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12日，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从显微镜高倍放大视野里发现了4个红细胞；三天后，再一次为周恩来复检时，红细胞的数量变为8个！复检是由北京医院进行的，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九个大字。
但周恩来一如既往，以惊人的毅力和病魔顽强抗争着。
周恩来顽强地工作到1974年。这时，他的膀胱癌已多次复发，血尿不止。血尿一多时便凝成血块堵塞尿道内口，使得他排尿不畅，异常痛苦。“有时疼得总理在沙发上翻滚。”“他的病已到了再不住院治疗随时就可能由于血尿疼痛引发心脏病而危及他的生命了。”这是1997年张佐良大夫在周恩来生前副卫士长张树迎家中对笔者讲述的。
从1974年6月1日起，周恩来不得不告别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的西花厅，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住院治疗，从而开始了伟人生命的最后阶段。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想到了什么？
遗言国宝交故宫
周恩来临终交代邓颖超，将六伯父原来收藏的、自己平常喜欢观赏的那批国宝级文物在他去世后“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周恩来的六伯父谱名周贻良，字嵩尧，号峋芝，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生，光绪丁酉科举人。晚清时任过淮安府总文案、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国初年又曾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等职务。周嵩尧在任期间，严以律己，政绩斐然，深具民望。后因看不惯民国初年军阀们的明争暗斗，弃官归于扬州。他对收藏和鉴赏古董、字画产生了兴趣。最后竟倾毕生积蓄收藏到了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诏版、汉代钱币、宋代名家字画等数十件国宝级文物。
抗战爆发后，日伪出于对周嵩尧声望地位的器重，曾派出要员登门请其出山，许以高官厚禄，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效力。周嵩尧坚持不允，最后避居到扬州乡间以躲避日伪方面的纠缠。周嵩尧虽只有一子，但孙子辈多，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一家坐吃山空，生活很困难。一次，家中实在揭不开锅，周嵩尧在万般无奈之下，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清代画家王云作的山水画册拿到市场上变卖了籴米下锅。不料，这本画册流传到上海古玩市场后被周嵩尧的一位好友发现了。好友知道这是周嵩尧的心爱之物，流进市场说明他的生活已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这位重义气的朋友立即将其买下，亲自送到扬州周嵩尧家中，还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度过困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嵩尧已年近八旬，但身板硬朗，思维敏捷。忙于新政府组建的周恩来想到了这位在晚清、民国初年供职于政界的伯父，是个就近讨教的好老师，因此就安排周嵩尧到中央文史馆做首批馆员。这是周恩来在担任总理期间唯一以自己名义安排的亲属。他在安排周嵩尧为文史馆馆员时还对六伯父说：“这次安排你为中央文史馆员不是因为你是我的伯父，而是你在民国年间有两件德政：一是袁世凯称帝时，你作为他大帅府的秘书却没有跟他走，这是一个有胆有识，又益国利民的行动；二是在江苏督军李纯秘书长任上，你为平息江浙两省军阀的一场混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使这两省人民免遭了战火涂炭。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了，应该考虑你为人民做点事。”
1953年9月2日，周嵩尧在京病逝。去世前，遗言将自己收藏一生的贵重文物全部赠送给侄儿周恩来。周恩来临终前又遗言邓颖超：“将这批文物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1995年，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孙觉回家乡阜宁时，顺道到淮安（今楚州，下同）参观周恩来纪念馆。座谈时，孙觉主动提出，周恩来遗赠故宫的这批文物，故宫方面一直没有登记入库，作临时寄存处理，如果周恩来纪念馆有意收藏，他可以帮忙联系。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后经笔者六上北京，终于将这批20类24件珍贵文物全部由故宫提出转为周恩来纪念馆收藏。
希望小平忍一忍
据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大约在1975年8月份的一天，周恩来的病势已很沉重，他知道自己已治疗无望，而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下，国事日非。邓小平虽已出来工作，但不断遭到江青等人的造谣中伤，随时面临保不住职务的危险，而且他的位置排得也比较靠后，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的治国才能和人品学识，是继毛泽东之后共和国的中流砥柱。那天，周恩来头脑比较清醒。他不顾病痛，突然要求病房内的医生、护士全部退到病房外。这是他住院期间仅有的一次。
病房里只剩下邓颖超和高振普之后，周恩来要高振普拿来纸笔，让他写东西。高振普帮助他做好一切，并帮他坐稳后，也转身要退出去，但被周恩来阻止了。事实上，周恩来当时长坐已很困难，必须有人扶着他。这时，周恩来用左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用右手颤抖着写字。邓颖超见状，便对他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回答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
高振普看见周恩来是在向毛泽东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自己担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高振普回忆说，周总理在信中虽没有写上要邓小平同志任党内“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要把小平同志提拔到“二把手”——接班人的位置。这是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拼尽全力举荐邓小平的最后一搏。
周恩来的这封信写好后交给了邓颖超，由她转交中央，并向邓小平通报了信的内容。
邓小平再度出山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将邓小平安排到这种位置上，显然是毛泽东考虑到他的百年之后。但是，这种安排却急坏了“四人帮”。
“四人帮”自然不甘心快到手的果子被他人摘去。他们先后制造了“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等，千方百计要将邓小平再一次扳倒。然而，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保持足够的警惕，特别是对江青的一些做法更是从恨铁不成钢到直接的不满意，所以尽管“四人帮”对邓小平一再告状，他都置之不理，并且严厉地警告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结成“四人帮”。但是，江青一伙并不甘心。
1975年11月，江青又串通毛远新（毛泽东侄儿，时任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整顿”的结果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因为毛泽东曾对身边人员说过：“我毛泽东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第一，打倒了蒋介石；第二，搞了个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反对的人不多；对后一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因此，毛泽东晚年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怕他身后有人站出来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于是，毛泽东利用和邓小平一起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趁我还健在，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作一下。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孰料，邓小平回答道：“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作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毛泽东一听大失所望。
1997年10月，为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我拜会了周恩来副卫士长张树迎。他告诉我，小平同志那次和主席的谈话一结束，就感到情况不妙和形势的严峻，便匆匆驱车赶来305医院向总理报告。
“那天是我在总理身边值班。总理病势已经很沉，时有昏迷，有时昏睡。当我告诉他，小平同志来了，他费力地睁开眼，已不能起坐，双方只轻轻握了一下手，小平同志就坐在床边，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总理。我见总理听了是有点生气的，是瞪着眼睛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
遗言骨灰撒大地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结束后，邓颖超对周恩来骨灰三鞠躬，然后趋前打开骨灰盒，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骨灰，一边眼含热泪地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室内顿时传出一片哭声。
邓颖超这里说的是周恩来的什么“愿望”呢？这个愿望就是撒掉他的骨灰。
周恩来是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一生都在考虑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殡葬改革问题上更是体现了他的这种始终如一的精神。
早在1956年，党中央从中国地少人多的国情出发，就向全党发出了人死后火化、不再安葬留坟的倡议。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带头签名，表示同意和支持。
周恩来为了给党员干部带个好头，早在1958年就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到重庆将1940年和1942年分别埋在那里的岳母杨振德和父亲周劭纲的灵榇挖出，火化后再深埋，不再保留坟头，坟地交地方耕种。接着，他又在1965年的旧历除夕派侄儿周尔萃回到故乡淮安，做通周家有关亲属的思想工作，说服了淮安县委和地方干部群众，将他家在淮安东门外的七座祖茔全部平掉，棺木就地下沉，坟地也交给了当地生产队耕种。后来他又说服绍兴有关族人，将留在绍兴的祖茔也都平坟还耕。
周恩来说：“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我们中国人多地少，所以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周恩来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认为，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崇尚厚葬祖先的做法远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脚步，仅仅平掉祖坟，还耕于民的做法还不够，对殡葬改革的推动也不彻底，因此，他又和邓颖超相约：死后火化，撒掉骨灰。
周恩来的卫士韩福裕对笔者说过，周总理、邓大姐夫妇俩认为，我们中国人从全尸下葬保留坟头到深葬不留坟头只是殡葬改革的第一步；从死后火化保留骨灰算是第二步；只有从火化后不保留骨灰才是殡葬意义上的彻底改革。“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火化撒掉骨灰，落到水里可以喂鱼虾，落在地上的，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还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
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相约火化后撒掉骨灰的做法，周恩来却一直有一个担心：不知道他俩谁先去世。他认为，如果邓颖超先于他去世，他保证能撒掉邓颖超的骨灰，如果自己先于邓颖超去世，他担心邓颖超办不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很快向中央打了报告，要求周恩来遗体火化后撒掉骨灰，并最终得到中央的批准。这样，才有了邓颖超一边抚摸着周恩来的骨灰一边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这句动人心弦的话。
《养蜂促农》赠藏胞
周恩来一生有两件比较遗憾的事：一是未能去台湾，二是未能到西藏。但他对台胞、对藏胞一直十分关心，和他们心连心，并且一直不放过去西藏的机会。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他就曾提出率团赴藏，后因高原气候、身体等原因未能成行。
197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周恩来为了圆自己去一趟西藏的梦，再次提出由他率中央代表团进藏。医疗领导小组的有关人员就此询问医疗组组长吴阶平大夫，吴阶平作了回答：“总理目前病势很沉，根本适应不了高原缺氧等高山反应。”
周恩来的身边人员对笔者说，如果当时一口回绝他的这么一个美好意愿，他心里肯定很不好受。于是，只好编造说，由于造反派的破坏，西藏机场难以正常起降大型飞机，目前正在抓紧抢修，待修好后再将具体情况汇报。周恩来是个聪明人，人们这么一说，他也就不再坚持了。后来，中央决定由华国锋任中央代表团团长率团进藏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
1994年9月上旬，中共淮安市委为筹备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活动，进京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笔者有幸拜见了华国锋同志，请他讲述周恩来当时对他的召见。华国锋同志回忆说：1975年8月29日，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病房说，你们到了西藏后，要转达我对西藏人民的问候，要鼓励进藏的各族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感谢他们这些年在西藏的辛苦工作和取得的卓有成效的成绩。一定要告诉进藏的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养民族干部，让民族干部大批地、尽快地成长起来。
华国锋同志说，总理当时病情已经很重。他说了一会儿还要休息一下才能继续说。他告诉我，你是中央代表团团长，要叫他们搞好统一，搞好民族大团结，军政、军民和各民族之间，要相互支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只有增强各方面团结，才能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才能发展经济，改善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一定要造福于子孙后代。
华国锋同志说，总理谈的时间比较长，内容也比较多。从他那里刚回到家，又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我看过一部科教电影《养蜂促农》，可能适合藏民们学习、使用，你把它带到西藏去，给那里的同志们看看。但是，你不要说是我周恩来送的，就说是国务院送的。”周恩来还说，他很想念西藏人民，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不能去看望大家了，请他们理解。
修史请别忘杨度
1975年9月下旬，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迅速扩散，免疫力急剧下降，不得不中止了所有接待活动和几分钟的散步。有时进入昏睡状态，医护人员尽最大的努力，延长他的生命，减少他的痛苦。
10月7日，周恩来突然清醒，他对秘书说：“你告诉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请王冶秋将此情况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杨度是位传奇人物。他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南湘潭人。杨度曾留学日本，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与杨笃生等一起创办《游学译编》。后来，他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他又主编《中国新报》，力主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副大臣，与汪精卫等一起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又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的参政。1915年，写成了《君宪救国论》一文，一时风靡全国。同时，他还联络孙毓筠等五人组成“筹安会”，积极策划恢复帝制，是当时全国皆知的“筹安会六君子”的重要人物。
袁世凯死后，杨度一度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而亡命奔走。此后，杨度转而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奔走呼号，十分用心。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杨度想方设法，多方营救，虽未果却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真诚。
杨度晚年，对蒋介石独裁和残杀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十分愤恨和不满，毅然于1929年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尽管杨度的生命只剩下两年多时间，他却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掩护革命，营救革命同志方面有着重要贡献。对进步的爱国民主人士，如张澜等也倍加关照。在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于万分危急之中，杨度在周恩来的领导安排下，也协助党做了许多事情，尽到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由于杨度入党后是和周恩来单线联络，外界知道的人极少，为怕这一重要史实埋没，周恩来临终前托王冶秋转告《辞海》编委会，将杨度鲜为人知的一面记入其条目。
别往脸上打叉叉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带病在李先念和乔冠华的陪同下和前来访问的泰王国政府总理克立·巴莫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送走客人后，按照事先的“谋划”，由乔冠华出面，请求总理与大家合影留念。
周恩来住院已经一年多了，人们见到的总理瘦了、老了，脸上的老人斑多了。自从周恩来住院后，就很难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今天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乔冠华向周恩来提出和大家合个影的要求后，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李先念和乔冠华很快站到会客室的中间。不久，周恩来在值班护士搀扶下，微笑着缓步走到大家面前。随行人员、医护人员和部分在场的工作人员，个个像孩子似的围拢过来，在周恩来的身边站成两排，做好拍照的准备。就在摄影师杜修贤将要按下快门的时候，一个让人心颤的声音响了起来：“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上叉叉。”
周恩来这么一说，本来十分喜悦的场面顿时冷却下来，在场的人们心头个个像坠上了铅块一样。
在“文革”的特殊岁月里，凡是被“四人帮”、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们诬为“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和“现行反革命”的人，均要在出现他们名字的时候再加上个红笔叉叉，如果有他们的照片出现（一般是从相关人家中抄出的旧照片或旧的报刊上登载的），则马上在他们认为是“叛徒”、“特务”、“黑帮”、“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人的脸上也打上叉叉，以向世人展示。
在“文革”的岁月里，周恩来处境维艰：先是要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接下来诬陷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和“工贼”的三顶大帽子也要周恩来明确表态。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英在她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里写道，对关于刘少奇的处理，周恩来如果不同意，那么他在24小时之内也要被打倒。所以，周恩来思考了一个多星期，只好忍而求其次。但是，这并不反映周恩来恋职恋权，而是周恩来清楚明白自己在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声望地位。“文革”中，他如果有个公开的、不同于毛泽东的声音，那么他自己不仅面临被打倒的危险，更重要的是全党、全军甚至于我们整个国家都面临分裂的危险，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事实上，“文革”风起云涌之后，周恩来一直被林彪和“四人帮”视为心腹大患，也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早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出于对国家法制的维护和对老干部的保护，不准造反派们揪斗刘少奇，不同意他们打倒贺龙、陈毅，多次被中央文革的人扣上“党内最大的保皇派”等大帽子。甚至周恩来在台上讲不准贴“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时，造反派竟明目张胆地从台下递上“总理，你的讲话为什么和中央文革的不一样？”这样当场责问的条子。
为保陈毅不被批斗，周恩来被造反派使用车轮战法，先后被无理纠缠达18个小时，导致心脏病发作。可是当他听说造反派还要揪斗陈毅时，愤怒地转身讲道：“如果你们要批斗陈毅，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
林彪、江青一伙还采用抽丝剥茧的方法对付周恩来：把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胞弟周恩寿先后诬陷进狱中，甚至迫害致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许明被江青迫害自杀；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因“得罪”江青被迫隐姓埋名；连关心周恩来多一点的中办副主任杨德中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等也被江青故意制造事端赶出北京。后来，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又从故纸堆里翻出1931年国民党造谣生事登出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名共产党员脱离共产党启事》，呈报江青。江青如获至宝，批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意图将周恩来诬为叛徒而后打倒。因为这是当时临时党中央和江西苏区都知道的事，所以毛泽东、陈云等同志都讲话予以澄清，才没让江青一伙的阴谋得逞。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又打开了大门，中国顺利地重返联合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后，周恩来在国内、国际的地位迅速上升，从而更加成了“四人帮”一伙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一再吹阴风、告黑状，没茬找茬，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终于，在基辛格二次访华时，“四人帮”说周恩来对美谈判中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从而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并以“153号外交部简报事件”为名，下令批判周恩来。
江青一伙在“批周”会上大肆攻击，散会后喝香槟、葡萄酒庆贺，还肆意罗织其他罪名，妄图把周恩来作为我们党的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代表人物打倒。幸亏毛泽东洞察秋毫，这才击碎了“四人帮”要打倒周恩来的黄粱美梦。但江青一伙“批周”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的诸如“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批宋江的投降”、“评法批儒”运动中批“现代的大儒”等等。这里的“周公”、“投降派”、“现代的大儒”等都是或明或暗地直指周恩来。
遗体解剖总结经验
1975年2月4日，医务人员再次对周恩来作膀胱镜检查，并对发现的癌细胞作电灼处理。手术刚结束，周恩来就忍着疼痛问：“李冰来了没有？”
李冰是中共中央情报部门原负责人李克农的女儿，当时任北京日坛医院的党委书记。李冰听到周恩来叫她，很快来到手术台旁，侧耳聆听。周恩来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李冰，你知道不知道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的情况？”李冰连忙回答：“知道。”“知道为什么不去？你应该马上派人去云南锡矿，到当地去研究治疗，解除他们的病痛。”
周恩来说得那么坚定有力，李冰应了一声“是，我马上去”以后，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赶快离开手术台，快步走到医院的走廊，任凭泪水流淌。
1975年9月20日前后，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一睁眼见到他的保健大夫张佐良、吴蔚然正在忙碌。周恩来深知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所以他平静地说：“我的病，在医院呆下去也没有多少意思了，可以不可以搬回家去住？这里还有好多病人，你们应去照顾他们。”1976年1月7日，周恩来的病情已严重恶化，他气息短促，脉搏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护人员守候在他身边，随时准备抢救。深夜11时左右，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然后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他们那里更需要你们。”
当周恩来生命进入弥留阶段后，只要他醒来就一再叮嘱医护人员：你们给我治疗是个好机会，你们可以在我身上总结经验。现在，我们国家还有许多人遭受着癌瘤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对癌症没有办法。我死后你们可以解剖我的遗体，我相信总有一天，治疗癌症会有突破的！
召见罗青长
看过电影《周恩来》的人，都知道在周恩来的生命最后，曾召见了罗青长。周恩来到底向罗青长交代了什么，社会上虽有一些传闻，细节却不得而知。
1993年10月25日，笔者在北京西山罗青长家中拜访了他，就此事向罗青长作了请教，引起罗青长深情的回忆。
那是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来的体温升至38．7摄氏度，他突然提出要见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当时，中央有个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见周恩来。于是，工作人员便一再打电话请示。“四人帮”竟推来推去。电话最后打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动情地说：“总理都病成这样子了，他要见谁就让他见谁，还请示什么。”于是，值班人员依照周恩来的吩咐，派汽车把罗青长接到医院。罗青长刚进病房，周恩来就昏睡了过去。罗青长只好在病房旁的小客厅等候。一直等到中午时分，周恩来才苏醒过来，立刻请罗青长到病床前。
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着，要罗青长不要忘了台湾同胞，更不要忘了那些为革命作过贡献的台湾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没有谈多少，周恩来又一次昏迷过去了。医生马上进病房检查和抢救，谈话被迫中止，罗青长只好退到病房外等候。等了一段时间，周恩来还没有醒来。罗青长知道周恩来病情已很沉重，不能让总理因他来谈工作而再度昏厥。于是，罗青长悄然离开了病房。
据此，笔者曾询问罗青长，周恩来说的“两位姓张的朋友”指的是谁。
罗青长回忆说，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40多年，无数次聆听他的教诲。根据以往总理的交代，他指的是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和曾任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
张学良是世人皆知的民族英雄。对于张镇，人们却知之甚少，周恩来为何惦记他，笔者经大量调查，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张镇，湖南常德人，1900年生，黄埔军校一期六队学员，后来追随蒋介石，步步升迁。
1945年10月8日，国共两党经过艰苦的谈判，草签了《政府方面与中共会谈纪要》，即两天后正式签字的《双十协定》。一直致力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决定当晚在国民政府军委会大礼堂举行鸡尾酒会以示庆贺，同时请来重庆厉家班子唱戏招待毛泽东等中共代表。
就在这时，柳亚子来访，周恩来只好请柳亚子改日来见，并让自己的秘书（对外称周恩来副官）李少石用自己的座车将柳亚子送回去，不料途中遭到国民党士兵的枪击，李少石被打成重伤，送入市民医院抢救。当办事处工作人员将这一事件告知正在军委会礼堂看戏的周恩来时，他立刻警觉起来，特别是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但他又怕惊动毛泽东。只是轻轻对毛泽东说：“有点事，我出去一趟。”
周恩来出了军委会礼堂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张镇。张镇时任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宪兵司令。张镇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和他一起到医院看望了时已去世的李少石，又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在戏散后，用宪兵司令的座车亲自护送毛泽东回红岩，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这件事，周恩来一直记在心上。全国解放后，他多次对负责统战工作的罗青长、童小鹏说：“将来台湾解放了，对张镇在重庆谈判时期的这一功劳，一定不要忘记。”
这就是周恩来，他赤诚待人，肝胆照人，不管党内党外，他都是最可依赖的同志和朋友，即使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也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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