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上）

（一九四三年三月）

抗战准备时期与抗战初期华北工作的经验

一抗战准备时期

一九三五年冬天，中央决定我到华北去工作。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我到了天津。当时中央给我的任务，是指导华北党的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新政策。此时党的“八一宣言”〔150〕及“十二月决议”〔20〕都发表了，但苏维埃区域〔AA〕、红军同全国其他地方还是完全隔绝的。

当时华北的情况是怎样呢？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本部进攻。一九三五年发生了“华北事变”〔151〕，“何梅协定”成立，在日本要求下，中央军从河北撤退，并成立了宋哲元〔152〕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造成了华北的特殊化。华北处于危急之中，保卫华北、保卫中国的任务非常迫切。

和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反日大示威〔153〕以后，学生反日运动普及全国各大小城市，开始了全国性的革命运动的来潮。但是，当时国民党〔5〕与共产党仍然处于尖锐对抗的形势中，因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顿时成为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呼声。

第三，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赞成，但党仍处于秘密状态中。国民党虽然继续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旧政策，继续进攻红军与捕杀共产党员，但亦处于极大的动摇之中。

总起来说，当时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全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威胁着全国各阶层的人民，共产党提出了团结全民族挽救危亡的总方针，工人、农民特别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化，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赞成抗日的方面，当权的大资产阶级也处于极大的动摇之中。

当时我们党在华北的组织情况又是怎样呢？

从大革命〔30〕失败以后，经过了九年的反动时期，现在又有了新的民族革命浪潮，我们的党在白区保存下来的还有些什么呢？我们不能不悲痛地回答：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党的组织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一批中下级干部，而且这些组织和干部还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统治着。

如果说在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54〕统治苏区和红军党的时间并不算很长，在遵义会议〔155〕以后已经基本上纠正过来了的话，那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白区党组织的时间是很长的。在苏区及红军的党组织还没有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的时候，白区党的组织早就被这种路线统治了。在苏区及红军的党组织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白区党组织中的这种路线还没有被克服。虽然在“六大”〔156〕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以及在四中全会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白区党组织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纠正过〔31〕，但这种纠正是极不彻底的，特别是在思想体系及群众斗争策略、组织形式、斗争形式等方面，没有被彻底纠正过来。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组织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防御、退却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很明白，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的影响，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是不可能的。

在上述情况下，华北党的任务与工作方针是什么？我们是怎样根据情况来提出任务与决定方针的呢？

除开动员群众并动员各方面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当时全党的总口号）而斗争外，党在华北的任务，就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要顺利地执行这个任务，就必须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联合一切抗日势力，有效地准备自己与准备群众，就必须首先肃清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必须根据当时已经开始了的（特别在学生、知识界中）革命运动的来潮时期之具体情况，提出适当的口号、适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必须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必须在青年、军队及一切群众中进行顽强的工作，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和口号。这样，才能团结华北一切抗日势力，进而推动全国的团结和准备抗日。这就是我们在当时的任务与工作方针。

当时我们是按照这样的方针努力工作了的。

我们在华北以至在全中国广泛地传布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以党中央委托北方局的名义发表了新的宣言〔157〕，并以陶尚行的名义发表了给《自由评论》（国家社会党机关报）的一封公开信，答复张东荪在《自由评论》上讨论共产党新政策的文章〔158〕，在党内党外均起了极大的作用。当时还出版了《华北烽火》等党的半公开刊物，又利用当时平津上海等地许多左倾刊物，发表了我们所写的许多文章。这样，就迅速将党的新政策广泛地传布开来，在社会上取得了极大的同情。为了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我们还做了许多具体的联络工作，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同各实力派及社会名流、学者等接洽，一般都得到了不坏的回答。我们还通过某方面的关系和当时南京国民党中央进行了某种非正式的接洽。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号召群众为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斗争，使抗日救国运动更深入更广泛了。我们组织群众抵制日货、反对走私〔159〕，进行政治的示威、游行、请愿、罢课及部分的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卖国贼和投降分子。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平津及其他各地学生救国会及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并由华北这些救国团体发起，在上海召集了全国各救国团体的代表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会。通过各界救国会、学生会、民先队〔68〕等组织，出版了几十个公开半公开的刊物和许多小册子，组织了许多宣传队、戏剧团、歌咏团、下乡工作队等。这些就是当时群众的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

党的组织在当时一般还是秘密的。但群众的特别是学生、文化界的救国活动，把统治者的严格限制多少冲破了一些。许多救国团体是半公开的，一部分刊物是在官厅登记出版的，另一部分刊物书籍则没有登记亦可在许多地方公开发行。依照新的情况，党的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活动需要给以重新配合。我们大体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组织和工作，有清楚的划分及适当的联系，使党的组织隐蔽在广大的群众中，因此在这些活动中党的秘密组织的破坏还不大，而且在许多重要的城市及乡村中略有发展。还派了少数干部到香港、广州、上海、汉口、河南等地建立了一些党的组织。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则发展到全国各个城市，以至在巴黎、东京等地都有他们的支部。

要准备抗日战争，没有军队的参加是不可能的。我们为了争取华北的军队抗战，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一）通过各种关系同中、上层军官进行接洽与联络；（二）通过群众救国运动向军队进行各种宣传鼓动；（三）用各种形式在军队中进行秘密的宣传组织工作，把许多公开半公开的刊物输送到军队中去。这些工作对于当时在华北的二十九军、五十二军及宋哲元本人的转向抗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西安事变〔48〕的时候，我们坚决拥护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且在党员及左倾人士中进行了深入耐心的解释工作，说服了他们。

在进行上述这些工作之前及工作过程中，我们在党内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内的指导刊物《火线》〔160〕在这一年多内出版了四五十期，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161〕等文章，从原则上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时，又在一切具体工作与斗争中来彻底粉碎这种机会主义路线。

一九三六年三月，北平的学生因郭清之死举行的“抬棺游行”（郭清是为爱国被捕死在狱中的学生），是少数先进分子的冒险行动，与学校当局发生了严重的对抗。他们不听学校当局的劝告，不接受学校当局向官厅交涉抚恤及合法的追悼郭清的方式，而是秘密地、突然地推倒学校的墙壁，抬着郭清的棺材到马路上去游行，致被警察打得落花流水。这是足以陷自己于孤立的行动。我们批评了这次行动的错误，并且责令我们的党员进行许多善后工作，向学校当局进行了解释及道歉等，挽救了当时的危险形势。

当时群众中提出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我们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一些研究之后，认为他们虽是日本培养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我们就指出了这些口号的错误，而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从这些口号改变后，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进一步合法的可能性。有一次游行的群众正遇着了宋哲元的汽车，学生即送一张传单给宋哲元，宋看传单上写着“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即含笑而去。宋哲元并要群众到故宫后门的景山集合，他派了北平市长秦德纯来向群众讲话。在景山集合时，数万群众唱出了同一的救国歌声。

在同党内左倾路线的斗争中，大大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水平及工作积极性，因此，逐步地巩固了群众运动的来潮，使广大的群众团结在救国会、民先队的周围。北平的国民党教授及其他国民党员为了分裂北平学生运动的目的而成立北平学生会（新学联）时，只有极少数的分子参加。在肃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党内只有个别的分子不赞成，采取两面派的办法来反对。

以上就是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所进行的主要工作。

在进行了这些工作之后，华北的党组织在政治上、组织上及统一战线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与成功。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了，地方党的组织基本上恢复了，平津两市党的组织与工作大大加强了，还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及华中华南的若干党组织。差不多所有的大学及中学都加入了平津学生会。各方面人士对共产党的疑惧心理大大减少了，都愿意与党来往了，党在军队中的影响和组织也有扩大和发展。党已深入在群众中，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是内战时期党在白区工作中空前未有过的成绩。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运动来潮的影响，另方面是由于在华北党内克服了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正确执行党中央路线的结果。

这些成绩，为党与八路军〔56〕在华北抗战创造了比较顺利的工作条件与发展条件。

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有什么缺点呢？

这个时期我们工作中最大的缺点，就是在工人群众中的工作非常薄弱。除开在唐山及个别的铁路与工厂中有很小的组织外，在许多企业中没有什么组织，党的新政策在工人中的影响亦很小。当时学生群众的救国运动，一般还没有发展到广大的工人群众中来，还没有较为广大的工人群众起来参加救国运动。这是由于：（一）当时的政府及工厂对工人群众的压迫与限制特别严重；（二）从很久以来，党在工人中的组织就受到无数次的破坏（一九三六年的夏天，还有一次相当大的破坏，企业中的党员及与党接近的工人共有五十多人被捕），使党与工人群众的组织联系几乎断绝，党内做职工运动的干部亦几乎没有保存下来，党必须重新训练干部才能到工人群众中去工作；（三）当时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各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对工人中的工作注意不够，没有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派遣必要的干部到工人中去刻苦工作。

当时，中央对过去白区工作中的左倾路线，还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这使华北党组织克服左倾路线的斗争遇到了困难，并在党内发生了纠纷。当不少同志提出过去的领导路线是否错误的问题并要求答复的时候，我们的答复却不能不是含糊的。这就给了当时个别留恋左倾路线的负责人以间隙，使他们乘着这个间隙来反对正确的领导。不久以后，中央召集白区党代表会议（一九三七年五月和苏区党代表会议一起召集），我和华北的代表来到延安开会。就在这时候，反对者在党内，在代表中，暗中进行了许多活动，他们和延安的某些同志结合起来，影响白区党代表会议中不了解内情的一部分代表和他们在一起，坚持拥护历史上白区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企图否定当时华北党的正确领导路线。因而使得这个白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是不好的，我们工作中的困难不独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虽在不久以后抗战就爆发了，华北的工作条件、工作任务完全改变了，但是这个白区工作会议所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到很久以后还没有最后消除。这也成为当时华北党的工作中一个严重的缺点。

这就是抗战准备时期党在华北工作中的基本情况和经验。

二抗战初期

芦沟桥事变〔54〕发生以后，党中央估计到日寇要占领平津。平津危急。于是就提出了“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为保卫国土而流最后一滴血”的口号，号召群众与军队紧急行动。

平津失守后，华北及全国抗战的形势还没有确定。根据过去“一二八”〔22〕抗战、冀东抗战〔162〕及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的经验，国民党可能再来一个什么停战协定，还有妥协的可能。这时我们的方针，是采取一切办法推动全国抗战，反对丧权辱国的和平妥协。

因为平津被日寇占领，我们决定：凡不能在平津立足的党员和抗日分子都撤出平津，党的领导机关撤退到太原，并且应该迅速坚决地撤退；退出平津的人，大部分应到太原分配工作；不能到太原者，即退到冀东或平津城外的乡村，设法拿起枪来打游击。但在撤退过程中，有个别负责同志反对撤退，利用撤退时某些人的慌乱现象，在党内外提出了“反对逃跑”的口号。他们命令党员及群众团体的某些负责人留在平津，因而部分地延迟了这种撤退的行动。虽然没有造成损失，但这些同志的意见与行动无疑是错误的。此时党的责任，不是什么“反对逃跑”，而是如何组织撤退。如果在此时党不去组织撤退，那只能是帮助敌人。

日寇占领平津后，即大举向中国内地进攻，收复平津的可能性暂时丧失，全国抗战的形势也已经确定，国共宣布合作〔163〕，共产党已有半公开及公开的合法地位。这时候，我们决定了如下的方针：

第一，党在平津的组织转入长期的秘密工作，应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保存与积聚力量，以等待和准备将来反攻时期收复平津。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援助平津附近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干部人员除必须留在平津者外，应退到乡村组织游击队。

第二，在冀东（这里是在几年前就被日寇占领并划为特别区的地方），应准备迅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配合全国的抗战，并坚持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们冀东的同志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当八路军宋时轮〔164〕支队进入冀东行动时，英勇地发动了冀东人民的大起义。这是一次很值得研究的人民抗日大起义。我们的同志在起义前作了很好的工作，那里的国民党组织及伪政权下差不多全部的保安队（七八个旅），县政府的武装，开滦矿山的工人，农民及许多地主资本家，都联合起来参加了起义。这是真正地发动了几十万群众来进行反对日寇汉奸的武装斗争，并在起义后立即组织了联合的领导起义的政权与军事指挥机关。然而这一次起义在不久以后即遭遇到敌人很严重的进攻，受到严重的挫折。只是到后来又用了很多的办法，方把冀东游击战争组织起来。

第三，在华北其他地区（我军的后方），应动员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战，支援前线；同时准备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在这些地区，此时主要的群众组织形式，是战地动员委员会〔73〕（有一些地方是救国会）。这种动员委员会是战争动员机关，是团结群众参加与援助抗战的机关，也是游击战争的准备机关、组织机关和领导机关。

第四，在华北即将失守的城市、矿山、铁路、工业区，应动员工人、职员能迁移者，迅速迁移；不能迁移者，准备和组织在失守以后的对敌斗争。号召工人、职员在敌人到来时，组织工人游击队，或到乡村同农民一起打游击。

以上就是我们在太原失守以前的行动路线。

在抗战之初，我们就估计到华北有全部沦陷的危险，国民党的军队会大部退出华北，华北的旧政权及国民党党部也会退走，那时，坚持华北抗战的责任就会全部或主要地落在八路军身上。

在估计了上述的可能情况之后，我们提出了这样的方针：要广泛地准备游击战争，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十数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要建立起很多根据地，我们才能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八路军一到太原，北方局就向八路军的高级干部及地方党的干部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与方针。十一月十五日北方局的书面决定〔165〕，再次确定了这一方针。但当时有少数同志表示不同意，他们认为，华北也许不至于全部沦陷，也许用顽强的正规战还可能阻止敌人前进。因此，他们就觉得没有在全华北准备游击战争的必要。说到扩大八路军到数十万人的任务时，他们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与不可能的，这将给国民党以受不了的刺激，一定要引起统一战线发生大破裂，至于在华北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及统一战线政权，那更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所不能允许的行动。他们的方针是什么呢？是要集中一切力量联合国民党进行正规战，抵住敌人前进。他们认为敌人是抵得住的，抵不住以后的事情不要去想它。游击战争只能在敌人侧后不大的地方去进行一些，辅助华北正面作战，它的意义与前途是不大的。很明白，这些同志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当时否决与批评了这些意见。

到太原危急的时候，整个华北沦陷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太原是当时华北最后一个还没有失守的大城市，太原失守后，在华北进行正规战争的条件一般地就失掉了，不能组织相当固定的战线，只能以游击战争的形式来坚持华北的抗战。这时，我们就在党内确定地指出：华北今后抗战的主要形式，将是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华北全党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广泛地发展、组织与领导游击战争。我们在党内提出了军事化的口号，要一切干部和党员学习军事，学习游击战争，决心把自己投入到抗日游击战争中去。

这时候中央也指示我们说，我党我军在华北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这样的指示，在当时华北情况下，是完全正确完全需要的。

当时，群情慌急，不知所从。党内也有少数党员表示了这种情绪。我们禁止党员离开华北，并向群众作广泛耐心的解释，说明太原失守后，所有在华北的中国人，只有三条路走：一是继续同敌人打，二是逃走到别处去，三是投降敌人。这三条路中，只有第一条“打”的路好走，“逃”和“降”，都不是出路。而要继续同敌人打，怎样打法？谁个打？是否能打胜？这些都是在一般群众及许多党员的思想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于是，我们采取了许多实际办法，在思想上、原则上、组织上解决了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关于游击队的组织问题；关于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关于干部问题；关于游击队作战区域问题等。

我们特别告诉群众说：游击战争不能完全依靠正规军队来打，而要由人民自己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来打。

在太原失守的前后，由于党的正确政策，八路军的胜利与良好的纪律，党与八路军在人民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党已一般地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可能。党与群众运动，华北人民的武装抗日运动，到处都有大发展之可能，到处都有群众寻找和等待共产党与八路军去领导他们，要求党派人去指导他们打游击。这时候，一方面是旧统治阶级的退却逃跑，张皇失措，和汉奸的粉墨登场；另方面是广大群众的愤激和他们的武装抗战的决心，民族革命运动的真正高涨。这时候我们的最大问题，就是干部的缺乏。当时我们为了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采取了以下的一些办法：

第一，开办了许多一星期卒业的训练班，把这些人立即分派到各地去进行工作。

第二，把上层领导机关的人员尽可能地分派下去，连技术人员也分派下去工作。

第三，动员了城市中的大批工人，大批党员，大批学生及同情抗日分子，下乡去组织游击队，回到自己家乡去组织游击队。如果他们把游击队组织起来无法指挥时，就交给八路军指挥。

第四，召集一些可能召集的党的工作人员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告诉他们工作方法，检查他们的工作，交给他们任务，使我们各地方的工作人员能够迅速成熟起来，能够担负当前的任务。

第五，大量发展党员，并采用由上而下的方式建立各地方的党部，首先建立各县的县委或地委，然后再来发展党员建立支部。

因为我们从思想上、原则上、组织上解决了上述各种问题，所以全党都有一定的信心、一定的计划去进行工作，去应付激烈变化着的环境。所以，我们当时的发展是很快的，许多根据地很快建立起来，晋察冀边区政府在太原失守后不久就成立了。在客观形势的飞跃发展中，我们的工作也飞跃发展了，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后来，华北几乎全部沦陷，国民党军队大多数退走，并抛弃了很多武器资材。河北、察哈尔〔166〕两省政府及差不多所有的县长、专员都逃走了，山东韩复榘〔167〕的省政府和县政府人员及其军队也逃走了，山西的旧派也大多数逃走了，而山西进步的新派就大为活跃起来。华北人民正决心准备自己起来救自己的时候，八路军部队和大批共产党的工作人员深入到华北敌后，到处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密切地和人民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党员和八路军、积极的抗日分子，拾起国民党军队所抛弃的武器资材，到处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一时，在广大沦陷区中，我党的、其他党派的与无党派的游击队，共有数百个。而这些游击队大都与八路军有密切的联系，有许多加入了八路军。这样八路军在敌后就得到迅速的扩大，许多新的支队编制起来了。八路军就成为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力军了。

在旧的行政官吏逃走或叛国之后，我们委任了许多新的县长、专员，并在各战略区经过民主方式成立了行政公署或边区〔64〕政府，建立了新的抗日秩序。不久，许多地区的土匪被肃清，人心逐渐安定，人民自卫军、民众运动都大大发展起来。党的组织亦有十多倍的发展。单以华北范围来说，我们的党已成为领导抗战的最大的政党了。

敌人在占领太原以后的四五个月中，没有继续向山西南部进攻，这给了我们从容布置敌后工作的时间。这时候，我们决定在敌后采取可能的国家政权的斗争形式，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与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军区、军分区），颁布各种地方法令，征集物资、粮食，镇压汉奸等。我们还决定了根据地中党的公开及采用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不论党、政、军、民及其他组织，最初均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来建立，首先成立领导机关，然后建立下层组织。在革命高涨时期，领导机关建立以后，很快就能吸收广大的群众来充实下层。因为一切都在飞跃中，时间是很宝贵的，浪费时间就等于犯罪，一切都要迅速爽快地解决。如果没有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局面是打不开的，或不能迅速打开。我们在“拿起枪来，保卫家乡，保卫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口号下，采取了抗日民主政权与抗日游击战争的斗争形式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组织形式。由抗日人民代表会议直接产生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府，组织抗日游击队、人民自卫军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的救国会，扩大八路军，以及党的公开等。由于我们及时提出了适合当时情况的新的口号去代替旧的口号，采取了新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去代替旧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并且在斗争过程中，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把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相互结合起来，因此，就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激烈变化着的环境中，一步一步地发动了最广大的群众走上革命的战场，并在战场上适当地布置开来。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内关于策略的具体指导。

华北人民的革命运动，华北的党组织，在上述策略指导之下，大踏步地前进了。仅仅几个月，华北大部地区就完成了这样几个大转变：统治华北的腐败的旧政权，在敌人进攻下几乎是完全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敌人的傀儡政权——汉奸政权；随即又由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抗日游击运动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之下的大发展，在华北广大的乡村中，摧毁了敌人的傀儡政权，代之而起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抗日民主政权；仅仅几个月，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抗战中失败了，退走了，代之而起的是数量更大的与八路军密切结合的人民的抗日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抗战中所给予敌人的打击，大大超过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所给予敌人的打击。这种伟大坚强的游击战争，将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也将在敌人面前证明：征服中国是不可能的。很明白，象这样复杂的巨大的转变，没有正确的指导，是不能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完成的。

当时在策略的指导上，最复杂、最需要冷静地思索与处理的问题，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问题。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翻了筋斗。我们采用了这样两种斗争形式：第一种，就是在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完全退走的地方，以及从敌人手中收复的地区，建立当地的抗日民主政府和部队，独立自主地实行三民主义〔91〕，进行抗战，然后请求国民政府批准（但国民政府不批准也就算了）。这主要是在河北采取的形式，我们在上面已经研究过了。第二种，就是在山西采取的，即是与山西新派合作的形式，通过新派及牺盟会〔74〕建立根据地，建立武装政权，实行三民主义，进行抗战。这种形式，也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也能使我们、使革命前进一大步。

关于山西新派发展的具体经验是什么呢？

我们在山西的抗日根据地，最初是在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式下建立起来的。没有山西的新派，以及新派如果不在旧派的进攻下胜利地打击旧派，那末，我们在山西以至华北坚持抗战的困难是要大得多的。山西新派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也给了旧派投降敌人的企图以很大的打击。

山西的阎锡山〔168〕在绥远事变〔169〕后，看到敌人要侵占山西的严重性，决定了“守土抗战”的方针。因为他要抗战，他就需要人民的帮助，就需要采用许多进步的办法与任用许多坚决抗日而有能力的人才。这就形成了他下面的一派势力，即山西的新派。在太原失守后，旧派的许多人逃跑，有的投敌，于是他更重用新派，建立了新派的武装（决死队〔170〕），任命新派作专员、县长等。但到后来，因为新派愈加发展并形成为独立的力量，他又畏惧新派的势力过大，就反过来压制与打击新派，提高旧派，并利用旧派来反对新派。到最后，就指挥旧派向新派武装进攻。在新旧两派的斗争中，新派采取了坚决的方针，击溃了旧派的进攻。新派就更进一步发展与巩固了。

阎锡山是封建性很重的统治者，由于敌人对山西的进攻，他需要“守土抗战”，他在抗战中需要实行一些进步的办法，目的是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因此，他的进步是有限的，是暂时的。但是他能抗战与实行进步的办法，是好的，对革命是有利的，我们应援助他抗战。然而，如果新派的势力及群众运动的发展超过他所需要与允许的范围时，他就无所顾忌地来镇压群众和新派，他不需要真正的群众运动，他对抗战也是动摇的不彻底的。因此，我们就决定了这样的方针：（一）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随时戒备他来反对我们与群众；（二）用一切方式援助新派力量的发展，并设法参加新派，使新派实际地统治某些地区；（三）和新派一起，尽可能利用“牺盟会”的形式，独立自主地去开展群众运动；（四）新派在拥护阎锡山的口号下与旧派斗争，直到进行武装斗争，使旧派投敌或在山西造成反动的局面成为不可能。上述方针执行的结果，使新派取得了胜利，也使我们取得了胜利。山西新派的成功，是统一战线中左派的成功。

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因此，这个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总起来说，华北党在这个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地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正确、及时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并且动员和组织了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然而，即便如此，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是有不少缺点的。主要有以下一些：

第一，有些地方，特别是那些有工作基础的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因为长期习惯于秘密工作，在形势突然转变、历史飞跃前进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方式一下转变不过来，不会运用公开的、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解决各种问题。他们仍然照过去一样，一点一滴地去进行工作，一个一个地去发展群众团体的会员和党员，只进行局部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满足于几个党员与几十个会员的增加，满足于局部经济政治斗争的微小成绩。他们不能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提出任务，更不能解决在客观上完全成熟的那些任务。因此，他们就不能不远远落在客观形势发展的后面。这种毛病，很久以后才逐渐纠正。

当着客观形势的发展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就要善于等待，不要冒险前进。这时候不耐心等待，就要犯错误。但当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是来潮，是高涨，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时候，就不要再等待，要大胆前进，这时候再等待，也就要犯错误。我们过去进行了十多年的秘密工作，也可以说是等待了十多年，等待什么？就是等待这样一个运动的来潮与革命的高涨。今天，运动的来潮与革命的高涨都等到了，如果又轻轻把它放过，不利用这种时机迅速前进，那就等于犯罪。

第二，有些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他们在特别有利的时候，不知道以我党为领导来团结一切的抗日势力与抗日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来领导敌后的抗战。他们不懂得国家政权在革命斗争中极其重大的意义，而等闲视之，弃若敝屣。在山东及其他一些地方，当着旧政权人员逃走，汉奸政权又被我们推翻很久以后，还不独立自主地建立新的抗日政权，不知道委任县长、专员，不知道经过民主方式产生当地是高的政府，不去迅速建立新的抗日秩序，让那种无政府状态延长下去。他们似乎觉得我党无权利站在抗战的领导地位，无权利站在统一战线及抗日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无权利建立当地抗日政府及委任县长、专员等，而且他们似乎还觉得全体抗日人民也无这种权利，唯一有这种权利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他们就等了又等，等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去恢复那里的“一党专政”，然后他们再给以拥护。甚至当这些“一党专政”者转眼无情，不独不报答他们拥护的善意，而且要驱逐他们出境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由于这些同志的错误观点，使山东丧失了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最好时机，并还将下面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机关也取消了。这些错误，给我们以后在那些地方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这些错误，在华北其他一些地方也或多或少地发生过。

第三，有一些同志犯了过左的错误。在筹措部队的给养时，没有严格遵守统一战线的政策，过分加重地主富人的负担。在收编游击队时，编得过多，没有保留必要的地方武装及非党的外围武装，对编余干部的处理简单粗糙。在群众运动中，有些地方对于流氓分子的破坏性注意得不够，因而造成某些乱捕人、乱杀人、乱筹给养的现象，引起社会上的严重不安。党的发展在一些地方犯了“拉伕”的错误，引进了一些坏人及落后分子。这些错误现象的纠正，在许多地方是很慢的，拖延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有些地方在纠正这些过左错误的过程中，又不适当地打击了群众和下层干部，向他们泼冷水，因而引起群众情绪的低落和下层干部的消极，反动分子乘机反叛反攻。��第四，当时北方局与八路军的领导在路线上虽然是正确的，但在个别政策、个别工作上还不能免除自己的错误与缺点。最初我们对于地主，对于汉奸，在政策上有些过分的规定，虽在不久以后，我们自己就纠正了，但下面很久还没有完全纠正。其次，一九三八年春天，党内及军队内曾受到“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171〕这一口号的影响，许多地方不敢放手发展。这个错误，我们不久以后也自己纠正了。再其次，这个时期北方局在晋西停留时间过久，没有迅速到敌后各根据地帮助解决问题，有许多原则问题没有在党的干部中，特别是军队的干部中解释清楚。八路军部队向河北平原及山东深入的时间，也稍为迟了一些。这些缺点，都多少影响到当时的工作。

这就是抗战初期，也就是我们在华北发展时期的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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