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三节 “八·一三”事变，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一、日本制造“八·一三”事变

　　日本在向华北调集重兵，准备进行会战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出兵上海，伺机把战争由华北扩展到华中。早在7月11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上，海相米内光政就认为战争将波及到全中国，“对于海军来说要作全面战争准备。”[〔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65页。]

　　7月12日，日海军军令部秘密制订了对华作战方案，确定第一阶段配合陆军进行华北会战，第二阶段在陆军配合下进行上海作战，然后把战争扩展到华中和华南。7月16日，日本驻上海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得知军令部的上述意图后，向东京提出了《对华作战用兵的意见》。他认为：“要想用武力打开中日关系现状，只有惩罚中国，使中国中央势力屈服。”他还认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因此，他主张派5个师的兵力，进行京沪会战，攻占南京、上海。[〔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第187页。]

　　7月27日，日本海军省和军令部还达成了《关于处理时局及准备的协议要点》，正式提出：“鉴于今后形势有很大可能导向对华全面作战，因此，海军应做好对华全面作战准备。”[〔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224页。]

　　7月28日，日本政府训令将长江沿岸的2.9万多名日侨于8月9日前撤到上海。

　　8月8日，长谷川清遵照东京的指令，要求驻上海第3舰队做好应付事态扩大的一切准备，并重新部署了兵力。 8月9日18时30分前后，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水兵斋藤与藏，肆意驱车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与中国保安队卫兵发生冲突，当场被击毙，是为虹桥事件。日本立即以此事件为借口，提出撤退上海保安队、拆除所有防御工事等无理要求，准备进攻上海。8月10日，日本陆海军中央紧急磋商向上海派兵，并得到内阁会议的确认。8月12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提出了向上海派兵的方案，计划动员30万兵力和8.7万马匹，并向上海和青岛各派两个师。同日，日参谋部和军令部还达成了陆海军协同作战协定和陆海军关于在华中作战的航空协定。

　　13日9时30分，日军在上海北站和北四川路之间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

　　午后4时，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少将下令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进攻。中国守军当即予以猛烈反击。于是，“八·一三”事变从此爆发，淞沪会战由此开始。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指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1页。]

　　并调集陆军和空军投入自卫战斗。同日，日本海军航空兵轰炸了中国华中地区的杭州、南京和南昌等城市。当天，日本海军军令部给第3舰队司令官发布命令，要求消灭当面的中国陆军及华中的航空兵力。是晚，在日本临时内阁会议上，内阁成员要求全面进行对华战争，迅速建立战时体制，正式对华宣战。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宣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如今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还称：此举是为了“消灭类如此次事变所由发生之根源，并达到日、满、华三国融台和提携”之目的。[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册，《文书》，第370页。]

　　同一天，日本国内开始第三次动员。日军参谋部下达了组建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任命松井石根上将为司令官，下辖两个师，迅速开赴上海作战。8月下旬以后，日本国内增援部队陆续抵达中国，投入华北和上海的作战。9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在讨论施政方针时，决定将“华北事变”正式改为“中国事变”。9月4日，日本召开第72届临时帝国议会，根据不久前四相会议的决定，以开幕式的天皇敕语代替宣战诏书，内称：“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发扬忠勇，只为促使中华民国醒悟，迅速确立东亚之和平，别无他意。朕期望帝国臣民鉴于今日之局势，忠诚奉公，同心协力，以襄助达到所期之目的。”[〔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305页。]

　　日本近卫首相也在会上发表了施政演说，要求各界支持对华战争，建立举国一致的战时内阁和与紧急事态相适应的财政经济体制，据此，第72届临时议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加快了日本转入战时体制的步伐。

　　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提出了迅速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如前所述，到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为止，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为谋求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2月中旬、3月下旬和6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顾祝同、宋子文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和庐山举行了三次高级会谈。在这几次会谈中，由于国民党企图以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向红军和陕甘宁边区派遣主要官员等办法，取消中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控制红军和陕甘宁边区，致使谈判无进展。6月25日，中共重新提出合作方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再次作了让步，谈判尚未达成协议，卢沟桥事变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又一次呼吁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

　　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通电，提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5页。]

　　为了尽快促成国共合作抗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二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宣言》中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政治主张，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同时向全国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这个宣言，再次显示出了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全民族抗战的诚意。7月17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举行第4次国共谈判。在谈判中，蒋介石把《宣言》搁在一边，另提一套方案。他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训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部队。由于他不愿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坚持按他的一套改编红军，并企图通过改编逼朱、毛“出洋”，致使谈判未获结果。

　　7月底平津失守，8月中上海又起事端，中国军队被迫在华北和华中两面作战。这时，蒋介石才不得不重视国共合作这一有关民族存亡的大事。8月9日，中共中央应邀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举行第5次谈判，由于蒋介石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放弃了一些不合理要求，双方于18日就陕甘宁边区人事、红军改编和设立总指挥部以及在若干城市设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等问题，达成协议。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分别为正副总指挥。9月中旬，国共两党代表秦邦宪和康泽等，在南京举行最后一轮会谈。双方就发表《合作宣言》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签了字。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第119页。] 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共产党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布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成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采取正确政策的结果，也是与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分不开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受到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表示：“中共宣言与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抵抗》三日刊第12号，1937年9月26日。] “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9页。]

　　国共合作的实现，也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等党派，都先后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并对抗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7人从国民党政府监狱获释后，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战大团结，更加积极地从事抗日活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普遍动员民众、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政治主张，并积极投入抗日工作。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也以大局为重，从原来抗日反蒋的立场转到拥蒋抗日的方面。在面临日本灭亡中国战争的大是大非面前，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了起来，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去猛烈冲击日本侵略者。对此，毛泽东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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