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误判七七：蒋介石错估日本底线华北局面严峻

　　日本迅速反应，决策恰好与蒋介石的推测相反，不是不会出兵，恰好是要大打出手。

日军在七七事变中的应对与蒋介石的预测完全相反。

　　七七事变蒋介石看错日本

　　正如我们之前的《重读抗战》中揭示的那样，七七事变爆发后，驻守平津的29军集团上层因为舍不得独立王国的毁灭，始终抱着谈和的目的一再退让，导致整个29军在七七事变后到退出平津表现不佳。

　　那么，一再命令宋哲元强硬的蒋介石又是怎么想的呢?

　　七七事变的爆发也出乎他的预料。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推测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

　　在蒋介石看来,日本整个30年代一直推动“华北独立运动”，此一事变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机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这是他断不能容忍的。

　　因此,蒋介石开始考虑应战问题。“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做出了第一个判断：日方此时“实无与我开战之利也”。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误判，可见蒋介石对应战可能导致大战的危险并无深切的认识。

　　但这个误判也是有一定根据的：

　　日本这时驻屯华北的军队,仅为混成第四旅团6000人,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正是因此蒋介石估计日本在华北兵力太过薄弱，不是挑起事端开战的好时机，因此七七事变应该仅仅是恫吓讹诈，当不至有计划借机对华开战。

　　自认为摸到了日本底牌的蒋介石计划对此加以利用，反将一军。长期以来，蒋介石都对导致中央军势力退出河北平津地区的何梅协定感到不满，他想到的办法正是利用这一机会使中央军重回河北地区。

　　因此,既是为表明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也是为中央军重回河北制造理由,蒋在事变发生后,几乎马上就下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及中央军李仙洲的第二十一、关麟征的第二十五等6个师的部队动员并北上。

　　事实上，他一开始就想错了。

　　日本抓住机会进犯华北

　　当时东京的陆军中央部门(陆军省、参谋本部),对于如何处理这一事变,产生了分歧,随后形成了所谓的“扩大派”与“不扩大派”:前者以杉山元陆相和梅津美次郎次官为中心,又称“乐观派”或“强硬派”,主张“对华一击”,一举打开华北政策的僵局;后者则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为中心,又称“慎重派”或“温和派”,主张专注于对苏战备,尽量避免与中国交战。

　　日本人面对这一突发事件也意见分歧了，但很快日本方面就统一了认识。

　　7月11日近卫首相召开了“五相会议”,主要讨论了杉山陆相的派兵华北的提案,获得了一致同意。下午2时开始召开的“阁议”,最终同意了陆军方面的提案,决定了日本政府处理事变的根本方针以及华北派兵及其相关预算的处理;与会阁僚还一致赞同要“举国一致、处理事变”。下午4时,近卫首相将上述决定上奏昭和天皇,获得了裁可。此后,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相继向天皇上奏了派兵华北及海军用兵的问题,也获准行。下午17时30分,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将此次事件称为“华北事变”。

　　日本军、政各方于11日下午,迅速作出了一系列的部署。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司令官派一部兵力赴华北、命令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速往华北,以上部北以后,隶属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指挥;命香月清司接替病危的田代皖一郎(不久病故),就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参谋本部还与军令部成了《关于华北作战的陆、海军协定》,规定除了努力确保平津地区的作战区域以外,在不得已的场合,为保护上海、青岛附近的侨民,可以派兵。

　　政府决定派兵华北之后,日本军部迅速制定处理“华北事变”的方针。晚8时决定了《处理华北事变方针》,并由参谋总长及陆相联名上奏天皇裁可。该方针的主要内容有:1.“陆军今后继续坚持不扩大局面、现地解决的方针,极力避免可能陷人全面战争的行动”;2.“如果中方无视现行的解决条件,并不表示出加以实施的诚意,或者南京政府派中央军北上、企图发动进攻,此时,我方应断然下定决心”。

　　军令部于12日决定了《对华作战计划方案》。该文件虽然在“作战指导方针”中提出“要以惩罚中国第二十九军为目的,使战争局限于平津地区……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保护侨民及惩罚中国的目的”,但在“用兵方针”中则提出:除了对平津地区的华北作战(第一阶段作战)以外,还要进行华中、华南作战(第二阶段作战)的计划。

　　日本迅速反应，决策恰好与蒋介石的推测相反，不是不会出兵，恰好是要大打出手。

　　7月10、11两日,蒋介石得到消息称,日本关东军态度强硬,并已增兵关内;日本天皇亦从外地赶回东京,日本内阁也有增兵华北计划。对此,蒋介石不予置信。他相信,日本此次挑衅的目的在华北,而不在整个中国,增兵仅为逼迫中方屈服而已。这点并未猜错，但认为日军不会因此,扩大事态就纯属误判。蒋介石依旧坚持强硬态度,一定要进兵河北。

　　蒋介石的估计是:倭寇一贯使用不战而屈之伎俩,观卢案发动已10日彼仍徘徊威胁,未敢正式开战,可知其无意激战。且即使倭寇准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宜言能感动倭王,或可转危为安,是较平时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所以蒋介石断定:我表决心之宣言发表“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

　　蒋介石这话,实际上是主要用来说给世人,尤其是说给日本人听的。所谓“感动倭王”，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感动”，而要让日本人明白,真打起来,中国人是会拼命的,对日本不会有任何好处。

　　当时平津的日军虽然时有动作,却因增援未到,尚未展开大规模进攻。因此蒋介石更相信日本准备未足。自己非及时显示强硬态度,以影响日本当局和战选择。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

　　但此后事态的发展与蒋介石的判断大相径庭。据驻日总领事报告,日本除留本土5个师团和留朝鲜1个师团外,其他本土7个师团和在东北的3个师团,均向华北出动。如此庞大的兵力齐集河北平津,战争势难避免。再加上平津日军此时行动规模明显扩大，因此，24日午后，蒋介石紧急召见徐永昌，成“日人已大举侵华,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问题来寻。吾人准备务于一星期内完成云云”。蒋“并手令若干条”,令徐当即办理。”

　　到这时，蒋介石才明白自己误判之严重，和平解决七七事变的前途已基本绝望。因此,他电告孔祥熙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中央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余地矣”。

　　28日，被蒋介石认为未做好准备的日军大打出手，将29军赶出平津，华北局面瞬间恶化。

　　二、另辟蹊径：蒋介石发动淞沪战役试图扭转乾坤

　　发动淞沪战役，首先还是为了保住华北。

淞沪会战是蒋介石特意发动的。

　　蒋介石发动淞沪会战之因

　　华北形式大坏，蒋介石不得不做应对华北战争全面爆发的准备。

　　根据8月7日召开的国防联席会议中何应钦部长及刘光副主任所报告的军事部署,这时国民政府是把军事重心放在华北方向。经蒋介石核准,全国第一线约100个师,预备军80个师,“使用于河北者共约五十个师,正源源向沧州、保定、石家庄一带集中。”弹药储备亦在黄河以北囤积三分之二,而在江南仅囤积三分之一。当时已划分的4个战区之兵力分别为:“一、冀鲁等地—六十个师。二、晋绥察—十五个师至廿个师。三、上海、杭州、乍浦十个师。四、福建、广东等地——十五个师。”

　　但蒋介石对此并没有信心。他知道，论部队，中国与日本相差太远。

　　也就是在这个考虑下，蒋介石发动了淞沪战役。

　　发动淞沪战役，首先还是为了保住华北。

　　蒋介石在淞沪战役结束后不久召开的开封军事会议上说:“我们此次为什么要在上海作战呢?就是要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 淞沪战役期间担任大本营第一部(作战部)长的黄绍竑,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蒋介石对淞沪战役的决策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写道:“八一三”事变爆发,“最高统帅的决策,是要以主动的姿态,先把上海敌军根据地摧毁,然后再主动的向华北作战,即使不能将敌人根据地铲除,亦须吸引其兵力到这方面,以扰乱其既定计划。”

　　但这不是全部目的，蒋介石选择在上海开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淞沪战争爆发后几天,在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龙云等人一次谈话时,汪问蒋道:“这次中日战争发生在北方,怎么上海也打起来了?如此岂不成了两个战场,我们的兵力够使用吗?”蒋答道:“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注意。”

　　8月31日,蒋介石对路透社记者谈话:“国际间对于现时中日两国不宣而战之战争,有干涉之必要”,并宣称“此种国际干涉,非完全为中国,实为谋国际整个之安全”。中国不仅在外交上有所动作,而且对九国公约国家布鲁塞尔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

　　这才是蒋介石开战上海的真正目的：在华北的战争远离美英列强的利益核心区，列强对于介入调停没有兴趣，最终只能同日本单独谈判。而同日本单独谈判给蒋介石带来的，从来只有如《何梅协定》般的难堪。

　　淞沪会战是一步步扩大的

　　也正因为发动淞沪战役的目标是这些，蒋介石最初批准的淞沪作战的计划是一个规模不大的战役计划，并非开始就设计成了百万人规模的大会战。

　　“八一三”抗战爆发时,蒋介石虽然批准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先发制敌”的建议,下令对上海日本驻军进行围歼,但他并无一个在淞沪地区举行一场大战役的计划,也未组建一个足以适应指挥一场大战役的领率机关。他的策略可以说是走一步看一步,作战指导方针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当时,作为最高统帅部的大本营,在8月20日正式颁发的全国抗战指导计划中,明确规定全国作战的主战场在华北,而不是在华东的上海。在《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国军作战指导计划》以及《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等文件中,正式规定:全国“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战区”。在这稍前,何应钦代表军委会于8月7日向国防最高会议所作的“中央之军事准备”的报告中,宣布全军部署的重心是在华北。其中指出:“全国军队列入抗战序列者约一百个师,预备军约八十个师,……依照序列,使用于河北省,共约五十师”。全国的武器弹药,“依作战之要求,分设弹药总库若干及分库若干,约计在长江及黄河以北,屯积三分之二,江南屯积三分之一”。“至中央空军,亦已全部准备出动……以太原为根据地。”

　　8月11蒋介石下令张治中部向上海围攻线开进,准备发起淞沪之战。这时,由最高统帅部命令规定:由张治中指挥直接参加上海围攻作战的部队,只有第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和两个多炮兵团;另外在龙华、虹桥、吴淞以及南翔、浏河、浒浦等地担任警戒的也只有一个师、两个旅和上海警察总队与保安总团。张治中就是使用两个师和两个多炮兵团发起上海围攻战的,这可以说是淞沪战役的起始阶段的规模。

　　淞沪战役开始时的作战企图和目标,也不若以后那样广大,而是以围歼上海市区(虹口和杨树浦)之敌,守备海岸,阻敌登陆为作战目标。这样的战役企图,在当时看来是适当的。张发奎曾指出的：“战争初期,我军以巩固首都及保有经济策源地上海之目的,迅速围歼上海市区之敌,并打破其沿海登陆之企图,允属至当。”

　　也就是说，这仅仅是牵制为目的的一场次要方面的小规模战役。

　　但，就是这样一个“打给列强看”的目标，也没能完成。

　　上海战事最初因中国军队兵力上占据优势,一度进展顺利。尽管蒋介石对日本政府17日宣布放弃此前所定对七七事变“不扩大方针”,进而对张治中不能迅速围歼数千日军,夺取实地颇为不满,但当得知英、美、法三国政府已提出将上海作为中立区,中日双方军队撤出上海的建议后,仍不免深感庆幸。他当即命令张治中暂停进攻。他乐观地估计:“敌或有退却可能”,并认定“倭军恐慌万分,其国内陆海军意见纷歧,政府内部不能一致,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势”。考虑“英国提议调解,可运用之,使俊得转圈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乎?”

　　蒋介石在上海开战，试图引发列强调停的计划似乎就要实现了。

　　但日本人并不配合，随着日军一步步向上海增兵，蒋介石不得不逐步提升了淞沪战役的地位,一步步扩大其规模,战略企图也日趋明晰和扩展。8月18日前后,南京统帅部获悉日本陆军二至三个师团增援上海。18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援,并决定正在浦口至苏州间待命的第十八军进入淞沪战场。20日、蒋介石接受陈诚的扩大沪战以牵制华北日军进攻的建议,并于同日颁发《第三战区作战计划》,正式提出淞沪战役“以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为作战指导之基本原则”。8月21日,蒋介石任命陈诚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此前,张治中统率的京沪警备军改编为第九集团军,继续担任围攻上海市区之敌;张发奎统率的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八集团军,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8月23日,日军第十一师团和第三师团开始在川沙口和吴淞登陆,陈诚指挥第十五集团军担任攻击登陆之敌。至此,战局已从虹口、杨树浦扩大到吴淞、宝山、罗店一带,遂真正演变为“淞沪”战役。8月25日,蒋介石调任顾祝同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秉承蒋的旨意统一指挥淞沪战役。这时,中国参战部队已扩展到三个集团军以及空军和炮兵的主力,一场大战役的局面已初步出现。

　　同时8月21日晚,蒋介石得到消息,日本政府已经拒绝英国调停。这一消息传来,又让蒋极为沮丧,“优心倍增”,他不得不马上找到苏联驻华大使,通知对方中方决定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意立即签约,以换取苏联对华提供军事援助物资。

　　这也意味着蒋介石试图依靠列强调停的计划范围画饼，面对亲手揭开的上海战幕，蒋介石不得不硬着头皮奉陪越来越多的日军，将更多兵力投入到淞沪会战中去。

　　日本参谋本部鉴于在8月下旬至9月间调派了陆军两个师团又一个支队进入淞沪战场,但攻势进展不大,战局呈现胶着状态,于是决定再次调派三个师团、一个旅团和空军一个团前来参战。这些部队在9月中旬起分批在上海登陆。至9月20日前后,日军除在上海附近的海军部队外,在长江和黄浦江沿岸集结有陆军五个师团,另十五个大队,共约12万人,拥有战车两百余辆、飞机两百余架、火炮三百余门。

　　随着日军再次增兵，南京政府也不得不相应增兵。9月21日,南京统帅部改组第三战区领导机关,由蒋介石自兼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陈诚分别继任副司令长官和前敌总指挥。参战部队组成右翼集团、中央集团、左翼集团三个方面的作战军,左翼集团辖第十五集团军和第十九集团军,中央集团辖第九集团军和第十八、第六十一师等,右翼集团辖第八集团军和第十集团军,总兵力约为五十余个师和五个炮兵团。

　　到10月间，淞沪战役真正演变成为全国的主战场和作战重心,。至10月上旬,日军的兵力已增加到近20万人。中国方面,蒋介石在10月间又继续增调第二十一集团军、第十一军团、第二十三集团军、第二十五军团等部队。至10月底、11月初,中方在淞沪战场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三个师上下。送回会长终于由一个几万人围攻几千人的小战役，经双方不断“添油”发展成一场交战双方兵力过百万规模的巨大会战。

　　三、遗恨：蒋介石的一再误判葬送中央军几乎全部精锐

　　正如周恩来所说，作为误判的代价，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在此战中“牺牲极大”，基本全部精锐都在淞沪抗战的血肉磨盘中消耗殆净。

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伤亡惨重。

　　淞沪抗战的目标没有实现

　　由于淞沪会战从一开始就在军事因素之外的因素上考虑过多，导致淞沪会战打成了一场更关乎颜面的政治仗。

　　1937年8月下旬,日本第一批增援部队陆续抵沪,并于23、24日大举在浏河、川沙口、张华洪等处登陆,上海战场的形势迅速开始发生逆转。检阅战报时,蒋介石常常怒火中烧,对负责第三战区的陈诚和第九集团军的张治中,颇多斥责和痛骂。其忽而痛斥“张治中指挥无能”,忽而指责何应钦用人不当,忽而大骂空军主将“愚劣怯懦”,且常常发起脾气来“责骂(下属)不留余地”。

　　妥协既不可能,军事上又无胜算,蒋介石这时自然更加看重外交干预的可能性了。虽然各国无意介入中日战争,蒋还是在暗中设想派宋美龄赴苏,派胡适赴美,派蒋百里赴德、意,采取主动,或可促进各国政府出面干预。只是,人尚未如期派出,中国军队在上海的阵地已数处被日军突破,弄得蒋一日数惊,逞逸不能终日。其虽一再为自己打气称:“上海之得失,不关最后之成败”但他已经不能不开始考虑张发奎等将领的提议了。此前,张发奎主张,沪战应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而蒋则力主:“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这时,蒋介石也开始在暗自反思:“我今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以为长期抵抗乎?”

　　9月23日,上海罗店守军在日军反复进攻下发生溃退,蒋介石终于决心部署撤退了。虽然他注意到部队仍有一定战斗力, 相信“沪战尚可相持”,但他已经意识到继续坚持上海抗战并不能造成国际干预和日本让步的局面了。也就是这个时候，蒋介石终于明白，经过一连串的误判，他的计划只能失败了。

　　9月27日,蒋介石开始研究如何转换战略方向的问题:是“引其在南方战场为主战场”呢,还是集中主力“击其一点”好呢?或是利用平型关战役的胜利,督促山西方面主动出击,使敌被迫分兵好呢?抑或现在就采取“持久”战略好呢?o思来想去,蒋并未能提出十分明确的军事战略。当然,蒋始终不能忘怀他发动淞沪抗战的初衷,即以夷制夷。他因此反复考虑是否应将大战的战场从华北转向黄河以南地区,即我“外交重点在英俄,如何运用之?引敌深人黄河以南,使英俄着急,不得不参加远东战争,可乎?”

　　10月1日,眼看自七七事变以来种种战略策略均告失败的蒋介石,暗自反省了对日关系及政略问题。其检讨最后确信,对日战略策略之无效,根本上不在自己一方之失策,而在日本侵华野心之不可遏制。

　　10月26日,战略要点大场镇被日军攻占,中国军队中央作战部队的侧背暴露于日军攻击之下,导致中方全线动摇。蒋介石此时已心灰意冷,仅自勉道:“大场失陷矣,尽人事,听天命,勿慌急!”“沪战本未列人整个抗战计划之内,且一时与局地之得失,无关全局之胜败”。且自定此后之和战原则道:“国际调解则可,单独交涉则不可”;“抵抗到底,决无妥协余地”。既然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蒋不能不暗自鼓励自己称:“有我在世,中国必能挽救,此非特自我之自信,实已成中外人士普遍之心理矣。余何自惧乎?”

　　时至于此,整个上海抗战已告失利。蒋介石再无办法推动各国干涉和阻止日本进攻了。

　　中央军损失惨重

　　蒋介石为了以“打”来“促”成国际干预,否定了不少高级将领提出的沪战应当贯彻“持久消耗”原则、适可而止的建议。在9月间的松江军事会议上,张发奎等主张沪战应采取“持久消耗”战略,“以逐次抵抗消耗敌人兵力而保存国军实力,以利以后之长期作战”。

　　在当时担任最高统帅部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也并不认为集中全军主力于淞沪战场作战是适当的。在回顾淞沪会战时,他曾说道,“如果‘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我军为向国人交待,只作轻微抵抗,将主力撤至南京,深沟高垒,由沉着之将领指挥,敌人的海空军不能放肆,如此以守上海之精神守南京,虽南京终久必失,但抗战效果一定较大,敌人之损失也更大。”

　　先是张发奎和张治中,后来又有白崇禧和刘斐,都向蒋介石提出不同意见;李宗仁也向蒋介石进言,但都遭到拒绝。张发奎回忆道:“最高统帅部否定了这个建议,他(蒋介石)的意见以为上海是军事必争之地,应不惜一切来确保这个地区。”

　　但蒋介石认为,“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

　　正是蒋介石的这一误判，在淞沪战役的中期和后期没有贯彻“持久消耗”的原则,没有适时调整部署,保存有生力量,而是在敌陆海空军便于协同作战、重兵器极易发挥威力的上海近郊一片平原地带,进行旷日持久的阵地防御战,与敌军拼消耗,以致遭到本来可以避免的惨重损失。陈诚在淞沪战役结束后不久谈到此战的经验教训时也指出,“这次战略受政略的影响很大,乃是国家的不幸”。

　　周恩来后来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谈到蒋介石抗战初期的战略方针时指出:“(蒋介石)他们觉得,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引起国际的干涉。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英美在上海干涉。所以他们就打阵地战,把一二百万军队都调到上海,拿去拼,牺牲极大。”

　　正如周恩来所说，作为误判的代价，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在此战中“牺牲极大”，基本全部精锐都在淞沪抗战的血肉磨盘中消耗殆净。

　　在开始的《重读抗战》中，我们盘点过抗战开始时的中国军队。抗战爆发前中国军队庞大的整军计划只来及进行了一小部分，原计划至1938年底国民党军 “共计调整、整理各六十个师，统计为一百二十个师”。然而此计划实施仅半年，即因战争爆发而中止，仅调整野战师15个，整理野战师24个。

　　实际由于整军时间太短(原本定于1938年底完成60个师的整编工作)，自产武器无法满足需要，外购的德式武器也没有全部到货(开战以后，德国在日本的压力下逐步取消了军事合同)，最终只有87、88、36师3个德械师和1个中央教导总队基本达到了赛特可将军关于轻步兵的要求，其中87、88、36师的重武器完全没有到货，只有中央教导总队成为唯一一个真正完成调整的德械步兵师。其他师的由于装备不全，训练有限，更是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这个39个师已经算是蒋介石能拿出的最精锐的部队了。

　　淞沪会战，蒋介石毫无保留，将这些精锐悉数出动。

　　4个德械师首当其冲，87、88师是战役最初就用来进攻上海租界日军的主力，36师和教导总队也紧紧跟上，与它们一同参战的，还有陈诚“土木系”的老底子11师、14师、67师、98师，胡宗南的起家部队1师和78师。后来得享大名的74军的主力51师、57师和58师在这个作战序列中，都已经被排在不起眼的后端了。此外，桂系精锐第7军48军也投入战场。可以说此时除了在南口奋战的汤恩伯部、在河北阻击的卫立煌、关麟征部外，蒋介石中央军的精锐基本全投入了淞沪战场，并遭受了惨重的伤亡。据参战官兵回忆，部队光补充士兵就有五六次，开战前的老兵基本换了几遍，部队除了番号，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部队了。

　　典型如最精锐的4个德械师，经历此战后即一蹶不振，战力大打折扣。

　　换句话说，自四一二政变蒋介石掌握政权以来到抗战开始，蒋介石手中积累的那批有限的精锐部队，在淞沪一战中，因蒋自己的误判，已经葬送得不剩多少了。

　　结语：淞沪抗战以“血肉磨坊”闻名于世，在彰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抗战勇气之外，也暴露出了蒋介石误判带来的巨大损失。对此我们既不应抹煞蒋决策和指挥淞沪之战对于民族抗战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也不应对其在战略和战役指挥上的严重失误避而不谈。所谓诱使日军如何如何，就不用跟在人后贴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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