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为大局暂不寻女 朱敏在集中营过“非人”生活

　　——朱德女婿刘铮回忆老丈人

　　他要求我们平淡生活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北京师范大学附近一处平常住宅底楼,陈设的家具都已显破旧,与普通住宅不同的是,房间里处处可见朱德印记,开国元勋之后朱敏夫妇便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大部分时间。

　　今年7月,朱敏女士离世三个月后,这间屋子的大厅墙上,朱德的几幅字画之间多了一张朱敏的遗像。除此外一切如故:门口一尊朱德的半身塑像,前方的花瓶内常年鲜花盛开；大厅的橱柜内,处处是与朱德相关的照片……字画之中一副《游越秀公园》,如兰花般雅致的四行字:越秀公园花木林,百花齐放各争春,唯有兰花香正好,一时名贵五羊城。

　　妻子离开三个月来,刘铮已经渐渐习惯了这种平和的孤单。“1953年从莫斯科回来之后,生活就一直是平淡的,这也是老人家(朱德)的要求。”数十载以来,朱德对这个家庭的影响一如其对整个中国的影响一样深远。

　　中央文件出现“朱毛”落款

　　护国运动后,朱德到上海遇见了孙中山。孙中山要朱德去美国,而朱德却坚持要去德国,去看欧洲的情形,“其实他那时已经认清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惟一的出路了”。去德国的同一年,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早年行走嘉陵江畔的朱德或许也没有想到自己将对后人乃至一个国家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在新近公布的《朱德自述》中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出身:

　　“家里从来没有人读过书,在这时,家里也还是富裕的中农时期,有吃有穿。那时才七岁,从前在四川读书,也不要多钱。四百个铜钱一年,白天跑着去,晚上回来,中午还要回来吃饭,是走读。头一年就读了一本《大学》,《中庸》、《论语》也读了,到了《上孟》、《公孙丑》那一章。”

　　朱德开始读四书五经的时候,也是中国社会剧变之时。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大清的昏暗腐败完全暴露,“亡国”的口号提得很高,“变法”的思潮也很快地反映在各处。

　　1908年间,谙得各种世事,朱德决心到云南去。在云南,朱德入了云南讲武堂,并正式开始学习军事。第一学期后,参加了辛亥革命。

　　随后几年,经过云南起义、护国运动后,朱德曾两次到上海,第二次到上海时,便遇见了孙中山。朱德对孙中山印象很好:“孙中山那时叫他回广西的军队里去。但他坚持要出国,于是就叫他去美国。”孙中山告诉朱德:美国是新的国家。而朱德却坚持要去德国,去看欧洲的情形,“其实他那时已经认清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惟一的出路了。”去德国的同一年,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朱敏降生在莫斯科郊外,正值40岁的朱德留学苏联,国内北伐战争起时,为支持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从国外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参战,朱德也面临人生转折,回国参战。为了纪念这一年,朱德给女儿取名“四旬”, 就这样,四旬初降人间便离别了父亲,而这一别竟达14年之久。

　　1928年5月,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又一出高潮戏。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也叫工农革命第一师)和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第一师在井冈山胜利会师。

　　自从朱德和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文件上开始出现“朱毛”简称落款,“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朱毛’是指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朱毛红军”老百姓这样叫,中央文件这样写,连国民党报纸也这样报道。“大概因为‘朱毛’好记忆,红军行军时,也用‘朱毛’做行进标记,看见‘毛’字往右拐,看见‘朱’字往左拐。”

　　在父亲转战疆场的岁月里,离别父亲的四旬,被母亲托付给外婆带回成都,就此远离双亲。在成都跟随着外婆,四旬被命名为“贺飞飞 ”。贺飞飞第一次认识父亲,是在成都街头的一张“悬赏捉拿”布告栏里,里面印着父亲朱德和毛泽东的头像。外婆指着朱德的头像告诉贺飞飞:“那是你爹爹。”

　　14年后一家人短暂重逢

　　分别14年后,关于父亲,长久以来贺飞飞的脑海里都是一片空白。“为了填补脑海里的空白,我用了几乎14年的时间,不断幻想,不断更新,不断塑造,尽量去想象一个善良、英俊、很有大男子汉味道的父亲。”在《我的父亲朱德》中,朱敏如此回忆

　　1938年,12岁的贺飞飞被周恩来和邓颖超通过多方打听找到。然而当听说要将贺飞飞送往遥远的延安与父亲团聚时,年老的外婆犹豫了,最终没有放身体不好的外孙女离开。

　　随着战事的变化,国共关系恶化。贺飞飞也成为国民党四处打听的目标。“姨妈突然被国民党警察抓走,在盘问中,姨妈一口咬定贺飞飞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才使她幸免于难。”

　　白色恐怖开始笼罩着贺飞飞所在的外婆家。朱敏记得的那个清晨,外婆在被窝里叫着外孙女的名字:“飞飞,外婆不能再留你了!”外婆告诉飞飞,母亲已经离世,唯一的道路还是要寻找父亲。此后不久,邓颖超又一次秘密来到成都,接走了朱敏和她的表妹。

　　穿着宽大的灰色军装,膀臂上带着红色十字袖章,这是贺飞飞安全抵达延安的护身符。分别14年后,贺飞飞终于再一次见到了父亲。关于父亲,长久以来贺飞飞的脑海里都是一片空白。“为了填补脑海里的空白,我用了几乎14年的时间,不断幻想,不断更新,不断塑造,尽量去想象一个善良、英俊、很有大男子汉味道的父亲。”在《我的父亲朱德》中,朱敏如此回忆。

　　尽管一路上,贺飞飞都在为如何开口叫一声“爹爹”而苦恼,但是,到达的一刻,脱口而出的呼唤声竟是如此的顺畅:“爹爹!爹爹!”毫无疑问,朱德也一眼认出了女儿,他匆匆跑下山坡,身后扬起了一串尘土,来到马车前,一把把女儿从车上抱下来。来到延安后,贺飞飞正式更名为“朱敏”。

　　被送到延安的第3天,毛泽东到朱德的窑洞串门。朱敏以前在国民党悬赏图上见到过毛泽东的画像,今天突然见到真的毛泽东,便好奇地高声叫出:“爹爹,毛泽东来了,毛泽东来了……”毛泽东拍拍她的头说:“才来就给爹爹当通讯员了,不简单!”朱敏抬头看着毛泽东,觉得和悬赏图上有一点儿差别,那就是眼前的毛泽东嘴下边有颗黑痣,便天真地问:“你真的是毛泽东吗?”这下把毛主席给问乐了,他笑呵呵地反问:“ 难道还有假的毛泽东?”毛泽东走后,朱德郑重地对女儿说:“虽然我比毛伯伯大7岁,但为了表示尊敬,你以后要叫他毛伯伯。”

　　可是,尽管与父亲的团聚来之不易,但在延安与父亲一起过了第一个春节后,朱敏又一次面临与父亲分别。朱德告诉女儿,她将和毛泽东的女儿娇娇去苏联学习,并给她定了规矩:“20岁以前不许谈恋爱,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惨绝人寰的集中营岁月

　　听说子弹受潮就会变成哑弹,朱敏和几个女孩子就开始商量如何才能把子弹弄湿,因为不能带水进工棚,不可能往子弹上洒水。最后他们决定趁监工不注意时往子弹盒里吐口水。后来德军前线退来不少不合格的子弹,以为是制造车间的质量问题,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些“小囚徒”的口水作祟

　　初到莫斯科,朱敏被分配在第一儿童院。集中了四十多个国家的孩子,其中有波兰统一工人党领袖贝鲁特、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美国邓尼斯、日本片山潜、南斯拉夫铁托等著名革命家的子女。中国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林彪的长女、瞿秋白的独女、刘少奇的女儿等许多革命领导人的子女都在这个第二故乡度过了难忘的“二战”岁月。

　　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许多人都有苏联名字,毛岸英叫谢廖沙,毛岸青叫亚历山大。朱敏离开延安时,父亲为其起名“赤英”。父亲告诉朱敏:用化名一是为以防万一,不会暴露身分；二是“赤”和“朱”都是红色的意思———“红色英雄,这也是老人家对女儿的希望。”

　　很快苏德战争爆发,从国际儿童院到明斯克一处农庄养病的朱敏落入德军的集中营。朱敏和几百名来自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法国、英国等10多个国家的孩子,被送到集中营兵工厂里干活。“那哪里是什么工厂,只是一个大得四处透风的工棚。工序是将其他车间制造的子弹装进盒子里。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两只手被冰冷的子弹冰得又红又肿,手背生满了冻疮,一碰,脓血直流,疼痛难忍。时间一长,手掌的细腻皮肤被磨得像锉子一样粗糙。”

　　因为集中营中严禁互相打听,每个人只能说“是”或者“不是”,绝对不能问“为什么”。每天,这些孩子要完成30大箱的工作量才能休息。整整12小时,双手不停地装,像机器人一样,“被法西斯的皮鞭驱使,大皮靴踢打,做着牛马活,吃着猪狗食。”

　　朱敏最害怕听到尖锐的哨声和阵阵狗吠声。这种异常恐惧的声音一响,就意味着有人大祸临头。“她一想起那几只吐着血红舌头的大狼狗,浑身就忍不住颤抖。”那几只狗隔几天就要生吞活剥一个活人。“好几次狼狗当着他们的面将活生生的人撕得粉碎。”

　　然而恐惧并未吓住这些孩子,听说子弹受潮就会变成哑弹,朱敏和几个女孩子就开始商量如何才能把子弹弄湿,因为不能带水进工棚,不可能往子弹上洒水。最后他们决定趁监工不注意时往子弹盒里吐口水。由于个子小,被大筐子一遮挡,监工走远一点就看不见了。监工一走开,她们就往子弹盒里拼命吐口水,“每吐一口, 心里就有一种快感。到了下工的时候,他们嘴里干苦干苦的,嗓子眼直冒火,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但大家见面,都咧开干裂的嘴,会意地笑了。”

　　“后来前线退来不少不合格的子弹,以为是制造车间的质量问题,谁也没有想到会是我们这些小囚徒的口水作祟。”

　　到了1944年,德国法西斯开始节节败退,前线需要的子弹越来越多,劳动强度越来越大。终于朱敏支撑不住,病倒了,但又怕被发现送隔离室,就一天天痛苦地挨着。

　　某天朱敏刚起床,顿时天旋地转,一头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再度醒来时,发现自己睡在一间白色的房间里,扭头看看,橱架上有许多药瓶子,那是集中营的医务室。

　　一个高个子的德国狱医诊断她患的是淋巴结核,“说是开刀把脓放出来就会好的小毛病。”这是小朱敏第一次进这个医务室,但她早就听说这里的狱医连兽医都不如。

　　德国医生有条不紊地戴上白色口罩,斯文的动作无法让人和“凶残兽医”相联系。别人所说的或许不是这个医生,朱敏侥幸地想。医生“武装”完备后,深陷的幽蓝眼睛瞥了一眼朱敏,生硬的俄语在发问:“从哪里来的?”朱敏回答:“白俄罗斯。”

　　“不!你不是俄国人。”他突然尖叫起来,好像要揭穿欺骗似的充满警惕。“我是中国人,我是从……”朱敏想作解释,但阴冷的声音将其打断。

　　闭上眼睛,朱敏等待着成为医生手下的牺牲品。她感到冰冷的器械在脖子上移动,随之传来一股刺鼻的酒精味,她躺着等待注射麻醉针。但是紧随而至的,是撕心裂肺的疼痛直刺神经末梢,“顿时浑身不由自主地像被抽了筋似地弹了起来。”这个失去人性的医生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就用手术刀拉开了我的脖子!

　　朱敏拼命哭叫、挣扎,试图从手术刀下逃走。然而这个德国医生用大手死死按住,继续用刀切割伤口。直到她疼得昏死过去……

　　1946年1月30日,朱敏乘坐战后第一列从波兰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抵达莫斯科火车站时,一封沉甸甸的信递到了朱敏手中。这是来自父亲朱德的信:“ 苏联四年卫国战争也是中国国内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而没有及时打听你的下落,让你受了苦,爹爹对不起你!全苏联都在遭受战争的苦难,我不能因为个人的事情,麻烦苏联政府,想必女儿能谅解爹爹的……”

　　朱敏强忍着泪水,读完父亲的来信。当时摆在朱敏面前两条路:回国或是继续在苏联求学。朱敏想到当年离开延安时父亲的叮嘱———“你到那里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回来为国家多做贡献。”她选择了留在苏联。“她不能两手空空而归,不能给爹爹丢脸。她先在儿童院补习俄文,然后进入中学,到1949年读完了苏联十年制的课程,完成了高等中学的教育。随后她想上列宁师范学院。”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朱敏认识了中国驻苏联使馆的刘铮。

  

　　-史海钩沉

　　一封时隔八年的信

　　朱敏女儿:

　　我们身体都很好,朱琦已在做事,高洁还在科学院,兹送来今年上半年的相片两张。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为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为是。

　　朱德康克清

　　1943年10月28日于延安

　　这封简短的家信,饱含着朱德对女儿的牵挂从延安寄往莫斯科。由于战火的阻拦无法到达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在苏联边境停留了两个月,最后以“邮路中断,无法投递”为由退回到延安。当朱敏再度看到这封信时,已经是8年后。这八年里,朱敏从国际儿童院到集中营,经历了非人的“红樱桃”岁月。

　　女儿在德军集中营的时候,收到退信的父亲朱德内心也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想知道她的下落,可是他一想到斯大林的儿子在卫国战争战场上被俘,法西斯把他当人质向斯大林讨价还价,以此换取他们被俘的高级将领,被斯大林拒绝后,法西斯竟残忍地将他杀害了”,朱德便断然决定,“不能为了自己的私事,打扰战争中的苏联政府”。从此,他再不提寻找女儿的事,这封信也被康克清收藏了起来。朱德总司令就是在女儿音信渺茫的情况下,指挥八路军战士浴血奋战,直到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直到1950年,朱敏回国探望父亲以后,才读到之前那封被退回的信。

　　-对话

　　朱老总将女儿赶出中南海

　　记者:您是结婚回国后才第一次见到朱老总,那个时候紧张吗?

　　刘铮:1953年我们从莫斯科回国。就要见到朱老总了,我心里还是很紧张的。对他的脾气不了解,只是知道他身经百战,现在又是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人之一。但我们的第一次见面还是非常愉快的,我也不知不觉就放松了。

　　记者:当时对朱老总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刘铮: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个板着面孔一脸严肃的叱咤风云的元帅,而是一个和蔼可亲、很普通的长者。他问了我们在莫斯科的情况,结婚后的生活,嘱咐我们要相互尊重、相互爱护、相互帮助。考虑到我们刚回国的一些实际困难,老人家就说:“你们刚回国,暂时就先住在我这里吧。”就这样,我们在中南海与老总住在了一起,他把一楼的两个房间给了我们。他自己的卧室、办公室在二楼。

　　记者:老总和你们聊天的时候,有没有经常说起当年他在战争年代的事情?

　　刘铮:很少,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少说起过去那些战斗的岁月。那些日子的艰难是为了现在的幸福生活,他偶尔会去回忆,但说得不多。他更多的是在谈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这些才是他更关心的。

　　记者:在刘建1岁的时候,您和朱敏老师搬离了中南海。为什么一家人刚团圆不久又要分开呢?

　　刘铮:在建建1岁时,老总告诉我们可以到集体宿舍去住了。他说:“搬出中南海对你们有好处,出去了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你们提高。孩子可以留在这里,我给你们管。你们出去了,不要担心家里,要一心一意全部放在工作上,将来要自力更生。”

　　当时我们对他的这个决定不是很理解,朱敏私下里也跟我说,子女和父母住在一起很正常,对于父亲的决定她有些想不通。但后来经过实践证明,我们才明白了老总的用意,他是要让我们在生活、工作上都养成自力更生的意识,意义重大。

　　-记者手记

　　记录灾难

　　也记录胜利

　　我是从电影《红樱桃》最早知道朱敏的,那时我的年龄与《红樱桃》中的朱敏年龄相仿。那也是我第一次了解集中营。十多年后,当我坐在朱敏家中,试图一一求证电影中的细节,80多岁的刘铮缓缓叙述,不动声色,如同其头顶悬挂的朱敏遗像,饱满却深藏伤痕。

　　朱敏家中其实是朱德的一间小型纪念堂,刘铮毫不掩饰,近60年来这个朴素却挂满光华的家,秉持着“老人家”的遗风,从不越雷池一步。

　　朱敏的身上,集中营的苦难和父亲的影响是两个深深的印记,这两个印记分别记录了人类的一场灾难,和对这场灾难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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