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眼的修炼

所谓“词眼”如“诗眼”，顾名思义，就是诗词的“眼睛”。笔者称之为“字眼”。通俗地说，它是诗词句中最显眼、最生动、最具有活力和色彩的“字眼”。诗词的炼字，有所谓的“诗眼”、“词眼”之说。

“词眼”是诗词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好的“诗眼”、“词眼”，能增强诗词的色彩和活力，使诗词的生动性，趣味性、可读性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达到最佳的效果。因此，诗词“字眼”是诗词爱好者的一门必修课。学好这门课，对诗词创作和欣赏很有帮助。

（一）“词眼”的特点

1、新奇而自然。孟浩然诗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淡”、“滴”轻灵自然，别有会心。再如秦观《满庭芳》中的名句：“山抹微云，天粘衰草。”其“抹”、“粘”二字，《踏莎行》中“砌成此恨无重数”的“砌”字，都是出奇制胜，不落窠臼，又自然贴切，无雕琢之感的词眼。

2、含蓄而凝练。杜甫《蜀相》颔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用“自”、“空”两字写出英雄身后的冷落、萧条，是善用虚词的例子。此联中“自”、“空”又是拗救字，诗人在此联中着意用“拗句”，既体现了他的用心，也反映了声韵与内容的一致。

3、准确而形象。杜甫《遣兴》；“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句中的“出”、“斜”，分别与“细雨”、“燕子”相呼应，如一幅幅画面，姿态逼真，动感十足。杜甫还常以颜色字作句头，使句子的色彩更加突出鲜明。如“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秦观也是个善于用颜色字来美化意境的高手。如“红粉脆痕，青笺嫩约”，“碧水惊秋，黄云凝暮”，“夕阳流水，红满泪痕中”等等。

（二）词眼在词中的几种表现形式

1、在句中用以翻出新意。如萧楚才改张乖崖“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

书，”之“恨”为“幸”，“恨太平”是对天下太平的不满，“幸太平”是因

天下太平而感到幸福，一字之改而诗意迥异。

2、借以增添情趣。如韩驹改曾吉甫“白玉堂中曾草诏，水晶宫里近题诗”之“中”为：“深”、“里”为“冷”，改动两个字，使得原来只是用以指示方位的“白玉堂”与“水晶宫”，转眼显得雍容高华，超凡脱俗。

3、靠它加强形象性。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用“绿”字而不用

“到”、“过”、“入”、“满”等字，是取“绿”字的色彩；韩愈帮贾岛斟

定“僧敲月下门”，是取“敲”字的声音（上句为“鸟宿池边树”，已是关门

上闩的时候，“推”是推不开的，只好“敲”了）；秦观的“山抹微云，天粘

衰草”是取“抹”、“粘”的动作勾画出的线条轮廓。

4、关乎诗意的精确。如齐己咏早梅：“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将“数枝”改为“一技”，使“一技”与“早”意丝丝入扣。有的词眼还有助于铸就诗词的意境。洪瑹《阮郎归》词写春光，“绿情红意两逢迎，扶春来远林。”凭着一个“扶”字，我们感受到了从树林深处步步走近的春天。

怎样去炼词眼

1、掌握句式的着力点。

古人有所谓五言诗以第三字为眼、七言诗以第五字为眼的说法，如“孤灯然（燃）客梦，寒件捣乡愁”（岑参），“危峰入鸟道，深谷写（一作“富”）猿声”（郑世翼），“万里山川分晓梦，四邻歌管送春愁”（许浑），“莺传旧语娇春日，花学严妆妒晓风”（章孝标）。因而主张五言诗要在第三字上着力，七言诗要在第五字上着力。这种说法是不无道理的。五字句与七字句的节奏多作上二下三与上四下三，如“孤灯——然客梦”与“万里山川——分晓梦”。而意义单位又往往与节奏单位相统一，在五言诗的完全句中，常常上二字是主语，第三字是动词所在；在七言诗的完全句中，常常上四字是主语，第五字是动词所在。动词是叙事、写景、状物、抒情的关键字，因而自然成为锻炼字眼的重要对象。但若把诗眼定死在五言诗的第三字、七言诗的第五字上，则又未免偏颇。原因在于，诗句的语法结构多种多样，并不都取上述完全句的格式，而诗眼也并不局限于动词一个类别。“身轻一鸟过”、“白玉堂深曾草诏”，便是不受诗眼在第三、五字说法局限的例子。这在词里，句于参差不齐，句法千差万别，当然更无从咬死第几字方得为眼，所以“绿肥红瘦”（李清照）既不妨以二、四字为眼，“宠柳娇花”（前人）又不妨以一、三字为眼。

应该说，锻炼诗眼、词眼，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条例可循。有的诗词本来无需在字眼上追求，如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写病后初见的春色，已是形神毕肖，就无需乎再加炉锤之功。韦庄的“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技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意境浑成，也就不必要再在字眼上煞费苦心。如果是有待锻炼的字句，那么，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在意辞关系上，前人是有过不少精辟的见解的。《文镜秘府论·南卷》提出“精练意魄”。杜牧《答庄充书》说：“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韩愈帮贾岛推敲字句，正是从前后句文意的关联上选定“敲”字的。

2、掌握多种修辞方法。

修辞的格式不一，古人大致分为赋、比、兴三类。现代修辞学分类细密，多达几十种（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辞格本身并无高下之别，运用之妙全在于恰到好处地叙事状物、传情达意。但就各种辞格相比较而言，在诗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则是拟人化的手法。诗人、词家既“能以奴仆命风月”，又“能与花草共忧乐”（王国维《人间词话》）。风月花草，在诗人、词家眼中莫不可以被人格化，因而拟人的辞格被广泛采用。“坐看黑云衔猛雨，喷洒前山此独晴”（崔道融《溪上遇雨》）．“衔”与“喷洒”一经入诗，“黑云”便具有生命，犹如神尤一般活动了起来。此外，夸张、通感等手法，在锻炼字眼时也常为诗人、词家所瞩目。“寺多红叶烧人眼”与“红杏枝头春意闹”之动人心目，给人以强烈印象，正是由于巧用夸张、通感，炼出了“烧”字、“闹”字的结果。

3、大量掌握词汇。

精通词类的活用，对于锻炼诗眼、词眼也至关重要。在众多的词类中，动词由于其特殊的性能，固然应该成为锤炼的重点，但对于其他词类，即使是似乎无足轻重的虚词，也不可轻易放过。周邦彦咏蔷薇：“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用了一个虚词“似”，便使蔷薇处于与人似和不似之间，显出无限情韵。阴铿写送行迟到，只见“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虚词“空”、“已”若不经意进入诗中，对于描画诗人惘然若失的情状却有着画龙点晴的妙用。词类的活用，有时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在锤炼字眼时也值得重视。“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蒋捷《一剪梅》），形容词“红”、“绿”，用作使动词。诗人通过樱桃变红、蕉叶转绿的动态，抒写了对时光流逝的惋惜。如果“红”、“绿”仍作形容词用，说成“樱桃红，芭蕉绿”，就会味同嚼蜡。周邦彦的“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将莺雏与梅子的变化与风雨联系到了一起，并且用叠印的手法清晰展现出变化前后的异同。由形容词转成动词的“老”、“肥”，有如灵丹，在句中起到了点铁成金的作用。

当然，要写出好诗，要锻炼出足以振聋发聩的诗眼、词眼，最根本的还在于作者胸中有丘壑，眼底有性情。如果置真情实景于不顾，而只是在字句之间掂斤论两。那么，对于诗眼、词眼的追求，对于好诗、好词的向往，终不免象海市蜃楼一样，会化为子虚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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