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未来趋向会有利于毛的话，那么，在1934年末那些个晦暗的日子里，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洞察到这一点。

　　实际上，毛在党内的对手们在远航的一开始就风向不利(尽管博古和奥托·布劳恩在长征开始时仍处在重要的领导地位)。但是，相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共产党人的自命不凡实在有点象是犀牛背上的几只虻蝇。

　　中共党外的很多人(当然党内也有一些)认为，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和江西根据地被夷平以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气数已尽。长征开始后最初艰难困苦的几个月丝毫没有改变这一前景。对毛来说，突然离开自己曾是头面领导人物的机构是令人心碎的。而且，那些留下来的人中——原则上说，他们的任务是扰乱国民党，但是实际上他们危在旦夕，与其说他们是28个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不如勉强地说他们是毛的支持者。
　　毛的弟弟泽覃是他的同情者之一，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象是毛的影子，在1932年间，毛的失势使泽覃也受到指责。在1934年毛实际上被软禁的那段日子里，他仍然与毛站在一起。
　　没过五个月，泽覃就被逮捕并被处死(另外一位被处死的是倒霉的前领导者瞿秋白，他主要因为身患结核病而留在江西)。
　　毛还留下了他与贺子珍所生的两个孩子。因为当时红军规定，只有那些能够行军的孩子才能随军撤退。毛把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放在～家不知姓名的农民家庭照料，他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中，有三十五位参加并走完了长征，贺子珍是其中之一。长征开始时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显然是在毛遭到软禁的时候怀上的。艰难的跋涉对子珍的身体是残酷的，实际上还损及了她的婚姻关系。
　　长征结束以后曾访问过共产党人的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问毛当时是否发觉自己是少数派而且不能占上风，①毛回答说：“是的，我曾是少数派。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等待。”1935年，他的机会来了。

　　长征在进行的过程中按其必然性呈现出自身的形态。在它胜利结束之前，甚至没有一个人称之为“长征”。开始时，只不过是艰苦的大退却**。后来，毛告诉罗伯特·佩恩：“我们的目的，是摆脱围剿并与其他苏区会合，除此以外，我们还深切希望自己能够处在抗日的位置上。”

　　1949年以后，曾多方努力寻找他们的下落。有些中国人认为周恩来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使他们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这两位后代——现在应该40多岁了——一直没有露面。

　　1936年春，埃德加·斯诺发现他们仍用“二万五千里行军”一词称呼这次史诗般的大撤退。②

　　在长征的每一阶段，主要问题都是摆脱国民党的围剿并生存

　　下来。长征者每天必须做的都是四个紧紧相连的任务：摆脱在江西时三面被围的绝境；与远在西边的其他一个或更多的苏维埃政权接上联系；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重建江西那样的根据地，并在这一新的根据地代表全中国抗日。

　　共产党的领导人只是对于前面第一个任务不存在什么分歧。实际上，确实党内的分裂具有很大的腐蚀性，以致于长征还应有第五个任务——虽不直接明了，但却至关重要——就是成立党的新领导机构。长征使成熟的共产党人有别稚童般的布尔什维克。
　　毛的第一方面军有三万名官兵，占长征参加者的四分之一。他们打的第一次大仗是在湘江边上，这是毛少年时代梦中的河。这次战役使党内的政治斗争几近明朗化。

　　蒋介石准确地判断出红军会向西北方向逃窜。在蒋强大而有力的军事机器面前，共产党损失了五万人。在极度痛苦之中，伤员们咬住自己的衣服，抑止住自己无法控制的哀叫声。

　　国民党消灭了将近半数的红军。面对如此巨大的代价，毛决定向博古和奥托·布劳恩的领导地位发起新的挑战。

　　严酷的现实是，红军不能按照原定的计划与湖南北部贺龙的苏区会合，因为蒋已部署了六倍于红军的兵力等待他们。在这种形势下，毛决定改变计划，同时向28个布尔什维克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红军应该掉头向西南进入贵州，这是敌人兵力较弱的省份，然后与四川北部的共产党军队取得联系。毛的这一观点占了上风，奥托·布劳恩向北挺进的计划告吹。
　　与此同时，在1934年12月的会议上，毛胆壮地指责导致湘江惨败的两个策略错误。博古和布劳恩定下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可以使蒋介石坐等红军的到来。

　　同时，毛抱怨共产党人没有利用佯攻这一武器，而这在行军中是应合理地加以利用的，没有注意当拙民众的情绪，也没有意识到地形的复杂。

　　毛还认为红军负载过重，军队带着政府的所有装备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骡子和驴子驮着沉重的办公用具、印刷机和档案，行动缓慢。
　　毛在这个问题上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触及到了根本的问题：中共是继续作为流动之中的临时政府(28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呢?还是有计划地外撤后，相机重返旧地，稳立根基，待时机成熟后，逐步夺取全国政权(毛的观点)?

　　一个细节可以充分地说明28个布尔什维克的作风：长征开始时，红军实际上没有～张精确的地图。博古和布劳恩坚持带上所有的办公用具和文件，但就是没有想到带上对行军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年轻的瑞士传教士被捕后，被控帮助国民党干事。但是在他答应帮助红军指挥员读一张法文的江西省地图后，减轻了对他的处罚④)。

　　28个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军事经验，而毛和朱在近十年的战争中经验丰富。博古在1932年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时还没有看到过打仗，长征开始时他也才只有26岁。布劳恩——尽管他是共产国际派给中共的军事顾问——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或参加过一场战役。而且，布劳恩根本不会汉语。

　　大约54％的长征者都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和他们相比，42岁的毛是年龄较大的。只有4％的人年龄在40岁以上，甚至还有11～12岁的少年充当司号兵、勤务员、送水员、通讯员，或只是作为福神。傅连璋医生宣称，根据他的判断，在这些天真朴实、血气方刚、出身于农民的长征者中，90％的人没有过性生活。

　　最初的失败应归咎28个布尔什维克，而毛不应为此而受责。事实上，毛在党内的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赢得领导权，但是在湘江战役以后的几周时间里，他的威信在稳定地提高。

　　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制定政策。文件烧毁了，办公用具被扔进深山峡谷；多余的枪支弹药送给当地可信赖的农民；简装轻兵，昼伏夜行，这样部队的行踪就不会轻易暴露。

　　用能打动人心的标语口号，向部队解释每一次即将到来的行动，很多村庄都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神圣使命，并招募新兵，具有文艺天才的战士还给群众唱歌跳舞。这一切都是毛的主意。

　　有一次，一个连队被置于一个很显眼的山头上，故意分散地暴露自己，看上去好象有很多人在那里。国民党军队真的就把这些忙碌的士兵当成了红军主力，被红军窃听的国民党电台发布的胜利消息说：“红军主力已陷入重围。”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大部队在背后向国民党军队发起了进攻。

　　这种典型的毛主义的声东击西战术干得非常漂亮。一位将军回忆说：“整个战役，就象猴子在狭窄的胡同里耍弄一头牛。”⑤

　　这种战术使得红军能够渡过220米宽的水流湍急、恶浪滔天、两岸尽是陡峭岩石的乌江。蒋介石好象已经觉察出他真正的敌手正在向上游挺进，便飞到贵阳亲自安排二十万特别部队，想拦截、阻止他们通过贵州到达富庶的四川。毛蒋争雄的态势开始形成。

　　红军占领了富饶的古城遵义。用计之妙使朱毛开始享有魔术师的声誉(红军必须使用这种办法，因为拼凑起来的国民党军队与红军的力量之比是100：1)。

　　红军首先占领了遵义以东十英里处的一个村庄，抓获了一批俘虏，这些人对这次谋略的实施有关键作用。红军审讯者轮番劝诱威逼这些俘虏，给他们银元，耐心诚恳地给他们讲“苏维埃道路”的优越性(具有当时特征的中国社会主义)。

　　共产党人用这种方法很快就获得了遵义驻军的全部情报，也搞到了他们的制服。他们接下来的一幕与其说属于中国战争史例不如说属于中国戏剧史。

　　当夜，红军伪装成作战归来的国民党军队，他们穿着国民党军服，吵吵嚷嚷地向遵义靠近，讲着当地的土话，甚至肆无忌惮地吹起军号通报他们的到来。

　　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和城堡上的守军讲着当地的土话，被当作是自家人。他们还解释说，连长在和红军的战斗中被打死了。守军还没来得及怀疑，他们已进入城里，手中举着刺刀高喊：“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当天晚上，毛睡在当地一个小军阀的一间雅致的楼上卧室里，第二天上午很迟才起床。

　　这十二天，毛在遍是园林宫殿的优美城市里，睡着柔软的床，得到了很好的休息。贵州的大部分地方都被红军从军阀手中“解放”(这是个新术语)了出来，红军现在已作好了进川的准备。

　　在遵义，毛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他得到很好休息的军阀宅院，毛不失时机地召开了会议。会上，他扭转了由28个布尔什维克当权所带来的局面，并赋予长征以新的意义。

　　毛并不操控那归属于他的强大集团，也不属于业已存在的两派；28个布尔什维克和黄埔军校派(周恩来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个)。

　　毛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领袖，因为他与朱德一起在江西的反“围剿”战役中有过辉煌的战绩。但是，他的行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28个布尔什维克明显地失败了。共产党的一些关键人物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随时都会收回对毛的疑虑。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起了关键作用。在毛和朱德发言后，及博古大喊大叫地为自己辫护后，周作了极为重要的发言。他转向毛这边，对毛作了这样的评价：“他一直都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听从他⑥。”他还让出了自己在军事委员会的职位并敦促让毛接替。

　　周发言后，28个布尔什维克再也没有获得主动权。而且自遵义会议后，周再也没有对毛的领导地位或思想提出过根本性的挑战。

　　毛重新获得的权力主要在军事方面。至少在整个长征期间，枪杆子居一切权力之首。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并从此入主政治局*。这使他比红军在井冈山或江西时的任何一位将领都拥有更高的权威。朱德仍是红军的总司令，而且继续支持毛——

　　*毛没有成为党的总书记。28个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张闻天——对博古和布劳恩持批评态度——接过了这个职务。毛的职务是军委主席，在这方面他成功地取代了周恩来和布劳恩(校注：毛只是在遵义会议之后进入全权指挥军事的新成立的三人军事小组)。
　　1935年，中共还没有设后来是党的最高职务的主席一职，但是，总书记也不象以前那样是最高职位。遵义会议后，党的不明确的领导机构在北京公布的官方史料中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只是简单地说毛从此获得了“领导地位”。

　　毛在遵义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策略，这些策略可以说是他的杰出军事思想的总结。

　　·敌强我弱，红军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不打无把握之仗，大踏步进退，以捕捉战机。

　　·诱敌深入，避免打阵地战。

　　·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对犯错误者应予以教

　　育，而不能秘密处罚，应让每一位战士都知道下一步行动的

　　目的及危险所在。

　　在该城一座天主教堂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毛解释了这些方略，同时提出了未来几个月的口号：“北上抗日。”

　　遵义的十二天改变了长征面貌，给这次惨败的军事撤退赋予了新的政治使命：为着民族和革命的双重目的。

　　很明显，中国革命已经从莫斯科的影子中摆脱出来。斯大林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做，而不再顾及四处流窜的中共，他也根本不相信这批农民军队就能完成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不再由一个令人敬畏的苏联人来领导。这决非偶然，正是在与莫斯科接触十分困难，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联系几归消失的时刻，权力移交到了毛的手中。
　　毛依然景仰十月革命。三十年以后——当他有充足的理由不再讲苏联的好话时——他告诉安德烈·马尔罗，当时向西北去的一个原因是“以能与苏联接上联系”。⑦但是在毛看来，中国革命的重心还是应该在中国的农村。
　　另外在党和军队内部，毛在组织方法上也逐步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抵制。这也特别表明他对人的改造所抱的信念和他那灵活、植根于本土以及精神高于物质的军事策略是正确的。
　　毛的最终目的是要到达陕北，并从那里开始抗日。同时，他还想与四川北部张国焘的军队会合，在这个神话般的省份建立苏维埃政权。

　　遵义休整后，长征重新开始时，毛看上去整洁潇洒。警卫员发现，毛穿上了一套特制的合体的灰军装。

　　毛有一匹马，但只是在十分疲劳时才骑上去。有两次他染了疟疾，病得很厉害，以至连马也不能骑，不得不躺在担架上由两名战士抬着行军。

　　在他私人的小包袱里总装着雨伞和书。里面的东西不断地更换，《水浒传》却是一直带在他身边。没有材料表明，毛在长征时带了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
　　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但有时他也破惯例在自己的吊床上睡到正午。他一直把身边的几位年轻人当作是自己的助手，这些年轻人包括秘书、卫生员和兼作勤务的警卫员。

　　一位年仅二十岁的警卫员陈昌奉，慢慢地才知道毛的严格要求和喜欢独处的生活方式。队伍一停下来过夜，毛马上就要开水，如果情况紧急，他会整夜不眠地工作。每一次停下来，陈就要赶快为毛布置好工作的地方——一个小岩洞或一块干净的石头。⑧
　　有时毛也能稍稍享受一下，他的工作人员十分乐意把他安排去某家有院子，床上铺有稻草，有可以置放文具和电话的书桌的地主家里休息或者工作一两个晚上。

　　如若能找到香烟，毛即使在最晦气的日子也能够振作起来。有些资料说，在部队即将开始作战时，他的士兵甚至用鸦片与对方换取香烟。在没有烟草的时候，也就显示出了毛的灵活机智，他把各种各样的带有刺激性的树叶当作烟草的替代品。奥托·布劳恩也有这一嗜好，寻找上好的烟草或许是这位爱大惊小怪的德国人和这位稳重沉着的中国人共有的一种热情，有时他们共同进行一些冒险的试验。
　　夕阳的最后一抹晚霞染红了天空，毛身上灰色的军装也变成了枯黄色。明月下，错杂的乱石顿时犹如正在打斗的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部队燃起松枝火把照亮前进的路，悬崖峭壁张着血盆大口好象是在寻找机会企图吞噬这支幽灵般的队伍。

　　每当这种时候，毛就会写下几首诗词。他感到自己“离天三尺三”；他看鹅毛大雪犹如“飞起玉龙三百万”；湍急的河流在他笔下可使“人或为鱼鳖“；层层群山在他看来是“原驰蜡象”。

　　毛在长征的路上真正地发现了自己。尽管生活艰苦，有他不熟悉的地理上的挑战，有死亡的威胁，有党内的派系斗争，还有几次红军几乎全军覆灭。但是，十个月六千英里的长途跋涉充分显示了毛那寻常难以发挥的天才。

　　反常的是，毛并没有受个人生活的牵制，而是开始了一个超群出众、鸿才大展的时期。他独身单处却总是想着集体的使命。虽然说贺子珍也参加了长征，但是在十个月的时间里，她可能一直都没有和毛在一起。当时为毛服务的几个亲近的人撰写的回忆录中甚至没有提到她。毛与他生存下来的弟弟泽民的关系也不密切，泽民当时负责照顾财经、档案和物质供应工作。

　　另一方面，长征时期可能是毛诗词写作最多的时期。二十年后他有些留恋地说：“在马背上，人有的是时间，可以找到字和韵节，可以思索。”⑨诗词把大自然和历史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最终成了毛这位革命家和东方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成功的秘诀。

　　他把崇山峻岭看作战斗序列的一部分：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

　　万马战犹酣。

　　山，

　　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

　　赖以拄其间。⑩

　　毛似乎在土地中找到了革命的证据。横贯十一个省的长征的广泛阅历，可取代莫斯科的新权威，毛努力使这种新权威面对中国现实。

　　长征结束时，毛甚而面对群山又发灵感，将它视作超出中国自身革命之外的世界和平的象征；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毛又是一位探险家，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在他的国家的广袤的土地上，他看到了约二十多年前从书上得知的庙宇山峦。他曾经离开华南，去过北京，然而在那里他并没有感受到自由的气息。现在，他自主旅行、无拘无束，他把壮丽的山河视作生身之地，视作冶炼自己新的革命方式的熔炉。

　　1935年的毛，最真实的形象应是：一位视野开阔的诗人；一位带着农民的精明和将军的眼光悉心研究地图的战略家；一位远离家人、朋辈，以哲人度量同其热切诚恳的警卫员交谈，或抽出片刻教给秘书几个生字的领袖。
　　他的大多数重大时刻存之于孤寂独处中，然而他又象高山一样引人注目。在他作为中国的摩西的岁月里，他与大地谈心，与高山交流，而不需要妻子、朋友或参谋这样的媒介关系。
　　四川是一个更硬的坚果，比毛预料的还难敲碎。蒋介石在现场手忙脚乱地亲自指挥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他拍电报给他的官员们说：“此役命系党国，务将红军困在江南。”一部分地方军阀也振作起来，投身到非同寻常的防守大战中，准备对付红军。
　　张国焘放弃了在四川北部的苏维埃根据地，领着红军悲观消极地向荒无人烟的西藏地区逃窜。这意味着，毛在北渡长江时将不可能得到张的精锐的第四方面军的帮助，这使蒋能够把毛的运动着的部队围困在令人生畏的江河横贯之地。

　　在入川的使人精疲力尽的艰难行军中，红军抵达茅台镇。这里是闻名于世的中国烈酒之乡。共产党人发觉自己已置身于酿酒作坊之中，排列的一百只大缸，每一只都盛有二十担酿制的酒。
　　年轻的红军战士从未享用过这种东西(或其他任何一种)，有些人认为缸中盛的是洗澡水，他们把自己疼痛的脚浸泡其中!奥托·布劳恩经验较多，脸上马上露出愉快的笑容。有些红军战士面对如此之多的酒有些不知所措。当共产党军队离开时，一滴“洗脚水”也没有剩下。
　　只是因为有了毛英明的声东击西战术，红军才冲破了蒋的封锁。现在看来，最佳方案是到云南兜个圈子。毛假装要攻打贵州省会。因为蒋的军队正在那里高枕无忧，等待着最后的胜利。毛对待发牵制敌人的部队说：“只要将滇敌调出，就是胜利。”

　　1935年4月，毛带着他的部队进入云南。

　　云南这地方与越南为邻，毛在这里遇到了春天的炽热。稻田里的禾苗郁郁葱葱，圆坦的山峦之间是鲜艳的野花和纷飞的蝴蝶。但是他必须忍受炎热的气浪。蒋象一只追着花朵不放的蜜蜂，已经到达昆明，带着由他亲自指挥的10万精锐部队。

　　毛对昆明又发起佯攻。这使他得以渡过长江。——长江的这一段称为金沙江，它把云南和四川分隔开。金沙江穿过的这一带山势坡度递降，比率每英里为18英尺，故湍急的江水穿山越石，倾泻而下。蒋确信他已把红军困在荒凉的江岸，便命令烧掉靠近红军路线的所有渡船。
　　但是，毛的足智多谋弥补了人力和武器上的不足。在林彪率领部队佯攻昆明，另外一支部队在蒋的眼皮底下吃力地架着竹桥时，毛迅速派遣一营兵力向西到达另一个渡口。由于伪装示形于敌，使得共产党的军队可大胆着手抢渡金沙江。这些比毛读而不厌的古典小说中的农民起义故事毫不逊色。

　　装扮成警察、国民党侦察兵和征税人的先遣队，乘坐一只木船闯过湍急的江水，摸进守军的院子里，发现他们正在打麻将，枪支都倚在墙上，便马上全部缴了他们的械。蒋介石狡诈多谋却不够灵活，他没有想到这里的渡船也应该烧掉。在其后九天的时间里，六只大渡船把红军接过金沙江，进入四川。
　　红军进入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这蛮荒之地，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极端野蛮愚昧。对于他们，毛得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他坚持让他的部队以礼对待当地的部落民，即使对强取豪夺的儸儸们(彝族的一个部落)*也是如此，红军拿每一只鸡或每一两粮食都付给银元。这是因为毛一直认为少数民族同胞在旧中国受尽欺虐，他们在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应成为平等的一员。

　　但是，毛也挑起部落之间的纷争以便从中渔利。他使用的手段使人想起他在井冈山时对待土匪的方法，同时也预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代外交政策中的均势策略。

　　毛发现儸儸人分为“白儸儸"和“黑儸儸”。二者的相互仇视不亚于红军与国民党的相互仇视，这使他偏向黑儸儸一边。他对他们说，并不是所有的汉人都是坏人，就象并不是所有的儸儸都是坏的一样。他建议，黑儸儸应和红军站在一起，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白”汉人(蒋介石)。

　　不久，毛的一位将军与当地的一位首领歃血结盟为兄弟，叩头拜见儸儸的女王**，并保证给她二百支枪和一千块银元，让她仁慈地允许红军通过她的领地——

　　*毛的一位同事(长征中失去双腿)后来对埃德加·斯诺夫人说：“这些儸儸们是最好的没收者，发现有人比我们更擅长于此道，我们并不觉得愉快。”⑨

　　**刘伯承将军与之歃血结盟的彝人首领小叶丹，是男性。——校注

　　如果说这就是毛主义的话，至少是奏效的，不管28个布尔什维克对此作何感想。结果，几百名儸儸参加了红军，并到达中国的大西北。

　　红军长征渡过的最后一条主要河流或许是整个军事经历中最可怕的河流。蒋决心把共产党人堵在大渡河以西，这样他们就会消失在西藏东部的雪山里。据说，《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和太平天国领袖石达开(1831——1863)都丧生于这条河边。毛对此知道得很清楚，这也是他所仰慕的两次起义中的故事。

　　蒋介石飞抵重庆，再次坐镇指挥以根除共产党。他也知晓这两次著名起义，不过非常藐视它们。他的飞机向红军撒下传单说毛正在走“石达开的路”(这位太平天国的领袖失败后被处死碎尸)。

　　大渡河水凶猛异常，无法泅渡，即使渡船也难免有倾覆的危险，唯一的一座桥被国民党守军牢牢地把守着。

　　泸定桥象杂技演员走的钢丝一样悬在半空中。它由十三根铁链组成，比湍急的水面高出二百英尺，两端分别固定在峭壁之上，巨大的铁链上由一块接一块的木板铺成桥面。

　　作为_种欢迎方式，国民党守军把位于红军一方的半数木板全部拆走，只留下稀疏的几块连住铁链。毛认为，正是因为延误时机曾使过去的起义军在此覆灭。为了争取时间，红军战士在二十四小时内奇迹般地走完了最后的八十英里路程，到达泸定桥。

　　先遣队员象猴子一样从一根链子跳上另一根链子，以完成殊死的任务。他们用带子把手榴弹和毛瑟枪捆在背后，逐步靠近，踏上有木板的另半截铁桥，向敌人的桥头堡接近并展开冲击。很多人中弹掉入激流之中，第一批的二十二个人只有五人到达了可以朝敌军投掷手榴弹的地方。

　　在那天下午的大渡河上，精神战胜了一切。其他人尾随这五个人，集中火力强攻。国民党守军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开始抽掉木板，然而又太慢，于是就浇上煤油烧木板。

　　但是毛的战士象被一种强大的吸引力拉着似地勇往直前。越来越多的战士跟了上来——枪声变稀——他们发出令人胆寒的叫喊穿过着火的木板。似乎是被红军疯狂的英雄主义吓破了胆，敌军不战便脱阵仓惶溃逃。大约有100名国民党兵就地参加了红军。

　　自愿报名参加抢渡大渡河的所有先遣队员的年龄均在25岁以下。

　　下一步就是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少数民族部落居民使这种会合更加困难。以后发生的斗争使毛不得不承认，蒋介石并不是唯一的难题。

　　大雪山的气候条件和海拔高度变化异常，半下午天色就暗了下来。没有大米，食用青稞，使人肠胃不适，暴风雪接连不断，土豆般大的冰雹从天而降。在海拔一万六千英尺的高山下，成百上千衣衫单薄的战士，特别是气血不旺的南方人，被严寒摧垮了身体，一些人永远地躺在了四川的雪谷之中。

　　更麻烦的是蕃族部落居民凶暴残忍地从山上滚下巨石，以此表达他们对红军入侵的不满。

　　毛努力用吟诵诗词和讲故事使战士们振作起来，他用辣椒和生姜熬成热汤给这些冻僵了的战士们暖和身子。艰苦的生活，可能还有将与张国焘的会合而引起的焦虑，使毛感到软弱无力，他又一次患了疟疾。

　　毛的健康观是，精神有极重要的作用。毛与参加长征的两名医生——傅连璋、姬鹏飞(姬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长)谈到了由于心理原因而引起身体疾病的问题。他相信，有时人们不需服任何药物单靠极大的希望也能生存下去。

　　毛把生病归罪于生理状况以外的因素，这是受自身经验的启发，因为毛的每次生病总是与他事业上的受挫巧合。

　　的确如此，1923年在上海(他因为亲国民党的态度而受到批评)；一年以后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失去了在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在1925年冬和1926年隐退到韶山的日子里(因为农民在革命中的角色问题，他的人事关系很紧张)；1929年末(来自李立三的压力)以及在1934年夏天(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冲突使他实际上被软禁了起来)，他都患病。

　　现在，当他郁闷地想到与张国焘的会合时，焦虑再一次成为生病的前兆*——

　　*1938年在延安，毛对梁漱溟承认，他不时地为神经衰弱所困扰。

　　一天，一块不象是部落蕃人凶狠地投来的石头滚到一名红军战士脚下。石头上系着一张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我们是红四方面军，在伊涅河40里的上游处，有一座用绳子结成的吊桥，你们可以从那里通过。”战士们欢欣鼓舞。

　　毛则不然。因为他正面临着一个人的挑战，这个人自认为他应是共产党的领袖，尽管他没有参加遵义会议。

　　毛已有八年没有与张见面了，不过并不是躲避他。两人都不象28个布尔什维克，尽管张也去过莫斯科但并不了解苏联。他们二人都比28个布尔什维克有经验，他们的相互不信任也早于28个布尔什维克。

　　1918年第一次见面时，他们的风格和背景明显地相距甚远。地主的儿子张是北京大学的注册学生，而毛则是一个无着落的旁听生。在毛置身于农村运动之后很久，张才开始参加城市的劳工运动。

　　长征又带来了新的分歧，张认为毛是在滑向“游击主义”。他批评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的想法是痴心妄想，并认为遵义会议是“独断专横刀的，所以遵义会议的决定应该修正。

　　毛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认为张怀疑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思想。他判定，由于张“逃离”根据地，两度使毛朱的部队失望。在他的眼中，张的第四方面军没有丝毫的共产党人精神，却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在远在川西的某地一条路边，红军战士搭起了讲台，树起了旗帜和标语。毛站在大雨中等待着张的到来。一会儿一支有三十名随行人员的马队飞驰而来。

　　毛张紧张关系的本质根源在这些漂亮的马身上就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张的军队(五万人)比毛朱的军队人数(四万五千人)多。*张的部队衣着整齐，装备精良，和整个长征的生活比起来，他们的隐蔽式生活好象是在度假——

　　原文有误。当时一方面军不足二万人；四方面军有七、八万战斗部队，另有几万名非战斗人员。——译注
　　当张走近前来的时候，毛突然对身边的一个人大笑着说：“不要羡慕那些马。”他可能回忆起自己的部下没少吃不时作为补给的马肉。

　　张对这次会面作了不同的描述：“我一看见他们，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

　　一位亲毛的军官回忆说：“张国焘在他的三十名随从的陪伴下骑马而来，就象演员登台演出一样。朱德和毛跑上前去迎接他，他却在原地等着，甚至没有往前走半步。”

　　情形就是这样。可以肯定地说，毛和张彼此对对方和对方的部队都存疑虑。

　　当天晚上，毛、张和其他主要人物一起共餐。张以一个失宠者的留心注意到饭桌上没有进行任何严肃的谈话，他回忆说。“他们甚至没有兴趣听我介绍四方面军的情况。”

　　足智多谋的毛以很少的交谈使笨拙的张感到烦躁不安。他自已是一个喜欢吃辣椒的人，因此吹嘘说，喜欢吃辣椒与成为一名革命者是有联系的。张可能并不喜欢吃辣椒，他的回忆录中有一个产生分歧时无趣的镜头：“毛遭到了博古的反驳……他不喜欢吃辣椒。”
　　如果说这是长征中的最低点的话，却有其原因。两支部队企图融合在一起，各有自己的特点、经历和目的。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出现了问题：性格的冲突、惯常的骄纵、穷苦士兵对未来的美梦。

　　毛和张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统率军队，而且谁也不想失去对自己军队的控制权。

　　为了未来，毛希望继续北上以便抗日；张则更愿意呆在西部积蓄力量，因为他对这里已较熟悉了。

　　8月份，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了重要会议。这一地区的居：民主要是藏族，毛住在一家藏民的家里。这是一栋两层的木制房子，一层喂养牲畜，二层住人。政治局会议在一个喇嘛寺里举行。

　　毛显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张统率着红军中最精良的部队，因此达成了妥协，两支部队分别向北迸发。

　　但是，在执行这一决议时出了问题。毛张关系的恶化使张找到了借口——地形恶劣——不再向北而是掉头向西。毛则率领部队从四川西部骤然向北，好象是害怕张的部队会从后面向他的人发起突然袭击。不管怎么说，象他一生中许多关键的时刻一样，在毛儿盖发生的事使毛处于生涯中最危急紧要的关头。他终究不能与张国焘抗衡。

　　令人费解的是，朱德这时是随张一起向西而没有和毛一起向北，由此也可以看出分裂的严重性。毛在这种转折关头一定产生过动摇，他后来说朱德是在枪口的威逼下才这样做的。张则坚持说朱德和他在一起是他自己的意愿，因为他不满毛以军事天才自负。

　　真理在两者之间。

　　朱当时的动机是复杂的，在以后的岁月中，他拒绝谈及此事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原因之一可能是他认为自己是四川人，希望留在他自己的天地里。另外，也可能是对毛的专横的工作方法的一种报复。

　　但是，朱真正关，心的或许是分裂本身。他可能是分兵北上这一妥协政策的制造者，．他之所以决定随张国焘向西，作为一种策略，可以防止第一和第四方面军的火并。

　　总之，一年以后，朱德与张国焘一起到了毛所在的延安，从此对张很少作什么评论。

　　除非这一出戏是毛故意安排的，但是又不象。毛在从毛儿盖继续北上的艰难跋涉中，身心一定都遭受折磨。

　　在甘肃过大草地是长征中最恐怖的日子。泥潭、饥饿、当地居民(回族)的敌视骄横和对毛的一系列政策的不明了，使毛丧失了上千名战士。回族女首领对汉人深怀敌意，她威胁说，任何给红军提供帮助的人都将被开水活活地烫死。*

　　红军不得不为求得食物而第一次杀人(不然，他们只能吃松果、蘑菇和青草)。毛后来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一天我们一定要偿还当时不得不从藏民那里拿走的给养。”◎没有材料证明他们这样做了。
　　毛奇怪的谈论或许是尖刻的嘲讽，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西藏的一些措施做法，或许应该与1935年藏民对毛的做法经历有关。
　　长征一拐就要结束了。毛的部队在越过六盘山之后到达陕西，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小部队已经在那里，徐海东欢迎这批穿着破衣烂衫的幸存者。**走向前去平静地问道：“你是海东同志吗?”他果然就是。长征的恐怖和壮烈就此结束——

　　*此段失实。——校注

　　**这支队伍从三十年代早期开创的江西苏区出发到达陕西，与陕西革命力量汇合。陕西革命力量是在十六名陕西青年领导下，由二十年代的农民运动发展而来的。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曾教过这十六位青年。

　　在时而酷热时而严寒的恶劣气候条件下，毛跨越了二十四条河，翻过了十八座山。等他到达西北黄土高原时，术他的一年之前离开江西的士兵只剩下了10％。
　　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毛只说了句：“谢谢你不辞劳苦地来接我们。”那天晚上，他平生第一次睡在黄土窑洞里。

　　长征将毛“造就”为一个把思想和行动结合在一起的人，将他推至于中国最有希望的政治领袖的地位边缘。而且给他提供了一支钢铁般的队伍，他们一直和他站在一起，直到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的确，长征曾是一场大退却，⑤而且直到1935年底，共产党的命运还是前途未卜。然而，长征具有深远的影响，红军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美国东西跨度的两倍。毛之于中国犹如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把一个由不同成份组成的群体加以锻造，使之变成一种对自己事业深信不疑的强有力的运动。

　　长征还有宣传的功绩。一年时间经过了有两亿人口的居住区，战士们不停地宣传他们的事业。毛坚持认为，一夜的休息不可能干别的，但至少有时间教农民写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

　　长征者都象是预言家，每一英勇的创新举动似乎都证明了明天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到来。

　　一切崭新的社会制度都是起源于理想——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也不例外——共产主义中国就诞生于长征的汗水、鲜血和冰雪之中，它激发了战士们对新社会的渴望，也培养了他们的使命感。毛泽东曾是他那个时代的摩西。

　　没有年轻战士的勇敢顽强，长征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些理想主义者只有这一条路可走。运气也是一个因素，贵州和云南的军阀如果来真格儿的，会把红军一举粉碎。第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毛的魄力和手腕。

　　*黄土高原是中国若干世纪水土流失形成的贫瘠黄土地，有的地方现已形成戈壁沙漠。——校注

　　毛在领导长征时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天才。在他看来，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领导中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一事业使“毛主义”的所有成份结合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正是因为这个整体，提出了西北才是目的地，提出了江西惨败后共产党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它把共产党从宗派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千百万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中国人民眼中，他们成了爱国者。

　　毛占据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职位不是单纯凭借他的组织才能，不是莫斯科的恩赐，也不是因为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他的崛起是因为他有持之以恒的目标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因为他把一些简单的心理和社会真理付诸行动。

　　思想观的程式化是以后的事情，是毛有时间对之作深入思考的结果。

　　现在，毛已将中国共产党扎根于自己的国土，他对中国的了解比对任何别的事物都更充分，这使他能够做28个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做到的事：使中国革命真正地成为中国革命。

　　在离陕西还有几天路程的六盘山上，毛写了一首展望未来的词：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苍龙”是七合星以里东星座的名称，在毛的词中系指日本。*抵抗日本人的侵略确实是以后十年压倒一切的任务，长征的结束只是这一任务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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