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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闸北宝山路，有一条弄堂叫三德里，不知现在还在不在，那是在青年时代很值得纪念的地方。是五卅运动大浪潮过后不久吧，我们几个年轻的朋友自己业余经营的一个小图书馆——上海通信图书馆，办得越来越兴旺，借的一家小烟纸店楼上的房子，再不够我们回旋了，于是找到了这三德里的房子。”整幢我们租不起，与“中国世界语学会”（也是一个穷团体）合伙，租了那儿A16号的小楼。过了不久，“创造社”依靠读者5块钱一股的资本。成立了自己的出版部，有个门市兼编辑处，住进A11号，成了邻居。郭沫若去广东前经常来，记得郁达夫在上海独身时，还在楼上住过。相去不远是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文化气氛很浓。不过现在记忆的是那儿的一群“小伙计”。别说小字辈，倒是当时和后来成为文艺界名人的。周全平算个小头目，数得起名字的，有柯仲平、叶灵凤和潘汉年等等。

我们在业余与假日，都得上图书馆于义务劳动。而对出版部又都是5元钱的股东身份，就因常常到A11号去玩儿，跟“小伙计”结了不解之缘，他们也常上图书馆来帮忙。这些人个个都是小作家，写文章、办刊物，各有特色，又都爱聊天，聚在一起，天南地北，政治、文学，无所不谈。年轻爱玩儿，无所忌讳，有时也言不及义，相处得非常愉快二真不愧为“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汉年和叶灵凤合伙，两个人办了一个小小的半月刊，叫《幻洲》。那是取的沙漠中一块小小绿洲的意思。这《幻洲》作为文学刊物有个特点，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叫《象牙之塔》，是由叶灵凤负责的。叶灵凤既写小说，又画琵亚词勒式的画，有时穿着三友实业社出品的自由布衣服，蓝雪花纹的大褂，外加上红雪花纹的马甲，真像冒充的王尔德，见了叫人吓一跳。潘汉年担任的是刊物的下部，叫做《十字街头》，专登杂文，有时半本刊物几乎是他一个人包办，化了许多名，什么亚灵，泼皮，水番三郎等等，擅长嬉笑怒骂，什么胡适，吴稚晖，狮子狗曾左李之流，没少挨他的骂。他的“新流氓主义”就是在那儿提出来的。有时骂得走火，胡说八道，说什么上海的女人全是妓女型的啦，也骂出来了。但大家还是爱看。因为他的有些文章，都是我们大家聊天聊出来的。言以见志，比方参加聊天的小头目周全平，就说过：“无论讨好反动派的胡适之，或是常常要坐牢的陈独秀，他们都是一路货，想当官而已，不过胡适之想当现在的官，陈独秀想当将来的官……。”有时，大家听了气愤不过，几乎要饱以老拳。过了几年，果然这个不想当官的清高派，侵吞了一笔他所经手的革命经费，逃之夭夭了。至于这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小潘，可想不到后来变成了一个党的重要地下工作者。

“小伙计”们有几位坐过一回牢。孙传芳封了门市部，把他们带走，幸而当淞沪督办的是学者丁文江，有谁走他后门，放出来了。等到来了蒋介石，出了“四一二”事变，三德里弄口血流成河，出版部才改为江南书店，搬到北四川路了，通信图书馆则依然存在，关了一阵门，又开张了，直到1929年给封门，捕人，没收，遂告完蛋。

小潘呢，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入的党，在1927—1928年，他一方面还在公开活动，依然和叶灵凤一起，办了一个文艺刊物《现代小说》，写他的小说，住在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中路）的所谓“听车楼”上，一方面却成了地下工作者。鲁迅先生刚从广州到上海，互济会由王弼出面请先生吃饭，小潘也在场。这一次鲁迅与他谈得很亲切。1929年酝酿成立“左联”，就是他和冯雪峰、冯乃超去请先生出来挂帅的。1930年“左联”成立，有先生的讲话，也有潘汉年代表党的讲话。前者有冯雪峰的记录，可惜后者没有留下文字材料。

1931年，我在离开上海两年多之后回来时，汉年已是一个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没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时会仍然碰到，笑笑，点点头，三言两语。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例如有一次我对某人的行动有点怀疑，对雪峰反映了。雪峰说：“这事你甭管，小潘有任务交给他的。”我就不管了。

这么个小潘，有时见到，知道还在上海，有时许久见不到，好像又不在上海，到什么遥远的地方去了。一直到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外交部，派一个姓潘的叫潘什么同志作代表去谈判。我才知道这潘什么原来就是小潘。

后来，我在南京，和汉年的堂兄潘梓年一起呆了几年。呆到1937年夏，有一天，梓年被叫出去见客了，回来偷偷告诉我：“你猜来的是谁？是汉年，他是从延安来的，来谈判。”过不几天，梓年背着行李走了，给我和一起的几位同志来一封信说：“形势很好，你们大家也快出来了。”

卢沟桥事变之后，我从南京回到上海，雪峰第一个来找我，他叫我自己去找党，告诉我办事处的地址说：“你自己去好了，那儿有熟人。”我就去了，见我的是小潘。他问了我还留在那隔离世界的人们，—一把名字记下。我提出要知道些当前的形势、任务和方针。他给我看一个文件，红油墨印的《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为芦沟桥事变告民众书》。我一看就发愣，他说：“现在就是这样，你一时不了解，慢慢看一阵，休息休息，把身体养好再说。”这样，我们又分手了。至于那个文件，后来不见了，是王明搞的玩意儿。

过了一个月，“八一三”的炮声响了，我在家里呆不住，便又弃家出走，在大后方兜了个大圈子，后来到了香港。茅公（茅盾同志）告诉我，他要找党。后来约定在德辅道一家小咖啡馆里会面。结果来的是小潘和廖承志同志。以后，我无论在上海，在根据地，及第二次再到香港，都遇见过小潘。上海已经变成孤岛了，敌寇环伺，漫天恐怖，但却又在马路上碰到了小潘。他獭绒帽子压住了眉毛，高级大衣竖起了獭绒领，挺阔气，坐在一辆三轮车上，招摇过市，我一眼就看出是他，吓了一跳，不敢招呼，他却瞥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惊鸿掠影，过去了。后来在新四军那儿，没瞧见他，可在李一氓同志寝室里，挂着一张小小的单条，上边是秀美的书法，写着一首诗（诗句忘了），是汉年过苏北去延安时留下的手笔。总之，他好像总是在满中国，甚至在国外跑来跑去。有人说他这个人是神出鬼没的。

直到全国解放，我从北京第一次去上海，想他这会儿位高官大，忙得要死，我没事找他干啥。周而复同志说：“那有什么关系，他就住在这大厦里。”带我到他房间里，他依然嬉皮笑脸的，同过去一样，和30年代某些个别老朋友不同，脸上未添官气。当然，岗位不同，工作没联系，相忘于江湖，以后见面少了。

晴天一声霹雳，他成了“反革命”，而且据说是个“大坏人”，本来应该枪毙，但是宽大了，没毙！怎样反法？如何坏法？没公布，不知道，但二话不说，应该相信，就相信了。从此虚无缥缈，不知到哪里去了。不应问，也不敢问。20多年过去了，不见的朋友，又一个个出来了，最后挨到小潘，小潘也没事了。然而人呢，人没枪毙，却在不知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死了！正如丁玲来京时，和我谈起雪峰，忽然发出愚问：“雪峰这家伙，为什么要死呢？”我也要发同样的愚问了：“小潘，小潘，干么要死，不死多好！”

翻翻历史，古今中外，千古奇冤，永沉海底，多的是。唯有今天好些受冤深重的同志却能在我有生之年，见其平反昭雪，大白天下。这当然应当归功于活得久的好处，但更重要的是感谢我们的党，我要更热、更热地热爱党。

1982年8月3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