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六章 日本加紧蚕食华北、内蒙，中华民族危机加深

　　第一节 日本策动华北自治和内蒙独立

　　华北地区当时包括5省(冀、鲁、晋、绥、察)2市(北平、天津)，面积1018947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11;耕地面积316132000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人口7620余万人，超过日本全国人口(当时约7000万)，约占全国人口1/6。[《华北享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0～493页。]

　　华北地区物产丰富。小麦产量占全国1/3，棉花产量仅晋、冀、鲁3省即占全国46%。有较多的工矿企业，纺织厂占全国1/5，面粉厂占全国2/5，产煤量为全国45%，产盐量为全国20%。交通条件较好，这里有中国最早修建的几条铁路，总长度占全国1/2，公路长度占全国1/6。此外，还有绵长的海岸线，有天津、青岛、秦皇岛、烟台、威海等优良海港。这些有利的条件，使华北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日本僵略华北的旱期策划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直到1933年多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日本军国主义在武装攻占中国东北并巩固其统治的同时，也加紧了在华北地区的侵略活动，酝酿制定其对华北的侵略政策。

　　早在1931年4月，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重要策划者之一石原芜尔在《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对美战争计划大纲)》中，就提出必要的时候要进行关内的作战，其占领范围“依据情况区别决定，然首先可以预定为华中以北。”[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71页。]

　　当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后，陆军部于1931年11月16日起草《对苏中两国作战计划大纲》，其作战指导方针第一条要求“确实占领北满……。此外，扫荡沿海州及华北方面的敌军”。[〔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22页。] 还计划“向华北方面(平津及山东方面)派遣4个师，迅速平定平津一带，根据情况，以后使之对南京军作战”。[〔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33页。]

　　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发起进攻。参谋部同时设计，在对华全面战争之时，将从四个方面对华作战，即：第一，满洲方面，第二，华北和山东方面，第三，长江方面，第四，福建方面。此时，日军以攻占东北为第一要务，未敢旁骛。

　　1932年8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从国际关系看时局处理方针案》，该案针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将所谓“对满蒙政策”与“对中国本部政策”并列提出，该案供认，日本此时最需要的是巩固东北的占领，要使列国消除对日本“对于中国本部政策的不必要的疑虑和担心”，[〔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5页。] 以避免列强实行干涉。在这里，对华北的侵略计划包含于“中国本部”之中，尚未单独分立。此后，日本就迅速加快了独立的对华北侵略政策的制定。

　　1932年8月，石原莞尔在《经略满蒙之我见》中提出：“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山东以南的棉”应该为日本所用，同时还强调，日本不能只满足于“满洲国”的“开发”，还必须实行“开发中国本部首先是实现开发华北的方策”。[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107～109页。]

　　1932年5月，日本法西斯军人发动政变，枪杀了首相犬养毅，结束了日本历史上的政党内阁，建立了由军部、政党、官僚联合控制政权的“中间内阁”，军国主义强硬对外路线得到加强。日军于1933年1月制造山海关事件，进犯热河，开始侵入关内，兵锋直逼华北。板垣等还制定计划，欲收买华北的反蒋派军政要员，力图以此排挤蒋介石在华北的势力，然后建立由日方操纵的华北傀儡政权，名称为“华北联治政府”。据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调查记载，到1933年5月，板垣为执行此计划已耗资300万元，这项费用均从日本陆军省机密费中开支。[〔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567—568页。]

　　5月6日，参谋部向日本驻北平、天津等特务机关下达了《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提出在华北的方针是“依靠关东军之武力继续实行强压，以此为基调实施相对应的对华北的方策，使现华北军政官宪真正屈服或导致其瓦解，并迫使满华国境附近的中国军队撤退，确保该方面的安定”。还规定其要领在于：“于华北、华中、华南各方面，分别进行促使其更加分立之方案。”[〔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511—515页。] 考虑到对东北的占领尚未巩固，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尚有“22万之众”，[〔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35页。] 日军需要以较大兵力进行“讨伐肃正”。

　　另外，日本正在建立和巩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而用于热河等地的日军在作战中消耗较大，急需休整补充。所以，尽管制订了上述初步的方针和要领，也未能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二、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形成和实施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对华北进一步实施大规模扩张。这种扩张是以武力威胁为后盾，从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多方面展开的，这是日本推行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基本特征。

　　(一)各种侵略华北方案的出笼

　　1933年7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该大纲提出对华北问题的两点：

　　“(一)虽然我们暂时容忍华北政权保持为南京政府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压迫它去实现塘沽协定的意义。排除对日货的抵制与抗日运动，保持并延伸这一形势的发展。

　　(二)我们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犯审讯记录(IMTFE)文件三147页C。]

　　1933年9月25日，日本海军方面提出《海军对华时局处理方针》，将中国分作华北、华中、华南三大部分而制定对策，其中作为一个独立问题明确使用了“对华北方策”的说法。所订出的三条方策，其基本精神是要使华北地区“通过履行停战协定，根绝抗日排货及其他反日运动，消除党部势力等，使华北的空气转向亲日”，并“逐渐在实际上独立于中央政权的政令之外，恢复同日满两国的依存关系”。[〔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9页。]

　　日本陆军也于10月2日提出《帝国国策》，其中要求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培养适应于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12页。]

　　同月25日，经五相会议讨论确定了《对华方策》(绝密)，认为在塘沽协定之后，日本应该努力促使和助成“华北地区形势好转”，应该经常以“严肃态度认真对待”，使“放弃反日政策，根绝排日运动”。[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会出版社，1973年版，第148～149页。]

　　11月30日，日本陆军省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中，主张“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

　　这样，日本政府和军部经过反复协商和讨论，一致提出了在华北“根绝排日”、“削弱国民党的势力”和与中央政权“分离”的宗旨。

　　(二)天羽声明——日本独占华北的宣言

　　经过上述酝酿，日本分离华北的政策逐渐形成。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定期接见记者的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其要点如下：

　　“日本为了满洲事变和满洲国问题，于去年三月，不得已通告退出了国际联盟。”“关于东亚问题，日本的立场和使命，也许和其他各国的立场和使命有所不同。”“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各国也应该考虑到由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所产生的特殊情况，如果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等，最后显然要导致离间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国的关系，产生违反维持远东和平与秩序的结果。因此，日本不能对此置之不理”。[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76～77页。]

　　“天羽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其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其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哪怕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这正如当时世界舆论所评论的那样，这是“日本的东洋门罗主义宣言”。[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76～77页。] 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谴责和愤怒。天羽英二在3天之后重新进行了辩解，几天以后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也作了重新解释，说什么“日本没有侵犯中国的独立和权益的意图。日本始终希望要保全中国，维护中国的统一和繁荣”。但同时又宣布“日本对于采取任何形式违反维持东亚和平及秩序的行动，不能置之不理。”日本对东亚有着“密切的关心”等。[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78～79页。]

　　日本策划分离华北阴谋的重要人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天羽声明》出笼的第2夭即4月18日，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的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了《挽救华北的政策》的机密文件。该文说：“为避免在远东爆发大战及争取东亚的和平，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裁判记录第1763—A号。]

　　1934年12月7日，日本陆、海、外三省官员经过协商，制定了《有关对华政策的文件》，规定日本在华北的基本宗旨是“形成南京政权的政令不能达及的情势”，其政治上应努力达到的目标是“伸张我方权益和形成隔绝排日的普遍气氛，不论华北政权的主要班底由何人组成，均不能无视在华北的日满华特殊关系”。[〔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23页。]

　　同时，还制定了“关于伸张商权的方策”，强调其经济上的目的是：“在实业界及其他普通民间广寻对象，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提携，培养隔绝排日的普遍气氛，而使日满华之间的经济特殊关系置于以政治等方面的理由无论怎样也难于动摇的地位”。[〔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24页。]

　　根据当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记录，日本所希望的结果大约有四种：

　　(1)华北五省独立;

　　(2)华北五省自主;

　　(3)河北省中心自治地带;

　　(4)局外中立裁兵地区设立。[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新版，第62～63页。]

　　各种方案的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要“自治”、“亲日”。

　　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等均参加，会议历时两天，中心议题是塘沽协定签定后的对伪满和对华北的方针，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始终企图整个问题之解决，在未达到最后目的之前，则用侧击旁敲办法，逐步前进”。[《申报月刊》第4卷第2号，第123页。]

　　(三)广田的伪善外交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

　　为了实现侵吞华北进而独霸中国的既定国策，日本兼用政治、军事手段，以武力威逼与外交诱惑相结合，企图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就范。在日本军部与关东军着手分离华北的同时，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议会上作外交演说，提出了对外关系中要推行所谓“不威胁、不侵略原则”。[《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82页。] 立刻得到蒋介石政府的响应。l月29日，蒋介石邀请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铃木美通到南京会谈。他对铃木说：“无论如何，中日两国有提携之必要，愿中日两国以互相之精神努力进行”。中国的排日运动，“至当极力取缔，但完全消灭，尚须相当之时日”。[《外交周报》第3卷第6期，第9页。]

　　此时，载于1934年12月《外交评论》杂志的国民党官方文章《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正好发表。该文系由蒋介石口述，陈布雷笔记，用法律学者徐道邻的名义，竞相转载于各报纸，文中宣称：“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也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

　　1935年2月14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时说：“中日两国不仅在东亚大局上看来有提携之必要，即为世界大局设想，亦非提携不可”，“中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无徘日之必要。”[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接着，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发表“对日关系书”，大谈中日提携的必要和应促其实现，他说：“广田的演说和我们素来的主张大致吻合，……。日华两国有此共识，只要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关系改善的局面就能走上正轨，我们将为此而感到欣慰。”[《日本外交史》.第19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87页。]

　　为了摸清日本对“亲善”、“提携”的意向，蒋介石与汪精卫商定，由国际法庭法官王宠惠乘返海牙任所之便，取道日本，与日本当局交换意见。王宠惠于1935年2月19日抵日本后，先后会见广日外相，访晤冈田首相，并会见陆相林铣十郎，海相大角岑生，外务次官重光葵等要人，一再表白：中日提携系属大道，希望两国努力扫除障碍。他趁此机会“与贵国朝野各士会见，一面就中日外交关系及经济提携对策等听取日方真意，一面使贵国朝野人士彻底明悉中国当局所持之意见”。[《政治周刊》第2卷第8期，第21页。]

　　为了表示对中日“亲善”、“提携”的诚意，2月27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向全国各机关、团体发布严禁排日运动命令。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告各报纸、通讯社，禁止刊载排日和抵制日货的消息。

　　日本政府看到中日“亲善”、“提携”的谋略得到响应，遂进一步加以诱导。同年3月7日，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偕参赞有野晤访汪精卫，表示感谢中国方面有诚意取缔排日，中日关系渐上常规，不胜庆幸。晤谈后有吉明在发表谈话中说：“前者蒋介石氏即发表中日问题正常化之声明，国民政府亦复努力取缔排日，致中日关系，已有急速好转之机运。”[《政治周刊》第2卷第11期，1935年3月。]

　　次日，日本外务省亦表示大体满意。5月8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转达日本将驻华公使升格为大使的决定。5月17日，中日使节升格的决定由双方同时发表。中国驻日本大使为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日本驻中国大使为现任驻华公使有吉明。

　　在日本政府伪善外交掩蔽之下，日本军部及其在华特务机关却积极策划着进一步分离华北的计划。在大连会议后，土肥原到青岛、上海、南京等地，遍访国民党有关要人，于3月下旬返回长春，提出报告。关东军据此于3月30日决定了“对华政策”，提出“对于华北——

　　(一)依据塘沽协定暨附带协议事项伸张日本既得权，引导华北政权绝对服从。

　　(二)为使将来以民众为对象、在经济上造成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即须迅速促进棉、铁等产业的开发和交易。”[〔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1977年版，第33页。]

　　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共同协商策动“华北自治”。同年8月，陆军次官桥本虎之助发给侵华日军各部参谋长及驻华武官一份文件，强调其华北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反共”和“自治”的名义下，在华北五省建立“同帝国有实质亲善关系”的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傀儡政权。[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史研究的课题》，〔日〕《历史学研究》第511号，1982年版。]

　　曾任关东军参谋并主持内蒙特务机关工作的田中隆吉，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华北的自治运动，始于1935年4月，其目的之一是为了建立……统一的华北自治政权”，使“南京政权统辖之下的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成为自治地区，将满洲国西南方的中国置于日本领导之下。”[《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第86～87页。]

　　(四)多田骏声明——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代表作

　　1935年9月24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少将就华北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被称为《多田声明》。多田强调“逐渐使华北明朗化，这是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同时宣布了三条要则：

　　“(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

　　(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的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

　　(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第56～57页。]

　　多田上述声明在报纸刊出之后，舆论界立即哗然，中国官方也提出了抗议。

　　10月7日，蒋作宾大使访问日本广田外相时指出：对于多田谈话“中国方面官民皆感到惊诧。”[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版，第217页。]

　　日本方面对中国的抗议置之不理。同年10月4日，日本外、陆、海三相经过协商，再度确认日本分离华北政策，强调要“采用缓急得宜的方法，使中国方面(中央及地方政权)调整其与帝国及满洲国的关系，其作法是：

　　第一，“使中方彻底取缔排日的言论和行动”;

　　第二，“至少在与满洲国毗连的华北地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与满洲国进行有效合作”;

　　第三“排除赤化威胁”。[〔日〕《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03～304页。]

　　此后，就上述问题关东军、军部和政府拟定了各种文件，10月还在大连、天津、上海等地召开以关东军为主的在华官员会议。

　　多田声明所宣布的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特点是：

　　第一，公开宣布的完整的方案;

　　第二，范围上着眼点在于整个华北;

　　第三，强调政治上的“分离”、“自治”以及日本的“指导”;

　　第四，在经济上正式提出了“华北经济圈”的说法。

　　多田声明完整集中地概括了日本在这一时期的目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分离华北的侵略政策的代表性文件。

　　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制定决不单是军方的作用，而是日本统治阶级意志和权益的集中体现。法西斯军人桥本欣五郎曾说：“华北问题是日本为了向大陆发展迟早要解决的问题”。[《日本历史》28，岩波书店，1981年版，第145页。]

　　近卫文鹰更露骨他说：中国对华北“自己没有开发之力而将此天赋资源放弃不顾，这可以说是对上天的冒渎，日本为了表露友谊而对其进行开发”。[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小史》，青木书店，1986年版，第101页。]

　　1935年和1936年间，日本在华北地区大规模展开多种形式的侵略活动，制造了各种大小的阴谋事变，正是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必然产物。

　　三、日本分离内蒙的侵略政策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内蒙古东部地区相继陷入日军铁蹄之下，部分蒙古族上层分子依靠日军的支持和指挥，在通辽一带大搞“复兴蒙古民族，实行自治”，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粉饰门面，掩遮其卖身投敌的叛国行径。日本在华北的扩张充分地利用了该地区的民族矛盾，操纵部分上层叛国分子，策动所谓的内蒙独立运动，推行对内蒙的侵略扩张。

　　1933年7月16日，关东军参谋部炮制了《暂行蒙古人指导要案》，其核心是要促成西部内蒙古及外蒙古“转向亲满亲日”，提出“在西部内蒙古要排除苏中两国势力的影响，促进自治政权建立，并指导外蒙古逐渐脱离苏联的羁绊，朝亲日、满的趋向转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文书》第102页。]

　　1933年10月，关东军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起草了《关于建设蒙古国的意见》。其中对于“蒙古国”的疆域，松室孝良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案包括长城外城以北的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八旗(含内务部农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归化城土默特部;第二案在第一案的基础上，增加长城内城以北的察哈尔省口北道、山西省雁门道，还提出建立“蒙古国”的准备时间为三年，以便集中和培养“人才”，甚至还对“蒙古国国家组织大纲”、“国号”、“元首”、“首都”等，都作了细致的说明。[〔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49～462页。]

　　1934年1月，日本陆军部在《对察施策》中提出，“对察哈尔省，要根据昭和八年(1933年)7月16日决定的我军既定方针进行工作”，强调“本施策的目标在于锡林郭勒盟和察东”，“将来根据形势的变迁，更使施策范围向西扩张”。[〔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68页。]

　　2月，改任日本关东军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的松室孝良，在《满洲国接邻地方占领地统治案》中，对所谓“蒙古自治国”的统治区域、政治机构、行政区域、治安维持方法，以及警备军的编成使用、财政经济等，都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72～485页。]

　　日军在绥远、察哈尔等地区的扩张，是其对华北侵略政策的构成部分，但它的目的与手法同在平津等地域的作法有所不同，其方案纲领显示有作为独立计划的特征。日军对于内蒙中西部的插手，是在1935年前后大规模开展的。

　　1935年7月25日关东军参谋部进一步制定《对内蒙措施要领》，该文件总结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侵略的经验，规定其今后的方针是：“为了有利于对苏作战，以及为准备作战所需要的各种平时工作，并以巩固满洲国的国防以便于加强统治为目的，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了内蒙的亲日满地区，内蒙应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脱离中央而独立。”[〔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92页。]

　　同时，还就控制内蒙地区的军事、文化、交通和经济等各领域作了细致的规定。军事方面强调组建由日本军官作指导官的仆从军，文化方面要借助宗教与教育力量，进行奴化教育，交通方面要以军事为目标全面规划，“以利于关东军将来的工作”，经济上则特别强调要由伪满洲国加以指导，展开物物交换贸易，但尽量“使之养成使用满洲国货币的习惯”。[〔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93～496页。]

　　日军在内蒙推行的分离政策与以河北为中心的分离华北工作，其基本着眼点都是要使这些地区与南京中央政府脱钩，都要成为日本的卫星国、仆从国。对于内蒙更要求其对日军和伪满洲国具有最大限度的依附性，并要担负日军对付苏联和外蒙古的战略任务。

　　1936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又对上述要领进行了修订补充，进而制订更为具体的《对蒙(西北)施策要领》，规定其方针仍是：“关东军基于帝国陆军的形势判断对策为作好对苏作战准备，应当采取必要的对外蒙古的怀柔措施以及促进其反苏分离的气氛，同时为了有助于对华工作的进展，且巩固满洲的统治和国防基础的目的，要从实质上强化德王统制下的内蒙古军政府，同时使其势力逐渐向中国西部地方扩大，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最终要使内蒙同中央分离而独立”，同时确定，其施策的重点地区目前仍是绥远，其后将向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扩大”。[〔日〕《现代史资料》8，第540页。]

　　对此，陆军省为通盘考虑对华战略、兼顾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实施，遂制定《对内蒙施策实施要领》，对关东军制定的计划略加调整，将绥远南部及宁夏方面划归中国驻屯军担任。该月13日，陆军省的《第一次华北处理要纲》曾提出“内蒙工作其范围应大致限定在长城线以北，且暂不波及东部绥远四蒙旗的地域”，[〔日〕《现代史资料》8，第350页。] 力图突出分离华北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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