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二章 中国抗战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方针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下进行的，由于国民党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由各党派参加的民族联盟的建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形成一定的组织形式，两党只是遇事协商，解决有关问题。因此，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也是依据各自制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实施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反对共同的民族敌人，井在抗日战争的战略范围，保持着一定的协商关系，在反对侵略求得民族解放等目标上，有着共同点。但由于国共两党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政策不同，因而在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一、全国抗战爆发前对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主张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动员和武装民众，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明了对日本侵略不妥协的抵抗方针，以及通过民族革命战争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决心。

　　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系统地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又称《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这是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正义的战争，这是进步的战争，这是保障中国民族生存的战争，这是拯救四万万人民的战争，这是为保障我国国家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战争。换言之，这是使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当亡国奴的神圣战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2页。]

　　为使组织和实行这个正义的民族战争，有一个共同的具体纲领，为使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成为强有力的行动，《纲领》提出中国人民武装抗日最根本的六项共同行动纲领：

　　(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

　　(二)全体人民总动员，立刻成立群众的反日民众义勇军，并组织广大的人民的参战组织。

　　(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将各种武器发给人民反日义勇军，以便实行训练和对日作战。

　　(四)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和卖国贼的财产，国库一切收入，都用作对日作战的经费，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

　　(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

　　(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并将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作战表同情、援助或守善意的中立的国家和民族视为我们的朋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竞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3～685页。]

　　上述纲领不仅明确提出全体军队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和总武装的方针，以及成立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和解决抗日经费的具体办法，而且还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这个著名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经来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1779名国内著名人士签名公布，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

　　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力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和武力抗日。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并实行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等10项方针，主张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作为抗日的先锋。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使全国同胞总动员，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群众，抗击侵略者。“八一宣言”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共中央对实行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救国神圣事业提出的最具体的纲领性意见。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抗日救国宣言中，又重申了上述方针。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52～153页。]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必须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斯诺的问题中，就有关抗日战争胜利的条件和方针指出，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

　　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

　　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

　　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至于这个战争会延长多久，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

　　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关于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下，它的士气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大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43～446页。]

　　毛泽东回答斯诺的中心点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主要靠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如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发展和国际援助等各种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军队应该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对中日战争的趋向和结局，作了精辟的论断，对国际反日联合阵线的建立，提出了纲领性的主张。毛泽东首先就中日两国之间是否还应该进行谈判的问题指出，我们是不拒绝谈判的，我们的和平条件是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交还东北四省及察哈尔北部，撤退华北驻屯军，停止一切侵略行动，只有在这些原则之下，才进行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但是，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谈判的可能并不存在。因此，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了一步。毛泽东说：“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即使“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治的崩溃。”[《新华日报》1937年3月23日。]

　　毛泽东提出：“日本已有他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新华日报》1937年3月26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全国抗战爆发前的相当一个时期，中共中央对中日战争的形势，指导中国抗战的路线和方针，以及战争的前途和结局等问题，都有了深入的研究，并反复向全国人民提出自己对抗日战争的一系列主张。

　　这对推动局部抗战时期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武装抵抗，对促进全国抗战局面的出现，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全国抗战爆发后提出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一)对全国抗战和国防问题的方案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对全国抗战的战略基本方针以及重大国防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和细致的方案。7月8日发表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提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275页。]

　　7月15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提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是抗战，“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以赴之!”[《解放周刊》第1卷，第12期，1937年7月26日出版。]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提出争取实现全国性抗战、反对妥协的总任务及5项主张：

　　1、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实现对日抗战;

　　2、全国人民总动员，实现大规模的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

　　3、全面的抵抗，根绝日寇在中国的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势力与汉奸亲日派;

　　4、统一的积极的抵抗，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

　　5、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l年版，第292、293页。]

　　7月23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存在的妥协退让的危险倾向，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以及实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改良人民的生活，国防教育，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等八大纲领，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

　　7月底至8日初，在日军占领平津准备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对抗日的国防有关重大间题，提出了全面的意见：“国防间题我们意见如下：

　　(1)第一防线张家口、涿州、静海、青岛等处，重点在张家口，应集中第一次决战兵力;

　　(2)第二防线保定、大同、马厂、潍县等处，应集中优势兵力相机增援第一线，并准备第二线决战;

　　(3)至于太原、石家庄、沧州等处，仅能作为第三防线，决不能只顾此线而下集中兵力于第一、二线;

　　(4)目前关键是第一防线;

　　(5)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

　　(6)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

　　(7)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

　　(8)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力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予必要的补充;

　　(9)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犹豫是必败之道。”[洛甫、毛泽东关于国防问题给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指示，1937年8月4日。]

　　中共中央还拟定了《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案”在估计了敌我双方的全面情况后指出：

　　“根据敌我一般情况之分析及敌我战略之基本方针，应确立对日作战原则如下：

　　(1)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应予以全线之反击，而根本的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

　　(2)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

　　(3)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

　　(4)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的中心，设立坚强之工事，并配置足够的兵力，以籍制敌人;

　　(5)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任守备部队的作战要领，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地应反对单纯的死守的防御，只有积极地动作起来，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

　　(6)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

　　(7)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村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中央文件汇集》1937年下册，第317页。]

　　为了推动和促进对全国抗战路线及战略方针的制定，8月上旬，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3人前往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提出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方案，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一贯主张。

　　11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发言强调：部署动员全国军民，方可取得最后胜利，外交拖延办法只可便利军事准备及民众动员，但不可动摇抗战的决心;主战场在华北方面，不因其局部扰乱过分分散我兵力;黄河北岸之抗战，因交通运输有被切断之可能，故第1、第2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之能力;正面防御不可依赖一线及数线之阵地，宜采用集团工事，并在平原和山地开展广大的运动战、游击战。朱德在发言中侧重指出，在战略上需要持久防御，但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行动;在整个抗战中，政治工作甚为重要，能发挥动员民众和瓦解敌人的重大作用;游击战在抗战中有重要地位，破坏敌人后方、钳制敌人兵力效果甚大。[《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29册(6405—9)。]

　　中共中央提出的国防问题意见和战略方针、作战原则案，以及中共中央代表在会议上的重要发言，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抗日战争指导案，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洛川会议对抗战路线和战略总方针的制定

　　全国抗战爆发后，战局变化急剧。日本侵略军7月底占领平津地区，8月中旬，又在华北的平绥铁路东段和华中的上海地区，展开新的战略进攻。

　　但是，国民政府在日军大规模战略进攻面前，仍不愿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

　　在此紧迫的形势下，为推动全国抗战的顺利发展，中共中央于8月22至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的报告。他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辅助方向是上海。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侍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实行抗日的军事，抗日的政治，抗日的财政经济，抗日的教育和抗日的外交，使现在开始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

　　(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4)改革政治机构;

　　(5)抗日的外交政策;

　　(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7)改良人民生活;

　　(8)抗日的教育政策;

　　(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10)抗日的民族团结。

　　会议通过并于8月25日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是日寇大举进攻华北的开始，“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在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企图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上述的严重弱点”，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决定》最后指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122页。]

　　中共中央在全国抗战开始的历史关头，提出的上述抗战路线和战略总方针，成为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持久抗战，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屈不挠地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指针。

　　(三)红军的战略方针和军事战略转变

　　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红军的特点，中共中央从预定的战略任务着眼，确定了在总的持久战方针下，红军应执行的战略方针。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在给周、博、林的电报中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

　　8月下旬，毛泽东在洛川会议的军事报告中提出，红军的基本战略任务是：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保存与扩大自己。

　　红军当前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红军胜利完成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必须遵循的唯一正确方针。因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创建根据地、发动群众与集中打仗的关系，集中兵力大兵团作战与分散兵力进行游击战的关系，保存和发展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5页。]

　　山地是红军开展游击战得心应手的用武之地，也是日军坦克等重装备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场合。进行山地游击战，是在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下，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保存和发展自己，击败和消灭敌人的最好战略。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也是红军贯彻执行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的唯一正确方针。只有独立自主地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争，才有利于发动、组织群众，造成宏大的人民游击战争，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进行全民族的抗战，置日本侵略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有通过动员、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才能迅速发展人民武装力量。扩大我占区，缩小敌占区，不断消耗敌人，实现战略的持久，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根据红军担负的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以及红军必须执行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洛川会议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红军实行军事战略转变，是客观形势的需要。红军必须把国内革命战争集中使用的正规军，转变为抗日战争分散使用的游击军;把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这样才能同敌情、友情、我情以及任务相符合。

　　这一转变在现象上虽然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但是，在本质上却是洞察中日战争全局而作出的英明战略决策。这一军事战略转变不仅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而且极大地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着中国民族解放的命运。

　　三、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全国抗战开始以前，国内的亲日妥协派即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国抗战开始以后，他们又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当南京失陷后，亡国论更是鼓噪一时。

　　与此相反，抗战初期国内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低估日本的力量，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讼沪抗战时，有些人认为只要打3个月，形势一定发生变化，国际干预，苏联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一些人被冲昏了头脑，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大公报》评论，1938年4月25、26日。]这些速胜论者不赞成实行动员人民力量的持久战的方针。

　　另外，不少的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只把胜利希望寄托于正规战，甚至反对八路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方针。

　　中国全民族几万万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攻的这场亚洲的大战，它的胜败和结局，不仅关系着中国的存亡，而且极大地关系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世界各国无论就其本国利益或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都在密切注视着中国抗战的发展，担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美国记者斯诺、英国记者贝待兰，曾向毛泽东提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43页。]“如何克服投降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82页。]这些问题的本身，就反映了一些国家对中国抗战存在的疑虑。

　　为了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具体指出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如何争取最后胜利，驳斥“亡国论”、“速胜论”的滥调，拨开人们思想上存在的迷雾，坚定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同时也回答国际朋友们存在的疑虑，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一些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先后发表文章。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总结抗战10个月的经验教训，并集中全党的智慧，于1938年5月，连续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军事论著。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着重论述了下列问题：

　　毛泽东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中日战争发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次决死的战争。他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

　　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其国小，人力、物力、财力不足，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国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但处于进步的时代，有共产党及其军队为团结抗战的核心，加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必然能得到全民的支持和国际上的援助。这些基本特点规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批驳了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不利方面，而看不到有利方面的“亡国论”，也批驳了只看到有利方面，而不承认敌强我弱方面的“速胜论”。他指出中国决不会亡，但也不能速胜，并勾画出了持久战必经的过程，解决了进行持久战的一系列具体方针和原则。

　　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就战争和政治的关系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军民的动员。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科学地预见持久战将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

　　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

　　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

　　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

　　毛泽东从中日双方实力的基本情况，指出了各阶段敌我力量变化的趋势。

　　在第一阶段的战略防御中，敌虽占领中国的大片土地，取得一定的胜利，但其兵力、财力、物力的消耗都将开始表现竭蹶状态。中国方面虽受颇大的损失，但同时有很大的进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全国空前的团结，对敌人的坚强抵抗，最终将使敌停止战略进攻。但由于中日强弱的悬殊，在敌停止战略进攻后，中国距离反攻的程度还相差很远，尚难举行战略反攻，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继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蓄壮大自己的力量，进一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才能造成反攻的必要条件。这个重要的第二阶段，即为相持阶段。

　　相持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独创的以弱胜强的战略理论，它是持久战理论的精髓。

　　毛泽东指出，在相持阶段中，敌企图保守占领地，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到顽强的游击战争。此阶段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的1/3左右的区域，2/3左右仍然是中国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这个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

　　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相持阶段全民努力的程度。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从而演出最精彩的反攻的结幕。

　　第三个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运动战仍是主要作战形式。此时，主要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和本阶段继续生长着的力量，同时，还须依靠国际援助的增长和日本困难的增长。由于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战略反攻在前期将不是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战略反攻将逐渐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所谓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过程。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战略反攻力量依靠的基点，反攻作战的特色，以及反攻应有的彻底性。

　　毛泽东提出进行持久战的具体方针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这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运用于军事学，创造出的军事辩证法的范例。

　　他说，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对于内线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他认为战略上的内线持久的防御战，决不能靠战役战斗上的内线持久防御战来实现，相反地必须发挥地广和兵多的长处，采用主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路对敌一路，从战场的外线进行突然包围攻击，歼灭其大部或一部，迅速解决战斗，一战胜之，再及其余。使敌之战略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战斗的作战上，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敌之战略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战斗的败仗和消耗，不得不改为持久战。毛泽东还辩证地论述了歼灭战与消耗战的关系。要改变敌我力量总对比，就要在战略上消耗敌人。要减杀敌军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就要靠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所造成的歼灭战。战役战斗的内线防御战对敌人的消耗，只能起辅助作用。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战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毛泽东所设计的中国全面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最光辉和特殊的方面，是表现为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整个抗日战争处于战略内线的地位，但主力军在内线，游击战争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敌后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夹击敌人的战线。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战略外线作战的军队，则广泛向敌后方大步前进。这样就形成了有后方作战和无后方作战，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的复杂形态。“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毛泽东对持久战总的趋势和结局的论断是，中国进行的这种持久战，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中国人民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战争中去，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那末，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它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存在，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等问题也发生了，这就要求把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人类历史上有不少游击战争，但人们往往把它作为辅助正规战的一种作战形式，认为它只起战役战术的配合作用。毛泽东根据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把抗日游击战争放在战略地位来考察，这是对军事理论的重大发展。他要求广大的游击战争，逐步向运动战发展，以担负起决定战争命运的重担。

　　他强调建立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一了依托。根据地是关系游击战争生存和发展的生死攸关问题，没有根据地就得不到群众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就失去了进退的依托，在敌人反复残酷的进攻下，就不能长期坚侍和发展。毛泽东指出，首先应在山地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长期坚持的重要堡垒，然后向平原和河湖港汉地带发展，建立临时根据地，并逐渐发展为巩固的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及其成功的实践，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我占区，打破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计划，发展壮大人民武装，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都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实际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纲领。它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理论，它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广大群众，对中国人民坚定抗日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具有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

　　毛泽东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使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不得不佩服。程思远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依据，详细地制定了怎样对一个起初较强大的侵略者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的理论。蒋介石在他早期的抗战演说中借用了毛泽东的很多提法。”[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中译本，1987年版，弟101页。]

　　傅作义将军读了《论持久战》后，感到抗战中的重大问题，都在这本书里找到了明确的答案，他让军官们阅读并指示在该部军政干部学校研究学习。[蒋曙晨：《傅作义传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卫立煌将军在《论持久战》发表后，即让秘书陪他阅读，该书不但使他对八路军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的意义有所了解，而且认识到抗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这对他的“速胜论”和“唯武器沦”观点也有所触及。[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页。]

　　《论持久战》由杨刚译成英文于1939年出版后，它的影响迅速在国内外扩大。日本研究战略理论的伊藤宪一，把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归纳为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理论。[〔日〕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94页。]

　　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校山畸重三郎，在日本军事杂志著文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在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中，游击战是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广泛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总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它把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日〕《丸》1965年12月号。]

　　国民党由于在西安事变前，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对抗日仍存在着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因此，难以对抗日战争实行正确的指导，而且实际上已使抗战受到不少失败和损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抓住中日民族的主要矛盾，精辟分析了中日两国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点，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指导了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战的胜利进行，实际担负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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