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的军人，总有场决定人生死轨迹的战斗嵌植在自己的生命里。1944 年杨家铺子突围战，是我一生难忘的战争记忆。那场突围是光荣的也是惨烈的，我的人生也在这场战斗中裂变。

　　1944 年 10 月上旬末，冀热边特委、行署、军分区在河北丰润县的皈依寨召开扩大工作会议。10 月 16 日晚，我特委、行署和丰滦迁联合县等机关，在丰润县皈依寨召开会议，研究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问题。会议将近结束时，忽接到日军在丰滦迁大量增兵的情报，冀热边特委组织部部长周文彬同志立即决定南撤，转移到杨家铺一带。当晚周文彬率两个排前往李庄子，冀东区第四地区区委书记兼专员丁振军率四连前往夏庄子，特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光、特委社会部部长钟子云、行署主任朱其文和 12 团特二连连长刘景余率一个排住杨家铺。

　　傍晚，周文彬和钟子云二位领导同我谈话，研究今后如何开展对敌工作，结束已至十一时。我本想连夜西渡滦河，回到地委驻地，但两位领导却热情地劝我就地休整："行军已很疲劳，过河不易搞到船只，敌人骚扰频繁，还是今夜好好休息，明天再过河吧。"于是，我当夜随机关一起住在杨家铺西的老乡家中。

　　没想到，这一短暂的停留，让我经历了冀东抗日反"扫荡"以来最残酷的一次战斗，更未想到，作为幸存者活下来的坎坷考验不亚于闯过枪林弹雨的生死线，这场战斗的影响始终牵绊着我。

　　战斗的警报是从拂晓突然拉响的。

　　长期情报工作养成的习惯，让我尤为警惕，我深知，敌情极有可能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天刚蒙蒙亮，我下意识地从熟睡中醒来，起身出门，除了警卫哨，同志们都在休息。正欲回屋，突然听到机枪射击声，一排子弹撞击在我身边的土墙旁。敌人摸上来了!我顾不得隐蔽，朝枪响处望去，只见村后的东山已被日寇占领，机枪从不同角度射击，形成火力网。

　　"鬼子来了，准备战斗，马上转移!"我疾步回屋，命令秘书和通讯员。同志们都做好了准备。我和秘书彭飞、译电员方明、警卫员李锡儒和交通员石坚、费新、李永等人一起，背着文件，牵着牲口，子弹上膛，向暂时没有枪响的村南撤去。

　　出村以后，东西两山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均被敌人占据，而离村几十里的西面就是敌人左家坞据点，只有南面的开阔地带尚未发现敌人。我们开始向南转移，跳出了包围圈。

　　当走出村口四五里远时，我们便与冀东行署主任朱其文同志率领的机关干部和警卫连会合。他们是从杨家铺出来的，准备向东转移，到何家营一带突围。我本可随他们一起撤退，转赴十八地委，但总担心村中的同志。向村中回望，只见同志们仍在徘徊，未能向南突围。谁都知道，留下来就是九死一生。

　　"你们先撤!"来不及考虑，我命令秘书、译电员二人随行署机关向东转移，我带警卫员、交通员四人，回到杨家铺，接应同志们向南突围。

　　这时，李庄子、夏庄子以及邻村的父老乡亲都向杨家铺奔来，接着村西头响起了一阵枪声，敌人利用晨雾作掩护接近了李庄子。听到枪响，警卫连战士们在连长刘景余带领下，疏散队形，扑向村外，依托有利地形进行阻击。周文彬表现得相当沉着，他一面派出侦察员摸清情况，一面从枪声中判断敌人的远近，迅速的布置着任务。

　　侦察员报告："西面已与鬼子接火，东面、南面、北面暂时还没情况??"周文彬与丁振军书记商定，二连奉命顶住敌人，机关干部迅速转撤到杨家铺。五分钟后，机关的干部和其他同志迅速向杨家铺靠拢。周文彬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大声命令着指挥撤退。当地出身的连长刘景余熟悉地形，建议队伍向北部山地转移。大家同意他的意见，决定由杨家铺村北马蹄山下向皈依寨、潘家峪转移。但不久，何家营又发现了敌人，马蹄山对面的东城山，也出现了敌人。见此情况，周文彬同志果断命令："销毁文件，彻底轻装，准备突围。"这时，刚退到村东头的我遇到了周文彬、钟子云、丁振军等同志和突围部队。

　　我当即报告："情况紧急，敌情严重，应马上撤离。我刚从村南回来，那儿没有发现敌人，行署机关已安全通过。"正在这时，已经突围出去的第三专署专员高敬之同志也从村南赶来，让他们迅速向南转移，但因突遭袭击，敌情不明，对撤离转移至何方一时难以决断。只听秘书长李杉同志命令机关干部听从指挥，不许自由行动。这样，我只好也随机关同志先上山隐蔽。突围前我请示钟子云同志，无法再带叛徒江东(从伪军团长张爱仁处逃回来的投敌叛变分子)，先予处理，他点了点头，我即命警卫员刘鸿章同志结果叛徒。

　　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转移已是不可能了，我们退至山上，卧倒隐蔽。

　　突然，一名通讯员赶来报告："丁振军同志牺牲了。"这位年轻的地委书记，率领第四区委警卫连三进三出，本来有冲出去的希望，但为了抢救战友，又几次冲进了包围圈，英勇无畏，最后壮烈牺牲，年仅 31 岁。顾不得悲痛，周文彬同志从马头山南坡下达了突围的命令。只听他高声呼喊："同志们，情况紧急，向南冲，突围就是胜利!"

　　特二连带头，机关干部在后，全体冲锋，连长刘景余带领警卫连在九挺机枪的掩护下，首先冲下山去，大部队紧随其后，子弹像风一样在我们身边刮过。血染红了山坡，尸体遍地。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就算死也要向前倒。刚一进沟，钟子云同志就被子弹撂在地上。"通讯员，掩护首长。"我立即派通讯员费新保护首长。不幸，费新同志还没靠上前就被火力扫中。

　　紧接着，我眼睁睁地看着吕光同志和他的妻子俞芬同志一齐倒下。吕光胳膊中弹，刚站起身胸口又中了一弹，俞芬马上搀扶他，也被击中，两个人没说上一句话，就牺牲在沟里。吕光同志是我在延安的同学，俞芬同志正怀着孩子，他们是那么的年轻，就这样在战火中把热血永远洒在了冀东的长城线上。后来在吕光夫妇牺牲的地方，连种出的高粱叶都是红色的。吕光牺牲时间不长，王少奇和李杉等同志在战斗中相继牺牲，八百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三百多人了。

　　更令人难过的是，这次战斗的最高首长周文彬同志也光荣牺牲了。

　　周文彬原名金成镐，1908 年 9 月 23 日出生在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1931 年随父流亡到中国，在北京通县侨居，后加入中国国籍，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 年他到冀东，在开滦煤矿搞工人运动，任唐山市工委书记。1938 年他领导了煤矿工人罢工和武装暴动，并与著名工人英雄节振国一起，组建冀东抗日联军特务大队，同日伪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39 年他担任冀东地委书记，从 1943 年起任冀热边特委组织部长。

　　周文彬为人忠厚，关心群众，生活节俭，作风淳朴，在冀东干部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很亲切地称他为"大老周"。他一到新区，就住在老乡家，村干部和老乡常把周文彬当成是警卫员。在熟悉他的地区，老乡还笑着说，周部长你像个周邋遢，干脆以后我们不叫你部长，叫你周邋遢好了。他微笑着说，叫什么都行啊，我这样的邋遢干部多点才好呢。

　　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我们隐蔽斗争十分关心，常对我们进行中肯的指导与热情的支持，他是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卓越开拓者、领导者、组织者，又是冀热边抗日根据地的组建者。他是一名国际主义战士，是中朝人民并肩抗日的最好体现。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他还从牺牲的战士身上捡起一支三八枪，一连打倒好几个鬼子。这时本已冲出包围圈的连长刘景余见大部队没有跟出来，又端着枪杀了回来。当看见倒在血泊里的首长，他顿时泪流满面。警卫连多是本地子弟兵，刘连长和他的战友们把鲜血和生命都留在了家乡的土地上。

　　在突围中身负重伤的钟子云同志，子弹由头后部穿进，从鼻梁的右侧穿出，右臂也中了弹倒在血泊里，失去知觉。敌人搜查时，他强忍伤痛，憋住呼吸。敌人走后，他在半昏迷的状态下挣扎着顽强地爬了一夜，第二天凌晨，幸被十七地委社会部长李东冶同志发现，用担架抬到李家沟山洞治疗。

　　战争让人悲伤，同时又让人在经历生死后变得坚强。目睹这么多好同志牺牲，我强忍悲痛和泪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突出去，突出去给他们报仇。

　　在这场悲壮的杨家铺子战斗中，牺牲的约 430 余人，被俘的150 余人，成功突围仅有 120 余人，寡不敌众，我方干部多，战斗人员少，这次战斗的惨重代价是冀热辽地区空前没有的。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说："杨家铺战斗是我军在华北抗日战场上的一次罕见且损失重大的战斗。"

　　是什么原因让敌人偷袭得手?没想到，这个谜底让我后来在敌人狱中解开了。

　　后来，为纪念当年牺牲的同志们，杨家铺建立了烈士陵园。青松有幸伴忠骨，陵园里安放有周文彬、丁振军、吕光、俞芬、李杉、王少奇等先烈的英灵。解放后，我曾多次去烈士陵园，向当年牺牲的烈士们祭奠，寄托哀思，缅怀逝去的战友。他们没有远去，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杨家铺战斗是反"扫荡"的一次缩影，是黎明前的黑暗，但不管敌情有多么险恶残酷，我冀东部队始终未被敌人压倒屈服，牢牢的钉扎在日伪的满洲国境线上。经过 1944 年和 1945 年大反攻后，部队迅速壮大，由小团开始扩充为大团，地方武装升级为主力，成立了数个军分区，队伍达到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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