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国大学生大多与社会脱节致眼高手低花天酒地

　　不少民国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是在“早上睡懒觉，上午打球玩，下午看电影，晚上去餐馆”中度过的。

民国大学生一直是传说中的精英。

　　民国大学生吃喝嫖赌大有人在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体系源于西方，最初中国只有太学而无大学，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戊戌变法时，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作为“新政”的一部分，京师大学堂也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综合性大学，开启了中国近代新式大学教育，此后大学生最为一种社会群体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活跃于民国时期，从五四运动开始，近代诸多社会运动都有大学生参与。

　　甫一登场，大学生便呈现出慷慨激昂的特点，晚清时的论者对他们寄予厚望，所谓“前途茫茫排山倒海之伟业，俱担荷于今日学生之七尺躯，则对上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论者将大学生群体视为中国重新振兴的希望，也因为如此，大学生在中国近代的政治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但实际上，近代大学生群体本身并未摆脱士农工商的界定，在社会角色定位上，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处于“士类”，也由此导致不少大学生与社会脱节，缺少行动力。

　　民国时期的大学是精英教育，能够读大学的人多出于殷实之家，这导致大学生中有相当多的“阔少爷”，女生带老妈子上课，男生让门房跑腿，在当时的高校十分普遍，这类大学生，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带着佣人上大学，读书期间混吃等死，等着毕业父母给找工作。

　　不少民国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是在“早上睡懒觉，上午打球玩，下午看电影，晚上去餐馆”中度过的。更有甚者，大学期间专心逛窑子，过生日去妓院摆花酒。比如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在大学时，正好20岁，当时所读的中国公学难以为继，家中上演分家产闹剧，胡适生活一团遭，于是整日花天酒地，在胡适的日记中，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在日记中，胡适还记录了1910年2月12日雨夜，因为喝花酒后回家闹事，被巡捕罚款5元的事。当然，胡适作为学者，日后回忆这段事难免痛心，称这是“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相比于胡适，素质更低的阔少大学生，逛妓院就更加荒唐了，争风吃醋，在妓院大闹的也不在少数。李开周在《嫖妓与租房》一文中，讲述了一名阔少嫖妓闹事的故事：瞧见对面房间一老头儿拥着一位青春靓丽的姑娘，气不打一处来，向老鸨拍桌子：“怎么不把那好的介绍给我?”老鸨说：“对不起少爷，人家是包月。”“包月?那老家伙一个月出多少钱?我多出三十块大洋，你去叫他滚蛋!”老鸨见钱眼开，当即跟老头儿毁约，于是那姑娘就“转包”到这位大学生名下了。

　　除了嫖妓喝花酒，民国大学生还热衷于逛舞场，而且丝毫不受时局影响。跳舞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娱乐新玩法，大学生作为先锋群体，自然率先参与，一时间大学生纷纷出入舞场，左拥右抱，当时上海大学生复兴运动促进会发表宣言描述说大学生“悉逞豪奢，挥霍无量之金钱，换得暂时之肉感，用意既殊，流弊立现，诱人堕落，莫此为甚。”

　　当时有大学生记述了自己逛舞场的“第一次”体验：“回到学校里，心儿还是常常在跳舞场中。那薄薄的衣裳，高耸的乳峰，跳躍的酥胸，无一不给我以一种有力的迷惑。我屡次想做舞场的第二次的顾客，尽情地拥抱那美丽的女人陶醉。”显然，逛舞场可以给学生提供极大的肉身满足，于是情不自禁进入舞场。

　　这些爱逛窑子跳舞的大学生，对社会知之甚少，本身能力一般，但因为家庭出身好，多数人都在找工作时都抱有极高期待。统计数据显示，民国时期大学生中，56.3%出身于官宦家庭，20.3%出身于实业家庭，因此他们本身就期望获得较好的工作，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大学生也抱有极大期望，假如一个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当一个小职员，这会被亲戚朋友所不齿。

　　1937年8月5日，《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对未就业大学生期望月薪的调查，毕业于北平国立师范大学的文学学士叶女士，期望月薪140元，国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黄某，期望月薪150元，而且要求的工作地点是南京、上海这类“一线城市”。实际上，当时北京的中学校长，月薪也不过为一百元，一般城市里的小康家庭，月收入也就15到30元，可见大学生的期望有多高了。

　　在工资上的高期待外，民国大学生在择业上，也有独特的行业期待——当公务员。进入政府机构，是当时多数大学生的选择，“把做科员书记当着唯一的目标，绝好的出路。”除了想当公务员，这些大学生也不想去偏远农村。

　　然而如前文所述，不少民国大学生自身素质低下，大学四年混吃等死，没学到真本事，自然找工作困难，加之民国大学文理严重失衡，文科类大学生数量众多，而当时的中国有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这导致大量文、法、商科学生失业。

　　就算大学生顺利毕业谋得一份职业，其表现也令用人单位难以满意，中华职业教育所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令人堪忧：“(大学生)关于学力方面：文理欠通;计算迟钝;书法恶劣或潦草;英文不会用。关于办事方面：缺乏兴味;缺乏经验;没有责任心;没有决断力;太鲁莽;有始无终，遇事敷衍;不听指挥。关于道德方面：自视太高;脾气太大，计算薪俸。关于行为方面：不惜物力，有浮华气;好批评人;太奢侈;不讲礼貌。关于交际方面：无应变才;好滥交友;以烟酒为应酬品;说话少信实。”

　　学非所用，专业技能不突出，工作岗位少，加之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这种负面评价，自然导致不少大学生毕业就失业。

　　二、抗战中多数大学生口号大于行动遭张学良痛骂

　　也有不少大学生投机其中，把参与政治运动当做一种玩乐，跟着喊喊口号，不去实际行动。

高喊口号的大学生事后往往拒绝参军去打仗。

　　张学良怒骂大学生：说大话使小钱

　　民国时期，中国政治局势整体较为混乱，学生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自然也免不了参与各种政治运动，尤其就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的压迫日益严重，学生群体开始投身各种罢课、示威运动，希望唤起政府和同胞起来抗日，不少大学生因此走上抗日道路，但在这些学生之外，也有不少大学生投机其中，把参与政治运动当做一种玩乐，跟着喊喊口号，不去实际行动。

　　以九一八初期的东北学生为例，很多学生除了罢课、示威、请愿外，并不愿意去参加走向前线，据齐红深《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一书对50名东北流亡学生的调查，这50名学生中，在日伪政权任职的有13人，流亡到“国统区”后读书和工作的有42人，到达根据地的学生有26人(包含多次流动，数据有重叠)，参军的极少。

　　“一•二八”事变后，南京五万群众欢送十九路军赴上海抗战，但当时仅有4名学生报名参军，数量极少。而那些喊口号要去东北抗日的学生们，却选择走路去东北，鲁迅先生不无讽刺的说：“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

　　正如前文所述，就在“一•二八”事变后，上海还开展了“禁舞”运动，说明不少大学生们未被日本侵华所刺激，该跳舞的还在继续跳舞，东北的沦陷也未刺激到在舞场寻欢作乐的学生们。

　　不少大学生，对军事知之甚少，也不了解日军，九一八事变后除了高喊要政府对日抗战外，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即便有也没多少人愿意去。张学良晚年在回忆时说，张伯苓曾建议学生参军上前线，但学生们不答应，后来又提议学生们到后面挖战壕，但学生们还是拒绝，理由是“挺累的，我不去”。

　　这使得张学良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然不免大骂学生：“说大话都会说，骂人都会骂，让你干，你也不干。那有个担子、挑子，你去拿去，那你怎么不拿?让你去拿，我也拿不动。哎呀!我已经九十一岁了，这个经验太大了，我就说啊，说大话使小钱。”

　　三、抗战大学生很少参加军队 参加的也大多未赶上作战

　　由于传统观念影响，不少大学生都认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加之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鼓励大学生参军，因此军队中有文化的大学生极少。

大学生参军在抗战结束时成为风尚。

　　大学生在抗战中参军的情况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掀起全民族抗战，华北沦陷区不少学生响应中共“到军队中去”、“到战地服务团去”、“到农村去”的号召，投身敌后抗战，南京大屠杀之后，长沙临时大学积极参军，最后仅剩下千余学生，这些大学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口号，但他们之外，还是有不少大学生选择“隔岸观火”。

　　由于传统观念影响，不少大学生都认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加之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鼓励大学生参军，因此军队中有文化的大学生极少，1941年11月，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曾说：“于是全部知识分子皆免服兵役，而实际征服兵役者，几全为贫弱无知之民。在(民国)三十二年三台学生未发动从军以前，抗战的六年中，所征一千余万兵员中曾无一个中学生之参加。”张群此说虽不免夸张，但确实抗战初参军的大学生极少。

　　1943年10月，蒋介石下了一道紧急手令：为了早日组成青年远征军，立即在全国征集10万知识青年，分批空运印度，接受美军现代化的训练。蒋介石这道紧急手令，并没有得到大学生积极响应，报名的学生寥寥无几。当时国共正发生冲突，大学生普遍认为应该调动胡宗南军队增援前线，征集大学生参军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不少学生表示：中央不调西北军队，我们就坚决不从军。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加大宣传力度，蒋介石也亲自出面鼓励青年学生参军，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后，媒体和政府进一步宣传知识青年从军的紧迫性，此后大学生才大量参军。

　　实际上，大学生即使参军也要接受相应的军事训练，但大学生掀起参军高潮是在抗战末期，很多参军大学生未能真正走上抗日前线。以交通大学为例，1943年，有74名大学生相应蒋介石号召参加海军，随后开始接受军事培训，时长为一个月，1943年5月，培训结束，这批大学生被分别派往英国和美国受训，到当年10月份，赴美受训的学生才正式进入美军海军军官学校。

　　豫湘桂战役后，知识分子掀起参军高潮，参加军队的大学生日渐增多，1945年，1000余名士兵赴美接舰，其中青年学生兵475名，交大学生占两成，这些学生1945年1月启程，5月进入美国海军学校受训，训练时长为一年，但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便正式宣布投降，这离这批学生兵毕业还有大半年，他们都未能走上战场杀敌。

　　相比于身处后方的大学生，处在日占区的大学生则是另一番情景。一位上海大同大学的大学生1944年的日记记录了日占区的大学生活：有位严姓同学感慨，大学毕业要花千把块钱，要通宵跳舞，开party，还表示看不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女学生爱打扮，男学生抽香烟带帽子歪带，三言两语不和就要同人打架。完全没有因为家园沦陷而悲伤，更别提上前线抗日了。

　　由此观之，在持续14年的抗日战争中，虽有不少大学生参军抗日，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大学生参军的比例并不算高，真正走上抗日前线的大学生也不多，更有甚者，在沦陷区照样娱乐玩耍，并没有亡国之感，还有不少人甘愿做汉奸，为虎作伥。

　　结语：整体而言，民国时期大学虽然培养了不少人才，但因为当时的整体环境和学生背景原因，不少大学生没有真本事，在社会上缺少执行力，颇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觉。我们不能否认民国大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也不能否认他们中不少人敢于牺牲的精神，但也不能忽视那些素质不高，缺少行动力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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