑到一起,学费的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于是他便改变了主意,说道:“好吧,妈妈,我听你们的。我去考中学,如果考上了,就去读书。”
母亲和姐姐听他改变了主意,很高兴。张太雷过了一会儿又说道:“妈妈,你不用再去找其他亲戚借钱了,吴康校长答应资助我一部分学费,加上伯父给的钱就够了。”母亲和姐姐听了喜出望外,姐姐笑着说道:“这样可太好了!”母亲却叹息道:“我们欠人家的人情可太多了!”
“这些人情将来由我自己来还!”张太雷说道。“这些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好好学习,就是对大家最好的回报。”妈妈轻声地说道。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已经废除科举,兴办学校。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的政治运动后,更加快了兴办学校的进程,各省、府、州、县、乡、邑都将原有的公立或私立的书院、社学、学塾改成兼习中西文化的学校。常州旧有龙城、延陵两座书院,龙城书院已改成武阳公立小学堂;延陵书院因遭兵燹,院舍荡然无存。要筹办中学堂,就必须重新择地建设新的校舍。1905年,常州太守许星壁到任后,就着手筹办,择定在常州东门玉梅桥畔护国寺旧址上建校。由常州府所辖的八县:武进、阳湖、宜兴、荆溪、无锡、金匮、江阴、靖江分别筹资,再加上政府拨款,总共筹集到白银六万五千两,整个工程历时16个月,占地30亩,建有校舍230多间,楼下为教室,楼上为宿舍,一间卧室可住8位学生。校内还设有器械室、练身房,还有宽大的操场,真可谓设备齐全,条件优越。学校建成后,定名为常州府中学堂,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10月正式开学。
常州府中学堂开办后,师资、设备日趋完善,成绩斐然,不久就成为当时常州的最高学府,远近闻名,当时江苏省的视学到常州府中学堂视察时曾作过如下的评语:“是校规模宏大,秩序井然,各科教授均见佳良,洵为江苏中学之卓卓者。”这样好的学校自然成了学生趋之若鹜的学校。常州府中学堂自1907年创建后,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校友遍中华。张太雷在得到张绍曾和吴康的资助后,决定进入中学继续读书。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学校自然是常州府中学堂。1911年7月,张太雷参加了常州府中学堂的入学考试。当时考试的科目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一天考完。他各科考试的成绩都是优良,结果如愿以偿的被常州府中学堂录取了,从此开始了他的中学生涯。
开学那一天,母亲特意给张太雷挑了一件较好的长衫,让他穿着上学堂。这件衣服是张绍曾的儿子穿过嫌旧了施舍给张太雷的,平时张太雷都舍不得穿,今天他算是把它当做礼服穿着进学堂。张太雷今天的心情非常好,精神抖擞、步履轻盈地向学校走去。一路上,他望着天,觉得今天的天格外的蓝,天上云的形状也分外的好看,微风是那样和煦,小鸟的歌声美妙动听,仿佛那摇曳的树枝是在向他招手,路边的花草在冲他点头,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欢看万物皆有情。他连蹦带跳地走着,嘴里还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儿歌。这也难怪,他只有十三岁,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嘛,能踏入中学的校门,对于他而言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自然会喜形于色的。
张太雷跨过玉梅河上的一座石拱桥,来到校门口,站在常州府中学堂的大字匾牌下,心里觉得无比的骄傲与自豪。此时已有不少同学来到了校门口,张太雷就汇入人流中,进入校门,踏上了一条笔直宽敞的干道,道路的两旁种植有松、柏、樟、榆等等树木,它们被修整得非常整齐,路边还有一些形态各异、独具特色的小型花圃,里面种了许许多多的花草,有红色的鸡冠花、绛紫色的大理菊、浅红的海棠花、艳黄的美人蕉、淡蓝的灯笼花以及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花,它们争奇斗艳,怒放在绿茵茵的草丛中,煞是好看,令人目不暇接。张太雷被校园里美丽的景色迷住了,不由得放慢了脚步,仔细地欣赏着,慢慢地体味着。不知不觉中他来到了大礼堂的门口，门上贴着今天上午在此举行开学典礼的通知。他便跟着同学走了进去。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了,他找了一个座位坐了下来,静静地等着开学典礼的开始。大约等了半小时,开学典礼开始了。先由校长屠元博致开幕词。他声音很洪亮地说道:“同学们,今天是公元1911年7月20日,新的学年自今天开始。你们到这所学校来,一是要勤奋读书,二是要学习做人。今天的开学典礼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宣布校训。我们常州府中学的校训是‘存诚、能贱。’这校训的含义在明日修身课时,老师会对你们详细讲解的;二是学唱校歌。下面就请童斐老师教大家唱校歌。”说完他就走到台下,在前排座位上坐了下来。这时,一个身材瘦高的中年教师快步登上主席台,把事先用大字抄好的歌片固定在木架上,自己大声地唱了一遍,然后逐句教大家唱。
“大江浩瀚,灌中吴万顷膏腴。更笠泽橙波,铜峰攒翠,秀灵磅礴扶舆,是为毗陵名郡。自延陵文物启东吴,迄今四千余载,名誉震寰区。峨峨讲舍,是我中学,八邑建中枢。莘莘群彦,敦品立行,拔汇复连茹。愿养便楠作栋梁,擎天有柱巩皇图。勉诏前微,为光家国,宏兹远模。”
歌词含义深刻,曲调优美动听,童斐老师教得很仔细,同学们唱得很认真。童斐老师教了几遍后,同学们齐唱了一遍,教歌的内容完了之后,开学典礼也就算结束了。如此简单而隆重,寓意深刻的开学典礼深深地留在了张太雷的脑海里。
常州府中学堂的学制是五年。当时朝廷学部规定各新办的学堂的教授内容为:“诵《四书》、《通鉴》、《小学》及经史子诸书为主,辅以各国语言文学、算学、天文、地理之粗浅者,万国古史近事之简明者,格致理科之平易者。”上面有这个精神,下面办学的人又是留日学生,脑中有仿效东洋的新思想,这样一来,在课程设置上,体现了清朝末年新旧学交替之际的特点:一方面设有旧式读经课程,另一方面,又增添新式的数理科目,成为中西合璧、古今融汇的教学体系。
张太雷在常州府中学就读时,学校所设课程有修身、国文、外国语(主要是英语、日语)、中外历史、中外地理、数学、博物(植物、动物、矿物、地质)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兵式操和普通操)。其中的外国语、外国历史、外国地理、数字、物理、化学等等课程均采用英文原版教科书。一般说来,用外文课本教学如果不具备优良的师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由此可见,常州府中学是一所质量较高的学堂。
修身课的主要内容是摘讲陈宏谋的五种遗规,即《养正遗规》、《训俗遗规》、《教女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读经课主要讲解《春秋左传》、《周礼》等等。从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出学校是以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作为办学宗旨。
张太雷一进入中学,就像进入了知识的海洋,这才知道小学阶段只是认路入门,而中学阶段就是要夯实基础,为日后的攀登攻坚做好准备。所以在此后的五年中学读书求知的生涯中,他刻苦学习,努力探索,对各门功课不放松,上课认真听讲,下课用心做作业,他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果实,连年各门考试成绩都是优等,总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受到老师的夸奖,同学的羡慕。
不过虽然张太雷对各门功课都很重视,但对英文、数学、历史、体育四门更为喜爱,尤其是对英文,他的英文成绩每个学期都位于全班之冠。
为什么张太雷在常州府中学读书时他的英文成绩会特别好呢?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分析,原因如下:一、他那时就已意识到,外语是一种工具,学会一种外语,就能够多一扇观察、了解世界的窗口,多一种增进知识的途径。二、英语教员多是在西方国家留学过的,他们上课时身着西装,鼻子上架着金丝眼镜,头戴呢礼帽,手持司的克(手杖),风度翩翩,举止文雅、端庄,再加上这些教员多数岁数都很年轻,长相又比较英俊,他们的外在形象使张太雷感到非常新奇、富有吸引力。这些教员也确实有真才实学,英语非常流畅,教学方法采用的是启发性的教学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所以教学的效果比较好。三、张太雷受这些老师的影响,曾一度倾心于基督教,常常在星期天的早晨赶到城东的天主教教堂去听“道”,传教士都是用英文来布道的,说教中还引领信教徒用英文读《圣经》,唱圣歌。刚开始张太雷听不懂,只能偶尔听明白几个英文单词,他暗暗下决心要学会英文。这也是促使他学习英文的一个外因。几年后,他从历史课中了解到帝国主义传教的真正目的是要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他就再也不到教堂去做礼拜了,还劝说其他同学也不要去。四、当时常州府中学数理化的课本都是英文原版书,学生们必须学好英文,才能学好这些课程。五、张太雷的超凡的语言天赋,再加上对英文学习有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很强,所以学得好,进步快。
张太雷当时肯定也没有想到,他从中学时代起对英语的兴趣和所取得的成绩会对他以后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英语成为他后来接受马列主义、参加革命、走出国门的一道桥梁,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
张太雷对斯宾诺沙的一句名言非常欣赏:“保持健康是做人的责任。”他在学校里除了努力学好各门功课外,十分注意锻炼身体。对每周两次的体操课和兵操课他都全身心地投入,认真操练。课余时间也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如踢足球、踢毽子、打乒乓球、练单杠、双杠、走浪木、过天桥等等。健康的体魄是学习好的前提保证,他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不仅保证他在学校时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学习,而且也为他日后不知疲倦地工作,为革命不辞辛苦地四处奔忙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个好的校长,不仅能够治理好学校,还能为学生指明人生的航向。张太雷在中学——确立人生观的关键时期就遇到了这样一位好校长。
常州府中学堂的校长屠元博是一位有着炽热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他担任常州府中学堂校长时,便将学堂作为常州、武进地区进行民主革命宣传和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在常州府中学堂校内,师生思想活跃,革命气氛非常浓郁。他当时和担任庶务的朱雅竹老师邀请了十六位思想进步的人士,组成了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发动群众,组织反对、推翻清朝统治的活动。屠元博为了锻炼学生的体魄和意志,也为了以后的革命作准备,他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中,不但有日常的体育课,还专门开办了兵式操课,对学生实行军事训练,这在当时中学里是极为罕见的。
兵式操课在开始时只是徒手操练,演习各种步伐、队列行进。1909年6月,屠元博从两江总督署领到一百二十支“快利”步枪,这些枪是金陵制造局1894年制造的,五响后膛,可以上刺刀。这样高年级的学生就可以扛着真枪来练习,而低年级的学生扛不动真枪,就让他们用木制枪来操练。张太雷对军事操练非常感兴趣,操练时他总是全力以赴,从不偷懒,各种军事技能他学得最快,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当时学生全部都在校内宿舍寄宿,过集体生活。他们的生活很军事化,校监有时在深夜吹响哨子,大家就摸黑起来紧急集合。张太雷是一个头脑非常敏感的人,他夜里睡觉很机警,一听到哨声,他就会立即起床,动作非常敏捷,常常是最先到达集合地点。他当时不会想到,在中学学到的这些军事技能对他后来参加革命活动帮助很大。
校长屠元博经常向学生们宣传孙中山的爱国民主思想,讲述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事迹。有一次,张太雷听了校长介绍邹容烈士的光辉一生时,高度评价他的“雷霆之声”的著作《革命军》,一散会,张太雷就急忙跑到学校图书馆,把《革命军》这本书借来,爱不释手地一口气将它读完。
《革命军》一书仅有两万多字,分为以下七章:1.绪论;2.革命之原因;3.革命之教育;4.革命必剖清人种;5.革命必去奴隶之根性;6.革命独立之大义;7.结论。此书比较全面、精辟地论述了当时革命的问题。
《革命军》1903年5月在上海出版,这本号召革命的论著是以革命的“公例”、“公理”之箭射向统治中国二百多年日益腐败的清朝政府,身向保皇党人,邹容认为革命是“天演之公理”、“世界之公例”,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认定革命是“去腐败而存善良”、“去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的必由之路”,革命是“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的崇高事业。邹容慷慨激昂地说道,他要“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嗓裂喉”,“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他提出必须“仗义群兴革命军”,进行武装革命,推翻野蛮的政府,反对干预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人及本国人。书中最后还充满信心地呼唤:“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这是一本充满浩然正气、极富鼓动性和战斗力的书。张太雷读后觉得荡气回肠,兴奋、激动不已,他对邹容这位因为宣传革命思想,被清政府关进监狱,后在狱中因病去世年仅21岁的英雄非常钦佩,对他在19岁时就能写出《革命军》这样一本激荡人心、震撼全国的巨著更是大为赞叹。合上书页,他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思绪万千,无法入睡,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革命军》中所阐述的推翻清政府、创立新社会的理论深深地印刻在张太雷的脑海中,从此他树立了初步的、还有些模糊的革命的思想。
屠元博校长还向学生们讲述了被人称作“鉴湖女侠”的女革命家秋瑾的事迹。秋瑾1877年出生在福建厦门,祖籍浙江绍兴,自幼读史咏经,骑马习剑,看到清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萌发了救国救民的志愿,27岁时冲破封建礼教的枷锁和家庭的束缚,女扮男装,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西方政治学说的影响和中国留学生运动的激励,产生革命的思想,积极投身爱国运动,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三合会”,以后又加入了“同盟会”。
由日本回国后,创办了“中国公学”和《中国女报》,宣传推翻清朝封建帝制,进行民主革命。后来又在“大通学堂”组织成立了“光复军”,准备在浙江起义,因同党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走漏了消息,秋瑾也在1907年夏天被捕。面对严刑拷打,金钱、权力的诱惑,她毫不为之所动,坚不吐供,只是执笔在纸上写下了七个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成为惊天地、泣鬼魂的绝命书。1907年7月15日惨遭杀害,年仅33岁。
张太雷听了秋瑾的故事后,十分激动,感慨不已。第二天就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秋瑾传》,连夜阅读,当他读到秋瑾殉国前五天寄给同志徐小淑的《绝命词》: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途穷,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手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张太雷读完,唏嘘不已,心情激荡,赶紧取出笔墨,将这惊世愤俗的《绝命词》一字一句抄录下来。此后经常取出来吟咏,渐渐地都能倒背如流了。
屠元博校长后来还给他们讲述过黄花岗起义的72位烈士的事迹。屠校长的启迪和殷切教导,他所讲述的爱国英雄、救国志士的先进思想和光辉业绩,成为张太雷走向革命生涯的一盏盏的指路明灯,让他逐渐明白一个人活在这世上应该为什么而活着,应该怎样去生活才是有价值的。
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中华大地数千年来一直是以封建统治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国家,以农耕为主,对外实行闭关锁国。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用利枪坚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通过不平等条约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财富,欺凌中国的老百姓;此后又经过英法联军入侵、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等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使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人民深受苦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压迫就有反抗,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日趋激烈,其中较大的有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虽然这些起义最后都被瓦解或镇压下去了,但人心不散,斗志不减,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人物,他们站在时代的前列,率领大众,为了祖国幸福、美好的未来奋战不息。
自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民在前进的征途上经历了三次带有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封建帝制的任务,产生了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就是孙中山先生,他青少年时代曾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读书,长期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立下了爱国救亡的志向。1894年他创建“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其政治纲领。1895年10月,他在广州领导起义失败,被迫流亡海外,在海外他积极地宣传革命思想,并考察了国外的政治经济状况。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总理。此后他又派人联合会党,发动新军,组织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最终没有获得成功,但却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张太雷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经屠元博校长的介绍,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对孙中山先生的生平和事迹知之甚详,对他的革命思想和事业极为钦佩,也非常关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喜讯传到常州城,民众欢欣鼓舞,纷纷奔走相告。常州府中学堂的学生们听到这好消息后,惊喜万分。当时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提出剪辫子、放缠足、禁烟等革新措施,民众为之拍手称快,纷纷响应。张太雷和瞿秋白、李子宽等同学带头把自己脑后的长辫子剪掉。张太雷还向同学们宣传:“尾巴样的东西留着它有什么用处?”同学们也纷纷效仿,都剪掉了辫子。剪掉了辫子的他们觉得头上轻松多了,心里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10月11日晚上,张太雷和同学们走上大街,和常州人民一起提着灯笼游行,欢庆辛亥革命的胜利.
10月11日,屠元博和朱稚竹正在南京参加江苏咨议局的会议时,听到武汉已于10月10日独立的消息,他们赶紧于第二天赶回常州,召集秘密的革命团体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派屠元博赴上海,朱稚竹去苏州,联系会党安排常州光复的事宜。11月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江苏独立,成立民国江苏军政府都督署。常州随后也宣布独立,常州的革命人士也商量成立军政分府事宜,并且推荐了常州籍的同盟会会员何健为军政分府司令,经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同意后,在11月6日送来了委任状。11月7日,何健从苏州来到常州。
11月9日,常州军政分府正式成立。何健走马上任,担任司令,他任命屠元博为参谋长,朱稚竹、段孟陶、奚九如为军政分府顾问。从这天起,全城各团体、商店、学校一律挂白旗,表示独立。这天晚上,全城举行提灯游行会进行庆贺。张太雷和瞿秋白等同学提着自制的小白灯笼,参加了这一盛大的游行活动,与全城人民一起同享常州革命军政分府成立的欢欣和喜悦。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革命也不例外,在进程中产生了波折。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相继独立。1911年11月上旬,黄兴、宋教仁等革命派开始筹组全国临时政权。这时候,一些官僚、政客蠢蠢欲动,野心勃勃,都想争夺大权。当时以陈其美为首的上海集团,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以及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都想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中央政权,为了把大权抢到手,他们互相之间勾心斗角,都想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排除在新的政权之外。孙中山先生是一心为革命、群众公认的革命领袖,当时他正在海外,黄兴、宋教仁等人力主敦请他回国执政。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前往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就任大总统,他到达上海后,要转乘火车去南京,途中将经过常州。
孙中山先生将经过常州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常州城,军政分府组织群众到车站迎送大总统过境。屠元博也率领常州府中学堂的全校师生前往车站迎送,张太雷排在队伍的中间,怀着激动的心情翘首以盼。到了预定的时间,火车汽笛长鸣,京沪列车缓缓地开进常州火车站,火车在常州并不停车靠站,只是放慢速度,徐徐而行。身着藏青色西装的孙中山先生站在车窗前,满面慈祥、脸带微笑地冲站台上迎送的人们不停地挥手,站台上的人潮欢声雷动,张太雷垫起脚尖拼命地向大总统挥手,以表达自己心中对他的无限崇敬和爱戴之情。列车缓慢地奔驰而去,孙中山没有下车,更无法与他们交谈,只是在那一刹那之间就一闪而过,可是孙中山先生的伟岸丰姿、音容笑貌却在张太雷的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张太雷最敬佩孙中山的是他为革命奔走几十年那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坚强的意志品质和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无怨无悔、执著到底的精神。他就是靠这种精神,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成就了功德无量、永垂史册的伟业。人的心目中是需要偶像的,偶像是天上的星,窗前的灯,心中的火,前进的旗。张太雷在见过孙中山先生后,就将他视为自己的偶像,更加自觉地学习他的思想和精神,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学习,储备力量,立志将来也要像他那样去救国救民。
张太雷在常州府中学堂就读时,最谈得拢、合得来的同学有瞿秋白、李子宽、吴南如等人,而这几位同学都比他高一班,大概是张太雷认为与高班的同学交往,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帮助吧。不过也不尽然,张太雷和瞿秋白的深情厚谊是因为文学修养、兴趣爱好、家境身世以及同乡情谊等等因素构筑而成的。张太雷结交这些良朋益友,是为了在学习上能够互相帮助,思想上共同进步,他们还经常在一起谈古说今,议论时政。
常州府中学堂那时实行的是寄宿制,无论市内和外地的学生一律住校,星期六晚自修结束后,家住在常州城内的学生便可以回家住宿,外地学生星期日方能出校。星期日晚自修前,全体学生返校。张太雷星期六晚上回家住宿,星期天上午在家里干一些体力劳动,诸如挑水、劈柴、买煤、擦洗门窗之类的劳动。下午常常多是到瞿秋白家里去交谈,有时他们也相约外出游玩,晚餐后便一同返校,他们这样的安排逐渐成为习惯。
武昌起义成功后,全国各省、市纷纷响应,成立军政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大总统,组成临时中央政府,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实行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就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民族独立的中国;民权主义,就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权,通过核定地价等办法,把封建土地所有制变为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还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深得人心,万民欢庆。
这段时日,张太雷也是欢欣鼓舞,无比兴奋,在瞿秋白的家里和同学们谈论政局时,他们对民主主义和“天下为公”尤感兴趣,议论最多。大家都认为封建王朝推翻了,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全体国民当家作主了,从此以后,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
可是政局多变,好景不长,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破坏,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野心家袁世凯篡夺了国家的领导权,当上了大总统,孙中山被解除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存在了三个月的南京临时政府宣告结束,全国又处在军阀政客统治的苦难深渊之中。张太雷、瞿秋白等人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忧心如焚,他们痛斥袁世凯倒行逆施,逆历史潮流而动,妄图恢复帝制的阴谋和野心。
春末夏初的一天下午,瞿秋白正在家里,坐在窗下的一张小桌旁,正在教帮工杨嫂的儿子小牛读英文,张太雷、李子宽相继来到瞿秋白家里,像往常一样就时局进行了畅谈。就座甫定,李子宽拿出一张《申报》说道:“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他伸手窃取了!”
张太雷也拿出一张《民呼报》交给瞿秋白,说道:“《民呼报》也揭露了袁世凯窃权的阴谋,他表面上赞成共和,同意到南京就任大总统,等到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他却暗地指使党羽曹锟在北京发动兵变,制造暴乱,煽动天津、保定等地进行兵变,帝国主义也派军队入驻北京,袁世凯就以北京地势重要、时局紧急不能离开为由,将临时政府建在北京,在北京举行就职仪式。袁世凯还派人阻挠孙中山派遣的蔡元培、宋教仁等人作为专使到北京接他去南京就职,而迫使他们同意让他在北京就职,这样一来袁世凯的诡计就得逞啦!”
瞿秋白看完报纸上有关文章后,满面愁容地说道:“我在《民权报》上也看到了类似的文章,辛亥革命给人民带来的兴奋和希望全给这些军阀野心家撕得粉碎了!”停了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拖长声调,背诵着老子的话:“民之乱,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饥,以其上食税者多也,是以饥。”
张太雷接着说道:“还有《庄子》上的话呢!‘今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其可得耶。’”李子宽也吟咏着庄周的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张太雷听了,愈发对袁世凯这野心家不满,吟咏着苏东坡的语句:“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
“月明星稀,鸟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瞿秋白扶了一下眼镜脚架,还着怨声怒气读了曹操的诗句。
“当今的潮流是反帝反封建,民众要当家作主,而袁世凯这个老奸巨滑的野心家居然敢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人民的意愿,总有一天他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太雷愤慨地说道。而他所说的这段话被以后的历史所证实。
坐在屋子边课桌旁做作业的小牛见这些大哥哥们都慷慨激昂的样子,还吟咏诗歌,颇感好奇,听到他们都骂袁世凯,他也插嘴道:“袁世凯这个大坏蛋,祸国殃民,我也要和你们一起打倒他!”
大家听了,瞧着他那一脸的稚气样,不禁哈哈大笑,张太雷兴奋地说道:“说得好,袁世凯这个坏蛋虽然现在很得意,但人人反对他,他肯定会很快就被赶下台的。”
瞿秋白站了起来,从墙上取下玉屏箫,吹起岳飞的《满江红》,张太雷和李子宽等人便和着曲调唱了起来:
“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
抬眼望,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他们又说了许多激愤的话,直至天也将晚,张太雷和李子宽才依依不舍离去。
常州是一座内陆平原城市,没有高耸雄奇的山岳峰峦,也没有娇艳多姿的湖光水色,但它是一座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文化古城,留存有许多名胜古迹、人文景观,自有其独特的风姿魅力。“巍巍乎七层巨构”的文笔塔就是常州最著名的一处景点。
年轻人是好动的,尤其是十几岁的孩子,赏景览胜的心理特别强烈。在一个风和日丽的秋日,张太雷、瞿秋白、李子宽带着小牛一道去文笔塔游玩。
文笔塔位于红梅公园的东南隅,塔高48.38米,底层外径9.85米,塔身是砖木结构,七级八面,每层有四个拱门,中间有旋转木梯,环绕而上,塔的外观造型别致,非常优美,是太平寺的主要建筑之一,根据明朝洪武年间的碑文记载:“惟塔为萧齐旧物。”可以证明此寺和文笔塔均为南北朝建元年间所建,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此塔历经风霜劫难,屡建屡毁,而耸立在张太雷他们面前的这座文笔塔是仿照原塔的样式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重建的。
这天秋高气爽,是出游的好日子,张太雷、瞿秋白等人来到文笔塔前,抬头就望见常州籍的翰林汪洵所书的“文笔塔”三个楷书大字,他们并未在塔前的碑文前停留,因为此塔的历史他们早已知之甚详,只是从未登上去过,于是向看塔的僧人付了香资后,便鱼贯而入,嬉笑着一层一层地向上攀去。他们年轻力壮,身体矫健,不多一会儿,就登上了塔的最高的第七级的塔顶。他们依次走到四个拱门,凭栏远眺,顿觉心胸豁然开朗,常州城内外尽收眼底,西望城中,屋宇鳞次栉比,黑白相间;北望郊外,良田千顷,正待收获的稻穗一片金黄;东望村落,庭院稀疏,荒坟充斥其间;南望运河,似青绫缠绕,蜿蜒东去,这一幅幅的景象美不胜收,令人心旷神怡,张太雷他们眺望着眼前的景色,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三言两语地议论着、嬉笑着,小牛抬头看到东面拱门上挂着一块小匾额,上面题写着:“上出重霄”,没有落款,小牛连忙问它的出处和含义,张太雷笑着说道:“这是王勃所写的《滕王阁序》中的句子。”瞿秋白接着说道:“对,王勃在此文中是这样写的:‘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我们今天登临此塔,上仰苍天,下俯大地,也算是上出重霄,下临无地,飘飘欲仙了!”
这时李子宽也诗意大发,吟咏起杜甫的《望岳》诗: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吟咏完还感慨地说道:“杜甫这首诗的意境我们今天登临此塔才真实地体味到。”
张太雷也引发了诗兴,说道:“历代诗人词家曾作过不少吟诵常州的诗词,有关文笔塔的就不少,我记得洪吉亮写过一首《二十七日上城东浮屠远望》:‘偶踏城东路,孤僧为煮茶。因登七层塔,看了一城花。’他站在文笔塔上,好景尽收眼底,似看见全城都是花,把常州写得如此之美。”
瞿秋白略带伤感地说道:“家乡风光处处美,就是乡亲们的处境事事愁啊!”
小牛也插嘴道:“在我们乡下,没饭吃、没衣穿,孩子上不起学的人家可不少呢!”
张太雷激动地挥动手臂,坚定地说道:“我们一定要改变现状,要让所有的平民百姓都能吃上饭,有衣穿,让孩子们都有书读!”
“我们要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大声地说道,声音在塔里回荡,飘向四方。
金桂飘香,秋色浓郁,正是游园赏景的大好时光,喜欢投身大自然怀抱的张太雷、瞿秋白经过六天的紧张学习生活后,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星期天,又邀约了吴南如、李子宽等人,一同前往舣舟亭踏秋赏桂去。
舣舟亭位于常州东郊古运河东去的咽喉处。苏东坡在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担任杭州通判时,运司差往润州(今镇江),乘船途经常州时,曾在此处系舟。后人为纪念苏东坡,使在此建了一座亭子。此亭于南宋咸淳(公元1265年)建成,1757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当地的官员特在舣舟亭后的土山上建了万寿亭(俗称皇亭)作为行宫。乾隆自1751年至1789年先后六次巡游江南,四次来到常州,三次驻跸于此行宫中,曾四次写下了吟咏舣舟亭的诗,还为舣舟亭题了“玉局风流”的匾额。清末时在此建成舣舟亭,将乾隆四次巡游常州时写的诗词刻成石碑,建成御碑亭,供游人观赏。
舣舟亭园三面临河,一面沿岸筑墙,园门开在围墙正中。张太雷、瞿秋白等人刚进入园门,一股浓郁的桂花清香便扑面而来,他们顿觉神清气爽。他们慢慢地在园中行走观赏,仔细地观看了花圃、长廊、画轩、假山、小溪、东坡洗砚池,乾隆御碑亭里之后,来到位于河畔的半山坡上的舣舟亭坐了下来,一边休息,一边交谈。谈话的话题自然离不了苏东坡了。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出生于宋仁宗景祜三年(公元1037)年,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终年66岁,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诗、词、书画等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我非常喜欢苏东坡的文章和诗词,如《赤壁怀古》,就是我百读不厌、越读越新的一首。”刚在亭子里坐下来,吴南如便说道,接着他便大声地朗诵起这首词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也不约而同地齐声和他一起背诵起这首不朽的佳作:“……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大家朗诵完后,更加激情难抑,纷纷说起自己知道的有关苏苏坡的生平轶事。太雷给大家讲了苏东坡折卷还宅的故事。说的是苏东坡从海南儋耳流放地回到常州后,暂住在宜兴。有时有一位名叫邵民瞻的读书人拜苏东坡为师,邵民瞻花了五百缗(千文为一缗)为苏东坡联系买下了一所房子,当时苏示坡的经济并不宽裕,是倾其所有才买下这所房子,准备择吉日搬进去住。有一天晚上,苏东坡和邵民瞻散步来到一个小村庄,忽听到有一户人家传出悲凄的哭泣声,他们推门进去一看,是个年迈的老妪在伤心地哭泣。东坡关切地询问她为什么这样伤心,老妪答道:“我家有一处祖传的房屋,被我那没出息的儿子给卖掉了,我无处安身,只好到这里来借人家的房子住。”苏东坡又问她的房子在什么地方?
没想到老妪的房子就是苏东坡刚刚买下来的房子,苏东坡听罢毫不迟疑地对老妪说道:“买你家房子的就是我,你不要再难受了,我马上就把房子还给你!”说完就从身上掏出房契,当着老妪的面烧掉了,然后对老妪说道:“你赶快搬回家去住吧!”说完便与邵民瞻相携而去。听完这个故事后,大家对苏东坡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高尚品德非常饮佩。
瞿秋白也讲了苏东坡自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到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的三十年间,曾十一次到过常州,将常州视为第二故乡的一段史料,大家不禁为之动容。
“苏东坡对常州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把常州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我们常州人不应该忘记他!”李子宽这样一说,张太雷颇有同感,说道:“我们应该把这园改名为东坡公园,里面还应该塑造苏东坡的石像,建立苏东坡诗、词、书画石刻,展览他的生平事迹,好好地纪念他!”他的话音刚落,立即得到其他人的赞同。
“浩浩长江起沧海,纷纷过客似浮萍。”瞿秋白念完苏东坡的这两句诗后感慨地说道:“东坡的遭遇像浮萍,而他的事业学问又是千秋基石,我们虽然也是时代的匆匆过客,但不要像浮萍才好!”
张太雷也吟咏了苏东坡的两句诗:“‘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桔绿时。’我们要记住苏东坡的教诲,一定要抓紧现在,创造未来。”其他人听罢也频频点头称是。
此时太阳已偏西,见时间已不早了,于是大家便怀着对苏东坡的无比崇敬之情,带着一身的桂花的芳香,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舣舟亭,踏着夕阳的金辉,归家而去。
张太雷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后,看见校园内有一座袈裟塔,总想弄明白,为什么在学校里建设一座和尚的衣冠墓塔呢?
学校门房住着一位看管大门的王老师,他原来是个小学教师,后来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就不能教书了,被校方请来当门卫。他是个常州通,对常州的历史人物知之甚多,他为人又非常和气,对工作很认真,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很尊重他。
有一天下午放学后,张太雷来到门房,先向王老师问候了几句,接着就向他提出了问题:“王老师,你能给我讲讲有关这袈裟塔的故事吗?”
王老师欣然应允,便给他详细地叙述了这袈裟塔的典故。南宋德佑元年,元兵进犯常州,知州赵汝鉴临阵逃跑,全城的民众却纷纷自愿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这时,护国寺的高僧万安和尚与莫谦之长老也毅然参加抗元保城的战斗。万安和尚当时写下了:“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的对联。他率领五百个和尚与元兵作战,万安和莫谦之率领和尚们高举着“降魔”的旗帜,手执禅杖,拼死守护南门,经过五十多天的殊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南门被元兵攻破,五百和尚全部壮烈牺牲,常州城沦陷。战斗平息后,群众在南门找到了几片万安和尚的残碎袈裟,便将其埋在护国寺内,称为万安袈裟墩,后来在其上建成袈裟塔。以后护国寺拆除,袈裟塔却仍然保留在原地,以纪念那些爱国的和尚们。清代常州文人赵怀玉曾做过一首诗来颂扬那些殉难的僧众:“方坟峨峨,累石五层,陵谷已迁,袈裟尚称。”“地傍香火,气升日月,千秋万岁,碧血常青。”
常州府中学堂就是建立在护国寺的旧址上的。而作为学校的一名学生,张太雷听了这些和尚的英雄事迹,深受教育,他无限感慨地说道:“是的,这些民族英雄的碧血会万古常青,他们的英雄事迹将千秋传颂!”
张太雷回到宿舍,将自己听到的有关万安和尚的故事告诉给同学们。几天之后,他和瞿秋白又来到门房,王老师又给他们讲述了抗倭英雄唐荆川的故事。
唐荆川,常州人,1507年生,1560年卒。名顺之,字应德,号荆川。人们尊称他为荆川先生。明朝嘉靖八年(1529年),他参加会试,获得第一,殿试获得二甲传胪,历任兵部主事,翰林院编修,曾两度罢官。他家境贫寒,清正廉洁,好学不倦,从学者众多。他自幼曾习武,兵法娴熟,武艺高强,他还曾发明过“水底雷”。戚继光也曾向他学习过枪法。明朝嘉靖年间,倭寇活动猖獗,屡屡攻占州县,大肆烧杀掳掠,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一大祸害。嘉靖三十七年秋天,唐荆川被任命为兵部郎中,奉命前往江浙沿海讨伐倭寇。虽然他当时已年过半百,还是英勇作战,先后取得了三片沙、姚家荡大捷,保卫了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因此功升右佥都御史代凤阳巡抚,为了布防、战斗、筹饷、赈灾,他长年奔波于江淮海滨,积劳成疾,于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在通州病逝。他平定倭寇的夙愿后来被他培养、提拔的抗倭名将戚继光、谭纶、俞大猷等人完成了。
王老师介绍完唐荆川的抗倭功绩后,瞿秋白也聊起他所知道的唐荆川先生其它方面的情况:“荆川先生对文学、天文、地理、乐律、数学、书法等等无不精通,他学识非常渊博,与王慎之、归有光并称为‘嘉靖三大家’,他著有《荆川集》十七卷,他的散文文字清丽、结构奇特、朴实流畅、感情真挚。他所写的《广右战功记》非常真实、生动,读后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被人称为‘奇作’。他的名篇《信陵君救赵》脍炙人口,被选入《古文观止》,我们刚上中学时就读过。”
“我们语文书中也选了这篇文章,我们都能背诵。唐荆川文武双全,真乃民族英雄,我们应该以他为榜样,向他学习。”张太雷接着这样说道。
王老师见这两位学生对唐荆川先生的生平事迹也有一定的了解,他非常高兴,便勉励他们道:“人皆可以成尧舜,贵在有志。希望你们从少年时就立下救国志,将来报效祖国,造福民众。”
张太雷和瞿秋白听了连连点头,他们直到晚自修的钟声响起,才向王老师道别,箭一般的向教室跑去。
美好的地方,有美丽的风景,而美丽的风景,自然都有动人的传说。
红梅阁是常州的一处胜景,它坐落在城东红梅公园里,此阁建于唐昭宗年间(公元889-904年),属于荐福寺的一部分。宋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0年),荐福寺和红梅阁先后被烧毁。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在玄妙观旧址上重建红梅阁,一直保存下来,经过多次维修,又补植了梅花上千株,阁前又建了一方水池,波光树影,掩隐疏帘,环境幽雅,景色宜人。曾有人称其为“拙仙都之仿佛”。此阁也是张太雷和瞿秋白等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这一年寒假的一天,张太雷、瞿秋白、李子宽等五人来到红梅阁游览,坐在阁前一棵古树下,一边欣赏自然景色,一边谈古论今。
见多识广的瞿秋白给他们讲述了有关红梅阁的由来的传说。
据传元代至正年间,有个名叫龚子彬的县吏,住在玄妙观里清理积案,赶造狱册,每天由家中的女仆为他送饭。有一天,他因事外出,回到观里时用餐的时间已过,仍不见女仆送餐来,他便怒气冲冲地回到家里,未问情由,便责打女仆,不慎将其打死,后来他回到观内,整理书桌,掀开案卷,发现饭菜覆盖在案卷下面,才顿悟自己冤枉了女仆,因此无比悔恨、痛心。为此他联想到自己处理的这些积案,情况错综复杂,怎能一一搞清呢?他拍案长叹道:“此间积案如山,焉知无冤枉乎?”于是他点了一把火,把案卷全部烧毁了,然后到刺史去请罪。刺史给了他充军云南的处分。正巧这位刺史是云南人,就托龚子彬捎带一封家书回云南。
解差押着龚子彬起程上路,刚出城门,迎面来了个鹤发童颜、飘然若仙的老人,要和龚子彬结伴去云南。龚子彬看了看这位手拄拐棍、白发苍苍的老者,心想他这么大岁数,怎能走这么远的路途呢?他正在犹豫,老人却笑着说道:“你跟着我走,会快得多哦!”边说边解下在腰间系着的一条丝带,连同拐杖交给龚子彬和解差,让他们手拉着丝带,跨上拐杖,霎时,拐杖腾空而起,飘然飞行。过了没多久,他们在一座城池缓缓降落,只见四周红梅盛开,如火如荼,他们向路人一问,才知道他们已经抵达云南。龚子彬又惊又喜,立即进城,到刺史家中为刺史投递家书,刺史的父亲见信上所署的是当天的日期,甚为不解,待了解了其中的原委后,惊叹不已,为感谢龚子彬千里为他传递家书,他亲自到当地官府,替他求情,当地的官员批准龚子彬回常州,刺史的父亲便写了一封信让龚子彬带回常州给自己的儿子。
龚子彬和解差又在白胡子老人的带领下,跨上拐杖,飞回了常州。当他们面见刺史时,刺史还以为他们尚未动身呢。见到龚子彬呈上的父亲的回信,又取出从云南折回的红梅枝作为凭证,刺史这才信以为真。后来龚子彬把这枝从云南带回来的红梅种植在玄妙观里。不久,这枝红梅便吐出新芽,长出新枝,很快花蕊吐艳,如火如霞,龚子彬又从这枝红梅上折下枝条来插植,如此红梅越种越多,因此这里建的阁就称为红梅阁。
瞿秋白的叙述绘声绘色,娓娓动听,令大家都听得入了迷,思绪起伏,情绪活跃。张太雷感叹地说道:“我们常州是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的地方,据地方志记载,历代出过进士1546名,其中状元9名、榜眼8名、探花15名、传胪6名。在南北朝齐梁时还出过常州籍的皇帝15人呢!”他在说这些话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吴南如接着说道:“常州还出过董子良、唐顺之、赵翼等文学家,孟森、吕思勉等史学家,郓南田、黄山寿等画家,王肯堂、马文植、丁甘仁等医学家,可谓英才济济,名家卓卓。”
“咱们常州确实是人才辈出,所以龚自珍才写下了‘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我们有幸成为一介常州人,也要建功立业,为家乡添光增彩才是!”瞿秋白话音刚落,张太雷就感慨万分地说道:“家乡育英才,英才耀家乡!”
他们在红梅阁前谈了一下午,太阳西斜,鸟雀归巢时,大家才满怀喜悦和豪情,奔向归程。
张太雷因为关心世界的形势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所以对历史课情有独钟,对这门学科倍加用功,特别是教他们历史课的丁老师史学知识丰富,教授方法高明,更加培养和增加了他学习历史的浓厚兴趣。
丁老师在上每一堂课时,都先在黑板上写下本课的题目,然后根据课程的内容编成故事,像说书先生一样的绘声绘色地讲述,并在讲台上像演员一样对有关的人物进行生动形象的表演,如在讲三国时,对草船借箭、大战赤壁等情节,他以自己的身体形态学说逗唱,把刘备、孔明、曹操、孙权等等历史人物装扮得惟妙惟肖,把历史事件的发生的经过讲述得生动扼要,有时他还会唱上几句有关该情节的京剧剧目中的唱腔,丰富的教学内容,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吸引住了学生,使他们兴趣盎然、注意力高度集中地听课,把教学内容深深地牢记在脑海中。这样的老师自然会受到学生们的敬重与热爱。
这天上历史课,丁老师在黑板上写了“鸦片战争”四个字,然后转过身来对学生们说道:“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大规模武装侵略的开始,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起点,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每一个中国公民必须知道并牢记的。今天这节课,我就把鸦片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局以及它的后果和影响讲给你们听……”说完这个简短的开场白后,他就开始讲课:早在1750年间,英帝国主义就从印度向我们中国输入鸦片,到了1831年达到了一万多箱,吸食鸦片的人数达到两百万人以上,不仅毒害了民众的身心健康,也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据最低估计,从1821-1840年的二十年间,流出的白银在一亿元以上,每年约五百万元,相当于清朝政府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
当年清政府出现了禁烟和反禁烟两派,执政的道光皇帝倾向于禁烟,便委任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主持禁烟。林则徐便率领广东水师在广东查禁鸦片,从1839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收缴了鸦片二百多万斤,从6月3日到25日,将这些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全部当众销毁,此事真是大快人心。可英帝国主义为此恼羞成怒,派来大批军舰攻打虎门炮台,向清政府不宣而战。
接着丁老师就像说书艺人一样开始表演了,他先扮演道光皇帝,表现他的软弱无能,在禁烟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想禁烟,又惧怕英帝国主义;然后他又扮演林则徐,表现他爱国兴邦、不禁绝鸦片绝不罢休的坚定的决
心和在处理具体问题上的机智、果敢,以及后来被免职查办的不幸遭遇;丁老师还把琦善、奕山、奕经等等皇族官僚的为了自己的私利,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极力主张向英帝国主义求和的丑态扮演了一番。丁老师的表演绘声绘色,把各种人物表现得淋漓尽致。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大家屏住呼吸,全神贯注,仿佛回到了当时的岁月,好像亲眼目睹了当年的历史场景。
丁老师怀着沉痛的心情,用悲伤的语调讲述着结局:“1842年8月,清政府与英帝国主义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英帝国主义因此强占了香港,从此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绝不能忘记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给我们带来的耻辱和深重的灾难。我们要牢记国耻,誓雪国耻!”
丁老师的话音刚落,下课的铃声响了,同学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低头不语,缓步走出教室。张太雷在回宿舍的路上一直沉思着,脑海里一直在回荡着丁老师的话音,他心中默默发誓:“一定要洗雪国耻,一定要让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个思想和信念时常在他脑海里响起,激励他学习、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古罗马政治家、作家西塞罗说过:“不知道你出生之前的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
张太雷通过学习历史,知道了世界及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他立足于家乡,却放眼全世界,他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他的思想的成熟程度早已超越了他的年龄,他已不是一个孩子了!1914年,他为自己起字为“长铗”,表示要像战国时代的侠客名士冯一样,持一柄利剑,打天下之不平,为穷人焚烧债券,解民众之倒悬。他的这个字“长铗”也编进了学校当年编印的同学录中,从此事中也可以看出他心灵的轨迹。
辛亥革命只把清朝皇帝赶出了紫禁城,帝制虽然被推翻了,可北洋军阀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窃取了政权,当上了大总统,他实行专横的独裁统治。1913年,他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镇压了“二次革命”。在十月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但是袁世凯的野心并不限于此,他当了大总统,还想称帝,为了自己能够龙袍加身,坐上金銮殿,他大肆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以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在他当政的几年里,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达一百多个,特别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大献媚态,而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对中国垂涎已久。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各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乘机独占中国,它先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1915年1月,作为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条件,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内容是要把中国政府以及广大地区置于日本的直接控制之下,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二十一条”所提的内容实在太过分,袁世凯也不得不考虑其后果,正当他在考虑的时候,5月7日,日本竟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袁世凯在48小时之内给“满意之答复”。袁世凯为了圆他的皇帝梦,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竟于5月9日复文日本驻华使馆,表示除了第五项“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各条全部接受,并在5月25日派外交总长陆征祥与日本代表日置益,用逐条签字和换文的方式肯定下来,日本见目的已达到,自然对袁世凯称帝“甚愿帮忙”。
“二十一条”的签订,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纷纷声讨,在反对、声讨袁世凯卖国行径的同时,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活动。反对袁世凯卖国斗争的浪潮也传到了常州,常州府中学堂的全体师生也都积极地投身到爱国的洪流之中,他们不断地写文章,发表演说,谴责袁世凯的卖国罪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学生自治会号召全校师生勿买日货,提倡购买国货。忧国忧民、爱国心切的张太雷全力投入,他与同学们一起到校外作宣传,发传单,在街头讲演,向过往的群众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是要独占中国,灭亡中国。袁世凯为了要当皇帝,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我们一定要揭露他的阴谋,声讨他的卖国罪行!”张太雷在讲演中还号召大家不要买日货,并且自己保证一定坚决做到。他还向群众散发了同学许光辅所撰写的《与友人论提倡国货书》,这篇文章中指出:“不买日货,首先要提倡国货,提倡国货必须发展国货,国货要力求改进,满足需要。政府要减轻捐税,扶持国货。”张太雷言行一致,自己每逢买了日用品,主动交给学生会的同学查验,见到有的同学误买了日货,便耐心地劝其速去退换。
1915年5月,由学监史国干发起,全校师生捐资在学校的西园里建造一座对日亭,取名“对日”,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之意。对日亭的中柱上挂有一副对联:“健者会当临大海”、“诸君何至泣新亭”。以此来激励学生们自强、自爱。对日亭前以瓦石筑一水池,围以假山,上刻有隶书字体的“虞渊”两个大字,其意取自《楚辞·远游》:“囚灵玄于虞渊”,意为“日所入也”。1915年7月11日,举行对日亭落成典礼。校长屠元博说明了建筑此亭的用意、宗旨,学监陈大猷讲述了中日两国外交的关系,指出提倡国货是学生现今的第一要务,最后,全体师生齐声高呼:“勿忘此日!”“牢记国耻!”此后每年的5月9日,学校都在此举行国耻纪念活动。张太雷把国耻铭刻在心中,时刻不忘为誓雪国耻、振兴中华而努力工作、战斗。
1913年,江苏省原来的以府、州所设的中学均改为省立学校。7月12日,常州府中学堂更名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校长屠元博被调离该校,新任的校长为童斐。真是“一个将军一道令,一个和尚一部经”。童斐校长认为学生的天职就是读书,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不允许学生过问国家大事,也不许参加社会活动,学生们对他的做法颇有异议,但又无力反对,只好服从。在这种情况下,张太雷只有抓紧时间多读书,通过阅读报刊来了解天下的大事。
张太雷是1911年7月进入常州府中学堂的,当时学制是五年,本应在1915年6月毕业,因武昌起义的影响,1911年10月25日,学校临时停课,校舍作为革命军的训练所,直到1912年4月1日才重新开课,因此影响了半年的学习。张太雷在1915年春季只读到五年级上学期,应该到该年的年底才能毕业。可就在1915年暑期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比张太雷高一班的李子宽因为与老师发生冲突,被学校除名。李子宽同班的同学都认为校方的做法太不讲理,纷纷向校方提出质问,希望校方改变决定,可校方不予理睬,于是毕业班便举行罢课,罢课进行了十天,校方又开除学生五名,这引起了其它年级学生的不满,张太雷和瞿秋白也对被开除的学生表示同情和声援,向校方提出意见,要求校方收回开除学生的决定,可校长童斐却对他俩也实行处罚,在放暑假前,布告栏中贴出告示:“五班近起风潮,张复、瞿爽素行不端,与李子宽相似,如不悔改,下期毋庸来校。”
张复、瞿爽是张太雷、瞿秋白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所用的名字。张太雷和瞿秋白看了布告后,十分气愤,他们仅仅是同情李子宽他们的遭遇就受到如此重的处罚,因此对校方也就不再存在任何幻想,两人均认为再待在这样的学校里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均向校方表示,自动辍学,下学期不再来这儿读书。只差半年就能读完中学的全部课程,这虽然非常可惜,可是张太雷宁可不要毕业证书,也要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毅然离校,这就是17岁的张太雷刚正不阿、宁折不弯品格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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