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二节 “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全面战争开始

　　一、事变前平津地区的军事态势

　　“七·七”事变前夕，平津地区的军事态势是：

　　北面，有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日本关东军一部，其前锋已伸入长城沿线的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和独石口等关隘的两侧地区。

　　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分布于张北、尚义、宝昌等地。平津之间，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万人的伪保安队5个总队，部署于通县、顺义、怀柔一带。

　　在东起山海关西至丰台的北宁铁路沿线，驻有日本中国驻屯军，辖一个步兵旅和一个炮兵团及直属分队，共5700多人。其部署是：军司令部率步兵第2团及第1团第2营、炮兵团及直属分队驻天津及其附近，其中第2团第3营分驻唐山、滦县、山海关等地;步兵旅旅部率第1团(欠第2营)驻北平，其中第1团第3营驻丰台镇。

　　当时驻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是第29军。该军共辖4个步兵师(每师4个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1个特务旅和1个保安队，总兵力约10万人。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全军的部署是：

　　第143师刘汝明部辖保安第1、第2旅，独立第29、第40旅，以及独立骑兵第13旅，驻张家口和宣化等地区;第37师冯治安部辖第109、第110、第111旅和独立第25旅驻北平西苑一带;骑兵第9师郑大章部和军部特务旅、独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队，分驻于南苑、北苑和黄寺;第38师张自忠部辖第112、第113、第114旅和独立第26旅，驻天津及北宁铁路平津沿线;第132师赵登禹部辖第1、第2旅和独立第27、第28旅，作为二线部队分驻于河北任丘、河间一带。

　　日军在威胁利诱中国第29军失败以后，即从军事上步步进逼，蓄谋重演“九·一八”事变的故技。为此，日军从1937年5月起，频繁地在宛平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中国驻屯军旅长、团长均先后到卢沟桥附近，对丰台日军演习进行指导。7月6日，驻丰台日军无理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一带去演习，中国驻军不许，双方坚持10余小时，至晚日军始返回丰台。

　　面对日军的挑衅，中国第29军加强了抗战的准备。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到第29军宣传抗日，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宋哲元军长曾于5月召集部下商讨抗日对策，采纳了副参谋长张克侠提出的加强抗日思想教育和情报工作等项建议，以及“以攻为守”的作战方案。该军还于五六月间组织了多次防御演习。与此同时，加强了卢沟桥地区的防御部署：抽调第37师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第219团(团长吉星文)接防宛平与长辛店地区。

　　该团接防后，即以加强的第3营(步兵连4，轻迫击炮、重迫击炮、重机枪连各1，共1400人，营长金振中)部署于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以第1、第2营和团部集结于长辛店地区。该团官兵“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抗战意志高昂。

　　二、日本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

　　人们预料中的卢沟桥事变终于发生了。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驻丰台日军事先未通知中国当局，即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大瓦窑之间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久郎电话通知中国冀察当局，诡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落士兵一名，要求进宛平城搜查。中国冀察当局拒绝了日军的要求。但日方仍坚持要派兵入城，否则“将以武力保卫前进”。

　　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定，先派人员进城调查，再寻处理办法。正当双方交涉的时候，中国驻屯旅已令丰台日军第3营营长一木清直立即率该营奔赴卢沟桥。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日兵现已归队”，却又提出城内中国驻军必须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城内再行谈判的无理要求，复遭到中方拒绝。7月8日晨5时，日军对中国守军发起攻击，顷刻间“东门外枪声大作，继之西门外炮声及机枪声继起，我方均未还击，少顷炮火更烈，我方为正当防卫计，始行抵抗。”[《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3073。]

　　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并提出“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7月8日，日军三次进攻宛平驻军，并攻占了永定河东岸的回龙庙地区和铁路桥以南部分地区，随后，又调整部署，将第3营集结于大瓦窑地区，并调第1营于大枣山附近侍机，同时令第2营向卢沟桥开进，准备9日攻击宛平城。当晚，日方松井与中方秦德纯进行交涉，9日晨2时达成三项口头胁议：

　　(1)双方停止射击;

　　(2)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到永宁河西岸;

　　(3)宛平由冀北保安队接防。

　　但是，日方意在缓兵，并不打算执行停火撤军协议。在9、10两日内，日军4次背约弃信，两次进攻宛平守军，并复占铁路桥和回龙庙地区。10日夜，第29军展开反击，经过十余次争夺，终将失地夺回。日军退至大枣山及其以东地域，等待国内援军的到来。

　　日军挑起事变后，日本陆相杉山元向天皇夸口说：“中国事变一个月就可解决。”[〔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版，第246页。]

　　11日上午，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杉山陆相提出的派兵案，并把卢沟桥事变改称“华北事变。”[〔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第166页。]

　　随后，首相和陆海军首脑分别上奏天皇，均得到批准。同日下午，日本政府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诬陷中国第29军挑起了“七·七”事变，声称：“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随后，近卫首相连夜召集贵众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界代表开会，动员统一国内舆论。

　　是日，参谋部向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下达命令，以指定的部队向华北开进。陆海军还就在华北协同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日本天皇钦命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接替重病中的田代皖一郎。7月12日，香月抵天津后，立即下令“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并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动用第一批增加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29军”，要求在7月20日以前完成战役部署。

　　7月15日，日军参谋部下令编成临时航空兵团，将其所辖18个飞行中队派往中国东北。7月15日至17日，日军参谋部又相继作了《形势判断》，制订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纲》。认为，“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94页。] 准备在两个月内讨伐第29军，如发展为全面战争，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央政权。[〔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78年版，第17～18页。] 接着，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华北。

　　三、中国方面对事变的态度

　　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号召人民奋起抗战的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同一天，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中央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8页。]

　　当日，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等，支持第29军抗战，“愿为后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9页。]

　　7月9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前往庐山会见蒋介石，共商抗日救国大计。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会议上，勉励大家“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解放周刊》，第1卷第1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族、各界、各阶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抗日御侮，支援前线，鼓舞了第29军广大官兵守土抗战，奋勇杀敌的信心。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指出：“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事变发展为积极的抗战，以至发展到全国性的抗战，……或者是由于冀察当局的让步，由于南京对于发动全国性抗战的迟疑及英法的态度而暂时求得妥协。”

　　指示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在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实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主权的妥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95页。]

　　23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指出：“平津冀察的存亡，千钧一发。我们应该向全世界宣言，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再不能有任何让步与妥协了!”并号召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91年版，第297页。]

　　这个宣言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决态度。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部署，准备应战。蒋介石曾多次致电宋哲元，指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密令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及高桂滋等部4个师，沿平汉路北上，向石家庄、保定集中。并决定设立石家庄行营，以徐永昌为主任，督导冀察军事行动，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声明》，1937年7月12日。]

　　同时，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涉上，认为“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蒋介石致宋哲元的手令》，1937年7月9日。]

　　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谋求和平的行动，但是事与愿违。国民政府曾几次提出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均遭拒绝。中国政府致函“九国公约”签字国，蒋介石亲自约见驻华使节，希望居中调停。然而得到的却是象美国通告各国的“不行使武力，不干涉内政，遵守条约”那样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应战。7月17日，蒋介石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谈话阐述了“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的抗战方针，并且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原则：

　　“(1)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7月20日。]

　　对蒋介石的上述谈话，毛泽东曾给予积极的评价，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4页。]

　　蒋介石的第二次庐山谈话表明了国民政府抗战的态度。但是蒋介石依赖外力、和平解决事变的幻想并未泯灭。

　　四、日军发动总攻，北平、天津失守

　　(一)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日本中国驻屯军一面压迫宋哲元接受种种苛刻条件，一面加紧调整部署，陆续将新到达的部队部署于指定位置：独立混成第1旅集结于怀柔地区;独立混成第11旅进抵高丽营;第20师分布于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

　　7月25日，从朝鲜调来华北的日军第20师一个连以维修电话线路为名，由天津乘火车于16时30分抵达廊坊，并占领了火车站。中国驻军反复提出交涉，日军坚持不退，遂发生武装冲突。日军立即以第20师第77团和驻屯军步兵旅一部在飞机和装甲车配合下，于26日晨向中国守军发动猛烈攻击。

　　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损失严重，被迫向东转移，廊坊即被日军占领，平津间铁路交通中断。

　　26日下午，中国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碟，要求该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紧接着，由天津乘火车抵达丰台的驻屯军步兵旅第2团第2营，分乘26辆卡车于19时到达广安门，企图强行入城。广安门守军交涉无效，遂关闭城门阻止。于是双方发生战斗，日军一部入城，大部被阻于城外。至22时左右，已入城的日军进到使馆区兵营，未入城的日军退回丰台。

　　日军挑起廊坊和广安门事件后，日军参谋部于27日命令中国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并下令国内进行第二次动员，增调第5、第6、第10师和第11、第3师共5个师约20余万人到中国。这时，宋哲元进一步感到，日军大举进攻迫在眉捷。

　　26日，他连续两次致电何应钦转呈蒋介石，报告平津形势，并请求援助。

　　蒋介石复电说：“平津增援部队，可直令仿鲁(孙连仲)随时加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二)南苑战斗与北平陷落

　　日本中国驻屯军于26日晚，下达了进攻中国第29军的命令。攻击时间为27日正午。其部署是：以廊坊及天津的第20师主力集中于团河和马驹桥附近，准备从东南和西南两面主攻南苑;以驻屯步兵旅主力及其另一部，分别由丰台和通县出发，向南苑西北和东北方向进攻;以独立混成第11旅从瓦窑附近攻占西苑，然后进入永定河一线;以独立混成第1旅从沙河镇方面向永定河一线攻击;以第20师3个营为预备队，位于天津;以集大成飞行团于拂晓轰炸西苑兵营，临时航空兵团支援各兵团地面作战。

　　中国第29军在廊坊和广安门战斗之前，讨论了作战计划。决定以第132师一部守北平城，其余部队协同第37师攻击丰台和通县之敌;以第143师向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丽营等，切断古北口到北平的通路;以第38师进攻天津海光寺日军司令部。26日，蒋介石曾电令宋哲元：北平城防立即准备开战，宛平应死守勿失，决心大战，从速部署。27日，宋哲元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以张维藩为城防司令;任命正在接防的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方面司令官，同时将军部由南苑移到北平城内怀仁堂;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孙连仲、万福麟等部迅速北上协同第29军作战。同日，宋哲元还向全国发出了“自卫守土”通电。

　　日军对北平发动总攻前一天，在航空兵支援下，首先对第29军驻通县、团河和小汤山等地的部队发动袭击，并占领了这些要点。

　　27日下午，宋哲元电请蒋介石速派大军兼程北进，以解北平之围。蒋立即复电宋：“请兄镇静谨守，稳打三日”，“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勿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也。”[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2)，台北1981年版，第70页。]

　　28日凌晨2时，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通知宋哲元：日军“将单独采取行动”，并要求第29军“立即全部撤出”北平城。[〔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225页。]

　　7月28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香月清司指挥下，对北平附近的中国第29军发起总攻，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南苑。当时，第29军驻南苑部队有第38师、骑9师和军特务旅共5个团(含骑兵团1)，约7000余人。前敌总指挥为第132师师长赵登禹。赵于27日傍晚赶到南苑部署应敌，并急调其所辖之第1、第2旅到南苑参战。不料，28日拂晓日军第20师和驻屯步兵旅主力突然从东、南、北三面向南苑发起进攻，中国守军被迫仓促应战。由于冀察当局7月11日以后的妥协，平津前线放松了战备，事先没有构筑防御工事。所以，当日军展开进攻时，中国守军被包围在狭小的营区内，仅凭围墙作掩护，进行抵抗。日军在飞机、大炮火力支援下，向守军猛烈攻击。在5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2000人以上，副军长佟麟阁不幸牺牲，师长赵登禹在指挥部队后撤时，亦壮烈殉国，南苑遂陷敌手。

　　在此期间，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和第11旅主力，分别向北苑等地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第29军所部节节抵抗。第37师和第38师一部曾在丰台、廊坊和卢沟桥一带与日军激战;独立第39旅曾迫使进攻北苑的日军转攻黄寺;伪冀东保安队亦举义反正，一度占领通县城。但是，在日军增援反攻下，这些部队都被迫撤退。宋哲元见大势已去，遂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自己于28日23时偕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等离平去保定。第37师等部亦奉命于当晚经门头沟开始南撤。何基沣旅担任掩护，任务完成后，该旅于30日退往涿县。至此，北平乃告沦陷。

　　(三)天津战斗与守军撤退

　　当日本中国驻屯军主力集中在北平地区作战时，天津仅有日军5000余人，分散配置在海光寺军司令部、天津各火车站和东局子飞机场等处。第29军在天津的部队有第112旅和第26旅等部。第38师副师长兼公安局长李文田接到宋哲元“自卫守土”通电和北平守军克复丰台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第38师驻津部队和天津保安队，乘势向天津日军出击。29日凌晨1时，第38师第26旅、师部手枪团和天津保安队等部，在李文田指挥下，分别向海光寺、天津各车站和东局子机场等处日军，发起进攻。

　　各攻击部队很快袭入飞机场，烧毁日机十余架，并攻占了天津总火车站和东站。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闻讯后，立即抽调北平第20师的4个营及关东军堤支队增援天津，并以临时航空兵团对中国军队进行狂轰滥炸。在日军轰炸和猛烈炮火反击下，第29军转攻为守。经过15小时战斗，部队伤亡严重，遂于30日放弃天津，向马厂方向撤退。

　　从卢沟桥事变到平津之战的过程表明：卢沟桥事变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和局部冲突，而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发展和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卢沟桥事件不是什么日本少数军人牵着军部、政府的鼻子走，而是政府、财阀、政党的共同意志;而且全面侵华的“有关出兵、作战的事宜，无一不是依照圣命(天皇的命令)进行的。”[〔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中译本，1988版，第129～130页。]

　　平津之战日军经小战而轻易取胜，固然有敌强我弱等客观因素，但从主观上看，是与以宋哲元为首的第29军少数领导执行妥协退让政策，缺乏战争准备，在应战中又造成诸多失误分不开的。但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指导责任。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应战决心不大，仍想谋求和平解决。

　　虽然调兵北上，并电促宋哲元抵抗，但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及至日军大军开到、进攻平津时，第29军仓促应战，后授不继，从而导致了平津的迅速失守。事后，蒋介石曾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余身为全国军事最高长官兼任行政责任，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卢沟桥》，桂林前导书局，1937年版，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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