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纪念潘汉年同志

27年的沉冤，终于平反昭雪了！这是值得我们引为鉴戒的历史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谓“潘汉年案件”在没有家属提出申诉的情况下， 经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历时一年五个月的认真复审，详细研究了原始资料，核对 了中央档案馆和有关部门的历史记载、来往电报和大量的人证物证，得出的结果表 明：原来认定潘汉年同志是“内奸”的结论，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党中央于1982 年9月1日，也正是伟大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发出通知，正 式为潘汉年同志恢复名誉。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方针的胜利。 这一决定再一次证明，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潘汉年同志，江苏宜兴人。生于1906年。青少年时期就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 动的影响，1923年参加进步文艺运动，1924年加入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领导的 “创造社”，同年主编《洪水》等进步刊物，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 作时期，他在南昌、武汉等地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 科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回到上海，参加了“创造社”同人编辑的文艺杂志 《A11》和主编了《幻洲》杂志。1928年，他调到党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 版、文艺界的联络统战工作。

1924年，他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时期我认识了他，但在20年代后期，尽管 我知道他在上海工作，却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上了年纪的人都会知道，1927年到 1929年冬，上海进步文艺界之间发生过一场剧烈的论战。不少现代文学史研究家都 简单地把这场论战说成是“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先生及文学研究会之间的 论争，其实，这之间也还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以及“创造社”的内 部分裂。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这场文艺论争开始的时候，正是工农红军在 闽赣粤一带战事紧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央同“陈托取消派”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因 此，文艺问题还排不上党的主要议事日程。所以在我记忆中，这场论争开始的时候， 党没有进行干预和加强领导。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闸北区的二次支部会上， 洪灵菲才告诉我们，说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 “共同对敌”。这样，在中宣部的领导下，潘汉年同志写了第一篇缓和这场论争的 文章。这就是1929年10月15日发表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的《文艺通信》。正 和这之后一个时期一样，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一直是 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因此潘汉年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写了下面这一段话：

“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 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 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 定。”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还引用了李初梨同志发表在《创造月刊》二卷六期上的 《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的几句话来作结语，初梨的文章也是一个 明显的转变：“……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家，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 放在他的批判的俎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人，同时亦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 主豪绅”。

与此同时，潘汉年同志代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包括“创造社”、“太阳社”、 冯雪峰、我以及党外的郑伯奇同志等在内的座谈会，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 路的一家咖啡馆楼上召开的。潘汉年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央对这场论争的意见，认 为主要的错误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和茅盾的批评（茅盾当 时还在日本，但“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从枯岭到东京》也批评得很厉害）， 同时还对自己的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推定了 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十二个人，作为“左联”的筹备工作人员。当郑伯奇问 “鲁迅会不会同意参加”时，汉年同志说，中央已经有人和他谈过，他同意参加并 赞同“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名字。这个十二个人的筹备会，每周召开一次，都由潘 汉年同志主持。筹备会的任务是起草一个“左联”纲领，并分头征集会员，和拟出 一个发起人名单。1980年3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举行“左联”成立50周年纪念活 动，不少同志写了纪念和回忆文章，但是由于“潘汉年案件”正在开始复查，所以 大部分文章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领导筹备“左联”工作 的是闸北区街道支部，这是不符事实的。从1929年9月起，散在闸北区各街道支部的 文艺工作者的大部分人都已集中到“左联”筹备小组，而这个小组，从开始到“左 联”、“社联”、“剧联”成立，一直是由潘汉年同志领导的。他是党中央直属的 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第一任书记，这一点，现今还健在的王学文、 李一氓、李初梨、阳翰望、冯乃超等同志都会记得很清楚的。

从1929年秋到1931年夏，上海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汉年同志在这个情况下出生 入死，写了不少文章（如1930年2月10日发表在《拓荒者》一卷二期上的《普罗文学 运动与自我批判》等），做了大量工作，如支持郑伯奇、冯乃超、沈叶沉等组织了 “上海艺术剧社”，出版了许多进步杂志。由于他的机智精干，受到领导上的重视， 从1930年起，他还担负了“保卫自由反帝大同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国际互 济会［中国互济刽等方面的工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 部工作过，所以他有许多当时的上层社会关系。有一次他去找杨杏佛，我问他什么 时候认识的，他笑着说：“老交情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前夕准备召开的上海市民 大会， 1519名主席团中，就有他的名字。”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他在当时“文总”的机关（南京路王兴记 木器店楼上）向“文委”所属各联的党员作了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这之后，冯雪 峰同志接替了他的“文委”书记职务。我有半年多没有和他见面。大约在这一年深 秋的一个晚上，他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 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 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 “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 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 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 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 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 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 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 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这之 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 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 “我叫杨皙子，杨度。”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关于这件事，1978年8月我写 了一篇《杨度同志二三事》（见1978年9月6日《人民日报》副刊），其中有几句话： “到上海后，他（杨）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一段 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 党员。”“经人介绍”的这个人，就是潘汉年，我当时不便写。

二十年代他在“创造社”时，干的是捆书籍、跑印刷厂、邮政局之类的事务性 工作，大家叫他“小伙计”。到三十年代，他已经可以和杨杏佛、杨度这样的名人 打交道了，不知哪一个人给他取了一个代号叫“小开”。“小开”上海话是小老板 的意思。

这之后他到了中央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 部长。1934年他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去福建和蔡廷锴、蒋光鼐 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停战抗日协定。1934年底他参加了长征，任总政治部 宣传部部长。遵义会议后，为了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情况，中央派他和另一位领导 同志化装经上海、海参崴去苏联。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中共中央和红 军发表了《八一宣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又派他回国，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停 止内战，合作抗日。整个谈判中，他坚持原则，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与尊严，谈 判未成，他返回延安。1936年“西安事变”后，再次由党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正式谈 判代表，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我再一次遇见他，正是“七· 七”和“八·一三”之间的1937年7月中旬。当时，文艺界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已成尾 声，但是，由于1933年到1935年这三年中的白色恐怖严重，特别是李竹声、盛忠亮 的叛变，上海和大江南北的党组织遭到了连续不断的破坏，以致中央机关、电台、 工会、共青团、文委（包括各联盟）等等保存下来而在抗日救亡高潮中分散作战的 党员，由于他的到来，才得到联系和团结。他熟悉上海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各方面 的人事关系，经他和李克农同志建议，经周恩来同志批准，一方面把可以公开或半 公开活动的党员与必须长期隐蔽的地下组织严格分开；另一方面，利用第二次国共 合作才开始的时机，和“救国会”、“各界救亡协会”等爱国团体以及国民党人合 作，放手组织公开合法的救亡队伍（如“战地服务队”、“救亡演剧队”）转入内 地和前线工作。同时，把经过长期谈判才获得释放的“政治犯”安排工作或送往延 安。大约是1937年9月下旬，潘汉年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沪办事处 主任。他就运用这个身份应陈诚、张发奎、罗卓英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组成 的三个战地服务队派进国民党的军队，担任宣传、组织、救护工作。这时，郭沫若 同志已经由日本秘密回到上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决定出一张小报，国民党政府 却迟迟不予批准。最后，还是汉年同志和郭老直接和潘公展会谈，勉勉强强决定了 国共双方各出开办费500元，出版了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救亡协会”机关报《救 亡日报》。这一段时期，他在上海耽了不到五个月（他是在上海沦陷后，于12月下 旬和我同船到香港的）。他在这时期做了大量工作，真可以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 同时，他还和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爱国民主人士建 立了亲密真诚的“心心相印”的关系（“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这句 话，是沈钧儒先生代表“七君子”向潘汉年、刘少文同志说的）。

抗日战争时期他除了两次回延安（其中一次是1945年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对敌的隐蔽斗争和开展港澳同胞和海外 侨胞的统战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取得了日伪军事动 向的重要战略情报。由于他在1939年就建立了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 下交通线，因此在“皖南事变”以及历次环境恶化的时刻，保证了上海和解放区的 人员和物资的交通（邹韬奋同志病危的时候，就是经过这条交通线送到上海就医的）。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1948年以后，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国民党统治即将覆灭的那 两年时间，时局瞬息万变，工作十分紧张，、正在这个时候，民盟、民革、民进等 民主党派都要在香港召开代表大会；刘长胜、刘宁一等同志要在香港培训工会干部； 东北解放区领导机关不断派人和来电要在港澳和海外聘请内外科医生；更重要的是， 为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 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转到香港，再由我们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大 沽、大连，然后到河北省平山集合。单是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就历时一 年多（从1948年到1949年3月），据不完全的估计，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 士——如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还有许多 作家、演员，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最少也有350人以上。当 时东北和华北一部分已经解放，所以我们可以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出大豆、 人参、药材、土产……在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 运回东北，也就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据我回忆，开始几次，国民党特 务和港英当局似乎没有察觉。但是不久，当他们嗅到风声之后，就警戒森严，多方 阻挠。这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由汉年同志“牵头”的，事无巨细，从要到 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士们自内地到香港起，欢迎、宴请、商谈、帮助他们安顿家 务，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些事操心。当时，方方、尹 林平同志已经回到东江根据地，章汉夫已经调往刚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来的除了 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和我之外，连平时搞文艺、跑新闻、管经济的同志，也调 来当旅馆经理、码头接送人员和勤杂人员了。特别是一张小报透露了李济深先生即 将北上的消息之后，形势就格外紧张了。那个时候，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决策人物， 始终抱着一个“划江而治”的幻想，加上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桂系集团也还在徘徊不 定，因此，他们认为把李济深先生扣住在香港，还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尽管李 先生那时已下定了决心，用闭门谢客的形式来麻痹他们，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 倒真的成了汉年同志伤脑筋的问题。他办事稳，抓得细。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 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一条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任公？ 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要检查时会出什么问题？等等，他都缜密地考虑。在他 确定了最保险的方案之后，再商定实际陪李先生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乃至保卫、 放风，随时向他报告消息的人选。他、饶彰风和我三个人在一家旅馆守着一架电话 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 一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计划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后，报上才见消息， 而这时他已经过了台湾海峡了。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这样于是会短寿的，他却笑着 回答：“这时候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们，南京、上海、华盛顿的人才难受呢！”假如 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时间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 的工作。1948年冬，大局已定，蒋介石政府眼看要垮台了，于是各方人物（包括外 国人）又蜂拥地要来向我们摸底，拉关系。大人物不必说了，连在内地有点工厂和 房产的人，也要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见人，见人， 则最好是见潘汉年。像“两航起义”之类的事，他都管过、谈过，我不—一细说了。 请问：在这样一个两军对阵的决胜关头，潘汉年同志究竟为哪一方面干了工作？冒 险拚死，为了哪一边？把潘汉年咬成“内奸”的人也实在太蠢了！一年多的时间内， 向解放区送走了上百位民主党派负责人，能是“内奸”干的事吗？假若是“内奸”， 那么只要向他的主子放一次风，整个事情不就完全变样了么？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没 有儿女，但是他有无数个和他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一起为党、为人民工作过来的战友。 “潘案”发生，受株连的人不少，在“文革”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写信表示怀疑。 当然，在那个时期，在“左”风全盛的时候，不仅“下情不能上达”，连有关部门 也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复查、重审的。但是“潘案”的复查，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 会之后实现了！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有错 必纠的传统，终于得到了恢复。潘汉年和董慧同志早在5年前去世了，我们这些无神 论者不相信有什么“地下”或“九泉”，党给他们恢复了名誉，他们是不会知道了， 但是，被株连的（死了的和活着的）得到了昭雪平反，潘汉年这个名字，他对党的 一片丹心，终于可以写入青史，令人长久垂念了！

从1955年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之类的斗争，在青年人心中已经是属于早已过去的事了。潘汉年 同志就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在最前沿的阵地上，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 的好党员。他冒过无数次危险，他见过许多大场面，他的“案子”来得那样突然， 问题又那样严重，于是，这些年来，爱讲闲话的人就给他编造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传 说。凡是侦探小说、推理小说中可以用得上的情节，都可以加在他的身上。我还不 止一次听到有人说他是个“放荡不羁”、“神出鬼没”的人物。现在，真相大白， 本来面目得以恢复，我们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可以负责地说，他是一个对党忠诚， 勇于负责，平易近人，而且是严守纪律、不自居功的优秀共产党员。我曾问过他， 他要我和杨度联系那一次，为什么连姓名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纪律。”我说 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谈判住在宋 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助”的事，连 对我这样的“老搭档”（这是“文革”中一份杂志给我加上的罪名）也是严守秘密 的。我知道这些事，还是在1951年陈毅同志和汉年同志约宋之的和我谈文艺工作那 一次，经过宋之的的“穷追”才透露了一点的。我记得清楚，当我们要他多讲一点 的时候，他用上海话说：“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着底”是上海话下流的意 思）

现在是20世纪的80年代，我们党已经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党的十二大报告中 的一段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头：“我们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 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工作领域获 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记住过去的教训，引为鉴戒，实事求是，埋头苦干， 这就是产生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