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与亲情

如同政治生涯一样，邓小平在爱情婚姻的问题上也历经了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1928年初，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邓小平与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锡瑗结为夫妻，两人志同道合，情趣相投，互敬互爱。当时住在他们楼上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曾这样说：他们常常听见邓小平和张锡瑗在楼下又说又笑的。没想到，张锡瑗却在生小孩时难产，不幸染上产褥热而去世。

张锡瑗的不幸去世，使邓小平失去了一位好妻子、好同志。多年来，邓小平一直将张锡瑗深深地埋在心底。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同卓琳一起去上海找寻张锡瑗的坟墓，并取出被水淹的遗骨，安葬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

1931年7月，邓小平经中央批准从上海乘船经广西赴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和他同行的，有一位叫金维映的女同志，不久两人结为夫妻。后来，当邓小平被“左”倾领导者关进“审讯室”的时候，金维映被迫把离婚书送到邓小平面前。邓小平为了不使妻子受株连，拿起笔来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939年9月，邓小平在延安与陕北公学毕业的年轻女生卓琳举行了婚礼。卓琳性格开朗，喜欢社交，但当时对邓小平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是一位老红军战士、一位在前线的领导干部，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她却一点儿不清楚。然而，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生活追求，把两位共产党人联系到了一块。这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的山坡上摆了一些桌子，他们与另一对新婚夫妇一起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婚礼上，大家开怀畅饮，邓小平来者不拒，有敬有饮，一杯接一杯，竟然未醉。熟悉邓小平的刘英对他如此“豪饮”而不醉不解。纳闷中，丈夫张闻天悄悄告诉她，“里面有假。”原来，邓小平喝的是白开水。几天后，新婚的卓琳和邓小平一道启程，奔赴前方。

1952年，卓琳带着全家从重庆随邓小平来到北京。当时，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谨慎。这一要求也非常符合卓琳的性格，她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出风头的人。到北京后，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专心致志地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照顾邓小平的生活。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又有一些组织请卓琳出面工作，她还是谢绝了，她曾对自己的好朋友、著名外交家黄镇的夫人朱霖说：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

多年的共同生活，使卓琳十分了解邓小平爽直、真诚的内心世界。因而，无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幻，始终挡不住她对邓小平的一片深情，丝毫动摇不了他们夫妻间多年建立起来的信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邓小平遭到诬陷、迫害的时候，她始终以善良、贤惠的心去抚平丈夫那颗深受伤害的心。

卓琳关心邓小平，邓小平也十分爱护卓琳。有一次，卓琳患了重感冒，她担心传染给邓小平，就嘱咐警卫人员：不要让老爷子到我的房间，免得传染给他。邓小平那天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出门前他特意嘱咐工作人员：给卓琳找个医生看看。会议结束，邓小平一进门就问：卓琳怎么样了？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径直来到卓琳的房间，仔细询问病情，嘱咐卓琳一定要多喝水，按时吃药。

关爱儿女，乃人之常情。邓小平十分疼爱几个子女，而且从来都是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不厚此薄彼。当然，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残的长子邓朴方，邓小平给予了更多的关爱。当时被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和卓琳面对现实，用慈祥的父爱和温暖的母爱去抚平儿子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记录了邓朴方出事后，有关邓小平的一些情况，使我们感受出一个慈父的人格力量：“父母得知哥哥出事后，妈妈一连哭了三天，爸爸却没有流泪，只是默默地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内心的痛苦，一点也不比妈妈差，由于自己的所谓‘问题’，使亲生儿子受到了如此残酷的迫害，他因内疚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当父母把哥哥接到江西后，又见当年欢蹦乱跳的儿子，如今成了这个样子，他没有从语言上安慰儿子，而是把深深的父爱化作了照顾儿子的平凡小事。在江西的那段日子里，父亲已是60多岁的老人，可他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呀！每天给儿子翻身，每晚给儿子擦澡，他那细致入微的动作里，充满了人间平平常常的父子亲情。”

乐山与乐水

热爱祖国山山水水的邓小平喜欢游览名山大川，从自然物象中吸取智慧。早年在长征路上，他就经受过千山万水的洗礼。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游览过井冈山、峨眉山、长白山及漓江、西湖、长江三峡等名胜山川，他被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景色深深吸引。

1959年后，由于腿部曾经骨折过，伤愈后脚力很差，邓小平便听从医生的建议，认真进行体育疗法，开始每天散步以恢复脚力，久而久之，便逐渐养成了每天散步的习惯。不仅如此，他还时常同一些老同志或随亲眷去登景山，攀北海的琼岛，爬香山。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日理万机，散步的习惯虽说坚持下来了，但时间相对减少了。

1979年7月，75岁的邓小平登上了海拔1800米高的黄山。60里山路蜿蜒曲折，75岁高龄的邓小平却在前面开路，一口气登上30来个陡峭的台阶，把随行的亲属甩在了后面，还不时回过头去一再嘱咐年轻人要当心。期间，他向大家传授了两条登山的经验：一是把裤脚卷到膝盖上面，二是走起来步子不要太快。大家按照他的方法一试，果然轻快多了。

邓小平的一生与波峰浪谷有不解之缘，他历经坎坷，其中有三次大落大起。这位在政治风浪面前如履平地的伟人，在大海涛涛白浪中同样能劈波斩浪，沉着稳健。邓小平喜爱游泳，从年轻时起就养成了洗冷水浴的习惯。

“乐水派”邓小平曾对来访的李政道说：“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个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一股气势。”1983年夏，邓小平在黄海之滨的棒槌岛游泳所留下的影像记录，使人们看到这位伟人是如何度过他的余暇时间的。只见他舒展双臂，从容地向海的深处游去。浪花一个接一个地扑来，他泰然自若，挥臂击水，顽强地向前方游去。在他身旁看护的游泳好手们见到风急浪猛，便劝他上岸，但他没顺从这好意的劝告，仍然在水里畅游不止……入海游了90多分钟，他依然没有丝毫倦色，人们难以置信的是，当时的邓小平已经年近80岁了，竟然如此硬朗，实在难能可贵！

爱好与嗜好

“我能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海中游泳，证明我身体还行；还打桥牌，证明我的脑筋还清楚。”晚年，邓小平常常这样对友人说。游泳和桥牌这两大业余爱好，使他在体力和智力上得到交替松弛与反复磨炼，产生了积极的潜在作用。

打桥牌是邓小平上世纪50年代在四川学会的，此后就一直成为他的一大业余爱好。晚年，打桥牌更成为他暮年寄情之所在，而他的桥牌技艺随之日益精湛，无怪乎有外国人称他为中国的“高级桥牌迷”。

一次，邓小平应邀参加在文津俱乐部举办的“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邀请赛。比赛中，他思路敏捷，与牌友密切配合，叫牌果断，攻守自如，凭借几十年打桥牌的深厚功底掌握住桥牌桌上的主动权，结果迫使对方以0比20VP败北。

邓小平说：“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的确，他需要思考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常常散步时也在思考各种问题。因此打桥牌，被他作为换换脑筋的有效休息手段。

邓小平对体育的爱好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他对体育运动的广泛爱好源于对体育运动的深刻理解，并把个人的爱好、兴趣同锻炼身体、训练脑筋、磨炼意志、陶冶情操结合起来，始终不脱离革命工作这个中心。

邓小平的女儿曾说，父亲生平主要有3个爱好，一为足球，二为言菊朋的京剧，年轻时为此着迷，后来只是耳朵不好使唤而放弃此好，三为桥牌。不过，足球恐怕要算是他历史最久远的业余爱好。

风风雨雨数十载，足球一直是邓小平难以割舍的爱好之一。上世纪50年代，他是足球场的常客；以后，他是足球赛电视转播的忠实观众。有一次，正逢一场精彩的足球赛，不幸的是他因腿骨骨折住进医院。可是他不愿错过这次观看足球赛的难得机会，便躺在病床上看完了整场比赛的电视实况转播。那场精彩纷呈的足球赛似乎使他忘记了骨折的疼痛，让他看得津津有味。当时目睹这一情景的一位人士后来说，邓小平热爱体育活动的劲头，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首次在群众场合露面就是看足球比赛，他刚刚出现在主席台，群众就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持续了数分钟……

中国足球运动从没有离开过他的视野，为了振兴中国足球，邓小平尽了很大的力量，倾注了许多心血，办到了一切可能办到的事情。当中国足球队接连铩羽而归、国人议论啧啧之际，邓小平大声疾呼足球“从娃娃抓起”，举国上下应者如云，少年足球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勃然而兴，千万个小选手活跃在绿茵上。（余玮）

（摘自《党史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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