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讲话，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会议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迫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自1961年起，毛泽东带着满腹狐疑开始让步退却了。刘少奇、邓小平二人强调政治秩序和经济效益符合时代趋势。刘、邓并没有同毛泽东正面冲突，只是沿着自己注重实际的道路加快了步伐，并且自然而然地扩大了权力。毛泽东对他们没有作出什么决定性的阻止。
　　身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在1961年至1966年期间仅召集过一次中央委员会!在政治局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现象，人们对毛泽东总是敬而远之。他很少接见外国人，也不再深人群众。
　　对于国内大部分地区有一种对北京的不满情绪，毛泽东闻出了其中酸溜溜的气味。在1962年的一次会议上，他曾直截了当地讲述他听到的一个故事:一个刻薄的广东人说，“当火车向南开时.它的隆隆声似乎在说:‘前途光明，前途光明，前途光明。’但向北开时(去北京)，它似乎在说:‘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没有希望。，”
　　从后来批判邓小平的材料中不难看出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邓小平在60年代初“见到毛主席时以平等身份自居，不拘礼节”。新闻宣传对毛泽东的崇拜也在消退。阅读党的刊物《红旗》杂志，读上一个小时也很难找到毛泽东的语录，甚至毛泽东的名字。

　　人民公社实际上已解体为大队，农村的黑市也开始合法化。

　　工厂中厂长负责制又复活了。偏离党的工作方法的倾向已经出现。1957年被作为毒草连根拔掉的知识分子又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权势庭院中找到了新的土壤。经济在这种氛围中稳步增长。毛泽东无法否认，当时他也的确未打算否认这一事实。

　　毛泽东并未把作为经济政策的“大跃进”视为失败，并且他仍然相信“大跃进”是社会主义的政策。基于这一理由他拒绝向许多客人承认经济失败。假如错误的源头与他相关，他就会阻塞通向真理之路。
　　毛泽东接受了退却，以作为机变的目的，这从他的巧妙的辩护中可以找到它的脚注。他亲切地说:“大家都是好同志嘛!”接着他以一位接受荒唐结局的人的口吻补充了一句话:“一个人不可能没有一点缺点。”

　　1961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上说:“肥猪只有在栏里才能养出来。”一句话，就是要整顿。建筑师不应该总是把时间用在修补上，现在该考虑怎样利用猪栏了。

　　毛泽东对那些不肯让步、甚至有些严厉的与会者说:“我们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照搬照抄不懂的东西。而这样说的人就曾试图这样做。

　　“我是个中间派。”他这样讲，可他自己对此也未必相信。

　　消除个人崇拜?可是它好比一个针眼，1956年以来中国所有的政治丝线都须从中穿过。毛泽东觉得，他自己的意志就是那一时代中国道路的具体化，他感到自己能超出常规，跨越其社会构造。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人相信规则之书，已看出在这块有着6.5亿万人口的土地上消除组织结构绝非安全之道。

　　毛泽东后来在指责刘少奇和倔强的邓小平时曾说:“他们把我当作亡人。”平时，带着诚恳的目光听毛泽东的指示，向毛泽东点头称是，对他的讲话热烈鼓掌，可就是不去贯彻他的指示。

　　他们常常“忘记”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开会时，他们总是坐得远远的，避免毛泽东那令人难料的询问或是尖刻的教训。

　　北京市一位副市长写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剧本《海瑞罢官》。

　　该剧本说的是明朝的一个忠臣因直谏而被皇帝罢官的故事。

　　北京的一位专栏作家写了一则故事，讲的是一个才能平平的运动员，在一次幻觉中竟吹嘘自己打破了奥林匹克跳远纪录。

　　这同一杆笔还写了一篇《专治健忘症》。作者勾画了一个健忘症患者—没有说出名字—他忘性极大，自己刚刚说过的话马上就忘了，因而变得喜怒无常。

　　所有这些伊索寓言一类的文章是在中国提出不同意见的典型方式，但这是够大胆的。

　　毛泽东在60年代早期讲话甚为简明，很少漫谈，似乎已意识到他已经不再长缨在手。他在组织自己的观点时，在形式和次序上几乎是任意的。

　　“我没有太多的东西要讲，”他总是这样开始。或者说，“我想讲六点……”他在讲话中罗列一些数据，似乎想证明他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做一名呆板的专家。

　　埃德加?斯诺曾于1960年访问北京，他问毛泽东对中国的长远规划是什么。“不晓得。”这就是毛泽东难尽如人意的回答。

　　“您太谨慎了。”斯诺表示不同意。

　　毛泽东坚持道:“这不是什么谨慎，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

　　毛泽东几乎无法掩饰自己在“大跃进”时期的错误。1958年，他说中国将用巧年的时间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在1962年他又改口说要用50年至100年的时间。

　　毛泽东的讲话中还有引人上钩的东西。他在1962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说，“近几年，我们很多工作不是很糟吗?这使得与会的人不知道他是做自我批评还是另有所指。

　　他在1962年的另一次会议上说:“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写于湖南的《答友人》是一首感情充沛的怀旧诗。毛泽东在诗中提及了传说中的舜帝。这个贤明的统治者死后，他的两位妃子悲痛欲绝，止不住的泪水滴在竹子上，留下斑斑泪痕。直到今日，在湖南、江西一带的竹子上还隐约可见当年的泪痕。

　　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毛泽东给他的出生地湖南涂上了一层永生的色彩。娥皇和女英身着万朵红霞裁成的百迭彩衣走向人间，洞庭湖的波涛似乎在拍打着天堂的大门。1921年，毛泽东曾和萧瑜横渡这湖水，走上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道路。他年轻时漫步过的长岛是如此地震颤，仿佛它对地球的依附已不复存在。在毗邻的生死线上，毛泽东梦想着再生。到那时会摆脱这种羁绊吗Psl

　　((咏梅》是他1961年来所赋诗词中的佳品。毛泽东说，他读了12世纪词人陆游的《咏梅》词，便和了一首，但“反其意而用之”。

　　面对正在出现的中苏之争，这首词旨在振奋军心，当然毛泽东自己也寓意于中：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卜算子?味梅》手迹。

　　陆游原词：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香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很作尘，只有香如故。

　　春天被冷峭的气氛所包围，毛泽东认为一切好的事物都是如此。梅花—中国传统中正直高洁的象征—勇敢地屹立在冰山峭崖之上。毛泽东在慨叹中国在苏联阵营中的孤立，也许还包括他自己在中国的孤立。

　　如果说陆游看到梅花时只想到令人伤感的一面，那么毛泽东却看到了梅花壮丽的归宿，尽管它孤芳自赏；因为高贵的梅花已抛弃了私欲(“俏也不争春”)，有着崇高的思想境界。确实，最后一行的“笑”预示它的永生。

　　和陆游词描绘的那样，梅花确也孤寂。然而，陆游仅仅为之伤感，而毛泽东却能体味出孤独中的欢悦。’

　　从1959年开始，佛教思想又重新回到了毛泽东的谈话和想象之中。

　　当“大跃进”开始遭受挫折时，毛泽东指出:“自己作个菩萨自己拜，我们必须打破这种偶像。”在彭元帅被罢免后写的一份“检讨”书上，他批写道:“如果他彻底转变了，就会立地成佛，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敦促干部走出城市，放下架子，到农民中去，毛泽东对他们讲“应该每年离开北京四个月，到劳动人民那里去取经”。

　　他的这种想法源于《西游记》，这部小说中的猴王就是离开宝座出外寻找佛经的。

　　毛泽东在1962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问:“和尚念经为什么要敲木鱼呢?”当时他正在重读《西游记》。原来，从印度取来的真经被黑鱼精吞掉了。敲一下，它才肯吐一字。“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黑鱼精一样。"毛泽东这是利用佛教的传说来阐述党的领导者说话时不应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

　　他开始赞赏宗教君主制。难道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不比由总统领导的南越傀儡强吗?友善的睦邻尼泊尔王国不是比议会制的印度更好吗?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的王海容是一位拘谨严肃的姑娘，她是毛泽东的侄女，毛泽民的女儿。1964年王海容来看望毛泽东。她感到不解的是，毛泽东竟主张她去读读圣经和佛经。
　　毛泽东在同彭德怀冲突之后开始谈论佛教绝非巧合。既然他对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信心，就会返回到中国传统，对宗教表现出一种新的宽容态度。他日渐发现中国所有的好经验都是有先例的，因而日渐把历史看作一连串道德故事，历史不仅只是精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的翻版，而是不断发生的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永恒斗争。
　　有一次，王海容向毛泽东偶然提到她的一个同学只顾读《红楼梦》，而不学英语语法。毛泽东听了后显得很严肃。“你读过《红楼梦》没有?”这年轻女子说她读过。毛泽东问道，“你喜欢《红楼梦》中哪个人物?”王海容说她谁也不喜欢。毛泽东继续说:“《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事实上，他推荐的小说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三大贡献之一。当王海容正忙于学习以图成为一个四海为家的现代女性时，毛泽东却在第五次通读《红楼梦》。
　　毛泽东又问她是否读过唐代诗人杜甫的《北征》，王海容的回答是标准的学生式的:“没读过，《唐诗三百首》中没有这首诗。”毛泽东站起来走到放诗册的书架前，找到那首《北征》，递给王海容，并嘱咐她要多读几遍。

　　王海容问道:“读这首诗要注意什么问题?要先打点预防针才不会受影响。”

　　毛泽东有点恼火:“你这个人尽是形而上学，为什么要打预防针?不要打，要受点影响才好，要钻进去，深人角色，然后再爬出来。”

　　60年代中期的毛泽东一眼就看出他的侄女太死板(他鼓励她在学校里要敢于反抗)，同时又太左(他要她多了解中国的过去)。

　　60年代，是毛泽东自1918年从第一师范毕业后读史最多的时期。他在历史中找到了慰藉。

　　孙子不被殡脚，能修列兵法?他向一位听众问道。韩非不囚秦，能写出他的《孤愤》?诗三百篇，不多是贤圣发愤之所作么?

　　毛泽东把他取得控制权以前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分成五个“朝代”。陈独秀等人都是失败的昏庸之主，因此自然而然地他把自己比作是成功的贤明君主。
　　毛泽东的令人惊叹的词《沁园春?雪》写于长征胜利后，新中国成立后1964年第一次在中国公开发表，毛泽东在词的最后写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似乎把对过去的羡慕和对现实的把握联系在一起。

　　见《毛泽东诗词》，北京，19760在毛泽东的意识中，自己同命运的主宰不可避免的会面已经为期不远了。毛泽东有时称这位命运的主宰为“上帝”，有时则称之为“马克思”。
　　毛泽东在1964年接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时说:“帝国主义分子前不久还叫嚣中国政府要垮台，现在不做声了，因为还没有垮。

　　但是，毛泽东在内心里却不乐观。“不过，我就要垮了，要去见马克思了，医生也不能保证我还能活多少年。”

　　几星期后，四位副总理来和毛泽东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

　　“制订计划要从实际出发。”而在1958年毛泽东不相信这一点。

　　他继续说，“我已经七十多了，但我们不能把‘在有生之年看到共产主义’作为制订计划的基础。”

　　毛泽东对一些军队干部讲:“如果原子弹投下来，只有去见马克思一条路了。不过，年纪大了，终究要死的。”毛泽东还曾伤感地说:“负担太重时，死是很好的解脱方法。

　　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共进晚餐，问毛泽东是否可以拍一部电视片来重现当晚的情景。斯诺说:“有谣言说您病得很重，如果将今晚的情景通过屏幕公之于世，不就证明那些谣言纯属夸大其词吗?"(261毛泽东苦笑了一下，好像是信心不足。事实上，他认为自己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毛泽东确实看到自己生命将尽并坦然以对。他对来访的阿尔及利亚客人说:“谁都难免一死，最起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

　　从毛泽东和阿尔及利亚客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在心中把中国的垮掉和自己的垮掉相提并论。事实上，他已很难把中国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分割开来。他已接受作为人的毛泽东将会死去这一事实，但他不能接受中国在他死后偏离毛泽东主义的道路。

　　他对几个军队的领导人说:“每个人都应该选好接班人。”

　　和邓小平相反，毛泽东的面部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越发容光焕发，他已是面如满月，少有皱纹，表情已不那么丰富，双眼更加深不可测，发型则依然如故。

　　1964-1965年间，毛泽东与客人交谈时护士不离左右。帕金森氏综合症引起的震颤、僵硬和动作不协调一直困扰着他。然而，他并不十分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毛泽东嗜烟，抽用弗吉尼亚烟草生产的“中华”牌香烟。与斯诺在一起一个晚上就抽了12支。他很少洗澡—卫士用湿毛巾为他擦身—从不刷牙。

　　他同李医生有一个君子协定:“我发烧时请你，我不发烧时不找你，你也不找我。

　　由于轻视一切专家，毛泽东把自己的医生看成是清洁女工。

　　他曾说:“医生的话我只听一半，另一半他要听我的。”

　　现在，毛泽东的多数时光不是在菊香书屋度过的，而是在近处的室内游泳池，那儿有接待室，书房，卧室，这些都为他增添了方便。

　　毛泽东还和以前差不多，在豪华的地方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他从不将茶叶泼掉或留在茶杯里，而是用手指夹着将其放进嘴里，咀嚼过后咽下去。当他在湖南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知道怎样处置这些茶叶。他不喜欢在房间里摆设鲜花或其他装饰品。他总是吃那几样辣味十足的湖南菜。无论是和江青一起吃饭，还是跟外国首脑共进晚餐，美餐之后他都要咕噜咕噜地喝汤，还会打着饱隔，且毫不在意。

　　毛泽东在60年代的工资是每月430元，只是工厂里高级技术人员工资的两倍。毛泽东不喜欢购置贵重物品，不过，他真的需要什么，党都会使其满足。因而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他在1964年说的一句牢骚话:“我需要秘书，可是又雇不起。”

　　尽管毛泽东的地位看上去已脱离了人世间的任何官职，但人们仍称他“毛主席”。这与、“周总理”和“林国防部长”的称谓含义不同。

　　确实，红色中国不知该怎样加衔于毛泽东，但它知道不能给他加上什么。毛泽东是一位将军，但党指挥枪的原则使他不喜欢俗气的军衔。他变得越来越像帝王，但又不便公然用这个词来指称他与帝王类似的身份。

　　因之，“主席”的头衔便意味着，毛泽东头顶不乏城市会议严肃性的民主桂冠，占据着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历来由上天指定凡世统治者人选的职位，恰似一位半人半神的被崇敬者不伦不类。

　　‘主席”一词的频繁使用，使刘少奇大为不满。这位一国首脑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被称作‘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你听见谁叫过‘列宁主席’?”
　　毛泽东变得迟钝起来，遇事主观。他高声地对来访者评头品足:“都很年轻嘛!”“那么高啊!”“她准有七十多岁了!”

　　毛泽东没有耐心听来访者的恭维。1964年，一位桑给巴尔的来访者对毛泽东说:“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诚挚的敬意。自踏上中国这块土地，我就向往着与您的会面，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激动之情。”

　　毛泽东盯着他，平静地问道:“你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书吗?”

　　过了一会儿，这位非洲客人变得更加客套起来:“您的著作实在是好。”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我写的东西不多。”

　　桑给巴尔客人坚持道:“不，您的著作很多。”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说了声“再见”，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毛泽东在写自己的书信时，末尾大都注有“凌晨四点”“凌晨六点”等字样，这说明他通宵达旦地伏案工作。和他的很多同事不同，毛泽东喜欢读书。就是当着来访者的面，他有时也会翻出一本诗集或一本字典，以用来说明或验证论点。

　　“解剖麻雀”，是毛泽东最乐于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中国的麻雀和外国的麻雀都是如此。”他觉得，研究细小事情有利于解决重大问题。

　　毛泽东很少谈及政策，而哲学与工作方法是他最愿涉及的主题。

　　毛泽东不太擅长或者说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话。在60年代他索性不讲了。和普通人交谈的日子已经过去，他越来越把自己陷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中。

　　在家中聚会时，他的话题更是经常涉及自身经历。他谈论自己的早年生活，谈论自己的家庭成员，这在中国领导人中不多见。他是要从自己的经验中总结榜样叫别人去效仿。
　　毛泽东告诫一位年轻的来访者，当兵半年就够了。他没有提及1911年他在长沙也只当了半年兵。他用最欣赏的哲学原则对自己作了尖锐的解剖:“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自己也可以一分为二。我是一个小学教员，(然而)我又信神。
　　谈及他的婚姻时，毛泽东似乎确也一分为二。1962年，他长沙的妻子杨开慧的母亲去世了。他给杨家写了一封信，就像一个女婿履行应尽的职责一样。他写道:“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令人吃惊的是，他于再婚20多年后，竟然讲出下面一句话:“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当谈及遥远的未来时，有人发现他极富挑战性，有人只觉得离奇。他在1964年的一次会议上自言自语道:“一万年以后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在一次科学会议上，毛泽东引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诗句作为结束语(姐娥不嫁谁留?)。

　　毛泽东在1964年的一次情况汇报会上说:“请问，马克思年轻的时候，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吗?

　　或许有人会同意他接着提出的看法:“讲哲学不要超过一小时，讲半小时以内，讲多了就糊涂了。”

　　有哪一个大国曾被一个制定政策脱离社会现实基础，沉迷于永恒事物，而且具有猴性精灵的人统治过呢?

　　毛泽东蓦然找到了一种方法，它既能解释中国过去的倒退，又能解释从根本上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生力量。历史能前进，也能倒退。在过去的岁月中，难道他没能有效地抵制新生资产阶级吗?事实上，早在1962年他就开始为这一惊人之论埋下伏笔。

　　多年来，毛泽东对阶级斗争持一种微妙的，用马克思主义标准来衡量是十分温和的观点。他坚持不能混淆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延安时，他就指责28个布尔什维克不应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
　　在50年代，他还不愿把持不同政见者列为“阶级敌人”。反对高岗在东北搞“独立王国”时，他也没有把高岗标为阶级敌人。到1957年10月前后，毛泽东还一度有过这样的观点: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进一步巩固，阶级斗争将逐步消亡。

　　一切都随彭德怀事件的发生而改变了。毛泽东修改了他关于阶级斗争的定义。他开始到处滥用“阶级”这个词，并开始相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居十中全会上讲话，重提阶级斗争。

　　‘划清阶级界限是为了清除坏分子。”这句话可能是1964年说的，毛泽东这时正处在偏离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关健时刻。清除坏分子这一政治使命使划清阶级界限成了附属物。，阶级斗争变得越来越尖锐了。

　　这一思想观念的转变，使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中整个地成了另外一个人。’

　　不久，他就开始根据人的态度来划分阶级界限，“重要的是区分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本人的表现，重在表现”

　　毛泽东常说的95%的干部是好的被说成是一个阶级分析的观点，尽管它只不过是一个算术问题。可笑的是，派别也被说成是一个阶级的一翼，据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所有的好党员都死了，”他抱怨道，“只剩下一帮牛鬼蛇神。”毛泽东将又一块学说基石置于他所喜好的违反常理的思想大厦建筑底下:国内新产生的敌人与国外的新敌人勾结在一起。

　　“修正主义”是毛泽东给斯大林在莫斯科的继承人下的定义。

　　“右倾机会主义”是针对彭德怀而言的。毛泽东认为，它们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在1962年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说:“看来，给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改个名字，叫中国的修正主义，更好。”

　　把修正主义和阶级敌人联系起来始于1964年。毛泽东在一则批注中写道:“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这是令人痛心的事实。
　　他的这一新思想像一团古怪而又致命的迷雾笼罩着北京的政治舞台。毛泽东的同事们被他的阶级斗争激化论震惊。但如果这仅仅是提法问题，人们尚可听之任之。

　　1962年秋，毛泽东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一区分至关重要，但令人恼怒、捉摸不透。没有人感到有必要弄清它的确切含义。

　　毛泽东在1963年填的一首词完全是他情绪的最新透视。

　　这首词原是与一位在政府中任职的知识分子的唱和，同时反映了毛泽东内心中对他的同事及对莫斯科的感受和评估。

　　他感到他的敌人只不过是一群苍蝇。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月，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批蟀撼树谈何易。

　　他要尽快摆脱这种境地，上苍会不会助他一臂之力以完成这一使命呢?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城四浮梦

　　在西方得到的材料，刘少奇的名字被略去了，但是，毛泽东这时指的是刘少奇，可以说这是不存在什么疑问的。

　　一天，毛泽东把他的侄)L叫来谈话,“看来你好像是属于左派，”毛远新(467当时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什么叫先进你知道吗?”毛泽东继续说，并讲出了它的定义，“先进就是要作落后人的工作”。这是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自我形象的总结。

　　毛泽东觉得大多数同事都已落伍，他必须替他们承担工作，扭转某些方面，以保证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

　　毛泽东简明扼要地指出:“我们必须严格纪律，必须有一个秦始皇。秦始皇是谁呢?就是刘少奇。我是他的附臣。”毛泽东这话是发自心底吗?如果是真心话，他这个“附臣”比“皇帝”的权力还大；如果不是真心话，那么当时毛泽东已看到刘少奇的威信在逐渐地超过他。

　　毛泽东又抖擞起精神来，或许他还没有控制整个航船，但他是一个在甲板下面的积极活动者。这年仲夏，他畅游了十三陵水库，似乎很得意。
　　这位怀疑一切的圣人正在祈求一个使全民族再生的节日。这位久待在阴影中的人物将以半人半神的形象登上政坛。这位喜欢用永恒的思索来迷惑来访者的领袖，正在考虑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手腕，使中国跻身于世界三大强国之列。这位温怒的政治家看到刘少奇正在成为秦始皇式的政治强人时，准备马上把他扫人历史的垃圾堆。

　　1964年底，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基本完成。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这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在会议结束时会见全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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