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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的第一天,是全面出击的一天,起义军对敌人所有的据点都发起进攻,广州城里城外发生了鏖战,有的传出捷报,有的发生对峙。战斗差不多是同时间发生,叙述只能逐个进行。
11日凌晨起义军的第一战,是强占敌薛岳司令部。它坐落在东校场西北的一栋三层大楼里,离四标营最近,跑步只需十多分钟就可到达。担负主攻任务的教导团炮兵连第三排在团部发出开始战斗号令后,就精神抖擞地跑步前进,马驰兔奔般很快来到司令部营房外面。大楼下是特务营的住房,四周没有围墙,只是用竹篱笆圈住。起义军在篱笆外一字形散开,向营房内开枪射击,哨兵莫名其妙,惊慌失措,仓惶退进营内,炮排战士冲了进去,首先缴了卫兵的武器。营房内的敌人正在酣睡,突然被一阵枪声惊醒,惊恐起身,顾不上穿军服,有的人只是穿着短裤,光着上身,踏着鞋子,跑出房外,准备逃命。可是外面地形平坦开阔,子弹纷飞,没有地物屏障可以隐躲,他们又纷纷跑了进来,有人钻入床底,有人藏进桌下,进行隐蔽。起义官兵进入室内,抓押俘虏,集中看管。解决了特务营敌军后,继续冲进大楼。哪知司令部里已空无一人,各间寝室的枪支都整齐地摆放在枪架上,就这样他们轻易地占领了薛岳司令部,俘虏了四五百名敌人,把敌人集中起来进行训话。
薛岳司令部值班室的电话忽然响起了铃声,起义人员接听,原来是敌第四军司令部值班室,从河南岸打过来的,询问广州东郊为什么响起激烈的枪声?起义人员装作薛岳司令部的人回答:“我们这里也听到了枪声,不知原因,已派值班分队去巡查了。”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不多一会儿,电话铃声又响,原来是起义总指挥部打来的,询问攻打薛岳司令部的情况,当汇报战斗已经胜利结束后,电话中传来了表扬话语,并说马上派汽车来搬运枪弹。过了十多分钟,果然开来三辆大货车,押车人员全是臂系红布带的工人赤卫队员,他们搬装了三门迫击炮、四挺重机枪,上千支步枪和许多子弹,三辆大货车未能把缴获的武器全部装完运走,这里的战利品较多,战士和工人都无比高兴。
广九车站是进入广州的东南的门户,必须占领,教导团六连担负这个重任。广九车站有敌保安队和英国兵各一个中队驻守,他们听到起义军在东郊和市区响起枪炮声,知道形势发生了变化,早已作好防守准备。当六连官兵到达车站发起攻击时,他们就进行顽抗,战斗非常激烈,双方相持不下。六连要求炮兵支援,当时恰逢我炮车纵队经黄花岗向市区前进,就派了一个炮班,带上一门山炮,来到六连作战阵地支援,打了几发炮弹,其中有三发命中车站,把车站的一所房顶和墙壁轰塌了一处,敌人见势不妙,不敢再战,慌忙登上汽车向石龙方向逃窜,六连也就顺利地占领了广九车站。
广东省政府、财政厅在市中心吉祥路和惠爱路交叉地带,攻打任务由教导团工兵连担任,工人赤卫队第五联队配合。这些省府机关守敌原本就少,起义战斗打响后,大半都溜走了,剩余的人紧闭大门躲藏在内。起义战士前去攻门时,向内发射了几发子弹,加上喊话声,守敌就开门投降了,没有经过战斗,就占领了省政府和财政厅,缴获了许多武器,特别是在财政厅缴获的是崭新的德国造盒子炮(驳壳枪),共一百几十支,这些在当时算是最好的武器,送交到团部后,全发给了排以上军官使用。
观音山耸立在广州市北郊,是北面进入广州的咽喉,是控制广州市区的制高点,它始终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主要作战阵地。观音山脚上驻有第四军警卫团第一营,这个营是由第四军特务营改编建成,是张发奎的亲信部队。
11日凌晨起义战斗打响以后,警卫团的革命官兵在团长梁秉枢带领下,首先处理了团内反革命分子团参谋长唐殿元、十连连长黄霖,就带领由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员为主组成的三营去攻打第四军军部、十二师后方留守处等地,担任警戒观音山的警卫团第一营,营长张强光公开反抗起义,梁秉枢接到报告后就带领少数官兵去一营处理他的问题,不幸被敌人枪伤。梁秉枢就被团助理员护送到大东门警察分局起义军临时指挥部,张太雷、叶挺都在那里,见到负伤的梁秉枢,立即派汽车将他送到教导团设立的临时医院医治。他们又派出教导团炮兵连去支援观音山的战斗,观音山在警卫团一营革命官兵主攻,工人赤卫队第五联队配合下,于11日6时许被起义部队占领,控制了广州的北大门。
敌第四军司令部设在长堤肇庆会馆内,守敌是第四军新编第一营的部队,配有轻重机枪,武器精良,弹药充足。教导团三营和警卫团三营负责攻打。起义枪声打响以后,守敌就开始作了准备,在门前堆起沙包,构筑了一条防御工事,并在各层楼上的窗口、天台上架设轻重机枪。离四军司令部距离较近的警卫团的队伍到达长堤后,发起进攻,道路被设置的路障挡住,警卫团战士只好在街对面向守敌开火。敌人立即还击,火力既猛又密,阻止了进攻,一部分战士壮烈牺牲。距离长堤10余华里的教导团三营,近5点时方才赶到,先头部队九连,分成三路纵队跑步前进,刚接近敌营,各楼层和天台上的轻重机枪居高临下,交叉射击,九连有数十名官兵伤亡,被迫停止前进,第七、八连官兵跟上来时,也被敌人的交叉火网挡住,只好就近散开在街道两旁,利用两侧骑楼下的廊柱掩护身体,回击敌人,无法前进,形成对峙。总司令叶挺和参谋长徐光英派去的侦察小组王若冰等3人来此了解战况后,立即乘车返回总指挥部,向叶挺、徐光英汇报,他们决定即派一部分完成任务的教导团战士和工人赤卫队员前往增援。增援部队到达后,配合主攻战士,冒着敌人猛烈火力,利用屏障一寸一尺地隐蔽前进,英勇战斗,当起义军攻占了敌人大门外的工事时,敌人停止了射击,升起了白旗,准备投降。出人意料的是距离肇庆会馆约一千公尺处的江中,突然开过来四艘英、法帝国主义的军舰,从侧面向起义部队发射炮火,守敌的轻重机枪又重新射击,配合作战,起义部队伤亡不少,只好又隐蔽在街道两旁,未能将第四军司令部攻下。
第四军军械处设在仰忠街,门外构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库内储有充足的枪弹,起义部队到达后,发起强攻硬打,也未能攻克。
敌第十二师留守处设在文德路,有一个特务连担任警戒,该连是个能打善战的连队。负责攻打的是教导团通讯队,这是教导团到达广州后新组建的,训练时间不长,战斗力不强,当他们到达敌军门口时,就被敌人发觉,迅速射击,被猛烈的火力阻挡在对面的道路上,对峙互射,未能攻下。
敌中央银行在永汉路南端,教导团和警卫团的部分战士被调去攻打。银行是一座建筑结实的三层楼房,守敌坚闭铁门,在楼上的各个窗户用机枪向下扫射,起义战士们被猛烈的火力压制在马路两旁,伏在路侧墙边还击,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伤亡较大,无法前进。
工人赤卫队第二联队联队长沈青带领一部分赤卫队员前来支援,他们找来麻包,装满沙土,临街堆放构筑工事,让起义战士利用掩护射击,只能还击,不能进攻。小队长冯奎和石喜都是手车(黄包车)工人,很快找来两部黄包车,把沙袋装在车上,交给教导团战士,让他们倒推着车辆,当做活动的掩体,去冲银行大楼,战士们高兴得竖起大拇指说:“工人赤卫队顶呱呱!”“这是新式的战车!”赤卫队员也竖起大拇指说:“军民是一家!”“教导团的官兵好哩!”战士们凭借这些土战车冲到银行大楼门前,砸门,铁门坚固砸不开,撞墙,墙体牢实撞不破,还是没有把银行夺占下来。
广州起义的战斗从12月11日凌晨3时半打响以后,教导团和警卫团的官兵和工人赤卫队的队员分头出击,互相配合,向全市十多个主要据点重要基地发起迅猛进击,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征战,已经攻克占领了近十个敌人阵地,只剩下敌第四军司令部、第四军军械处、12师师部、中央银行、检察院、李济深公馆等六七处,由于敌人武器精良、营房牢固、地形不利、顽固抵抗等原因,没有攻下。整个市区都被起义部队占领控制,奏出了初战告捷的胜利凯歌。
起义军占领敌公安局后,经过教导团战士和工人赤卫队员打扫干净,整理完毕,张太雷、叶挺等起义领导人就下令将当初设在大东门警察分局的起义军临时指挥部搬到公安局大院内一幢水泥钢筋结构的两层楼房里办公,楼门口贴上起义总指挥部的标志。楼上正中的一间大房子作为军事指挥室。墙上挂着广州市区大地图,总指挥叶挺、副总指挥叶剑英、参谋长徐光英等都在这里紧张地工作。叶挺手握一支红蓝铅笔,根据收集到的战况,在地图上作标志,攻下的地点画个红圈,未攻克的据点画个蓝圈。徐光英忙着接打电话,了解战况,指挥战斗。叶剑英时进时出,忙里忙外,有时在室内与叶挺研究战况,有时到房外布置组织运输和发放枪弹的事宜。
楼下中间的大厅作为会议室,在墙壁上挂着马克思、列宁像。从局内各房搬来二十多张办公桌,拼成一张大会议桌,上面铺上一块大红布,四周摆放有一二十张靠背椅。
会议室右边的一间房子是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部,周文雍、聂荣臻在里面办公,他们有时在室内研究工作,有时到院子里调动部队,还帮助赤卫队员搬运枪械,装上汽车运往前线。
会议室左边的那间房间是张太雷、恽代英等的办公室。恽代英多是伏案起草书写文件,作各种文字工作。张太雷有时听来人汇报战斗情况,有时到楼上作战指挥室,和叶挺、叶剑英等研究作战部署。
起义前几个小时,设在明星戏院里的省委宣传部内,周文雍在这里书写了一条大幅横额:广州苏维埃政府。现时派上了大用场,赤卫队员们将它抬到公安局来,把它横挂在局大门顶上。斧头镰刀红旗也升上了屋顶,迎风飘扬,耀人眼目。大门口两边墙柱上,各挂有一块红布长条:“起义总指挥部”、“广州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部”,顿时让敌公安局旧貌换新颜。
公安局门口的大院子里地上,堆放排列着不计其数的武器,有的是从公安局内武器库里搬过来的,有的是从其它敌人据点运进的。好几个赤卫队员和教导团的女战士正在清点、登记、检查发放。不少从各处赶来的臂系红布带的赤卫队员,来此领取武器。女工作人员在查明来人身份后,立即发给他一支长枪或是短枪。领到枪支的人又看又摸。扛在肩上,或者握在手中,高兴得不得了,连奔带舞地离去。起义总指挥部还派了一些教导团的战士在大院里,对不会使用武器的赤卫队员配发枪支后当即进行快速训练,教会他们装压子弹,推弹进膛,瞄准射击等基本动作,初步掌握使用要领后,就算“毕业”,让他们拿上武器,上前线作战。在上午不到三个小时,发出枪械两千多件。将近中午时分,负责后勤工作的人员从资本家的食品工厂和大商店里运来了饼干糕点,也放在大院里发放。
公安局大院里人头攒动,川流不息,你来我往简直是像赶集逢场一样,好不热闹。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人有时也抽空从窗户里或门房口观看一会院中的节日般的景象。叶剑英、恽代英也时而来到大院子里,有时是布置安排工作,有时是帮助维持秩序。
广州市敌公安局占领以后,为我所用,成为起义军的首脑部门、指挥中心、信息总汇、活动场所,为广州的解放、新生,市民的解放作出贡献。在这里工作来这里办事的人们个个欢欣鼓舞,人人信心倍增。
战时一切工作都应该是超常规、求效率、高速度、快节奏进行的。11日上午6时,起义军对外宣告,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11日上午7时,张太雷就在起义总指挥部的会议室内,召开了起义后的第一次领导人会议。叶挺、恽代英、叶剑英、周文雍、杨殷、陈郁等领导同志和起义前选出的工农兵主要代表十多人与会。张太雷主持这次会议,首先发言:“同志们!中国工人阶级受着重重压迫,经历种种磨难,日子太久,时间太长了!今天,我们发动了起义,砸断了手脚的镣铐,摆脱身上的枷锁,从此可以扬眉吐气、抬头做人了!同志们!请记住1927年12月11日这个光辉的日子,这一天,我们堂堂正正、顶天立地地做新社会的主人了!我们新的生活开始了!”这时,灿烂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室内,把房里照得温暖光亮,把张太雷的脸和身躯涂上了红光丽彩。接着张太雷在会上宣布工农民主政府的各项政纲:
“对内的总政纲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打倒各式军阀,保证劳动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罢工的绝对自由。
对工人的政纲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手工业工人的工作时间,一切工人都增加工资,由国家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工人监督生产。国家保证工资。大工业、运输业、银行均收归国有。承认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全国工会惟一的最高组织,解散一切反动工会组织。立刻恢复和扩大省港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承认现在白色职工会下的工人为被压迫阶级的同志,号召他们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帮助工农民主政权。
对农民的政纲是: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完全归农民耕种。镇压地主豪绅。销毁一切田契租约债券、消灭一切山边田界,各村各区立即成立工农民主政权。
对兵士的政纲是:国有土地分给兵士及失业人民耕种、各军部之中应组织兵士委员会,组织工农红军,改善兵士生活,增加兵饷到每月二十元现洋。
对一般劳苦贫民的政纲是: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给劳动民众居住,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救济贫民,取消劳动者的一切捐税、债务和息金。取消中国年底的还账。没收当铺,将劳动群众典当的物资无价发还。
对外的政纲是: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
在张太雷宣布的各项政纲里,明确了工农民主政府的职责任务,勾勒出未来社会的幸福前景,给大家带来希冀和鼓舞,在他宣布一完大家就报以热烈长时间的掌声,表示对他发言的赞同和激动的心情。
接下来是叶挺介绍战斗进展情况,周文雍汇报工人赤卫队负责和配合协同作战的情况,杨殷报告肃反工作。
会议又讨论了一些紧迫问题,并作出了重要决议:
一、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发表告世界人民书。
二、发动群众拥护苏维埃政权,定于11日中午在第一公园召开群众大会。
三、严厉镇压反革命,处决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
四、迅即打通通向海陆丰的道路,与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取得联系。
五、组织工农红军三个军,第一军由工人赤卫队扩大组织而成。第二军是海陆丰的农民赤卫军。第三军是以教导团作中心,加上许多走到工农方面革命的军士组织而成。在最近几天内至少应组织五万红军,号召广州工人们即刻到广州市各处红军征募处登记。
会上选举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委员16人,并通过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领导人名单,即起义前在六二五路调源街党的地下联络站,召开的广东省委成员会上所讨论的人员名单,在此次会议上得以讨论正式通过。
会议开得热气腾腾,卓有成效,7时半过后散会,民主政府各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就辛辛勤勤、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
派出由青年学生和妇女组成的宣传队,分乘汽车和缴获的铁甲车,在全市各条街道巡回宣传,散发传单。
组织没收粮食队,收缴反动资本家的囤粮。
通告全市商店开门营业,出售生活必需品。
派遣肃反人员,立即四处搜捕臭名昭著的反革命分子和工贼头目。调集女共产党员、女共青团员和女工,制造旗帜、军事用品,负责传递信息,运送看护伤病员。
由刚刚夺占的原国民党政府的印刷厂,印刷出版《红旗日报》,印制了二十五万份工农民主政府的宣言和各项文告,张贴到全市大街小巷。
上午八时过后,艳阳高照的广州城,呈现出一片欢腾、热闹喧沸的景象。
不计其数的男女学生,三五结伙地在街头高呼口号和散发传单。有的把红纸印成的宣传品到处张贴。有的在墙壁上书写革命标语。教导团女生队的战士,肩上挎着马枪,英姿飒爽,动作潇洒地在街道上散发着各种文告:《告市民书》、《向红色起义军致敬》、《苏维埃政府对内对外政纲》。红旗几乎插遍了店铺单位。街头巷口挂满了红布横幅:上面写着:“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中国劳动者胜利万岁!”“全世界劳动政权万岁!”
大街小巷到处贴有标语:“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产阶级军阀的政权!”“打倒汪精卫!”“打倒张发奎!”“中国共产党万岁!”街面上的墙壁上还贴着各种告示:《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告工人农民》、《广州苏维埃政府宣言》,有的粮店门口还贴着《广州苏维埃政府红军总指挥叶挺向商人借取粮食的命令》。
工人赤卫队队员们在街头巷内来往穿梭、络绎不绝,有的是去公安局领取枪支弹药,有的是带着武器去指定地点报到。有些人是去站岗放哨,有些人则是去监管俘虏,你来我往,摩肩接踵。
市民们在昨晚下半夜听到四处响起的枪炮声,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嘴里嘀咕,心中犯疑,也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天亮以后,枪炮声渐疏,趋于平静,人们渴望了解外边的情况,带着几分冒险走出家门,慢步轻脚地溜到巷中街上,睁眼一看,世界变了个样,到处是红旗横幅,墙上贴满了标语告示。又看到不计其数的系着红领带的士兵、工人和来往不断的学生妇
女,人们看了布告,听了讲演,才知道广州发生了暴动,起义部队取得了胜利!革命的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广州新生了!今后可以不再受军阀压迫剥削了!难以名状的痛快涌上心头,担惊受怕的心绪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全神贯注地听女战士们演讲,使劲高声地跟着青年学生呼喊口号。见到战士和赤卫队员,亲切地称之为“红带友”,还向他们致以问候和祝贺。
一个小贩接过宣传队员发给的一份刚刚出版的《红旗》号外,上面用红字印着《广州苏维埃领导人员名单》,他双手拿着看阅。好几个市民围在他身后观看,有位老人问道:“苏维埃是谁呀?”那个小贩马上应答:“是苏兆征呗,上面不是印着了吗?”另外一个中年人又问:“苏维埃和苏兆征不是一个人吧?”小贩又说:“是一个人,他有两个名字。”正当大家猜测议谈时,旁边的一位男学生听到了,走进圈子里向他们解释,什么是苏维埃,苏兆征是什么人。
街道两旁出现不少人群,有的是在听演讲,有的是在学唱《国际歌》。在一个许多人围成的大圈子中,一位教导团女战士横挎马枪站在木凳上,挥动双手在教群众学唱《少年先锋队歌》,她教一句,大家学唱一句:
看我们高举鲜红的旗帜,
同志们快来!快来!
同我们努力建设民主共和国,
劳动!做世界主人翁,
人类才能进入大同。
这就是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
这就是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
通红的炉火,
烤干了我们的血泪。
由劳动创造的财富,
被他人强占。
可是我们从这中间,
锻炼出许多战斗员!
战斗,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
战斗,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
歌词太长,教唱了两三遍,学唱的人们还是记不全,不过“战斗,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这句点明主题,发出号召的歌词,大家记住了,也会唱了!
这革命的歌声像一团滚动着的炽热火球响起在哪里,滚动到哪里,就燃烧到哪里,煽动到哪里,把歌唱和聆听歌声的人们的情绪点燃起来!沸腾起来!向往革命,支持起义!
上午九时许,叶挺和徐光英乘坐汽车在市区巡视了一周,看到这幅起义胜利后的市区欢庆图,也受到感染和鼓舞,带着祝捷的激动和喜悦回到起义指挥部,继续指挥未攻下据点的战斗。
这天天亮之前,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就得到了起义初战获胜的捷报。领事亲自到起义总指挥部来祝贺,和大家一一握手,还说他是代表第三国际来表示庆贺和慰问的。
起义的第一天,广州燃烧起来了!沸腾起来了!朝霞满天,红旗遍地,冲破黑暗,走向光明。
利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这个休假时间发起军事袭击,取得作战胜利的战例在中外作战史上屡见不鲜,常试常灵。12月11日也是个星期天,发动广州起义定在这一天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说它偶然是因为原定起义非此日,因走漏消息被迫提前,改定在此日。说它必然是因为可以提前一天或两天,而选定11日,也是考虑到利用星期假日,这是敌人最松懈麻痹的时候。
果然,11日这个星期天,张发奎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都没住在自己的军部机关里,而住在东山的小公馆里。第三军军长李福林也没住在河南岸海幢寺的军部里,住在乡下大塘寺。广东省政府主席陈公博却住到省政府招待所即广九铁路旁边的葵园,那里面对珠江地处东堤马路的末端,走过一座木桥,便可上东山。这里坐落树林丛中,日无宾客之迹,夜无汽车之声,十分优美幽静,恰似疗养院。陈公博为了消除疲劳,享受清闲,来到这里夜宿。敌方将领在起义的当天均不在自己岗位上,自然是为初战告捷增添了有利因素。
陈公博在10日夜晚9时回到葵园,上床不久,约莫在半夜4点钟的样子就听到了远处的枪声,像是从北方响起,而且越来越密,他分析判断后,认为是兵变,但又搞不清是哪个部队所为?于是赶紧起床,打电话到黄琪翔家中,电话不通,另打电话到长堤肇庆会馆的第四军军部,接电话的参谋也不太明了情况,只是说:“现在已有十几个人在外面攻打军部,我们的士兵在门前接火。”陈问:“是什么人?”对方答:“夜里看不清,大概是工人。”陈又问:“有穿军服的没有?”又答:“好像有些人穿军服。”陈接着问:“军部能支持多久?”对方满不在乎地说:“不要紧的,他们断断攻不入的。”陈再要提问时,电话就被挂断了。陈公博经过思索,得出初步结论,有一部分官兵叛变,他们敢于攻打军部,决不会只有十几个人。但是广州城里的军队不多,即使有部队叛变,力量也是脆弱的。最后决定,待天亮之后去军部看看。
虽然是隆冬季节,广州到了6点多钟,东方就微露晨曦,枪声已响到东桥一带,远方还传来机枪声。陈公博知道,叛变没有被镇压下去,第四军军部万万不能去。河南尚无枪声,还比较平静,只能去河南海幢寺第五军军部。葵园有一小排宪兵护卫,战斗力不强,陈公博手下有四个卫兵,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决定不带。他换了件长袍穿上,身上装了一支手枪,50发子弹,带了个勤务兵,便离开葵园,向珠红河边走去。一路小心隐蔽,很快来到河岸上,河里停靠着十多只渡船,他叫过一只船,要旦家婆(船娘)划到对岸去,船娘不肯,他掏出十块钱,也掏出手枪,威胁着说:“肯划过河去给你十块钱,不肯划过去,让你吃卫生丸!”船娘害怕,只好开船,渡他过河。他上岸之后走过弯曲狭长的一段土路来到了第五军军部。
这时天色已明,可是李福林不在军部,陈公博只好坐在客厅中等候。挂钟敲过七点,李福林回到军部,接着张发奎进入办公厅,后面跟着进来的是黄琪翔、财政厅长邹敏初。他们都是衣冠不整,黄琪翔穿了西装,未结领带。邹敏初穿的是短衣长裤,一件长衫夹在臂间。大家坐定后交谈。他们是三点多钟离开东山的,根据他们判断,是教导团和警卫团两支部队叛变了。市内无兵可调,只有过河向第五军李福林搬兵,派军队去市内镇压。
“登歌(对李福林的尊称),请你速派两营人,我和发奎兄都可以指挥,不难在半日内扫平叛变。”陈公博在提请求也在自吹自擂。
“潘枝的那团兵远在江北,眼下河南实在没有许多兵可调。”李福林感到为难。
“难道河南连一两营兵都没有吗?”黄琪翔忍不住地问。
“有是有,战斗力很差,派出去起不了作用。”李福林暂停后又补充着说:“万一出了岔子,连河南也保不住了!”
五个敌方长官讨论了一个钟头,感到河南兵力单薄,守军实在是不能派。于是张发奎和陈公博拟了两个电报,一个打给驻守肇庆的26师师长许志锐,一个打给驻守江门的教导第一师副师长邓龙光,叫他们回师广州,扑灭叛乱。电报不能由长堤电报局发出,那里正在交战,而是派人乘船前往沙面电报局拍发的。可是到了下午,还不见回电,他们就怀疑电报局被占,电报不通,再发报也无用,五个敌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宁,心绪难稳,搔首怒发,踱步面壁,一时想不出对付兵变的良策。
石围塘火车站,又称广三站,隔着珠江白鹅潭与广州市区相望,是从西南方向进出广州的交通咽喉,是广三铁路的终端站。这里曾设有革命的工会,“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被李德轩的伪工会组织的反动武装体育队所占据。车站右侧驻有李汉魂25师的一个连。车站西面驻有100多名伪警察。广三车站成为敌人西南的一个重要据点,不容留存,势在必夺。
11日上午敌公安局攻下以后,张太雷和叶挺就下达命令,攻打广三站,参加攻打公安局的工农联队担负此任。联队中的100多名赤卫队员快速进军,回师石围塘,分成四路,隐蔽埋伏在火车站四周的树木、田埂、土堆和沟渠等掩护处,等待发起进攻的信号。
昨晚连夜赶来参加起义的花地、芳村等郊区农民,也隐藏在火车站旁边的一间木房子里。他们拿着大刀、长矛、木棍、竹剑,有的还在腰间系着土制的手榴弹,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地静待战斗打响。
南海农军的一个支队也埋伏在火车站南面2公里远的五眼桥一带,另2个支队埋伏在石围塘两边,以及西南边的水蛇围和大、小窝,离火车站只有几百米。各路起义队伍把石围塘火车站从四面严密地包围起来。
广三站每天上午十点钟有一趟火车经过此地,机车在这里加煤、添水后调头时,按照例规要拉响三声汽笛,各路起义军商定以这三声汽笛作为发起攻击的信号。
十时下,一节火车头喷着一圈圈白色的蒸汽开进车站,稍停即开过岔道,转去加煤、添水,不一会完成此事后,即拉响了汽笛。
“呜--呜--呜!”三声汽笛声在空中长鸣,埋伏在火车站四周的工农联队战士、农军战友,挥舞红旗高喊“冲呀!”“杀呀!”如蛟龙出水,似猛虎下山,挥动着大刀、长矛越过沟渠、田坎,穿过田埂、土堆,直向敌兵营房猛烈扑去。激战展开后,守敌李福林军虽然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但农军锐不可当,人多势强,经过一阵猛攻强打,敌军被打得溃不成军,丢枪弃盔,退到江边码头,企图登船逃命。埋伏在沿江一带的一支起义队伍,迅速赶来追截,敌军无力抵抗,抱头鼠窜,乱作一团,有的被我击毙,有的掉进江里淹死。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战斗,广三火车站便为起义军占领,敌军死伤惨重,在车站和码头边遗下一具具尸体。工贼“体育队”、便衣警察被我俘虏30多人。战斗结束后,标语和红旗把广三车站装扮得焕然一新。工农联队和南海农军在赵自选指挥下,立即派出四路人马,分头在五眼桥、山村、车站四面和码头等处布岗警戒。并派人向总指挥部报捷,张太雷听了捷报后,表扬工农联军作战英勇。叶挺立即用红铅笔在地图上的广三车站画了一个大红圆圈,把原先的蓝圆圈套住。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张发奎、黄琪翔、李福林等想尽办法,调回部队组织了反扑。
11日中午,敌军教导第一师薛岳部留守广州陈家祠的莫雄团,沿广花公路而来,从大北直街向观音山反扑,并越过观音山,窜到了吉祥路,形势恶化,情况紧急。
工人赤卫队第二联队的队员们听到这个战况后就一拥而出,匆忙上阵,沿吉祥路向观音山方向冲了过去。驻广大路税务局的工人赤卫队第二联队的部分队员也在联队长沈青的率领下风驰电闪般冲向吉祥路。大家不怕牺牲,十分勇敢,冒着敌人的炮火艰难挺进,冲到大元帅府附近,看到观音山脚下有黑压压一大片敌人,双眼冒火,心中愤恨,大家在最前面旗手挥动着的红旗指引下,如山洪决裂,似巨浪奔涌,压向敌阵,开枪射击,挥刀斩劈,把敌人打得东奔西逃,七零八落,有的躲在坡后,有的钻进树丛,有的抱着脑袋下跪求饶,有的双手举枪缴械投降……。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结束战斗,共打死打伤敌人百余人,其余敌军狼狈逃窜,观音山终于夺回,山顶上又飘扬起鲜艳夺目的红旗。
下午4点左右,驻守珠江河南李福林第五军的一部在英、美帝国主义兵舰掩护下再次发起反攻观音山。防守的赤卫队员、英勇反击,受挫于山腹之地,敌兵向山头一个劲地狠打猛冲,占领山顶。在这危急之时,教导团炮兵连和一营二连的一个排受总指挥部之指派赶来支援。炮兵连架起迫击炮,发射第一发炮弹时超越山头,修正射距后,再射第二发炮弹,正中山顶,浓烟滚流,火光冲天。步兵排立刻配合工人赤卫队员冲向山顶,把敌人打得无法立足,土崩瓦解,向山下败退。夺回观音山后,赤卫队300多人协同教导团步兵排扼守观音山山顶。炮兵连的第三排驻在小北一线的高地上,协同防守观音山阵地。
由于敌人的不断反扑,观音山战斗数度吃紧,不少工人赤卫队员调往观音山。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人员忙着指挥战斗,原定11日中午在第一公园召开的群众大会,决定改在12日中午移至西瓜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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