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委婉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主席。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周恩来提出辞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指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

从时间节点上看，周恩来辞职和中央下发《通知》高度相关，两件事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性？可以肯定的是，周恩来提出辞职时不可能不知道中央第二天要下发《通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经过改革，国务院的职能弱化，甚至被转移，这是否为周恩来提出辞职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呢？为此，本文通过对当时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分析，来解读周恩来辞职的原因。

经济背景：毛泽东提出反反冒进

1955年，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由于经验不足，都对经济形势判断较为乐观。结果，1956年出现了经济过热，资金、原材料和市场十分紧张的现象。周恩来、陈云等人发现这一问题后，当机立断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了下来。周恩来、陈云刹车了，但毛泽东还没有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虽然没有反对，但当1957年他准备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却开始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为此，在1957年末至1958年初那段时间，毛泽东有几番讲话。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说：

1955年来了一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1956年的毛病是基本建设多用了30亿元，生产了600万部不适用的双轮双铧犁。这可以组织个临时促退小组来解决，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篇社论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和政治局讨论过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11日晚，毛泽东进而又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三扁担，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毛泽东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毛泽东”。他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毛泽东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反冒进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于1月19日晚在南宁作了检讨：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2月18日，毛泽东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

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3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曾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工作人员梅行这样回忆：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我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表达他想说的话。

在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对国务院的工作进行了检讨：

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即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对于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来不及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掌管了经济大权。反反冒进的气氛则一直延续到了八大二次会议。

这场对反冒进的批评是毛泽东发动和主持的，被批评的是在中央和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批评者言词猛烈，且有痛快淋漓之势，而被批评者却几乎没有可能进行说明和申述，只能一个劲地做自我批评，包括不得不发一些违心之论。在这种气氛下，周恩来的心情可想而知。风头过后，他向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也就容易理解了。

政治背景：毛泽东给予书记处更大的权力

在经济领域全力开展反反冒进的同时，政治体制也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这个改革是毛泽东倡导的。这是周恩来委婉辞职的另一个重要背景。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八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的章程。新的党章规定选举总书记一人。“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组成常委。常委是党的核心领导。

毛泽东这样安排有他的道理，他在195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有意要培养邓小平，因而让邓小平先任中央秘书长，后任书记处总书记。

邓小平于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有：李富春、谭震林、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马明方、林枫、杨尚昆、胡乔木。几乎天天开秘书长会议，讨论研究各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曾召集过一次秘书长会议，在会上他说得很明确：你们是干事的，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

酝酿八大中央名单时，邓小平表示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怕不顺。邓小平说：“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我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毛泽东做邓小平和中央同志的工作，讲得很风趣：“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央的秘书长。”邓小平插话：“我还是比较安于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解释：“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

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

八大选出的总书记是邓小平。邓小平比毛泽东小11岁，当时52岁。书记处成员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有：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书记处负责党政军核心，彭真协助邓小平负责全面工作；王稼祥兼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负责外事；谭震林负责农业；谭政是总政治部主任，负责军队干部；黄克诚是总参谋长；李雪峰负责工业。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

书记处在讨论国务院的工作时，因周恩来要参加，总是就着周恩来的时间。从记录看，副主席只有周恩来出席书记处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不都在北京，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非重要会议一般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成员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核心的决策，反而比一些政治局委员消息更灵通。

中央书记处不同于旧的中央秘书处的另一点，是书记处直接参与国民经济以及党团领导，新的中央书记处下设20多个具体办事机构——中共中央书记处各个办公室，从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到候补书记胡乔木，书记处成员基本都兼任具体办事机构的负责人，以后李先念、李富春补选为书记处书记，又为他们具体增设了办公室。这样一来，国务院的一切工作，凡事都要请示书记处才能办理，而书记处也不再是简单的上传下达，而是党务、政府、军事、民政、文化、财经等一系列领域中之于中央的名副其实的“总参谋部”，特别是1957年之后，书记处几乎取代政治局，成为毛泽东直接指挥之下的统帅机构。

1958年，毛泽东在组织上给予书记处更大的权力，4月间，中共中央成立5个领导小组，即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分别任命陈云、彭真、王稼祥、聂荣臻、陆定一为组长，小组具体工作归口中央书记处管理。这5个位高权重的小组从组长到一般组员的名单都是毛泽东责成邓小平拟就，稍后，毛泽东除了提出增加谭震林为财经组副组长，王鹤寿、赵尔陆为组员外，无一增减。

提出辞职：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也就是这次改革之后的两个月后，1958年6月9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委婉地提出辞职。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

在随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出席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人员现在已经全部作古。从目前来看，他们没有留下关于周恩来在会上提出辞职这件事情的讲述或回忆。除了周恩来在会上提出辞职外，会议有没有议定下发《通知》，也没有相关的回忆。由于文献档案解密程度的限制，我们也无从得知这个会议的详细情况。

尽管如此，但邓小平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有所顾忌，说自己“一不行，二不顺”。“不行”应该是谦词，“不顺”则是政治家看到了不争的客观事实，这应该是他主张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的原因。邓小平说“一不行，二不顺”，决不是空穴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