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下）

抗战初期与发展时期华中工作的经验

一 抗战初期

抗战初期，华中党的工作是由长江局指导的。在长江局成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前，中央派了博古〔172〕同志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指导华中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冬，六中全会〔173〕决定成立中原局，并派我到中原局负责指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党的工作。而长江以南及新四军〔122〕军部的工作，还是由东南局负责指导。皖南事变〔174〕后，才将东南局中原局合并，成立华中局。因此，抗战初期华中工作的情形，我不清楚。以下的意见，只是我到华中以后，就下层调查所得的一些材料来加以检讨的，所以还不是全面的。这些意见是否完全正确，也是值得商讨的。

这里还要说明一下，当时长江局的任务，不只是指导长江流域各省的工作，还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华中的工作，只是长江局指导范围以内一部分的工作任务。我在下面所要说的，也只是华中范围以内的工作，而不涉及其他部分。

抗战以前，党在华中的组织基础怎样呢？

一般说来，党在华中的基础比华北更弱，除开南方各省及大别山有不大的游击队之外，只在上海、汉口、河南及徐州等地方有党的很小的组织，而这些组织大半是新建立的。但是，由于民族革命的来潮和党的工作，党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各大小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中，都有党的各式各样的广大的同情者。

在抗战开始以后，武汉失守以前，是华中情况激烈变化着的时期。当时，华中情况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日寇向华中大举进攻，上海、南京、汉口、杭州、九江、徐州、安庆等城市及华中广大地区，均有失陷的可能。

第二，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抗日高潮，国共合作已宣布成立，我党已取得暂时的合法与半合法地位，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

第三，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并出动到南京、镇江附近抗战。

第四，在敌人进攻下，前线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部分溃散，遗弃大批武器弹药，敌后地区的旧政府纷纷撤退，秩序混乱，土匪纷起，人民恐慌愤激。

在上述情况下，党的工作方针与任务应该是：一方面，迅速恢复与发展党在各地方的组织，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帮助国民党军队抵抗敌人的进攻，推动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同时应将自己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准备与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上，放在敌后的乡村工作上，以便在国民党军队退却之后，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和势力，用游击战争坚持抗战。

当时华中党的领导机关如何决定行动路线，我不知道。据说当时华中党的领导机关只提出了：发展各地方党的组织，动员群众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阻止敌人进攻，求得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等任务。而对于准备与组织敌人后方和前线的游击战争，敌后乡村中的工作及独立自主地团结一切抗日人民坚持敌后抗战的任务，则根本没有提出来。据说当时曾有同志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还受到领导机关的反对，说这些同志太重视游击战争了，说敌人是要用机械化师团才能打出去的。很明白，当时华中党的行动路线，与当时中央在抗战初期的行动路线是不同的，或者是相反的。

华中党在这一伟大抗战高潮时期内，是有成绩的，主要是：第一，在华中许多重要城市及某些乡村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并组织了一部分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帮助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出版了《新华日报》〔175〕及其他书报，向各方面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等；第二，成立了新四军，并出动到南京镇江附近抗战，不大地发展了新四军，在个别敌后地区组织了党所领导的几个小的游击队，但这些游击队都是用友军的番号。

除开这些成绩外，工作中还有重大缺点，这就是：没有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重要敌占城市的附近组织起党所领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敌后及乡村中的工作特别薄弱或者完全没有工作。新四军的发展还很小，在给养方面很困难，在战略上所处的地位很危险。华中敌后许多自发的抗日游击战争，很久也没有得到我党我军的领导。因此，我党我军在华中抗战中所占的实际地位是很微弱的，这就是当时华中党的工作中最大的缺点。我认为，这些缺点主要是由于以下的错误观点造成的：

第一，是不了解芦沟桥事变以后民族革命高涨的新形势和主要斗争形式的新变动，不懂得根据这种新形势和新变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路线与布置自己的工作。没有把主要的注意力、工作的中心放在组织和发展敌后广大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上，而放在那些不久就要失守的城市中非武装的群众斗争上。在新形势下仍然以非武装的、部分的群众政治经济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就必然使自己的工作在抗日武装斗争中发生不了什么重大作用。没有注意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敌后去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没有想到自己如何有组织地独立自主地去参加抗战，而仅仅以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为满足。结果国民党拒绝我们的帮助，并限制和禁止群众的反日运动时，我们自然就一无所有。

在武汉失守以前，华中有发展游击战争的很好的条件。在上海、南京、汉口、徐州及其他地区，国民党军队退却时丢弃了数十万件武器及大量的军用品，而敌后又是空虚的，一时什么人也管不到。如果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此时是有决心的，动员上海、南京、汉口等地大批的干部、党员及非党抗日分子到敌后工作，如果将新四军大胆地分散深入到敌后活动，那我们一定能够在敌后组织大批的武装部队，并建立起很多的根据地。然而，当时华中的负责同志没有这样做。他们在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守的时候，组织党员与同情分子一起往大后方退，而不是到敌后的乡村拾起枪来独立自主地打日本。所以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大城市失守以后，附近没有我们的游击队，倒有国民党的及土匪的游击队（我们在这些城市附近的游击队是武汉失守以后很久才去组织的）。这样，华中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及建立根据地的最好时机，就白白放过了。

第二，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在最初一个时期对于抗战形势有不正确的估计。他们估计日本不至于打到武汉来，或者中国军队可以在长江下游阻止敌人前进，中国可以速胜，可以很快就驱逐敌人出境。因而他们认为没有在敌后长期大搞游击战争的必要。因而他们对于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与游击战的相互关系有不正确的了解，不了解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不了解我们在抗战中（至少是抗日初期与中期）只有在基本上采取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方式去参加抗战才是正确的。因此，他们就放弃了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中心任务。

在举国一致的抗战中，说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看不见武装斗争，那是不对的。他们看到了战争，也懂得“战争解决一切、一切服从战争”的道理，但他们对于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有不正确的估计。他们不具体了解敌人是一个现代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在这种情况下，要在敌人战略进攻的阶段就阻止敌人向内地深入是不可能的，广大中国领土沦陷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军队驱逐敌人出境也决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但由于敌人是异民族，并且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无法完全控制敌后广大的占领区。又由于中国旧的统治者的腐败，在敌人严重进攻下不可避免地要逃亡崩溃。只有在这种估计下，并从这些具体条件出发，才可能确立在敌后长期大搞游击战争的行动方针。但当时在华中的负责同志并不这样估计，并不承认这些具体条件的存在，认为中国军队在抗战开始时就阻止敌人深入内地是可能的。因此，他们就不能确立在敌后大搞游击战争的方针，而集中力量于如何从正面阻止敌人前进，如何保住武汉，如何很快地把敌人打退，收复沦陷区；而不集中力量于准备与布置敌人向内地推进以后的工作、武汉失守以后的工作、沦陷区不能很快收复时的工作，从而就丧失了发展游击战争的最好时机。

其实，在武汉危急时，我们在华中大部地区的中心任务应是独立自主地组织与准备游击战争，其他一切工作（如民运、地方的统一战线工作等），都只能是配合游击战争的。游击战争是这些地区当时工作的唯一方向，其他的方向都只能是空谈。当时我们在华中并没有一个正规军队，一切政治、经济、文化都还在国民党指挥下，武汉及其他地方的群众又没有自己起来直接保卫武汉的实力，而我们要在武汉附近及其他敌后准备与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国民党又是禁止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除开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以及与游击战争相关联的其他一切工作）外，还有什么实际工作可做呢？这时如果我们不搞游击战争，而要搞正规战争，搞保卫武汉的正规战争，那我们除开向国民党建议，督促与帮助国民党而外，是没有其他任何办法的。但国民党不听我们的建议，拒绝我们的督促和帮助。我们的建议、督促和帮助，都只能是空谈，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抗战的主要战争形式是正规战，也只有正规战才能最后战胜敌人与驱逐敌人出境。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也当采取正规战的方式和敌人作战，而且也要用一切方法造成将来能够和敌人进行正规战的一切条件，这些都是无需说明的。但是，从当时我们共产党的具体条件出发，是不能采取正规战去参加抗战的，特别在华中更无这种可能。而游击战争在抗战中占极重要的地位，我们又完全有可能独立自主地去进行，因此只有进行游击战才是正确的方针。然而，当时华中的领导机关对于这种又重要又可能的游击战争不去搞，轻视它，主观地缩小它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而去强调正规战，把自己的工作方针和全部希望放在正规战上。结果就只有去依赖国民党，将就国民党，幻想在国民党允许之下，成立若干归我们领导的机械化师团去进行正规战，或者幻想国民党能够允许我们参加他们的军事、政治领导（即所谓共同领导）。这就要在统一战线政策上走到右倾机会主义。这也是造成上述缺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华中党的领导机关在当时情况下，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执行中采取了不正确的方针。他们不是在敌人大举进攻下采用一切办法造成一种形势去逼迫（同时也实行必要的有限度的让步）大资产阶级与我党合作抗日，而是采用单纯让步的办法和在行动上严格限制自己的办法，去企图求得大资产阶级诚心善意的合作。因此，他们就不敢超出大资产阶级的意旨和允许之外去行事，不敢采取有组织的独立自主的方式去参加抗战，不敢在可能条件下组织一定独立的战线与战区去抗战，不敢组织自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不敢用共产党的名义及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不敢收编那些愿意受我们编制与领导的抗日部队，甚至不敢拾起国民党军队所丢弃的枪枝，更不敢独立自主地到敌后去团结一切抗日阶层与抗日势力，建立在自己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民主根据地与抗日民主政权。甚至在国民党采用各种办法来限制我们及向新四军部队实行无理磨擦和进攻时，也不敢采用坚决自卫的斗争方针，而只是一味地让步。因此，就不能不丧失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及建立根据地的大好时机，就不能不助长大资产阶级敢于向我们进攻的嚣张气焰，就不能不脱离广大的中间阶层，而陷自己于严重孤立和危险的境地。

他们不知道，我党与大资产阶级的合作，是带着阶级对抗的合作，是在一种特殊形势下的合作。大资产阶级最初就不是诚心诚意与我们合作，而是要在合作过程中来限制、削弱与瓦解我们。所以，在这种合作中，我们决不能只用让步的办法，必须进行适当的斗争，必须利用与设法造成一种客观形势去逼迫对方，才能使这种合作继续保持与巩固。为此，首先就必须超出大资产阶级的意旨以外去发展进步势力，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就必须超过大资产阶级允许范围，利用一切时机去敌后独立自主地建立我们的武装与根据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坚决进行抗战与实行三民主义。这样，才能造成一种情势，使大资产阶级不敢轻易反对我们，不敢破坏合作，并不得不继续和我们合作。所以，我们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不独不会促使国共合作破裂，相反，还是保证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如果只采取让步的办法去求得大资产阶级的合作，结果不独不会使合作保持、继续与巩固，相反，还会引起大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严重进攻，引起国共合作的破裂。这一点，不独有历史上的事实可以证明，就是华中当时与后来的事实也是完全证明了的。然而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不懂得这条道理，所以走了错误的道路。

第四，不能不说到华中负责同志的组织纪律问题、党性问题以及思想方法问题。当时党中央对华中工作是有很多正确指示的，华北敌后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广大发展的实践经验，他们是知道的。然而他们不执行中央的屡次指示，轻视在华北实践中已经证明了的经验，而强调华中的特殊性，在行动中坚持自己的与中央抵触的错误路线，才在工作中造成这样不美妙的结果。

抗战开始以后，党中央关于政治、军事及组织工作的方针是很明确的，有历次决议、决定与指示，并在徐州失守后特别对华中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作了明确的指示，以后对东南局及皖南新四军军部又有许多严峻而明确的指示。但是，这些都被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拒绝了，他们坚持着自己的错误方针，这不仅仅是方针上的错误，而且是组织纪律上的严重错误，表现了这些同志党性的不纯。他们强调华中一些个别的特点，说华中没有八路军，华中敌后大部分是湖沼地带、水网地带及平原，华中没有军事干部，华中的国民党与华北不同等，以此为借口，来拒绝中央的指示。很明白，他们夸大了华中的一些局部现象的特点，并根据这些局部现象来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思想方法上的错误。

此外，他们对于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信心不够，害怕到敌后去活动，对敌后情况估计过分严重，也是他们放弃敌后工作的原因之一。

很明白，如果他们的组织观念是强的，遵守纪律的精神是好的，党性是纯洁的，如果他们尊重与细心研究并执行中央的指示，停止执行自己的方针，那末他们也不会在自己的工作中造成这样不好的结果。

以上这些，我认为就是造成这时期内华中敌后工作特别薄弱以及其他缺点的重要原因。

二发展时期

一九三八年，党的六中全会决定了发展华中的方针，然而在这时，发展华中最好的时机事实上已经过去了，但还没有完全过去，还来得及补救。

我们到达华中以后，继续犯了一个错误，又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当时估计，敌人占领武汉以后，还会继续向内地实行战略进攻，平汉路、陇海路及郑州、洛阳、西安等地会被敌人占领，河南全部会成为敌占区。因此，当时我们一方面布置武汉附近及豫东的游击战争，另一方面集中准备河南的游击战争，而没有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津浦路、淮南路以东的广大敌后地区。如果我们能早将中心移到津浦路附近，那我们就会多做很多事情。以后我又回延安开会，整整耽搁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虽然李先念〔176〕已经初步发展了武汉附近的游击战争，彭雪枫〔177〕、吴芝圃〔178〕发展了豫东的游击战争，而津浦路、淮南路以东仍是没大注意开展游击战争，那里的同志仍在东南局原来路线的影响之下。直到一九三九年冬，才改正了这个过分的估计，才确定认识抗战的相持阶段已经到来，才把中心移到津浦路两侧敌后地区去。但这时，时机更晚了一些，条件更困难了些。

武汉失守以前，国民党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和共产党合作，但是它企图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党。所以它对共产党主要是采取麻痹政策与特务政策。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采取严格限制与打击共产党的政策，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179〕等。从这时候起，国共之间的磨擦，就在各地逐渐发生。又因日寇停止了对中国的战略进攻，而加紧其政治上的诱降活动，国际上又有远东慕尼黑〔180〕的新阴谋，以及我党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一些恐惧。因此，就使得国内形势逆转，投降、倒退、分裂的危险空前严重起来。汪精卫〔14〕投降，亲日派活跃，全国性的反共高潮开始出现，华北敌后不断发生武装磨擦，华中国民党顽固派亦节节向我进攻，强令我江北部队南调，武装磨擦亦开始发生。此时，我党在华中及皖南薄弱的武装力量，有被亲日派反共派包围、孤立和击溃的危险。在国民党地区，我党和进步的群众组织，则受到压迫与摧残，已经开始了民众运动的退潮。因此，我们在华中的工作条件就更困难了。

这时，华中敌后地区的情况也和武汉失守时有了根本的不同。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惶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这样国民党就在敌后恢复了他们的一些秩序，江北自发的人民武装游击队已全部被国民党收编（但在后来又大部投敌当伪军），而我们在敌后则很孤立。形势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

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办，我们的方针是什么呢？

我们根据中央指示，揭破日寇的诱降与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动员并联合一切抗日的党派、阶层和人民，反对汪精卫，反对亲日派、反共派的投降、倒退、分裂活动，为坚持抗日、团结和进步而奋斗。我们的行动方针是：（一）在国民党地区，根据运动的退潮情况，适当防御与退却，党的组织转入秘密状态，隐蔽精干，已经公开及半公开的干部党员，采取某种可能的向国民党抗议的方式撤退。（二）在敌后地区，则准备独立自主地坚持抗战，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难（不依靠国民党发饷和弹药），准备全国性的及地方性的突然事变，准备实行自卫，克服当前的危险，准备在可能的地区建立一些根据地，并相机挽救前一时期华中工作中的损失。

我们当时在党内、军内传达了党中央在抗战以后的正确路线和我们的行动方针，在党的干部会上报告了目前严重的形势，指出了我们面临着的危险及华中党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全体干部的精神为之大振，深刻地检查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认识到对于反共顽固派的退让政策不是出路，从而高度团结在中央的路线的周围，并为新的任务努力工作。这就在精神上、组织上准备了自己，并准备了群众，为克服当前的困难，为应付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而坚决斗争到底。很明白，如果没有这种转变，没有这种准备，没有这种明确的方针与坚决斗争的意志，要克服当时的危险是不可能的，当然更说不上创造华中敌后的新局面了。

我们工作的发展获得了超出我们希望以外的成绩。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正确方针，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反共顽固派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反共顽固派在一九三九年发动反共高潮〔181〕，向我华北八路军及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在我华北党坚决自卫方针指导下，八路军与广大人民坚决斗争，击败了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不得不停止进攻。然而顽固派并没有死心。他们以为华中我军力量薄弱，过去又有退让政策，很好欺负，在华中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182〕可以有把握地消灭或驱逐我军，因而就毫无顾忌地向华中我军进攻。可是事态发展的结果与顽固派的愿望相反。反共顽固派多次的武装进攻，使我们不得不下最后的决心，团结一致与之拚命。在坚决的自卫斗争中，我们的指挥员与战斗员都是理直气壮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及大多数地方士绅都是同情我们的，有很多人参加了我们的自卫斗争，包括江苏八十四岁的老耆绅，过去做过两任省长的韩国钧〔183〕先生，都是始终如一地站在同情我们方面，指责反共顽固派。在反磨擦斗争中我们执行了正确的策略，严格遵守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使我军的士兵、广大的人民群众、士绅以至国民党军队的官兵都亲眼看到：我们是自卫的，是有理的，是迫不得已的；而反共顽固派是进攻我们的，是无理的，是企图置我们于死地的。到了条件成熟了的时候，我们即向进攻我之反共顽固派实行坚决的猛烈的反击。在反击之后，我们又进行充分的解释（对自己的士兵、对人民群众、对士绅、对俘虏、对友军、对反共顽固派都进行了解释），释放俘虏官兵，医治对方伤员，并请士绅到对方提出和平条件，说明我们是不愿意自相残杀而放过日寇的。这样我们就争取到了广大的同情者和后备军，而反共顽固派则是孤立的，内部是极不一致的。所以，我们华中的武装力量虽然很小，反共顽固派指挥下的武装虽有二十余万人枪，但在无数次的磨擦斗争中，反共派没有得到重要的胜利，而我们则是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反共派的进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样，我们在华中不独渡过了危险关头，而且打开了在敌后广大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局面。我们华中的力量，在一年多的反磨擦斗争中没有削弱，而且发展了。反共顽固派在敌后的二十余万武装，则在磨擦中引起了内部的瓦解——叛变投敌、逃跑，加上战斗中的伤亡，所剩无几。大敌当前，他们无理进攻自家人，得到了应得的报应，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我们则“因祸得福”，感谢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我们在华中的武装部队很少，但在一定地区有局部的优势，可能独立自主地在局部地区内实行三民主义——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进行抗战、保卫家乡、改善人民生活等。这样，群众拥护我们，而反共顽固派就嫉妒与痛恨我们，并找借口武装进攻我们。然而群众是明白的，许多群众说：“他们自己不实行三民主义，还要反对人家来实行，真是没有道理！”他们师出无名，其气不壮，在群众中孤立，内部不团结。在这种时候，我们停止了退让，实行了坚决的武装自卫和反击。这就是反共顽固派失败的基本原因，也是我们胜利的基本原因。我们在华中敌后地区的发展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是经过了这样的具体道路：独立自主地实行三民主义与坚决的武装自卫斗争。这是和华北不同的道路。我们不独是在同敌伪的不断战斗中，而且也是在同反共顽固派的不断自卫斗争中，即是说，是在三角斗争中来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

在这种非常复杂的形势下，一方面我们没有在大敌当前犯进攻“自家人”的错误，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在反共顽固派武装进攻面前，犯毫不抵抗、一味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说，我们不独是在对日武装斗争中，同时也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也在对顽的反磨擦武装斗争中，执行了正确的路线，执行了正确的政治方针、军事方针与组织方针，运用了灵活的策略，彻底纠正了华中党在前一时期的错误路线，我们才渡过了难关，克服了危险，并取得了胜利。如果没有这后一方面，我们的胜利与发展也是不可能的。皖南的负责同志与新四军军部，就犯了这后一方面的错误，他们在反共顽固派阴谋和无理进攻的面前没有警惕性，一味退让，重复大革命时期陈独秀〔114〕式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没有在中央的屡次指示之下改正自己的错误，一直坚持错误到底，最后又在军事行动上犯了错误。结果就在皖南事变中遭到惨重的失败。华北华中以及皖南实践的经验，这样明确地证明了一个真理：抗战以来，应该说是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谁个违背了它，谁就不能胜利。

反共顽固派的失败，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在每次磨擦之后，我们都向他们提议和平，要求他们停止武装进攻，一切问题用商谈来解决，然而他们完全拒绝。我们在二次黄桥战斗〔184〕之后，答应让出盐城、东台及其他地区的防地，放还俘虏的师、旅、团长三十余人，退还缴获的武器等条件；请韩国钧先生到韩德勤〔185〕那里去谈判，要他们停止对我们继续进攻，然而他们还是拒绝了。弄得韩国钧先生也气愤地对我们说：“和平无望！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准备自卫吧！”很明白，如果顽固派在我们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议之后，停止进攻，那他们也不会弄到那种地步的。顽固派除开抱怨他们自己以外，还能抱怨谁呢？

由于顽固派不顾大局，在华中进行了一年多激烈的武装磨擦，我们虽然基本上胜利了，但牺牲是重大的。尤其以皖南事变中的损失为最大。同时日伪也乘机利用这种磨擦来加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与掠夺，因而使敌后抗战更加困难。又由于许多反共武装的叛变投敌，伪军增加了，伪化区扩大了，敌人的扫荡也加多了。即使如此，华中敌后广大地区还是建立了进步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阶层广大人民在新的条件下团结起来，建立了敌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及其他一切形式的组织，武装人民，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人民的自由及人权、地权、财权等，这就大大提高了华中敌后人民的抗战力量。华中人民和新四军在一起，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有力地坚持着华中敌后的抗战，给敌伪以极大的打击。这就是在磨擦中所引起的华中敌后情况的基本变动。这种变动，将长期影响华中敌后形势的发展，并影响全国形势的发展。这是在磨擦中所产生的积极的结果。在反磨擦斗争中，我们不独克服了当时的危机，而且使我们发展华中的任务也基本上完成了。前一时期华中工作中丧失发展时机和敌后工作特别薄弱的缺点，我们也基本上克服了。

三年来，华中工作的主要成绩是什么呢？

由于中央的正确指导，北方局和八路军的援助，华中我党我军全体干部、党员和指战员的英勇奋斗，除开个别地区以外，我们的工作都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简单地讲，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胜利坚持了华中敌后抗战，严重打击了敌伪。除开皖南与豫皖苏边区外，击溃了亲日派、反共顽固派对我军的进攻，阻止了投降分裂的危险。

在一九四一年，我军各师作战的情形如下：共作战二千三百九十一次；缴获枪枝二万六千一百八十二枝，轻重机关枪六百挺，各种炮四十一门，各种子弹七十八万三千零一十二发，各种炸弹四万二千五百一十八枚；毙伤敌伪官兵三万三千零七十三名，俘虏二万零七百八十二名。我之死伤一万三千九百九十八名（皖南事变除外）。

在一九四○年以前，我军除第五师外，作战情形如下：共作战二千七百零三次；缴获长短枪一万八千三百九十二枝，轻重机关枪四百二十八挺，各种炮五十七门，各种子弹六十六万一千五百零五发，各种炸弹一万二千九百一十七枚；俘虏及毙伤敌伪官兵共一万七千二百三十九名。我伤亡官兵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三名。

从以上的数目字，可以看出我军作战取得很大的胜利，严重地打击了敌伪，坚持了敌后抗战。

第二，在华中敌后广大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民主政治，发动与组织广大的人民到抗日战争中去。虽然政府断绝供给我军一切饷弹，但由于这种根据地的建立，仍能保证我军的给养。

根据不完全不精确的统计，可以报告以下的一些近似的数目字：

我军所建立的敌后根据地，面积共约一十八万方里，如加我军经常游击活动的地区，则约有二十五万方里，其中大约有十万方里是比较巩固的地区。在根据地内的人口，根据一九四一年向我交纳各种税款及公粮者计算，约共有一千五百万人，约占敌后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在比较巩固地区的人口，则约有八百万到一千万人。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虽然还极不完备，错误还多，但是我们注意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政权，实行“三三制”〔126〕。我们在各地开了参议会〔186〕及士绅座谈会等，将党的政策向各阶层人民作解释，消除了中上层人士的怀疑恐惧，他们中有一部分积极参加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在这里至少可以证明：抗日根据地内，在适当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是可以同中上层人士保持合作的；在与中上层人士保持合作的条件下，仍然是能够适当改善人民生活的。那些认为要切实改善人民生活，就不可避免要与中上层人士弄翻脸的观点，是不对的。

第三，发展了抗日武装部队，在一定基础上武装了人民。我主力军之大部经过几年来的战斗锻炼和整训，一般已结束了游击队的阶段过渡到正规兵团的规模。地方军中的一部分已提高了战斗力，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中一部分已能担任战斗任务。

第四，发展与建立了党的组织，在一定范围内组织了群众，改善了群众生活，实行了减租减息〔144〕、改善雇工待遇等。

除开这些主要的成绩外，还在各地开展了敌伪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个别地方联络友军的工作亦有成绩。各地党与部队在训练干部方面亦进行了一些工作，在各种学校及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已有数千人。一部分在职干部的理论认识与党性有些提高，在三年的艰苦斗争与工作中，锻炼了我们大批的干部。兵工生产，文教工作，亦已在各地开始进行。

这些都是我们看得见的成绩。一般地说，开辟与发展华中敌后工作的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这种任务的完成，抗日民主势力在华中敌后广大地区内的生长与巩固，不会不影响到中国的抗战形势以及国内政治军事情况的发展。我军在华中敌后已最后地站稳了脚跟，任何势力企图消灭我们，是断乎不可能的了。长期坚持华中敌后斗争以至于最后胜利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已经打下了基础。

在这个时期的工作中，我们还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呢？

除开我们最初对于敌人的战略进攻有某些过分的估计，及皖南的负责同志犯了错误，因而受到很大损失外，还有以下一些错误与缺点：

第一，有不少同志在反磨擦斗争中犯了左倾错误。有的同志认为，反共高潮一来，磨擦一起，国民党就完全反革命了，国共关系就根本破裂，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就可抛弃，因而在策略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有的同志在武装反磨擦中超出了有理与有节的原则，只图有利，造成了原则的错误。还有的同志提出了“打倒顽固派”的口号，或把“敌、伪、匪、顽”写在一起，把顽固分子当作汉奸，把中间分子当作顽固分子来对待，甚至还发生个别没收顽固派财产的事情。有的同志向各方面的宣传解释不够，不是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一个复杂的武装磨擦问题，而是粗枝大叶地随便地处理这个问题，因而引起许多人的误会与自己内部的怀疑。

最初我们是集中火力反对右倾错误，反对在反共顽固派进攻面前畏怯、退却、投降。但后来，在武装磨擦的过程中，左倾错误逐渐地严重起来。因此，我们又不得不集中火力来反对左倾，纠正这种错误。

第二，最初，华中的党、军队和群众团体在筹措给养方面，在收编游击部队与地方武装方面，在处罚汉奸方面，在社会政策方面，都和华北一样，犯了一些过左的错误，经过了一个混乱时期，引起了社会上某些不安及上层人士的恐惧，个别地方发生地主逃跑等。然而混乱时期一般不长，有的几个月、有的几星期就纠正了。另外有些地方，则由于土匪的蜂起及顽固派武装的捣乱，这种混乱时期比较长些。

第三，由于我们在华中敌后的军队和党的组织，最初是通过江南、华北及中原各方面的关系去建立的，是各方面合拢来的，各有各的建制及领导关系、指挥关系等，在行动上、政策上最初也是各干各的，彼此联系很少，因此，在斗争中就不能彼此协助，不能统一地对付日伪与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而受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在统一战线及其他政策上，对于某些具体问题和具体人，常常表现各部队之间、上下级之间、军队与党及政府之间的不一致，以及党所公布的政策与各部队各机关的行动之间的不一致，因而就给反对我们的人以很多机会来钻空子，进行挑拨离间，引起我们内部的误会。在华中建立统一的政治领导与军事领导，从组织上、行动上、思想上以至供给上、制度上去统一各部队与各地党组织，是经过了长期的艰苦工作，并在中央的有力帮助之下，才最后获得解决的。

第四，华中我军是处在民族战争与内部的磨擦战争中。这两种战争，须要两套不同的战法，须要两种不同的战略战术原则。对日战争的指挥原则，是在战略统一指挥下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反磨擦战争的指挥原则，是在战略、战役以至战术上都要统一指挥，特别是在政策上，更须要统一。而这两种战争的相互关系，是很复杂的问题。由于客观事物的这种复杂性，再加上我们部队组织及战斗作风的不同，所以，许多军官的军事指挥就难免发生错误，常常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比如，在几个部队配合作战的反磨擦战争中，有些指挥员用指挥游击战争的原则来指挥部队作战。他们并不严格听从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认为可以打时就打，不可以打时就不打，或随便转移方向，擅自指挥部队行动。他们或者把内战时期的战略战术原则机械运用到情况完全不同的华中敌后的反磨擦战争中。还有些同志不尊重上级所给予的战略任务，不肯用一点力去解决战略上关系重大的战斗，而只注意争取战术上的胜利。结果他们虽然在战术上获得胜利，缴了很多枪，俘虏了很多人，战斗次数亦很多，然而局面并没有打开，战略上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形势甚至还弄得更坏。另外有些部队在对日作战中不了解在战略上要统一指挥，而各部队在战术以至战役上要独立自主。他们常常在战略上不严格服从指挥，而在战术与战役上又常常请示上级，甚至抱怨上级对他们指挥太少等。还有些部队在对日伪作战中，疏忽了对反共武装的警戒，或在反磨擦战争中，疏忽了对日伪的警戒；或者不能在一定的时候集中主力对付一方面，而两面同时作战；或者在集中主力对付一方面时，又过分估计另一方面的夹击危险，而畏首畏尾，不敢下决心，或中途动摇，不善于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

以上这些，就是这个时期华中工作所发生的一些错误与偏向。由于这些错误与偏向的发生，使我们在斗争过程中丧失了一些后备军，在某些阶层的人民中引起了某种程度的隔膜，并给了敌人一些可乘之机，使某些问题不能解决，造成某些僵持的局面，浪费很多时间，使我们以后的工作发生了很多困难。

华中敌后的根据地是在抗战三年以后才开始建立，并且是在反磨擦斗争胜利之后才开始建立的。由于这两个特点，再加其他特点，就使华中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条件，比华北更困难些。然而，我们有了华北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有中央的许多指示，我们可以少犯许多错误，可以较快地纠正各种错误。因此，也就使我们在中下级干部较少较弱的条件下，能够运用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迅速恢复敌后抗日的秩序，团结各阶层人民在我们的周围，建设与巩固各根据地，坚持华中敌后的抗日战争。

这就是发展时期华中工作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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