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潘汉年传略

发布时间：2024/11/19 阅读次数：0 字体大小: 【小】【中】【大】

1.4 潘汉年传略

陶柏康

一

1906年1月12日（农历乙巳年12月18日），潘汉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陆平村。

潘汉年，乳名厂（an）儿，参加革命后，使用过许多笔名与比名，诸如：厂人、水番三郎、亚灵、天长、泼皮、泼皮男士、迪可、汗牛、汗、爱仙、鲍刚、严陵、彭一清、杨涛、潘健行、小开、k、小k、胡星、萧叔安、萧恺、凯、开、严、潘继仁、严如云、严开、许琳、潘湘、韩企文、张颂南、胡越明、秦汉楚、萧肖、萧相臣，等等。

潘汉年生长在一个书香门庭。曾祖父潘亭山是清朝嘉庆年间的举人，祖父潘元燮为清朝咸丰九年的举人。父亲潘莘华是清朝光绪后期的秀才，以塾师为业。

潘莘华思想比较开明，辛亥革命后，曾任乡董，后又代替其兄任区董。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实行县议会制度，他又被推举为宜兴县县议员，但仍在乡间任教。他先后娶过两个妻子，生有四男四女，潘汉年在男孩中排行第三，为后母巫氏所生。由于小汉年天资聪颖，机灵活泼，深得长辈和兄弟姐妹的喜爱。

1912年，年满6岁的潘汉年进入陆平村初等小学读书。有关孩提时代的生活情形，潘汉年作过片断回忆：“记得那年我还在小学里，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到夏天的晚上，总不肯安联在庭院里乘凉，总是跟着左右邻居的小同伴，在那荒草地上或田野里追逐萤火虫，……我走进院子，便见爸爸躺在椅子里罗罗的抽水烟，妈妈正忙着用刀切西瓜，大姐姐正不快不慢地挥着芭蕉扇咿哑的唱曲儿；我拭着头上的汗珠儿，走进大姐身旁，要求他打扇……”

寥寥数笔，一个天真活泼且又顽皮好动的儿童形象跃然纸上，同时又描绘出一幅举家融和欢乐的景象。可惜好景不长，潘莘华为接济难民，变卖了田产；又因病染上鸦片，家道开始中落，经济十分拮据。

1916年，潘汉年初小毕业，因无钱升学，进入潘海良的私塾学堂，即县立第三高等小学读书。第三高小坐落在宜兴县西乡都山，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学校，创办于清朝末年，原名陵霞书院，后改为国民小学。辛亥革命后，发展成县立第三高等小学。当时担任该校校长的是清末秀才储涵奇，他治学严谨，潘汉年在这所学校里，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

1919年，潘汉年从第三高小毕业。在外婆吴氏的资助下，考入和桥彭城中学。 1920年，他因下肢患疾，中途辍学。暑假期间，在北京念大学的堂兄潘梓年和潘寂回乡度假，向潘汉年等少年伙伴介绍了不久前发生在北京的“五四”运动情况，这是潘汉年最早接受的政治启蒙教育。

潘汉年病愈后因家庭经济拮据，便在本村和邻村的小学替人代课教书。

1922年，16岁的潘汉年经人介绍到宜兴县城励进社小学任教。潘汉年善于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不但使学生获得牢固的知识，而且注意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教学中，潘汉年还撰写了一些探讨教育问题的文章。他提出，中国现在需要“言而能行”的教育工作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求教育工作者言行一致，为人师表。他还积极主张在假期里，让学生们多到农村去，充分须略农村“那冲敦厚的自然美”，用以“陶养出幽美情绪”。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关心中国的教育事业，研究探讨教育问题，他还特地写信给《时事新报·学灯》的编辑，希望该报“出一张专事研究教学的副刊”。

在此期间，潘汉年还参加了“宜兴评论社”。该社成立于1920年9月，是在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下自发地酝酿和组织起来的进步团体，成员大多是爱好文学艺术、热情而刚直的青年。加入评论社后，潘汉年还参加编辑评论社出版的小型报纸《宜兴评论》。《宜兴评论》的内容有社论、述评、简明新闻，有时也登一些杂文和地方掌故，以及文艺作品，如小说、诗歌、随笔、散文、漫画等。其主旨是反对旧道德、旧文比，提倡新道德、新文化；伸张正义、发扬民主；对社会上的一切邪恶势力以及封建习俗，进行坚决的斗争。

潘汉年和李肠谷、鲍文蔚等同仁一起，反对勾结军阀孙传芳的县教育局长周聘高把持教育界的恶劣行径，并与他展开过面对面的斗争。

不久，潘汉年离开家乡，走向新的广阔天地。此行最初目的是为了到上海继续求学，然而，时代的召唤使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二

1925年春天，潘汉年离开家乡，到上海中华国语专科学校读书。不久，进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社任校对员。在此期间，潘汉年在《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儿歌与童话故事。这些作品融趣味性与知识性于一体，写得颇有新意。1925年5月，他还在周作人主编的《语丝》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童话故事：《苦哇鸟的故事》。并给周作人写信，希望进一步开拓童话故事的题材，得到周作人的赞许。

1925年五卅运动后，潘汉年积极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加入了中华书局工会。同年秋，由阮仲一、王弼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潘汉年结识了宜兴同乡周全平，经周全平介绍，潘汉年进入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开始投身到进步文化运动的激流中。

创造社出版部里聚集着一群风华正茂、不畏艰难的热血青年，他们既做出版部的具体事务，如包装、跑邮局等，又都是能编会写的青年作家，每天工作极其紧张，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而收入甚微，有时甚至窘困到饥不果腹的境地。但是，他们“想不到求个人的幸福”，只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杀开一条血路”，为 “后起者谋一点幸福”。

从1926年到1929年，潘汉年先后编辑和主编了《洪水》周刊、《A·11》周刊、《幻圳》周刊、《幻洲》半月刊、《战线》周刊和《现代小说》月刊等进步刊物，并撰写了许多笔锋犀利，很有战斗力的杂文、政论文章，向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宣战。同时，还创作了不少小说，讴歌进步青年为革命英勇奋斗的献身精神，反映劳苦大众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的痛苦生活。这些进步杂志受到了广大进步青年的欢迎。许涤新曾经回忆说，1928年，他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和其他追求光明的进步青年一样，非常喜欢阅读《幻洲》，并受到鼓舞和启迪。

1928年，他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同年10月，根据党中央提出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潘汉年设法找到了沈端先（夏衍）、朱镜我、周谷城、许德衍等42名文化界著名人士，共同发起组织 “中国著作者协会”。

由于当时潘汉年等人还缺乏组织工作的经验，“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以后，没有开展什么活动，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初次尝试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是，它为后来“左联”的筹建提供了经验教训。

1929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即“文委”），潘汉年担任中央文委第一任书记。此后，他不辞辛苦，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进一步组织领导了文学艺术界的各个革命团体的筹建工作。

早在1929年5、6月间，潘汉年就找了钱杏邨商量筹建新的文化革命团体问题。他特别强调“要吸取‘中国著作者协会’告吹的教训，把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事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于5月和7月对进步文化界人士进行了两次大搜捕，逮捕了包括钱杏邨在内的几十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致使筹备工作一度停顿下来。直到 10月中旬，被捕的同志陆续释放，组织筹备工作才重新开始。

潘汉年首先抓了建立“左联”筹备小组的工作。他通过文化界的党员作家，广泛征求党外进步作家的意见，做好思想发动工作。据夏衍、阿英、吴黎平、冯乃超、冯雪峰回忆，在“左联”筹备小组成立以前，潘汉年分别找他们商量。此外，他还找过朱镜我、洪灵菲交换意见，并要阿英会做田汉和洪深的工作，争取他们将来也能参加“左联”。

根据当时文化界的现状，潘汉年还接受阿英的建议，特意请没有参加“革命文学”论争的夏衍参与“左联”的筹建工作。在分头联络和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潘汉年主持召开了文化界党员作家为主的座谈会，推定由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几个人组成“左联”筹备小组，负责起草“左联”纲领，拟定“左联”发起人名单。会议还决定，“这两个文件一拟出初稿，就先送鲁迅审阅，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汉年转送中央审查”。筹备小组成立后，一般每周举行一次会议，都由潘汉年主持。

1930年2月26日，潘汉年主持召开了“左联”成立前的一次预备会议，“到会者有沈端先（夏衍）、鲁迅等12人”。这次会议着重“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认真总结了“革命文学”论争发生以后文化界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对小团体主义乃至个人主义，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以及不注意真正的敌人。

在此期间，筹备小组还商定了召开“左联”成立大会的时间和地点，开会的程序，主席团的组成以及分工等具体方案，这些工作都由潘汉年请示党中央后最后决定的。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胜利召开，潘汉年代表党在会上讲了话，并担任了第一任党团书记。3月18日，他撰写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任务》一文，用以指导“左联”的初期工作。

“左联”成立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以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为主体，还成立了另一个文化革命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潘汉年也参与发起和筹备自由大同盟的工作。

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正式成立。鲁迅、潘汉年、冯雪峰、田汉、郑伯奇等50余人出席。鲁迅和潘汉年等在会上发表即席讲演，表示“愿意站在民众的最前线，为广大群众的自由而奋斗”。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不久，选举产生了“同盟”的领导机构，鲁迅、潘汉年等21人组成执行委员会，潘汉年还担任了执委会常委。同时，潘汉年也是该组织中的党组书记。在此期间，潘汉年还先后两次陪同鲁迅到青年学生中去进行宣传演讲，扩大“同盟”在青年中的影响。

1929年，郑伯奇、陶晶苏、冯乃超等人在上海筹建“艺术剧社”。潘汉年得知后，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从多方面给以关心和帮助，他还特地派夏衍参加艺术剧社的筹建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到1929年10月下旬，艺术剧社正式成立。艺术剧社成立后，排练公演了几出进步戏剧节目，扩大了在上海戏剧舞台上的影响。艺术剧社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恐慌。1930年4月29日，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派出大批警察，查封了艺术剧社，并逮捕了一些社员。5月24日，又查封了与艺术剧社有关系的中华艺术大学。针对国民党反动高压手段，潘汉年立即主持召开了由夏衍、冯雪峰、郑伯奇、田汉和余怀等人参加的会议，商讨发展进步话剧运动的办法，决定进一步扩大革命戏剧团体的组织。到1930年8月，“中国左翼剧团联盟” 正式成立，后经潘汉年与中央文委讨论决定，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改名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的成立，更有力地推动了进步戏剧运动的发展。

在领导“左联”、“剧联”工作的同时，潘汉年还领导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建工作。1930年3、4月间，潘汉年等十余位文化界的党员在邓初民家里召开了“社联”的第一次筹备会议。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工作，于5月20日召开了“社联”成立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社联”的纲领，指出：“社联”的主要任务是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等等。

在“社联”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广大进步青年学生中广泛深入传播，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团结在“社联”周围。为了更好地把革命青年组织起来，在 “社联”党团的帮助下，1930年下半年，“社会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潘汉年、刘锡五、彭康和王学文等出席了成立大会。此后，潘汉年对“社研”的工作也时常予以关心指导。

潘汉年作为中央文委书记，还关心指导了其他左翼文化团体的筹建工作。随着文化界各个系统的左翼文化团体纷纷建立，为了加强对这些革命团体的统一领导，党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在潘汉年的主持下，经过一段时间筹备，“文总”于1930年8月26日正式成立，潘汉年担任“文总”的党团书记，并主编“文总”的机关刊物《文化斗争》。

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建立了从中央文委到“文总”及其各个方面的垂直的组织系统，大大加强了党对文化战线的领导，有力地推动了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

三

潘汉年是最早与鲁迅结识并建立联系的共产党人之一。1927年10月19日，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定居，当天下午，中国济难会负责人王弼和潘汉年等人便前往鲁迅寓所拜访，当晚，王弼宴请鲁迅，潘汉年和郁达夫夫妇、蒋光慈、楼适夷、许杰等人出席作陪。席间，鲁迅和这些革命青年谈笑风生，甚为欢洽。1927年12月13日下午，潘汉年和鲍文蔚、石萍、李小峰又去拜访鲁迅并共进晚餐。此后，潘汉年便成了鲁迅先生家的常客。有一段时间，在鲁迅先生的日记里，经常出现潘汉年的名字。

20年代末，党中央为了加强上海进步文化团体的团结，发展进步文化运动，要求文化界的党组织做好进步文化人士的工作，消除进步文化团体之间的隔阂，争取鲁迅出掌左翼文化运动的旗帜。为此，中央领导同志专门委派潘汉年去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为了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潘汉年多次登门拜访，与鲁迅促膝长谈，并就创造社、太阳社成员过去同鲁迅关于“文学革命问题”的争论问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得到鲁迅先生的谅解。同时，潘汉年召集党员文化工作者开会，传达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党员作家和党外进步作家，立即停止同鲁迅的论战。他还多次陪同文化界的党员作家去拜访鲁迅，诚恳地作自我批评。经过周密细致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请出鲁迅担任“左联”盟主的任务，这对于发展左翼文化运动，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具有重大意义。

在筹建“左联”的过程中，潘汉年非常注意倾听鲁迅先生的意见。他曾经派冯雪峰去拜访鲁迅，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名称问题，征询鲁迅的意见，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潘汉年对冯雪峰说，“左翼”二字用不用，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在为“左联”成立做准备工作时，潘汉年为保证鲁迅的安全作了周密的安排。 1930年3月1日下午，即“左联”成立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潘汉年和夏衍等特地去中华艺术大学，检查了会场的保卫工作，潘汉年特别关照夏衍，请他事先和冯雪峰、柔石讲明，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让他们陪着鲁迅先从后门撤退。在会场中他也布置了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纠察队员保护鲁迅。

“左联”成立以后，为了表达革命文化工作者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之情，潘汉年和冯雪峰、柔石等商定，组织一次庆祝鲁迅50寿辰的纪念会。在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帮助下，纪念会于1930年9月17日在上海一家荷兰餐厅举行。各革命文化团体的代表50余人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鲁迅先生和许广平欣然出席。纪念会上，各文化团体的代表纷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衷心祝愿鲁迅先生为进步文化运动多作贡献。鲁迅也作了即席演讲。通过这次活动，使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与鲁迅先生的关系更趋亲密。

1931年，因工作需要，潘汉年离开了文化战线，但他还和鲁迅保持着联系。据潘汉年的弟弟潘锡年回忆：1932年夏，他从宜兴到上海，就在四川北路一家咖啡馆看到鲁迅与潘梓年、潘汉年在吃冰激凌，热烈交谈。

1936年4月，潘汉年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从苏联回国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同时，受代表团的委派，赴沪相机邀请鲁迅赴苏联疗养。回沪后，潘汉年和胡愈之为鲁迅赴苏疗养作了一切必要的准备。然而，鲁迅的健康状况已不容许他作这样的旅行。当时，鲁迅先生病情日渐严重，潘汉年对鲁迅的病情十分关心，1936 年10月18日，鲁迅的病情恶化。当晚，他和冯雪峰商量了挽救鲁迅生命的具体办法，决定要求宋庆龄聘请更好的医生为鲁迅作进一步的治疗。不料19日凌晨，鲁迅先生便与世长辞。潘汉年得到冯雪峰的报告后，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党中央汇报。

鲁迅先生逝世后，潘汉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冯雪峰、胡愈之等卓有成效地组织领导了鲁迅的悼念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党在进步文化运动中的影响。

1937年10月19日，上海地下党组织发起召开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会上，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发表即席讲演，高度评价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鲁迅杂文的战斗性。

1938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决定出版《鲁迅全集》，潘汉年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从各方面特别是在经济上，帮助克服出版中遇到的困难。经过多方努力，只用了半年时间，《鲁迅全集》就得以出版发行。当时，这套书籍发行1000套。此外，还印刷了200套装帧精美的纪念本，每套纪念本都贴有鲁迅私人朱文印章，作为许广平先生赠送给挚友亲朋的礼物，潘汉年获得一套。从此，潘汉年一直把这套《鲁迅全集》珍藏在身边，并伴随他度过了身陷囹圄的27个春秋，直到1977年他逝世后，才被上海档案馆收藏。

四

潘汉年倾注精力，积极组织推动上海的进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成就斐然。这时，更加艰巨的使命落在了他的身上，使他的革命生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1931年4月，党中央调潘汉年到中央特科工作，担任特科二科科长，随后又成为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在此期间，潘汉年协同陈赓、李克农，在周恩来、陈云的指挥下果断地清除了顾顺章叛变后遗留的隐患，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参与组织、护送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员转移到苏区的工作；参与粉碎敌人伪造“伍豪事件”的阴谋；配合宋庆龄，联络国际国内知名人士，积极营救牛兰夫妇，在对敌隐蔽斗争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

此外，潘汉年凭借智慧和人生经历，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范围广泛的地下情报工作网，并且和一批著名的社会上层人士建立了情报工作联系，如杨度、王绍鏊、王昆仑、梅龚彬、胡鄂公、董健吾等。潘汉年还和一些来华工作的外国朋友建立了友好关系。早在1929年，他就同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结识。后来，他又通过其他途径同佐尔格、路易·艾黎等人建立了联系。当时，他领导的地下党的一架秘密电台就设在路易·艾黎的家里，使地下党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联络渠道。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潘汉年和路易·艾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艾黎始终深深怀念这位中国战友。他在回忆中特别强调了潘汉年对党的秘密工作所作出的贡献，说“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个子不高，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机智而又老成，待人非常亲切，大家都喜欢他”。他还高度评价潘汉年是“对革命有过功劳的人，当年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从1931年到1933年，潘汉年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出色地战斗了两年多时间，经历了无数次曲折风险，度过了几百个险象环生的日日夜夜，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工作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这是难以想象的。

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军警在上海逮捕了潘梓年和丁玲。潘汉年营救未成，即遵照党组织的决定，离开上海，经汕头去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协助张闻天编辑党刊《真理》。8月，中华苏维埃大学成立，潘汉年被任命为校务委员。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1933年10月，潘汉年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就抗日反蒋问题举行谈判。10月26日，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0 月底，他又和黄火青等到福建与十九路军领导人就建立军事同盟问题进行谈判。通过谈判，消除了工农红军和十九路军的对峙状态；双方开展了经济贸易；对方还释放了政治犯60余人，并默认进步团体的存在，从而为恢复中共地下党在福建的活动创造了条件。

1934年10月，潘汉年与何长工到江西寻乌地区和国民党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代表就联合抗日反蒋问题进行谈判。谈判持续了三天三夜，结果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这次谈判的成功，为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正确选择突围方向，红军长征出发时顺利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伤亡和损失，作出了重要贡献。

完成谈判任务后，潘汉年加入了长征队伍。在征途中他被编入中央直属团，担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5年2月28日，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这时，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找潘汉年谈话，决定派他和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白区工作部部长的陈云到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设法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系，汇报遵义会议情况。并要潘汉年先行一步。潘汉年在中共贵州工委负责人秦天真的协助下，历经艰辛，经香港回到上海，与陈云于同年8月先后乘苏联货船去海参崴，转赴莫斯科。

五

潘汉年到苏联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向全世界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文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侵占了中国的华北地区，进而准备灭亡全中国。蒋介石开始谋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并以改善国共关系作为姿态。为此，从1935年秋天起，蒋介石就通过各种途径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官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就是其中一条重要途径。1936年年初，中共代表团指定潘汉年为谈判的联系人。

潘汉年接受任务后，同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进行了初步接触，邓文仪还向潘汉年交待了回国后找陈果夫联系的具体办法。临行前，潘汉年又听取了共产国际的苏共代表团负责人曼努伊斯基等人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意见。

1936年4月，潘汉年和胡愈之离开莫斯科，于5月初到达香港。随后，潘汉年立即派胡愈之到上海去找地下党联系，了解党中央的情况。同时，他又按照邓文仪说的联络方法写信给陈果夫，要他马上派人到香港商量国共谈判的具体事宜。

5月下旬，胡愈之到上海后，通过沈钧儒和茅盾等，找到了党中央先期派到上海工作的冯雪峰。在香港期间，潘汉年和胡愈之着手宣传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开展党的统战工作。他们帮助邹韬奋创办《生活日报》。潘汉年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要求报纸的宣传应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后来邹韬奋创办的《生活日报》贯彻了这一精神。这是潘汉年和胡愈之从莫斯科回国后，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进国共合作的最初行动。

他们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帮助救国会起草了一份在全国有较大政治影响的文件。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潘汉年特地找到在香港的救国会领导成员邹韬奋、陶行知，在胡愈之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个《告全国同胞书》。修改后由邹韬奋亲自去上海，以邹韬奋、陶行知、沈钧儒、章乃器4人联合署名，于 1936年7月15日发表。8月10日，毛泽东给沈钧儒等4人写信，表示“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并且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此外，潘汉年在香港还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上层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会见了原十九路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和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等。他还会见了过去在党的情报系统工作的同志和旧友，如梅龚彬、柯麟、叶挺等，并向他们宣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基本精神。

同时，潘汉年会见了从南京赶到香港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旋即赶赴南京，与陈果失、曾养甫等会面接洽。

8月初，潘汉年通过刘鼎安排，经党内秘密交通线去陕北。8月8日，到达陕北。他立即向党中央汇报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和自己回国的任务，以及他在莫斯科、香港和南京同国民党方面协商的情况，为党中央进一步制订逼蒋抗日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随后，他立即赶赴安塞地区，与叶剑英见面，帮助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在此期间，潘汉年又同张学良会晤，并向党中央汇报了会谈情况。

8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对国民党的方针问题。会议决定，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对象，并委派潘汉年担任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联络代表。

9月24日，潘汉年携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与叶剑英一起离开陕北到西安。

在西安，叶剑英、潘汉年向张学良通报了中国共产党同南京谈判的方针，并同张商讨了逼蒋抗日等问题。随后，潘赶到上海。经张冲安排，于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潘汉年严正批驳了陈立夫代表国民党提出的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苛刻要求，执行党中央的谈判方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与宋庆龄一起促成宋子文、宋美龄去西安谈判，并把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告知陈立夫。“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潘汉年又按照党中央指示，就撤兵释张、实现西安协议、争取红军给养、释放政治犯等问题同陈立夫、宋子文多次洽谈。19 37年3月，潘汉年陪同周恩来等去杭州，参与周恩来同蒋介石的谈判。

1937年春，王稼祥由贺诚陪同，从陕北到上海乘船去苏联治伤并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情况。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后，潘汉年和冯雪峰做了认真的接待准备，尤其是保密、保卫工作，并和他们讨论了如何妥善处理从狱中传出的方志敏《清贫》和《可爱的中国》手稿问题，潘汉年还亲自将这两份手稿一页一页拍摄下来，使这些珍贵的作品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并公开出版。

同年7月上旬，周恩来等去江西庐山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途经上海时，两次接见潘汉年与刘晓，就上海党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潘汉年、刘晓还陪同周恩来会见了夏衍以及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党内外人士。

1937年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后改称八路军），原红军驻上海办事处改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简称“八办”），公开对外开展活动。李克农为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继任。

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潘汉年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马相伯、史良、沙千里等爱国民主人士经常交换意见，及时向他们通报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共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他们建立起心心相印的关系。

同时，潘汉年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宋庆龄的引荐，同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等进行了广泛接触。

此外，潘汉年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全面掌握了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名单，奉命同国民党当局就释放政治犯问题进行交涉。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使许多长期被关押而幸存下来的党员干部获释，重新走上了革命工作岗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潘汉年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同国民党上海地方当局公开打交道，冲破国民党的阻挠，迫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潘公展同意建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及上海各界救亡协会，并创办了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在此期间，潘汉年站在抗日救亡宣传的第一线，写了许多政论文章，着重宣传共产党发动民众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批判国民党压制民众运动的片面抗战路线；阐明共产党坚决抗战的路线，批判国民党妥协投降政策；宣传共产党的对外方针，批评国民党片面亲英美和依赖国际调停的外交政策；广泛宣传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战争，努力争取上海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八一三”抗战期间，应国民党将领陈诚、张发奎和罗卓英的要求，在潘汉年等人的组织领导下，把由革命青年组成的三个战地服务团派进国民党的一些军队，担任宣传、组织和救护工作。以后，他又陆续组织了一些同志到国民党的其他军队中去开展工作，扩大了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

1937年11月12日，即上海沦陷前夕，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潘汉?旰土跸?对上海沦陷后党的工作作了布置。12月25日，潘汉年在安排布置完上海的工作之后，与夏衍一起，乘船撤离上海去香港。

六

从上海到香港后，在长达七年时间里，潘汉年在香港、广州、武汉、延安、上海和安徽等地，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和沦陷区秘密工作。

1938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当时，党中央派廖承志、潘汉年作为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的代表，并负责南方各省的工作。在廖承志、潘汉年的领导下，继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和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共同努力，团结大批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援中国的抗战，把他们捐献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救护车、医疗器械、药品和其他物资，通过武汉、重庆及时转运到各抗日根据地；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大力支援坚持在敌后艰苦抗战的琼崖游击队、东江游击队；他们在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和上层爱国人士中积极开展工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还结交了许多国际友人，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成绩，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援。他们利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的有利形势，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使香港成为党的对国内外宣传和联络的一个重要基地。

在香港期间，廖承志、潘汉年还经常一起去广州从事党的工作。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初，廖承志和潘汉年曾在广州会见各抗日青年团体、进步文化界和各救亡团体的负责人，热情坦诚地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阐述党的方针政策、中国革命的战略任务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救亡日报》从上海迁到广州出版后，受到廖承志和潘汉年的关心。他们每次从香港到广州，都要到救亡日报社去，给报社的同志谈抗战形势和党的政策，了解报社的工作情况，帮助解决困难。

潘汉年到香港后不久，曾到武汉中共长江局工作过两个月。1938年1月7日，他从广州起程去武汉。行前，会见了广州《救亡日报》记者，阐述了对政治形势的看法，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1月9日，潘汉年曾出席正在筹办中的《新华日报》在汉口江春餐馆举行的招待会。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陈立夫、张冲、周恩来、董必武等129人被推举为分会理事，潘汉年也是其中之一。

约在1938年3月间，潘汉年返回香港。8月间，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潘汉年从香港赴延安，出席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潘汉年留在延安参加中央社会部的领导工作，并参加过延安新闻界文化界的统一战线活动。1938年11月10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成立，潘汉年出席大会并讲话，要求青年记者们认真宣传抗日将士英勇战斗的事迹，“系统地、具体地把它的事实内容，用生动的笔调”描写出来。1939年2月5日。《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之一，邀请延安新闻界学术界同志参加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80 余人，潘汉年也出席会议并发了言。2月10日，中华戏剧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潘汉年出席并当选为分会理事长。3月22日，潘汉年主持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举行的纪念“三一八”大会，慰劳全体保卫工作人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话。

1939年4月，潘汉年奉党中央命令离开延安，4月底途经重庆返回香港。在香港，他经常和廖承志在一起，交流彼此听到的消息，分析研究国际国内形势，然后由潘汉年写成电报稿交张唯一译发，向党中央汇报。9月，他又从香港到上海，对上海的隐蔽斗争作了部署。同行的有刘人寿。1940年秋，他领导建成了同延安通报联系的秘密电台。在此期间，他曾为党搜集了许多重要战略情报。例如，1941年6月，潘汉年曾向党中央提供过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以后，又向党中央报告了日军准备南进等重要情报。当时，潘汉年还在上海先后设立了“集成皮毛公司”和“裕通运输公司”等商行，作为联络同志的见面地点。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李一氓在战斗突围后辗转到达香港，向廖承志和潘汉年讲了事变的经过，潘则把事变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在香港，潘汉年陪李一氓到澳门去看望了叶挺夫人。随后，又亲自护送李一氓到上海，并通过党组织设法安排他去苏北根据地。在上海，他还和刘晓约见于伶，商议应付事变的对策和措施。

1941年7月3日，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央派人加强香港的领导力量，以开展与英美人士、华侨、各党派、文化界的统战工作。9月8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表示同意加强香港工作，但中央一时派不出人来，仍由廖承志、潘汉年继续负责。

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形势十分严峻。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和刘少文，指示开展与英美等国人士建立广泛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做好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同日，周恩来两次急电廖承志、潘汉年和刘少文，具体布置在香港的各方面人士撤退、疏散工作。根据党中央和中共南方局的指示，经过各方面紧密配合和几个月的努力工作，至19 42年5月，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余名，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陈济棠、茅盾、金仲华、夏衍、胡绳、张友渔、刘清扬、宋之的、杨刚、梁漱溟、邓文钊、胡风、蔡楚生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党的干部。其中大多数顺利安全地撤往东江，再转往韶关、桂林和重庆等地。此外，还安全护送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到内地和海外；接应了2000余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曾一再指示党在敌占区的对敌隐蔽斗争系统，派人打入敌伪组织，相机开展工作。潘汉年执行上述指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取得了成效。他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掩护一批同志潜伏在敌人内部工作，并掩护了一些同他有联系的领导同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派在香港几位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的同志和秘密电台处境危险，潘汉年主动报请中央同意，利用他的特殊社会关系，从上海派人去香港，掩护他们全部安全撤到上海和内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的公共租界，上海从孤岛变成了沦陷区。党中央指示江苏省委领导机关撤退到华中抗日根据地去。这时，潘汉年也奉命撤退。 1942年11月初，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刘晓、王尧山等，都在潘汉年所发展的特殊关系掩护下，同潘一起，从上海到淮南顾家圩子。到达华中抗日根据地后，潘汉年担任了华中局情报部部长。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参加整风学习期间，潘汉年参加了审查扬帆的工作。在审查过程中，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认真调查了解，确认对扬帆的审查是错误的。后来扬帆被平反。这个时期，潘汉年还为根据地干部作过一些报告。他还在新四军出版的《拂晓报》上发表了《梦游玄武湖》、《探海东同志病》等诗词，表达忧国愤敌的心声、抒发对战友的感情。

1943年，潘汉年领导建立起两条通向解放区的交通线：一条通淮南华中局，一条通皖北新四军七师。这两条交通线的建立，保证了上海和抗日根据地之间人员和物资的安全输送。同年夏秋之交，党中央电告潘汉年，需要保存在上海中央文库的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文件。潘汉年指示张唯一取出密藏在上海中央文库中的有关文件，拍成35毫米胶片，送往华中根据地报党中央。

1944年6月，潘汉年离开淮南新四军军部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大会期间，潘汉年看望了毛泽东，毛泽东和他共同举杯，庆贺胜利。

毛泽东在“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 根据这一要求，党中央开始积极筹备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1945年7月8日。新四军军长陈毅致电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参议会，表示选派潘汉年等六位同志，代表新四军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7月13日，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举行集会，会上宣告正式成立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选举周恩来、林伯渠等25人当选为筹委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潘汉年也是常委之一。8月10日，纲领起草委员会举行会议，组成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组织法五个专题起草小组，潘汉年出席会议，并参加政治专题小组工作，还担任组织法专题小组组长。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原定10月举行，日本投降后，因时局变化，会议没有召开。

1945年11月，潘汉年奉命从延安到沈阳，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下，参与领导该地区的文化工作、统战工作和党的隐蔽战线工作。1946年2月，董慧也到达沈阳。是年4月底，因东北地区党的情报系统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潘汉年又被调到北平。同年夏天，他回延安汇报工作，不久，奉命到南京，接受新的任务。

七

1946年夏天，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回到上海继续领导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回到上海后，潘汉年立即与刘晓、刘长胜、夏衍、华岗和冯雪峰见面，还会见了情报系统的一些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党的“七大”基本情况，阐述了国内外形势。随后，他又指示一部分同志去香港。一部分同志继续留在上海开展情报工作。

在上海期间，潘汉年还经常参加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的会议，参与一部分领导工作。同时，他和周恩来保持着经常联系，直接接受周恩来的领导。这段时间，他继续同在上海的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人士接触往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从各方面关心照顾他们。1946年7月，陶行知逝世后，他根据周恩来关于“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应该负责保护。……在经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的指示，加强了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组织有关同志落实具体措施。

在上海，他还应上海地下党同志之邀，忙里偷闲，重操笔墨，用“荆溪”笔名在《联合日报》发表了40余篇杂文。这些杂文抓住人民最关心的民主与和平问题，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坚持独裁内战，出卖国家主权的罪行，反映了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强烈愿望。

1946年10月30日，潘汉年奉命离开上海，和夏衍一起乘飞机去香港。1947年1月 16日，中共中央发出调整蒋管区党组织的指示，决定成立中共香港分局，由刘长胜、方方、林平、潘汉年、刘宁一、梁广、章汉天、夏衍、连贯组成。从这时开始，到 1949年3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潘汉年在参与香港分局的领导工作中，主要负责同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人士联系接触。从1947年开始，各民主党派的一些领导人及文化界人士陆续从内地、上海和海外来到香港，到1948年，总数已达千人以上。因此，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就成为一项极其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当时，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中的大部分人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商讨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方略。但同时也有极少数上层人士对形势认识不清，主张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还有一些亲国民党的党派如国社党、青年党还在香港活动，破坏统一战线。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潘汉年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提出凡是愿意与我党合作，反对蒋介石卖国政府的人，我们都要团结争取，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做到多争取一个朋友，少一个敌人。

潘汉年身体力行，利用自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建立起来的友谊，经常同他们广泛深入地交换意见，积极主动地听取意见，耐心诚恳地做解释说服工作。由于潘汉年政治水平高，统战工作经验丰富，加之博学多才，分析问题中肯实在，又平易近人，善于结交党内外各种朋友，因此，在香港的上层人士都愿意找他谈心。夏衍说过：“1948年冬，大局已定，蒋介石政府眼看彻底垮台了，于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国人）又蜂拥地要来向我们摸底，拉关系。大人物不必说了，连在内地有点工厂和房产的人，也要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见人，见人，则最好是见潘汉年。”由此可见，潘汉年当时在香港各界人士心目中的地位。

为了进一步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从1947年起，中共香港分局开始与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座谈会，座谈会每周开一次，边聚餐边座谈，由香港分局的领导同志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轮流主持，每次座谈会都有中心议题，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融洽无间。潘汉年是座谈会的主讲人之一，由于他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寓宣传于谈笑之间，很受欢迎。

潘汉年在香港的工作非常紧张。夏衍曾经说过：“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时间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4年或者5年的工作。”就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潘汉年还时刻关心着党的思想建设和干部教育工作。为了使在香港工作的同志了解国际国内形势，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从1948年3月到1949年3月，他在香港先后向党员干部作了8次报告，内容涵盖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工作和国际国内形势等问题。

潘汉年对在香港工作的党内同志和党外进步人士的工作和生活非常关心。尽管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惦记着党内外同志和朋友的家庭生活，每逢他们遇到困难，总会及时得到潘汉年的关心和帮助。对此，许多老同志至今记忆犹新。潘汉年就是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充分发挥党内外同志的作用，为党的事业服务。正如他自己所说，别人说我有鬼斧神功，其实做统战工作的根本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京、沪一带控制极严，在这些地区无法召开大规模的会议，更无法办干部训练班，中共上海局就只好设法在香港建立机关，开办京沪高级干部训练班，总结国民党统治区域党的工作经验，培训党的干部。训练班先后开办了12期。潘汉年给予很多帮助。此外，上海党组织很多不易办的事，也多半转移到香港，由潘汉年协助办理。

随着中国革命进程的不断加快，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许多人越来越看清了蒋家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逃脱不了最终覆灭的历史命运。因此，纷纷开始寻求新的出路。这种情况给党的各条战线包括隐蔽战线提出了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抓住时机，抓紧做好国民党营垒人员的策反工作，努力争取团结更多的人摆脱反动统治的羁绊，转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潘汉年领导的情报部门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例如：1948年冬，潘汉年对卢汉、龙云做了大量工作，结果使卢汉弃暗投明，宣布起义。又如积极参与策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负责人举行起义，使该委员会系统的大批技术人员、美援资财、档案完整地移交给人民政府，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一大批技术人才和物资。潘汉年还成功地参与领导了国民党的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香港员工起义的初期准备工作，配合上海地下党组织争取到海关的一些高级人员留下来为新中国的海关事业服务。

新中国成立前夕，潘汉年和中共华南分局的同志根据党中央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和指示，承担了为新政协的召开做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重要任务。他们及时向当时转移到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通报中共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并广泛深入地和他们交换意见，讨论研究召开新政协的有关问题，通过他们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密切联系和磋商，及时沟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召开新政协问题上的意见，为党中央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和新政协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初步基础。

1948年7、8月间，潘汉年等开始组织护送在港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方面警戒森严，极力破坏我方活动，阻挠民主人士北上。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潘汉年指挥若定，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妥善地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大批民主人士秘密离港转到东北、华北解放区。从1948年8月至1949年 3月，先后送走了20余批民主人士，总数达350人以上，没有一次失误，为人民政协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4月28日，遵照党中央电令，潘汉年和夏衍、许涤新离开香港，赶到北平，准备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他们在北平先后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亲切接见。

5月16日，潘汉年一行乘火车南下，5月23日傍晚到达丹阳，先后向陈毅、饶漱石、曾山等汇报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所作的指示。随后，他们便随解放军向上海进发，迎接上海的解放。

八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5月28日下午，潘汉年作为新上海的市政府副市长，陪同陈毅市长，接受原国民党上海市代理市长交出的旧市政府印信。从此，领导新上海的紧张繁重的工作开始了。

从上海解放那天起，潘汉年就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等重要职务，主持市政府的日常工作，成为陈毅市长的得力助手。

潘汉年协助陈毅领导上海工作是多方面的，搞好城市接管工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陈毅是上海市军管会主任，粟裕是副主任。潘汉年兼秘书长，领导军管会的日常工作。当时，在军管会下面，设立了军事、政务、财经和文教4个接管委员会，具体负责各系统各部门的接管工作。潘汉年主要是抓面上的工作，如综合情况，处理问题，协调步骤等，工作千头万绪，任务极其繁重。在两个月的接管工作时间里，潘汉年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他经常主持或参加军管工作会议，听取汇报、作出决定。会议每次都开到深更半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由于潘汉年长期战斗在上海，对上海各行各业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思想敏锐，作风踏实细致，因而对接管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能提出中肯的意见和解决办法。经过两个月的日以继夜的紧张工作，基本上完成了接管任务。

对潘汉年在接管上海的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当时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周林作过这样的评价。“他长期在上海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熟悉上海各方面的情况，在接管上海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起了别人起不了的作用。”

接管工作完成以后，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各个系统重新建立了政权机关。潘汉年领导主持了这项工作，并亲自参加各局和公司的成立大会，代表市委、市政府讲话、作报告、分析上海的形势，号召广大干部群众为建设新上海而努力。各系统、各部门政权建设工作的完成，有力地保证了上海的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解放初期，提上市政府议事日程的一个迫切问题是打击金融投机，稳定货币和市场，保障人民生活。国民党统治后期，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物价指数如天文数字，国民党通用货币金圆券毫无信用可言。一解放，市军管会于1949年5月28日立即颁布金字第一号布告，规定即日起使用人民币，并限期于6月5日禁止使用金圆券，并宣布以人民币1元兑换金圆券10万元的比价。人民币开始进入市场。但一些投机奸商却肆无忌惮地进行银元投机，哄抬银元价格，随后黄金、外币价格也跟着而起，造成金融市场一股投机浪潮，带动商品市场物价上涨，有的商店甚至拒收人民币。

面对上述情况，市军管会除了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以外，于1949年6月10日，经请示中央同意采取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经过周密的研究部署，在陈毅、潘汉年、宋时轮等的亲自指挥下，组织了金融、公安、警备区等有关部门的人员，分成5个小组，于6月10民在非法交易最集中的上午10点钟，突然封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当场逮捕了犯有严重罪行的投机商238人，移交法院审理，并缴获一大批黄金、银元和美钞。

通过这次斗争，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空前提高。同时彻底消灭了以银元金钞计价的现象，人民币占领了市场，政府完全掌握了金融领导权，对稳定上海的市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金融投机市场被击溃后，投机势力又把投机资金转向了商品市场，从1949年7月到1950年春，连续三次掀起“涨价”风潮。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担任上海市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潘汉年，在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的领导下，领导经济战线的党员干部，研究各种对策，努力抑制物价上涨风潮。当时，他几乎天天晚上参加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会议，听取汇报，讨论解决的办法。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战胜了投机势力的猖狂进攻，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了市场物价。

上海解放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不断派飞机来上海轰炸。1949年6月23日，美国指使国民党蒋介石公开宣布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企图切断上海的海上交通运输线，破坏上海的经济建设。1950年2月6日，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对上海的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等实施狂轰滥炸，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事件发生后，潘汉年立即陪同陈毅亲赴被炸现场视察，慰问工人和灾民，并动员组织各方面力量，全力抢救，恢复生产。

潘汉年在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期间，非常重视抓好上海的经济建设工作，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要使上海从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的方针，花大气力抓了上海的经济建设工作。1952年3月，潘汉年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造旧上海为新上海，必须思想上明确以生产为中心，一切为生产服务”。

潘汉年还处处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疾苦。他常对市政府工作的同志说，人民政府的工作千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人民多办几件好事。1950年初，就决定建造工人新村，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方针，潘汉年领导督促主管部门，组织力量对工人的居住情况进行调查，并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工人新村的修建规模、标准等问题，抓紧落实，使解放后第一个工人新村—— 曹杨新村很快建造完工，一大批工人劳模搬进了新房。曹杨新村的建立，开了上海建造新村工房的先例。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除了协助陈毅同志主持市政府工作之外，还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主持日常工作。

当时，团结争取爱国的工商界人士，共同建设新上海是一项极其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潘汉年曾经向统战部的同志指出，上海这个大工商业城市，如果工商界人士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和市场搞好的，一定要争取他们站到我们这一边来。

但是，许多工商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心存疑虑，解放前夕，纷纷把资金抽调到国外和香港，有的人虽然留在上海，但也是随时准备席卷而走。针对这种情况，陈毅和潘汉年等曾多次召集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开会，反复向他们阐述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同时，潘汉年还充分利用在民主革命时期结识的工商界朋友，广泛深入地开展说服劝导工作，努力争取许多移居海外和港澳的工商界人士重返上海，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贡献。并且动员留在上海的工商界人士从国外和香港调回资金和设备，重新开工生产。

潘汉年在统战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和党外人士推心置腹的做法，当时受到过一些人的批评，说他是右倾。但他坚信自己的做法是符合党的政策原则和利益的。因而毫不动摇，始终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和党外人士交朋友，在和谐友好的气氛中开展工作。

潘汉年还注意抓市政府机关内部的统战工作。1952年间，他根据1951年政务院秘书长会议精神，主持召开市政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组成立大会。潘汉年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后来，他又对机关统战工作作了批示：“政权中党委及党组应经常讨论本单位的统战情况，支部应将统战工作列入经常议事日程中。”并“要求政府首长综合本单位统战工作情况，将成绩、缺点，联系今后如何提高统战认识，向党外干部作报告”。他还主张把统战工作贯彻到各个部门，从政权部门到生产部门，都要做好这一工作。他说：凡是统战政策思想贯彻好的部门，工作就搞得好，反之就不会搞好。

上海解放初期，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但潘汉年对党的统战工作始终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大量精力。正如当年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所说的那样：“潘汉年同志在解放前地下斗争时期和掌握政权后，长期和民主人士相处。几十年来，这些民主人士虽历经风浪，但仍然坚持跟党走，他们中不少人后来还担任了很重要的领导工作，这是同潘汉年同志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

上海历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解放以后，在上海潜伏下来的特务有6000余人。此外，台湾国民党还不断派遣特务潜来上海，进行暗杀和破坏活动。潘汉年对上海的反特工作和治安保卫工作抓得很紧，经常听取公安部门的汇报，并及时给予具体指示，有时还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

为了保证上海的公安保卫工作顺利开展，潘汉年很重视公安干警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素质训练，他一再向公安战线的同志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熟悉敌人；要战胜敌人，必须学会敌人的长处。他还反复强调，做好公安保卫工作，一定要坚持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要把专业工作和发动群众有机地结合起来，认真贯彻执行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公安保卫方针，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潘汉年不仅为保卫上海倾注了极大的精力，而且在改造上海的斗争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统治上海，培植了一批为它服务的上海流氓势力。他们长期横行上海，给上海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潘汉年长期考虑的问题。他凭借着长期在上海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顺利清除了上海流氓势力。当时，上海人民对共产党能不能清除这势力心存疑虑，他们说，“共产党要是能把上海的流氓势力打倒了，才真正称得上翻身”。当他们看到这一要求变为现实时，无不拍手称快。

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艰苦努力，上海终于初步改变了面貌，以崭新的姿态显现在世人面前。这巨大的变化，凝聚着潘汉年同志的一份辛苦。

九

1955年3月15日，潘汉年主持了在上海新建成的中苏友好大厦落成仪式。这是他有生之年为上海人民所做的最后一件实事。当天晚上，便乘火车去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谁也不曾料到，一场灾难向他袭来。

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在讨论中，一些曾受高、饶影响，或和高、饶有过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或交代。毛主席对此表示充分肯定，并要求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应当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同时，会议印发的材料中，涉及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潘汉年看了材料，触发了长期埋藏在心底的一件往事。

那是1943年，他奉命去上海寻找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搜集日伪情报。到上海后，潘汉年了解到，此时李士群正在南京，于是，又马上赶到南京与李士群会面。见到李士群后，没想到李士群突然提出，汪精卫想要见见潘汉年。对于李士群的要求，潘汉年反复权衡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机立断，决定答应李士群的要求。

潘汉年与汪精卫这次会见，是在李士群的挟持下进行的，会见中潘汉年坚持了党的原则。事后，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时，正值整风运动进入干部审查阶段，潘汉年怕一时讲不清楚情况，便没有向华中局领导汇报南京之行的情况。1945年参加党的“七大”时，他在见到毛泽东时，曾想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此事，又因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与赞扬，咽下了已到嘴边的话语。他不曾料到，这会成为他个人革命生涯的一个重大挫折，造成终生的遗憾和痛苦。

4月2日，潘汉年向参加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详细汇报了1943年会见汪精卫的来龙去脉，并说明了自己长时间未向组织说清楚的原因，同时将他所写的一份有关这件事情的经过情况和检讨交给陈毅，请他转报中央。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汇报，觉得事关重大，当天便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迅速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

4月3日，潘汉年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被捕。

4月17日，上海报纸公布了潘汉年以“内奸”罪而被捕的消息，在上海市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一时掀起轩然大波，一段时间内揭发批判文章连篇累牍。接着，这股批判浪潮同潘汉年一起，消失在中国大地上，人们渐渐把他遗忘，只有他的一些战友满腹疑惑，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心头蒙上了层层阴影。同时，有一大批人因为过去与潘汉年有过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同样遭受了厄运。

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 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不久即被假释，与董慧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团河农场。

1967年5月22日，在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潘汉年和董慧被重新收监，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又经受了长达5年的“审查”。到1972年，以原来的罪名，报经当时党中央批准，潘汉年被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未办改判的法律手续）。

潘汉年虽身陷逆境，但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在为其他同志写证明材料时，他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1970年，他为战友刘鼎写了翔实的证明材料，使刘鼎的历史问题得以澄清，免受冤屈。

1975年5月，潘汉年和董慧被安置到湖南省公安厅洣江茶场。这时潘汉年已年近七旬，身心交瘁，步履艰难。

1977年2月24日，潘汉年病情加重，卧床不起。3月24日，董慧用“萧淑安”的化名把潘汉年送到湖南长沙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治疗。4月14日晚上19时54分，潘汉年因病去世，终年71岁。

4月17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火化，骨灰埋葬在长沙市南郊金盆岭墓地西侧半山腰。

对潘汉年的问题，在“文革”之前，就有人向党中央写信表示怀疑。但是，由于过去党内存在“左”的思想影响，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他的问题未能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许多当年同潘汉年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同志纷纷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要求复查潘汉年案件。1978年，董慧也曾向有关部门写信，提出申诉。1980年11月3日，在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廖承志在发言中提出：我和刘晓同志商量过，认为潘汉年问题可以说是个冤案。因此，我正式严肃地建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要重新审查。

与此同时，潘汉年的亲属也多次上书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希望能对潘汉年一案作重新调查、处理。

廖承志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意见以及潘汉年亲属的要求，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亲自过问了此事。陈云和潘汉年在十年内战时期，有过两度共事的经历，他对潘汉年有着很好的印象，认为他是白区工作的好代表。解放以后潘汉年在上海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潘汉年在担任上海财经委员会主任期间，在处理上海工商界和“三反”、“五反”工作中的谨慎和稳妥的表现，曾受到在中央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的高度重视。他感到有责任把这一案件弄个水落石出。为此，他亲自调阅了潘汉年案件的有关材料。

此外，陈云又要求过去对潘汉年比较了解的同志，如廖承志、夏衍等写材料，把他们对潘汉年的了解写出系统的、具体的材料交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81年3月，中纪委根据中央的决定开始对潘汉年一案进行全面的复查。中纪委调阅和详细研究了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原中央专案办公室关于潘案的全部材料，并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有关的历史档案，又向几十位过去与潘汉年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作了调查。特别是李克农1955年向中央报告中列举有关潘案的五大反证，对这次复查有很大帮助。

经过一年零五个月时间的努力复查，终于有了结果。

复查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根据潘汉年案件复查结果，党中央于1982年8月23日发出文件，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大错案，应予彻底纠正。为此，中央决定：

一、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二、凡因“潘案”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被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

党中央还对潘汉年的历史功绩作了高度评价，指出：“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2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邀请潘汉年部分生前的战友和部分受株连的同志参加座谈会，以表达对这位优秀共产党员的深切怀念。许多老同志在座谈发言中，追忆了潘汉年的历史功绩。

同年4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特派市纪委筹备组副组长王子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扬，市委统战部顾问刘人寿，全国电影协会副主席、市文联党组成员于伶和潘汉年的亲友专门赴湖南省洣江茶场，把潘汉年夫妇的骨灰送往北京，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15日上午，中央领导同志廖承志、陈丕显、王鹤寿等以及潘汉年生前的战友李一氓、周扬、夏衍、阳翰笙等到车站迎接潘汉年的骨灰，并在车站上举行了隆重的骨灰盒覆盖党旗的仪式。

潘汉年平反昭雪以后，根据党中央文件的精神，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又专门成立了潘汉年案件复查办公室，对受“潘案”株连的千余名同志的错案进行了全面复查，并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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