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六节 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

　　一、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

　　西安事变后，国内战争基本上停止了。国民党于1937年2月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新形势下国共关系和对日关系问题。

　　为了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日形成，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发出了《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指出：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

　　这是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两党合作的基本条件，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大多数党员的赞同，有利于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谈判的政治基础。

　　二、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转变其内外政策

　　西安事变谈判时，蒋介石、宋子文允诺先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解决准备抗战及开放政权等问题。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上，抗日派与亲日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

　　国民党左派宋庆龄是从1927年7月以后第一次出席国民党的中央全会。

　　她在会上发表演说，批评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她说：“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内战经验，在这期间，国力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己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印行，第101页。]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石敬亭、李烈钧、经亨颐等14人向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指出：“总理于民国十三年改组本党确立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革命阵容为之一新，革命进展一日千里。不幸十六年以后，内争突起，阵容分崩;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迫于眉睫。”[《救国时报》1937年4月15日。]

　　提案接着指出：“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救国时报》1937年4月15日。]

　　杨虎城、于学忠提出关于西安方面的8项主张的提案，李宗仁等9人提出关于迅速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以为抗战动员之基础的提案。冯玉祥等16人提出促进救国大计案。汪精卫则提出一项“剿共”政治决议草案，受到全会许多国民党元老的抨击，他们批评汪的主张不但使外侮日甚，内忧日亟，而且将使国民党本身在全国人民面前信用扫地，为党为国，均系有害。因此，除少数亲日派分子为汪精卫辩护外，全会许多代表均表示反对，结果，该决议案未获通过。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虽然没有确定的抗日方针，没有批评过去的错误政策，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是在对内对外政策上都作了某些调整和改变，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条件。会议通过的《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中的四条，“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4页。]

　　在对内政策上，承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将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国闻周报》第14卷第8朋。]将原来对共产党采取的武装“围剿”方针改为“和平统一”的方针，因此，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

　　22日，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言，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集中人才。会后，蒋介石密令所属，以后不再使用“赤匪”和“共匪”等字样。在对外政策上表示：“如果让步超过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国闻周报》第14卷第8朋。]

　　正如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35页。]

　　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竭力挑拨内战与分裂，力图阻挠和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时候，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促进和各方爱国人士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终于初步形成，使中国走上全国性武装抗战过渡时期的新阶段，这对得寸进尺的日本侵略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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