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偷渡到香港的广东青年后来回忆:“中央老是敦促我们带上毛主席语录，一有时间就学习。我们却带着扑克牌，一有时间就玩。

　　尽管红卫兵们觉得对毛泽东思想掌握有限，但他们还是吃惊于农民片毛泽东思想的无知。

　　一个红卫兵谈起了他在福建山区与一个农妇的对话:‘钱问她天上有什么?她说，毛主席在天上，他每时每刻地看着所有的人。他晓得哪个人不好好劳动，还惩处那些懒人。”这可能是源自毛泽东的“警惕阶级敌人”的号召。

　　那个红卫兵接着说:“我问她除中国之外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国家，她摇了摇头。

　　我问她是否知道地球是圆的，她摇了摇头。”这位毛泽东的新世纪的使者最后说:“最后，我也只好和她一起摇头。”

　　在中国农村建立新社会不是件容易的事。

　　毛泽东似乎忘记了学生们动机庞杂、多变的政治意识和管理7亿人口的国家的政治领袖意识的区别.

　　笔和枪是毛泽东惯用的工具。他回到北京之前则要加强护卫的部队调到该城，虽然他一到家就拿起了笔。

　　他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据说，“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在中央，所以必须攻破中央。他把大字报拿到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并把它挂在里面的门上。”

　　毛泽东的行为有巨大影响。大字报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涌现。中国成了小道消息的天堂，且史无前例。各种闲言杂语、意见、报道、争论等全都写人大字报中。墙上贴满大字报，树上钉满大字报，石狮子上挂满大字报，甚至在无处可贴时连路上也铺满大字报。北京就像一个巨大的布告栏。
　　大群大群的人围拢在一起，阅读着写在白纸、黄纸和粉红纸上的消息。这对普通人来说是太有趣了。毛泽东几乎无时不被人赞颂，其内容都是奉承之语，言过其实。
　　最后，大字报的内容越来越粗俗不堪，多是些没完没了的无谓争吵，它们已丧失了自身的意义。一些小孩为了挣几分钱，把掉下来的大字报捡起卖给人家作燃料。侧
　　毛泽东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划它一半是诗，一半是政治宣言，其中掺杂着浪漫主义和挑战的色彩。原文不实。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是用铅笔写在一张日报的空白处，并未张贴。

　　也仅写过这么一段文字，不是作者在稍后说的“又写了一张大字报。”—译注

　　更多的高帽子在飞，更多的棍子在打人，阳光和鲜花则很难见到。这种现象持续了数月之久。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上，出席者发现每张桌子上放有一份文件:“叶群是处女。林彪。”陆定一的妻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群众游行表示拥护。

　　子与叶群在延安时是同学，作为一种隐蔽的政治斗争，她有证有据地散布林彪的妻子在延安(其时尚未嫁给林彪)经历复杂，林彪则用这种不攻自破的手段来抵制这些谣言。

　　388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

　　甚至在毛泽东未扭转由江青挑起的对他的批判之前，周恩来也得卑躬屈膝。事情的起因是在1930年的《申报》登载了一篇有关伍豪脱离共产党关系的文章，伍豪是周恩来做地下工作时的名字。一天，周恩来携带在图书馆复制的《申报》材料来到毛泽东的游泳池。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材料能够证明，该文章见报时他已不在上海，且文章也没有作者，所以是仿造的，周恩来说。毛泽东相信周恩来，并谴责了左派。

　　开始，红卫兵写大字报只是批判四旧。但在19“年底，毛泽东把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了“红小鬼”们。他要求他们去行动，甚至向半数左右的政治局委员夺权。为了鼓励他们的行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先后八次检阅了1100万红卫兵。
　　这些年轻人身着黄军装—那些饱经风霜的老战士该怎样看呢?—带着上面写有“红卫兵”三个白色字体的红袖标，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在空中舞动时，广场上红光闪耀，就像是红色蝴蝶构成的海洋。

　　毛泽东身穿军装，戴着红五星军帽，用以加重军事色彩。一套宽松的绿色军服遮住了他那已成“梨状”的体形。在北戴河游泳时，毛泽东拍拍他的卫士肚皮说:“肚子变大了，可以和我的相比了。”
　　毛泽东从不在接见的集会上讲话(总是林彪讲)，他只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下举手致意，江青站在他的身旁(也是身着军装)。然而，只因见到城楼上的毛泽东，成千上万的人因狂喜而流泪，有的用嘴咬着袖口。人们就像潮水似的起伏涌动。

　　“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所有种类的自我表现形式，毛泽东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手段在他的垂暮之年复兴了古老中国的仪式。这位曾撰写过长篇著作的哲学家却只写了一张只有200字的大字报。
　　这位曾经能一连讲上几小时，说服他的追随者赞同他的新政策的领导人，现在却只是露露面、挥挥手，脸上挂着呆滞的笑容。

　　这位导师一贯喜欢学生自己思考，现在他似乎很乐于听到学生们对他的敬仰和崇拜之词。而他们的这些赞美之词，无异于小学生机械地背诵不完全理解的课文。

　　在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疯狂的日子里，艺术家们作画不是签上自己的名字，当然也不能签其他人的名字，而是写上这样一句赞词:“毛主席万岁!”
　　为什么毛泽东变了呢?因为他在晚年时再也不相信共产党的集体威信了，他的自我形象也正在向一个传统的中国统治者转变。

　　毛泽东曾和斯诺谈论过赫鲁晓夫缺少个人崇拜。他认为，在落后的社会中，即使已推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制度，个人崇拜也是十分必要的。林彪推动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这样做有他自己的目的。而毛泽东没有制止林彪，他没有制止的意愿和毅力。

　　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外面对一群人讲:“你们应该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刘少奇和邓小平试图限制红卫兵的活动范围，就像彭真想把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剧评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一样，但他们没敢指责这场运动带来的混乱。

　　毛泽东不分别历史背景，把他的“压制”学生的同事们与20年代的****军阀等同起来。他用心理上的自夸把疑虑掩盖起来。他对大多数高级同事都说过:“你们应该把‘怕’字换成‘敢’字。

　　毛泽东的许多同事的确诚惶诚恐，且为毛泽东要求他们“敢”做何事感到迷惑。

　　邓小平不形于色地蔑视着“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则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这可能是真心话。陈毅说:“我总是对和我相处较好的人讲，如果让我领导文化大革命，那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

　　同时，就在中国濒于内战的边缘，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毛泽东既要核武器，又要政治混乱，集老虎的勇猛和猴子的精明于一身的他认为二者并不矛盾。’既然能同时取得二者，说明中国当时正在走毛泽东的路线。

　　毛泽东并不像周恩来那样参加大型会议，发表演说，而是待在游泳池解决问题，通过在别人的报告上写含义隐晦的批示。

　　他的活动总部不再在菊香书屋，成套设备已搬至游泳池。在中南海，到“游泳池”意味着去见毛泽东。生活在游泳池，是因毛泽东喜欢游泳。通过水能赎回生命中的某些东西，跳人水中意味着洗净既已存在的东西以获得身体的新生。当年老的毛泽东生活在游泳池时，他穿上游泳衣，这可能有助于他更有青春活力以预防死的到来。这也部分使毛泽东回到乡村文化养育的世界(沿此道路以保持军事美德、反对知胜主义)。还是孩童时代，毛泽东就在父亲的保护下在池塘中学会了游泳。作为老者，他用游泳来控制他的生活。他的意愿就是游泳，甚至危险、威胁，还有他的下属的惊心，都不过是他政治解决手段的一个符号。

　　1967年初，到处是暴力、动荡和仇视的气氛，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丧生。然而毛泽东曾在2月份对阿尔巴尼亚的客人宣称，他比一年前更乐观。

　　毛泽东是在给中国进行高级疗法?还是在通过你死我活的战斗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最大可能是前者。

　　然而，毛泽东发现自己被忽视已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极限。

　　他抱怨:邓小平做事从不找我商量。他不想让这位党的总书记变得如此独立。

　　自1962年开始，毛泽东提出了继续发扬中国革命精神的新观点。这些观点是关于继续坚持阶级斗争，如何处理文化和经济体制的关系及怎样对待来自苏联的威胁。他的这些新思想受到过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至少也影响了中国一些核科学家的情绪。钱学森在‘丈化大革命”期间很少与他的美国同事通信。他寄给加州技术学院一位系主任的一张圣诞贺卡，上面画有一枝梅花的国画。

　　钱学森在梅花旁边用清秀的英语写道:“逆晚中盛开的花”。

　　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的反对。

　　正像毛泽东对斯诺所说的那样，他已决定让刘少奇“下台”。

　　当然，他在向比刘少奇和邓小平更大、更模糊的敌人开战。

　　在他的社会主义存在着长期斗争的观点指引下，他正在把社会主义现实当作日益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来处置。

　　他无力面对他所创立的政权中出现的某些冷酷严峻的事实，于是就创造出许多奇谈怪论来为工作中的失误进行辩解。主要幻想就是对60年代中国的阶级斗争作用的夸大。

　　毛泽东向儿位阿尔巴尼亚的军界客人解释了他对“走资派”的定义:他们在解放前曾投身于阶级斗争，可是1949年后，生活环境变了，就忘记了斗争。毛泽东的解释一针见血。

　　毛泽东对“走资派”的分析确实符合逻辑:“不妨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111391毫无疑问，毛泽东意在嘲讽。不过这句话的确道出了“走资派”这个新杜撰出来的名词的实质。

　　“文化大革命”并不只是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学生是草根阶层，像排列在一起的木偶，由幕后操纵者导演，彼此厮杀，而那些操纵者们之间的斗争亦非真刀真枪。

　　1966年仲夏，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万人学生大会，以听取在他外出期间刘少奇和他的朋友向学校派工作组的解散问题。

　　毛泽东本来未打算出席会议，但在最后一刻他还是出席了，站在离主席台不远的幕后。刘少奇对群众作了一个既定的检查，说他自己和邓小平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与他的同事坐在一起，毛泽东从鼻子里哼出一声，“老反革命还差不多!”由于一时冲动，毛泽东决定将主席台后面的幕布拉开。他走了出来接见万名学生。当他环主席台一周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随同掌声响起。他默无一语，也未看刘少奇、邓小平一眼，像没有看到他们在场一样。他们两人留在主席台上，嘴巴半张地盯着。

　　毛泽东并没有立即罢免刘少奇和邓小平或把他们关起来，也很少攻击他们。过了好几个月他才开始对他们施加压力。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对此作出的反应又不尽相同。邓小平曾一度在某种程度上跟随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刘少奇则固执己见不愿放弃自尊，宁可被打倒，也不去拥戴他认为是错误的思想。

　　毛泽东并不打算把中国交给红卫兵。他意在唤起并锻炼中国青年，而不是与他们共掌大权。所以“夺权”仅仅是个幌子。要说这场运动是对一些右倾分子的清洗没错，如果说它是在造就新的政治体制则是无稽之谈。

　　1967年初的一天，毛泽东问周恩来夺权运动进展得如何。周恩来回答说:“在一些单位，被一派夺了权后，另一派又去夺，就这样夺来夺去。”刚周恩来巧妙地不直接点明这种全国性的荒唐的现象。确实，政权正在遭受频繁的易主之苦。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真正的掌权者—坐在办公室里接收那些经常轮换的掌权者们的报告。这些人像是在进行一场足球赛。

　　毛泽东对江青攻击陶铸和其他领导人的照片事件感到气愤，他当江青的面指斥道:“你的思想错了，你无能为力，你眼高手低，你无所事事—去打倒陶铸!”这时候，同江青一起工作的陈伯达也感到绝望，他对王力说，他因此事打算自杀。他曾经读过一本书，书中说列宁说过一个共产党人应被允许自杀。王力力劝他将这话告诉周恩来，陈伯达听从了。数小时后，在钓鱼台14号的会议土，总理劝导陈伯达不要自杀。毛泽东亦时时防护着他的妻子以及陈伯达这位亲密的支持者。根据王力的提议，毛泽东对两个主要的左派作了重新部署，把张春桥和宣传工作者姚文元从上海调来北京，以便核查江青和陈伯达的工作。

　　一幅惊人的照片贴在人民日报社大楼的布告栏中。这是三个人出席1966年国庆的照片。毛泽东在左边，孙中山的遗婿在右边，而中间是刘少奇!

　　一群人带着负罪般的震惊观看着这幅照片。照片在中国政治中极有威力，它似乎能使人上天堂人地狱。在这种场合公开出现的刘少奇的照片非同寻常。毛泽东应该站在中间啊!立刻，《人民日报》的总编就失去了职位。他是刘少奇的支持者，企图用照片的力量来挽救位置不稳的国家主席。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了近45年。他们都是湖南人，彼此完全可以听懂乡音。在延安，正是刘少奇在1945年召开的

　　张国杰时刘少奇的评论很典型。他记起20年代的刘少奇是一个‘禽材修长，清瘦，面色苍白的青年”，还有人发现刘少奇是一个“沉默寡言并略欠青年人朝气的人”。和张国杰一样，刘少奇注重“行动和实践”，而不是“思想和理论”。张国寿记起刘少奇有一次谈到时毛泽东的看法时说:“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缺乏逻辑性，在选择方法时显得固执，不加区别，并缺乏自我修养〔，”见《刘少奇全集》，香港，罗德岛大学.张国燕作了序言第七次党代会上提出并把毛泽东确立为伟大的领袖和思想家。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刘少奇想把毛泽东从第一的位置上拉下来。的确，刘少奇把毛泽东视为党的主席，而不是视为皇帝。

　　这两个人的世界观有分歧。刘少奇并不像毛泽东那样看重农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像一个天主教徒一样虔诚地信仰党的权威，而不像毛泽东那样时常请群众对党提出批评。在经济发展上，他喜欢按部就班，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喜欢波浪式前进。‘

　　刘少奇缺乏毛泽东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对中苏关系恶化无所谓。一些在毛泽东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国际主义名词，刘少奇会顺口而出，例如:“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党的一个优秀支部。”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任何东西都不应称为一个“支部”。

　　刘少奇与毛泽东最大的不同是，他没有丝毫的“猴气”。他与毛泽东看问题的奇特角度大相径庭。他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津津乐道于生活是永恒的变动之流。

　　在刘少奇看来，历史是一架上升的电梯。在毛泽东看来，历史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对刘少奇来说，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必须用理性的步伐去追求。毛泽东则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并不归属于某一个最终的胜利。

　　然而，这些分歧并没有影响他们俩的密切合作并取得巨大成功。毛泽东在讲话中时常亲切地称刘为“少奇”，而在称其他同事时他很少只用名而不用姓。毛泽东只是在搞“文化大革命”时才不能容忍刘少奇。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裂在非斯大林化期间开始公开化。来自莫斯科的震荡过去以后，毛泽东终于作出了反应。他决心找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哪怕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刘少奇的教条与保守使得他无法领悟这位猴王的变化。

　　回想起自己当年之所以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化的攻击，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本人的名声，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威信。

　　刘少奇的所作所为也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且他的名声也很难与他曾积极从事的运动分开。

　　但毛泽东此时已失去了团体观念。‘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顾及这座威严的大厦了，而刘少奇是这座大厦的主要支柱。

　　在政治领域，某些特殊问题常常会加剧一般的分歧。在60年代初期，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无节制地援助和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0两个人的彻底决裂则始于怎样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过，如果不在这类问题上产生分歧，肯定会在其他方面产生分歧。

　　刘少奇显得倔强。如果他能像周恩来那样有柳条般的柔性，这场分裂或许能够避免。1966年4月下旬会见阿尔巴尼亚的客人时，毛泽东大谈他的新的冒险计划，刘少奇则对“文化大革命”不置一词，甚至连“毛”也没有提到。

  

　　刘少奇采取的最激烈的对抗措施是他想利用组织手段来制止毛泽东，他试图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来纠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但是.1966年不是党的准则能起作用的时节。

　　毛泽东刚刚贴出自己的大字报，就发现事情有异。他也承认这一点。他可能喜欢这种混乱，他在1966年8月曾说要让这种混乱持续下去。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希望因混乱造成伤一亡和破坏。
　　“运动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毛泽东在10月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承认，“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从1966年冬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只是忙于应付那些出人意料的突变事件。毛泽东对这些事件无法预料，它犹如闪电劈树。1968年到来时，用军事术语来说，“文化大革命”已成了解围战。
　　毛泽东的变化越来越大，已成为反左派人士。1965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拉开序幕时，他意在反对那些“遇到新问题的老干部”(“走资派”的代用词)。

　　从1967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阶段主要是反对年轻的政治捣乱分子(极左派的代用词)，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风向已变。尽管《人民口报》还在鼓动造反，但字里行间却是告诫学生要遵守法律和秩序。在1968年10月刘少奇被正式
　　根据流亡莫斯科的王明的回忆，毛泽东经常告诉他的同事，通过延安整风，他结交了“几个亲密的并肩战斗的战友”: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末、高岗、陆定一、彭真和周扬。除高岗在50年代被打倒之外，其余的人都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见王明发表在《蒙古消息报》上的文章，1974-06-1529免职之前，毛泽东的焦虑所在已由刘少奇的错误转向那些“红小鬼”的过失，他们打倒了刘少奇，要“立刻实行共产主义”。

　　这一转折点始于上海。上海几个好战的极左分子“夺了权”。

　　他们仿照1871年法国建立的乌托邦巴黎公社，宣布建立“上海公社”。毛泽东没有同意。

　　1967年2月，他召见了上海的两个“文化大革命”领导人:张春桥和姚文元。L刘张春桥原是报人，他的发迹全赖毛泽东一手提拔。长着娃娃脸的姚文元是御用宣传员，是他写了那篇《海瑞罢官》的剧评。

　　毛泽东几乎有点迫不及待，张、姚的飞机刚从上海起飞，他就不断地问自己的秘书飞机是否已经到达北京机场。伟大领袖亲自将这两位煽动暴乱者迎进他的总部。

　　他泼这两人的冷水。无政府主义一定要杜绝，他说，一个组织必须得有人负责。

　　上海的“左”派们引用了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当年，年轻的毛泽东曾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毛泽东叫他们不要再引用那些话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就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当时是否讲了那些话。

　　至于“上海公社”，毛泽东断然否定。如果全国各城市都建立公社，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是否也要改一下呢?其他国家会承认一个“中华人民公社”吗?

　　张、姚回到上海，马上给已经白热化的“文化大革命”降温。上海公社只维持了19天。

　　毛泽东之所以转变态度，是因为他不满于“左”派们的宗派主义，他们擅长于“打倒”。但要建设时，只有成百上千搞上层建筑的人，没有一个砌砖工人。

　　空洞的口号到处泛滥，一个教条主义的琐碎分析会使普通人发狂。红卫兵变得越“左”，就越不会与他们认为不够“左”的人携手联合。
　　红卫兵愈演愈烈的派系争斗足以使基督教世界内部繁杂的教派纷争黯然失色。相比之下，各基督教派倒像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光是三省(湖南、湖北、广西)三市(北京、广州、上海)就有1417个分散的红卫兵组织。

　　在法国，革命吞噬着孩子；而在中国，是孩子几乎吞噬了革命。

　　毛泽东开始巡视中国，所见到的一切都使他忧心。红卫兵不仅仅在内部混战，而且组织起来同工人激战。在军队中也会听到许多不满言论。

　　毛泽东不满地对周恩来说:“中国像是分成了八百诸侯国。"

　　毛泽东派了两个高级官员作为他的特使赶到武汉。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武汉的“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批判走资派引起很多人的不满。红卫兵并不像毛泽东所希望或相信的那样受欢迎。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出来反对他们，武汉市一些大工厂的工人也组成了广大的阵线和他们对抗。

　　毛泽东的两位特使都是极左分子。本来他们南下是为了平息争斗，可是不到两天，他们自己险些被抓住。陈再道拘留了这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当时的官位都居于中国20名最高领导人之列。周恩来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在一月之内第二次飞赴武汉以说服释放这两位“左”派。毛泽东也秘密来到武汉。在一些指挥官的支持下，王力仍被扣留未放，但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这些指挥官游过东湖来到毛泽东的客厅试图向毛诉说。但他们被抓了起来。毛泽东不赞成抓他们，传令要他们分坐两边，自己则坐在中间。林彪介人进来了。感到骚乱威胁毛泽东的安全，国防部直接下了一道命令要这位党的主席从武汉转移到上海的安全环境。毛泽东坚持不走—“我宁可被抓”—但最终离开了，这座城市中的属于他的“左”派和军队正在扎营准备战斗。这是毛泽东自1949年以来所未曾经历过的。

　　这一次武汉部队司令员失着了，周恩来亲自陪同他回到北京。然而，这位武汉的“军阀”还是赢了，毛泽东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比极左分子更得人心。
　　武汉事件非但没有遏制反而增加了军队在中国政治中的力量。《人民日报》曾宣称解放军已开赴了“支左”前线。但是，无论在武汉还是在其他地方，解放军根本没有“支左”。

　　红卫兵指责外交部长陈毅，他们占领了他的外交部，向世界各地的中国驻外使馆发电并命令他们在外交工作中采取强硬姿态。这使得中国与柬埔寨、缅甸及其他一些友好国家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
　　周恩来自己也被监禁两天。“资产阶级的臭老板，善于玩弄反革命伎俩”，这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给总理贴的标签。另一个红卫兵组织要批斗周恩来，据说毛泽东的回答是:“那好，我跟他站在一起挨斗。

　　为了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新姿态，红卫兵冲进了英国代办处。

　　他们焚烧大使馆，辱骂那些惊恐的职员，并抓某些人的生殖器，让他们逐一在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前鞠躬。

　　毛泽东见造反派胡乱到这种地步，便加以制止。1967年秋，他频频谈到各派红卫兵要“大联合”，就像一年前他屡屡号召红卫兵要起来“造反”一样。当听到红卫兵攻击英国人的事件报告后，他抱怨说:“极左。”

　　陈毅向红卫兵承认:“我过去曾经多次反对过毛主席，今后也不敢保证不再反对他。要是在1966年，毛泽东是无法忍受这样的异己言论的。

　　陈毅讲得十分露骨:“马克思是德国人，于是德国产生了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与他分庭抗礼，来修正他的学说；列宁是苏联人，苏联就出了赫鲁晓夫；毛主席是我们国家的人，肯定中国会出现一个人反对他，你们等着瞧吧。”

　　毛泽东没有也不能支持对陈毅的攻击。他看完陈毅的“黑话集”之后说:“此话不黑，口快心直。”

　　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命令停止对陈毅的批斗，从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困境。毛泽东说:“他体重已减轻了二十七斤，我不能让他那个样子去见外宾。

　　和刘少奇相比，陈毅是幸运的。当风暴袭击到陈毅时，毛泽东已不再热心于风暴，陈毅之所以被保驾是因为毛泽东需要从大乱走向大治。

　　1967年的夏天显得炎热而漫长。毛泽东离开了北京，把“文化大革命”中最棘手的一段时期留给周恩来去应付。他去了武汉，后又到上海住了四周，同时沿长江两岸巡视。行程中他新的路线形成了。

　　“你们不能用斗地主的方法来对待干部。”毛泽东在杭州说，他反对给犯错误的领导人戴高帽子。然而他挑动“左”派正是这样斗刘少奇的。“你们不能怀疑一切，也不能打倒一切。”他对武汉的同志讲，但他没有承认他不久以前所犯的正是这类错误。

　　经过反复思考后，毛泽东不再像两年前那样赞成造反有理了，他需要补救他的过失。他视察江西时说:“应该挽救那些能够挽救的干部。”

　　到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热衷于法律和秩序，“红小鬼”又受命返校。他们还在“闹革命”，但是复课限制了他们的行动。

　　毛泽东在江西对一些人说:“如果对左派不进行教育，就会成为极左派。"

　　“红卫兵能掌权吗?他们今天掌权，明天肯定就被推翻。他们政治上还幼稚，……红卫兵还不成熟。毛泽东终于从他自己创造的“小鬼”中跳了出来。

　　“文化大革命”小组中一些老牌极左分子无力用同样的方法自救，很多人在1967年以前被捕。毛泽东甚至开始批评他的夫人是“左倾机会主义者”。

　　转而反对极左派，他选择了一个合理的同盟:请解放军出来帮助恢复秩序。在工厂、学校和机关，解放军取代了“不成熟的”红卫兵。

　　毛泽东为他起用军队恢复秩序找到了一个永远合理的借口:“军人不过是穿着军装的工人和农民。他早期的信条可能会更好地解释他的这一决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不久，一个新的组织形式出现了。但“革命委员会”这个名字没有道出其实质。“革命委员会”由红卫兵、军人和1966年以后改造好了的干部组成，实际是一个不能移动半步的三条腿的怪物。实际上，革命委员会只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政治秩序的不易察觉的一步，不过军队的权力增大了。

　　1968年初的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林彪一起参加了一次集会。《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并刊有一张照片，林彪站在中间，周恩来在他的右边，毛泽东在他的左边。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解放军的负责人似乎成了中国的头号人物。

　　在1967年“二月逆流”中，老帅们进行了艰难抗争却靠边站了，毛泽东对此感到恼火。他生气地斥责王力:“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煮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进人1968年后，毛泽东的激愤有增无已，且愈加严厉。一个夏日的晚上的后半夜，两个组织、两代人、“文化大革命”领导班子中的两个派别出现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家中。

　　那些被毛泽东挽留的几个政治局同事坐在毛泽东的周围。在座的人有林彪和他的妻子；江青、康生、姚文元和谢富治(公安部长，毛派到武汉的两名特使之一)，还有“左”派理论家陈伯达。

　　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也在座。其中有聂元梓，她原是北京大学一位哲学教师，现在领导一个很大的红卫兵阵营。还有蒯大富，他本是一个带深度近视镜的热情洋溢的理科学生，现已成为清华大学的弄权者。

　　毛泽东批评了红卫兵领袖大搞武斗的做法。同时，毛泽东又嘲讽他们没有实力，“给聂元梓充当炮灰的人数有限，蒯大富也一样，”毛泽东解释道，“多时有三百，少时不过一百五，能和林彪的解放军相比吗?……”

　　他努力将“文化大革命”扭回到开始时的学术争鸣范围内:“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泽东处置红卫兵提出的问题，犹如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对新手训话。“我是压制红卫兵的黑手。”他对这几位期待通过“夺权”建立新政治制度的年轻人说。

　　他用权威的日吻(既使人生疑又使人明白)宣布:“我以前讲话从不录音，今天我录了，不然的话，你们回去后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篡改我的讲话。”

　　这些话中大有气愤味道。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武斗阶段时说:“被抓的人太多，只因我当时点过头。”谢富治插话说.他作为公安部长对此负有责任。

　　毛泽东有些伤感地说:“不必为我文过饰非。”

　　陈伯达这时插话并告诫红卫兵说:“要紧跟毛主席的教导。”

　　毛泽东打断道:“不要再提教导了。”

　　毛泽东(还有坐在他身边的政治局的一些左翼分子)肯定已痛苦地认识到:红卫兵在1966年自上而下的夺权之路已走人边缘。

　　毛泽东竟来了一两句辛辣的幽默:“小孩们捡大字报当废纸卖，多少钱一斤?”

　　公安部长回答道:“七分，孩子们可发财了。”

　　毛泽东没有给“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无序这一根本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他无法把这两个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即他深信斗争能陶冶人的品格(个体改造问题)，同时又意识到千百万人相互间斗来斗去只会一片混乱(政治秩序问题)。

　　他以国家领袖身份下了一道明确的指示:“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就要实行歼灭。”

　　然而，他并没有放弃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脱口而出:“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天也不会塌下来。”

　　谈话内容由政治转到了如何打发从凌晨到天明这一段剩下的时光。毛泽东以一个关怀备至的师长的口吻说:“蒯大富，如果今晚你没地方住，可以到韩爱晶那里去嘛…”

　　不久，蒯大富和聂元梓及其他许多红卫兵领导人，就要到边远地区的农舍中度过寒夜，用养猪代替对革命的追求。

　　“什么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1968年10月问道，“我估计三年，至明年夏天收尾。”一个可能的结论是，毛泽东对结束“文化大革命”没有确定的时间，是随便选了个日子。

　　毛泽东想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驱动力与其说是对未来的设想，不如说是对他所厌恶的过去的逃避。他追求一个纯洁的党，但红卫兵认为他要用别的什么东西取代它。

　　毛泽东是带着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缺点所作的理智分析而步人“文化大革命”的。他宣称资本主义依然存在，应该在思想领域展开一场斗争，所以需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否则的话，社会主义

　　1968年10月，毛泽东和林彪在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主席台上。

　　经济将会蜕变成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一分析很可能是错误的。

　　多数被打倒的东西又恢复了。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主义又卷土重来。毛泽东只是摧毁了表面上的敌人，而不能摧毁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使他长期以来确立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更加坚实。这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胜于物质生产。

　　斗争所起的医治社会弊病作用会超出斗争目的本身。

　　生活是一个胜无恒胜、高下易位的永恒战场。

　　毛泽东提醒了中国忠于毛泽东主义的信仰，尽管他没能按自己的意愿改造中国。同时，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整整一代人的生活出轨，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被抛人政治垃圾堆。

　　“文化大革命”并未产生一个新的统治格局，只是给统治者新添了几位助手，并一度产生了新的社会气候。然而，它确实给毛泽东苍老的手中增添了无限的权力，供他任意地使用。“我们两个都七十多岁了，”他在“文化大革命”关键期间对胡志明说，“马克思在召唤我们了。我们的接班人是谁，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晓得。不过还有时间准备。”但毛泽东的准备是对实现他设定的目标的影响不断地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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